中外文化的差异和不同

浅贝

    不同的国家，思维方式有时是完全不同的，记录一些。

浅贝

高福利高收入的北欧人，为什么总感到抑郁？


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一向在各种“最幸福国家”榜单上名列前茅。而国际社会关于北欧的另一个标签则是抑郁，更精确的——自杀率高。

这两个标签，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神话。一方面，相比“幸福（happy）”这个很难量化的指标，北欧人更乐意用“满足（content或satisfied）”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

另一方面，对抑郁（包括但不限于“冬日抑郁（winter depression）”）的认知和去污名化使抑郁被规范化（normalized），成为北欧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北欧的电视剧和日常生活里，你能看到关于抑郁的各种冷笑话。例如：是的我们会抑郁，但幸好我们有很多湖，可以随便跳。又如：是的我们很抑郁，但瑞典人比我们更抑郁！

本文将以作者在丹麦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聊聊“幸福”和“抑郁”间这种有趣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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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hagen, Denmark

Photo：Raoul Croes，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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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leje, Denmark

Photo：Febiyan，Unsplash





在顺应工业革命潮流崛起和因富裕的福利国家闻名于世前，北欧曾是贫瘠之地。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均不适合耕种，小冰期和与周边国家的连年战争更是使其雪上加霜（瑞典帝国在17世纪曾兴盛一时，但征夫之苦也可想见）。人们生活清苦，以渔业、采集和小规模的农业为生。

北欧的封建制度并不如西欧般等级森严，但统治者剥夺教会，教会剥夺小民，情况并未见得好多少。今天丹麦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开放式三明治（Smørrebrød），正是脱胎于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工人们的食物。在繁忙的劳动中，他们取出自带的黑面包，堆上鱼、肉甚至土豆，便是一顿午餐。

如今，当人们惊讶于北欧料理的精致和健康时，大概不会想到它起源于物质匮乏。二战后，北欧用几十年时间变身福利国家，公费医疗，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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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hagen, Denmark

Photo：Katarzyna Dutkowska，Unsplash





到达丹麦后，我第一次发现身边有这么多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

当时我男朋友的小叔叔在20出头时自杀；他的姑姑，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常年为躁郁症困扰，在招待我们时一边热情一边无法控制地甩出刺耳字眼。他的堂姐因重度抑郁服药数年后认定，药物不可能帮助她，遂开始求助大麻和各种致幻药物。她甚至取得了丹麦一个电视台的资金支持，要去秘鲁体验死藤水。

他母亲的现任男友，一位工程师，在20年前便已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精神分裂不具劳动能力，此后一直领政府救济生活。在情况最糟糕的几年，他每周只有一天能出门见人，其他时间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痛苦。即使在他们稳定恋爱六年后决定同居时，也购入了一辆房车以便他抑郁发作不愿见人时可以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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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方形 The Square (2017)





如果说这尚能用家族遗传和亲人自杀的阴影来解释，那么之后，我结交了更多朋友，也听到了更多这样的故事：

曾有朋友在阳台上抽着烟跟我说，他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在几年前毫无征兆地自杀了。从那之后他一直为死亡的阴影笼罩。

而我的另一个朋友，他20岁的十年只有两个主题，抑郁和对抗抑郁的嗑药。与那相伴的是不断从学校和亲密关系中失败退学。在30岁那年，他走进大学开始学习哲学。在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时，只能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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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poteket, Copenhagen, Denmark

Photo：Charley Litchfield，Unsplash





但这反映的，与其说是抑郁症的高发，不如说是抑郁症的高检出率和对此的重视。

丹麦的抑郁症诊断率大概为人口的1-2%，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15-25岁的青少年免费接受心理治疗。成年人接受心理治疗虽需自费，但如经评估需接受药物治疗亦属公费医疗。精神类药物由国家管控，相当严格。

丹麦第二电视台2017年报道，丹麦有25万人服用抗抑郁药物，约为总人口5%，这个数字看起来吓人，却和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更低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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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hagen, Denmark

Photo by Ava Coploff on Unsplash





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原因当然是日照时间短，影响体内维生素D水平。北欧的冬天能从11月延续到次年3月。漫长的黑夜仿佛永远没有尽头。起床时，天是黑的。太阳到10点时懒懒探出头来。而到下午3点多则又懒洋洋地沉下去。

冬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寒冷，因为主要城市的最低温也是零下几度。但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绵绵阴雨则带来彻骨的冷意。黑夜和阴沉的天空像魔掌，把人搂进怀里，令人窒息。在这漫长的寒冬的黑夜里，和家人或好友一起点上蜡烛，喝咖啡或酒，摊在沙发里闲聊，便是北欧式幸福“hygge”的最直观含义。

但维生素D的检查和补充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在你第一次拜访家庭医生时，对方便会建议你检查维生素D水平。即使数字正常，也会建议你购买维生素D和镁服用。还有每月口服一次即可达到效果的制剂。此外，人工日光浴在北欧也十分流行。走进日光浴中心，便可亲近紫外线。

那么，有其他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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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tvig's Church, Copenhagen, Denmark

Photo：Kirill，Unsplash





宗教是一个为人忽视的因素。一方面，丹麦宪法第四条规定，福音路德教（新教的一支，接近英国国教）为丹麦国教，受政府保护。另一方面，丹麦是世俗国家，政教分离，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很小。

丹麦和美国的相似之处在于，民众认同的主要对象是宪法和基本权利（可比较中国人对炎黄对秦皇汉武等久远历史的认同）。问世于1953年的丹麦宪法是近代宪法先驱之一。丹麦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国家。

丹麦朋友曾告诉我，丹麦是一个小国，在二战中无法抵抗便迅速投降了。丹麦没有好莱坞，没有苹果公司，但丹麦有宪法和进步，那是他们最骄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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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enhagen, Denmark

Photo：Josè Maria Sava，Unsplash





但丹麦和美国的不同之处之一是，宗教至今仍是美国社会的重要方面，而丹麦的悖论在于，理论上路德教徒依旧众多（约50-70%的人口），大部分人出生即受洗礼，注册为教徒，而去教堂的却越来越少。

设想一个出身小镇的青年拥有一个虔诚的新教父亲，而他家庭以外所经历的社会化都以无神论为正确。在丹麦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宗教是必修课，但内容却是作为文化的宗教。

如果他在课上表达出父亲那里听到的观点，很可能被同学嘲笑。等他到了大学，他可能会陷入空前迷茫。大学牧师将会倾听他，甚至成为力量来源。但如果他向其他人讲出这件事，则又可能被贴上脆弱的标签。

一个遍地教堂的教徒众多的以信仰自由为骄傲的去宗教化的新教国家，这是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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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øbenhavn, Denmark

Photo：Kasper Rasmussen，Unsplash





丹麦社会的另一个价值是平等。在免费的公立学校做第一名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平等。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我感到不可思议，却在求证了无数人后接受了它。丹麦的中国家长会因为让孩子在家额外学习而被老师批评警告。不无讽刺的却是，精英阶层将孩子从小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

丹麦的年轻人大概有三种：一种有明确的目标，人生理想是稳定的工作、家庭和一个在西班牙或其他温暖地区的度假小屋；一种则在不断地gap year（间隔年）、旅游、打工、休学、退学、入学；一种（少部分）则在酒精和药物中沉沦。

这三者当然会有交叉。而迷惘也着实普遍。一种寻常的表达是：“生活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因此，北欧式的抑郁便呈现为一种中国甚至东亚人难以理解的样貌：既不是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的伤春悲秋，也不是每个人都在百米冲刺时稍有懈怠便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焦虑和疲惫，也不是与自恋相伴的自艾自怜。而是一种与极大的自由相伴的孤独和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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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奥斯陆，8月31日 Oslo, 31. august (2011)





社会提供了一切资源和选择，却无法提供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性解放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性资源，却无法提供关于人与人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亲密关系）的答案。

北欧以社恐闻名。它不只是排队间隔一米远，公交车上人们宁愿站着也不愿坐在他人旁边，而已成为一种新的正确。尊重距离，尊重别人可能要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意识在去认识一个人之前已牢牢刻在人们心中。

亚洲式的寒暄和美国式的恭维在北欧都可能被当成唐突（职场除外）。可以因为喝了酒向陌生人吐露心事，但真正的联结往往只限于从童年或青少年时代建立的圈子。虽然离婚率早就超过了一半，而大趋势是从不走进婚姻。

这种严格得有些变态的距离感在曾获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中得以体现。电影中充满了“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的情节：

高雅的艺术活动被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患者无法抑制的秽语不停打断，人们既因干扰而不快，又为尊重而强行忍住。激情一夜后，女方藏起了避孕套，男方则软硬兼施要求她交出避孕套。身体的亲近如此容易，而心理的隔阂和不信任却强大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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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方形 The Square (2017)





当我和一个丹麦朋友讨论这部电影时，他激动地说：“我太能共情这部电影了！因为我们的社会和人际关系就是那样的！”

哪样呢？我问。

他说：那种无法形容的距离感。

在一阵讨论后我们总结，大概就是“也想要联结却因为要表达出对边界的绝对尊重而自行制造边界”。



北欧式抑郁在很多北欧电影中都可窥见：

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可能是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一部：她要结婚了，她拥有一个视她如珍宝的英俊未婚夫。但她不能自控地将婚礼搞砸。直到世界末日来临，她才仿佛幸灾乐祸般得到些许宁静——这下所有人都能体会到日日夜夜折磨她的焦虑了。

《奥斯陆，8月31日》讲述了一个刚刚从戒毒康复中心离开的青年。昔日好友的关心和宽容的社会氛围都不能留住他。他茫然地晃荡在奥斯陆的夜里。8月31日的清晨来临了，空气清净，朝霞温润，人们跳进泳池欢乐地闹腾，而他无法感受这一切。最终，他给自己又来了一针。在豆瓣可以看到，不少人对这些电影的评论都无法共情主角，认为他们巨婴或loser或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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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忧郁症 Melancholia (2011)




但说到底，北欧式抑郁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存在的虚无和死亡的阴影始终伴随我们，只是大多数人忙于为生计奔波而忘却或压抑了它们。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而忙于生计的人们则是“忘死而生”，直到死亡遽然而至。上帝死了，我们还没找到一个新的上帝。也许永远找不到。北欧式抑郁只是现代普遍困境的一个缩影。

浅贝

缅军镇压暴民：现代军队的革命脆弱性与反脆弱


王陶陶  王陶陶  今天
摘要：缅甸军队对暴民的果断镇压代表了什么？指明了什么？本文写于2016年，当时提到了缅军的特性。

“（新）士兵在革命中是容易慌乱的，一遇到暴民就会表现得软弱无比。”——托克维尔


1789年10月5日，成千上万的巴黎暴民冒着大雨，开始向凡尔赛的王宫逼近，拉法耶特侯爵受命率军镇压。然而，士兵尚未完成集结，军心就已经溃散了，哗变的军人威胁拉法耶特——如果侯爵继续执行国王的命令，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亲手处决自己的主帅。
图片拉法耶特侯爵曾经率军击败精锐的英国军队，但却无法战胜巴黎的暴民，凡尔赛大暴乱在他心里留下了终身恐惧。


1789年法国大革命真正的决定性事件，乃是10月份巴黎妇女的暴动，在这场暴动中，拉法耶特的国民卫队军团无力镇压，随之倒戈，逼迫国王向暴民屈膝，这开启法国大革命巴黎暴民挟持政府的先例
1917年3月8日妇女节，圣彼得堡的妇女高喊着“我要面包”的口号发动暴动。一天后，城市开始失去控制，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彼得格勒军区首长塞盖·哈巴洛夫将军派遣军队予以镇压。当天，大多数士兵服从了沙皇，但仅仅一夜之后，军队的倒戈和叛乱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蔓延。到了第三天，局面彻底失控。

图片二月革命中，受命镇压的俄国陆军在暴民面前迅速崩溃，并很快波及警察部队
1991年8月，亚纳耶夫领导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苏俄最精锐的部队——第2近卫塔曼斯卡亚摩托化步兵师和坎捷米尔第四近卫装甲师抓捕叶利钦，但是这些军队在莫斯科暴民的包围下都先后倒戈了，这使得苏联的崩溃无可挽回。


图片819政变中倒戈的塔曼近卫师装甲部队
托克维尔曾经描述过暴乱中军队的软弱：“士兵在革命中是容易慌乱的，一遇到暴民就会表现得软弱无比。”大多数军队能够直面战争和死亡的考验，但却往往抵挡不住暴民的轻轻一击。那么，是什么让军队在革命中变得软弱？
要刨解这个让政客们愁苦半生的难题，就必须对那些经得起暴乱考验的军队做出清晰的认知。
什么样的军队能够抗拒革命？
公元532年发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尼卡暴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市民革命。在这次暴动中，君士坦丁堡的精锐市民卫戍军瞬间崩溃并倒戈，溶解于反抗皇帝查士丁尼的群众浪潮之中。当时，皇帝唯一可靠的军队是大将贝利萨留率领的伊拉克边疆军团，以及达尔马提总督门德斯部下劫掠成性的蛮族雇佣军——这些蛮族雇佣兵为了更好地抢夺金钱和女人，毫不犹豫地将屠杀扩大化，仅仅在竞技场就处决了3.6万民众，帝国的首都顿时人头滚滚，但叛乱得以平息。
图片“感谢上帝，蛮人一如既往地兽性。”——查士丁尼大帝《秘史》普罗科匹厄斯（图为查士丁尼与他的大臣）
1795年9月，法国巴黎发生大规模暴乱。梅努将军善战的巴黎卫戍部队在群众的冲击下迅速屈服。只有驻军巴黎的一支外地人混编的破旧军队勉强维系了忠诚。督政府首领巴拉斯不得不任命该军队的首领科西嘉人拿破仑平定叛乱——这位不修边幅的外国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用大炮轰击巴黎人民，直到巴黎街头残肢满地，血流成河。

拿破仑用骑兵的铁蹄碾碎了巴黎暴民的叛乱，巴黎革命之所以反复不休的原因，就在于拉法耶特以来的新军队经不起考验，直到遇见拿破仑，巴黎才有了真正的主人
图片科尔尼洛夫将军和忠诚的部下，曾有那么一瞬间，这位骄狂的军人幻想自己能够成为横扫一切的新拿破仑
1917年7月1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超过50万人的大规模游行，逼迫临时政府将权力交予列宁党人。游行中，彼得格勒的当地驻军很快陷入混乱，只有科尔尼洛夫将军属下外高加索山民组成的第三骑兵队保持了忠诚，该部队横扫布尔什维克的街垒，迅速将叛乱平息。
图片完全不同于西班牙本土人的弗朗哥将军摩尔人兵团，以砍杀头颅为乐，至今依然可以从平叛照片上感受到当时士兵的喜悦
1934年2月，出于本土精锐部队频频被左翼民众缴械的无奈，西班牙右翼政府被迫宣布国家军管，并调来佛朗哥将军的北非殖民地的摩尔人兵团，事实证明，在革命面前，异族兵团远比西班牙全副武装的现代化本土军队更加可靠。
实事求是地说：门德斯属下作风混乱的蛮族部队无论纪律还是装备都远远比不上君士坦丁堡的精锐市民卫戍军；梅努将军身经百战的巴黎正规军也远比拿破仑的外地人混编部队骁勇；而科尔尼洛夫将军手下高加索山民组成三流部队更比不上圣彼得堡的精锐兵团；摩尔兵团与西班牙本土军队的对比同样类似。
但是，在革命群众面前，前者却远比后者更能保持一支军队的本能——军队的纪律、军队的服从、军队的无情——这些才是军队威力的关键，从而藉此轻易地将暴民的反抗碾碎。
一系列事实证明，暴民面前军队的战斗力，与其装备和训练水平毫无关系，而在于组成军队的士兵与军队镇压的群众之间的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地域和经济阶层隔阂程度。这种隔阂程度越深，军队对群众态度就越冷漠，对革命病毒就越有免疫力，对暴民的镇压能力也就越强。
就像上述事例中所呈现的那样：东罗马帝国首都卫戍军眼里邻居一般可亲的君士坦丁堡人民，对蛮族士兵来说，不过是一群可以被肆意劫掠的战利品；梅努将军部下眼里热情的巴黎市民同胞，在拿破仑这样的外地人看来，不过是自己大炮轰击下的功勋章；圣彼得堡驻军眼里朝夕相处的首都百姓，在高加索山民士兵眼里，和老家山间被猎杀的兔子没什么两样。
语言、文化、宗教、地域上的巨大隔阂使得后者军队中的士兵与民众之间不存在相互交流和认同，从而使得这些军队能够以对待敌军的姿态讨伐暴民，并轻而易举地战而胜之。
军队的解体
事实上，在暴乱面前，即便是本土军队，也曾经是可靠的。
1525年，德国民众在托马斯·闵采尔的统帅下发生大规模的暴乱，但施瓦本联盟组建的军队迅速将之弹压；1648年，法国巴黎发生反对马萨林主教的投石党叛乱，却被马萨林调集法军迅速将之镇压。类似这样的军队成功压制民众的例子，在当时的世界并不罕见，毕竟这是古典时代军队最常规的职能。
在路易十四的陆军大臣卢瓦对法国军队进行改革（引发欧洲各国效仿）之前，法国旧军人在社会阶层中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无论是贵族富家子弟组成的骑士还是临时拼凑的土匪雇佣兵，这些法国旧军人都从属于一个对普通民众完全封闭的社会集团，他们不管在经济基础上，还是在阶层认同上都与普通法国民众毫无共同之处。
对于富裕优雅的法国贵族骑兵来说，法国民众不过是一群注定被践踏的穷光蛋；对于唯利是视、打家劫舍的土匪雇佣兵来说，法国民众更像是战争闲暇中用来取乐的战利品。同样，法国贵族骑兵和土匪雇佣兵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也与法国民众生活完全隔绝，这些都使得法国旧军人能够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存在，并与被镇压的法国民众不存在共生和认同的基础——作为生活优渥的贵族和劫掠成性的土匪，法国旧军人的家庭生活与民众完全隔绝，使得他们对法国民众的痛苦和欲望也不会有体会——而这也是法国旧军队能够对革命免疫的关键所在。
图片卢瓦改革了军制，选择从民众中征召士兵，缔造了强大的新式法军——同时新法军在革命中也变得不再可靠
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的规模也不得不扩充。
1688年，为了增强法国军队的规模和实力，法国陆军大臣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建立了近代化的征兵制，他规定每个教区提供若干后备兵员，由未婚的成年男子中抽签选出——从此，法国军队逐渐溶解为社会大众的一部分，并极易被革命的病毒所感染。对此，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 Loménie de Brienne)在“砖瓦之乱”后曾经这样哀叹：“让贱民成为士兵实际上毁灭了军人曾经的荣誉感。”——至此之后，群众革命成为欧洲政坛的常态。
图片1788年发生于法国Grenoble市的“砖瓦之乱”，征召兵组成的法国军队在暴民面前退却，这实际上预示了法国新军队的不可靠危机——这种严重政治恶果在第二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伴随着战争规模的急速扩大，前线迫切需要大量新鲜的士兵添充战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扩大征召范围，史无前例地向全民各阶层征集士兵入伍——这形成了彻底的全民军队。战争中士兵的数量扩大到了几百万之多，政府财政已经无力维系军队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基本待遇——军人退役之后不得不以社会普通人的身份存在——使得军人与普通民众具有了共同的怨愤和欲望——即军队最终沦为身穿制服的拿枪民众，对民众革命病毒也变得毫无免疫力。
图片在俄国二月革命中，率先倒戈的彼得堡郊区部队就是由前产业工人组建的新军
特殊的军人阶层
高明的政治家，必然了解于一点：即在暴民革命面前，所谓的命令和身份实际上一文不值，只有可靠的士兵才是他幸存的真正指望，而实现此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特殊的军队阶层。
为此，金正日不惜一切代价实行“先军政治”，在朝鲜社会建立了一个特殊军人利益阶层，以取悦军队的欢心；卡扎菲以血亲部落卡扎法为基础，以极其优厚的待遇组建艾米斯(Khamis)旅；阿萨德家族则建立了阿拉维宗教军队；缅甸奈温、埃及塞西等军政府通过组建军队企业垄断国内经济，以厚养士兵。
这些强行将士兵从社会各阶层中抽离出来的特殊军队，在残酷的革命风暴中，都经受住了考验。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如果没有外来干预，卡扎菲的部落士兵肯定能够碾碎暴民的脊梁；而阿萨德政权则能够在内外交困中依靠阿拉维军队坚持五年。这些结局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军队流动性的增加和服役期缩减，士兵与民众的界限越来越小，军队的全民化已难以逆转。维系一个隔绝于社会大众的士兵利益阶层，执政者不但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更需要特殊的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传统的军政府的不断崩溃，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
而军队作为暴力机器的不断解体，实际是群众政治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不但是历史的轨迹，也昭示着政治的未来——那些不能适应群众政治的政客，将注定无法生存。

浅贝

美国即将崩溃的前兆已经出现，与苏联崩溃的根源惊人相似


来源：西陆网



美国为什么疫情会失控？这个问题正引起全球的关注。大家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人自身也在试图寻找答案。福奇号称“美国版钟南山”，他是美国的防疫专家。他给的答案说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分歧导致疫情失控，这个回答是比较表层的。

美国出现这种疫情失控，它的根源在于美国就是在西方文明的框架之内，在西方学术的框架之内，包括在西方思维的范围之内就无法找到疫情失控的真正原因，他不可能找到答案。只有在和中国相比较，以中国的文化框架去看，才能够看到真实的答案。

实际上这个答案和另外一个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西方曾经很多的帝国都崩溃了？比如罗马帝国，罗马之前还有波斯帝国，以及更早的亚述帝国，这些帝国最终都崩溃了，永远没有了。它实际上是代表一个文明阶段，亚历山大帝国也是代表希腊文明。波斯帝国也是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形态，它消失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秦帝国崩溃的原因：“仁义不施”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秦帝国，秦帝国崩溃之后，它所代表的文明就消失了。这里需要注意：秦帝国和后来的这种朝代更迭是不一样的，和之前的夏商周的朝代更迭，以及和汉唐宋元明清朝代更迭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汉唐宋元明清的这种朝代的更迭，虽然朝代没有了，但是取代它的朝代延续了上一个朝代的制度模式，它们的制度模式上是一致的。只是皇帝的姓改了，朝代改了。但是秦朝和汉朝以及后来的朝代，在制度模式上是根本不同的。

不同在哪里呢？从汉武帝开始讲的是以儒家为中心，讲的是仁政，实际上它是一种义理政治，这种政治制度和之前的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然制度本身内容上是有改变的。

在三代时期，更多的是以礼乐为主，礼乐教化，行政性的，强制性的内容不多，更多用礼教，以说服教育的形式。西汉汉朝以后，政府的作用开始提升，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就就增加了。但是总之它们在内核上是一致的。这不同于秦朝，秦朝完全是专制，不讲仁义，也不讲什么礼乐，完全是专制，讲暴力专制。

也正是因为这种暴力专制，和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不同，老百姓不答应，老百姓受不了。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秦朝没有统一之前，它持续存在很久，反而在统一中国之后，秦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就崩溃了，为什么会崩溃？当时在西汉的时候，人们也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觉得秦朝看起来那么强大，为什么仅仅维持了14年，仅仅是下层的农民起义，就促使大秦帝国崩溃了。

为什么秦朝那么脆弱？有一个很著名的回答，我们在中学就学过《过秦论》。西汉的一个年轻学者贾谊写的，主旨观点是秦朝统治灭亡在于“仁义不施”。对这句话的含义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会觉得这似乎是很教条的一句话。

“仁义不施”就是说秦朝不讲仁政。对于我们中国的历史来讲，施行仁政不单纯是一个说教，它是渗透到我们的社会模式和制度模式之中的，我前面讲的中国的政治是以义理为核心的，就是施行仁政，其最核心制度就是公权和私权的分离。

私权，就是指谋求个人利益的各种经济性的产业经营，私人化的经济活动。公权，是专门给社会提供、给人民提供义理服务的，是基于义理的权利。公权是被剥夺私权的，就是“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

一个人作为官员进入政府，那么这个人的收入只能来自国家的俸禄，他自己不可以从事任何的牟利的活动，不与民争利，不允许他从事老百姓可以从事的各种生产活动，经济活动，包括商业活动，一切的这种经济生产活动是禁止官员参与的。通过这一制度模式也就完成了公权和私权的分离，也就是将政治和经济进行了分离，与私有化经济的分离。

基于这种行业分工，“政治业”就是一个独立的义理行业，通过不与民争利这条原则，来和人民的“经济业”实现分离。有关这两个独立的行业，孟子是做过论证的。我也曾反复讲这一点，这是仁政，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有实实在在的制度支撑的，这也是尧舜之道的内核。尧舜之道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从尧舜一直到晚清，包括到现在，当下依然被坚持，它是中国文化中国的制度内核。

但因为我们历史以来就如此，我们似乎觉得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说我们已经在用它，基于对历史的继承，我们一直在运用，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它的伟大之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仁政似乎是一个说教，其实它不是一个说教，它是有制度支撑的。

秦朝违背了仁政，贾谊总结的“仁义不施”就是说秦朝违背我们的基本的制度，违背了尧舜之道。总之，秦朝是没有义理的，也不尊重我们的固有的公权和私权分离的基本政治制度，秦朝对政府的定义不是一个义理式的政府，不是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的，而完全是根据秦始皇自己的私利去统治人民，而且借助于暴力。

所以秦始皇会大肆修建阿房宫，修建大规模陵墓，这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在秦朝出现了这个帝王兴建大房子、大墓，在秦始皇之前没有，秦朝之后也没有，到西汉也没有那么大的陵墓，秦始皇代表的帝国形态实际上和西方的古代罗马、波斯帝国、亚述帝国是一样的。

虽然现在在我们中国对比之下可以看得很清楚，但罗马人不可能知道他们真正的崩溃原因在什么？包括西欧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虽然也写着罗马帝国史，但他是抓不到根本的。只有在我们的这种义理的框架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能真正的看透这个原因。贾谊就是看得很透，而且是在距今2000多年前。

《盐铁论》反映中国公私分离的义理本质，苏联解体是西方私权政治必然导致崩溃的例证

我们回头看，美国为什么会失控？其实也只有站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框架下去寻找原因。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直观来讲，美国从账面上来说，它的经济实力，它的科技实力都是世界第一的。问题是他的这些经济资源和科技资源无法去调用，无法用来去抗击疫情。

从账面上看中国世界第二，经济实力和美国是一个级别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甚至经济总量上还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可以把我们的经济资源和科技资源来最大化的调用，应用到抗击疫情目标上去。

中国的文化制度，可以让我们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去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义理服务。这个就是义理式的政治，这种核心特征其实从尧舜以来都是这样的。

当然有人会说因为我们产权上是共产主义的，是国有的，是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学的是苏联。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种通过国家来控制国有化的经济资源，让经济资源服务于“义理”，服务于人民，这个是在西汉的时候就开始做的。当时汉武帝有一个盐铁专营，把盐和铁这两个当时最重要的工业给国有化，由政府来控制。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错误解读，认为汉武帝搞盐铁专营，垄断盐铁是为了筹备军费去抗击匈奴。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盐铁已经被垄断，被谁垄断？被当时的资本，就是当时的豪强所垄断。而他们垄断盐铁之后，就会为了自己的私利，然后任意提高价格，干扰老百姓，盘剥老百姓。

所以垄断盐铁并不是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把垄断权国有化之后，反而达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通过把垄断权从私人资本家手里，从豪强手里夺走，然后转移到国家手里，来保障市场秩序，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在后来《盐铁论》中讨论得很清楚。

汉武帝把盐、铁从私人资本集团手里拿走进行国有化，由国家来垄断。一方面可以筹备军费，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维护政治和经济两个行业的秩序，来保证老百姓的利益。

到了他的儿子汉昭帝时期开始讨论是不是要盐铁专营，专门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召集各种社会先达人士来讨论盐铁专营的事，会议记录就流传下来了，即《盐铁论》。

《盐铁论》里面所讨论的就是把重要经济资源国有化，通过这种方式来让经济资源服从于政府，服从于义理，服从于老百姓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从汉武帝就已经这么做了，而且理论上我们在《盐铁论》中就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这是比马克思主义要早差不多2000年。

所以中国的这种国有化有着两层含义，一个是产权上的国有，还有一个文化上和更深层的制度上的义理，包括我们制度上的这种公私分开的制度保障，理念保障，这一点苏联是没有的。同样，马克思也没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是苏联的缺陷，也是苏联最终崩溃的原因。

因为苏联只有表面的产权上的国有，而没有公私分离的这种理念和相应的制度的支撑。所以最终还是导致利益化。苏联的官员一旦控制了经济资源之后，就是把它私利化，导致系统性的贪污腐败。当时苏联重视重工业，而轻工业又比较薄弱，所以导致基本的生活资料严重短缺。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生活资料短缺本身，而且在其中的不公平。苏联官员并不是和老百姓一起来来承受困难，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短缺产品直接拉到自己家里去，而向老百姓供给的商场是空的，货架是空的，就造成了不公平。所以老百姓很很失望，对苏联的现状不满，让苏联的体制失去民心，最终苏联解体，俄罗斯一夜私有化，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并不是说受西方的忽悠，不是什么和平演变，其实苏联它内部是确实有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义理缺失。苏联的崩溃实际上和秦朝崩溃和罗马帝国的崩溃是一样的，都是没有义理，没有仁政。当然，苏联人、俄罗斯人意识不到这一点。罗马人包括现在的西方人，也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才可以看得很清楚。

美国疫情失控的原因:义理缺失

这个问题是超越西方文化的能力的，或者说西方文化在思维上它是有盲点和暗区的，是有局限的，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像美国它有经济资源，也有科技资源，甚至条件比中国还好，但是却不可以组织起来应用到抗击疫情上去。为什么不可以？本质上来讲它是义理的缺失。

美国也没有相应的中国式的这种公私分开的概念，美国制度只有“私权”，只有私人的权利而没有“公权”。美国的政府也是基于私权的。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英国洛克的《政府论》，这些都是所谓的西方经典名著，它们所阐述的理想型政府都是完全基于私权，没有公权。

社会契约论说，政府的权力来自对私人权利的一个转让，私人的私权的转让，它一定是个零和博弈。政府的权力是来自私权，老百姓把权力交给政府，然后让政府去办事，本质上政府的权力还是私权。

既然政府权力是私权，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给政府权力，独立的权利，政府的官员就有冲动拿着这个权力去谋私。所以他就讲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他没有公权的概念，它是基于私权得出一个结论，于是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就出现了限制政府三权分立，导致它的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

整个西方是没有独立的政府，没有义理、没有公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政府，三权分立实为肢解政府。西方社会的人民之间也没有义理支撑，只有私人利益，结果就无法形成共识。而在中国，义理是一个社会层面的共识，我们认为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就是天下为公。

但是西方没这个概念，他认为不可以达成共识，只有利益争夺。最后它一定会分成各个利益集团，形成多党制，一个党派代表一个利益，西方的政治体系从开始就认为不可能达成共识的，一定是分歧的，所追求的不过是利益的妥协。

相对而言，中国不讲利益的妥协，我们只讲义理，我们的义理是超越利益之上的。我们不允许利益集团的存在，多党派的存在，我们认为是不好的。只讲天下为公，只讲天下大同，这些东西都超越现代美国人、西方人的思维能力之外，所以美国是无法找到疫情失控的正确答案的。

这也意味着这个问题美国是无法解决的。不仅说这一次新冠疫情，只要是美国出现了这种灾难，譬如出现什么暴风雪，极寒，也是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会从人民的角度考虑，他们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那么这些私人集团包括电力公司之类的公共服务也是拼命的给自己的私利服务。

我们中国最忌讳说发国难财，如果出现了灾难，某个公司去去坐地起价会受到舆论的指责，百姓的唾骂。而美国的电力公司可以堂而皇之的这么做，它的电价在灾难时期可以上涨几百倍。所以根本原因是在于西方文化上的缺陷、缺失义理，然后导致制度缺陷，没有公权和私权的分立、分离，没有独立的公权，从而没有独立的政府。

在这个社会层面就表现在无法形成共识。比如戴个口罩，他们现在还存在分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从秦朝的崩溃，从历史上所有其他帝国的崩溃来看，从苏联的崩溃来看，根本上来讲就是缺失义理。美国同样也是缺失义理的，美国必然会崩溃。

这种新冠疫情的失控，包括冰雪灾害的之类的灾难面前，美国尤其显得脆弱无力，这个是在美国的就是在西方文明框架下是无法解决的。美国是代表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它必然会崩溃，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所谓的现代文明也必然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象其他所有在人类历史中业已消失的文明一样，不过是匆匆过客、昙花一现。

美国必定会象苏联一样崩溃，会像秦朝一样崩溃，会像罗马帝国一样崩溃。同时在现代西方文明的这种框架下是无法找到真正的破解之道的，为什么美国疫情会失控？找不到答案，也就意味着它是无法调整，所以在必然的结果是崩溃。这一点大家要意识清楚。

浅贝

乱王争霸！南非、古巴、海地、阿富汗竞相比自残；据说都是美帝的锅


原创 虚声  虚声  昨天

现在这个地球村，真滴不太平。
放眼放去——
东亚的朝鲜半岛
东南亚的缅甸
南亚的克什米尔
中亚的阿富汗
中东的纳卡、叙利亚、巴以地区
东欧的东乌
非洲的南非
北美洲的古巴、海地
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等等等，到处都是燃过的火药灰、在燃的火药堆、以及待燃的火药桶。这些都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地球村乱王争霸赛的主力玩家。
若论当前在燃的火药堆中，火烧得正旺的；也就是有能力角逐当今乱王争霸王者席位的，当推——
南非，古巴，海地，阿富汗为四大主要选手。
它们正以自残的方式告诉地球村的老铁们，和平是多么的可贵与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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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用比惨的方式告诉世界，自残究竟有多惨。
当然很多吃瓜群众认为，它们之所以这么惨，都是美帝的锅。
所谓的锅，有两重内涵：发锅与背锅。
在地球村的乱王争霸榜上，美帝一直都是主要发锅与背锅者。

01阿富汗的惯性

论乱局，阿富汗不是针对谁，政府军、地方军阀、塔利班现在打得热火朝天，把自残游戏推向高潮。
阿富汗不仅乱，还穷，是地球村最穷的国家之一；
不仅又乱又穷，还是地球村最大的毒品输出基地。
所以在任何时候，地球村乱王争霸赛，都有阿富汗一席之地。
其实阿富汗参与乱王争霸赛已经几千年了，是绝对意义上的老牌选手。
别的不说，就阿富汗那地缘，作为连接中亚、中东、南亚的战略枢纽，注定平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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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东角度看，从东方而来的征服者，比如说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是先占领阿富汗，向西征服伊朗高原，然后再向西征伐中东。
土耳其搞的泛突厥主义，其实就是突厥人从阿富汗开始征服中东的一个例证。
从中亚角度看，南方来的征服者，如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都会途经阿富汗。
从南亚角度看，雅利安人、波斯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都是从阿富汗的开伯尔山口而来。
简而言之，谁占领了阿富汗，谁就卡住了南亚、中东、中亚的喉咙。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阿富汗除了查希尔国王搞世俗化的那段时间，从来没有片刻消停过。沙俄帝国、大英帝国、苏联、纷纷倒在阿富汗，让其赢得帝国坟场之美誉。
20年前，处于历史巅峰的美国借反恐之名进入阿富汗，打击塔利班，扶持现阿富汗政府。如今美国也撂挑子走人，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声誉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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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阿富汗今日之乱，说是美帝的锅，也不算错。
但阿富汗之乱，绝不会因为美帝离开而结束。
由于帝国坟场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心怀帝国梦的国家，都想去帝国坟场镀金。
这就像当初秦皇、汉武、光武帝去泰山封禅，把这事的格调定得很高，搞得后来有些皇帝就想通过泰山封禅来提升自己的位置。
软弱的唐高宗、把大唐搞乱的唐玄宗，都跑去泰山搞封禅。考虑到隋文帝与唐太宗都没有去搞封禅的情况下，高宗和玄宗就是典型的给自己涂脂抹粉。
更狠的是宋真宗，连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没好意思去封禅的情况下，他通过贿赂群臣的手段搞封禅，直接拉低了封禅的地位。后来的朱元璋、康熙等人，也不好意思去玩泰山封禅的游戏了。
现在美国离开阿富汗，印度和土耳其立刻表示要去帝国坟场搞事情。在这二位看来，去大英帝国、苏联、美国折戟沉沙的帝国坟场搞事，能大大提升自身知名度。
即便是搞输了，也不丢人；万一赢了，那可是赚大发了。
怀有类似想法的还有伊朗、以色列、沙特等国。等大家全部去阿富汗镀金完毕，阿富汗还可以乱好几个轮回。
它们的镀金效果先不谈，但注定会让阿富汗更乱。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美国的盟友与准盟友，所以说未来的阿富汗之乱，也是美国的锅。
因此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阿富汗一直都会是乱王争霸赛的主角。

02 海地，更无解

如果当今还有哪些国家能和阿富汗比乱，海地绝对是其一。
7月7日凌晨一点半，海地总统莫伊兹在自己戒备森严的家中被刺杀，身中12抢；但诡异的是（夫人后被送到美国救治），身边警卫无一受伤。
按照海地总理约瑟夫的说法，莫伊兹死前还遭遇了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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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事后查明，有28人参与了行刺，其中26人是哥伦比亚人，2人是海地裔美国人，这些哥伦比亚雇佣兵中，18人已落网、5名还在逃，还有3名在与警方的枪战中被击毙。
根据媒体报道，这次行刺的带头大哥是海地裔美国医生萨农。
按照舆论圈吃瓜者的惯性思维，这应该是美国的锅。
毕竟海地离美国太近，又有美国人参与其中。然而这次甩锅给美国有点困难。
原因一，莫伊兹的夫人受伤，去了美国治疗。如果是美国人杀了她老公，她应该打死也不会去美国。
原因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0日消息，海地选举和党际关系部长马蒂亚斯·皮埃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地政府请求美国出兵协助其保护基建、港口、机场和电力系统等关键部分。
这也够乱的，对不对？
更乱的是，海地内部出现了两个临时总统。
莫伊兹遇袭身故后，海地总理克洛德·约瑟夫第一时间出来主持大局，成为临时总统。
7月9日，海地参议院投票，把参议院领袖约瑟夫·兰伯特选举成为海地临时总统。
常言道天无二日，小小的海地就有了两个太阳，还是临时的。
所以海地的混乱程度不输阿富汗。
相比历史悠久的阿富汗，海地的历史很短暂。
1492年哥伦布到达海地岛；1502年，海地岛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海地岛又名伊斯帕尼奥拉岛，加勒比海中的第二大岛；面积76,480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却分别属于海地和多米尼亚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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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年，海地岛西部、也就是如今的海地，被西班牙割让给法国。
1804年1月1日，海地趁法国大革命之机宣布独立，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当时美国也才独立20多年，加拿大还是英国殖民地。
海地独立之后就没过上几天正常日子，总是沉迷于推行一系列极端政策。
最为极端的一条，就是把海地白人全部杀光，这导致了3个严重后果。
1、惹起白人国家的不爽，遭遇制裁和封锁。
2、没了白人，黑人又不会搞经济，于是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中。
3、内斗前所未有地惨烈，莫伊兹是海地第N位遇刺的领导人。
海地现在穷成什么样呢？
海地全国1100万人口中，41%处于赤贫状态。
贫穷导致这些人买不起面粉、小麦、蔬菜，只能靠泥饼干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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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老百姓穷到吃土。
但与此同时，权贵阶层却富得流油。
莫伊兹的亲密盟友、海地立法者之一的罗尼·塞莱斯廷，以340万美元的大手笔，在加拿大购进豪华别墅。
塞莱斯廷的豪宅不仅拥有家庭影院、酒窖和宽敞的车道，还配备了一个游泳池，从泳池中能够俯瞰邻近的湖泊。
由于阶层分化以及无休止的动乱，海地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现阶段能正常运行的政府机构非常少，议会本来有30名参议员，实际上却只有10人在职，塞莱斯廷就是其中之一。
社会秩序崩溃，造成新冠病毒长驱直入。海地最高法院院长也于 6 月死于新冠。
当今地球村，如果比乱，海地足以挑战阿富汗。

03古巴，没希望

海地岛是加勒比海第二大岛，第一大岛是古巴岛。
和海地岛一样，古巴岛也是哥伦布发现的，随后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如今的古巴岛完全属于古巴。
如今的古巴，也陷入无序的动荡。
7月11日，古巴群众在多个城市进行抗议活动，现场还出现袭警的画面，一度非常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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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立刻就把锅甩给美国，称这是美国颠覆古巴的又一个图谋、美国的“雇佣兵”在骚乱发生之前藏匿在群众中趁机煽风点火，大肆鼓动群众。
论甩锅给美国，古巴比海地轻松多了。
原因一，古巴抗议人群中，有人打美国的国旗。
原因二，拜登立刻发言，表示支持古巴群众抗议。
原因三，古巴和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纠缠得很深。
这里就以特殊服务业作为例子，进行简单的一个阐述。
早在古巴还是西班牙殖民地时，哈瓦那（现古巴首都和最大城市）就成为了欧洲船只跨越大西洋时在美洲的停泊点，港务服务业快速扩张，成为加勒比海上的明星海运枢纽。
由于船员都是男性，哈瓦那的特殊服务业便崛起了。
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控制古巴，哈瓦那更是出现了大片的特殊服务商业区。
古巴命运几经沉浮，特殊服务业随之壮大。
大量的女性在那里捞钱。
欧美白人很喜欢去那里寻欢作乐。
众所周知，与特殊服务业相连的，便是毒与乱。
改变来自于1959年，卡斯特罗政府将特殊服务业视为资本主义的毒瘤，大力铲除；并倒向苏联，和美国划清界限。
这个举动，引发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导致美苏核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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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倒台之后，古巴失去外界援助，再加上美国封锁，经济陷入贫困；特殊服务业又开始抬头。
现在的古巴不仅经济没出路，连人口都出现了结构性危机。不仅高度老龄化，而且已经陷入负增长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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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疫情的摧残，社会动荡几乎是一种必然。
如果没有外界强力输血，古巴很可能回到1959年之前的那种看不见希望的状态。
那么谁能给古巴输血呢？
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俄罗斯自己手头也紧，自然顾不上古巴。
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古巴有丰富的石油和有色金属，理论上和中国经济体系互补，可以从中获利。
但说实话，古巴离中国太远了；离美国太近、却又被美固敌视，很难。
现在美国很可能选择搞一场颜色革命，趁古巴病、要其命。
所谓颜色革命，也就是让对方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简单来说，就是自残。

04 南非，奔向海地的路上

曾经的南非，经济一度接近发达国家，堪称非洲大陆最富有的国家；此外科技、教育、卫生都很不错。
就连黄金、钻石、红柱石等贵金属储量都很丰富。
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代人的功夫，南非就落到和阿富汗、海地玩乱王争霸赛的境地。
BBC当地时间13日报道，南非前总统祖马因藐视法庭罪于7日被判入狱服刑15个月。
把搞腐败的官僚送入监狱，原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
但南非把祖马送入监狱的过程中，引发祖马支持者不满，出现大规模暴动。
南非多地出现打砸抢事件，民众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祖马的家乡夸祖鲁·纳塔尔省尤其严重。
南非政府为维持秩序，已经出动军队。目前已经有多人死亡，数百人被捕。
这位神奇的祖马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在南非担任过副总统、总统的政坛扛把子，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大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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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政坛和海地政坛其实类似，都是制造腐败、贫困与动乱的代名词。
区别仅仅在于，海地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两百年，南非是从二三十年前开始的。其中的关键转折点，就在于曼德拉改造南非。
祖玛所在的非国大就是曼德拉改造南非社会结构的那个政党。
曼德拉打着民族平权运动的旗号，推翻白人政府，把黑人送上统治地位；于是南非社会结构就变了。
曼德拉成功之前，白人统治的南非在科技、经济、文化、金融方面都很不错；惟独政治上搞种族隔离，不得人心。
曼德拉成功之后，黑人统治的南非除了政治上打破种族隔离之外；科技、经济、文化、金融全方位崩溃。
白人精英（如马斯克）外逃，没能力逃走的白人活得战战兢兢、畏畏缩缩。
非国大掌权之后，统治者开始腐败；祖马恰好就是典型代表。
当祖马还是副总统时，就已经是一个腐败者；但他还是凭借非国大雄厚的实力走上总统大位。
祖马个人生活非常奢侈：
豪车、豪宅方面的享受，不过是基本操作；
和平时代，作为政客的祖马前后娶了6房老婆；
更狗血的是，他还与老朋友的女儿诞下私生女。
就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客，被判刑还能引起暴乱，可见南非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南非这么烂下去，大概率会重走海地当年的路，黑人为了政治正确，对白人进行压迫；继续烂下去，就会演变成驱赶、甚至屠杀。
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南非把海地百多年前发生的自残历史重演一遍。

05 小结

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南非，古巴，海地，阿富汗堪称地球村当前乱局的代表。
那么究竟谁能摘下乱王之王的头衔呢？只能说阿富汗和海地的概率较大，古巴和南非在未来局势更加恶劣的概率较大。
至于谁该为它们的混乱背锅，阿富汗和古巴的锅，可以甩给美帝；海地和南非的锅，甩给美帝都勉强，悲哀啊。

浅贝

犹太人为什么害怕中国人？


来源：周伯通

作者：zhoubotong



欧洲排犹，尤其是德国进入了疯狂的时候，犹太人开始外逃，当时的美国只接受有钱有能力的犹太人，其他人不想要，很多犹太人死在了偷渡的路上。

这个时候中国人站了出来，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眼见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便积极营救犹太人，至少向4000名犹太人发放了上海签证。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歌颂辛德勒救了1100名犹太人，而何凤山救助的犹太人是他的数倍之多，但是他很少提起这个事情，他说：做善事非要人别人看见，那就不是在做善事。

当时的中国还处在被日本人蹂躏的时代，上海这个地方只是有钱人的乐园，趁火打劫、物价飞涨，资本家和土豪劣绅盘踞此地，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民不聊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普通的犹太难民，他们腾出自己的房屋，供犹太难民居住。

战后，犹太人陆陆续续离开了中国，包括上海的，东三省的，也有少部分人留了下来，基本上和中国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犹太人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但是只要他们到了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很快能用金融手段来控制这个国家，如今全世界的金融和媒体基本上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为何当初他们不把中国当做“宿主”呢，最终去选择了美国作为大本营？

犹太人来中国，其实是很早的，北宋的时候就来了，他们没有受到朝廷歧视，还能入朝做官。这些早期来的犹太人，还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关于对中国社会的思考，正是这些思考所得的结论，让二战时期来中国避难的犹太人，放弃了在中国发展的打算。

犹太人祖先说，中国社会是很独特的，你们不要轻易惹他们，这里有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现象，那就是农民起义。底层人闹事，按道理说，全世界都有，但是在别的国家顶多算一个运动，运动的诉求，无非是增加收入，减轻压迫等等，最后当女王的继续当女王，当天皇的继续当天皇，他们运动一阵子，随后自己就散了。

但是中国农民一出手，就喊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他们干的事情太可怕了，人人都觉得自己能当皇上，他们杀起人来就和犁地一样，不但犁一遍，还要深耕一遍，两百多年就来一次，多少门阀贵族被杀得一干二净，不给达官贵人讨价还价的机会。

这里的老百姓多数都不认识字，但是贩夫走卒在一起围坐的时候，闲聊的时候，说的都是国家大事，甚至有人说，这日子再不好过，老子要反了，总该让老子当一回皇上了。他们有时候受了气，直接去城里就把县官杀了！而且在他们的文化中，杀官杀富，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民间写书人，一律把他们当做英雄记录下来。

犹太人在中国，确实看到了很多王朝的变迁，他们说的也是自己所见的事实，并没有掺假的成分。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种族文化，而且还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座，他们就胆怯了，在这里搞钱是可以，但搞完了容易没命。而且这里的皇上很狡猾，擅长转移矛盾，社会不稳的时候，皇上不保护我们有钱人，还鼓动穷人去抢富人的钱财，在中国，实在太难混了。

犹太人生存的最好的环境还是资本控制型的社会，就是资本家们能抱团在一起操控整个国家，而且底层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这种文化，选来选去，按照当年的情况，最佳的地点就是美国。

很多人对中国人印象，常常批评为“奴才”，这或许是影视剧看多了，所谓的奴才形容知识分子也许还适合，但底层人民绝对不是这样的。

不但犹太人怕中国人，我也怕！小时候在农村，为了田地里放水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两个村子里面人干架，钉耙锄头直接上，个个不要命，把人打死毫不在乎！我看的很害怕，就发奋读书，要去城里，我担心我在农村务农的话，打不过他们。

自古以来皇上也明白这个道理，开国皇帝都知道，底层人是控制不了的，只能选择和底层人站在一起，于是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但是皇上家的亲戚不干啊，干嘛要分我的利益，我坚决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杨坚李世民们前赴后继地杀自己家里人，杀自己家亲戚，几乎给家里人杀光了！还有每个朝代的削藩，也是因为自己兄弟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得给他们全杀了！



你说这种文化，你让犹太人怎么待得下去呢？刚搞了一百万两银子，要么被老百姓抢，要么被皇上抄家！或许有人说，你混到高层，混到有政策制定权，不就能保护自己了么？没有用的，严嵩父子当年估计也这么想的，笼络了很多实权人物，连皇上也对他言听计从，还不是被下一任首辅扳倒，还踏上几脚，并发动全国人民批斗严世蕃，说严世蕃性侵了八十岁老妪，甚至他连农村老母猪都没放过，街上说书的人，还编了很多严世蕃的故事，说他喜欢男的，他身边的随从很多人得了痔疮，都是他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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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犹太人一直很友善的，毕竟他们勤奋、爱学习、注重小孩教育等等，这些方面和中国人很像，所以歌颂犹太人的书在十年前很好卖，我都买了好几本，真心实意地去学习他们。



为什么现在风向变了，让人讨厌了呢？这也就是中国人不可战胜的优秀品质之一，敢于否定自己的偶像。昨天我喊你“爸爸”，今天我喊你“资本家”，是因为你变了。不像国外的有钱人，包装成“慈善家”，这一辈子都没人敢质疑，在中国，不存在的。



对犹太人观感的改变，也是因为犹太人控制的媒体配合盎撒满世界地黑中国，实在是让中国人厌恶了，还有犹太人借着各种基金会向中国输出“同性”、“多元化”、“女拳”，挑动社会对立的情绪越来越猖狂。



还有他们悟透了中国人的习性，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干倒中国人，于是他们抽身事外，选中国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培养明星资本家、培养网红医生、培养高校学术权威，要么整天胡说八道，要么暗戳戳地挖我们国家的墙脚。



在经济领域搞了这么多年，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他们要求代言人加快速度来搞乱中国，结果人家也不傻，干脆一个接一个地辞职了，躲到幕后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是走晚了，被揪出来，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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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工农话语确实丧失了，这班人纠集了在中国的代言人，频频在作死的边缘试探，他们想要左右国家的政策，把劳动人民排除在利益圈外，让劳动人民成为社畜和工蚁，最后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让我们重新走入历史周期律。



我们普通劳工阶层得重温一下伟人的话语了。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有困难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1956年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只要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群众就拥护我们。--1968年



革命成功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而有些人却不想再前进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因做了大官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站在资本家一起了。--1975年。

浅贝

中国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大一统？


原创 罗马主义 灼识新维度 2023-12-27 11:50 发表于四川

儒学新说（十五）

作者 | 罗马主义

又到圣诞节了，这忍不住让人想起，七十年前的长津湖畔，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平安夜里，穿着单薄的衣裤，装备简陋的志愿军，居然重创了美军。

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彻底击败了西方强国。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绝不是到底该不该过平安夜的问题，而是想讨论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话题，中国历史上那些武功赫赫的朝代，和如今共和国的建立过程，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理关联，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东北，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得陕西得中原，得东北得天下。

你看汉朝的创立者刘邦，虽然是个江苏人，但他能够打败项羽，赢得天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掌握了关中平原。

创建隋唐的关陇军事集团，大部分人都有鲜卑族血统，而鲜卑族起源于大兴安岭，属于东北的少数民族，这是他们军事能力强大的关键。

隋唐后来能一统天下，也是因为占据了陕西。

至于清代，满族人更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他们为中国打下了最辽阔的领土，虽然后来有点疲软，但早期绝对是英姿勃发。

而我们今天这个共和国的建立过程，和前面这些鼎盛的朝代，有个惊人的巧合，也是根基在陕西，武力靠东北。

红军虽然崛起于江西，但那里似乎不是龙兴之地，所以红军没能抗住五次围剿，被迫长征。

毛泽东带领红军，一路艰苦卓绝地来到了延安，依然没有摆脱被国民党重重包围的险境，而西征军的失败，更是让红军岌岌可危。

谁知恰在此时，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才有了国共合作，让共产党有了喘息的机会，在延安扎住了根基，这才能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成功地开枝散叶，发展壮大。

如果让风水先生来解释这件事，他会告诉你，那是因为陕西是中国地理的龙头，谁占了龙头，谁自然就会有意外之喜，好运连连。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派出手下第一猛将林彪，去争夺东北，虽然一度被国民党压到了东北的边边角角上，但就是在这里，林彪发明了著名的六个战术原则，用三三制对部队进行了重整，让解放军在战术层面上，从此遥遥领先。

靠着这支脱胎换骨的铁军，林彪打赢了辽沈战役，随后带领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入关，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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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样让风水先生来解释这件事，他会告诉你东北是中国的龙尾，力之所在，龙尾一扫，天下自定。

虽然我们不必对这些玄学较真，但是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它们的诞生，竟然和今天共和国的建立，有着某种神秘的巧合，难免总是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更让人惊讶的在于，这两个朝代，都是儒家思想，眼看着就要走向边缘化的时候，突然又浴火重生了。

如果说汉代的儒家思想，是靠着董仲舒对传统理论的创新，重回了正统，那么唐代则是因为儒家走向了国际化，再获新生。

前面我们讲了，儒学在东汉时期，越走越偏，不仅仅变成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工具，而且还在理论上向神学靠拢，试图和谶纬学说这个巫术结合起来，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

但这个努力，受到了新传入中原的外来思想，佛教的冲击。

特别是佛学精妙的思想体系，让谶纬学说，在逻辑上越来越难站住脚，渐渐被上层精英们所抛弃。

从公元三百多年开始，地球逐渐进入了小冰河时期，气候变化引发了粮食减产，灾荒连连，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开始纷纷南侵。

人类恰好又在此时，发明了金属马镫和高桥马鞍，重甲骑兵第一次出现在了战场上，这让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形成了压倒优势，西晋和西罗马，都先后被少数民族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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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无论是欧洲和亚洲，都进入了漫长的战乱和分裂时代，人口锐减，文明陷于黑暗。

欧洲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失去了自我，被外来的基督教文明所统治，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政治，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年后，美国人在遥远的新大陆，北美的费城修订了美国宪法，古罗马的精神才重获新生。

儒家也一度销声匿迹了将近三百年，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被外来的佛教所征服，反而在隋唐时期，浴火重生，变得更加强大了。

为什么东西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无论是蛮族入侵罗马，还是五胡乱华之后，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获得合法性。

西欧的法兰克人，选择了全面皈依基督教，到上帝那里去找合法性；其实早期入华的胡人，同样也没有选择儒家思想，而是想让佛陀入主中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此前的儒家思想，还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理念，它强调华夷之分，靠身份认同来实现凝聚力。

而胡人显然不在这个认同范围之内，因此羯族人建立的后赵，它的第三位天王石虎，就明确地宣布：“我是胡人，就要选择胡教，因此佛教才应该是国教。”

其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大体上也都是这个思路，这导致佛教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传播，甚至连南方汉人建立的王朝，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开始更加地崇信佛教，越来越疏远儒家了。

南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做得最过分，他不仅把佛教当做国教，甚至自己本人都曾几次出家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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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继续照这样发展下去，那我们大概也会变得和今天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以佛教立国，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大乘和小乘之分，中华文明也就不可能延续至今。

但危机之中，往往也就蕴含着转机，因为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更重要的都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寄托，而不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

人类迄今为止，主动发明的政治制度，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而另一种，就是儒家思想。

所以欧洲人信奉了基督教之后，欧洲政治就重回了一种自然秩序，神权加持的分封制，它本质上是部落联盟的进阶版。

而进入中原的胡人政权，也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联盟组成，所以如果不采纳儒家思想的话，他们也会选择这种神权背书的分封制，但为什么在中国没能行得通呢？

因为这是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在中国，南北走向上，从北方的草原进入中原，除了人造的长城之外，是几乎没有天然屏障的，在东西走向上，除了陕西和四川之外，整个中原地区，只有太行山脉，勉强可以称为天险，但它缺口众多，无法彻底地隔断东西。

中原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一马平川，根本就无险可守。

而且即便是长江，也不是绝对的天险，只要占据了四川，顺流而下，那整个长江也就守不住了。

所以如果要在中国也采用分封制的话，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是无法形成稳定的政局，中央政府强大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消灭分封诸侯，分封诸侯强大的话，也很容易击败中央。

分封制会导致中国内斗不停。

第二个是，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一进入中原，就会自然转入更先进的农耕文明，武力就会衰退，如果不把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的话，就挡不住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南下。

因此在北魏建立之前，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都非常的短命，像走马灯一样的轮换，就是这个原因。

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任何政权要想在中原稳定地发展，就必须要实现统一。

而留在北方的儒家知识分子，在五胡乱华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试图把儒家的正统性，和谁能统一中原结合在一起。

而北魏的鲜卑族统治者，也恰好想到了这一层，要想结束乱世，长治久安，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之下，只有儒家政治是唯一的出路。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这就催生了北魏的孝文帝改革。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南征为借口，迁都洛阳，随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强迫原来的鲜卑人放弃胡人习俗，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尊孔子，全面推行儒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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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因为它在本质上，还是强调华夷之分的，这让鲜卑人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而且它也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边镇军人的待遇问题，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孝文帝死后不久，北魏边镇军人发动了叛乱，北魏灭亡，分裂成了宇文泰建立的西魏和高欢建立的东魏。

占领了中原地区的东魏，为了避免重蹈北魏的覆辙，选择了彻底胡化，完全放弃了儒家政治。

退入了陕西的西魏，为了安抚鲜卑人的情绪，也选择了胡化，儒家学说似乎又要被大家抛弃。

虽然双方都采取了向后退的政治策略，但是宇文泰比高欢更有远见，他知道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只有继续推行儒家政治，实现统一，才是他这个政权唯一的出路。

所以他必须在孝文帝这条路上走下去，但他不能像孝文帝那么鲁莽，于是他决定耍一个政治技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他先是搞了一个，比东魏看起来更保守的政策，规定不仅鲜卑人要恢复胡人的名字，而且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准用汉姓，必须也要取一个鲜卑人的名字。

这个看起来很反动的举措，却产生了两个奇效：

一方面让此前被迫汉化的鲜卑人，重新获得了自豪感，团结了原来的六镇军人，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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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被强迫鲜卑化之后，其实也就没有了民族差异，事实上和孝文帝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反向的同化过程。

那既然大家都是鲜卑人了，宇文泰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动儒家化改革了。

宇文泰在儒家知识分子苏绰、卢辩的帮助下，颁布了《六条诏书》，规定全国的官员，都必须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并按照儒家的政治规范，进行了全面的政府改组。

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帜，可是实际上，他却把西魏彻底改造成了一个，汉化的儒家政权，这让本来远远比东魏弱小的西魏，逐渐在竞争中占了上风。

而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也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改造，它的华夷之分，不再是以种族为标准，而是以信仰为划分，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你相信儒家思想，追求统一，那你就是正统，就有合法性。

所以对大一统的追求，从此就被刻入了我们这个文明的骨子里。

这就为中华民族后来的大融合，大统一打下了基础，此后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还有后来的清朝，都能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纲领，就是因为这个逻辑。

宇文泰死后，宇文觉继位，在继承了少数民族的称呼天王的同时，为了强调自己的儒家信仰，也自称周公，同时改国号为周。

北周后来被普六茹坚篡取，这个普六茹坚，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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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六茹是他的鲜卑姓，他的汉姓是杨，三国演义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杨修，他和曹操之间，发生了那个著名的鸡肋故事，这个杨修就和后来的杨坚，有那么点亲戚关系。

由于北周一直坚定地走儒家路线，经过几十年的教化之后，所有的鲜卑人，已经事实上被汉化了，所以杨坚废除了宇文泰的胡姓政策，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汉姓。

西魏这一脉鲜卑人，由于坚定地走了孝文帝开创的儒家政治，完成了儒家思想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的改变，自然无敌于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让中华文明，走入了此后的大唐盛世，儒家思想，也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

唐代的上层社会，吸纳了当时能沟通的世界里，各个种族的精英，李世民只有1/4的汉人血统，高仙芝是今天的朝鲜人，哥舒翰是突厥人，安禄山是粟特人，建立后唐的李存勖，甚至是个沙陀人。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诗仙李白，他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很可能是汉代名将李陵之后，所以他的母系祖先，肯定是个匈奴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也很可能是个胡人。

儒家思想在唐代，有着开阔的胸怀，有着国际化的视野，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过去能让唐朝强大，今天也同样能让中国战胜各种挑战。

隋唐时期儒家的最大进步，一个是走向了国际化，另一个则是发明了科举制度，让儒家思想从一种世家大族的小圈子文化，走向了普世化，变成了一种全民的价值取向，唐朝也最终变成了东亚世界的灯塔。

如今的很多知识分子，一说起西方思想，往往倾慕有加，但一说起东方思想，就会自惭形秽，其实这是理解的偏差。

因为我们今天理解的儒家思想，其实是宋明理学的产物，并不是儒家的正道，儒家的根本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家庭，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亲人，用管理一个家的方式去管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甚至整个人类。

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至亲至爱，互相帮助，政府要像一个仁慈的家长那样，去关心爱护每一个人，帮助他们成长。

虽然我们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些，但这个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这其实也是一个人类共通的情感，完全可以被整个世界所接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隋唐时期，儒家的再次复兴，竟然不是靠的南方的汉族人，而是完全由北方的少数民族所主导的。

所以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它依然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因为它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变化，那就是建立世界大家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理想。

旧儒家是以旧时代的家庭伦理为样本，所推导出来的，因此它的很多理念，自然看起来和今天格格不入。

但这不代表着儒家本身有问题，儒家思想的本源，就是要模仿那个时代最完美的家庭样本，作为道德基础，然后推广到全社会去。

在一个现代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既要讲自由，也要讲民主，更要讲集中。

所以只要以现代家庭的伦理做导向，新儒家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面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它都是可以包容兼蓄的。

因为儒家本来就是一个开放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汉末衰落之后，只经过了短短四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就能在隋唐时期重获新生。

从这一点上来讲，儒家思想比西方文明的生存力更强，更具有普世性。

因为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排他性的，它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运行，所以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年后，大航海把世界连成了一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单方面领先世界之后，它才能在美国复兴。

至于原因，我在前面几篇文章，已经做了反复地阐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所以儒家思想，虽然在最近的这一百多年里，似乎衰落了，似乎被边缘化了，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它只要完成了这次自我进化，就一定能再次适应人类的发展，重回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那么儒家思想在一千多年前，就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为什么后来还是出问题了呢？

浅贝

到底为什么东、西方的“龙”会如此不同？


作者：肖磊看世界

最近由于中国龙年的来临，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经过了又一个12年的属相轮回之后，变得更加密切，于是大家开始讨论很多深入到历史文化等层面的东西，包括“龙”在东、西方文化体系当中的不同印象，这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有对“龙”这个字翻译上面的误解原因，这个是需要纠正的。不过还有一些点是可以展开来思考和讨论的。

我大概找了一下现有的，关于“龙”的资料体系，但这些基于传说等层面的古代历史资料，并没有满足我一个好奇心，就是“龙”这个现实里并不存在的图腾或形象体系，到底是基于什么原型来展开其宏大的历史影响力和延续性的，并且为何走到了东、西方历史文化层面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理解。

以下内容纯属我个人的瞎琢磨，供大家打发闲暇时间，如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尽管批评指正。

经过我一番瞎思考和瞎琢磨，我有一个强烈的，关于“龙”的逻辑线条，从“龙”最初的原型，到“龙”这个形象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然后到东、西方的不同印象形成过程，都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串起来（自认为）。

那“龙”的原型到底是什么呢？

按照很多历史传说等，“龙”最早的时候是一种神兽，跟我们最早的先祖伏羲等有着一定的故事关系。但我觉得，早在有类似传说之前，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就已经有了“龙”的原型和简单塑造，这样才会有后来具体的“龙”形象跟我们的祖先进行嫁接等。

因此，我提出一个大胆的，关于“龙”在自然界最早“原型”的假设，然后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再一步一步来论证（瞎琢磨）。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合理性来说，“龙”最早的原型，应该是来自自然界的一种，古代人类想尽各种办法，也很难理解和解释的现象，就是“闪电”。

没错，这就是我的瞎琢磨结论，即“龙”的原型，来自“闪电”这一自然现象。

人之所以在所有的生物进化当中能够脱颖而出，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人有了意识和思考，正是有了这种意识和思考，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就有着巨大的敏感性和渴望确定性解释（最早是通过巫术或宗教层面），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化和总结，人类慢慢找到了很多自然界的规律，比如日出日落、比如一年四季，比如朝辉夕阳，比如山川河流，甚至是很多动、植物的习性都被人类所掌握，开始驯化各种动、植物。

但有一个跟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古代人类始终搞不明白，那就是雷暴和闪电，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闪，而且只要闪电出现，总是伴随的是各种乌云翻滚和雷鸣等，还有就是下大雨等（有时候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更摸不着规律）。这对于古代人类来说，确实难以理解和找到规律，但又十分渴望获得解释。

如果认真观察过闪电的人，会有这样一个观感，大部分情况下，闪电就像一根带火的蛇，长长的身躯一闪而过。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当暴风雨来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清晰的闪电，每当看到这种闪电的时候，先看到的人就会说，快看啊，雷击长虫了（我们把蛇叫长虫）。还有很多时候，闪电会出现分叉，像是一条大蛇长了爪子，从远处看，闪得厉害的时候，闪电似乎跟远处的大地连到了一起（可能是地球表面的弧度效应），这时候，我们会说，看，吸水了。这都是小时候的记忆。

但没有人知道，这些对闪电的说法都是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

古人可以给有规模的白天黑夜，太阳月亮，冬春四季等，赋予各种浪漫（因为不再有对未知的焦虑），赋予各种抒情性表达，因为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于确定的事情，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人们是不会恐惧的，反而会赋予各种浪漫，比如月是故乡明、千里共婵娟等，再比如春有牡丹妖艳、夏有莲花出淤而不染、秋有金菊漫天、冬有飘雪腊梅范等等（这几句纯属我瞎编），要说明的是，在掌握了春夏秋冬等这些规律之后，人类就没有恐惧感了，就知道春天有牡丹、夏天有莲、秋天有菊花、冬天有梅。

但对于变幻莫测的电闪雷鸣，人类非常不确定，也摸不到什么规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闪电”出现的时候，总是会带着雷暴、乌云翻腾、暴雨等后续现象和结果，这种背景下，因电闪雷鸣而带来的后续影响，就出现了分化，比如在海上，就有翻江倒海的风浪，就很危险，但在陆地上，大部分情况下是好的，比如会给干渴的大地雨水的浇灌。

请注意，这个时候，东、西方对“闪电”，也就是“龙”的原型的分歧确实就开始了，也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对“龙”的印象，在东、西方文明体系当中，就分道扬镳了。

由于中国当时的核心生存和文明圈是在陆地上，而且已经进入了较大规模的农耕时代，这个时候每当有“闪电”的时候，就会变天，很大的可能就会下雨，人们就逐渐的认为“闪电”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是上天跟大地，或者说跟人类的一种“沟通”机制，通过这种“闪电”现象，来告诉农耕时代的人们雨水的来历和多少，甚至是上天有没有发怒等（是否会带来洪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我们小时候那会儿，每年家里买农历的时候，老人首先要看的一个东西是，农历上写的今年到底是几条龙“治水”。有时候是二龙治水（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是二龙治水，就认为比较好（可能风调雨顺），如果是多龙治水，就要警惕，可能今年要干旱，这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三个和尚没水喝。如果是多龙治水，意味着龙彼此之间都觉得对方该去降雨，自己就不干活了，最后人间大地反而没有雨。

在整个传统各种神话或故事等当中，龙一直是跟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降雨就要靠龙王，西游记等里面都有大家熟悉的故事。比如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等等，就是把水和龙都联系到了一起。

但为什么水要跟龙联系在一起呢，因为“龙”的原型是“闪电”，闪电意味着对“雨”来历的解释。而常见的“云”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雨，很多时候天上都有云，也未必下雨，关联性不强，而闪电过后，对农耕文明影响最大的“雨”通常会极具相关性的出现，除了“闪电”，再也没有一种非常确定的自然现象，能解释“雨”的来历或叙事层面的前因后果。

当一个东西可以掌握“降雨”，那对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天”、就是“神”，而且这个东西还不可预测。传说里面有诸葛亮借东风，古代也有很多人可以通过很多自然现象来判断阴天下雨等，但“闪电”这种我们现在所说的雷阵雨等，古人是摸不到规律的，几乎是预测不了的（当然，你要抬杠的话，可以说我敢肯定冬天没有闪电）。所以我们24节气里面，有一个节气就叫“惊蛰”，意思是正是这个时候可能出现的一声“春雷”（闪电的伴生），把万物都从沉睡中惊醒了。一个“惊”字，就说明了不不可预测性。

而面对不可预测，但又对人类自己很重要的现象，是必须要想办法的，也就是必须要寻找解释和沟通体系（就像现代人类探索宇宙，以及给宇宙发射生命信号一样），否则人跟动物有啥区别？这也是人类的进化本能。在古代，这就有了把闪电赋予一种生命化、神化的需求，这样便容易形象化，就更容易理解。那这个东西一旦诞生，是用来干嘛的呢？

既然“闪电”跟降雨有了联系，那就是负责降雨和沟通天地，就成了人跟天神（古人一直是相信天上有天神的）的沟通“媒介”，这也跟后来的很多自洽性神话故事一致，比如龙王要降雨，不是说人类祈祷或要求龙王下多少雨就下多少，龙王还要去玉帝那边领圣旨，就是具体降多少雨，“龙”也做不了主，龙就变成了人和天之间的桥梁和沟通媒介，人给“龙”赋予了最大的权力和期待，以及跟大地和人类相关性极强的形象，就是要把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下雨”这件事交给了“龙”（既然你这么神通广大，大家又这么信任你，就交给你办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镜头对准西方，大家都知道，目前西方很多国家把龙理解成了非常恐怖的喷火神兽，实际上其中主要的历史传说记忆发源地，是在海上，具体说是地中海，而不是陆地。西方最早关于类似龙的记载，就是地中海上古希腊神话里面，龙原本是指巨大的海蛇。到了圣经这里，当龙在地中海上出现的时候，意味着翻江倒海，意味着乌云密布，意味着巨浪和海难，意味着火（闪电），也就是龙可以吞噬海上的船只和人类等。

大家发现没有，西方的“龙”传说，都来自海上。

说白了，这就是海上航行的时候，对“闪电”的定义和恐惧，最初的时候，东、西方都觉得这是“蛇”。而闪电过后的降雨，只对陆地上农耕文明有利，对于海上航行的船只和人员来说，反而是巨大的灾难，因为闪电过后就是海上暴风雨和翻江倒海的巨浪（网上有很多出海的朋友拍摄的海上电闪雷鸣，大家可以去看看那种压抑和恐怖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古人在海上驾着小船遇到了“闪电”，带给他的大概率是无限的恐惧和灾难，很难有好的结果，这跟陆地上，农耕地区的民众遇到“闪电”的感受和结局完全不同。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东、西方对龙的印象会如此不同，因为东方是基于陆地农耕文明体系，龙的原型“闪电”带来的是降雨，是有益于农耕的，而在海上，“闪电”意味着巨大的雷暴海浪，意味着对船只吞噬，意味着驾船人无限的恐惧和无助。

要知道整个主要西方文明体系就是围绕地中海来打造的，西方最值得骄傲的文明，大部分是在地中海周围完成的，其中西方关于龙最初的喷火、翻江倒海等这些传说，全部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也就是西方对龙的传说，几乎都来自地中海。

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西方为什么那么怕龙，原因就是，龙的原型是“闪电”，而当西方人更多的在海上活动的时候遇到闪电，遇到那股天降的“火龙”，尤其是对于古人来说，造船技术还没有那么发达，闪电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雷暴巨浪，吞噬船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这种恐惧一旦经历，并在死里逃生后，是刻骨铭心的，就更容易被记录和形成传说，从而还要用这种强化的传说来告诫后人在出海的时候注意“龙”（闪电）的风险，更何况整个地中海地区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和全球的航运最繁忙的体系，基于地中海上面的传说就更可能形成永久记忆，然后被持续演绎。

到了近代，由于对“龙”形成了固有印象，西方主导的命名各种破坏力较大的自然现象时，就更容易用“龙”相关的词，比如“龙卷风”（中国叫龙吸水）等，尤其是后来影响力更大的，新崛起的美国，经常还遭遇“龙卷风”袭击，大家的印象就更深刻了。甚至有人也认为“龙卷风”这种不可测的自然现象，也可能是“龙”的“原型”，不过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可的，因为只有在“龙”出现之后，大家才有可能把看到的“龙卷风”等跟“龙”联系起来，我们要考据（瞎琢磨）的是“龙”的原型，我认为只能是“闪电”，然后到蛇，再到龙最初的蛇身形象。

当然，从“闪电”到龙，中间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比如将其生命化。

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是现代科学上的，要有心脏之类的，实际上人类最早对生命的理解，一个是会动的，可以到处移动的，同时得有“头”，“头”实际上是生命的最原始要素。因此，给形似“蛇”的闪电，加上一个“头”，就完成了“生命化”。在甲骨文里面，实际还没有确切的龙“头”，甲骨文里面的“龙”字，大家只能看出来是张着大口、有高高的冠、长长的身体、弯曲的尾巴。

那如何给龙找到合适的“头”呢？

比如在中国考古当中，最早的“龙”，有的头像“鱼”，有的头像“猪”（也有人说玉猪龙那个不是猪，是熊，但我个人觉得是猪），实际上鱼就是人类最早的可食性动物，而猪也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距今已有超过8000年）。

因此大家去看，宝鸡出土的那个头似鱼的“龙”图案，其实也可能跟最早在渭河，以及当时先民在那边的沼泽等捕鱼有很大关系，那个地区也是最早的农耕文明酝酿地，后来的周朝就是从宝鸡地区起步的。再比如红山文化里面发现的“玉猪龙”这个时间周期，目前看，并没有早于中国地区驯化猪的时间，也就是说，从目前的证据来看，“龙”的具体生命化的形象出现，是晚于人类吃鱼，也是晚于人类对猪的驯化的时间。

这说明中国古文明里面，我们祖先的一种潜在逻辑，就是希望“闪电”是一种具有生命的神物，是有生命的，这样就可以形象化，从而寻求建立解释和“沟通”体系的可能性。

但同时，希望赋予生命的“龙”是对人类饮食等生存和生活有利的（像鱼？），甚至是可以被驯服的（像猪？），因此将龙最早的“头”，想象成了鱼的头，和猪的头等。未来也有可能找到在这个时期，在不同地区，“龙”的头还没有定型之前的各种先民对龙头的想象，这正是先民给龙赋予生命的一个探索期。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也随着农耕文明圈的扩大，当每一个族群加入或大家的生存范围扩大的的时候，就会带来新的生存资源，以及新的族群图腾，也包括新的对各类动物的熟悉和驯化。

既然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了，那么“龙”在不同群体领域的形象需要整合成一个，也就是对“龙”要有统一的“共识”，还要具有更广泛的族群代表性（大家都得满意），于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就见到了，宋代《尔雅翼》对龙的描述：角似鹿、头似驼（也有头似马等说法）、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既然龙已经成为整个地区文明的图腾，那么龙不能只代表一个地区，或只代表一个部落族群，或只代表一个现实层面的被人类驯服或跟人类相伴共生的动物。这个时候，龙就成了整个团结八方、囊括四海的统一性图腾，尽可能的把大家生活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动物都囊括进来，也就形成了认知和图腾层面的综合性共同体。

所以大家去看，鹿、驼、马、兔子、蛇、蜃、鱼、鹰、虎、牛等，完全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和地区，可以说代表和囊括了整个东方文明圈层，有的来自寒冷地区，有的来自热带，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沙漠，有的来自高山森林，有的来自水里，有的来自地下，有的来自天空等等。

至此，龙变成了整个中华文明的祥瑞和最大的共识纽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龙虽然是神兽，虽然也高深莫测，但已经向着人类了（先民基于自己的需求改造完了），这种时候，“龙”作为人与天的沟通使者，人从各个层面来说，就愿意相信它。

因为在我们的文明体系里面，早就世俗化了，但世俗化并不代表就可以理解和解释更多自然现象，比如“闪电”，以及各类天灾，尤其是洪水等，这个时候，实际上“龙”就开始代表整个文明体系，跟上天沟通（也可以说谈判等），人类可以通过形象化之后的“龙”来传递对天的期许，向龙王祈雨等风俗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期望龙向天传达，给大地下点雨吧，然后由龙来执行。

西方之所以没有将“闪电”演化成祥瑞，将其内涵丰富化，就是“龙”的原型“闪电”最初是以海洋上的电闪雷鸣、巨浪滔天出现在西方记忆里的，最早的古希腊神话里面，龙确实就是指巨大的海蛇。

而我非常怀疑，之所以西方要讲“恶龙”这个词，包括圣经等的影响很大，圣经里面对龙的相关撰写依据（圣经是在地中海周边写成的，很多场景都跟海洋有关），实际上也是在东方文明体系里面，将“闪电”赋予生命之后，把闪电定义为龙之后，也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然后西方基于地中海航海遭遇雷暴闪电的记忆，就直接拿过来用了，既然你们东方已经把“闪电”看成了“龙”，那我们经常在海上遭遇的“闪电”，就可以定义成“恶龙”。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东方在农耕文明体系下把“闪电”演变成“龙”这个解释体系传入西方，西方可能就不会有海洋时代对“电闪雷鸣”跟“龙”之间的相关性定义，就不会把对海上遭遇“闪电”的恐惧投射到“龙”身上，“恶龙”这个形象就不会存在，最多是“恶蛇”。

另一个是，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是没有世俗化一说的，西方所建立的，跟超自然的沟通机制是单一的，完全由宗教垄断。也就是在西方，跟超自然体系的沟通，是由教主或神职人员来完成的，龙是恶的，圣经里面已经“定性”了，大家就得这么背和记，不要再寻求其他解释。

其实在理解超自然现象这方面，中国古人的探索是非常多元和自由的，是符合文明发展和演进的，而被西方反超，恰恰是中世纪过后，西方开始宗教改革，打破教会解释一切之后，西方对大自然的探索被压抑太久，就爆发了，再到如今，似乎又反过来了，中国开始建立更大规模的，很多已经都已领先世界的空天和入地实验室等，对大自然的探索重新进入了历史的快车道。

中国的“龙”，早已不是一种变幻莫测的神兽，而是可以代表多元文化体系下的，面对超自然的一种抽象沟通和文明共识机制，因为通过不断的“改造”，龙已经从形象层面拥有了跟人类一起生存的亲近感，龙已经站在了人类这边，代表的就是囊括八方四海的文明共识体系，以及对风调雨顺的期许，不仅过年的时候或龙年的时候会抬出来，中国的龙早已是一个标志、一个图案，出现在各个地方，因为它就代表祥瑞。

如何化解西方对“龙”的误解，是否有必要做这类历史文化层面的解释，这个可能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包括对“闪电”这一原型的经历、定义、宗教记录、翻译、潜意识，还可能有人故意借题发挥等，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

不过我有一个小建议是，就是未来中国“龙”的形象，可以继续改造，改造成什么样呢，可以改成“五色中国龙”，也就是赋予中国龙地球五大洲的颜色，一条龙由五种颜色组成，也就是奥运会五环的颜色，以后每当世界各地的民众，看到“五色中国龙”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奥运五环，奥运会是人类和平的象征，奥运五环颜色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和代入感，这也本身契合我们的“龙”一直适应文明圈层发展的需要，就像龙各个部位的动物形象，代表中华文明的整个体系，而整个身体呈现奥运五环色，代表五大洲和全世界。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如果一定要用一种动物来做国家的标志，我觉得中国更像是大熊猫，这一方面是因为大熊猫是我们特有的国宝，还一个是，大熊猫超级可爱，而且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代表性，大熊猫是地球上真正的活化石，比人类早很多，距今已经有超过800万年，为了适应地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大熊猫从曾经的食肉动物变成了现在的纯素食主义者，这期间，地球上大部分的，跟大熊猫同一时代的动物都灭绝了，大熊猫这种自带的内涵式魅力，以及地球运行周期中生存的延续性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跟中华文明是非常像的。但大熊猫也不是没有攻击性，成年大熊猫有着强大的防守反击能力，体重和体格也都不小，而且能站起来拍，有例证就是，一掌下去直接拍断了豺这种猎食动物的腰，大棕熊等也很难占到便宜，还有很强大的咬合力，连铜铁片都能咬碎了吃下去，但大熊猫几乎不会主动攻击别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