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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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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人是正确的,你的世界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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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7 13:5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江南愤青:写在李首富退休时的瞎扯淡


越是稳健社会,规则越是严格,而越严格的规则,必然腾挪的空间就很小,显得单调而乏味。
作者 | 江南愤青,写于2018
15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养病半年多,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香港,今天把他翻出来,稍微修改下,然后重新发一遍,一些是以前的观点,一些是增加的观点。
香港的落寞是地缘优势的丧失,这个不用说了,太多人做过分析了,原先大陆需要香港作为中转站,现在大陆自己可以直接面向世界,所以香港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很多优势都丧失了,这个我们不去多谈了。随便搜下很多文章都讲透了。
1
香港的高房价
我们重点扯就是谈谈香港的高房价的问题,不同的人对香港的评价是不同的,因为太多人都把自己接触到的世界以为是真实的世纪,许多人衣妆楚楚,进入高档场所,每天在中环碰到精英们的温文儒雅,然后就认为香港是个优雅的城市,当然也很多人每天在深水埗、旺角呆着,以为香港就是脏破乱差的城市,事实上两个是香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同时并存,关键是你想看到什么。
就住房情况来看,港人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与新加坡、首尔、东京、上海和台北相比是位列末座,人均只有16平方米,这还是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的数字,也就是说这20年来港人的居住数字是停滞不前的,上海在1990年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现在已经达到36平方米,远远超过了香港,香港的物业市值是纽约的三倍、新加坡的两倍,也就说如果变卖了香港的物业就可以购买三个纽约市的物业确实很夸张。
16年、17年香港楼市继续狂飙,进一步拉大了这个比例,我每次没去香港的时候,觉得北上深杭房价贵,他妈的去了香港以后,觉得大陆这个房价算啥,也就是香港的零头而已,每次都有幻觉,觉得大陆房价还会涨,但是现实分析下,其实香港绝对是畸形中的畸形代表。这么高的房价背后绝对是个畸形的社会构成。
与此相对应就是七百万香港居民基本上只有不到三百万套房子供应,而且三百万套里百分之八十都在七十平方以内的房子,而且还是建筑面积,绝大部分的实际面积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多平方米。
基本上要塞进一个家庭人口,价格基本上按照目前应该在400万左右,香港买房叫上车,一个上车盘,大概就是四五百万的样子(五十平),这个就是现实的香港人的生存环境,还有大概二十多万人居住在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深水埗的笼屋,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惨不忍睹。
这里,很多人会说香港的人均工资高,所以买房子不会累,现实的情况是香港的贫富悬殊很大,所谓的人均是没办法看的。
我曾经说过,香港是大概2%的人,其实占有了98%的财富,所以其实就是两个阶层,很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聚集的地方,曾经有香港中产跑过来骂我说,他就是日子过的挺好的,年薪百万,很不错啊,我说那是因为你觉得很不错而已,在有钱人眼里,你这个年薪也就是人家吃顿饭的钱而已,还是个没钱人。大多数香港人年薪大概也就是25万左右,扣税候二十万左右,这两年跟大陆的工资水平差距并不是相差很大。这个就是现状,这两年香港房价飙升,估计可能上车的价格还会更高。
高房价带来的问题就很大了,全球都一样,高房价带来的伤害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房子打工,香港的高房价使得香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少数房产所有者打工,无论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的收入的绝大部分支出都在房价上,无法形成有效的财富积累,陷入恶循环的境地就是一辈子摆脱不了打工的命,例如餐饮,服装,好不容易收入高了,结果租金又提高了,使得他们一辈子在辛苦都是微博利润获得者,没有任何希望,仅够勉强维持生活。
非常有名的阿一鲍鱼后来不得不关门了,为什么啊,因为赚的钱,永远跟不上香港房价的涨幅,好不容易今年营业额提升了一百万,明年房租提了一百五十万,我靠白干还不够,还得倒贴五十万,最后咬咬牙,我靠不得不关门啊。
年轻人好不容易努力上班,勤奋工作,加薪了,发现房价涨了一倍,本来工资不涨还能买套小房子的,现在工资翻了一倍,但是房子反而买不起了,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有房子的人依赖房价上涨,进入了既得利益阶层,而没房子的一辈子在为一套房子打拼,并且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而很多买房子早的人,随着房价上涨,只要出租房子就能坐收房产租金,一辈子哪怕是个傻逼,不用干活也活得很好,这个差距随着房价上涨,分化越来越明显。
而买房子晚的香港年轻人基本上买了房子后,就一辈子把自己就卖给了银行,因为都是按揭买房子,所以差不多就意味着你买了房子那天起,你就要为银行打工二十五年以上,才能还完按揭款,中间你不敢做任何事情,因为一旦按揭还款出现问题,你就可能面临房子被收走的风险,一辈子从买房子的时候就注定了结局不可能有任何的变数出现,出现一个变数,你这辈子可能就完蛋了,使得香港年轻人就不可能有什么创业的想法,为什么啊,因为勃不起啊。
最终香港整体就成为了一个打工主导的社会,整个社会年轻人没有逆袭可能,因为折腾不起。资本也一样,因为都看得到未来的现状,所以都追求短期交易,不追求长期投资,越来越恶性。
2
为什么香港房价这么高?
所以这里引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香港七百多万人,却只供应不到三百万套房子?香港是没有地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论证过,大家随便打开地图看看就行了,对比下深圳和香港,很多人千方百计的来论证香港是缺地的地方,都属于睁眼说瞎话的典型,香港至少有70%的地方未开发,大量荒废的土地既不是大家说的山地,也不是大家说的不适合集中建设用地,压根都是瞎扯淡,想下荷兰,没土地还能填海,哪怕是山地,你们去看看重庆,建设难度绝对比香港大多了,照样开发给你看。
撇开荒地不说,香港这么点居住用地居然还有差不多400多平方公里是没有什么人去或者去的人很少的郊野公园,随便拿点出来做住宅,都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不呢?各种理由反对,据说是环保人士的抵制,这个鬼话用来骗骗香港人还行,反正我是不信,于是悖论就出现了,上百万人住在非常不人道的环境里面,另外一方面还浪费了很多的空地却因为环保问题不拿来使用?难不成环保比人的居住权还要更重要?如果说是的人,我建议你们这辈子干脆就住到公园的公厕里去得了。这个绝对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但是就是现实的情况在香港的发生。
其实香港政府还是曾经又雄心壮志想过改变这个情况的,香港主权移交后,董建华于1997年10月宣读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十项工作计划,当中“安居”一项中,董建华订出三大目标:
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
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
这个政策的用意就是大幅度改善改变香港人的居住环境,但是这个政策的出台的时机并不好,加上商人出身的从政人员的手腕也不娴熟,好的想法最终的结果其实是带来了完全相反的政策预期,这个政策引发了香港的房价大跌。
当然下跌的原因也是非常多的方面的,一方面是生不逢时,97金融危机席卷香港,1997年7月2日,泰铢受对冲基金狙击,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到了10月下旬,即施政报告发表后不久,对冲基金开始狙击港股,引发1997年香港股灾,以房地产和股市支撑的泡沫经济爆破,香港经济由高峰迅速下滑,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同时下跌,但八万五建屋计划却大幅提高了香港的土地供应,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价格的下跌。
这里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香港楼市在回归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里明确限制了土地的供应,使得在97年前香港房价本身就处于历史最高位水平。随着八万五计划和金融危机两个利空而至,房价基本上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下跌了一半多,然后在随后的三年,又他妈的跌去了四成。
董建华先生在他的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伴随着房价下跌度过的,整整跌去了差不多八成,悲催的一塌糊涂,真是个悲情人物,当年他离任的时候,朱镕基总理貌似说,历史会看到他的努力,好像是这么说的。其实历史真的会证明董建华是想为香港人民做点事情的,只是生不逢时罢了。
随着房价大跌,而由于香港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是透过把物业作抵押申请楼宇按揭,向银行借取相当于楼价的七成按揭来购买物业,但由于楼价大幅下跌七成,使在高峰期入市的业主拥有的资产价值跌至低于负债,成为负资产。
不少人花费一生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完成物业的供款,退休后可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安享晚年。然而楼价大跌使他们花了数十年才累积得来的财富转眼间化为乌有。
如果在负资产期间失业,或被大幅减薪,而无法供款,银行会收回物业拍卖,业主不但变成“无壳蜗牛”,失去物业后仍然要设法向银行还债,银行也承受庞大坏帐风险。至于购入多个物业作投资之用的业主损失更大。所以,当时几乎整个香港的所有人都在骂董建华,嘲讽说:“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
负资产阶级的出现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也给老百姓埋下了非常不好的对政府施政怨恨的情绪,也直接培养了一批反对党出来,当然也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严重的时期为2003年6月,香港银行单在按揭市场便需承担360亿港元的坏帐风险。
这个不好的开端最后就成为一个极大的负担,使得之后的特首都很难在土地供应商放开手脚去做一些事情,之后的几届特首都基本上没在采取过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也只是一个原因而已,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在之后几年香港经济回暖,房价逐步回升,具备采取放开土地供应的时间里,香港政府都无所作为的核心其实还是在于香港其实本质是个家族控制的地区,香港是个典型的弱势政府,香港政府很多行为收到立法会的约束,立法会里的议员构成又是各种背景,大多数很容易被有钱人的家族财团控制,最终就会形成非常明显的博弈,看上去是政府跟立法会的博弈,实际上就是政府跟有钱人之间的博弈,这个博弈这两年非常明显也异常艰苦。
最终基本上以政府全面失败收场,这几年香港立法会里的闹剧很多,最明显的就是“拉布”次数不断增加,“拉布”是香港粤语对立法会中冗长辩论(英文:filibuster)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在台湾则被形象地音译为“费力把事拖”。采用冗长辩论的策略来表达特定政治目的、阻扰特定议案通过、干预政府施政,极大耗费社会成本,妨碍政府施政,瘫痪政府运作。这一点,在香港立法会尤为明显。
2012年5月,立法会审议《2012年立法会(修订)条例草案》时,政府的提案仅有1条,但黄毓民、陈伟业议员一共提出了1306条议员修订案,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历史记录。
2012年10月10日至2016年7月15日,第五届立法会共举行143次会议,总会议时数达2174小时。议员要求点算法定人数的次数共1478次,所耗时间超过220小时,即超过十分之一时间都在数人头。特别是2015至2016年的立法年度,议员“拉布”要求点算法定人数至少596次,耗时约115小时。
第五届立法会共发生流会18次,其中11次在2015至2016年度会期发生。第六届立法会中,因“宣誓风波”也导致多次发生流会。
频繁的拉布,极大地拉低了香港行政效率,使得政府的大量关系社会民生的议案无法得到及时通过,造成重要机遇错失、工程预算超支等许多严重后果,甚至政府正常运转也会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上届特区政府早在五年前就提出成立创新及科技局,但两次都在立法会上被反对派议员“拉死”,导致延误了三年之后才能通过,许多重大机遇被白白错失,使香港在创新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2016至2017年度财委会平均花4.2小时审议一个项目,审议时间比2012至2016年度平均花约1.8小时翻倍,重复审议已获小组委员会通过的项目数目日益增加,这导致很多工程项目被迫延误半年以上时间,造成的损失以亿港元计,你们去看看香港一个高铁站延期三年,就可以看出一个政府的效率之低下了。
最终也事实证明,香港归根到底其实还是个钱说了算的地方,香港政府几个特首从最初想做点事情到最终都还是倒向了富豪财团这边,因为不这样,他们就很难活下去,大抵就被干掉了,如果不听话还可能被送到牢里去,这个就是赤裸裸的香港现实。
几乎香港所有的富豪都是依赖带有控制性资源获得一辈子的超额利润,推荐本书叫《亚洲的教父》,这本书除了将富豪并不如像他们自称的那样的是白手起家外,还提了一个视角,那就是这些富豪都喜欢地产、金融、码头、公用事业、隧道等现金流强、资产规模大、能坐地收租的产业。这些产业都是特许经营,拿到牌照后,就坐收经济增长的红利。普通人辛苦工作一生,钱都交给他们了。
其实登峰造极并不是书里写的赌场,而是地产。至少香港的富豪都是在地产领域获得垄断性财富。因为他们控制了香港最大的一块垄断权,对土地供给的垄断。在董建华之后,香港的土地供应基本上就都没突破了,没有了土地的不断供应,供给受限的地产业价格不断飙升,逐年上涨,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丰厚回报。
最终,他们就如同土皇帝一样在这个城市里被所有的人供奉膜拜,而香港人也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个现状,他们对于有钱人是天生的带有崇拜心理,理所当然认为被他们剥削是应该的。
我有次在文华东方等车,许多警察在维持秩序,把出租车都赶走,然后来了一辆劳斯莱斯,下来一个司机,慢悠悠的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打开后备箱拿出东西,在众目睽睽的扬长而去,车就直接停在路边,所有的人包括警察都视若无睹,绝对好像理所当然。
我打上出租车后问司机,为什么这个人就可以停车在这里,警察也没人管,他说人家是有钱人啊,有钱人在香港就是有特权的了。我说香港不是法治地区么,他说香港的法律是有钱人定了的,很正常的了。
所以,当很多人跟我说香港是法治地区的时候,我都会嗤之以鼻,而且香港人自己也觉得这些都理所当然。他们会崇拜本地的有钱人,却看不上大陆来的有钱人,这个心态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去谈,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了。
在所有被香港人供奉的最牛逼的就是昨天退休的这位。我从来很佩服李,事实上,他在国内持有的土地储备,绝对是中国所有地产公司中最多的。
你们去看下长和公司的报表,就可以看出他的利润远高于恒大,碧桂园,甚至在卖掉很多资产之后,依然超越,核心的原因是是因为他囤的地都在十年以上,在中国房地产其实不是一门好生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往往一个亿买来的地,造好候卖了五个亿的房子,他妈的又得花十个亿去买新的地造房子,所以其实每次都是在赌博,赌错一次就完蛋。
所有房地产最后的情况你会发现,卖房子的永远就是赚个差价而已,只有持有房子才能真正赚到资产的钱,所以房地产公司往往是贸易流通行业赚差价的,而真正发大财的其实是那些不卖房子只持有房子的人。
这个就是中国或者说全球的现状,在中国绿城卖了那么多房子,其实他赚的不多,而买它房子的人其实赚的比他多。但是比持有房子更赚钱的就是持有土地了,所以很多人夸奖李看得准,拿的住,所以是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大家翻开所有的新闻报道看看就知道了,中国打击囤地的行为一直没有停过。
谁都知道囤地赚钱多,但是有几个真正能囤住了地的呢?其实是并不多的,李绝对算一个,他基本上在大陆都没有怎么造过房子,感觉都是在卖地,这个赚的钱的确是最好的生意啊。
只能说说不清道不明,香港的发展其实已经充分的证明了,持有比销售要赚钱,他把香港的这招丢到大陆来,其实是得心应手,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搞定政府能够让他把这个得心应手的生意做下去,也就是那么回事,他所有的收入构成里,这块贡献比,大家去算算,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会走。很大程度是,这个生意也玩到头的原因吧,或许这个就是他最牛逼的地方,知道何时进,何时退。
李首富当初收购和记黄埔是他人生成为香港扛把子的象征,而收购和记黄埔的核心是两个,第一个是时机,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出头,该出头的时候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时间点把握的很好。第二,最关键是他会搞关系,收购和记黄埔的两个重要人物,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和董事包玉刚,都对李嘉诚的收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前者简直把李当干儿子看,各种支持,后者估计是因为九龙仓收购中欠了李一个人情,投李报桃。
最终的结果是李大概以几乎不可想象的价格大概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就从汇丰银行的手里拿到了和记黄埔,并且只要支付两成的首付就行了。
关键的是这两成的钱还是汇丰给他的贷款,相当于一分钱不花或者说很少的钱,就拿到了和记黄埔。这场收购开启了了李首富的人生大佬之路。
李首富在这个事情上估计收获了他人生成功的经验,那就跑不花钱拿资产永远不会亏,问题是怎么才能不花钱拿资产,核心技能就是两个,认清形势,搞好关系,他后来环顾四周发现大陆是个宝地,具备不花钱拿资产的可能性,于是携港商身份奔赴北京,还收到了邓大大的接见,于是在大陆无往不利,两个核心技能总得如火纯青,认清时事,搞好关系。
李首富在大陆拿了数不清的地,基本上都没怎么花钱,或者说花了钱都贷了款,然后只干一件事,就是囤地,别人的地囤个五六年很不容易了,各种拖,他一囤十多年压根没事情,你们现在还能找到他他妈的十几年前囤的地,都是各个城市市中心的地,压根不用造房子,大涨以后,打个地基就卖了,他赚钱的套路简单粗暴,你们去看看长江实业的报表,利润惊人,为啥?囤地早啊。为啥能囤,囤的又是市中心?嗯,进的早,关系好。
所以,李富各种让人佩服是有道理的,懂得你要什么,然后给你要的,你要面子,他给你面子,你要钱,他给你钱,他退的越多,姿态越低,收获越大,尤其是跟那些喜欢装逼的人在一起,他就使劲让你装逼,因为你装他的逼越多,就回馈他越多,你得面子,他得里子。所以他自己也说自己是个商人,在商言商,能赚钱就行了,别的不重要。
人生成功如他,做最简单的事情,赚最多的钱,就是凭借看清大势,搞定关键人,无往不利。风生水起,不容易啊。
3
民主和自由跟经济发展无关
所以这个逻辑链条下来就很有意思了,香港这两年衰败是因为房价高企带来的危害,而房价高企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受限,供给受限的背后其实是香港的家族富豪不希望攻击放开,总是能通过各种方式逼迫政府放弃土地大面积供应,从而维持他们的阶层利益,与之相对比的其实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个维权政府体系,他们的逻辑就是基本上不允许有钱人对他们的政府权威造成任何威胁,发现一个搞死一个,所有新加坡政府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维权体系来自于民众对自己的满意度。
他们构建了很强的公屋体系,大多数人的居住环境都非常不错,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房子一直没有大幅度涨价的原因。当然这里也又很多人认为大陆在香港化,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香港人,尤其这代香港人,其实是生于斯长于斯,离开香港,无处可去,退无可退,政府如果不给他们寻找出路和空间,他们只能蜗居在三四十平方米房子里跟父母一辈子在一起,很少有人能离开这个去寻求出路,在房价日益高企,经济迷茫的时候,自然所有的怨气都会出来,而他们又由于认知所限制,压根不知道是什么造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所以简单的把怨气发泄在大陆身上,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去谈。
我们先谈谈大陆为什么不会跟香港一样的核心原因是大陆纵深很深,所有在抱怨大陆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其实跟香港比就会发现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香港人基本上在香港就是在为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打拼,而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你不挑,基本上房子还是买得起的,上海稍微偏远点的房子三四万,深圳关外四五万,北京五环房子四五万差不多了。
在说远点,大陆城市还分一二线,你一线买不起,你二线总买得起吧,二线不行,三线行不?所有互联网上在说大陆房子贵的傻逼,都是想着买北京长安城的房子,上海陆家嘴的房子,那谁买得起呢?在大陆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安身之所的话,房子并不困难,所以同样的情况下,大陆也在土地限制供应,但是一定不会造成供给短缺,国内的房子的调控更多是以稳为主,逐年上涨为基调,当然到了一定阶段呈现的特征,我自己感觉就是多样性供给为特征,就是有钱人你可以很贵很贵的买,没什么钱的人,也让你能有地方住,有点小钱没大钱的人也能又不错的选择,差别化对待。
这个就是大陆跟香港最大的区别,香港无所选择,所以价格不断上涨,大陆选择很多,所以我不认为价格会大幅度上涨,至少有个临界点,年轻人也不是傻逼,在一个明显没有机会的城市里呆着找死,不如换个地方滋润挺好,你看东北人在东北呆的不好,现在占领三亚,日子要多爽有多爽,这种选择很多,你们去看看北海,估计也快被外地人占领了。
我们继续说下去,很多人说香港自由,民主,这个问题,其实我说过很多次,我也懒得扯淡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我只是建议他们去香港看看,香港其实是从来不是个民主的地区,港英时候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估计可能是,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们要知道自由民主的目的是什么,是先保障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生存都是问题,还谈自由和民主就是大傻逼了,亨廷顿说过,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所以很多公知都是自己吃饱了想要自由就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吃饱了饭开始要自由了,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稳定的社会秩序,基本的生活保障是第一位的,自由其实是靠后的,如果认识不到这点,就喊着要自由的,我基本上都归类为是傻逼。
在香港占中事件的时候,我说过那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集合,政治问题,往往会借着经济问题来扩大和发酵,例如叙利亚,看上去是西方干涉,实质其实是国内天灾使得大量农业人口挤入城市,急剧推高失业率,在此基础上引爆了很多社会矛盾,从政治体制角度来看,台湾,香港扯的民主,其实本质上而言,台湾是民粹主义,全民政治化,结果是没人做正事。
而香港,就更扯淡,压根就没有民主发生过,香港是建立在殖民体系上的地区,殖民时期的统治体系,也就是顶层服务体系哪里何曾是民主体系,民众何曾有过民主?拿着民主说事,本质其实也是理由和借口罢了,并非真正的诉求,归根到底还是经济上出了问题。
我这里,没说民主不好,也没说独裁好,就事论事的说,全球民主体系下出现过很多牛逼的国家,当然也出现过很多很破败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两件事,独裁不是好体制,但是许多阿拉伯地区,也一样能享受很好的石油红利,过着还不错的生活,新加坡也从来不是民主国家,一样可以靠着马六甲过着不错的日子,严苛峻法下的新加坡,也没人拿他体制说事,本质而言,这是两件事。
民主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不要以为民主了,就什么都有了,你是垃圾,最终其实还是垃圾,只不过是民主的垃圾还是独裁的垃圾,仅此而已。结果因为这段话,一堆人来骂我,其实随便举例都会发现民主跟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都不是民主体制发展出来的高速增长的地区。
新加坡到现在还是威权体制,台湾是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时候发展最为迅速,韩国也是军政府时期发展高速,欧洲的西班牙是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增长最为迅速,南美洲的智利也是军政府时期增长最为快速,都很难说民主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我一直说,民主其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然后开始吃饱了撑的要各种权利了,在日子不好过,没饭吃的时候,其实都没心思争取权利的,都忙着抢饭吃呢。
不能把这个因果关系给弄颠倒了,我们太多傻逼,都以为有民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实很多时候并不具备相关性,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构成来看,8成的民众是群体逐利性短视,追求当前短期利益,1成民众具备长远思考能力,但是却容易随波逐流,不敢坚持,只有一成民众,坚持自己看法,也按照自己的看法做事。
为什么全球最近对于民主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就在于让八成短期逐利的民众主导未来的政治方向,必然最终结果就是短期政策提出者占优,以往美国这样的国家还可以通过精英控制舆论的方式让民众跟随,
现在也一样不行了。全球都开始民萃上台,右翼分子当政,民主的结果。是好是坏?很多人说西方近百年来是民主的成功,我觉得都挺扯的。
根本上西方近百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底层技术也就是工业革命突破加上殖民优势,而在工业革命时代哪里来的民主?所以,民主是西方胜利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香港一定是建立在经济问题之上出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根本,绝大多数老百姓其实都拿政治问题来说事,前提是日子过不好了,所以核心其实是香港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下滑,香港回归以来随着大陆不断崛起,前面说了很多大陆为什么会起来,核心就是制造业发达,外汇大量流入,货币宽松进一步促进制造业,超越美国加日本之和,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强大了,哪怕再有什么危机和问题,总归基本底子放在这里,已经强大得不需要考虑香港和台湾重要性的地步了,压根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事情……
香港自己却因为被富豪把控,闲置土地供应,形成目前房价高企问题,使得整个地区无法创新,无法突破,屌丝逆袭成本极高,香港不得不简单依赖地产和金融这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很好,但是再好,也就只是两个行业而已,香港地区的经济没有广度,更没有深度,导致的结果就是系统风险极大,稍微来点风吹雨打,就扛不住,不是一个经济体的概念,香港后来推自由行,希望零售业能成为第三个产业,但是说实话,中国人,其实也不是中国人,只要是人骨子里是喜新厌旧的,原先来趟香港感觉很牛逼,高大上,每天朋友圈里晒自拍,拍个两三次也就这样了,变得很二逼了,开始也就不来香港了,跑到更可以去装逼的地方去了,零售业能增长,但是很有限,因为变得太快。
前面也说了,香港其实是个基尼系数非常高的地区,这个地方,基本无中产阶级,就两种人,一种有钱人,占据不到2%,但是拥有98%的财富,还有一种人就是屌丝,占据98%,却只拥有2%的财富,虽然有点极端,其实本质就是如此的,分化太厉害了。这种地区本身能讲民主也是很扯淡的事情,在香港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其实并不多,我可以断定这个地区1%和99%的人是无法对话的,民意一旦不统一就是对立加谩骂,高层讲教养,底层讲生活,能对话是见鬼了。鸡同鸭讲,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是一个义无反顾在堕落的地区。
4
大陆对香港政府的方针出现根本性错误
最后我们在反思下大陆政府在这里面的根本性错误,我在15年的文章里深刻反思过这个问题,大陆对香港政策现在来看出现很大的偏差,曾经可能是对的,但是现在就是错了,说到底是不能与时俱进。
前面说了,香港有过一个辉煌期,就是谁都能赚钱的年底,有钱人赚大钱,没钱人赚小钱的年代,都能赚钱,就会和谐,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趋向饱和之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这种情况下,我多赚一分钱,你就会亏一分钱,政治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过去,大家其乐融融,老百姓并不介意谁掌握权利,所以过去的殖民体系下,英国总督制,基本上采取类似国内乡绅模式,本地人自己管本地人,不要太出格就行了,所以当地有钱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利,负责维系地方,大陆接管香港之后,一直维持的是这种语境下的模式,笼络一批富豪名流基本能稳住香港,为了笼络这帮富豪,大陆政府不遗余力的给予各种政策扶持,不但给予香港的政策支持,对他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睁只眼闭只眼,还让他们在大陆获得了各种好处,这个前面提过,香港房地产商在大陆的土地储备绝对高于国内房地产商,为什么?自己想去。所以同样做房地产,最后国内一帮傻逼,拼命的讴歌香港地产商,却拼命嘲笑的国内地产商是暴发户,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只是很多年候,我们发现大陆政府所做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香港并没有稳住,反而问题越出越多,大形势可能是因为经济形势全球都不好,但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大量你所笼络的富豪们,并没有为你真正在做稳定香港的事情,他们利用你对他们的好,不断的剥削和压榨香港本地的民众,直接把底层民众往死里整,最终引起了大面积的反弹。
现在的香港富豪跟百姓之间处于明显的经济对立的情况就非常的明显了,房价不断上升,底层生活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大陆人开始不断来香港得瑟,在他们看来落差一下非常的大,同时,互联网催生出了更多民意渠道的时候,原先的富豪政治显得越来越脆弱,这个时候大陆还以为稳住富豪就能稳住香港,基本变的不现实了,所以估计未来几年一定是会对香港的政治体制来个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不可能按照以前的逻辑来了。
占中也好,旺角事件也好,表面上看是反对大陆,其实根子里压根本不在大陆上,只是因为底层民众智商不够,不知道自己该去恨谁,简单粗暴的认定是回归让他们没有变得更好,其实不是的,他们该恨的首先是本土富豪,大陆最多就是监管不力罢了。
但是民众是不会思考为什么的,他们只会感受到怎么了。所以,虽然我们说香港人不该把矛头对向大陆民众,但是他们是意识不到深层次的原因的,他们直观的感受就是看到曾经穷得还需要他们救助的隔壁乡下人变的阔绰起来,可以来香港炫富了,还能来香港包养二奶了,这种落差是最直接和无法接受的。激荡起的反应也最激烈。
钱和女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容易引发男人争斗的东西了。有一次一个香港人跟我就这么抱怨,说你们有钱也别那么高调好不好,很没素质的。我则很鄙视的说,拜托,三十年前你们香港在大陆比我们只会更高调,包养的二奶只会更多,一个个出租车司机都在大陆充当有钱人的时候,你怎么不去劝劝他们别那么高调,别那么没素质呢?本质不是你素质高了,只是因为你没钱了,仅此而已。
至于很多人问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去香港,这就分为两个层面来看,姑且把购物这类的分开,这类群体没有比较意义,着重考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移民香港。确切说,现在香港的趋势是中低层人员都在回归大陆,尤其本身都是大陆人的更是明显,为什么?
因为大陆机会多,在香港出人头地很难,而且生活状态也很差,为什么?前面说了,房价太高,别看很多人年收入百万,但是在香港也不太买得起房子,在香港所谓千尺豪宅,也就是一百平方而已,绝大多数人住房也就是五六十平,生活质量其实很低。
而且香港面积很小,呆久了不好玩,我每次在香港真是感觉无聊死了,只能在酒店大堂呆着喝咖啡,按个脚也找不到地方,更别说泡澡了,无趣的要死,哪里有大陆热闹好玩,而且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一点,越是稳健社会,规则越是严格,而越严格的规则,必然腾挪的空间就很小,显得单调而乏味,每个人其实刚工作了就可以知道自己死的时候的样子,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耐不住的年轻人也都回大陆加入到热热闹闹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去了,即使失败了,也是一场人生,多high。
之前我在美演讲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中国能治疗抑郁症,我开始不信,住了一段时间,觉得还真必须信,太无聊了,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说在美抑郁症大多因为实在无聊乏味且约束很多,过于压抑,而来到大陆发现大陆才是真自由乐土,也没啥约束,只要不杀人放火,爱骂娘骂娘,没人管你,这里没有种族禁忌,没有性别禁忌,没有宗教禁忌,喝酒随便喝,调戏下良家妇女,不出格,最多被打一顿,没人动不动告你性骚扰。
美国人平均每年十几张传票,什么时候不知道就犯法了,大陆一辈子也不见得有一张,而且大陆喜欢扎堆,人一多想得抑郁症也不容易,不像美国,一杯啤酒喝一天,好山好水好无聊,大陆是真脏真乱真快活,前者容易抑郁,后者不容易也是真的。
所以,目前趋势香港中产以下回流很明显,但是都是相对的,适合年轻人的地方一定不适合老年人,老年人好静,不爱动,怕人多,更关键大陆有钱人普遍缺乏安全感。而香港是一个有钱人很少,但是有钱人扎堆把持话语权的地方,这个地方所有的政策就是保护自己的钱不被损失掉。所以建立起了非常稳固的政策制度,产权制度来保障各种有钱人的权益不受损失,所以,这样的地方一定不适合屌丝逆袭,但是很适合有钱人养老,无形中给了大陆有钱人很好的选择。
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有点钱的人都期望来到香港,说白了,年轻人求生求变,老年人求稳求好,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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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9 16:33 | 只看该作者
是谁让香港青年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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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谢晓虹,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委员

          王事通,香港公共政策观察者

自今年六月以来,《逃犯条例》修订风波持续发酵。香港这座城市一个月经历了多次游行。这其中,既有反对修例示威,亦有声援香港警察的大规模集会。然而,在一小撮心怀不轨者煽风点火下,这场风波不断升级,直至爆发了大规模暴力事件。

这是香港的至暗时刻。

在六月九日、六月十二日、六月二十一日的示威游行之后,针对香港回归二十二周年这一关键政治节点,部分武装、组织起来的极端分子以铁笼车、铁棍等攻击性武器冲击破坏立法会,向警员投掷腐蚀性液体、有毒粉末,导致十多名警员严重受伤。极端分子冲入立法会中肆意打砸、破坏,甚至公然将港英政府时期的殖民者旗帜,悬挂在立法会主席台上。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之珠,此刻竟因暴力和极端行为而黯然失色,不禁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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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大楼遭破坏后内景(图/香港大公报)

随着电视、网络媒体的不断曝光,极端分子们在街头施暴的行径被公之于众。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些香港青年受政治投机分子的蛊惑,贸贸然地参与到游行示威乃至暴力行为之中。在大好的青春年华,他们本应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肩负着香港未来发展的前途;然而一部分人抛弃了学业、抛弃了家庭、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前螳臂当车。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引诱香港青年走上歧途?

反对派:为谋求政治利益破坏香港法治精神

长期以来香港都以法治社会而自豪。法治给予了每个香港市民自由和平地表达意见的权利与机会。在法律规则之下,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与诉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肆意妄为、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在此次风波中,反对派就始终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对他们口中的“香港法治”采取双重标准。

1998年,轰动一时的张子强案发,反对派领袖之一、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借机在立法会提出议员议案,要求特区政府尽快与内地就移交疑犯达成协议。当时他声称:“违法行为必须在犯事地区的法院审讯,逃犯须移交到犯事地区处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李柱铭却一改早前立场,先是带领一众反对派议员赴美出席美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所谓“讨论香港民主”听证会;后又在媒体上发表二十多篇文章抹黑特区政府修例。当被人指出其前后矛盾时,他又三缄其口,企图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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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铭(资料图)

无独有偶,2013年时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煽动香港青年“占领中环”,并公开叫嚣:“希望有一万人参与整个活动,有一定数量的人在‘公民抗命’后,可主动自首和在法庭不作抗辩。”结果真到2018年受审时,戴耀庭却想方设法发动舆论媒体造势,试图脱罪,显露出两面三刀的懦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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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资料图)

反对派对“法治”这一概念采取双重标准的背后,隐藏着耐人寻味的政治投机图谋,他们妄图与外部势力里应外合,以香港为支点,在地缘政治层面掀起风浪,而“法治”不过是他们掠取私利的幌子罢了。

反对派的另一招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香港警队。

众所周知,香港警队始终活跃在维护法治的第一线。不论是之前的“占中”运动、旺角暴乱,还是此次风波,香港警察始终秉持“维护法纪、维护治安”的目标,尊重市民个人权利,用行动坚守香港的法治。

但可悲的是,在尝到“七警案”的甜头后,反对派政客和激进港独分子进一步利用Facebook、Whatsapp群组、论坛讨论区等香港青年常用媒介,宣扬所谓“勇武抗争”“违法达义”。一小撮香港青年更对逾千名警员开展“人肉搜索”,污蔑他们为“黑警”,甚至连无辜警员家属也收到骚扰、恐吓。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这些青年选择站在警察的对立面时,似乎忘记了香港警察也是香港人的事实。

反对派的手段,让有罪的人洋洋得意,无辜的人受到迫害,最终受到损害的却是“法治”这一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但就算反对派们再怎么扰乱视听、美化包庇暴力分子及其行径,大部分香港市民仍能看清真相,理解香港警察的正当合理执法,并愿意为支持警队发出自己的声音。

六月三十日,笔者亲历了在添马公园举行的“撑警游行”,目睹近16万香港市民为了表达对香港警察的支持及敬意,自发身穿白色和蓝色衣服,冒着大雨参加这场“撑警察 护法治 护安宁”的和平集会,为香港警察发出公义之声。

当中既有香港知名艺人,也有不少在政治上鲜有发声的“沉默大多数”。每一句“阿Sir Madam 我撑你”的口号,均表达了他们为受伤的警察打气,为维护香港和谐稳定而共同努力的深切之情。十数万人的呐喊,正是在告诫那些激进分子,尤其是其中的香港青年,不要被反对派议员的政治操纵蒙蔽耳目。


笔者参加“撑警”集会

香港青年应该明白,反对派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自由、民主、正义。试问,真正的自由,难道就是那些罔顾事实、散播恐慌的谣言吗?真正的民主,难道就是扰乱治安、破坏社会的极端暴力行径吗?真正的正义,难道就是将受害者潘晓颖一家弃之不顾,而将一桩凶杀案件高度政治化吗?

众多时刻,所谓的“自由民主正义”沦为反对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制造冲突、煽动分裂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每当有市民走上街头,就能激化这些人对特区政府和建制派的敌意,也就越能为了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及下一次立法会选举争取到更多票源。反对派议员在街上散播恐惧、仇恨、对立思想时,从不会忘记高举横幅、大呼口号,让人们为自己投票,意图可为昭然若揭。美其名曰“民主派”的一干政客,早已将香港政治集体行动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共识抛诸脑后,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正是将香港青年引上歧途的罪魁祸首。

失德教育从业者:对香港青少年灌输“反中”意识形态

作为塑造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一环,学校本应是教书育人的一方净土。然而,后殖民时代的香港教育体系受港英政府时期遗毒甚深,已成为建制派、反对派和极端“港独”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力场。

在此次风波中,部分教师工会屡次协助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

作为香港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香港的教师工会所属教师会员广泛分布在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之中,其影响力渗透至整个教育体系的方方面面,通过教师向香港青少年施加影响力。但自六月五日起,部分教师工会多次公然挑唆教师罢课,与反对派组织“民阵”勾连,鼓动其教师会员走上街头,开展罢课行动。

不仅如此,这些教师工会还唆使所属教师会员本着所谓“专业精神”“公民教育的原则”和“客观原则”向中小学生“解读”《逃犯条例》。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工会却预先发布官方公开信和宣传单,与反对派统一阵线,传播立场偏颇、偷换概念的《逃犯条例》简介,意图误导教师和学生。

在中小学校中,教师对学生而言占据着主导、支配地位,教师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单方面将其政治立场施加给学生,学生群体之间的同辈压力又会放大这些政治观念的影响力,对于尚未心智成熟的中小学生的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这种通过教育系统所进行的政治动员,也成为了六月香港部分学校罢课、罢学的导火索。

由于部分教育从业者的放任,还令“港独”思想渗透、蔓延至中小学校。

近年来,在部分教育从业者的默许之下,香港“民阵”、“学生动源”以及已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等团体在多所香港中小学校建立“港独”关注组,不定期派发“港独”宣传单、制作发放含有诱导式问题的调查问卷,试图向香港下一代灌输“港独”思想。

一小部分教师、学校也主动参与到洗脑教育之中。比如,针对此次风波,港校圣士提反书院在小学二年级常识试卷中混入“占领街道不是犯罪”、攻击警方正当执法行为的插图,传播反对派政治立场,而校方也默许这一行径,避重就轻地将“洗脑”试卷归咎为教师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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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考题(图/香港大公报)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当“反中”政治氛围在中小学校弥漫开来,所引发的后果将是一连串的:

一是加剧了香港青少年与家庭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在此次风波中,一些香港家长试图阻止子女的一时冲动,却反遭子女大肆批斗、辱骂;一些教师更是火上浇油,鼓动香港青少年要“勇于”反抗家长上街游行示威。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单元,家庭对立情绪加剧将使社会政治氛围更趋对立,也更容易爆发不理性的集体行动。

二是削弱了香港青年的国族观念。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支持“港独”思想的少数青年中,有高达80%的人意图移民;近日又有新闻指出,部分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在伦敦国会外请愿,希望英国给予其居英权和在英工作权。这些现象都直指香港青年国族观念薄弱这一身份认同核心问题,树立香港青年国族观念工作亟待加强,而教育领域正是这场斗争中的关键一环。

三是“反中”意识形态会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逐步走向大学及社会。梁游立法会宣誓辱国、香港理工大学民主墙“港独”言论等事件,正是持“反中”意识形态青少年随代际更迭进入高等院校后产生的恶劣后果,如果不对这一势头加以遏止,香港未来一代的主流话语权将被劫持,更将引发诸多乱象。

唯有抛弃偏见才能让香港青年走出迷惘

理性包容、和而不同是香港这座城市的特质,也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但真正爱香港的理性青年应该明白,自由并非没有底线,用暴力和极端行径与政府冲撞,对香港社会发展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和改善。香港青年本来应该肩负着创造美好未来的重任,并应该具备正确和理性分析的能力,但在无数的冲突和纷争之中,他们已迷失了正确方向。

长期以来有观点指出,香港青年生活的艰困系为香港高房价所累,但笔者认为香港青年所面临更直观的问题,是因产业结构与教育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支撑其经济的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高度发达,这些行业虽然能产生高附加值,但增加的本地就业岗位数量却很有限。随着近年来香港作为港口城市吞吐量日趋下降、科技产业发展滞后、去工业化等诸多原因,能够集中吸纳大量本地就业人口的主要是旅游业等消费性服务业,但其提供的中低收入岗位偏多,从业者收入也因而增长缓慢。与此同时,香港的高等教育却在产业化政策导向下盲目扩张,香港青年平均学历陡然拔高,就业期望值亦水涨船高,青年希望从事高端岗位,但就业现状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这种香港产业结构日趋收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与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让香港不少年轻人对前途及未来发展丧失信心,自认为向上流动无望。再加上反对派鼓噪和部分教育从业者失德,香港青年因而将情绪宣泄在政治活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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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资料图/视觉中国)

真正能够解决香港青年问题的人,正是香港青年自身。

近年来,内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与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的中坚力量,个人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其中涌现,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出台,内地广阔的就业市场已向香港青年展开了怀抱。

在生活上,内地也始终心系香港青年,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纳入高铁网络为港人在工作、学习、生活的软硬件上提供了方便。“百闻不如一见”,只要香港青年能够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勇于踏出“北上”的第一步,就能真正分享到祖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个人发展前途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结束后,特区政府应充分发挥政治智慧,对香港青年恩威并施。既要对参与暴力示威者严正执法、追究到底,让用心险恶者自食恶果;也要与香港的基层青年建立真正的沟通桥梁,利用好青年发展委员会等工作机制,加大香港青年事务力度统筹并加以改革,更好地推动青年参与建设香港,鼓励更多香港青年到内地去了解、观察真实情况。

香港社会也应反思“勇武抗争”“违法达义”的代价,思考如何弥合社会撕裂所带来的伤痛。希望更多理性的、爱国爱港的青年政治领袖勇敢站出来,在香港青年群体之中发出正义的呼声。我们不能让某几个獐头鼠目的宵小之辈始终占据着青年一代的主流话语权,而要使“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夺回那些失去的舆论阵地。

“不畏浮云遮望眼”,盼望香港能早日平息这场风波,盼望香港的青年能肩负历史的重任,再一次开启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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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0 10:07 | 只看该作者
对港政策的六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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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香港固然有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但中央的政策失误也是主要因素。前文在“香港问题一”中,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主要探究了香港目前困境的关键因素——经济。有因才有果,经济上雪上加霜,社会以及政治必然是其导火索,甚至从世界来看,政治化背后的主因也依然是经济。

与此同时,除了自身的经济结构失衡外,中央政策对香港的导向性失误在这其中又占据何等地位?这个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含糊不清。

因而,刨根问底才是解决彼此问题的关键,为此,李罗力理事长在此文中更深刻地探索了中央ZF在香港问题上所存在的六大失误,同时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政体也做了深入探究。

记者:从中央来看,对香港存在哪些决策失误?

李罗力:我认为中央ZF对港政策存在六大失误。

第一大失误是,香港回归以后,中央ZF在对港政策上,过分强调“两制”,在强调“一国”方面严重不足。我认为这是中央ZF对港政策的最大失误。

我认为从香港回归一开始,就应该首先强调“一国”,所谓“回归”,当然就是说它已经从英国殖民地回到了祖国怀抱,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就是要讲“一国”,而且也应该要讲足“一国”。更何况,从逻辑上来说,只有是“一国”,才可能讲“两制”。没有“一国”何来“两制”?但是显然当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做足了,做好了,香港现在的很多问题就不会出现,就不会酿成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由于我们这么长时间里只片面地过分强调“两制”,所以现在香港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认为自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严重忽视了香港人都是中国人这个“一国”的根本理念。

我常常讲,只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中央对港政策的失误。香港回归前,内地干部到香港出差视同出国,办理赴港手续甚至比办理出国手续还容易。香港回归以后,已经成了一国了,反而办理赴港手续比出国手续难得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主管港澳工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说,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就是要像守门员一样为香港把好大门,要保证港人高度自治,不能让内地官员随便跑到香港去。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香港与大陆都成了一国了,内地干部到香港出差怎么会比到外国都难?换言之,中国的官员到任何国家都可以很方便地去,为什么到自己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就那么多重重限制?这岂不是自己采取政策在把香港和内地严重隔离开来!

所以我认为,在“一国两制”上过分强调“两制”忽略“一国”,是中央ZF对港政策最大失误,导致现在香港社会里民众普遍的意识形态严重忽略“一国”的理念,甚至很多香港人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把“一国”的理念看成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学生在学校里讲授中国的历史课和中国的文化课都受到攻击,谁要唱个国歌,感觉像是香港的罪人一样,这不是出了大问题嘛!要知道香港回归的时候,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拥护和认可的。香港回归将近20年了,发生了怎样令人触目惊心怎样的变化啊?

第二个大的政策失误,就是回归后主要依靠大资本家来管理香港。本来我们应该依靠中产阶级,因为香港这个社会真正的精英是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我们采取的政策却是全部依靠工商界的大资本家,而工商界的资本家归根结底为自己利益的,是忽略老百姓利益的。因此,当我们的主体政策是依靠香港工商界人士的时候,就忽略了广大香港老百姓的利益。

记者:同意您第二个判断,马克思讲无产资产阶级没有国界,大资产阶级也没有国界。利益是没有国家的,我们依靠大资产阶级,但他没有爱国之心,分分钟可以拿钱走人。

李罗力:由于我们主要依靠香港的大资产阶级,导致香港社会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像李嘉诚这样的大资本家,垄断了香港主要的产业——房地产、物流、金融,还垄断了电力、电信等主要公共服务产业,许多香港老白姓都变成是给大资本家打工的。香港回归后中央ZF给香港送大礼包,除了“自由行”外,基本上都只是惠及了资本家的利益。不但如此,我们依靠香港大资本家,还为他们在内地投资大开绿灯,让他们在内地大发其财。所以香港社会才会出现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贫富悬殊现象。

换言之,香港回归后,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回归的好处,而香港回归后的将近20年,正好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大发展时期,完全可以让回归后的香港民众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惠和好处,但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主要依靠大资本家的政策,因此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再一个方面就是没有依靠中产阶级,没有依靠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所以现在为什么知识分子会闹起来?其实像香港这样的民主法治社会,其所谓的主流民意,其实就是中产阶级的主流民意。

我认为,中央对港政策第三个重大失误是,在保持"一国"的关键环节上软弱退让。我认为最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法(即“二十三条”)上。国家安全法到现在香港都没能通过。这是什么道理?看看当今世界,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国家的安全法?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也要实行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但是在香港就不行。为什么?还是中央政策的失误。

一是错失了通过的最好时机,本来在香港回归后董特首的第一个任期,就应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在董特首的第一个任期,由于香港刚刚回归,小平同志和中央ZF在香港的威信很高,老百姓对香港回归总体上认可,绝大多数持欢迎的态度。在这个最佳时期里,中央ZF没能果断决策通过国家安全法。

说到底,就是为了想体现“港人治港”,没有把这件回归后应做的头等大事完成。等到董特首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央想要通过“二十三条”时,香港出现了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其实当时已经知道,在这五十万人中真正“泛民”动员起来反对“二十三条”的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但是中央ZF一看这么多香港人上街了,就把通过“二十三条”放下了,不敢再做这件事。

这真是很奇怪。在香港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集会游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一有人上街游行就害怕了,就不搞了。本来那个时候要通过国家安全法,就是中央ZF对于“一国”大政方针的要义明确,结果这一退让,实际上就是在最关键时刻,中央ZF放弃了把“一国”的大政方针坚持到底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中央ZF的这次退让,其实是纵容了香港的“街头政治”。这就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从一开始就屈服于香港的“街头政治”。于是想与中央ZF搞对抗的人都知道了,中央ZF怕“香港人到街头闹”。现在这个恶果很严重,“占中”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而且没有国家安全法,“港独”这类严重威胁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不能得到依法严惩。

我认为,中央ZF对港政策的第四大失误,就是不断给香港送经济“大礼包”。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种送“大礼包”的行为实际上阻碍了香港的经济转型。换言之,在香港出现产业空洞化和加工贸易产业已经遇到发展瓶颈无法前行的时期,中央ZF不是鼓励和支持香港ZF和产业界实现经济转型,反而用不断地送“大礼包”的方式,维持香港现有经济模式的苟延残喘。

这等于说香港你经济发展遇到了什么困难,由中央ZF来给你承担。

香港不是由于产业空洞化和经济萎缩导致高端服务业发展困难吗?好,我给你送个“大礼包”,让你的高端服务业进入内地来发展。但现在的事实证明,反而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把香港的一部分高端服务业也从香港本土转走了,加速了香港的产业空洞化。

香港不是由于现有经济模式发展式微导致普通老百姓就业和生计困难吗?好,我再给你送个“大礼包”,来个“自由行”,放开让大陆人到香港去吃,去玩,去旅游,去购物,通过这种措施去刺激香港的低端服务业,让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普通劳动人群得到收入。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同样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抬高了香港的市场物价和地产楼市价,同时造成了某些香港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给香港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紧张和压力,引起香港社会新的矛盾和不满。

这就是按倒葫芦起了瓢。不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难,只用送“大礼包”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归是要出大问题的。

送大礼包的另外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香港人本来就是总想着不费劲就赚快钱,我们动不动就送“大礼包”,就是纵容了这个坏的习惯,现在看来遗害很大。

我认为,中央ZF对港政策第五大失误,就是没有支持香港ZF成为一个有作为的ZF,没有支持香港ZF在管理香港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说香港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香港已经处于比较严重的无ZF状态,民粹主义盛行,ZF严重的无作为。

我多年来研究香港,认为香港社会有一个严重的错误理念和认识误区,那就是认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ZF就应该“积极不作为”,或曰“积极不干预”。这个错误理念和认识误区,是英国人给他们留下来的。香港大部分人也包括他们的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那就是ZF要少管甚至不管。我每次和香港人争论,都会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ZF干预。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哪一个不是发展良好和运行高效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但他们的ZF不但不是无作为、不作为,反而是要作为,而且要强作为。这些国家的ZF都是强有力的ZF,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不争的事实。

其实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每个经济个体都在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他们不可能去为社会着想,去谋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这方面就需要ZF来发挥作用。而ZF从根本上就是公众选出来,代表民意来管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机构。所有的ZF,都应当为公众服务,替公众办事,而且要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要制定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发展规划,扶持产业发展,同时要济贫救危,搞好公共服务,这些都是ZF必须做的事。

但是我们看,香港ZF这么做了吗?将近20年来,香港ZF在香港的产业转型上做了什么?在扶持香港的大企业上做了什么?在香港的产业升级上做了什么?可以说什么都没做!香港的产业发展规划是什么?到现在我们都没看到香港ZF明确的提出来过。

要知道,每个国家和地区的ZF都有自己经济长远发展的规划,我们都有五年规划,美国也有,他们虽然不叫五年计划,但长远的发展目标绝对有。美国每一届ZF都提出自己的发展目标,包括它的新能源发展、油页岩气革命、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机器人产业,而且奥巴马还提出,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你看它是不是在引导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不是在用各种政策手段来扶持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现在香港出现的严重乱局,与香港ZF的不作为、无作为,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中央ZF一直对香港社会中的这个错误理念视而不见,对香港ZF的不作为和无作为听之任之,这显然是中央ZF对港政策的又一大失误。

记者:第五个大部分同意。英国实际上四十年代后,是严重的社会主义化。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年,撒切尔夫人的再自由化,很多英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股占股比重还是在50%以上。这方面上香港对自由市场经济有一个严重的误判。

李罗力:对,香港ZF在观念上很有问题,所以。现在香港很多和我们合作的专家学者,也都提到这一点。这么多年,他们给香港ZF提出很多有关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建议,但是基本上是没用的,香港ZF用一个对市场和企业“积极不干预”的说法就把他们挡门外。他们也感到在很无奈。香港ZF平常都是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中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好像是在解决民生,但是事实已经证明,ZF如果不能解决社会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香港产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那么香港的民生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认为中央ZF对港政策的第六大失误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政治的社会,没有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做好香港回归后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工作。

怎样利用这个特点来做好香港的政治治理工作呢?我的想法就是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就是我们中央ZF到香港来,也应该来玩“政党政治”,而不能把我们在大陆一党领导多党协商的政治制度搬到香港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讲“一国两制”。

玩政党政治,就要按政党政治的规矩和办法来玩。其实GCD对这一套并不陌生,毛泽东领导GCD打天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主要大中城市中就是玩政党政治,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反专制,用这种办法争取到了绝大多数民主知识分子和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的拥护,把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逼上了政治绝路。

那么今天,在香港这个政党政治的社会应该怎样做呢,我认为其实就是香港回归后,应当由我们大量派人过香港去,作为中央ZF来讲,应该下大力气把国内一部分人弄过去。让他们到那儿去“组党”,组织爱国爱港的政党,这在当时是完全有条件的。而且众所周知在香港组党很容易,而且组一个大党也很容易。民建联是香港人数最多的第一大政党,才两万多人。对大陆来讲,如果派人过去组个几万人的党,岂不是易如反掌!

当然,要完全按香港政党政治的规矩来“组党”,然后完全按照香港政党政治的规矩来玩。但是这些政党从根本上贯彻我们中央ZF的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在香港的根本利益,争取和团结最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青年,争取和团结社会上一切爱国人士,争取和团结最广大普通民众,与那些反华、反共的所谓“泛民主派”和港独派大斗特斗。通过香港的民主选举,来争多数席位控制权,争社会主导权,争主要话语权。争取民心,从而来实现依靠香港中产阶级的大政方针,形成我们治理香港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只有这样,中央ZF才能够真正既顺应香港的社会民意,把香港治理好,同时又能够让香港回归后从根本上符合我们“一国两制”的战略意图。

我认为我们的中央ZF出现的失误,不光是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这个政党政治的社会特点,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反而完全用我们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思维来看待香港。更为糟糕的是,甚至一直把香港的政党政治简单化地只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把那些搞反对活动的政党,也是简单化地只当做一种敌对势力来应对。这种简单化处理的最大弊端就是,没有按香港社会的内在政治规律办事,因而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更加引起民众的反感,引起社会主流阶层的抵制,结果更加糟糕。

还有些人,因为不懂香港的社会机理,不懂香港的社会政治,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得了,好像香港的天要塌下来了。其实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承认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国际法理在你手里,治理香港的大法——基本法在你手里,香港驻军在你手里,怕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又干了很多错事蠢事,看到有反对的力量就认为这是敌对势力在那儿搞。其实就是自己心里没底,自己不会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只能简单地用对敌斗争办法来做。

记者:您的六大失误总结得非常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您怎么理解一国两制?有人说邓小平为什么要为一国两制设定50年?您也回答下,这是跟第一个问题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了一国两制以后,中国还是不是单一制国家?

李罗力:我觉得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根本问题。所谓“一国两制”,“一国”才是根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国”就是说你香港也必须要遵守中国的国家法律。香港有个基本法,而香港基本法是由中国人大常委会设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大常委会也是香港的最高权利机构,最高立法机构。换言之,香港的法制是隶属于一个中国的法制。另一方面,香港回归后,邓小平坚持要在香港驻军,要的就是在香港的军权。另外,众所周知,香港不能有自己的外交,外交权也都是中国的。因此你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中央ZF用基本法赋予了你的法治权利,你的最高权限是也是由基本法确定的。所以我说,要理解“一国两制”,首先必须是“一国”,然后才有“两制”,一国两制从根本上就是这么定的。

所以香港回归后,尽管我们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制度,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当然还是单一制的国家,因为中国国家制度本身没有“两制”,只是对香港采取这种制度,因此把香港定为是“特别行政区”。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人只承认“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他们普遍忽视“一国”这个根本的理念,很多香港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早就应该向香港人宣传这个理念,应该告诉香港的法律程序也不能独立于中国的法制体系之外,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于香港来说,同样也是最高立法机构。但是现在流程完全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的决议要拿到香港的立法会上去讨论,然后可以弃权可以否决。这真是奇怪!谁是香港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因为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

“一国两制”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而且这是邓小平很有大智慧的很巧妙的政治框架设计。那么既然是一国“两制”,那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去要求香港,所以就设置了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就相当于香港的宪法。但是基本法是谁设定的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才是香港“一国两制”真正根本的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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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1 18:04 | 只看该作者
“一国两制”的异与益,香港和内地不能都只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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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建宗
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召集人、原香港发展局局长助理

► 采访 观察者网 小婷

因为修改逃犯条例,香港社会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7月1日,游行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院,现场一片狼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

触目惊心的暴力面前,很多人都在问,香港到底怎么了?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原香港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博士,谈谈今天香港的病灶和未来。

政府操之过急,警方过度忍让

观察者网:您是几号离开香港的,来之前香港的状况怎么样?

何建宗:我是7月3日离开香港到北京,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时我也在香港。其实在这之前的6月9日、16日的游行,我都有去过现场观察。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次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会触动那么多人的反对?

何建宗:我觉得这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心理底线有关。“一国两制”其中最关键的心理底线就是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除了政治制度不一样,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修订条例的原意是好的,但因为大家的这种心理底线,就会有一种恐惧和不安。过去只有大陆把逃犯遣回香港,没有从香港遣回逃犯到大陆的,而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但还是比内地有更多的自由和法治。

因为潘晓颖案,特区政府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去硬推修改逃犯条例。但是香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不了解,那种心理底线难以一下子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政府做了各种让步,大家还是不放心。

大家担心的是即便你的意图是好的,但那个口子打开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很多荒谬的谣言流传。其实这些谣言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我们看到反对派做各种视频、小电影之类,把它描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才有什么“反送中”。

我觉得政府的初心是好的,希望能够尽快在立法会通过修改逃犯条例,而且建制派的票数是足够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想冲一下,但没想到后来冲不过去。我是觉得这次可能政府有点过于自信,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政治敏感性。而且在处理反对意见,以及面对事态步步升级时,没有及时掌握时机去回应。

观察者网:6月30日香港各界人士举行了撑警行动,后来警方也拘捕了示威者。您怎么看这次香港警察的行动?

何建宗:其实在6月12日以后,矛头已经不止在条例本身,而是在政府还有警方怎么处理示威者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警察这次可能有点进退失据,因为很多人忽略了6月9日和平游行的晚上,已经开始有暴力袭击的行为,还有人打警方,打到警察头破血流!

但那天晚上警方没有放催泪弹,也没有抓几个人,基本上就是驱散。包括后来的包围警察总部,这些在全世界都不是允许的,都必须要严正执法,但是警方采取了过度忍让的态度,这会让对方觉得警察是一个可以挑衅的对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有暴力冲击立法会。如果警方在初期比较果断的执法,防止矛盾冲突激化,而不是在后来才采取强硬态度,事态可能会容易控制很多。


被暴徒袭击后的立法会。图片来源:星岛日报

观察者网:但好像这是一个怪圈:警察强硬会被认为是强权镇压,警察软弱反对派又会得寸进尺。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处境?

何建宗:现在警方的执法困难在于它是24小时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警方就像绑着手和别人打架一样。媒体也倾向于同情示威者,不停地回放警方的镇压,实际上警方是正当处理,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则被有意无意的淡化和忽略。

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快速回应很多诉求,而是选择了回避或者不回应的态度。这样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的人,都会觉得不满。现在港府宣布暂缓修改条例,支持的人会很沮丧,反对的人会更激烈。如果政府能够在早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会避免这些问题。

包括警方之前的处理,警方的领导也没有很及时地去做一些有力的回应或者回击无理的批评,导致社会上侮辱警察的言行越来越猖獗,而警察的处理无论以英美的标准来看都是温和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把示威者和暴力冲击者区分开,后者触犯法律肯定要绳之于法,但和示威者包括不同政党的人应该有一个对话,这也是现在一些党派要求的。其实对话能够更早展开,反而更好。当然有些反对者或者示威者会说一些侮辱人的脏话,但是在公开的镜头面前,如果他们还敢用脏话骂官员,香港市民都是能看得见的。

观察者网:如果以后颁布类似这样涉及到内地和香港关系的法律时,都需要对香港社会做一个较长期的解说吗?

何建宗:我觉得以后政府在各种政策方面,如果有关两地司法制度的一些改革和新的法律,可能都需要有比较大的政治敏感度。这次有点不幸的是,很多人误会中央政府要推逃犯条例。再加上这几个月国际局势比较复杂,一些外国政府公然评价香港发生的事件,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逃犯条例暂缓修订也好,撤回也好,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未来比如说要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基本法23条,那时候怎么办?现在来看,未来两三年要推动也非常困难。

香港社会的焦虑和撕裂,出路在哪里

观察者网:很多文章指出,示威者其实不是为了反逃犯条例,而是长久以来积攒的不满。特别是香港经济起色不大,区域地位不断下降,普通民众对香港和自身未来的焦虑。您怎么看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感?

何建宗:我觉得香港总体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差的。年轻人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很多机构都请不到人,包括我的智库想招几个有能力的年轻人也不容易。现在年轻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房价太高,工资增长缓慢。现在香港年轻人跟上一代不一样,上一代无论是经济或者政治制度,都觉得香港比内地领先。但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觉得在经济上慢慢处于相对的劣势。

但我一直觉得民生问题是客观存在,民生问题解释不了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起轩然大波,香港的关键还是政治问题,是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民生问题通过颁布政策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家身份认同是长远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观察者网:除了焦虑感,香港还有个问题是社会撕裂。您能不能对香港做个阶层分析,香港人群可以分为哪几类,他们各自的处境如何?有哪些利益冲突?

何建宗:我觉得很难对香港有一个阶层定义,马克思用生产工具定义阶级,但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香港有房和无房的阶层差异非常大,有房贷和无房贷的差别也很大。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专业人士,甚至两夫妻收入十几万,他们都在犹豫要不要买房。因为他们可能要租一个每月四五万块钱的房子,才觉得住得舒服,但长久以往的话其实都可以自己买房了。当然如果在香港你租公屋(廉租房)的话,租金很低,也会过得舒服一些。

所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香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基尼系数是说收入差距,但香港真正的贫富差距不是收入的高低,而是有房无房、有资产无资产的差距。这些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人对一些地产商也是有不满的。

从香港的人口构成来看,香港还有相当多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工,而且数量很大,以中年以上为主,这些人有做保安的、做零售的、在餐厅打工的。因为香港产业发展比较单一,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可能也要做一些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有一点怨气。

所以香港就有一批中年以上、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术劳工,但一些高端的人才又不够。现在全国不同城市都有人才大战,但说实话香港还是比较保守的,对外来人才的开放包容度不够,影响到产业升级,导致竞争力不足。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拿一个本科学位不难,但除非他是一些专业人士,或者一些跟内地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人士,他才会是一个受益者,不然和内地同龄人相比,他很容易成为一个loser。当然有些年轻人去当公务员,还有去做跟公务员工资一样的社工、医生或教师,收入会相对好一些。

观察者网:目前正在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缓解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和撕裂?

何建宗:香港除了原来的定位,还在打造科创中心、国际仲裁中心等等,这些可以为香港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这些其实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大,年轻人还是面临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所以如果香港年轻人要谋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话,大湾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接触到的身边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都愿意考虑去大湾区发展。

我之前做过一个《内地高校毕业港生出路去向研究》,整理了一个工资指数,大陆工资指数是香港的56%,听起来好像不高,但如果去除掉居住成本,其实也不低。年轻人在香港创业,房租、人工成本都非常高,很多人一想到这一点甚至就打消创业念头了。但大湾区有很多优惠政策,会吸引这部分年轻人。所以香港很多深层次矛盾,包括土地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都有望通过大湾区建设解决。


2019年1月19日,“四海一家·感知大湾区”青年交流活动启动礼暨大湾区青少年家园揭牌仪式在广州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通识教育”让年轻人过早接触政治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什么回归之后这一直会成为一个问题?

何建宗:很多香港年轻人可能一方面是缅怀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的过去,一方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要改变年轻人的这种观念,需要通过教育。我们通过这次的事件也能看出香港教育的问题挺突出的,很多出来游行示威的都是90后,甚至00后中学生,我们就要问,回归以后的教育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

2012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国民教育被撤回,不再独立成科,此后国民教育还是一直有做,但是可能比较零散,力度也没那么大,再加上反对国民教育的人把其中有关国家认同、国情教育和基本法教育的内容污名化,导致抵触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但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更多只能通过教育。因为现在媒体已经不站在政府这一边了,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的00后慢慢长大,这种离心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们说教育问题,但学校的正规教育其实只是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小时候读书,靠的是学校正规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再加上看书看报纸。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上网,但现在的00后是在网络文化下长大的,媒体也有自己的立场,经常传播一些负面消息,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观察者网:您能不能介绍下目前香港推行的通识教育对年轻人政治态度的影响?

何建宗:通识教育在香港是必修必考科目,在发展初期就遇到很多问题。为了推行通识教育,取消了很多科目,很多老师也被迫转型去教通识教育,现在要改回来已经很难了。而且作为必考科目,还要考虑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高考科目的改变不是政府说了算,还要外国认受。如果一下子修改或者撤销科目的话,外国的大学愿不愿意接受学生的成绩也比较难说。

但通识教育的问题在于把一些政治问题带到课堂里,而且是必修必考,这导致年轻人可能过早的、被动的接触政治。而且教育方式也是让老师和学生自己找材料去讨论,而不是有一种明确的课程设置。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说了,学生在网络上能找到的都是一些片面的、负面的内容,又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引导,那就会成为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通识教育一定要必修必考的话,在内容上是不是可以做些改变,比如牵涉政治的比重少一些,文化艺术的内容多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探讨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

观察者网:前些日子有一篇文章在内地互联网传播的很广,叫《请回答:1997年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您怎么评价港英制度对今天香港的影响?

何建宗:我觉得我们要这样看,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都说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港英政府留下的制度有它的价值,这一点我们要客观承认。

但同时,这不等于说英国人可以在回归20多年后,还对香港事务指指点点。因为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是一回事,但回归以后政府面对的各种问题和过去港英政府时是不一样的,50年不变是一个承诺,但世界上没有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先生应该也预料不到中国在2019年的实力会这么强。内地经济快速发展,自然而然使香港和内地的融合速度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制度差异导致的潜在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观察者网:您怎么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何建宗:香港要发展,还是要坚持“一国两制”。我在刚出版的新书《两制之辩》中也谈到,“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制度有异于内地,但同时也有益于内地,过去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融资渠道。但香港人可能只看到了差异,没有看到益处;内地可能只看到了利益,没有看到差异,这也是导致两地互相不理解的原因。

现在网上有很多唱衰香港的文章,虽然香港的衰落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也要看到香港对于国家的价值正在于她的制度和内地不一样。如果比人口、比GDP的话,香港肯定比不过内地,但香港的价值不在于GDP高低,而在于制度,使得国家能够在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些优势我觉得香港应该还是要坚持下去,习近平主席也说过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香港还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香港和内地制度不一样,不仅是为了香港人好,也是为了国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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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 观察者网 小婷

因为修改逃犯条例,香港社会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7月1日,游行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院,现场一片狼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

触目惊心的暴力面前,很多人都在问,香港到底怎么了?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原香港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博士,谈谈今天香港的病灶和未来。

政府操之过急,警方过度忍让

观察者网:您是几号离开香港的,来之前香港的状况怎么样?

何建宗:我是7月3日离开香港到北京,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时我也在香港。其实在这之前的6月9日、16日的游行,我都有去过现场观察。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次修改香港逃犯条例,会触动那么多人的反对?

何建宗:我觉得这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心理底线有关。“一国两制”其中最关键的心理底线就是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除了政治制度不一样,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修订条例的原意是好的,但因为大家的这种心理底线,就会有一种恐惧和不安。过去只有大陆把逃犯遣回香港,没有从香港遣回逃犯到大陆的,而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但还是比内地有更多的自由和法治。

因为潘晓颖案,特区政府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去硬推修改逃犯条例。但是香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不了解,那种心理底线难以一下子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政府做了各种让步,大家还是不放心。

大家担心的是即便你的意图是好的,但那个口子打开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很多荒谬的谣言流传。其实这些谣言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我们看到反对派做各种视频、小电影之类,把它描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才有什么“反送中”。

我觉得政府的初心是好的,希望能够尽快在立法会通过修改逃犯条例,而且建制派的票数是足够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想冲一下,但没想到后来冲不过去。我是觉得这次可能政府有点过于自信,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政治敏感性。而且在处理反对意见,以及面对事态步步升级时,没有及时掌握时机去回应。

观察者网:6月30日香港各界人士举行了撑警行动,后来警方也拘捕了示威者。您怎么看这次香港警察的行动?

何建宗:其实在6月12日以后,矛头已经不止在条例本身,而是在政府还有警方怎么处理示威者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警察这次可能有点进退失据,因为很多人忽略了6月9日和平游行的晚上,已经开始有暴力袭击的行为,还有人打警方,打到警察头破血流!

但那天晚上警方没有放催泪弹,也没有抓几个人,基本上就是驱散。包括后来的包围警察总部,这些在全世界都不是允许的,都必须要严正执法,但是警方采取了过度忍让的态度,这会让对方觉得警察是一个可以挑衅的对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有暴力冲击立法会。如果警方在初期比较果断的执法,防止矛盾冲突激化,而不是在后来才采取强硬态度,事态可能会容易控制很多。


被暴徒袭击后的立法会。图片来源:星岛日报

观察者网:但好像这是一个怪圈:警察强硬会被认为是强权镇压,警察软弱反对派又会得寸进尺。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处境?

何建宗:现在警方的执法困难在于它是24小时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警方就像绑着手和别人打架一样。媒体也倾向于同情示威者,不停地回放警方的镇压,实际上警方是正当处理,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则被有意无意的淡化和忽略。

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快速回应很多诉求,而是选择了回避或者不回应的态度。这样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的人,都会觉得不满。现在港府宣布暂缓修改条例,支持的人会很沮丧,反对的人会更激烈。如果政府能够在早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会避免这些问题。

包括警方之前的处理,警方的领导也没有很及时地去做一些有力的回应或者回击无理的批评,导致社会上侮辱警察的言行越来越猖獗,而警察的处理无论以英美的标准来看都是温和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把示威者和暴力冲击者区分开,后者触犯法律肯定要绳之于法,但和示威者包括不同政党的人应该有一个对话,这也是现在一些党派要求的。其实对话能够更早展开,反而更好。当然有些反对者或者示威者会说一些侮辱人的脏话,但是在公开的镜头面前,如果他们还敢用脏话骂官员,香港市民都是能看得见的。

观察者网:如果以后颁布类似这样涉及到内地和香港关系的法律时,都需要对香港社会做一个较长期的解说吗?

何建宗:我觉得以后政府在各种政策方面,如果有关两地司法制度的一些改革和新的法律,可能都需要有比较大的政治敏感度。这次有点不幸的是,很多人误会中央政府要推逃犯条例。再加上这几个月国际局势比较复杂,一些外国政府公然评价香港发生的事件,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逃犯条例暂缓修订也好,撤回也好,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未来比如说要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基本法23条,那时候怎么办?现在来看,未来两三年要推动也非常困难。

香港社会的焦虑和撕裂,出路在哪里

观察者网:很多文章指出,示威者其实不是为了反逃犯条例,而是长久以来积攒的不满。特别是香港经济起色不大,区域地位不断下降,普通民众对香港和自身未来的焦虑。您怎么看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感?

何建宗:我觉得香港总体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差的。年轻人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很多机构都请不到人,包括我的智库想招几个有能力的年轻人也不容易。现在年轻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房价太高,工资增长缓慢。现在香港年轻人跟上一代不一样,上一代无论是经济或者政治制度,都觉得香港比内地领先。但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觉得在经济上慢慢处于相对的劣势。

但我一直觉得民生问题是客观存在,民生问题解释不了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起轩然大波,香港的关键还是政治问题,是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民生问题通过颁布政策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家身份认同是长远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观察者网:除了焦虑感,香港还有个问题是社会撕裂。您能不能对香港做个阶层分析,香港人群可以分为哪几类,他们各自的处境如何?有哪些利益冲突?

何建宗:我觉得很难对香港有一个阶层定义,马克思用生产工具定义阶级,但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香港有房和无房的阶层差异非常大,有房贷和无房贷的差别也很大。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专业人士,甚至两夫妻收入十几万,他们都在犹豫要不要买房。因为他们可能要租一个每月四五万块钱的房子,才觉得住得舒服,但长久以往的话其实都可以自己买房了。当然如果在香港你租公屋(廉租房)的话,租金很低,也会过得舒服一些。

所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香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基尼系数是说收入差距,但香港真正的贫富差距不是收入的高低,而是有房无房、有资产无资产的差距。这些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人对一些地产商也是有不满的。

从香港的人口构成来看,香港还有相当多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工,而且数量很大,以中年以上为主,这些人有做保安的、做零售的、在餐厅打工的。因为香港产业发展比较单一,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可能也要做一些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有一点怨气。

所以香港就有一批中年以上、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术劳工,但一些高端的人才又不够。现在全国不同城市都有人才大战,但说实话香港还是比较保守的,对外来人才的开放包容度不够,影响到产业升级,导致竞争力不足。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拿一个本科学位不难,但除非他是一些专业人士,或者一些跟内地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人士,他才会是一个受益者,不然和内地同龄人相比,他很容易成为一个loser。当然有些年轻人去当公务员,还有去做跟公务员工资一样的社工、医生或教师,收入会相对好一些。

观察者网:目前正在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缓解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和撕裂?

何建宗:香港除了原来的定位,还在打造科创中心、国际仲裁中心等等,这些可以为香港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这些其实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大,年轻人还是面临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所以如果香港年轻人要谋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话,大湾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接触到的身边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都愿意考虑去大湾区发展。

我之前做过一个《内地高校毕业港生出路去向研究》,整理了一个工资指数,大陆工资指数是香港的56%,听起来好像不高,但如果去除掉居住成本,其实也不低。年轻人在香港创业,房租、人工成本都非常高,很多人一想到这一点甚至就打消创业念头了。但大湾区有很多优惠政策,会吸引这部分年轻人。所以香港很多深层次矛盾,包括土地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都有望通过大湾区建设解决。


2019年1月19日,“四海一家·感知大湾区”青年交流活动启动礼暨大湾区青少年家园揭牌仪式在广州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通识教育”让年轻人过早接触政治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什么回归之后这一直会成为一个问题?

何建宗:很多香港年轻人可能一方面是缅怀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的过去,一方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要改变年轻人的这种观念,需要通过教育。我们通过这次的事件也能看出香港教育的问题挺突出的,很多出来游行示威的都是90后,甚至00后中学生,我们就要问,回归以后的教育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

2012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国民教育被撤回,不再独立成科,此后国民教育还是一直有做,但是可能比较零散,力度也没那么大,再加上反对国民教育的人把其中有关国家认同、国情教育和基本法教育的内容污名化,导致抵触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但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更多只能通过教育。因为现在媒体已经不站在政府这一边了,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的00后慢慢长大,这种离心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们说教育问题,但学校的正规教育其实只是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小时候读书,靠的是学校正规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再加上看书看报纸。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上网,但现在的00后是在网络文化下长大的,媒体也有自己的立场,经常传播一些负面消息,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观察者网:您能不能介绍下目前香港推行的通识教育对年轻人政治态度的影响?

何建宗:通识教育在香港是必修必考科目,在发展初期就遇到很多问题。为了推行通识教育,取消了很多科目,很多老师也被迫转型去教通识教育,现在要改回来已经很难了。而且作为必考科目,还要考虑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高考科目的改变不是政府说了算,还要外国认受。如果一下子修改或者撤销科目的话,外国的大学愿不愿意接受学生的成绩也比较难说。

但通识教育的问题在于把一些政治问题带到课堂里,而且是必修必考,这导致年轻人可能过早的、被动的接触政治。而且教育方式也是让老师和学生自己找材料去讨论,而不是有一种明确的课程设置。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说了,学生在网络上能找到的都是一些片面的、负面的内容,又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引导,那就会成为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通识教育一定要必修必考的话,在内容上是不是可以做些改变,比如牵涉政治的比重少一些,文化艺术的内容多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探讨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

观察者网:前些日子有一篇文章在内地互联网传播的很广,叫《请回答:1997年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您怎么评价港英制度对今天香港的影响?

何建宗:我觉得我们要这样看,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都说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港英政府留下的制度有它的价值,这一点我们要客观承认。

但同时,这不等于说英国人可以在回归20多年后,还对香港事务指指点点。因为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是一回事,但回归以后政府面对的各种问题和过去港英政府时是不一样的,50年不变是一个承诺,但世界上没有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先生应该也预料不到中国在2019年的实力会这么强。内地经济快速发展,自然而然使香港和内地的融合速度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制度差异导致的潜在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观察者网:您怎么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何建宗:香港要发展,还是要坚持“一国两制”。我在刚出版的新书《两制之辩》中也谈到,“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制度有异于内地,但同时也有益于内地,过去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融资渠道。但香港人可能只看到了差异,没有看到益处;内地可能只看到了利益,没有看到差异,这也是导致两地互相不理解的原因。

现在网上有很多唱衰香港的文章,虽然香港的衰落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也要看到香港对于国家的价值正在于她的制度和内地不一样。如果比人口、比GDP的话,香港肯定比不过内地,但香港的价值不在于GDP高低,而在于制度,使得国家能够在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些优势我觉得香港应该还是要坚持下去,习近平主席也说过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香港还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香港和内地制度不一样,不仅是为了香港人好,也是为了国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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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18 12:16 | 只看该作者
正在看 | 香港,因為選擇錯誤方向,在衰落的路上一泄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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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是盧克文先生剛剛寫的一篇分析香港經濟的文章,分析的很透徹,但裡面曝光的間諜事件才是最吸睛的。





誰都不曾想到,到了2019年,我們印象中的美好香港,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



我們都曾經那麼熱愛香港,那些讓人仰望的傳奇富商,燦如煙火的港星,天馬行空的音樂、電影、武俠小說,美麗的維港和相容並包的美食,在我小時候,親友們能去一次香港,都會引以為榮,吹牛大會能持續一周,遭致周圍人或羨或恨的目光。



而今天,香港完全變了。



在香港持續燥動的背後,稟著本公眾號“萬物根源皆經濟”的原則,我們來冷靜剖析一下香港經濟,理一理香港的脈絡,看看到底是哪裡出現了問題。



因為只有坦然面對問題,才能順利解決問題。



許多人沒有留意到,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長率僅僅為0.5%,這一季度,深圳增長率為7.6%,上海增長率為5.7%,北京增長率為6.4%,廣州增長率為7.5%。

中國一線城市全部在穩定增長,只有香港突然掉隊了。



其實香港在2018年就開始呈現嚴重下滑的態勢,2018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實際增速還高達4.7%,第二季度降到3.5%,第三季度下降到2.9%,到第四季度則下降到了1.3%。




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終於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經濟情況越來越糟糕,當存量固定,增量又枯竭時,香港暴露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多。



關於2018年第四季度香港經濟增速突然下滑到1.3%的原因,花旗銀行發佈了一道萬金油式的理論:股市下挫、房地產疲軟、企業減少了庫存......



這是投行們“永遠沒有漏洞,萬物可以套用”的場面話,因為照常理,201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又會推高,可是2019年第一季度,增速居然如此難看。



難看的不僅僅是香港,難看的還有韓國。



2019年第一季度,韓國的經濟增長率也摔到了1.8%,2018年韓國就開始不妙了,全年經濟增長率是2.7%,最近六年最低。



其實韓國在第三季度時就摔到了2%,文在寅政府及時出手,增加政府支出,推動了建築和資本投資的增長,使第四季度重回3.1%,但雞血一打完,經濟馬上被打回原形,2019年第一季度變成了這個鬼樣子。



韓國經濟因其出口商品從石化產品到電子產品多種多樣,且與美國、中國、日本等國貿易聯繫相當密切,號稱“世界經濟的金絲雀,是最能反應全球經濟變化的資料。



為什麼2019年第一季度,韓國和香港都跌得這麼慘呢?



其背後的最大原因,就是2018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創下十年來的最低值,僅為6.4%(對中國來說是僅為,對其他國家這已經是夢幻資料了)。



韓國的半導體主要出口到中國,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使韓國的半導體出口量同比下降8.3%,而香港同樣受到巨大影響,一季度貨物出口總額與上年同期下降了4.2%;進口商品總額與上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4.6%。



因為中美貿易戰波及全球,投資也大幅下降,一季度香港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與上年同期比較實際降低了7.0%,與去年第四季相比則下降了5.8%。



中國大陸就像一個大BOSS,不斷給韓國和香港經濟投食輸血,當大陸稍一感冒,韓國和香港就重症纏身。



香港經濟發展率本來就趕不上北上廣深,現在摔得這麼慘,很有可能被北上廣深四城遠遠甩在後面。



繼2018年深圳GDP超越香港後,2019年廣州GDP也將超越香港,香港總GDP在全中國現在只能排在第五位。



1997年香港回歸時,香港1773億美元GDP占大陸的18.6%,而2018年香3630億美元GDP,僅占大陸的2.66%。

香港經濟這些年,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呢?



如果要簡單一句話說明,那就是香港走向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巔峰。



整個香港都已經被大資本家壟斷了財源,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預測,中國內地前十大億萬富翁的淨資產總和占GDP的1.4%。印度這一比率是5.2%。歐洲這一比率最高的是瑞典為25%(瑞典也很嚴重);其次是瑞士,為9.2%;緊接著的是俄羅斯,8.8%。



而香港最富有的10個人的資產竟占GDP總額的35%!這是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可怕數字,超過了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




發展到巔峰的壟斷資本主義在製造大富翁的同時,也在製造大量貧窮人口,根據香港特區政府2018年11月發佈的資料,香港720萬人口中,大約有101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香港因此在全球貧富不均排行榜上排在了第12位。(香港貧窮線標準是1人月收入低於4000元港幣,2人家庭低於9800元,3人家庭低於15000元,4人家庭低於19900元,香港物價高昂,4人家庭2萬港幣確實活得很艱難)



香港的貧困率是14.7%,2017基尼係數是0.539------而1971年時,香港基尼係數還只有0.43,發達國家裡,美國的基尼係數是0.41,歐洲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則是在0.24到0.36之間。



聯合國的基尼係數警戒線是0.6,香港正在無限逼近這個數。香港現在是全球發達經濟體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




香港大學的指標顯示,香港的生活品質自2007年以來也在不斷下滑。該指標統計了從空氣品質到預期壽命在內的21個標準。其中,衡量房價可負擔性的指標大幅下降,香港的房價瘋狂上漲,遠超過了租金和薪資的增長速度。



香港現在的房價,已經是全球第一高了。

房價,正是綁架香港經濟,吸食香港民脂民膏最重要手段。



2017年1月,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公佈了全球500富豪榜,超過一半上榜的香港富豪全來自地產,這12個地產大亨身家高達1190億美元(約9282億港幣),冠絕全球。

美國人口是香港的40倍,但入榜的13位地產大亨身價僅780億美元(約6085億港幣),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中國內地4位地產商上榜,總資產500億美元(約2423億港幣)。

換句話說,當世兩大國,美國和中國內地地產富豪總資產數加起來,也不過略微超過香港!

只有讀到這些登峰造極的資料,你才會明白香港經濟的情況有多嚴重。如果你覺得這些資料太宏觀,不夠增加你的感性認識,那麼下面我們來細細分解一下這些地產商有多牛逼。



《福布斯》2018年香港富豪榜排名裡,我們來看看有多少房地產商:




前十大富豪裡,李嘉誠、李兆基、郭炳江兄弟、劉鑾雄、吳光正、郭炳湘全是大地產商,只有呂志和是博彩業(其實也做地產),李月華是金融業(澳門賭場世家出身),楊建文、林惠英夫婦主業是蘋果手機產業鏈條上的電子防護屏,蔡崇信是背靠大陸的阿裡巴巴。



前十大富豪裡,嚴格來說,只有楊建文、林惠英夫婦是在做實業,70%在做房地產,還有一個背靠澳門賭場做金融,一個背靠大陸的阿裡巴巴做電子商務。



當我們把這份名單拉長到前50名時,神奇的事情出現了,香港前50大富豪裡,有24個在做房地產,後面還有蔡志明、潘蘇通、羅家寶、李德義、梁紹鴻、李思廉、湯慧靄、方潤華、柯為湘、羅康瑞、譚慶芬、陳慧慧、鄧成波、楊受成、胡應湘、鄭家純、羅嘉瑞虎視眈眈地盯著李嘉誠的地產寶座。



香港50%的頂級富豪在做房地產,經濟竟畸型到如此田地。



這些地產商年齡最小的54歲,最大的93歲,平均年齡70多歲,換句話說,這些人吃盡了年代的紅利,最早買下香港的地皮、房屋,然後趴在上面無窮無盡地吸血。



你以為吸血的只是地產這麼簡單嗎?



太天真了。



當大地產商從房屋土地賺到花不完的錢之後,他們燒得慌,開始買買買。



比如李嘉誠,靠著房地產打下的根基,旗下業務已包括港口、電訊、酒店、製造、零售等多個領域,做為一個香港人,如果你住在長實旗下的住宅,每月要把一半的收入拿去交房貸,家裡的電話網絡是李家和記黃埔的,看電視和聽電臺是他兒子李澤楷電信盈科的,你要下樓買個東西,不好意思,買菜的百佳超市是李家的,買生活用品的屈臣氏還是李家的。

每一個香港人,呼吸間都活在大地產商的商業生態包圍圈裡。



而他們似乎渾然不覺。



要把香港的房價打下來很容易,董建華的8萬5計畫差點就成功了,不過大房地產商只要一煽動民眾,那些買了房利益受損的香港人就上街喊口號,逼迫董建華下臺。



我房子22萬一平,身家分分鐘幾千萬港幣,多一套房就可以騎在東南亞人民頭上吃喝拉撒,你董建華把他砍掉一半,當然要跟你玩命啊。



新界還有大把土地是可以開發的,但是房地產商圈養的惡狗般的環保組織,總是會在新開發土地規劃時撲出來咬人,每一個買了房的香港人,也會為房地產商的既得利益搖旗呐喊。



香港的買樓負擔連續7年全球第一,樓價就如同一台瘋狂的抽水機,抽走了一個家庭的大部分積蓄,使得一般家庭難以有所儲蓄。



房地產所形成的壟斷,吞食著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吸食了香港的經濟紅利,並使生活成本越來越高,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香港最貧窮10%家庭月收入為2560港幣,家庭住戶月收入在15000港幣以下的占全港人數的36.4%,,P。



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香港走向了世界經濟史上,壟斷資本主義的巔峰。







香港有四大產業,分別是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這四大產業創造了香港約177萬個就業崗位,是香港經濟動力核心所在。




感謝中南產業研究院供圖



其中貿易與物流是第一大產業,占21.6%,吸收了香港約25%的就業人口,貿易有6成多是內陸採購貨物再經香港轉往第三地,而物流也主要依賴內地,內地輸港總額物流排在第一位---所以中美貿易一開打,香港馬上受損。



金融業是第二大產業,以銀行業為主,只占全港就業總人數的5.5%,但創造了約17.7%的GDP,香港金融業非常特殊,是人民幣重要的離岸市場,其他城市暫無法替代。金融服務其他還有保險、證券經紀、資產管理、融資租賃和投控等



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是第三大產業,占GDP的12.5%,前景尚好,主要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和海外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提供平臺。



旅遊業是第四大產業,占GDP的4.7%,每年創造的新職位數目最多,但旅遊是低端技術行業,收入相對其他行業偏低,目前正承受接待旅客能力有限以及過度依賴內地旅客的問題。



內地總是流傳著“香港洗碗都能掙2萬一月”,實際上根據香港政府2017資料,香港人均收入的中位數是1.5萬港幣,即月收入超過1.5萬,就超過了一半香港人的收入,如果月收入超過3萬港幣,就已經進入了全港20%高薪人口,到塔尖的跳躍會越來越難,進入全港10%高收入人群需要年收入超過100萬港幣。



2015年八大畢業生平均入職月薪為1.34萬至2.19萬元,數位包括醫科、教師等專業,八大結業剛 就業時,就能達到或超過香港收入的中位數。



現時全港月收入4萬至5.99萬元的總人數達24.8萬人,在全港打工人數中排前14%,有23.1萬人月收入6萬元以上,是全港月收入最高的6.8%,每月家庭收入4萬元以上,即一對夫婦各月入2萬元計算,則其收入已是全港最高的3成,不過全港有一半家庭收入不足2.49萬元。



香港人看起來收入高,但獲得感並不高,主要還是因為房價太高,香港人經過房地產商多年洗腦,甘於全家三四口人居住在30多平米的屋子裡(好壓抑),截至2017年,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營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則租住房屋。




而政府已經拿房地產毫無辦法了,連政府也被房地產綁架了。



地價收入長期占香港政府財收入的20%,2019--2020財年,香港政府預計地價收入1430億港元,占政府預算總收入的23%。



明面上是四大產業,實際上,四大產業的利潤,最後都會流向房地產。



房地產,是香港人最後命運的歸宿。



2018年香港3630億美元GDP裡,主要是靠四大產業的增長。



但現在,危機開始浮現。



香港海運受到珠江三角洲內鄰近港口的激烈競爭,2013年就被深圳超越,失去全球第三大最繁忙貨櫃港口地位,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又重挫香港和內地深度綁定的貿易和物流行業,才導致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的重大危機。



只有香港的金融業,在內地一步步開放資本賬和國內的資本市場,以及其異常特殊的國際地位,還能看到一定的機遇。



被房地產深度吸食的香港人民,從沒有向問題的根源開過火,香港偏向於“兩制”而少於“一國”的治港方略,使大多數香港民眾還活在殖民地思維裡。



於是他們,反而將矛頭對錯了方向。







香港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非常非常嚴重的間諜問題。



香港和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為世界三大間諜之都。



因為香港對100多個國家或地區免簽,又沒有間諜罪,從事間諜活動根本不違法,間諜被抓後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判刑,連驅逐出境都可以打官司拖個幾年。



1955年,周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從香港乘機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臺灣間諜用50萬港幣買通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員,在周總理原定搭乘的“喀什米爾公主號”右翼輪艙處安放了由美國CIA提供的定時炸彈,由於總理臨時改變路線,飛機起飛後在印尼海岸線爆炸,機上16人遇難。(可查閱百度百科: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喀什米爾公主號墜毀後的照片



美國CIA長期在香港安置眼線,為各個反華機構提供現金和技術資助,並策反許多重要崗位在職人員,其中CIA重要眼線香港中聯辦秘書長蔡小洪2003年被發現,其20年內不斷向CIA提供重要情報,中英談判時為英國提供大量情報,使中方談判及為被動,雖然當然就知道有內鬼,但沒有想到20年後才將他抓獲。



1997年香港回歸時,駐港部隊接收添馬艦基地的威爾士親王大廈,也發現到處被英美情報機構到處安置了竊聽器,牆壁裡,地板下,衛生間的馬桶旁都有竊聽器材,由於竊聽器實在太多,回歸後這座大樓乾脆被棄之不用。



香港主要是英美兩國的間諜狂歡之都,法國、俄羅斯在這裡安放的間諜較少,對香港間諜之戰,主要就是對CIA和英國情報機構之戰。



我國也在香港對CIA進行過一次反擊,斯諾登當年猛爆美國醜事時,美國政府意圖將他殺之後快,後我方讓斯諾登來到香港,後轉移到澳門,16名CIA特工聞訊趕來刺殺斯諾登,被我方守株待兔,擊斃4人,包括CIA駐香港特工頭子,其餘12名特工慌忙逃命去了。



為此,駐澳門特種連曾榮獲集體一等功。





如果要深度瞭解香港經濟困局,不僅要縱向看香港的過往和現在,也要橫向看看同樣回歸後的澳門。



澳門1999年12月20日回歸,1999年時GDP總值649057萬美元,人均15505美元。到2018年澳門GDP增長到約545.4億美金,人均高達8.26萬美元。(全世界排第二,僅次於盧森堡。)



其中GDP增長約8.4倍,人均GDP約增長5.3倍。



澳門回歸後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地區之一,2018年失業是1.8%,幾乎完全就業,每年入境旅客達到了3600萬,每天有10萬遊客在3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觀光,澳門一直以低調、務實、專心發展經濟為主策略,不被國際勢力牽著鼻子走。



另外很重要的是,澳門在2009年就制定了以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為主要內容的澳門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又設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嚴控間諜活動,而香港回歸22年都沒有將法律落實到位,給了英美間諜大量可乘之機,香港的殖民地教育又一直沒有去除,更加深了其和內地某方面的衝突。



澳門回歸前,1996-1999年連續四年經濟負增長,黑社會活動猖獗,時常發生街頭火拼的惡性案件,居民收入不斷下降,失業率為6.4%,投資環境惡化,但澳門回歸之後社會治安狀況有了根本性的好轉,特別要肯定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澳門所有學校,包括大中小學,也實現了升掛國旗和奏唱國歌的全覆蓋。







香港現在的四大產業,除金融不可動搖,如果再作下去,其他產業都有可能面臨慢慢被香港自己剝離的風險。



而香港經濟,也會因為選擇了錯誤的方向,在衰落的道路上一泄到底。



到時香港要面臨的,不是被北上廣深四大城市拋離的問題,而是面臨重慶、蘇州、天津在總量上都要超越自己的局面。



已經走向壟斷資本主義巔峰的香港,還停留在殖民地時代思維的香港,被房地產深深綁架的香港,卻似乎還依舊渾然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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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3 15:09 | 只看该作者
"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香港青年怎么了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博宁
香港浸会大学硕士,北京、香港、悉尼三地媒体人



近来因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之事。明明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三次致歉、表明条例“寿终正寝”,可事态没有缓解,反而多点化,常态化、暴恐不断升级。示威者不单在政府总部、立法会所在的金钟闹事,还蔓延至沙田、上水、上环、将军澳、湾仔等地,逢周末就搞事。

香港的政治运动自2012年就没有断过。上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就赶上“反国民教育”,政府向学生妥协,国民教育至今没有影子。201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香港政改的“831决定”,导致同年底为时79天的占领中环运动。2015年,香港政改失败。2016年2月,旺角发生暴乱。同年立法会宣誓,6名本土派议员口出污言秽语,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动用释法权。

2017年,新一任行政长官上台,形势有所缓和。可消停不到两年,部分港人又借《逃犯条例》疯狂反扑,强行冲入立法会及其他地方,把警察打得重伤,手段残暴血腥。香港出现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表象多种多样,可追根究底,矛头都指向香港政治经济深层次矛盾。回归22年来,这些矛盾没能很好解决,反而更加突出。戾气深重的港青,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耐心,大有“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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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激进示威者持械袭警


科创曲高和寡,缺乏社会基础

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到底怎么解?政府也在积极寻求出路,靠科技创新就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出不了苹果、华为、阿里巴巴,有三星、台积电、大疆、星巴克、喜茶也能极大帮助香港,摆脱产业的极端畸形。

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人尽皆知。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港府也并非没做出努力。回归伊始,董建华提出数码港、中药港、红酒港、香港科技园,2015年成立了香港创新科技局。可创新最重要的是整体社会气氛和人的思维模式。如果没有后者,政府再怎么支持都是虚数。

从传统上看,香港是功用型社会,和“创新”二字没什么缘分——这从今年刚放榜的12名香港状元,10个都去学医就可略窥一二。香港社会对专业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学习好的人,朝着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师、公务员全速奔去。这些职业薪水优厚,能达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甚至更多,是跨越阶层的捷径。可它们对社会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对把饼做大、发展生产力,没有根本性贡献。

科创氛围还需要基础教育推动。而香港的初中阶段,虽有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但没有强制升学考试,落实课堂教学成果。高中课程改革之后,高考科目是中文、英文、数学、通识以及两门或以上自选科目。可选范围有经济、地理、物理、历史、文学、计算机、实用科目等等,学生往往出于现实主义选择实用学科。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基础自然科学知识,不容乐观。

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固然可以引进人才。在此策略之下,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可走进高校的理工科实验室,内地背景的教师学生占了大半壁江山,外加一些非华人,本地人凤毛麟角。总体来说,香港的科研水平,与本地社会交集不大。科研人才出于多种因素,择业大都不留在香港,因此空有实验室高水平,难拉动实体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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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学园(资料图/IC photo)


高附加值产业,本地青年受益不多

前路走不通,香港立足巩固基本盘,发挥传统优势当“掮客”,为中国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务,行不行?答案是肯定的。回归以来,在中国崛起、中央扶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础上,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稳中有升。航运和贸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后,香港又发展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保险中心等角色。

这些确实为香港带来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来自全世界的非华人,世界各地出生长大的二代华人移民,移民又回流的港人,国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内地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引进人才等等,全在分这杯羹。有机会抢这块蛋糕的港人,怎么也是中产阶级以上,大多从小念英文学校、大学上中港科(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或者直接出去留洋。

基层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读书,争取机会呢?在香港,升学看出身、比财力的程度远远高于内地,世袭制、赞助制等教育精英化、贵族化现象大量存在,教育固化阶层是既有社会现实。想通过教育翻身,在香港比在内地难。也正因如此,众多回归之后带给香港的机会,基层年轻人并没有分到多少。他们能看到是:回归前只是有些洋人抢机会,现在又多了一大批来香港“搵食”、与本地社会感情联结不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人。


房屋被地产霸权绑架,上楼无望

再退一步,如果无法治本,能否治标?学习新加坡组屋模式,让人人都有地方住。这样即便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至少可以保证不闹事、少闹事。以香港的经济状况,基础的服务业岗位不少,穿衣吃饭解决起来不困难,可就是迈不过房屋问题这道坎。

几位特首中,董建华推出过“八万五计划”,计划每年增加8.5万套私人房屋及居屋,以十年的时间使得香港7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解决1997年已经飙升至一平米8万港币的房价。可当年赶上亚洲金融风暴,香港楼价跳水,最严重时跌了差不多7成,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以及大地产商坚决反对,“八万五”跟今天的《逃犯条例》一样,很快“寿终正寝”。现在吃后悔药,空谈如果当年坚持“八万五”,现在房屋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一声叹息。

“八万五”之后,港府改变了房屋政策,居屋和公屋几乎停止,每年供应量比起需求杯水车薪。每年落成的私人住宅大概1万多套,是九十年代一年房屋供应量的1/3至1/4。新房供不应求,价格自然炒上天。2003年之后,香港经济开始转好,房价渐恢复至1997年水平,现在又翻了一倍。到了梁振英、林郑的时代,是轻舟过了万重山,说什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大批年轻人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去排队等公屋。公屋的排队时间平均从原来的3年变成5年多。香港现有安置着约一半人口的公屋和居屋,绝大多数来自殖民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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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尺寸之地,看不上这块地方的,早就移民去美国澳洲加拿大。留在香港的进无可进,退无可退。近几年国家提出去大湾区创业,可大学入学率18%的香港(不算专上教育),能去创业的始终是少数。若给人打工,大湾区的工作机会,与港人的一般专业不匹配。大湾区给了踏实肯干、志存高远的港青锦上添花的机会,可对广大需要帮扶、期望领“差不多的薪水”、凑合过日子的年轻人,也没有太多帮助。

说回香港本地,如果排不上公屋就只能高价去租房、或者住劏房,要么啃老。这样结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结了婚实在没地方住就各回各家。在内地,如果觉得北上广深压力大,可以退到二线城市,不行再往后退。小城市挣得少,消费相对低,欲望和诱惑也少。而香港偏偏贫民区和一个包就能卖几万的尖沙咀、铜锣湾等就几步路,十里洋场物欲横流,想眼不见为净,清心寡欲,实在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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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症结难解,民怨无处发泄

很多人说,香港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极少数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通过房地产绑架本地中产阶级,又以庞大的经济势力绑架了政治。包括特区政府在内的建制体制,统统“摆不平”大资本家,因此房屋问题无法解决。

港人曾经把普选当成救命稻草,希望以引入更多下层声音,淡化特区政府精英色彩,稀释大资本家话语权,打破“官商勾结”的循环,解决某些问题。在这些人看来,如果可以实现普选,即便问题得不到解决,特区政府认受性的增加,也能多少发泄一些港人心中的怨气。届时特首是自己选的,做不好只能换届换人试试,不必怨天怨地。

这部分人,显然迷信于西方民主选举,只看到了表象,等到香港真的被搞乱了,那时候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何况港英政府时期,香港人何曾有过民主选举?再何况普选事关“一国两制”的重大政制改革,基本法里也写得一清二楚。

香港于是陷入某种死结:

经济上,香港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可“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不向国家交税,经济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畴,国家可以把香港纳入“大湾区战略规划”,但是没有义务、也不方便替香港解决“创新科技、房屋土地”等问题。

政治上,某些人想隔绝于“一国”之外,享受“半独立政治实体”的自由,也是痴人说梦。“一国”兹事体大,香港这一制再特殊,也大不过一国。宁愿没有普选,也不能有带“分裂国家”倾向的候选人出现。

结果就是政治经济两头卡。港青“上流、上位、上楼通通无望,只能上街”,所以就成了一堆干柴,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人煽风,都是一点就着,无限上纲埋怨港府和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到了临界点的香港,向上要大开大合看问题,重新梳理思路;向下要重拾理性和耐心。当务之急是摒弃暴力和恐怖行为,依法惩治不法之徒,回归法治,以便在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为香港社会赢得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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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12:22 | 只看该作者

元朗,明日有大事发生?!
  文/叶蓝
  反对派分子策划本周六发起所谓“光复元朗”游行,企图制造更大的暴力冲突。香港警方25日已发出禁止公众集会及反对公众游行通知书。
  元朗上周日爆发“白衣人”追打“黑衣人”的冲突后,一些香港舆论不约而同地集中批评“白衣人”使用暴力。但随着事件过程逐步被曝光,身穿黑衣的暴力示威分子以及反对派议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昭然若揭。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父母的坟墓被恶意破坏,始作俑者正是香港反对派。
  不断有人威胁元朗乡民
  数百名“白衣人”21日在元朗引发的冲突,连日来在香港社会持续发酵。香港星岛日报网24日援引相关报道称,新界朋友相信,元朗事件早有预谋,“连登讨论区”一早就有人发文扬言要毁新界人的祖坟、拆祠堂,以此威吓元朗乡民,不要阻止他们示威游行、搞“连侬墙”(非法“占中”期间出现的所谓民主拼接墙)。据了解,香港建制派拥有元朗区议会的大部分议席,因此成了反对派的“眼中钉”。过去香港泛民也曾到元朗组织游行,包括2015年的“反水货客”游行,但最终酿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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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留下“必报元朗仇”字样

  “帮港出声”认为,元朗事件的背景正是反对派所谓的“遍地开花”及“连侬墙事件”,许多地区的市民不满暴力示威扩散到各小区;在元朗事件之前,已有多个小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抵抗“遍地开花”,并发生冲突事件。因此,“元朗事件并不是偶然事件”。文章称,事发前,不断有人在网络上发出威胁,扬言“光复元朗”,并声称要将暴力升级。
  7月20日,香港警方查获一个藏有炸药和武器的仓库,同时发现一批“港独”组织的政治宣传品,“元朗及其他小区的居民为此希望组织起来,保护小区不受侵扰”。前文提到的新界朋友称,黑衣人冲击立法会、警察总部,无非要以暴力手段令政府屈服,使反对他们的人收声,自恃“谁大谁恶谁正确”,但偏偏元朗不让黑衣人染指,“元朗成为黑衣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叫嚣、策动‘光复元朗’,就是要用黑色暴力恐怖,令元朗人不敢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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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警方于荃湾一大厦内发现疑似爆炸品。

  《东方日报》也提到,21日晚当极端分子在香港中联办大肆破坏时,元朗凤攸径公园有上千名市民集结,并自制一面“祸港贼泄愤墙”,墙上贴着30多名泛民政客的画像,包括反对派幕后金主黎智英,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林卓廷等。上百人手持标语大喊“保卫元朗、保卫家园”等口号,批评黑衣蒙面的示威者扰乱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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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街边的标语  摄/范凌志

  反对派推波助澜
  在元朗冲突中,有港媒注意到一些黑衣人首先做出恶意挑衅,以言语和行动刺激对方,因此引发冲突,双方都有责任,“而隐藏于背后,鼓动将暴力带入小区以及美化暴力示威的人,应负最主要的责任”。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反对派议员林卓廷21日晚抵达元朗站后,立即吩咐同行的人在社交网站进行直播,博取“政治光环”。“白衣人”原本只站在元朗站闸外,让黑衣人“不要进元朗”,但黑衣人不停辱骂“白衣人”是“牛屎佬”,夹杂粗言秽语,林卓廷不但不招呼黑衣人立即离开,反而间接为他们“壮胆”,使情势进一步恶化。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还公然声称,“暴力有时候是解决方式”,煽动更多年轻人做“死士”。
  事件发生后,香港警方迅速拘捕6名涉案男子,23日被抓人数增加到11人。反对派则忙着“带风向”,多名泛民议员及区议员22日到元朗警署外抗议,声称警方与黑社会勾结,促请元朗警区高层问责辞职。与此同时,各种“证据视频”纷纷出炉,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因在事件发生前与几个“白衣人”握手,而成了元朗事件的“幕后主使”。有媒体质问道,“暴力是香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但为何反对派要诬蔑元朗事件是黑社会与警方合作,而不谴责7月1日冲击立法会大楼、7月14日新城市广场冲突、7月21日冲击中联办的暴力行为?为何有警察被咬断手指,国徽被涂黑,反对派却默不作声、不作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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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尧在办公室接到骚扰电话  摄/范凌志

  父母坟墓遭恶意破坏后,何君尧24日凌晨指控这是泛民议员朱凯廸的支持者所为,朱是包庇者。《大公报》25日起底称,朱凯廸长期煽动社会对立,在元朗事件发生后,更是不断煽风点火激化矛盾,并企图在本周六煽动更大规模的冲突。文章说,过去几星期以来发生的每一次暴力事件,几乎都可以看到朱凯廸的身影。他要么故意阻挠警方执法,要么躲在后方指挥操控,“毁人祖坟之事,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论持什么政治立场,也不论有何过节,都绝不能做出如此恶毒之事”。有新界朋友拍案斥责,“毁人祖墓,阴毒下作至极,是中国人尤其是我们新界人的大忌。那些口口声声反暴力的人,根本泯灭人性、丧心病狂,暴力之至”。他认为,“有关何君尧卷入冲突的指控并无真凭实据,黑衣人将仇恨发泄到他身上,更多的是迁怒于何君尧一直敢向他们说不”,加上他又是建制派议员,“搞何君尧,就是要令元朗人恐惧,令建制派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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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尧家人坟墓被人涂“官黑勾结”等侮辱字句 图源:港媒

  警方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为了报复,反对派分子策划本周六发起所谓“光复元朗”游行,企图制造更大的暴力冲突。25日,香港警方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并发出禁止公众集会及反对公众游行通知书。东方日报网称,根据《公安条例》,警务处处长禁止及反对在27日下午3时30分至晚上11时59分在元朗区的公共地方举行公众集会及公众游行。警方表示,该游行针对元朗事件,根据近日发生的事情,包括议员办事处及其先人墓碑遭破坏,围村居民反应以及互联网上发出的涉及暴力的激烈言论,“有理由相信游行人士会与村民发生暴力肢体冲突,对游行人士、村民及其他公众人士均构成危险”。
连续的暴力冲击使香港形象受损。有国际大银行的研究报告称,因担忧香港近期示威活动,一些商业推广活动须延迟,内地旅客消费减少。据《星岛日报》25日报道,在过去一周,多个国家已更新对香港的旅游建议,包括新西兰、日本和英国等,提醒国民避免前往示威区,特别提到金钟一带。本港零售及餐饮业界也对市道感到不乐观。
  不少舆论警告,“一连串暴行让香港失去东方之珠的魅力”。《香港商报》的评论文章认为,激进暴力示威者践踏香港回归以来赖以成功和繁荣的“一国两制”,这些行为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危险的挑衅举动。《大公报》25日发表“向玩残香港的极端势力说不”的评论称,香港由“动感之都”沦为“动乱之都”,由“好客城市”沦为“赶客城市”,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法治之区,因暴力横行而蒙污,令人痛心,更令人愤怒,而恶果则由市民承受,年轻人可谓受创最深。文章说,善良的港人必须擦亮眼睛,受蒙瞒被操纵的年轻人更要及时醒悟,“我们要守护香港这个共同家园,而不是将自家砸烂了还自以为公义,那不是崇高,而是自残,是愚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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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7 14:36 | 只看该作者
我们有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何治不了一小撮香港暴徒?

  香港发生的事,尤其是暴徒冲击中联办,公然污损国徽,很让国人气愤。很多人想不通,中国内地这么多人,这么多媒体,还有包括驻港部队在内的强大国家机器,怎么就收拾不了那一小撮暴徒?怎么就树不起香港的正气?还是我们力量下得不够呗。

  老胡想对大家说:这就是一国两制。它像一堵墙把高度自治的香港圈了起来,中国内地的大部分声音和大部分意见被这堵墙极大地过滤了,渗过去的少部分都被折射了,失去了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当地的大部分力量。

图片来源:IC photo图片来源:IC photo
  有人说,那这是一国两制错了,应该取消这一制度,改为一国一制。

  老胡认为,我们需要洞悉一国两制制度安排背后的历史因缘和国家理由,这会帮助我们大家进一步了解香港事态的复杂性,在爱国的同时保持冷静。

  当年确定一国两制,总的来看是实事求是的选择。香港上世纪80年代很繁荣,把内地落下一大截。我们没有直接管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如果把它内地化,导致香港的资本纷纷外逃,既不符合国家利益和现代化需要,也让港人难以接受。所以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施行一国两制,应当说是唯一选择。邓小平当时强调实事求是,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老胡非法律专家,但从政治角度看,我认为基本法有两大考虑。

  一是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最符合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利益。

  二是确保港人治港与国家利益保持大的协调,防止出现一个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香港政府和立法会,防止香港成为颠覆国家的基地。

  大家知道,有一帮人街头闹事是一回事,如果特首和整个立法会带头反中央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两点合在一起,就是一国两制原则。香港反对派要绝对意义上的双普选,最终指向的就是香港地方政府率领民众对抗国家的宪制危机,那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杜绝的。

  占中那一轮交手,反对派就是要把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最小化,但他们与中央对抗,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所以他们失败的毫无悬念。

  这一次暴徒和极端反对派干的勾当是瘫痪特区政府和警察力量,把香港搞成无政府主义。他们现在的五个要求中,最后一个要求是“双普选”,但他们很清楚这条要求挂在那,就像放了个屁一样。

  他们现在真正闹的还是瘫痪特区的权力机构,让他们在街头的行动成为香港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形成一种由外国操控、本土派把持的“影子管治权”。但这样的香港变成臭港将是确定无疑的。


  香港变得越来越暴力了,尤其是对讲普通话的内地人来说。一个媒体老总昨天对我说,他很担心自己记者的安全。我说可不是吗,我也很担心环球时报在那里记者的安全,一个劲儿的嘱咐他们。我怎么有一种他们是在当年动荡中的萨拉热窝和开罗的感觉。

  内地游客还在往香港去吗?我真得对他们说一声,要去一定要小心点,少往热闹的地方乱跑。

  不过我仍然认为香港如今的乱,绝大部分仍是特区政府和警察机构应该管的事。它们瘫痪了,不作为了,或者作为也不管用,暴徒们必然会无法无天。但我要指出,香港这种乱法乱不到内地,极端反对派休想用这种乱要挟中央。他们让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尽热闹,但最后乱的是香港社会自己。

  设想一下,香港如果从此就这么无政府主义下去,用不了几年,香港就会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旅游也会瘫痪,法治权威荡然无存,营商环境一落千丈,所有核心竞争力与优势成为泡影。中国的面子会不好看,但不好看就不好看吧,哪个国家的面子能永远好看?到了重要关头,政治选择的永远是里子,而不是面子。

  香港社会自己必须承担起高度自治的第一个责任,那就是维护该社会的基本稳定。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政治稳定则是它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两条香港都不要了,那是它要自杀。
如果我们不出手,香港会接着乱一阵;我们出手,要受“破坏一国两制”的指责,而且迈出了这第一步,将有第二步第三步很难跟上的困境。两难相权,我作为内地的一个媒体人,主张宁愿选第一个。因为香港继续乱一阵,早晚会唤醒它的大部分人,他们会最终明白,无政府主义乱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家园,那些搞乱香港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只要大部分人支持,特区政府和警察就会立即强起来

  所以说,根本不是国家没有做到位,也不是当年的政治安排搞错了。香港一些人觉得,两制得还不够,只有“争民主”是他们需要做的,维护香港秩序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大错特错了。真正的一国两制和真正的高度自治就在他们身边,而且真正得已经到了国家有无数手段可以制止香港骚乱但却很难使用它们的地步。

  如果香港社会作为整体就是想不明白这一点,就是要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里瘫痪政府和警察力量,就是听不进去内地的善意相劝,并且认为与他们血浓于水的内地社会最对不起他们,最想让他们坏,而那些巴不得香港乱、希望以此牵制北京的西方政府跟他们最亲,要一条道走到黑,那真的就是他们的命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1,继续劝他们。2,心疼地看着香港社会变乱变穷。3,耐心等待他们跌大跤后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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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9 11:10 | 只看该作者
香港,请将我遗忘 —— 一个7年港漂的心路



作者 | 张恒


编者按:这是一篇来自做了7年港漂刚回到深圳追逐梦想的会员文章。对于香港,从开始的喜爱和向往,到现在怅惘和失落中离开,作者的感情是复杂的。也让关心香港未来的每一个人深思: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人民币开始国际化,深圳上海金融业开始腾飞,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在决定离开香港的前夜,我再次登上了太平山顶,看着中环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倒映在维多利亚湾,我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怅惘和失落:为自己,也为香港。这里曾寄托着我的青春梦想,豪情万丈而来,悄无声息而去。谁曾经拥有谁?谁又放弃了谁?


上周忙完了搬家,然后离开香港到了深圳新公司报道,身份也从香港居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今年本是我在香港的第七年,按照移民局规定,我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虽然只差永久两个字,但代表的却完全不一样。放弃香港身份对我未来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今的香港肯定不会是我人生的归宿,但是最终决定放弃时,还是有诸多的不舍。

我对香港最初的喜爱来自小时候看的港产片,那个时候真的是香港影视业的辉煌时期,很多影片至今仍是经典,很多香港明星一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比如找女朋友,我就会潜意识按照赵雅芝的模子去找,而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的形象就几乎代表了我对侠客的全部认识。之后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极其要好的玩伴,举家搬去了香港,当时香港回归没有多久,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喜悦我至今难以忘记,感觉是中了去极乐世界的船票。多年后我考研到了香港,再见到童年的玩伴时,不知道是时间拉远了我们的距离还是香港社会重塑了一个人,那个当年老爱打架的他,如今成了大家眼中的乖乖仔,见面都只是礼貌性的和我交流,和我保持着一种莫名的距离。最后我们草草见了几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除此之外,我还是非常喜欢香港,喜欢他城市的整洁,喜欢有素质的市民和各个地方透露出人性化的小细节。


但在香港呆了7年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对于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祖辈积累,只有一些梦想和一股子拼劲的年轻人来说,香港于我,真的有一种有劲无处使的逼仄和束缚感。

当我告诉身边朋友我决定离开香港回大陆工作的时候,朋友们没有一丝惊讶,只是叹了口气说到:“哎,又一个。”其实在我们这批学生港漂中,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地域概念和念家情节的,虽然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归宿是需要勇气的,最起码也要买得起房,但房价在我们的聊天中从来都只是调侃的话题,没有人把这个视为畏途,“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香港正是这样一个做梦的好好地方:包容的文化,廉洁的政府,精干的公务员队伍,良好的法制框架。

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更多话题是回去,而回去的理由各种各样,有回老家找对象的,有买不起房的,有回大陆寻找新机会的,也有纯粹是不喜欢香港的。平时大家聚在一起都会探讨下香港和大陆优势之类的话题,最后总能达成高度一致:要发展,要么去美国,要么回大陆,留香港看不到什么前途。但促使部分人留下的原因,怕也是香港最后的优势。这优势是什么,每个港漂的看法都不一样。

很多人心理上都能接受香港往日辉煌不再,也许早已不是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个远东金融中心,但这些年的衰落速度也足够触目惊心:香港1997年回归时人均GDP差不多是澳门的两倍,如今澳门是香港的两倍。

香港回归那年GDP总量是大陆的18%,到2018年已下滑到不足大陆的3%。1997年,北京、上海、广州的GDP之和都远不及香港。如今,北京、上海、深圳的GDP总量皆已超过香港,按照增速,广州也马上要超过了。


十几年前,香港人均GDP还超过新加坡一大截,如今新加坡人均GDP则达到了6.4万美元,领先香港1.53万美元。

在经济停滞的背后,是人才的流失。我不想引用一些数据,只是在生活中感受到,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都在慢慢的往外移民,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洲或去英国,我港大的同学,毕业后留在香港的屈指可数。而这些年支持香港发展人才的补充,恰恰就是类似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在大陆,过去到香港读书是一种荣耀,很多时候只有高考状元才可以。但现在,很明显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的离开也许只是个案,但会不会无意间代表了很多港漂的态度,香港对我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在人才流失的背后,是整个香港社会氛围的变坏,给人一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暮气沉沉的感觉。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香港代表的是朝气,代表的是奋斗,代表的是刻苦。那时大家差得不远,机会也多,只要卖力工作,总能有不错的回报。而现在,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消失,香港底层人越来越像条干巴巴的咸鱼,翻身无望。如今,香港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资源被高度垄断,房价越来越畸形,住宅面积越来越小,毕业生起薪几乎十年没有涨过,但物价却越来越贵:用我香港同学的话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


这种氛围的变坏在职场也有着清晰的感受。我毕业后幸运找了中环的一家外资投行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香港同事的交往:刚开始一年与他们的交往基本不存在障碍,大家有说有笑。但随着香港经济停滞、外加一些族群冲突言论的炒作与发酵,香港同事几乎是一致对大陆背景同事划出了一道隐形界限。你看不到它的存在,但你能清晰感受到它,感受到那种表面彬彬有礼实际拒人千里外衣遮掩下的防范甚至敌意。这种行为的潜台词非常生硬和冰冷:你不属于我们。

这样氛围导致的结果是:就算我一个人完成了全部门几乎一半的项目,收获的却不是掌声与祝福,而经常是一种集体性的完全无视的不理不睬,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知道,我多少被当做了陆港摩擦的出气筒。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用一位香港朋友的话,曾经的穷亲戚跑到自家门口摆阔,这滋味谁受得了。在无望的社会中,曾经港人的奋斗榜样李嘉诚被形容为了挡路者,反而是马云,在传统上一直有着为富者必不仁思想的大陆,被奉为了新一代白手起家的创业导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以我7年的香港经历,将心比心的说,普通香港人是可怜的。工作压力那么大,收入那么少,生活成本又那么高,每天回家还只能和老小三代挤在鸽子笼里,心态怎会平衡?我们过不下去,可以退回大陆。大城市过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总之中国那么大,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但香港人,他们几乎无路可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香港学生会出现在占中或者游行的队伍里:如果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那总需要宣泄一下这种心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学生上街,都意味着社会本身生病了:学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图书馆,啃书本,是写诗,郊游,谈恋爱,做各种梦并去实现它。

人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外部的任何信息,在我看来,这多少代表了目前的香港。在隐约的恐惧与挥之不去的迷茫支配下,部分港人开始逃避,讨厌涌入的大陆人,讨厌涌入的菲律宾人,讨厌所有的改变,缅怀着被统治却可以过安心日子的曾经。

这种心态在中下层香港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只是因为我说着一口普通话,最近几年我曾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无端遭受服务人员羞辱性的白眼和非常明显的敌意,也曾多次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听司机一边一脸的不屑,一边用粤语在嘀嘀咕咕——我能听得出他们是在骂人。我想发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粤语,但感谢在香港的7年熏陶,实际上我不仅会听,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甚至能用粤语把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唱得让土生土长的香港同学甘拜下风——只是我平时还是很固执地说普通话——那是我的母语,来香港前我已经说了20多年了,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我需要改变这种习惯才能得到接受和认同,才能被融入,那是不是说明香港这个社会真的生病了?

7年前我来到香港的时候,一些东西已经开始慢慢变化,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会欲演欲烈到今天的地步。

有一次听一位更早来香港的学长说,他来时香港真不是这样的。那时,彬彬有礼和助人为乐,在香港几乎是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他说清楚记得刚到港大报到的时候,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但很快他就感受到了香港这个社会的善意与包容:几乎他走到哪里,无论是在校园,还是街头小巷,只要他张开口,就肯定会有人很热情地帮他,哪怕他的普通话他们基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也完全听不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找一个社区足球场,他询问的一个茶肆店主硬是把他一直领到了球场旁边才转头回店里去。所以,至今他都很感激香港,他们帮一个内地过来,举目无亲,且语言不通的内地学生迅速融入了。学长说,所以,就算今天他很多次遭受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对待,他仍心存感激——只是,这种感激,就真的只是感激,是一种知恩必报的本性,但却再也无法演变为一种认可甚至亲近。

有些东西,如果被打碎了,就很难重新粘合起来——这里就包括了心理上的信任与不设防。这很像香港目前的族群撕裂,实践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有没有想过,这种撕裂需要未来多久的时间,以及多大的努力,才可能重新弥合?

目前的尴尬是,社会中下层只能看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肯抬头看看远方,不肯改变。少数识大体的精英也只能沦为一枚良币,最终被劣币所驱逐,曾经的“八万五”政策被香港中产阶级否决,曾经有希望引领全球科技行业的数码港愣是被弄成了地产项目。

就连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行业竞争力,其实都有点老态龙钟、不思进取到无法容忍的感觉——除了中环的办公楼,以及白领们的西装革履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金融中心以外,其他软硬件方面其实都已被世界、被大陆甩开了远不止几条大街。不与时俱进,拒绝掉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直到去年才开始有些缓慢改变,这离阿里巴巴已经过去差不多四年。

其他还有如本地券商机构极为落后的交易系统(大陆任何一个最三流的券商,其证券交易以及结算系统也好过香港最牛逼的投行),就这样的系统,还收着远远高于大陆券商的手续费率;配股需要自己电话经纪人操作、证券交易每手可能500股,也可能1千股,2千股,3千股、4千股、6千股,你得先查询核实每家公司交易单位到底是多少,然后还要计算你买的股数能不能被3、或者被4、被6整除,然后再去下单;一个实时行情仍要收费的港交所;繁碎的银行间转账……,等等,如果你刚从大陆过去,你会被这些不思进取,落后到近乎石器时代的东西目瞪口呆,你会觉得这套系统的所有设置整个就是为了拒绝你去交易,而不是欢迎你去参与,你也能理解为何港股的日成交额区区只有1000亿的水平,这还是有北水的助力。

所有这些都在慢慢却严重侵蚀者香港最引以为傲的金融市场的活力。一河之隔的深圳,如同一个黑洞,把科技创新人才全部吸走。这样继续下去,但如果人民币开始国际化,深圳上海金融业开始腾飞,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下周开始,我将在深圳这个年轻和有活力的城市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无论如何,我祝福你,香港,这个曾经寄托了我青春梦想的城市。

祝福我们未来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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