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浅贝

丢了毛泽东的旗帜，党心民心会乱！


华山穹剑 2023-12-26 17:03 发表于北京
题记：

在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越来越多人体会到——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高山，是跨不过去的大海，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你提与不提，毛泽东的功绩放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认与不认，毛泽东的地位摆在那里，不生不灭。
你知与不知，毛泽东的思想亮在那里，不熄不灭。你爱与不爱，毛泽东的立场定在那里，不动不摇。
彭真曾说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
每到关键时刻，主席的那些“金句”总是那么前瞻、精准、贴切，不仅一针见血的刺破真相，而且为后人提供了现成的斗争方法论；
每到关键时刻，最后总能回到主席那里，去老人家那里寻找药方。不管你喜不喜欢，承不承认，老人家的方法就在那里等着呢，就看你用不用。
究其根源，毛泽东思想是从打败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战斗经历里建立起来的，是中华智慧的集大成者。我们这些后人，又怎能不相信他、不依靠他？
图片

一

又是一年主席诞辰纪念日。

曾经，每到这个日子，我是满腔忧愤的。彼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诗，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但是，近年来，尤其是中美国运之争以来，随着主席思想越来越回归，特别是受到年轻一代发自内心的认可，我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

“少年时在师长的教育下崇拜他，青年时在敌人的忽悠下怀疑他，年长后在自己的探索中钦佩他。“这句话，是很多中国人的心路历程，也彰显了“思想不死、主席不朽”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
如果说，主席健在时，人们对他的崇敬多是出于情感和大环境的濡染；而当他已经离开40多年，人们反而愈发自觉的怀念他、认同他，则是深刻反思和比较选择后的理性认知。

“不必时时怀念我，也不要指望我回来，我离开以后，你们就是我，人民万岁！”不管这句话是不是老人家说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老人家的一切，已深深的融入热爱他的人民之中。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已经与热爱他的人民融为一体，这将是真正不可战胜的民族魂！

中华民族如果要在精神和意志上再上一个台阶，就必须重塑民族魂；民族魂的重塑，如果以毛泽东思想为底色，华夏将永远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但其哲学根底就一条，就是对人民的充分信任、对中国人能力和智慧的无比自信、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无比乐观。
自地理大发现的近500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之领袖，敢于像毛泽东那样以一国对抗世界，那样地蔑视西方列强和美苏两霸，如此地蔑视西方所谓的“世界秩序”。
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种霸气、这种蔑视和打烂旧世界的魄力。世界新旧秩序的转换，同样是一场革命，是容不得“温良恭俭让”的。
图片

二

越到危急时刻，主席思想和主席那一代领导人打下的坚实地基，越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未来几年，中国的大战略是“双循环”。双循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国家都想搞，包括美国，其实拜登任内的战略收缩、美国优先、打贸易战削减逆差、再工业化，以及科技战、金融战、经济脱钩等，都旨在打造内循环。但美国经济严重的路径依赖和病入膏肓，决定了这些都是无用功。

世界上，只有中国能搞双循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自身就是一个世界，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自循环的经济体。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外国。

图片

美国搞不了内循环，人口数量不够，素质更在下滑，必须经过最彻底的社会革命，并且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才可以。印度人口数量够，但素质不行，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社会革命，激活不了内生动力。

只有中国可以形成内循环的独立经济体系，这是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念下建立起来的。

中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原子弹”，历经波折，终于被顽强地继承下来，这反映了一个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主流世界观的框架。从那个基础被奠定后，中国人从此不再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被任何强权所主导。中国人也因此而拥有了改天换地的豪情和自信，这就是新中国气质、新中国性格给今日中国的遗泽。

图片

三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主席热需要做一番冷思考。

主席的思想在各领域、各群体的回归，固然是中华有幸之事，但是时代不同了。毛时代从上至下如同一个人，将几亿人的力量像气功一样凝聚起来，收放自如，想到就做到，执行力度人类罕见。拜主席的英灵庇佑，中华得以几十年内外安定。世界各路恶霸用强不成，改为糖衣演变，甚是有为。

一个不容忽视的隐患，是毛时代那种如臂使指的精神、机制被腐蚀，诚然近年来显著恢复，但外部重拳之下，是否依然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激烈的话语权争夺战下，当怀念主席的文章稍微写深一点就被消失，怎么宣传弘扬主席思想？当一些传媒不顾广大民意、逆时代潮流，不遗余力的去割裂前后三十年、否定抹黑主席，舆论怎能不分裂？当某些教材不能与时俱进，落后于整个社会对主席的评价和感情，怎么教育好下一代？……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都说主席思想在回归，那么，回归后的主席思想与原先的主席思想会有哪些异同？或者直接点说，方方面面会对主席思想做哪些取舍？学什么？不学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说，尊崇主席的民间情感和社会大潮已经浩浩荡荡、不可阻遏，尤其是90后、00后一代正成为主席的“铁粉”。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三观如此之正的年轻一代，是华夏未来国运的最大保障！

图片

四

《华严经》里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牛马。毛泽东更进一步，他告诉所有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能解救众生的，只有众生自己。

中国的未来决定于：中国的年轻人中有多少人能读懂毛泽东。读懂了毛泽东，就读懂了中国历史、读懂了西方列强的称霸史。读懂了这些，就知道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值得欣慰的是，主席播下的种子，经历了漫长的冬天之后，今天正在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一句话总结，“毛化”，是华夏民族精神升华的加速器和放大器，是一张“超黑科技”的精神互联网，是一种快速升维。

图片

五

对这一点，敌人和对手的认识，比我们更为深刻、更为警惕。

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说：“对一部分人来说，毛泽东是希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下去，以后一直会如此”。

正如一切伟人一样，永远会有人继续诋毁和诅咒他。死去的毛泽东，仍然是各路敌人心中一个可怕而难以消除的“魔咒”。

中国国情和苏联不一样，苏联可以瞎折腾改旗易帜，彻底否定斯大林；而当今世界让毛泽东显得更伟大，他的生前预言已经融入中华血脉，反毛注定是一项永远在路上、永远不可能完成，最终被历史和人民唾弃的肮脏事业。反毛污毛不得人心，主席思想必将与时俱进赢得未来。

世界最大的乱源是美国，敌人最想做的是“非毛”。美国把中国圈定为对手，打败这个对手最廉价、最有效的就是让这个国家否定自已的开国领袖，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进而寻机肢解中国。中国稳定，则世界不会大乱，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毛泽东，事关中国甚至世界走向。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主席思想的回归已经是不可阻遏的大势；与此同时，每一个毛泽东的战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战斗。

图片

六

平心而论，今天的局面，比主席当年面对的要复杂得多。

今天最大的困难和复杂，在于敌我界限不是那么分明，一方面是各种渗透，一些集团跟敌人深度利益捆绑，明里暗里掣肘国家战略，还有一些“天真可爱”的发自内心对某国和西方有好感的国人，这些人绝不在少数，看看网络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就知道了。

前者是利益，后者是认知。对于前一种要坚决斗争，对于后一种要加强教育，争取过来。

对于前者，还需要警惕的是，各国国内的资本集团正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进行深度联合，与之相对应的是各国中下层的原子化和无组织。

马克思当年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今天，率先联合起来的却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他们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金字塔顶尖王国。他们建立了影子般的金融邦国，超越于所有的民族国家。他们藐视一切，密谋着，窃笑着，在密室中觥筹交错，又喷云吐雾，像雾霾一样，笼罩在地球的上空。

所以，当年主席掀起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运动和西方国家的民权运动，是他们永远的梦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席是打击这个集团最狠的政治领袖，他的贡献属于全人类！这也是直至今日，尽管主席已离去多年，他们仍然不断抹黑他老人家的根本原因。

图片

今天，这些联合起来的资本集团，视中国为最大的敌人。他们为何如此敌视中国呢？因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在实力上的此长彼消，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收割全世界、奴役全世界不再那么容易了。金融大鳄索罗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如此执着于打败中国”，就是他们现在的心态。

分析局势，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较量在升级，决战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也是为什么一再强调要进行伟大斗争、弘扬斗争精神的原因。

中国真的要准备第二次长征！第一次长征没有解决的问题，要通过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长征去解决，这或许是中华文明的命运，一场决定命运的伟大斗争，或许才刚刚开始。

图片

结语：

韩毓海先生曾为主席写过一篇充满诗意、感情和哲理的《归去来》。他写道，“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以为壮乎。”

毛泽东走了。他离开我们独自波澜远行。

那个高呼人民万岁的人去了，留下了站起来的人民。

他的笑容与浩叹，他的悲怆与激越，他失去的每一个亲人，他写下的每一行文字，与你、与我、与每一位站起来的中国人血肉相连。

——他来的时候，我军大刀、长矛、铁叉子；他走的时候，我军导弹、氢弹、核潜艇。
——他来的时候，我军兵疲将寡；他走的时候，我军战将如云、气势如虹；
——他来的时候，我军打不过民团白匪；他走的时候，我军打遍世界列强；
——他来的时候，中国遍体鳞伤，任人宰割；他走的时候，成为世界五强之一，全球唯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黄赌毒贪绝迹、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最低、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
毛泽东走了，留下了他毕生的两件伟大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敢想、敢干、敢实践”的新中国性格。

毛泽东还在，天心月圆，人间春满。他始终忧思如海地凝视着他亲手缔造的党、国家和军队，他始终以他的光辉思想，鼓舞着、指引着“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还在，他回到了中国大地和历史深处，如雪落长河，寂然无声。

生何灿烂，死而无憾。
花谢还开，长河不断。
我兮何有，谁与安息？
日月经天，何劳寻觅。

谨以此文纪念主席诞辰。思想不朽，主席永生！

浅贝

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主义 2023-12-26 09:46 发表于四川
文 / 欧洲金靴

1945年4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没两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排出了歌剧《白毛女》，随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泪水和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的手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但毛主席在台下却说：
不，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图片
1
李银桥曾经有过回忆：

随着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



如果我说一句“主席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种现象，从主席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越来越严重。



过去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主席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主席的安全却十分保险。

那时，人民和主席之间无任何距离，他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主席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哪。

可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席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怎样地加强他行动安全的建议，也没有这方面的表示，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

主席有一次见不到群众，气的对我说：“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嘛！”

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

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

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也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

“主席，请坐下，我给您梳梳头。”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当时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有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主席则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主席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但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他与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



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决什么，但却愿意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图片
回望银桥同志回忆中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天，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工人和农民开始了胜利大游行。
当群众一波又一波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腰鼓声声中，他们齐声向着天安门成楼上的毛主席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主席则站在城头上不断地挥手，喊到：
人民万岁！

当工人方队走过主席台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时，他高声回道：
工人同志万岁！

当农民方队走过时，他又是高嗓门地呼唤：
农民同志万岁！

开国大典的当天夜晚，主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举行欢闹的国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主席并没有参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进屋后，他一言不发，在卧室里安静的一个人抽烟，脸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的最高领袖，主席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警卫和工作人员见状，心生疑虑但也不便去打扰，只能在外面候着，看着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绪漂泊远方。

许久之后，卫兵实在等不下去，走进来问：

主席，想吃点什么？

他自言自语道：
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

卫兵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为什么在礼花齐放的大庆之日堕入惆怅。
卫兵安静了一会儿后便安慰他：

如果牺牲的战士们都还活着，他们也会为今天的开国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接着又继续对说：
主席，您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吧？

他则答：
不饿，没胃口。

卫兵把热好的麦片粥端给他，劝他吃几口，他也听话得吃了几口，方才感觉到饿，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两大碗。
吃完后，就看书去了，直到凌晨6点还未睡，后来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可还是睡不着，又让卫兵给拿了两片安眠药，但卫兵说没有多余的——保健医生为了他的身体，每天最多只给两片。

就这样，直到10月2号早上八点多钟，这位新中国的国家主席、亿万人民的领袖才沉沉睡去。

众人皆在欢庆、共度革命胜利时，他却在想些什么呢？

2

建国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他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他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他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3年，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罗斯·特里尔曾认为：
毛泽东的战友们没有一个可以写出城楼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段铭文。因为，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即便是题写主席这段碑文的恩来同志，曾对主席非常欣赏的拉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也有过直接的负面评价：
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但是在极为认可格瓦拉同志革命理念的主席看来，坚持所谓“党的领导”和“对组织的忠诚”，首先要取决于党组织自身是否变质、是否依旧红心滚滚。
图片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说的：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因而，一生作为革命者的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造反有理！

建国不至二十载，1967年1月6日，《文汇报》的文章曾得到已74岁高龄的主席的称赞，该篇文中有刊：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



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这样的革命思维，正是主席本人、也是中国革命的启蒙导师列宁所语：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图片

他曾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时，他还曾强烈主张让此人当总理——康有为。
但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主席最终的观点是：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两面性及实践受挫，进一步暴露了青年主席在自我塑造前夕的思想矛盾，促使他下决心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彻底清算。
1920年9月到10月下旬，就在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理论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际，他组织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并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开始发生方向引领。

1920年11月底，27岁的他撰写了大量书信和文稿，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多年来的实践和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自我剖析，清理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

在哲学世界观上，清理了二元论哲学和“圣贤救世”历史观的影响，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

在主导思想上，深度清算了曾经占据思想结构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对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决否定；

在奋斗目标上，割除了过去曾经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正式喊出要通过“根本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口号；

在革命道路上，扭正了“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教育革命”等温和革命主张，明确提出要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在政治运动的组织领导上，打破了过去过度依靠学术组织、民间组织领导的做法，逐步清晰要建立一个以主义为引领的政党组织；

在斗争方式上，破除了过度依赖理论批判、集会游行、上书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的思想，坚定了根本改造、彻底革命的思想；

在发展视野和实践空间上，取代了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陈旧思维，形成了必须要树立国际主义并反对殖民主义的认知。

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是青年主席头脑风暴转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既标志着旧思想结构的解构与终结，也标志着新思想结构的建构与开始。

在给向警予同志的信中，他总结了一年来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

社会改良主义绝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年来，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费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但知音绝少，多数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各种改良主义的设想提出来，但是都没有根本的大影响和大改变。

由此他认识到：当时的湖南和全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
青年的他最终依靠的还是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亲自找到了那条通往困苦但也指向光明的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而这条路，始终贯穿了他的一生。
周遭熙攘人来人往，唯有坚持「继续革命」的他是不变的，从未及而立，到年逾耄耋。

图片

3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次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只不过，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他点明“约五千名右派”，后来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还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

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的回忆显然是极为客观又真实的。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自会议一开始，主席率先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同与会同志讨论，进一步升华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

次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党内的政治风向走势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会上，主席继续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的批评，提出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

在全会公报上，主席还特地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他还提出：
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图片
第二年的杭州会议上，主席再度由发扬阶级斗争精神、警惕修正主义而赞扬昔阳县的干部参加劳动运动：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



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



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



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



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他当时还风趣地说拿《红楼梦》举例，借冷子兴之口分析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尽无一个”，贾家就是这样垮下来的。
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因为防止干部集团的官僚化，继而防止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

故而，主席会把干部劳动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

再一年后，党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

运动期间，他在北京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格外忧心忡忡：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中国，主席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随后，主席顿了顿，面情严肃地问金日成：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同志认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图片

这时候主席倒是给金日成鼓了鼓劲：
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又追问：
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主席回答：
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



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4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图片
在毛主席和当年的那一批纯粹的“老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还是回到青年时。

早在1912年，19岁的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他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他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他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他终归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他是不变的。

图片

哲学家南怀瑾有深刻体会：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图片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过分析：
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于中国的一个原因。

青年时期的主席不大可能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时年20岁上下的这位图书管理员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地一致。
他彼时已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是与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一群体极容易对外投降卖国；又由于官僚阶层的封建性，这一群体也极容易对内形成家族垄断、门阀世袭。

推荐阅读：门阀

这些，主席为之战斗抗争了几近一生。

从盛清至晚清，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被放弃的事实，终究不可逆。

进入20世纪，是深入基层、走访农村、看遍工厂、踏尽铁路、阅绝典籍、发动运动等一系列尝试都切肤深怀之后的主席，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基层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

他们依旧是剥削阶层与“上流人士”，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洞悉到这一层，再看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述便很好理解：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同时，也才更能明晰历史为什么呼唤「毛泽东」，为什么「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图片

5
在年轻时的他看来，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

这三者，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必须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

也就是《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基于此，主席终其一生不相信官权，他只相信权力只有为群众掌握，国家共同体的阶级景观才不会被分化和打破——恰似青年时的他不相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这种把人等同于“动物”的思想，却与主席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主席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也就是自他毅然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退学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自修持续了半年之久。

1936年，他在陕北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埃德加·斯诺则在陕北经过对主席祥密的采访、相处、观察后，得出了如下感叹：
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图片
1947年4月，转战陕北的途中，他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的竟然是他的画像。
他问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

大嫂回答：
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当时那位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从三皇五帝到工农红旗招展，他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诉黎民百姓：

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
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

当一个15岁的农家女面对国民党的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

一个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毛主席率领的共产党人的战斗感动了上苍——这个上苍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图片

前文提及的建国后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他还曾在会上说：

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



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靠这个酸菜！

在那次讲话里，他还说出那句著名的话：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1965年8月3日，重上井冈山后三个月有余，主席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
我认为在毛泽东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淡然回答：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中国的毛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1927年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他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他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
共同体的守护者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亦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毛泽东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图片

从这一点来说，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更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艾萨克·多伊彻曾经指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毛泽东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的视界中，自古乱中国者，非夷狄也——自东汉起，中国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其中的“产”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
因此，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会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如果不重视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那么，这本书，就将成为诸位的来日之祭。

他会严肃指出：
在历史上，朴素的社会战胜“文明”的社会，不脱离生产与战斗的体力劳动者战胜脑力劳动者，下等人战胜上等人，农村人战胜城里人，乃至边疆战胜中原，这也是一条规律。



因为有知识的人未必有热情、意志和信仰。因此，文明的进程不仅是一个提升劳动者“素质”、文化水平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热情、信仰与意志力的过程。



不仅劳动者要知识化，提升自己的素质，知识者也要向劳动者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

1959 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愚蠢些。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主席更是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



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后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他主动问道梅白：
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
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主席笑着称赞说：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图片
6
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当年10月3日，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再度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接下来怎么办？
他真的几乎要没有办法了。

秘书员王力同志有过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

方壮猷先生也有过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
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



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



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图片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正如那个大名鼎鼎的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竟然声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叹：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国立业近三十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1971年，78岁的他对同志们这样说道：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图片

跋
斯里兰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曾在主席逝世后写下这样一首诗，特摘于此：

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
我的现在幼小的儿子问爸爸：
毛泽东……是谁？
我要回答：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没有逝世，毛泽东决不会逝世，
也没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
生老病亡，人生有常。
毛泽东不是尘世的过客，
而是先进思想的化身，指引你我的解放。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
他，属于全世界，
他，心怀全世界，关心我，也关心你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是权贵的敌人。



我决不说，永远不会说
毛泽东在世时，曾经……
而是说：毛泽东正在……

马克·吐温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图片

主席，终归是不一样的。

他是中国历史上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第一人。
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义者、特权集团和个人利益集团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因此，只有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挑战旧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官国”腐朽体制。

无论是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始终顽强地与各种形式的官僚特权（生活特权、政治特权，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作不懈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严厉打击各种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的滋生和蔓延。

主席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美国学者鲍大可曾评论：
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缅怀主席也是感恩导师的日子里，不想多谈那段空前浓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泼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达一种理解。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图片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国”，其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金融时报》还评价道：

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中国。

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

“继续革命”其实是防御性的、焦虑的、悲观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胜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越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则认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胁，领导人都不禁为特权而动心，并成为剥削者，尤其是当他们本身往往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受到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时。



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定期重新开始革命，从暗中篡权者手中重新夺权，动员人民，他们的积极性能增强生产财富的能力。

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

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图片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八十三载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体，后三十年革命解放灵魂。

他有过私欲吗？他有过私情吗？他有过私财吗？他有过私军吗？他有过私敌吗？他有过私党吗？

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为「公」，一生为「民」。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主席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一生痛失七亲，血脉付诸革命，连儿子都推上了战场，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使用“特权”……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图片

约瑟夫·伊谢里克曾把列宁和毛主席这两位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作了区别，他认为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的毛泽东则更敏锐和深透，他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里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层。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悼念主席时说的一番话对我们也许同样有启发：
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图片
毛主席，人民想您啊！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谱，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您万岁，您却说“人民万岁！”

您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您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您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您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您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您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您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

图片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您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毛泽东，终归是不一样的。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一百三十载，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

浅贝

冒着同时得罪美苏的风险，百万大军毅然过了长江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01-07 21:25 发表于湖北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仅仅3天就占领了南京，随后兵锋席卷半个中国，敌军望风投降，几乎是传檄而定。
图片

这一幕早在3个多月之前三大战役结束时就可以预见了，因为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全军覆灭，军心已破，军魂已灭，只要愿意，解放军随时可以打过长江，收复南京。
但我们硬生生的拖了三个多月。
要知道，三大战役合在一起总共也就只打了4个多月而已。
为什么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件事要在历史书上被反复提及？因为过长江，要冒极大的风险，非伟人不敢下这个决断。
这个风险指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美国和苏联都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个举动，会同时得罪美苏双方，甚至可能引来美国的武装干涉。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冒险举动，是中华民族的放手一搏。
幸运的是，我们成功了。

分裂的中国符合美苏的利益


二战结束后，美苏双方就开始谋求分裂中国了，双方均不希望中国继续打下去。
朝鲜分裂了，印度分裂了，你们中国打什么打，统一很好玩么？
美国实际上没有兴趣全力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因为这样对美国的好处并不大。
苏联也没有兴趣全力支持共产党统一中国，因为这样对苏联的好处也并不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都是很克制的，规模相对来说也非常小。
被一分为二的中国，就只能分别附属于苏联和美国，成为两个彻底的附庸国。
抗日即将结束时，苏联第一个做的不是想办法全力支持共产党，而是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谋求了外蒙古的独立，拿下了旅顺和大连的驻军权和使用权，拿下了长春铁路的使用权，重走殖民中国的老路。

1945年，苏联还表示希望国共两党分别立国，就像朝鲜和印度那样，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以长城为界，让共产党在长城以北，替苏联镇守蒙古新疆陕西和东北一带，成为保卫苏联的屏障。

国家利益，远远大于意识形态。

一个分裂的中国，明显更符合苏联的利益。

1948年11月9日，三大战役的胜负已经基本确定，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大量军事援助，以挽回败局，但遭到杜鲁门的拒绝。
花费小代价，或者不花代价，你自己统一了，那我乐见其成。
但要我全力支持你统一中国，这不可能。
代价很大，好处没有。
一个分裂的中国，更便于美国操控。
12月，美国要求蒋介石放弃以战争手段统一全国的想法，签署和平协议，和共产党划江而治，否则就应该退位，美国将支持李宗仁以取代蒋的位置。
蒋介石回复：
下台可以，但绝不能“划江而治，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的国家，如果在我手中再出现一个南北朝，我蒋某人就是大大的罪人。

而苏联这边，斯大林也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的建议。
苏联认为，如果中共打过长江，肯定会引来美国的干涉。
如果美国出兵干涉，那苏联只能袖手旁观，不可能和美军对决，以防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当时的全世界，还没人认为中国解放军能顶得住美军的进攻。
中国打不过日本，日本打不过美国，食物链难道还不够清晰么？
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到中国，明确建议中共停止于长江一线，苏联认为两个中国政府的存在，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但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斯大林同志让我们划江而治，这可能吗？我们又不是军阀，是解放军，是要解放全中国的。你看看我们的历史，即便是军阀，也是以统一全中国，全天下为己任，绝不会偏安一隅。倘若我们真的划江而治，那还不如一个军阀。”

国共两党的领袖均不同意划江而治，都不想当分裂国家的民族罪人。
所谓和谈，那也就是谈谈而已。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中国统一而强大。
除了中国人自己。
1948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1948年12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调停的信，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1949年1月，斯大林建议中国接受和谈，划江而治，声称中国过江后将会面对美国的强烈报复，甚至和美军直接开战。
1949年3月4日，斯大林再次以美军有核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因此爆发，苏联不得不中断援助等理由来威胁，要求中国接受调停。
是按照美苏的意思划江而治，还是冒着同时得罪美苏，功败垂成的风险统一全国？
毛主席必须做出决定，而这个决定，会影响中国的命运。
而毛主席抓住那一闪而过的机会，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柏林危机


为何毛主席的威望那么大，因为建国之前他的所有决策，都是对的，而且即便你穿梭到过去，也不能做出比他更完美的决定。
这简直就是神一样的操作，无法理解。
四渡赤水，延安长征，重庆和谈，毛对局势的精准把握令人震惊。
1948年6月初，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已经由战争爆发时的3.14:1变为了1.3:1，以国共双方的战斗力对比来看，这种差不多的兵力，解放军必胜无疑。
按理说三大战役早该打了，没必要憋到最后一起打。
但毛泽东并没有轻举妄动，因为美苏双方均不支持中国统一，时机并不成熟。
这种情况下发动决战，无论谁胜谁负，都会引来美苏双方的武力干涉，根基尚浅的解放军打得赢蒋介石，但确实没有能力直接对垒美国大军。
美国不可能容忍如此庞大的中国彻底倒向苏联。
而苏联也不可能容忍如此庞大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
这是巨大的战略隐患。
换谁执政，武力干涉中国都是必然选择，这一点很容易预期。
所有的国家都听从了美苏的安排，乖乖分裂了，但中国成为了例外。
1948年6月24日，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双方的数十万大军在柏林对峙，摆出了强烈的战争姿态，双方都开始紧急调动兵力。
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德国的局势让美苏高度紧张，影响了他们所有的兵力部署。
这个时候，毛主席发出了著名的判断：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


抗日战争急不得很好理解，什么叫解放战争拖不得？
1948年9月，中共中央达成一致意见，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全部兵力，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
仅仅三个多月，解放军就消灭了国民党的全部精锐，三大战役全胜。
苏联乐见其成，顶多就是不支援共产党。
而美国有心反对，却抽不出任何兵力。
1949年1月，国民党提出和谈。
谈了3个多月，毛泽东不谈了。
1949年4月12日，共产党将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张治中，要求在4月20日以前签字，否则会立刻过江。
图片

4月20日子夜，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天险，摧枯拉朽的击破了南京政府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图片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覆灭。
图片

1949年5月，柏林危机结束，共持续324天，美苏双方结束对持状态，美国的兵力恢复了自由。
但此时南京已经被攻占了一个月，国民政府已经彻底崩盘，没有任何干涉的可能性了。
解放军跨过长江的时机，险之又险，妙之又妙，美苏双方只能口头威胁，而不敢有什么实际动作。
留给中国统一的时间窗口，其实只有11个月。
所以解放战争拖不得。
而毛泽东不仅敏锐的抓住了这一极短的时间窗口，甚至还给出了拖不得这一预测，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真可谓的天纵之才。
1949年10月1日，中国举行开国大典，正式宣布新中国的诞生。
看到中国完成统一的大业后，北朝鲜眼红了。
中国共产党击败了中国南方政府，美国没有干涉，估计是怕和苏联打起来。
那朝鲜共产党击败朝鲜南方政府，美国也应该不会干涉吧。
中国可以统一，朝鲜为啥就不能统一？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美国果断出兵了，无视中国的战争威胁和苏联的潜在威胁。
1950年，北朝鲜政府差点被赶到了鸭绿江以北，接近覆灭。
朝鲜战争打出了解放军的威名，但是在1949年，解放军在美军眼中无非就是数量稍微多一点的北朝鲜军而已，双方没有本质区别。
1950年的美国敢和解放军在朝鲜对决，1949年当然敢和你在中国对决，那时国民政府还握有半壁江山和百万大军，哪怕只能做后勤也会替美国省下很多战争成本。
出兵干涉中国的利益明显比干涉朝鲜更大，成本也更低，而且中国统一会引来恶劣的连锁反应。
苏联也判断美国必然会出兵，并明确表示将会袖手旁观，不予援助。
但美国最后没有动手，让中国顺利的完成了统一。
短短的几个月，生死时速，但我们几乎走对了每一步棋。
错一步，中国的未来都会比今天暗淡的多。
天佑中华。

紫石英号事件


谈到渡江战役，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小插曲，紫石英号事件。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前夕，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军舰无视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的各国舰队必须驶离长江，且不得于1949年4月20日及以后驶入长江的通告，悍然于4月20日驶入扬子江，逼近南京。
在英国皇家海军看来，所谓解放军的通告，和废纸没有啥区别。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因为战乱导致了外国人的商店和住宅被抢劫，英国军舰就立刻炮轰南京市区约70分钟，发射炮弹150余枚，造成约2000人死伤。
但最终结果，却是国民政府向列强道歉，并赔偿损失。
在中国人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英国人眼里，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差不多一个世纪了，游戏规则不一直是这么玩的么？
1944年英国驻华大使还说过：


“中国过去作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一直过得蛮好的，而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

听说解放军无视英美的“友好和平建议”，非要渡江打南京？
那我就开几艘军舰过来，看看你胆有多肥。
紫石英号军舰没有丝毫顾忌，直接驶入了我军一整个炮兵纵队的射程范围之内。
图片
在我军鸣炮示警后，英舰没有任何迟疑，直接向我军阵地开火。
正愁找不到理由打架呢，你还敢鸣炮示警？
等着退兵道歉，并赔偿损失吧。
没想到解放军这次玩真的，群炮齐发，数分钟就将紫石英号击至搁浅，不得不升起白旗，英军数十人死伤，舰长重伤，随后不治身亡。
4月21日，英国皇家海军“伴侣”号驱逐舰、“伦敦”号重巡洋舰、“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营救“紫石英”号，再次发生激烈炮战。
解放军被摧毁三门榴弹炮，200多人阵亡，一个团部被炮弹击中。
而英国的三艘军舰均被击退，伤亡惨重，没能救出紫石英号。
激烈的炮战，连江对面的国民党士兵都忍不住鼓掌叫好，因为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敢于正面痛击外国军舰。
紫石英号事件震惊世界，当时一位名叫程开甲的中国青年，正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英国报纸上看到了解放军炮击“紫石英号”的消息，深受震动，义无反顾的决定回国，投奔解放军的怀抱。
程开甲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中国核武器的创始人之一，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耀武扬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紫石英号事件汇报给毛主席时，主席没有关心是谁先开的炮，这件事该追哪方的责任，只是问了句:
打赢了没。

当得知紫石英号搁浅而营救军舰均被打退后，主席开怀一乐。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新中国把英国得罪这么狠，遭到报复和孤立没有呢？
没有，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
你可以不理解为什么，但这就是史实。

浅贝

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01-24 21:45 发表于湖北

提解放战争必提辽沈战役，而提辽沈战役则必提廖耀湘。
辽沈战役的胜利直接奠定了全国解放的根基，而廖耀湘兵团的覆灭则让辽沈战役再无悬念。
1948年9月12，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1948年10月7日，解放军开始攻击锦州。
为了锦州之战，我军将东北野战军大部分主力都聚集于此，全力一击。
历史上解放军的每一次大规模聚集，都代表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要倒霉了，被包围全歼是唯一的命运。
林彪以5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主攻锦州城守军，另外5个纵队负责阻击国民党的援兵。
其中2个纵队负责阻击“东进兵团”，3个纵队负责阻击“西进兵团”。
为了救锦州，蒋介石也调动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几乎全部主力。
仅仅狙击任务林彪就派出了一半的野战军主力，完全可以看出锦州之战的凶险。
如果国民党能死死的守住锦州城，拖上一段时间，那整个东北野战军甚至有被合围包饺子的风险。
但是锦州守敌范汉杰部依托坚固工事，只守了区区一个星期。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和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被解放军夺取，对东北国民党军彻底形成关门打狗的绝杀局面。
占领锦州后，解放军5个纵队的兵力被释放出来。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扫战场，修整部队，继续通过不断机动来寻找下一次战机。
这时候林彪突然发现，正在和我军3个纵队纠缠的西进兵团，离自己好近啊，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不肯走，原地停留了好几天。
此时东进兵团又已经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消磨了战斗意志，在锦州失守后停止攻击，甚至主动略微后撤，让2个负责阻击的纵队压力大减。
天赐良机。
西进兵团又称廖耀湘兵团，总兵力十几万人，是国军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团，下辖6个军，拥有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中的两个，廖耀湘本人更是“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地位和实权仅次于总司令卫立煌。
图片

如果能歼灭廖兵团，会造成东北国民党军的极大震动，大幅减少收复东北全境的难度。
为了吃掉这口肥肉，林彪聚集了自己能聚集的所有兵力，手里总共就10个纵队，结果集中了足足9个纵队，全速扑向廖耀湘。
林彪最初定下的作战方针是：“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
但廖耀湘发现林彪主力动向后，立马知道了我军的意图，开始迅速逃跑。
廖兵团是机械化部队，在东北平原上行军速度极快，如果一心想逃跑，想彻底围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不让廖耀湘溜了，各纵队全速前进，只为了及早发现廖兵团行踪，与敌接战。
结果穿插速度太快，各部的位置急剧变动，以至于超过了指挥系统的负荷能力，解放军各纵队的建制全都乱了，和廖兵团彻底搅在了一起，失去了统一指挥的能力。
一营一营请回答，你们目前在哪？
报告，我营目前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附近只有一个小土包，在地图上找不到对应地点，不过我听到周围有人在开枪。
如果要恢复建制也容易，通过电台指定一个集结地点，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能重建指挥链。
但这样的话，廖兵团也会跟着恢复指挥体系，甚至有可能就跑了。
兵法常识，以整击乱，自乱阵脚是大凶之兆。
当参谋长刘亚楼向林彪汇报说各部队都已经失去联系，无法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时，林彪思考之后淡定通过电台对部队发出了命令：
“各纵队不必找师，师不必找团，团不必找营，大家都找廖耀湘就行！”

总结一下就是：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各团，各营，甚至是各连，全体解散，自由活动，想往哪穿插就往哪穿插，想打谁就打谁。
聚集了9个纵队近40万人的惊人兵力包围了廖兵团之后，林彪又把这9个纵队给原地解散了。
解放军能聚能散的特点，被这一仗给体现的淋漓尽致。
整个廖耀湘兵团被无数把尖刀给捅的支离破碎，到处都是解放军，又到处都是自己人，炮兵营都不知道该对哪轰。
违反兵法常识，以乱治乱，让这一战成为了中国军史中的经典案例。
接战后仅仅二个昼夜多一点，廖兵团就全军覆灭，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这个战绩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军中的最差战绩，让李仙洲欣喜不已。
1947年，解放军曾经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将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五万人全歼，把司令王耀武差点给气死，从此留下了经典的名言：
就是五万头猪，共军三天也抓不完。
图片

国民党的战败之将都统一关押在功德林，而战犯之间也是存在鄙视链的，战绩最差的那个最受鄙视，李仙洲备受压力。
但廖耀湘同样是副司令，统帅十几万人的庞大兵团，区区两天多时间就被全歼，这个战绩比李仙洲还要差，共军成功的在2天多时间里抓到了十几万头猪。
这不叫围攻，叫围猎，抓猪都没那么容易。
凭此战绩，廖耀湘成功进入功德林战犯鄙视链的最底层，解救了李仙洲。
被生擒活捉后，廖耀湘对这个战果非常恼火，对刘亚楼说：
“你们共军打得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刘亚楼话中有话的说：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
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恼羞成怒的廖耀湘满脸通红：
“像你这样的土八路莫非是用了什么巫术来打仗？“

这段对话传到我党高层耳朵里后，被传为笑谈。
无知的廖耀湘，不仅自身能力严重不足，还认为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别人肯定也办不到，战场上被生擒活捉了还死鸭子嘴硬。
居然还说解放军是在靠巫术打仗！
从此，廖耀湘成了我军元帅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国民党军逃的逃，降的降，仅2个星期我军就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结束。
整个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伤亡6.9万人，国民党军伤亡5.68万人，但合计被歼灭47.2万人，其他的，全部是俘虏。
总共50多万人的东北国民军除少量乘船逃走外，基本全军覆没。
而那几十万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大部分又被转化成了解放军。
战绩差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没脸见人，廖耀湘居功至伟。
图片

人数超过10万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我军第一次使用是在孟良崮之战，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朝鲜战场的第五次战役。
而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穿插速度最快，战果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辽西战役，也就是廖兵团覆灭之战。
解放军在朝鲜战争打赢美军后，廖耀湘终于服软了，在战俘营里蹲了13年后，于1961年被释放，然后被派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负责整理归纳一些史料。
也算物尽其用。

以正合，以奇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很多人一谈军事，就开始迷信什么奇谋险招。
精彩的战役，精彩的计谋，玩弄敌人于鼓掌之间，这才是战争的感觉。
但兵法告诉我们，以奇胜的前提条件，是以正合。
没有堂堂正正之师做基础，一切花招和手段都只是个笑话。
只会用计谋取胜的军队，哪怕短期获益，最终也必败无疑，因为自身根基虚浮，实力不硬。
一支能聚能散的解放军队伍和掌握到炉火纯熟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看起来好像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包括林彪覆灭廖耀湘这一仗，看起来也好像是因为林彪精妙的指挥，廖耀湘才败的那么惨。
但实际上我党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和能聚能散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那到底什么才是关键？
毛主席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说：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这三个法宝到底有什么力量？
毛主席的这段话，太精炼太深奥了，普通人想理解极为困难，恐怕要在党校里学习个几十个小时的党史，才能略知一二。
我也没办法用简短的文字解释清楚，只能用一些小案例来证明，让大家有个模糊的大致印象。  

统一战线


什么叫统一战线？
就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哪怕是代表了其他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只要是赞同中国应该反帝反封建，应该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战斗，发自心底的为中国好，为中华民族好，那这样的力量，就可以团结。
无数的民主派人士，无数的中间派，以及无数的爱国人士，因此倒向了共产党。
对于常规武装力量，这一招是降维打击，威力远远大于战术穿插。
就说辽沈之战吧，其总司令卫立煌，是一个比廖耀湘还铁杆的资本主义大将。
卫立煌，自1917年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后跟随蒋介石，一路打拼，战功无数，立下汗马功劳，也曾在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中全力出手。
1939年1月，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辖区6个省，统帅兵员114万人，这个地位和拥兵实力可以说堪称是蒋介石旗下的头号司令官。
卫立煌的夫人和宋美龄关系也极好，本人也是嫡系中的嫡系，心腹中的心腹，是蒋介石的股肱之臣，铁杆支持者。
卫立煌进攻日军时悍不畏死，多次取得胜利，更曾于1941年10月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战士。
无论是跟随孙中山，还是跟随蒋介石，卫立煌戎马一生的目的其实都是挽救中国于水火，让中国人能真正的站起来。
对日本人，卫立煌不共戴天，死战到底。
在抗日的过程中，共产党坚定的抗日意念和实际的抗日行动，对卫立煌的触动非常大。
在蒋介石挑起国共摩擦时，卫立煌不顾部下劝阻，依然坚持按照规定发给八路军饷械，并拒绝蒋介石让他派兵北上太行山，向八路军攻击的军令。
卫立煌还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
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一起打日本人，这才是为中国好。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卫立煌达成了共识。
但蒋介石视日本人的威胁于无物，宁可不抗日也要搞摩擦的行为，让卫立煌非常反感。
屡次拒绝蒋介石搞摩擦的军令后，卫立煌被解除了军权，并赋闲数年。
1943年，卫立煌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负责远征缅甸。
不愿意打八路军，只愿意打日本人，那你就去缅甸打好了。
1945年内战爆发后，卫立煌再次赋闲，随后前往欧美各国参观考察，打发时间。
但卫立煌毕竟是蒋介石手下的头号司令，指挥能力极为强大，几十年来立下那么多汗马功劳，也从未对不起党国，如果能做通思想工作，还是可以用的。
1947年秋季，蒋介石给在巴黎的卫立煌发急电催他回国，并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1948年初，卫立煌到东北就职，随后立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卫立煌都按兵不动，把兵力集中在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放弃了整个东北的大片领土。
这让我东北野战军获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权，想打哪就打哪，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锦州被围后，卫立煌也拒不发兵，认为救锦州太危险，还用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说服了手下大小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包括廖耀湘自己都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逼得蒋介石亲自飞沈阳面见廖耀湘，命其立刻组建西进兵团救援锦州，并电令侯镜如立刻组建东进兵团自葫芦岛出发。
蒋介石飞沈阳期间，卫立煌飞到了葫芦岛，对侯镜如再三嘱咐的说：
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
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
这种关怀和爱护，让侯镜如非常感动，但这实际上就是让候部消极作战。
10月30日，廖耀湘兵团覆灭后，在沈阳解放之前，蒋介石派专机将卫立煌接离沈阳至北平。
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12月10日，卫立煌携家眷离开北京至广州，被国民党特务阻拦，被迫返回南京。
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立煌高居第13位。
1949年南京被解放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数年之后，终于找了个机会来到了香港。
1955年3月14日晚，卫立煌夫妇在有关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由香港九龙乘专轮到澳门，再由陆路经石歧，于3月15日16时安全到达广州。
3月17日上午，毛主席给卫立煌发去了欢迎电报：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开国元勋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
图片

随后卫立煌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甚至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叫战争罪犯？你见过这样待遇的战争罪犯？
虽然我党从来没公开承认过卫立煌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但我觉得，肯定不少。
辽沈战役中东北国民党军有这么一位剿匪总司令做总指挥，再好的牌也得输，败亡是早晚的事。
靠战术穿插灭了廖耀湘兵团只是小道，让敌方总司令暗中帮你这才是王道。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威力，在军事领域是绝对的降维打击。
至于第二大法宝武装斗争，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很重要。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必须认可共产党的军队，不允许带有自己的独立武装。
对于坚持不肯放下自己手中武装的人，哪怕说的天花乱坠，也绝不接纳和认可，这就叫坚持武装斗争。
这一切，都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大屠杀给共产党的教训。
和国民党合作搞革命是没有用的，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坚持武装斗争虽然看似没有在战场发挥出什么实际的战斗力，但它保证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思想动摇。
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武装斗争必须坚持。
至于第三大法宝党的建设就比较复杂了，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什么叫党的建设？搞党的建设到底有啥用？为什么搞党建就能增加我军的战斗力。
我平时也接触过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啊，没看出有什么特殊啊。
但实际上，党的建设是我军能成为世界强军最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削弱敌军。
武装斗争是确定路线。
而党的建设，则是增强自己。
没有党建，我军不可能做到能聚能散，也不可能用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这一招。
因为只有中国有党建，所以战术穿插这一招目前是中国军队的独门秘籍，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放弃了。
里面的理论极其复杂深奥，讲清楚几十万字都不够，我还是用小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二吧。  

党的建设


1927年，毛泽东率5000人秋收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遭遇少量伤亡后，部队士气崩溃，出现了大量逃散现象，不得不向井冈山撤退。
但是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怎么都无法稳定部队，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甚至出现了整个排在执勤时带枪逃跑的现象。
撤退至文家市时，部队只剩下1500人，撤退至三湾村时，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连第一师的师长余洒度都偷偷跑了。
再撤下去，人就跑光了。
整个秋收起义总共都没战死几个人，结果跑了几千人。
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很眼熟?
这不就是国民党军队嘛，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好多部队都是这样的，被打残一部后就崩溃了，官兵不断跑路，撤着撤着整个军队就自己凭空蒸发了。
原因也很简单啊，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来你这卖命就是为了拿点工资的。
你要是一直打胜仗，那我觉得跟着你有前途，能升职加薪。
你要是打败仗，我死亡的风险就大增，那你这点工资可不够啊。
“性价比”不足，只为了拿工资的士兵自然会直接溃散，去投奔那些能打胜仗，死亡风险低，“性价比”更高的军队。
所以解放战争时很多国民党军队在战败后，几个战士一冲，对方就整连整营的投降了，然后还愿意迅速加入解放军。
都是当兵吃饷嘛，来解放军这里吃也一样，解放军天天打胜仗，活命更有保证。
但是等他们真的加入解放军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时光拨回到1927年9月，红军撤退至三湾村时，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很明白这种不断溃散的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意味着什么。
中国革命即将失败，招募再多军队都没用，根本不是国民党反对派的对手。
其他人都没什么好办法，但毛泽东想出了办法。
1927年9月29日，红军在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把一个师缩编成了一个团。
但这不重要，因为本来也就1000人不到了。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改编中，把党的支部建设在了连上，在每个连都成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提倡官兵平等。
红军的战斗力，瞬间暴增。
秋收起义就撤退了半个多月，5000人的部队差点给撤退的人间蒸发。
而后来长征时，红军撤退了2万5千里，历时13个月，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甚至很多掉队的战士，拼了命都要追上大部队。
蒋介石认为长征路是绝路，那是因为如果他的部队去走，真的会凭空蒸发。
但红军却安然无恙的穿过了这条路，铸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见过撤退的，但没见过撤退起来这么厉害的。
因为办到这件事太难，所以我们把这件事称之为长征，而不是撤退。
为什么红军突然拥有了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就是因为党的建设。
通过建立在连队的党支部，党中央可以不断对每一个红军战士宣传党的思想。
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究竟是干嘛的。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穷人为什么会被欺压还不知不觉？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压迫我们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你的妻儿老小，为什么过的那么惨？全是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错。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把他们从剥削阶级的手里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都会被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同志们，我们是英雄！拯救全国劳苦大众的英雄！
我们干革命，不为权，不为利，我们是为了崇高的远大理想而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战。
共产党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是这么干的。
最高领袖自己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下面的干部的吃穿总不能比最高领袖还要高吧，最多一样。
图片
共产党员的以身作则，让士兵们深受震撼，尤其是那些刚加入解放军的旧军阀士兵。
红军不是为了工资而战，是为了保护自己妻儿老小而战，是为了保护同胞而战，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战。
这下子动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发工资，死亡概率极大，我也要追上大部队，因为我要完成我的革命事业。
只有追上大部队，找到组织，我才有可能完成这么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
中国的军队，从三湾改编开始，拥有了灵魂。
有了支部连队之后，党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党中，党即群众，群众即党。
既然我是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战，而不是为了工资战斗，那还有啥可说的。
怎么干能消灭敌人，那就怎么干。
当林彪部队和廖耀湘兵团的人混在一起后，国共两军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军纷纷固守原地等候命令。
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现在情况不明，到处枪声一片，乱走动死亡概率极高，上头也没说给赏金，我干嘛要牺牲自己小命帮他们加官进爵，让他们享荣华富贵？一切行动，都等我先联系到上级再说。
这已经算精锐了，不精锐的部队直接就开溜了，连上级都懒得联络，直接跑路才是生存概率最大的办法。
而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一样了，我来这的目的不是拿赏金，而是要活捉廖耀湘。
不投降的反动派士兵，打死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前进一步，中国人的生活就能好上一点。
我的目标就是要打垮这些反动派，打死一个少一个，能立功最好，不能立功也无所谓，至于钱不钱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为了革命事业我连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嘛？
好多解放军战士就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夸张。
你不信？
那我问你，五四运动知道么？那么多学生流血牺牲，更是冒着军警抓捕的风险和反动派死斗到底，死了那么多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国党史把五四运动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因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中国不再是一个麻木不仁，任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是已经具备了反抗的思想，全国都已经化为了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的土壤之中，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转化成不惧牺牲，不图富贵的革命战士。
在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之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师直属炮兵营、十九团，二十一团，全部乱成了一锅粥，官兵失散严重。
但是半途遇见之后，就临时组建成了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营，在一片乱军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编制，大杀四方，直接彻底捣毁了廖耀湘指挥部。
这只军队从上到下都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才是林彪敢于以乱治乱的底气。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庞国兴和大部队失散后，无意间碰到了另外2个也失散的中国士兵。
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部队的，互不统属，但他们依然迅速组建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因为庞国兴是班长，所以选庞国兴做指挥官。
就这样，他们摧毁了一个炮兵营，攻占了2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七门。
图片

庞国兴他们在敌后失散时，完全可以原地待援，或者回头寻找大部队，这已经是忠诚的精锐战士了。
但庞国兴他们是革命战士，所以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了敌后，不干掉几个敌人再回去就太可惜了。
至于主动攻击牺牲了怎么办，没人能看到他们的英勇怎么办？
只要能干掉敌人，死了都值，我来这是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的，有没有人能看到我们的英勇，能不能立功授勋这都是次一等考虑的事情了。
如果庞国兴不是这种想法，那他绝对不敢在敌后发动这样的攻击。
从“性价比”来说，根本不划算，但他们依然这么干了。
正是因为我军大量士兵拥有这样的思想，印度军队才如此之迅速的溃败。
那有人又问了，为什么我上党建课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我自己那么俗呢，总觉得工资最重要，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了，当年真的有那么多战士有这么高的觉悟么？
答案很简单，中国已经解放了。
今天没有帝国主义在压迫中国了，没有那么多穷苦人被剥削了，中国没有受到外敌入侵，也没有被人殖民。
和平和富足的日子过时间长了，五四运动的那种革命土壤，自然也就消散了。
没有敌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同胞需要我去拯救和保护，也没有伟大的革命事业等着我去完成。
那我只能变成俗人了，回家抱着老婆孩子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你也不用惭愧，当年那么多烈士奋不顾身的牺牲，就是为了你今天能过上这种庸俗的小日子。
革命是要死人的！
先辈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不再革命。
你今天越俗，他们在天堂就越安心。
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传承，已经深深的印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只要中华民族出现危险，这种基因就会立刻被激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解放军第一时间冲入灾区救人。
到处都是余震，到处都是危险，不少战士都牺牲了，但他们依然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
出发之前，党支部已经开过会了，告诉每一个战士，我们这次去灾区是干嘛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多同胞惨死在面前，如果你当时在军队服役，只要稍有良知都会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命令，而且主观能动性极强。
上级不会提前下令让部队做这种事的，不涨工资，也不会立功，但这群战士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做，这和他们党支部上的决议主旨是相符的，于是就做了。
图片
去灾区救人，死亡的风险急剧上升，但工资不变，但没有出现过一个因为怕死就不敢去的人。
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九江城上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政府开始紧急撤离民众。
而解放军的任务，则是向洪水冲锋，作战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封堵大堤的决口。
为九江大堤封堵决口而设计的图纸看起来非常简单，凿沉8条大船，然后在船的缝隙里打钢管，最后用沙袋填充进去就可以了。
图片

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决口缩小到最后一段时，洪水的流速非常快，沙袋扔下去就瞬间被冲的没影了。
为了能封上决口，战士们毅然跳到决口这里，用身体组成人墙，不断的有战士被巨浪冲走，岸上不断的有战士跳下去补位，就这样坚持了足足4天，终于封上了决口。
图片

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事？没啥好处，甚至连热饭都吃不上。
图片

磨个洋工不就行了么，反正过几年就退役了。
如果你亲眼看到无数的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如果你亲眼看到有同胞因洪水而家破人亡。
这时候，只要你跳下去，你就是拯救他们的大英雄。
很多人都会跳下去的，隐藏在你血脉里的基因会被彻底激发。
那个时候的你，会从体内油然而生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完全不受你的控制。
九江洪水退去后，当地群众欢送解放军。
图片

你觉得图中这些百姓的欢送，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觉得图中这些冒死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的解放军，是否值得被群众送上敬意？
这就是军民鱼水情。
如果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场面，会更感人，带来的凝聚力也会更大。  

危难之时见真章


没有碰到绝境，没有遇到危机，太平日子里的我们自然感觉不到什么使命感。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但只要遇到危机，中华民族就会觉醒，全民奋战，对抗外敌，无数英烈前赴后继牺牲的那一幕就会重现。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中国出现大灾，我们就要号召全民捐款么？你觉得国家真的没有储备金来应急么？
中国有很多储备金，国家也不图捐款那点钱。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号召这种行为，就是要增加全民的凝聚力，看一看当中华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具备牺牲精神。
哪怕你只捐了一块钱，那也代表你是一个愿意为了中国具备牺牲精神的人，而不是凡事都只考虑自己钱包的人。
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危机时，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时，这些人就完全有可能蜕变为新一代的英勇战士，不为工资，不惧危险，为中华民族而战斗。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当中国将来陷入危险时，还有没有人愿意保卫中国。
从抗洪抢险和抗震救灾的案例看，从全国群众踊跃捐款的事实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愿意保卫中国的人，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只要大危机爆发，他们内心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就会立刻激活，这是隐藏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
和平时期的党建，你确实可能没太大感觉。
但危机之时，你就知道党建到底有什么用了。
某一天，外敌入侵。
在连队党支部会议上，二班长首先把数千同胞被敌机轰炸而惨死的图片发到了你们的聊天群里，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只要血性还在，你就会异常愤怒。
我们为什么会遭到入侵，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外国反对派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
在连队党支部的会议上，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一清二楚。
然后连长说，这次主力兵团负责包围歼灭这股敌军，我们师负责阻击任务，地点是XX岭，我们连负责的是2号高地。
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大概是我们的5倍，但只要我们能顶住3天，敌军主力就会被包饺子，我们就能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在这个阵地死战到底？
如果中华民族遇到的危机已经大到波及了所有人，全中国所有人的利益都因此受损，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有亲人死于这场危机。
那我可以告诉你，此时的解放军战士，会极其的不怕死。
危机越大，死亡的同胞越多，不怕死的解放军战士就越多。
所以敢于进犯中国的侵略者，下场必然会和廖耀湘兵团一样。
全军覆没，是他们唯一的宿命。

浅贝

1924到1926，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做了什么重要工作？


文 | 孔鲤

1

今天聊《问苍茫》。之前聊过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这次聊之后的国共合作，聊这部剧里的一些魔鬼细节。

很多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那国共合作是不是不应该？答案显然是：否。但如何回答问题这个，却需要深究细节。

首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政党，它们都是由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经历而组成的政党。两个人合作有分有合，不会缺胳膊少腿；而两个组织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会积蓄更大的能量的。

所以实际上越到1927年，随着北伐的即将胜利，随着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愈发激烈，很多人是越迷茫的，而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他反而越来越坚定。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差临门一脚。

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的是，毛泽东的很多准备都是在国民党内做的，是的，他在国民党内的职权很高。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们说，很多人会下意识忽略21年到27年，而在这段历史中，更容易被忽略的是24年毛泽东在上海的大半年。

但这段日子是承前启后的，没有这段时光，毛泽东不可能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

尽管在三大上，他也提出了不能忽略农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和农民有所接触，正如他不久前给恽代英的回信说，城市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做农民工作。

但他在三大上进入了中央局，靠的不是农民，恰恰是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他所做的工人运动。

因为在安源、岳州太过成功，他被陈独秀提拔进了中央局，成为陈独秀的秘书，第一次进入到领导层。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是在广州召开的。

但国民党一大开完以后，中共总部迁回了上海，原因也很简单，国共合作的首要目的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而广东距离北方太远，再加上我党有一大块版图在北方，由李大钊专职负责，在通信不够方便的时代，把总部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这里插一句，其实不只是一大，李大钊在二大上也没有与会。那是因为他作为北大教授，更适合做一些和上层交往的工作，以及幕后的工作。

而北方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更多是由张国焘负责的。

所以张国焘在二大时，已经是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了，而他随之膨胀的野心也使得他搞起了小团体，只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开会，排挤非工运成员，最后引起了不少早期党员被逼退党的连锁反应。

所以当面对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时，张国焘显然是第一个反对的，他反对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在二七惨案后，张国焘引以为豪的工人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个时候要国共合作，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地位。

《问苍茫》里开会时，看似强调的是是否要国共合作，但话题却转向了张国焘强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高潮不能否认。

换言之，是否国共合作，对于张国焘来说，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会给他带来影响的真切命题。

而结果也很明显，张国焘在三大上地位一落千丈，直接落选。虽然后来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并被要求去武汉担任国民党分部工作时，他就直接拒绝了，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他也几乎不参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上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对比发现，张国焘作为一个精英，他遇到挫折的第一反应是按照既有路径往下走，不顾局势变化，不顾条件制约，类似的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无数次，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他时刻关注时局的波动，哪怕是一点小变化都能快速捕捉，从而无数次为自己积攒了力量。

而在张国焘无法再承担起北方工作时，李大钊不得不出面来亲自主持北方工作了，这也是李大钊在剧中频繁登场是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原因。

2

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放到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之前的总部其实也在上海，在孙中山靠着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广东籍同盟会元老与广东军阀合作之前，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在上海，比如接下来会登场的谢持和叶楚伧，都是长期深耕上海的国民党元老。

所以当国民党一大在广东召开后，国民党以广东为大本营，那么上海的国民党员地位必然会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安抚好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就不得不派他的左膀右臂去镇场子了。



胡汉民和汪精卫就是带着这样的命令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



我们来看看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



秘书处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因邵元冲未到任，由毛泽东担任）。



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妇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祯；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



当我们把玩了这个配置后就会发现，胡汉民和汪精卫是广东人，叶楚伧和茅祖权是江苏人，于右任是陕西人，所以这是一个分锅吃饭的格局，于右任最弱所以选不上常务委员，最后去搞了上海大学。



所以焦点其实是胡汉民和汪精卫。



事实上，《问苍茫》剧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先是胡汉民对毛泽东表示欣赏，要求毛泽东担任自己的秘书，而此时叶楚伧在窗外偷听，不敢多说什么。



然后是广东局势发生变化，胡汉民被孙中山要求回广东主持工作。



图片



这两场戏看似与主线无关，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只是想刻画毛泽东被叶楚伧刁难，那么大可不必花戏份在胡汉民身上，但这两场戏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



有胡汉民在，大家翻不了天。但胡汉民走了以后，叶楚伧这些人的不满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被叶楚伧处处针对，邵力子被人殴打，而恽代英和向警予却没有遇到太多的刁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邵力子很好理解，当时他是共产党员，再加上他只是于右任的秘书，国民党大本营在南方，陕西派当时说不上话，所以拿邵力子开刀是最能小题大做的。但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对准毛泽东？



答案是，胡汉民和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负责的是组织工作。



只有抓住了这一条，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





3



毛泽东在上海遇到的两件事，很多影视作品都有表现，本剧也不例外，这两件事分别是谢持登记党员表和流氓冲撞第四区党部。



先说第一件。胡汉民和毛泽东负责国民党所有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而这个工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登记自己的履历，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资格老、地位高，对毛泽东这个毛头小子看不顺眼，所以不愿登记，大闹党部。



这是传统叙事。我们会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个老资格在倚老卖老，但实际上国民党的老资格很多，为什么单单是谢持呢？而如果我们又只把它归结为谢持的个人性格问题，又未免不唯物了。



再看第二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看似就这几个人，其实他们下面有着更基层的支部，国民党是学习苏共模式而改组的，所以上海执行部其实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成立了九个区的支部，这些支部大大扩充了国民党员。



所以在第四区的选举大会上，叶楚伧暗中默许一群流氓去干扰大会。



图片



看起来叶楚伧是在担心我党坐大，但实际上当时的局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是很容易就互相分化的，很多后来背叛革命的这时也加入过我党，甚至叶楚伧自己在国民党一大上也极力支持了国共合作。



更何况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通有无非常多，毛泽东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濒临解散时还是其成员。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忌惮共产党坐大，并不一定是根本

动机。



根本动机是，他们担心国民党二大上丢权，害怕自己选不上。



这从他们后来要去成立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也能看出来，这群人的核心诉求是别管外面天翻地覆、我辈不能丢失权柄和地位。



而我们从剧中给出的信息也能看到，国民党一大时，因为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涣散，很多国民党员就是靠钱混进来的，鱼龙混杂，所以一大代表各省六个名额，其中三个是各省自己选举，剩下三个直接是孙中山指派。



蒋介石自己长期在广东不在浙江，所以浙江省党部显然不会选他。而孙中山自己也没有选他的时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一大上失去了话语权。



剧中特地展现了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信息：早期国民党，是完全以孙中山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而构成的前现代组织。



图片





4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思考国民党改组以及二大的选举方式。



很明显，国民党改组，看起来党员登记针对的是谢持，实际上呢？



实际上针对的是谢持能否再次当选国民党二大代表这个核心问题。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是不再具有指派名额的了，一切代表都要由地方党部来选。而之前的国民党基层涣散，完全靠花钱，这时就是可以用钱来赎买选票的，反正具体多少党员别人也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谢持自己是不是登记不重要，他登记了，那他下面那些人要不要登记，要是所有党员都登记了，那他们还能不能舞弊，还能不能选上？



这才是谢持要闹事的根本原因。



而剧中其实也暗示了这一点，毛泽东特地登门拜访，表示自己很尊敬谢持，还背诵了谢持革命家史，强调谢持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时的壮举，这是在给谢持递话：



西南地区的党务工作，我们还是会支持您的，到时您以西南地区的身份参选，是肯定能选上的，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们得做下去。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谢持是监察委员，不负责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他在上海负责监察，与此同时他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再加上国民党成都执行部也被要求成立，却最终没能成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谢持是迂回许诺了一番。



这个故事原本出自罗章龙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毛泽东登门拜访时说的这番话，剧中强调这段话，正如同上文所说张国焘的言辞，都是暗藏机锋，不动声色间传递了信息、改变了利益格局。



所以谢持勉强接受了填写表格，不是因为毛泽东过于尊敬，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了希望。



但对于叶楚伧在执行部第四区选举大会上的破坏行动，毛泽东就不能让步了。因为谢持填写表格，只是谢持的事情，只是西南地区的事情，但第四区是上海的事，是很多人的事。



而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看到，谢持和叶楚伧，分别是孙中山指派的在四川和上海的一大代表。



所以当二大的选举全部变成无记名投票时，那叶楚伧还怎么能选上代表呢？



图片



带着这样一个全局性的思路再来看这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干组织工作的毛泽东，远比干宣传、青妇、工农工作的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眼中钉，于是毛泽东被枪打出头鸟了。



所以毛泽东生病离开了上海（当然这里面还有维经斯基和马林的博弈），从此以后他再没直接干过工人运动。



而如果说是为了养病，他在上海治疗是最合适的，而在长沙也能勉勉强强，可他选择的是去韶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卫生医疗条件的地方。



所以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主动回的韶山。



虽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时期，毛泽东发展了大量的国民党员，但他也并没能牢牢抓住这支力量，他依旧在小洋楼里，他依旧在环龙路44号的小洋楼里。所以当叶楚伧对他刁难时，他会发现只要国民党上层失去了支持，他就会迅速败北。



所以他必须去抓住新的力量。



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搞了农协，建立了韶山党支部。



但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在韶山还搞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和国民党第四区分部。



是的，我党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核心力量，而国民党是他可以动员的重要力量。



那么，当时的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这么做？



答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



而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和毛泽东见了一面。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他们见面时讨论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孙中山此次北上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在试图弥合南北矛盾，在为哪怕只有一点希望的南北和平统一做工作。



图片





5



毛泽东在见完孙中山后不久就离开了上海。



但结果其实我们知道，孙中山北上和谈失败，最终南北再次势同水火，局面一触即发。



恰好在这个时候，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崛起，这是国民党的革命军，由一群中层教官与基层新兵组成。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在孙中山和谈失败并且病逝的背景下，北伐就成为了这样一群人的最大诉求，他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那么我们看看地图，从广东向北征伐，什么地方最重要？答案是湖南和江西。



所以我们会看到，回到韶山的毛泽东，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搞农民运动，而是先和开明绅士友好交流，办起了农校。



而在3月，当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才开始搞秘密农协。



因为他知道，湖南作为最重要的前线，农民一定会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于时代局势变化的最精妙判断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上海被排挤回家乡的人，却又一次抓住了有利时机，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东山再起，然后被广东国民党叫过去，专门负责代理宣传部长和农讲所工作。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上海的工作过于出色，被胡汉民和汪精卫注意到了，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个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他在湖南搞农运这几个月的声势浩大。



图片



而要想知道他此时对湖南有多大影响，我们来看《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知道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是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部队，内部派系林立。



军长是谭延闿，在1922年春与赵恒惕发生战争后，湘军分裂，谭延闿率领这支队伍南下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斗争。



而新湘军的组成必然主要是湖南农民，由此可知，他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为湖南农民、在为第二军所写。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毛泽东尽管在上海被排挤得不行，可是到了广州，他反而成为了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其余四人分别是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和林森。



是的，更高层面的组织工作又由他负责了。这一切都来自他这大半年在湖南农民中的威望。



而蒋介石这次也不再是一个无法当选代表的人了，他这时同时当选了黄埔军代表和浙江省党部代表，是的浙江这次求着蒋介石了。而背后折射的，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黄埔军的崛起。



此外，本剧除了这些细节外，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会在每一集都给所有角色以字幕卡，尤其是这些字幕卡是带职务信息的。比如周恩来，刚登场时他是广东区委委员长，远没有进入领导层，但我们能从他每次登场的职权信息里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前进的。



图片





6



好了，现在我要总结了。



北伐前夕，很多人摩拳擦掌统一祖国，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有的很充足，有的以为自己很充足。但没有做准备的那些人，比如谢持，比如叶楚伧，很快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舞台是属于做准备的人。



而回到本文开头，我说毛泽东在1927年只差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是什么？



是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谁都会说，但陈独秀、汪精卫等很多人说这话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迅速拿出枪杆子。做不到的话，也没什么说的必要。



但毛泽东不一样的是，这六年时间，给了他充足的准备，工人、农民、党务、组织、宣传，现在就只剩下军事了 而必要的人才储备、社会关系都已经到位了。



只等他离开高楼大厦。只等他离开小洋楼。



所以我们会发现，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每句话看似批评的是别人，其实都是他自己这六年来的自我反省。



只是他是能调整改变自己的。



就好比陈独秀能不能赞扬农民呢？也能。但这六年他一直在小洋楼里，没有和任何一个农民接触的机会，所以面对1927生死转折惊涛骇浪时，他只能退居二线。



这份名单可以数很长，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我们熟悉的人。



只是：这个世界是唯物的，是不等人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你永远也做不好准备。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一）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一 引言

我想谈谈我对从1966年开始的那十年的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失败了？后人的道路和他启动的那十年的路线是何种关系？今日的成功与他的探索是何种关系？他是对是错？还是说有对有错？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重大历史选择的难点在哪里？

我将融合两种视角：当时人的视角和2024今日之人的视角。

二  大背景：他想要避免的几件事

要分析他启动那十年的动机，最佳入手点是分析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希望避免的事情。我认为最主要的有六件。

1 变修，

2 走资，

3 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完全失序或者是大内战），

4 向美苏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屈服（接受不平等的地位），

5 与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爆发三战级别的大战，

6 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

我先快速分析一下后面三件事。众所周知，在六十年代，他采取了同时坚决对抗美苏的外交路线。

事后看来，他的规划应该是通过对美苏施加压力以及利用美苏之间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至少其中一方对华政策大转向，明显缓和对华关系，承认中国的应有地位，接受中国在政治上大体平等的前提下获取广阔发展空间。由此则可有效避免后面三件事。我不清楚他更偏向于哪一方转向（或许是美国），反正最终美国转向了。

好，现在我们来分析前三件他希望避免的事情。

首先是变修的问题。这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首先是中国的旧社会传统要短期内根除不容易。而他在前十七年中也看到了不少可以证明有严重封建作风残余的例子，具体就不展开了。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存在着权力代代传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变修的一个基本标志。

另一个变修的压力来自于苏联的示范。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亲近原因，以及苏联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战争和建设成就，效仿苏联的动机是强大的。与亲苏势力合作斗争是他一生工作的主线之一，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同时要注意，五十年代前期在苏联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五十年代后期甩开苏联进行探索，遭遇过惨重的失败。

为什么他不接受在模式上偏向苏联呢？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么做了容易导致第四条恐惧变为现实，即在苏联帝国主义面前屈服。除此之外，他对苏联模式有深刻思考，认为中国偏向苏联模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很大的问题。

苏联有严重的内部政治问题，这一点我想党内持异议的应该不多。别的不说，光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件事情冲击力就已经足够了。

在政治方面，变修完全可能是中国封建糟粕同苏联政治弊端的合体。上级对下级的严重压制，官僚体制对群众的严重压制，官僚体系对整个社会活力的扼杀，代际之间上升渠道的消失，这些都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而这是完全违背了革命者的初心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回头看，苏联经济有重大弊端是明显的。但我不敢确定在六十年代中期他是不是坚信这一点。不过就算苏联的经济模式表现还不错，苏联的建设经验也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

即使五十年代干得比较好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而是依然有自己的很多主见。所以，即使要学苏联或者学其他什么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必然要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意识。

下面说走资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看，要彻底防走资是极为困难的。别忘了本来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之后又在短短几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在这个阶段之前以及建立这个阶段之后，长期都存在着需要容忍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想法，甚至有“剥削有功”之类的论调。在民间，至少小资本主义或者小生产者小经营者的模式在很多民众眼中是自然合理的。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重大经济挫折也使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模式回潮变得颇有吸引力。

国际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是超过社会主义的。且不说美国在二战后积累的巨大优势，就算是美国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显示出了不健康状况，也不要忘记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强势崛起。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远未穷尽。

因此，无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看（要经历资本主义才到社会主义），还是从中国的国情以及国际局势看，一定程度的走资属于顺势而为，要挡住并不容易。

注意，走资和变修是可以同时发生的，比如资本主义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复辟。此外，走资和变修显然也可能导致对帝国主义屈服以换取帝国主义对走特定路线的支持。

至于防止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前两条危险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防范变修走资风险时措施过猛也可能导致矛盾过度激化（比如把军队完全搞乱）乃至倾覆政权。这其实也是他在执行那十年路线时常有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他看来，中国存在着不小的变修的压力，不小的走资的压力，以及可能相对低一些但依然存在的向帝国主义屈服的压力。与此同时，正顶着可能同帝国主义爆发战争的巨大外部压力，还面临被帝国主义联手压制的风险。必须坚决应对上述威胁，当然应对措施不能激烈到令政权垮台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决定采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国内防修防走资。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展开与美苏同时坚决斗争逼迫某一方转向的路线。所以那十年实际上是有内外两个大操作的。外部操作众所周知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没有完全锁定胜利，锁定胜利还有待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及中越战争试出苏联底线），内部操作就是大家感兴趣的那十年的路线，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二）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三 他心目中的噩梦：既变修又走资还向帝国主义者屈服

上面的大背景讨论分析了他最希望避免的六件事。这里小标题说的就是其中的三件。另外三件是爆发（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和政权垮台。

在他看来，爆发世界大战，由于外部安全压力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以及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这三个风险可以通过他的外交路线有效控制：同美苏激烈对抗并逼得某一方大转向从而最终降低大战风险（虽然短期内会升高风险），解除被联手压制的风险，同时在政治上不屈服于人。事后看，他的这个高风险高上限的外交政策也的确最终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对他的对外路线有信心（他自己应该是有的），那么他真正恐惧的噩梦前景就是中国既变修又走资和由此导致的屈服于帝国主义。

在他看来，出现这种前景无非两个结局：一是政权垮台，二是政权存续但已经是江山变色。总之，革命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损失掉。

四 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

变修，走资，又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条道路真的是不可能走通的吗？世故之人会指出曲线成功的智慧。

比如上面分析过走资很大程度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和国际形势下的顺势之举。你可以走一定程度的资，但总体上还保持社会主义的优势地位嘛。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优点都能利用到嘛。

而所谓的变修，其中有些成分很大程度上也是难以抗拒的人性。再说了，要组织好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大生产，官僚层级机构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官僚的地位高了，那难免会被人觉得有点变修了。但这未必意味着政治的僵化乃至腐朽，好吗？哪个工业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这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坐稳政权的代价，那该付还得付嘛。

再有，向强者屈服可以是策略性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屈服换来大战风险和被联手压制风险的降低，或许是完全值得的。用政治让步换取外部经济资源也完全可能得大于失。哪怕是他，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也有像抗战时国共合作之类的妥协或者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阶段性安排嘛。最终证明他没有被国民党降服也没有被苏联降服。后人难道不能学习这种曲线成功经验吗？

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变修，一定程度上走资，一定程度上屈服，但最终可以胜利”的想法，我认为他的判断是：很难行得通。“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评论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判断有没有道理？以当时的情势看确有其道理。

第一，这条路本身就是非常难的。

帝国主义又不傻，你向他们屈服了他们就不会给你套上各种枷锁？不会设置天花板？他们就不会渗透你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持有者也不傻。你走资了，他们就不会腐蚀你？或者裹胁群众对抗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在一国之内并存吗？如果你只搞一点点资本主义，那从资本主义得到的好处也就很小了。而如果你把走资的渠道搞大了，那到底是资本主义占优还是社会主义占优？哪一方会甘心自己居于二等地位呢？斗争是不是可能变得很激烈呢？就算和谐相处了，难道不会是官僚和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吗？你走了资，你是不是要倒向美国？如果你又同时向美国屈服，那有了美帝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及代言人会不会试图夺权呢？

还有那个变修的问题。你以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上级对下级具有极高权威的强势官僚系统之后人民群众就甘心接受吗？就算接受了，那这个官僚系统内部就不会因此自高自大吗？就不会私心过重搞权力代代传吗？

所以你看，绕来绕去怎么好像三座大山又要回来了呢？

还有，如果你倒向了某一个帝国主义而那个帝国主义自己混不下去甚至内爆了，你会不会被他拖下水？如果其中一个帝国主义和另外一个开战了，你有没有可能被绑上战车？

第二，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走通了一条几乎走不通的道路（我之前有长文“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详细分析），但走通一次不代表能走通第二次。

前一次能走通，和他的带队作用有巨大的关系，而他对他的同事的能力是有认识的。比方说他的若干同事或者前同事在革命期间若干次把事情办砸甚至濒临大失败。又比如说建国以后，主管经济的同事们搞经济工作出现了大灾难（当然他作为最高领导也不得不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信任自己的同事在他身后去走那条难以走通的曲线成功道路？

第三，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时间之长远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终究是一代人时间内完成了。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走通上述的曲线成功之路至少要好几代人。这就存在着一个事业传承的问题。你能几代人都出现英明领导吗？假如你搞权力代代传又会怎样？只要有一段出问题，整个路线就可能崩塌。西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早就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了。

五  后来人的确选择了他判定走不通并想要避免的道路，但后来人硬是把那条路走通了

他的后来人选择的道路，按照六十年代中期他的认知，可以说是大大地走资了，明显地变修了。他的防修防走资的十年努力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各种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走资的案子被翻案了，他认为群众该有的造反式的“大民主”权力被取缔，上级对下级建立了很高权威，阶级斗争的提法靠边站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巨幅增长，资本主义地区的很多经济模式成为了学习模仿对象。

至于说向帝国主义屈服这个方面，其实一开始并非如此或者就算有一点也不厉害。 但由于苏联衰落乃至意外崩溃，最后以韬光养晦为标志也不得不对美帝国主义屈服了。屈服的程度恐怕超出了预期。

但是这条“乍看起来变修，一定范围内走资，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屈服”的道路，最后竟然真的曲线成功了。在2024年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终究是社会主义，所以本质上没有走资（可以说新时代对这个问题具有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我们终究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封建式的修正主义者或者苏联式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前者你只要想想中国当今干部团的成分就知道；后者过于明显已经无需论述。而我们在长期屈服于帝国主义之后终于崛起为超越或者快要超越帝国主义的世界最强国家。

很多人都会问，我也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假如他不是去世而是休眠四十余年，那在他醒过来并了解情况之后，会如何评价这四十多年的道路呢？我想，只要他作为一个伟大唯物主义者的底色没有改变，他终究会承认后人选择的道路是成就辉煌的，只不过这条路是当初他不相信能够走通的。

他的确是误判了，但这并非一个低级错误。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三）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六  关于后来人选择的道路，他误判了什么？

上文说到，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当时的情势做出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他想避免的那条道路难以走通。但2024年回首，他的的确确是误判了：那条路就是走通了。那究竟误判了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低估。

1  他低估了自己的某些同事不断成长的能力。

我之前分析在他看来那条难以走通之路难以走通的原因时，提及他的同事们的能力从履历上看是很不令人放心的。然而历史证明，他的同事就是可以在政治上屡次挫折后，总结之前的很多失败教训（包括他本人的），在生命走向尽头之际不断成长，既展现了很强的设计大局能力又有关键时候的惊人抓机遇能力，最终出色完成领航，护航，交棒三大历史任务。

2  他低估了社会主义事业传承的可靠性。

在之前分析这条道路难以走通的原因之时，我还提到这条路需要以弱势地位走好几代人从而有很大的传承问题。这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希望之所在。但现实就是：中间虽有一些波折，但每次接棒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硬是搞出了连续五代优秀领航者。我在“垮掉的一代人”一文中提到过，有好几个历史关口都是可靠的半代人战胜了垮掉的半代人。

在交棒这件事情上，他的同事以及同事选择的后人们的水平是大大超过美国人苏联人的，也超过他。

3 他低估了帝国主义者的自残自毁倾向。

中国面临着被和平演变而变弱变糟的风险，帝国主义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在他身后两大帝国主义都有惊人的自残自毁倾向。大家可以想一想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

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他们对中国施加了足够大的压力，但他们的愚蠢和自残自毁又使得他们施加的压力不过分大。中国既不被压垮又能被压出潜力。

当然他在世的时候也会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的话，但他的一生中，帝国主义总体表现是相当凶残的。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失误，但其自残程度远远赶不上帝国主义后来人。平心而论，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他很难去假设未来的帝国主义行事竟能如此荒腔走板。

4 他低估了复杂机制对阶层固化的有力遏制。

我以前的文章分析过，哪怕到建国百年之际，共和国的阶层固化也极有可能不管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处在一个相当低的阶段。虽然再往后会怎么样我不敢断言，但百年历程已经足够共和国走曲折登顶之路。

是什么机制导致了阶层固化被遏制？主要有这么几条：他启动的那十年的冲击，计划生育，开放环境下外国的吸引力，干部团的高度内卷，他的同事的操守，以及外部压力造成的干部团自身不敢懈怠。

有人认为，他启动那十年对于避免阶层固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使得建国勋贵集团未能代代传。我同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的。历史上常有的情况是：如果你的路线被彻底否定，人事布局被彻底清洗，那就会迎来反攻倒算，可能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在他的晚年国内政治路线在被完全否定后，阶层固化完全可以被更猛烈地以更加难以抵御的方式建立起来。但这一切没有发生。这是他的同事们在特定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选择。再和计划生育等机制合力，未能阶层固化的路才走得下去。

5 他低估了中国人民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在他看来，如果变修走资向帝国主义屈服，人民群众不会答应。因为人民群众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因为人民群众不接受违背革命初心的行为，因为人民群众会觉得造反有理。因此，走那条他认为走不通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可能会自己翻车。另一方面，有一个他似乎没有明说但我想是自然的推论：如果走了这条路而人民群众竟也逆来顺受了，那可能意味着变修的统治阶层对人民群众的压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同样是黑暗的前景。

现实中发生什么了呢？后人的探索的确造成过各种混乱，也犯过错误。他本人的路线被否定这件事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走了弯路。但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在挫折之后人民群众总是原谅总是向前看。

有人会说这是组织的压制力量强。有这个因素，但你必须承认人民群众确实没有真心想造反想报复，甚至没有想要非暴力不合作。如果他们想做这些事情，就算组织奋力压制并取得成功，付出的代价也会比现实中的代价高很多很多。

人民群众顾全大局，组织也就不会陷入过度恐慌而滑向愚民分民以自保。这样一来组织和人民的良性互动就能不断循环。

人民群众中既蕴含着造反和革命的伟力，也蕴含着忍耐进化的伟力。如果非常看重前一种力量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前一种力量上，那难免会低估后一种力量。他一辈子都是干革命的，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倾向都相当敏感，但低估了人民群众“不造反”而是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四）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七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上）

前面已经提及，他担心后人选择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的应对就是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启动的那十年。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

为什么这条路没有走通呢？这是可以长篇大论的，这里我只列举我认为最重要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锋队组织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怎样的地位。问得更尖锐一点：保证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是不是最重要的？

在他启动的十年里，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力量被反复冲击（往往调动先锋队之外的群众力量进行），大量的骨干组织力量被冲垮了。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必要代价，要由大乱过渡到大治。如果效果好，还可以七八年来一次。他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先锋队组织保持不变色，也不断让群众受到教育。在教育好的群众中还可以不断获得新鲜血液。

这次社会实践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先锋队的组织，特别是其中的骨干核心，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锻造出来的。中国革命史证明了他们的含金量，而那十年的折腾证明了他们整体上是难以替代的（虽然局部的损失可以承受）。新鲜血液怎么办？得让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自己传帮带。是的，变修的风险是有的，但是冲击组织核心试图“由大乱到大治”的方法副作用更大。

先锋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政治系统，你把它搞乱了甚至很大程度冲散了，不管大家动机再好再努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得到混乱而且是其残余动员力加持下的高烈度乱局。折腾来折腾去人就迷茫了，损失会很大，信心慢慢就不足了。时间长了，阴谋家会一波一波长出来。你再去打阴谋家，人心就更乱了。外面还有帝国主义的压力并且面临着对外路线的大调整。更不用说还有预期寿命的问题：自己的时间不够了。放手锻炼人民的余地越来越小。

如果让我总结十年留下的最大的一条政治经验教训，那就是：先锋队的组织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比先锋队的路线重要，比先锋队的意识形态重要，比一时的人心向背重要。而先锋队的地位首先要体现在骨干核心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上。领袖要通过建设好和领导好先锋队组织尤其是中央来实现历史任务，不能幻想通过明显削弱先锋队现有组织而成事。

如果不能明确先锋队领导地位的头等重要性，别的政治正确的事物就可能试图来填补这个“地位真空”，比如人民民主，比如不断革命，比如阶级斗争……

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后来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得到了强调。当然此时还谦逊地把这一条作为四项原则之一，而不是单独压倒其他项的内容。但我从小就认为，四项基本原则里最核心的就是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其他几条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要低于这一条。为何？其他三条（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有很大的诠释空间，但先锋队的领导地位是非常实在的妥协余地很小的：听谁的？跟谁走？这可没有太大模糊空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终于正大光明地把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的最高重要性明确说出来了，这是这一时段的一大政治成果。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五）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八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中）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文化水平提升的难度。

那十年是以文化冠名的。他看得很准，人是最根本的因素，比制度重要。政治上的持续可靠性归根到底是基于教育人并提升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觉悟，最好实现“遍地尽舜尧”。这将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这种想法，我认为和之前的长期政治教育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农民原本是多么缺乏见识，但是在接受教育之后觉悟可以有大提高，从而使民众中的革命伟力被激发出来。建设年代移风易俗乍看起来是多么难，但十七年间在改造思想从而改造社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再往下，难道就不能再更进一步培养政治认知水平很高很可靠的一整代人吗？

我认为这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件事就是难到了无法实现的地步，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政治文化水平的提升，有一条先易后难的学习曲线。他搞成功的那些经验（革命和十七年间的“前半段”政治教育），虽然在世界上被压迫地区看来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远远没有他想做成的“后半段”提升那么难。

在此我要做一个类比：理科文化学习的难度曲线。以往几千年，人类的理科知识都很匮乏（按如今标准）。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普及理科的初中等教育之后，人们发现最起码小学和一部分中学的理科知识是可以大面积普及的。这件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没那么难。说难，是因为它需要社会的整体进步需要搭建起普遍教育的体系。说不难，是因为搭起了靠谱的体系后还真就能基本普及。但是，（以微积分等数理知识为代表的）大学理科知识，被各国的实践证明是没有办法普及的。

我认为，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类似的。从他早年到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全民政治教育的伟大成就，就好比普及理科中小学知识。 但他那十年内想干的就好比试图普及大学理科知识。前面再成功也不意味着后面能做到。人类似乎就是只有这个水平。

政治文化普遍提升的天花板，理科知识普遍提升的天花板，这两个东西是人类文明发展之路上的两个巨大路障，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有移除的可能，而他一头撞上了其中一个。他的尝试非常勇敢，做不成也正常，而且或许以悲壮方式探测出了这个教育天花板式的“文明过滤器”。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力量的对比问题。

他无疑是组织中能力最强的人，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领导。但大家需注意，他取得的成就是在一批能力非常强的人配合他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同事认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他是最有希望为革命找到出路的，所以支持他。当他选择了那十年的路线，当他把冲击的对象指向先锋队的组织和骨干核心力量的时候， 那些除他之外最有力量的人大部分就不支持他了，虽然有的在明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甚至表现得好像是支持。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最伟大的个人对抗不过次伟大个人组成的群体。他很强大，但先锋队骨干核心群体更强大。他能动员群众，对方也能。他的个人寿限也熬不过一个群体。

至于说他为什么得不到能力最强的同事的多数支持，下文还会分析，简单讲就是他们也是完全有道理这么做的。

这里的力量对比本应该是很明显的，任何厌恶高风险的领导人都几乎不会选择他的路线。奈何他一辈子以弱胜强的事太多，一直没有找到以弱胜强的上限在哪里，直到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