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和观察（三）

浅贝

被“英雄”玩坏的国家：从亚洲最富到几百万国民去国外当佣人谋生



01

被“英雄”玩坏的国家

从亚洲最富到佣人之国

在菲律宾，把在国外当佣人赚钱的国民称为“国家英雄”。因为几乎所有的菲佣，都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寄回菲律宾，供养一家老小，甚至老公的情人。

现在菲律宾人知道谁才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英雄”了，在几十年前，菲律宾才不会把“英雄”的称号送给普通的妇女，他们最大的“英雄”只有一个，就是当了20年总统的费迪南德.马科斯。


马科斯是一位“二战英雄”，打跑了日本鬼子，多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立下赫赫战功。所以，当马科斯要参选总统的时候，菲律宾人民是欢呼的。

1965年，马科斯当选总统，他接手的菲律宾，当时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

从1950年开始，菲律宾的经济突飞猛进，生产的商品畅销东南亚，那时亚洲的金融中心不是东京、台北和香港，而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还曾一度获得了“亚洲纽约”的称号。



当时的菲律宾周边的国家，基本上都还处于吃不饱饭的程度。像中国、韩国当时的人均GDP都还不到100美元的时候，菲律宾人已经创造出1000美元的人均GDP了。

如果当时的对外劳务输出有现在这么发达，那么，就会出现其他国家的女人去菲律宾当佣人赚外汇的场景。

可惜啊，菲律宾人的好日子，被他们亲手选出的“英雄”总统彻底毁掉了。


02

一个人，是怎样偷光一个国家的？

一个人，是怎样偷光一个国家的？“英雄”马科斯为我们很好地做了个示范。

刚上任的他，第一个四年任期还算中规中矩，但那只是权力还没有稳固之时表现出来的隐忍。到了第二个任期，已经清除了大多数反对势力的他，开始显露出“独裁”的本质。

从此开始，菲律宾进入了一个“马科斯统治的20年”。

为了“偷光”菲律宾，马科斯前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比如打压独立媒体，清除一切不同的声音。

希腊先哲柏拉图曾说过：“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么剩下的那个一定是谎言”。

马科斯是扛枪出身的，他不懂柏拉图，但他懂得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不服老子崩了你”。

就这样简单粗暴的打压媒体，没有菲律宾人敢说话；后来他又打压打压反对派，没有菲律宾人敢说话；后来他又把国家的垄断行业全部收归自己的家族所有。

收归垄断行业是马科斯偷光国家的直接行动，我重点讲一下他的手段。

这次他并没有直接拿枪顶着人家，“打土豪、打资本家”，而是通过修改法律，成立菲律宾糖业交易所，规定所有糖业贸易豆芽通过交易所来进行。但这个交易所将收购的价格压到最低，导致50万制糖工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而这个交易所的所有人就是马科斯的家族，他们再拿着低价收购来的糖，高价卖出去，牟利无数。

垄断了糖业之后，马科斯故技重施，又垄断了椰子、香蕉、烟草三大原料行业，在他当权的20年里，他和他的家族、走狗们把这个国家的伐木、造纸、石油、保险、航运、航空、啤酒、香烟、纺织、酒店、赌场、报纸、广播和电视等等行业全部垄断，国民们成为了给他们打工的工人，国家成为了他们家族的企业。

国民们嗷嗷待脯，而马科斯却成为了资产100亿美元的富豪，并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钱转移到了海外。瑞士银行的私密账户里，又多了一笔民脂民膏。

就在菲律宾从亚洲最富的国家变成一个三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时，马科斯和他的家人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的夫人，那位著名的“铁蝴蝶”伊梅尔达·马科斯，一个人就有2700双鞋，而这个国家还有许多穷人的儿女光着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菲律宾人民，花了20年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看清了“英雄”马科斯的真面目。

1986年，已经民心尽失的马科斯，还想用暴力手段强行连任，结果就在他举办任职典礼的时候，愤怒的群众们冲开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总统府，眼看大势已去，众叛亲离，马科斯在美国驻菲大使建议下搭乘美军直升机流亡夏威夷。

三年后，因为心脏病发，客死美国夏威夷。但菲律宾人民还是无法原谅他，直到2016年，才同意他的遗体回国下葬。

马科斯死了，但他带给这个国家的伤害却难以愈合。如今，菲律宾经济沦落为亚洲三流，250万女性只能去国外当佣人来养活全家，从亚洲最富变成了佣人之国。


03


掌控经济的华人

和光明正大的“官商一体”

因为有了马科斯的“前车之鉴”，菲律宾后来在没有出现“个人英雄”。自从元气大伤之后，错过了20年的经济发展，如今的菲律宾经济，依然贫富差距悬殊。

现在菲律宾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人口比例只占2%的华人移民手中。2017年福布斯菲律宾排行榜上，十大富豪中，有八位是中国移民，更神奇的是，这八位富豪祖籍全部都是福建泉州。

但这只不过是表象，华人之所以能够在菲律宾取得经济成功，并不是因为拥有多先进的经营手段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而是因为他们有机会成为垄断行业的一份子。

在东南亚国家中，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官商一体之严重，裙带关系之深，其他亚洲国家都自叹不如。

曾是菲律宾首富的华人陈永栽，就是菲律宾前总统、现任马尼拉市长艾斯特拉达的大金主。这两人相互利用，官商一体，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连菲律宾人都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样看来，能够产生马科斯这样的“窃国大盗”，在菲律宾也就并不奇怪了。说不定，下一个马科斯，还会以“英雄”的形式，再回归菲律宾。

浅贝

耶鲁教授陈志武：国人为何爱送礼？



今天，再谈一个离我们生活很近的话题，就是礼尚往来文化，我们为什么爱送礼？背后的金融逻辑是什么？


我们都佩服自己的母亲。而我的母亲9岁时就作为童养媳，嫁到我父亲家。她一直跟我和兄弟说，“嫁到你们家！”


在我小时候，总让我钦佩母亲的是，她从来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是她随时可以说出来，谁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家送了多少礼、什么礼，也可以随时讲出我们家哪天要给谁家还送礼、谁家何时要盖房子、娶媳妇、嫁女。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在脑袋里管理这么复杂的账本，但是她脑袋里的资产负债表是清清楚楚的，因为虽然我们村很大、人口很多，那个资产负债表一定很复杂，但是，她似乎没有因为哪家的礼没有还而得罪人的！




那么，“礼尚往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送礼文化在改变呢？


母亲也经常跟我讲送礼与还礼的道理：第一，收了人家的礼，一定要还，否则那个亲戚或者朋友关系就没了；


第二，还礼时，不能少于对方之前送给我们家的礼，至少要加个10%；


第三，对亲戚，逢年过节要送礼；

第四，对待亲戚和一般朋友，对方盖房、红白喜事、生孩子或者有其他大事的时候，要送礼。



从我母亲总结出的礼节文化看，礼尚往来是典型的跨期价值交换，其交换的信任基础是友情关系，不管友情是基于邻居还是靠朋友的朋友介绍。


也就是说，张家今天送100块钱的礼物到我们家，今后我母亲会按照110块钱的礼物还礼的，期间的投资回报是10%。


我们家给别人送礼后，也会有类似的回报预期，否则，“礼尚往来”就不会“往来”了。


同时，你也看到，一般都是在一家发生大的开支的时候，比如盖房子、搬进新家、娶媳妇、办丧礼，邻居亲友都会给那一家送礼；等到我们家也出现这种大额开支世界时，别人家也会还礼，等等。


这就是说，送礼实际上是一种换个说法的融资行为，“礼尚往来”等于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相互融资、互相投资、彼此帮助解决大额开支挑战的过程。





只要大家都还有意继续做亲友，这个“礼尚往来”的过程还会继续下去，而且这个亲友圈子越大，其内部金融市场的效果就越好，因为那样的话，融资面、融资额、分摊跨期风险的范围就可以越大。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世世代代在同一个地方，不移民或迁徙他乡。一旦有一些人开始迁徙他乡，或者经常不在同一地方，重复博弈的过程就要停止了，信任基础就会破坏！


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只要人口流动很少、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开支不是太大，基于“礼尚往来”的亲友圈内金融市场可能差不多够用。


但是，一旦开支金额、风险程度都大幅提高，这种类金融市场就不够用了，因为不管你的朋友圈有多大、亲族有多大，能够融到的资金、能够分摊的风险都会有限的。


而为了进一步扩大融资范围、增加融资规模，就需要到更广泛的陌生人中间去融资，就需要现代金融中介、现代金融市场了。


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市场不仅会取代过去基于亲友的融资圈，改变融资范围和融资结构，也会改变甚至削弱传统亲友圈的作用，重创社会网络的性质和含义。


当然，这也会使“礼尚往来”从原来侧重“融资功利”，改变为侧重无所求的真正友情。


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们研究金融的人怎么总喜欢从利益的角度去解读社会、解读文化背后的成因？的确许多人也指责说，“你们经济学家的心眼好狭窄，总是从利益的角度解释一切。难道世界没有爱吗？”


而我会说，这不是我们研究金融的人心胸狭窄，跟我们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人类——就是这么现实呀！


我们关心的是人类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包括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变迁过程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让人们推出这种、那种文化内涵并且能够延续下来？


比如说，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各地方的金融可得程度差别很大，农村还是很传统，那里的金融产品很少，但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很发达，金融市场丰富多彩，二线、三线城市则依次介于一线城市和农村之间。


那么，既然一线城市的金融很发达，但农村则没有，是不是一线城市的人不再依靠“礼尚往来”朋友圈融资，而是依赖现代金融市场，所以，城市越大，送礼的程度就越低、越少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做了三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几乎没有人不送礼的，而且每年礼物开支占收入的比很高，可是，从农村到四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等等，越往更大的城市走，送礼的倾向性就越低、越少，每年的礼物开支占收入比就越低。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线城市所代表的文化中国跟农村所代表的文化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上海和深圳人其实在送礼等观念上已经跟美国社会很接近。


所以，正因为在融资、投资角色上，现代金融市场跟我们原来的亲友圈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性，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丰富，亲友圈的经济作用在下降，那么，礼尚往来的必要性也在下跌，送礼文化在削弱。金融市场使得礼尚往来文化逐渐成为历史。


今天讲的要点包括：第一，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金融市场，所以，一碰到盖房、生子、婚嫁等大额开支，亲友都会送礼，帮助你减轻短期大额开支带来的生活压力。


但是，“礼尚往来”的要求是：你今后必须还礼，而且是按照超出当初礼物价值一些百分点的金额还礼。


所以，“礼尚往来”是换一种说法的跨期融资、跨期投资，亲友圈等同于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第二，随着现代金融在城市甚至农村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亲友圈融资的依赖度在减少，特别是人口流动增加以后，作为重复融资体系的亲友圈所需要的信任基础在瓦解。金融也在改变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并因此改变我们熟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最后，从今天讲的这些故事和变化趋势看，这些年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与变化是多方面、多维度的，由此给长辈们带来的不适应甚至焦虑是完全能理解的，代沟的深度是显然的。


其中，金融的发展也在促进这些变迁。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今后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准备好了吗？

浅贝

耶鲁教授陈志武：国人为何爱送礼？



今天，再谈一个离我们生活很近的话题，就是礼尚往来文化，我们为什么爱送礼？背后的金融逻辑是什么？


我们都佩服自己的母亲。而我的母亲9岁时就作为童养媳，嫁到我父亲家。她一直跟我和兄弟说，“嫁到你们家！”


在我小时候，总让我钦佩母亲的是，她从来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但是她随时可以说出来，谁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家送了多少礼、什么礼，也可以随时讲出我们家哪天要给谁家还送礼、谁家何时要盖房子、娶媳妇、嫁女。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在脑袋里管理这么复杂的账本，但是她脑袋里的资产负债表是清清楚楚的，因为虽然我们村很大、人口很多，那个资产负债表一定很复杂，但是，她似乎没有因为哪家的礼没有还而得罪人的！




那么，“礼尚往来”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送礼文化在改变呢？


母亲也经常跟我讲送礼与还礼的道理：第一，收了人家的礼，一定要还，否则那个亲戚或者朋友关系就没了；


第二，还礼时，不能少于对方之前送给我们家的礼，至少要加个10%；


第三，对亲戚，逢年过节要送礼；

第四，对待亲戚和一般朋友，对方盖房、红白喜事、生孩子或者有其他大事的时候，要送礼。



从我母亲总结出的礼节文化看，礼尚往来是典型的跨期价值交换，其交换的信任基础是友情关系，不管友情是基于邻居还是靠朋友的朋友介绍。


也就是说，张家今天送100块钱的礼物到我们家，今后我母亲会按照110块钱的礼物还礼的，期间的投资回报是10%。


我们家给别人送礼后，也会有类似的回报预期，否则，“礼尚往来”就不会“往来”了。


同时，你也看到，一般都是在一家发生大的开支的时候，比如盖房子、搬进新家、娶媳妇、办丧礼，邻居亲友都会给那一家送礼；等到我们家也出现这种大额开支世界时，别人家也会还礼，等等。


这就是说，送礼实际上是一种换个说法的融资行为，“礼尚往来”等于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相互融资、互相投资、彼此帮助解决大额开支挑战的过程。





只要大家都还有意继续做亲友，这个“礼尚往来”的过程还会继续下去，而且这个亲友圈子越大，其内部金融市场的效果就越好，因为那样的话，融资面、融资额、分摊跨期风险的范围就可以越大。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世世代代在同一个地方，不移民或迁徙他乡。一旦有一些人开始迁徙他乡，或者经常不在同一地方，重复博弈的过程就要停止了，信任基础就会破坏！


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只要人口流动很少、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开支不是太大，基于“礼尚往来”的亲友圈内金融市场可能差不多够用。


但是，一旦开支金额、风险程度都大幅提高，这种类金融市场就不够用了，因为不管你的朋友圈有多大、亲族有多大，能够融到的资金、能够分摊的风险都会有限的。


而为了进一步扩大融资范围、增加融资规模，就需要到更广泛的陌生人中间去融资，就需要现代金融中介、现代金融市场了。


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市场不仅会取代过去基于亲友的融资圈，改变融资范围和融资结构，也会改变甚至削弱传统亲友圈的作用，重创社会网络的性质和含义。


当然，这也会使“礼尚往来”从原来侧重“融资功利”，改变为侧重无所求的真正友情。


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们研究金融的人怎么总喜欢从利益的角度去解读社会、解读文化背后的成因？的确许多人也指责说，“你们经济学家的心眼好狭窄，总是从利益的角度解释一切。难道世界没有爱吗？”


而我会说，这不是我们研究金融的人心胸狭窄，跟我们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人类——就是这么现实呀！


我们关心的是人类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包括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变迁过程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让人们推出这种、那种文化内涵并且能够延续下来？


比如说，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各地方的金融可得程度差别很大，农村还是很传统，那里的金融产品很少，但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很发达，金融市场丰富多彩，二线、三线城市则依次介于一线城市和农村之间。


那么，既然一线城市的金融很发达，但农村则没有，是不是一线城市的人不再依靠“礼尚往来”朋友圈融资，而是依赖现代金融市场，所以，城市越大，送礼的程度就越低、越少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过去做了三次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几乎没有人不送礼的，而且每年礼物开支占收入的比很高，可是，从农村到四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等等，越往更大的城市走，送礼的倾向性就越低、越少，每年的礼物开支占收入比就越低。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线城市所代表的文化中国跟农村所代表的文化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上海和深圳人其实在送礼等观念上已经跟美国社会很接近。


所以，正因为在融资、投资角色上，现代金融市场跟我们原来的亲友圈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性，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丰富，亲友圈的经济作用在下降，那么，礼尚往来的必要性也在下跌，送礼文化在削弱。金融市场使得礼尚往来文化逐渐成为历史。


今天讲的要点包括：第一，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金融市场，所以，一碰到盖房、生子、婚嫁等大额开支，亲友都会送礼，帮助你减轻短期大额开支带来的生活压力。


但是，“礼尚往来”的要求是：你今后必须还礼，而且是按照超出当初礼物价值一些百分点的金额还礼。


所以，“礼尚往来”是换一种说法的跨期融资、跨期投资，亲友圈等同于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第二，随着现代金融在城市甚至农村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亲友圈融资的依赖度在减少，特别是人口流动增加以后，作为重复融资体系的亲友圈所需要的信任基础在瓦解。金融也在改变传统的“礼尚往来”文化，并因此改变我们熟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最后，从今天讲的这些故事和变化趋势看，这些年中国社会经历的转型与变化是多方面、多维度的，由此给长辈们带来的不适应甚至焦虑是完全能理解的，代沟的深度是显然的。


其中，金融的发展也在促进这些变迁。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变化？今后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准备好了吗？

浅贝

斯特恩用30年打开的中国市场，肖华用30秒就把它关上了




01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2年，那一年姚明从上海大鲨鱼队来到NBA选秀，成为了NBA第六个外籍状元，也是第一个没有打过NCAA，直接空降NBA的外籍状元。然后姚明进入NBA后，2003年就给安排了圣诞大战打奥尼尔+科比的湖人队。



这一切在当时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当时很多媒体指责这是时任NBA总裁的斯特恩，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做的安排。



当然后来姚主席用绝佳的表现证明了自己，8次入选全明星，2次NBA最佳阵容二阵，3次NBA最佳阵容三阵，三个赛季可以拿下20+10，还有好几个赛季无限接近这个数据。中间还和麦迪联手，打出了队史最长的22连胜。



这是后话了。



不过姚明为火箭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场均20得分10个篮板，姚明为火箭带来的更是广阔的中国市场。



因为姚明，CCTV5额外增加了50%的时间转播NBA比赛，其中只要是火箭的比赛都播。



因为姚明，燕京啤酒在2002年与火箭队签下一份长达6年的赞助合同。2005年底，匹克赞助休斯敦火箭队主场丰田中心，在火箭主场摆放广告牌。随后，方正集团、安踏、昆仑润滑油陆续入驻丰田中心。



火箭队CEO泰德·布朗（Tad Brown）曾表示，“中国市场对于火箭球队的发展贡献非常大。” 据布朗介绍，火箭有包括腾讯、中普车房网、水性科天、中兴手机在内的多家赞助商来自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休斯顿丰田体育中心里充满了中文广告，快过年的时候，它是这个画风的：











有媒体统计，在姚明为火箭效力期间，火箭球队价值上升了100%：







因为姚明关注到NBA，最后热爱上其他球星的中国球迷更是不计其数。



NBA是个一荣俱荣的整体，可以说姚明和中国市场，对整个NBA的发展都贡献巨大。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最上面那张图左边那位老头子的谋划，他就是前NBA总裁，大卫·斯特恩。



02



正如张佳玮所说，纯粹喜欢篮球运动的球迷，可能不会喜欢斯特恩，但作为一个中国球迷，之所以会喜欢上NBA，之所以能对NBA过去三十年历史如数家珍，离不开斯特恩三十年如一日，对NBA的商业推广。



斯特恩1978年进入NBA，1980年当上NBA的副总裁，1984年正式接任总裁。三十年的任期里，斯特恩成功把NBA推广到世界，成为美国四大联赛中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一支。







当今体育联赛营收排名前四：橄榄球的NFL，棒球的MLB，足球的英超联赛和篮球的NBA。



他在任期间，NBA从总价值不到2000万美元的小联赛成长为营收近50亿美金的超级联赛。从几乎只在美国本土有人看的联赛，成长为被翻译成47种语言，在215个国家转播的全球盛世联赛。



在NBA推广得足够好的国家比如中国，甚至经常会有世界第一运动是篮球还是足球的争论——这在斯特恩之前的NBA是无法想像的。





NBA官方对斯特恩的评价



关于斯特恩的NBA海外战略，有一个细节可以讲。



比如斯特恩自己演讲时提到的：







那年作为NBA总裁的斯特恩，为了让NBA能进入中国，带着两卷NBA的录像带，耐心的在寒冷的央视传达室等了当时负责CCTV外购的李壮几个小时，只为了免费向中国提供NBA赛事转播权。















当时中国远不如今天强大，单从经济上来看，1984年中国的GDP只有印度的一半，只和印度尼西亚差不多，谁也想不到中国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斯特恩还是来了，姿态放得足够低，态度做得足够好，于是NBA成功进入央视迷——那时乔丹正好遇到皮蓬，拿下第一个三连冠——于是，NBA成功在中国收获了第一批球迷。



之后斯特恩继续他的中国战略，包括力荐王治郅进入NBA，引导姚明成为NBA状元秀，然后2004年让NBA季前赛到中国来打，之后更是在中国推广各种篮球学校，让NBA球星走进民工子弟学校做公益。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斯特恩代表NBA向汶川捐了700万人民币，据说这是他自己出的钱。





在斯特恩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下，NBA成为在中国发展最好的外来体育赛事。



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NFL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汤姆布拉迪，但就算从没看过篮球赛的人，应该也听过科比、奥尼尔、詹姆斯这些名字。NBA的中国粉丝，甚至会为了争论科比和詹姆斯谁更伟大编出一首首打油诗，足可见斯特恩的成功。



这种成功不但体现在影响力上，更体现在营收上。



今年，腾讯用15亿美元买下了未来5年的NBA网络直播权——这还只是网络直播权，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各大品牌在NBA的赞助，NBA各种周边在中国售卖获得的分成。而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今年甚至买下了布鲁克林篮网队。



中国无疑是NBA在北美以外最重要的市场，光来自中国的赞助，就占了火箭所有收入的10%。



这是斯特恩1984年安排中国国家篮球队和克利夫兰骑士队进行友谊赛的功劳，也是他远渡重洋然后在北京的雪夜里等待的功劳，更是他这三十年来辛苦布局，让NBA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功劳。



斯特恩卸任的2014年，马刺总决赛4比1战胜热火，詹姆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2”，一时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火热的话题。



俨然一副“篮球盛世”。



03



但就这样的“篮球盛世”，今年好像要凉了。



NBA的海外收视率越来越低就不谈了，这次导火索的，居然和政治有关。



莫雷推特发表涉港言论之后，中国各大和火箭有深度合作的商家，无论是自愿的也好，赶鸭子上架的也好，都发表严正声明，要和火箭中止合作：

















我们的明星，再一次进行了爱国集体退出。（这场景最近几年确实出现得有点多。)







我们期待什么呢？



其实这次我们期待的真的也不多，用央视的话来说，中国的篮球市场期待的没别的，甚至都没期待火箭队解雇莫雷，只是希望莫雷至少应该出来道个歉：







结果莫雷没道歉，反而啥都没说的哈登和威少出来道歉了：







而NBA的新任总裁肖华，不但没道歉，甚至发声明说“我们支持莫雷”：







肖华把话说成这样，其实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他作为官方，提到了“言论自由”，并把莫雷的话上升到了“言论自由”的高度，那就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因为美国人坚信“言论自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核心权利，一旦把莫雷的twitter定义成言论自由，那NBA就很难再去惩罚莫雷——NBA毕竟是个美国联盟，收入的绝对大头还是来自北美的，不可能为了中国市场放弃北美市场。



现在twitter上满满都是义愤填膺的美国网友，试图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他们认为NBA如果向中国道歉或者惩罚莫雷，就是在侵犯他们以为的美国核心价值观——言论自由。











今天莫雷上了美国各大媒体，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表示要声援莫雷。







这件事，俨然已经被美国的政客们包装成了美国精神的代表。而香港问题又是我们中国底线中的底线。



一个年营收只有50亿美元的商业体育联盟，站到了两个GDP以十万亿美元计的大国中间，成为了漩涡中心。



所以现在除非莫雷自己道歉并在美国背上骂名，否则这件事已经很难简单解决了。



04



很多人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就是美国价值观啊，言论自由。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比如当年快船队老板，私底下说了点有关“种族歧视”的坏话，直接被肖华判定终身禁赛，没多久就被整个联盟排挤得卖掉了队伍。







注意，这还是私底下的录音，和莫雷发在社交媒体上完全不一样，讲道理，这应该不但侵犯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还侵犯了他们最看中的“隐私”。



然而没有人这么认为，因为黑人曾经在美国过得太惨了，在一系列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后，美国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话语，一切针对黑人明面上的歧视，在美国都是不可容忍的——言论自由也得给它让步。



这是美国国情带来的现状。



那中国也有自己的国情啊，正如蔡崇信在公开信中所说：



言论自由是美国文化中天然的一部分，NBA也有很开放的价值观，允许球员和其他人士有平台就各种各样的话题发表看法。



但是问题是，有的话题在有的国家、社会和群体中是雷区——支持中国领土上发生的分离主义运动就是一个雷区。



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如此，而且对所有中国人民也是如此。



西方媒体和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人经常严重误解及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14亿中国人在涉及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是没有余地讨价还价的。



学过历史的人就会明白，中国人对任何试图分裂中国领土的企图，不管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沉重的心理阴影。

当出现分离主义运动的话题时，因为外国侵占的历史，所以中国人民感到强烈的屈辱和愤怒。希望现在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莫雷的推特对与我们中国球迷的关系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破坏。



每个国家都有基于国情，只属于自己的阴影。



美国人的阴影，是南北内战，是长期的种族歧视，是911恐怖主义袭击，所以一切言论自由都要给这些基于国情的阴影让路。所以你在美国可以说“总统是傻逼”，但是你不能说“我要奴役黑人”或者“我支持本拉登”。



德国人的阴影，是二战，是纳粹，是希特勒，所以你在德国也不能公开说“我支持希特勒”或者“犹太人就应该种族灭绝”。



中国也有自己的阴影，这些阴影是高于言论自由的，而莫雷的那一番话，恰恰在香港一起非常严重的袭击之后，所以才惹了众怒：







莫雷不了解这一切就发言，并且到最后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这尚且还能理解一点，因为他是一个球队经理，并且是个美国人。



美国人从来都是这么傲慢，他们认为他们坚信的，就是全世界都应该坚信的。他们认为他们的准则，应该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也不想去理解当地的国情。



一部分美国人至今还相信他们的政府侵略伊拉克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带去人权和自由，尽管伊拉克人至今也没恢复到被他们侵略前的样子，还有一部分人醒悟了，于是选了一个至少不会满口仁义的总统上去：







但肖华不了解这一切，反而把莫雷的话定义为“言论自由”，就太不应该了。



想想斯特恩做的一切，想想三十年前，斯特恩在央视的传达室里苦等一位职位并不高的工作人员的样子，就会知道肖华和斯特恩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现在NBA的总裁还是斯特恩。



虽然中美价值观还是会有巨大差异，虽然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价值观一定会发生冲突，但斯特恩绝对不会让NBA站到漩涡中间去，绝对不会让自己花了三十年才培养起来的NBA中国市场，成为这种冲突的牺牲品。



肖华只是NBA的总裁，只是一个经理人，NBA并不是他家的。他要做的应该是多为NBA的老板们挣钱。而挣钱的一大要素，就是不要主动站到大势力冲突中间去，要闷声发大财。



这样无论对谁都有好处，不是吗？

浅贝

王思聪欠债1.5亿，从微博消失：人活一辈子，总有丰年和荒年



“
三穷三富过到老，

十年兴败谁知晓。

”


1


上个月刚刚花1.5万吃一餐日本料理，并且点评“难吃”的王思聪，这个月悄悄清空了微博。



确切来说，不是清空，而是设置了“半年可见”，给4000多万粉丝，留下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王思聪的这一举动，不得不让人猜想，是否和前段时间“名下资产被冻结”的传言有关。



“人民法院报”官方微博显示，王思聪被法院列为待执行人，代还款金额为150,000,000元。




对于“资产冻结”这几个字，王思聪并不陌生。



比如2015年，汪小菲的妈妈张兰资产被冻结，王思聪就曾毫不留情地嘲笑：“大S已经哭晕在厕所……钢镚都没了怎么办？”


人生有顺逆，王思聪习惯了看各家的热闹。



再比如刘强东在明尼苏达州出事，王思聪也第一时间调侃：奶茶妹妹变成了“抹茶妹妹”。



喜欢看热闹的王思聪可能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资产冻结，选择低调的一天。



人活一辈子，总有“丰年”和“荒年”。



财源广进的时候，是“丰年”，时运不佳的时候，是“荒年”。

左右逢源的时候，是“丰年”，门可罗雀的时候，是“荒年”。

血气方刚的时候，是“丰年”，弱不禁风的时候，是“荒年”。



人在丰年，自然春风得意，潇洒惬意，但潇洒惬意之余，必须考虑“荒年”的活法，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可惜，太多沉醉在丰年里的人，误以为余生都是丰年。

2



我的一个亲戚，原本在国企上班，收入虽然不高，但十分清闲，而且稳定。

闲暇之余，他开始研究炒股，算是早期的股民。



他运气也真不错，正赶上股票升值，眼睁睁看着五万变八万，八万变十万，每天一睁眼，就能捡到钱的感觉。



那时候他自封“股神”，常常忍不住感慨：“赚钱真特么容易！”



既然赚钱那么容易，何苦再一天八小时，勤勤恳恳去上班呢？



于是他经常晚去早退，做事推三推四，后来跟领导大吵一架，干脆辞了职。



很多人劝他去跟领导说两句好话，低个头，认个错，好歹把铁饭碗保住。至于炒股，业余做做就好。



他不听：“为了那么点工资，至于嘛！”



刚辞职那年，他过得确实风光，买了豪车，给孩子转了私立的名校，还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花钱如流水。



但好景不长，股市迎来了低迷期，自封“股神”的他，也被深深套牢。原本的真金白银，变成了惨不忍睹的数字。



家里没了收入，别说孩子的学费，他连养车的钱都拿不出来，只能狠狠心把车卖了，给孩子交学费。



繁华转瞬即逝，幸福如同黄粱一梦。



人生的“荒年”，就像秋风扫落叶，说来就来了。



他后悔辞职，后悔没趁着年轻学点技术，后悔没在收入颇丰的时候，存下一点钱。



但后悔也没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工作，哪怕再苦再累，也要把“荒年”扛过去。



3


有句老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十年兴败谁知晓。”
意思是，每个人几乎都会经历三次发财的机会，和三次破财的考验，才能过完这一辈子。
日子舒坦的时候，别得意，要随时为可能的意外做好准备。
日子艰难的时候，也别灰心，只要活下去，就有时来运转的机会。
《红楼梦》里的贾府，曾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一片光鲜亮丽。
秦可卿去世后，特意托梦给王熙凤，嘱咐她多置办一些田产，留给子孙后代。
但作为贾府的内当家，王熙凤没把这个梦当回事。——贾府是什么人家？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哪里会沦落到种田的地步？
他们继续花天酒地，建园子，买戏班子，办寿宴，吃用十来只鸡配出来的茄鲞。
刘姥姥笨嘴笨舌地恭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拔根汗毛比腰粗。”听起来一点也不假。
贾府就算败落，能败落到哪里去呢？所有人都这么想。
谁知道，没多少年，贾府被抄家，除了田产之外一律充公。
没有广置田地的王熙凤悔青了肠子，连女儿巧姐都差点被卖进青楼。
反倒是她无意帮助过的“穷亲戚”刘姥姥，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4


刘强东也是从荒年走到丰年，然后又经历过荒年的人。
前段时间，网上传出一段视频，是他面对公司管理层，反思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三个问题：
“高调张扬，招致了很多人想整我；懒政，2017年下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贪图享乐，前几年出去结交了很多国际名流，搞了很多关系，现在看来都是狐朋狗友，对公司毫无作用。”
这也是所有人在面对人生的丰年和荒年时，应当注意的三个方面。
第一，管住口，守住心。
常言：“祸从口出。”人在得意时的一个小小玩笑，当时可能无伤大雅，但未必不会成为失意时一块落井的石头。
所以，要趁着运气好，收成好，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广结善缘。
第二，与其空谈，不如实干。
爱钻研，爱学习的人，永远都不会吃亏。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保持勤奋，体会学习的乐趣。你学到的每一项技能，都会成为你未来人生路上的垫脚石。
第三，贯彻极简主义生活。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欲望之门一旦打开，带来的就是长久的负累。
精简物欲，精简人际交往，你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根本没有那么多。
5


我特别钦佩那些守着几套房子收租，依然能心平气和去开面馆，跑出租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在丰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纵使荒年不期而至，他们也能波澜不惊地活下去。
我也见过很多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人。
他们在高枕无忧的欢笑中，任由黄金岁月在指缝间流失，却什么也没有抓住。
人活着，就像田野里的花草树木。
每一株花草树木，都会经历四季变换的考验。
它们有的是木本植物，把根扎得很深，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春天来了，就努力地伸展枝丫，汲取养分。
秋天来了，就落一些叶子，为漫漫长冬做好准备。
只要熬过一个冬天，明年春天，一切还会欣欣向荣。
它们有的却是草本植物，轻薄的藤蔓。
春天时，热烈地蔓延，开花，在暖风里摇曳，摇成满眼的花团锦簇。
可是它们却只开一季。
秋天一来，立马整体衰败，失去了所有，变成一团枯枝败叶。
面对人生的春夏与秋冬，丰年与荒年，你愿意做一棵大树，还是一株只开一季的花草呢？

浅贝

你不知道的县城黑恶势力生存之道

■ 文 | 吕德文



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发表于《南风窗》2015年第2期。作者以体验调查的方式，深入中部某县公安局，在当地公安局领导和基层干警的支持下，研究了县域黑社会势力的一些特点，真实地描述出当地黑社会的生态。



熟人社会网络



要准确认识黑社会的“生存之道”，需要有一种生态学的视角。



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



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我们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事实上，我们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我们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事情就复杂在这里。



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也因此，这些老板交游甚广，他们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经营的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缘故，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



产业灰色地带



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是，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



黑社会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因此具有一定优势。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



再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进行，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我们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气的混混开的。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



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存在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



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加盟”，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维护垄断市场秩序。



2010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十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这几年，两个行业之间的冲突不断。



我们调研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



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却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了。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喜欢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有保障。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于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



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几个混混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2毛钱，这2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2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却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



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



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这一行的两条“底线”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的能力，如果经营不善，也可能导致黑社会团伙难以为继。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社会中，总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团伙势力，他们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如果只有一个老大，则老大需要处理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审慎处理代际交替危机。如有几个势力相当的老大，他们很可能划界而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产业由不同的人马控制。



在我们调研期间，这个县的娱乐行业极为萧条，县城中心广场的几家娱乐场所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歇业。客观原因是，这两年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



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



在我们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这当然遭到严辞拒绝。除了公安干警无法被收买之外，这个团伙承诺一年缴纳的费用，还不如被抓一次罚的款多。



在公安局内部人士看来，完全将黑社会根除困难重重，因为黑社会所赖以生存的网络很难拔出，要非常艰苦的努力和高超的博弈技巧。



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



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其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组织”的奖励：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



前两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剧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组织”意图。



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老大”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但却没有涉及一个政府公职人员。

　　

不过，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

　　

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

　　

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事情就会搞大，后果难以预测。

　　

黑社会团伙也要懂政治。现在一些普通的政治常识已经融入到公安局的办案规律中，这个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知道。比如，在“严打”时期，大多数黑社会团伙都懂得这个时期要收敛一些。一些善于经营的团伙势力，甚至还会主动提供给公安局合适的“战绩”。

　　

但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就要考验老大的智商了。在我们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吃了政府吃村民”。



这种染指重点工程，影响县里中心工作推进的做法，等于是在公然露头，挑衅政府权威。结果必然是引发公安机关集中兵力侦查，找到更多有力的证据，加快打击的进程。

浅贝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2019已低于1949

中国历年出生人口：2019已低于1949


点评：2019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已经下降到约1100万人，不仅低于1960三年困难时期的平均1328万人，甚至低于1949年的1275万人。就如同一个家族，人丁不兴旺，这个家族很难兴盛，更难谈复兴，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同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反思近30多年来人口政策的时候了，计划生育、高价房、教育产业化、激素抗生素肉、转基因食品、碘酸钾盐、新婚姻法等等，到底与出生率锐减有怎样的直接间接关系？必须认真研究，进行改变。否则未来50-100年中华民族灭种并非危言耸听！




本文共2508字，预计阅读时间：4分钟





01


先看一组人口出生数据：


1949年：1275万
1950年：1419万
1951年：1349万
1952年：1622万
1953年：1637万
1954年：2232万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婴儿潮，中国第一波婴儿潮）
1955年：1965万
1956年：1961万
1957年：2138万
1958年：1889万
1959年：1635万 （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1402万 （三年自然灾害）
1961年：949万 （三年自然灾害）
1962年：2451万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中国第二波婴儿潮）
1963年：2934万
1964年：2721万
1965年：2679万
1966年：2554万
1967年：2543万
1968年：2731万
1969年：2690万
1970年：2710万
1971年：2551万
（1971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1972年：2550万
1973年：2447万
1974年：2226万
1975年：2102万
1976年：1849万
1977年：1783万
1978年：1733万
1979年：1715万
1980年：1776万
（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1年：2064万
（50.60后进入结婚生育期，中国第三波婴儿潮）
1982年：2230万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1983年：2052万
1984年：2050万
1985年：2196万
1986年：2374万
1987年：2508万
1988年：2445万
1989年：2396万
1990年：2374万
1991年：2250万
1992年：2113万
1993年：2120万
1994年：2098万 （经济不景气）
1995年：2052万
1996年：2057万
1997年：2028万
1998年：1934万 （金融危机）
1999年：1827万
2000年：1765万
2001年：1696万
2002年：1641万
（2002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3年：1594万
（2003年开始，中国每年人口出生数开始基本稳定）
2004年：1588万
2005年：1612万
2006年：1581万
2007年：1591万
2008年：1604万
2009年：1587万
2010年：1588万
（80后一代进入结婚生育期，高成本导致多数人生一个或者晚生？）
2011年：1600万
（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2年：1635万
2013年：1640万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2014年：1687万
2015年：1655万
2016年：1786万
（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原计划会有第四波婴儿潮，翟振武砖家就预测二胎放开会有4995万）
2017年：1723万
（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8年：1523万
2019年：？万

2019年到11月17日1016万，距离2019年结束还有一个多月，按今年的月出生人口，剩下的一个多月预计新新出生的婴儿不到100w，那么2019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100万。


人口断崖式下跌。
02


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女性人数降低和生育意愿下降。
随着90后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力军，适龄生育人口数量减少。
此前，据泽平宏观的中国人口报告2019分析，新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会降至1100万，较2018年减少26%。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幕居然提前11年就出现了。
其实2018年1523万的出生人口数已经创下了1949年以来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10.94‰的出生率更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降至1.52，这一指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2019年的1100万则将以上指标全部大幅刷新，再创新低。当然最终数据还要官方依据相应口径来确认。
假设男女比例平衡，而且不会遇到重大变故（灾难，战争等）导致的人口消失，假设结婚率是100%，那么30年后大约有500万对新婚夫妻，不要说生育二胎了，连一胎都不能保证。
这500万对新婚夫妻其中还要除去大约不能生育的20%人口（现在就是这个比例了，这就是滥性、伪女权盛行以及垃圾食品的后果），未来还可能遇到丁克家庭（大城市现在有不少）。
其中只有400万对夫妻能够生育，会生育多少孩子呢？




03


跌幅如此之大，也有前几年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二胎生育需求集中释放，推高了新生人口数量，在75后生育需求释放完毕后，现在的数据才是此阶段生育主力90后真实生育意愿的体现。
同样是该报告的预测，按照2018年1.52的总和生育率，2100年中国人口会降至8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19%降到7%。
2200年则会进一步降到2亿。



人口是根本。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仅关注楼市就有点肤浅了，生育率过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引发种族存亡的危险。
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延续至今，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历经五胡乱华、蒙古、女真三次血腥屠杀及秦末、汉末、唐末等人口严重减少的内乱，还是顽强的挺了过来，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国家的人口政策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转向，单独二孩，全面二孩陆续实施，日前更是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未来面对生育率下滑的严峻形势，预计国家还会有更多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



想当初 90 年代、2000 年那会，大家即便是承受沉重的罚款、遭遇失业，也要毅然决然生孩子。
但是到了20年后的当下，男生连女友都不愿意去追了，年轻人连结婚都不想结了，很多结婚的人不敢生孩子了，还有很多已婚人士狂离婚，离婚率创新高。
2019年三季度民政局最新统计全国结婚的713万对，离婚的310万对，离婚率43.53%，超出想象，有些地区如天津等离婚率竟然能达到70%。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高了。
不知新生人口数量下降是否与有关系？



我们该怎么办？

浅贝

海南大型违建项目“国茂·清水湾”开拆 首拆200余栋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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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茂·清水湾开拆现场。

　　来源：中房报 记者 陈标志 | 海南报道

　　12月14日，颇受外界关注的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违建房地产项目国茂·清水湾开拆。据知情人士称，首拆的是该项目200余套别墅，“如果拆除顺利，这些别墅将在一天内拆完。”此信息也得到了陵水县官方的确认。

　　据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昨日上午，大批工作人员集结国茂·清水湾楼盘，大型钩机在别墅前一字排开作业。记者也从多段现场视频看到，多排别墅前，大型机械正在作业，在巨大的机械轰鸣声中，一栋栋别墅应声倒下，现场一片尘土飞扬。记者还了解到，拆违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附近住户不能靠近。
国茂·清水湾项目位于陵水县英州镇境内，距三亚市区约40公里，距海口市约200公里。据知情人士称，从去年11月开始，开发商相继将9栋已建成的高层楼房，交付给来自全国上千户购房者。今年1月12日，陵水县政府的执法人员进驻该小区，以政府通告的方式告知业主：国茂·清水湾作为非法占地建设起来的项目，正式被县里接管。

　　今年2月，包括央视在内的数十家媒体相继对该违建项目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此前按照开发商对外宣称，国茂·清水湾国际旅游养生度假区总占地约12583亩，集文旅观光景点、健康体育公园、大型泥疗养生会馆、五星级亲子度假酒店、风情商业集群、高尔夫于一体，以“生态地产+文化旅游”的规划理念打造万亩度假与自然巧妙衔接的缤纷大城。

　　但事实上，国茂·清水湾一期启动区约350亩，建成别墅201栋、高层楼房9栋，另外两栋主体框架已完成，一栋高层建筑尚处于挖地基阶段。一直处于舆论风口之上的国茂·清水湾，其去留处置问题也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与猜测，直至12月14日开拆。

浅贝

“浙江好人”遭强拆还要撤销荣誉？ 官方：不能这么草率
2020-01-08 09:41:39 来源：华夏早报-灯塔新闻 编辑：贺强
导读：近日，曾荣获“浙江好人”荣誉称号的浙江台州商人朱美丽不仅遭遇了强拆，而且连她“浙江好人”的光荣称号，也可能在有关部门的“建议”下被强行“剥夺”。

       华夏早报讯（灯塔新闻记者 董哲）“说拆就要拆，说干就要干……如果谁敢跟区委、区政府叫板……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2017年5月2日，在“一江两岸开发暨葭沚片区征迁动员大会”上，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书记陈挺晨公开放出的这一番“狠话”，在两年多后的2019年12月9日似乎得到了“力证”。

       最近，在当地的“铁腕强拆”政策高压下，曾荣获“浙江好人”称号的朱美丽不仅遭遇了强拆，而且连她“浙江好人”的荣誉称号也可能被强行“剥夺”。

       浙江省临海市文明办回应称，“浙江好人”的评选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不是说撤销就撤销的，一定要有证据，不能草率。




朱美丽的“浙江好人”荣誉证书。


       多次挺身救人被评为“浙江好人”

       50岁的朱美丽是浙江省台州临海人，在台州市椒江区经营一家盆景文化艺术园，她还有一个身份是“临海好人”、“浙江好人”。

       2017年7月12日6时许，临海市沿江镇红光村桥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伤者昏迷不醒，伤势严重。驾车路过的朱美丽主动停车，在村民帮忙下将伤者抬上自己的车，急速送往医院。伤者得到及时救治，终于转危为安。

       据媒体报道，这已经不是朱美丽第一次乐于助人了。20多年来，除资助困难群众之外，她共救死扶伤20多人。人如其名，朱美丽有着一颗美丽、善良的心，救人从来都不图回报，也不留名字。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叫她“美丽姐姐”，她的感人事迹曾被中央省市级媒体多次宣传报道。

       2017年9月，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明办授予朱美丽荣誉证书，称经群众推荐、评议和投票，朱美丽被评为“浙江好人”。

       赔偿金额未决未付即遭强迁强拆

       据朱美丽介绍，2015年，她在椒江区下北山村租用约100亩山林用地种植盆景观光园，被椒江区政府作为文化产业招商引资项目，至今共投资2700万元左右，该项目成为椒江区2016~2017文化产业重点项目。

       2017年上半年，由于台州市引进的高铁项目经过观光园，因此需要朱美丽配合拆迁，并对她的观光园进行价值评估。

       2018年10月，评估公司过来评估后，征拆部门一直没有给出报告。一直拖到2019年3月11日，征拆部门又对她说，评估公司要来再次进行评估，原因是：“上次评估的太高了，2800多万，所以要再找一家评估对比。”

       “直到2019年6月24日，征拆指挥部拿来一张纸，上面写明：第一家评估金额是780万，第二家的是370万。”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还说，前一次评估并非2800万，而是780万。

       因为无法接受这一评估结果，双方一直在僵持。

       但2019年12月9日早上，当地组织公安特警、行政执法、社会人员等200多人对朱美丽的观光园进行了搬迁，“名贵花木被连根拔（挖）起，仅地栽盆景等高档原生紫薇杜鹃就有约3500棵。花木根部未做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被扔进拖拉机运走。截至2019年12月31日，椒江区提供的数字显示，被挖走的树桩已死亡454株。”

       “我们连钱都没有谈过就强拆，我投了那么多钱却不管我死活。”朱美丽说，之前椒江区委书记在征迁动员会上就说过，谁阻碍征迁，就让谁家破人亡，“他的权力大过法律，陈挺晨面向全国人民说的。”




拆迁现场视频截图。


       因“不配合拆迁”或被撤销“好人”称号

       价值不菲的花木被强制“挪窝”还不算完，朱美丽说，前几天她还接到家乡有关部门电话，被告知台州市椒江区来电反映，希望撤去其“浙江好人”荣誉，理由则是，她在椒江区的相关拆迁工作中不配合。

       朱美丽告诉华夏早报-灯塔新闻，当时打电话给她的人说：“椒江那边说你不配合政府拆迁，敲诈政府，是钉子户，要我们撤掉你的好人称号，是怎么回事？”

       “对待他人、社会我问心无愧。几十年来，我赡养孤寡老人、抚养孤儿、资助他人，救过几十个交通事故受伤的人，我从未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也没有给政府添一点麻烦。”朱美丽扪心自问：“我的荣誉是社会给予的，我无愧于这个称号，与这次拆迁无关！”

       目前，朱美丽称已通过律师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她认为自己在拆迁过程中，所有行为合法合理，不存在任何愧对荣誉之举。




拆迁现场视频截图。


       文明办：撤销称号要有凭据符合程序

       台州市椒江区文明办一工作人员称，“浙江好人”评选活动按户籍管理，据她所知，区文明办没有报过朱美丽的材料，也不了解她这个人的情况。

       椒江区文明办另一位工作人员也称，该区文明办没有“朱美丽”这个人。华夏早报-灯塔新闻问及椒江区有没有打电话给临海市文明办，以及是否说过撤销朱美丽“浙江好人”荣誉称号时，该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不清楚”，并让记者去问临海市文明办。

       临海市文明办一工作人员对华夏早报-灯塔新闻表示，椒江区文明办确实有打电话过来了解朱美丽的情况，但没有直接明确说建议撤销朱美丽“浙江好人”的称号，“没有这回事”。

       该工作人员还称，“浙江好人”的评选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评选的时候要按程序，就算撤销也要有凭有据，“不是说撤销就撤销的，一定要符合程序，不能这么草率的。”

       当地领导曾公开放“狠话”遭质疑

       根据爆料人提供的视频和录音，记者得知，2017年5月2日，在“一江两岸开发暨葭沚片区征迁动员大会”上，椒江区区委书记陈挺晨曾讲过一些特别劲爆的“狠话”。

       在这次大会上，陈挺晨说：“你今天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看不清楚，看不清形势，我告诉你，我会坚决把你拿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背后是什么人，今天会议以后，全区的党员干部，部委办局，街道书记、主任，你们都行动起来，没有个人的小算盘，我们公检法大家都讲了，我们没一个是吃素的，我到椒江6个月，大家知道，我说过一句话是空话吗？说拆就要拆，说干就要干。我可以在这里表个态，这件事情我拆不下来，我就引咎辞职。如果谁在这个问题上，敢跟区委、区政府叫板，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话说到此处的时候，可以清晰地听到会场一片哗然声。

       停顿了好久，陈挺晨可能意识到自己话说的有点“过”了，就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们会依法处置。”

       记者了解到，这次会议后，针对陈挺晨的这番讲话，当时也有媒体跟进报道、评论了此事。

       据新京报报道，2017年5月3日下午，浙江台州市椒江区针对该区区委书记一段“和区委区政府叫板就让其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讲话视频，回应称，系该区区委书记在拆迁动员会上，针对某些“带头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所说，网上流传视频系断章取义。

浅贝

一位教授的惊人调查：中国农村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农民收入


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



下面分别列举若干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

　　

1、消费层面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消费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已经摆脱贫困，到2015 年全国贫困人口只有5000 万左右。



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种不合理、不理性消费快速增长。

　　

某种意义上，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增长速度。据我们调查，在一些贫困山区，比如湖北秭归，农民收入的大约1/4 要用于人情开支，一个普通农户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就要上万元，人均达到3000 元左右，人情仪式支出的同时，事主方也要办酒席，酒席的铺张浪费情况也很惊人。

　　

浙江农村办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条件稍好的家庭办酒席，三四十桌的情况也很普遍，婚丧嫁娶办一次酒席就要花费十多万元。







此外，农村赌博情况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农村更是长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费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



与其说农民之苦是收入太低，不如说是消费不合理。




　　

2、农村人情与村庄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有一些农村地区深受人情债的压力之苦，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重庆、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区和东北农村，农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

　　

有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利用人情来敛财的现象。刚开始时，婚丧嫁娶办酒席，收取的人情钱多于花费，办酒席有盈余。在传统时期，这种盈余可以算作亲朋邻里对举办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经济支持。


　　

在农村社会快速变化且村庄结构性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有农户家庭连续办了多次婚丧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



而有些农户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却没有办酒席收回人情的机会，就会在之前相对约定俗成的酒席范围之外办酒席，收人情。

　　

这样的事情有了开头就有人跟风，在过去约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种名目的酒席就大量产生，以至于办酒席都不用说明原因，这就是所谓“无事酒”。

　　

由此出现了酒席越办越多、人情越来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压力的问题。



　　


3、道德方面

　　

在农村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基层组织体系功能弱化，农村社会产生了各种问题。



其中，农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杀的问题。

　　

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尤其集中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农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说现在农村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为子女虐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体不好的时候担心拖累子女，选择自杀。







4、政治的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保持了千年的稳定的村庄社会结构面临解体。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民可以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多地从村庄以外获取收入。



过去约束村庄搭便车行为的结构性力量解体，越来越多村民学习搭便车，甚至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

　　

村庄缺少约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为村庄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处，成为示范，就有越来越多村民变成“刁民”。



“刁民”泛滥蔓延的结果就是，不仅村庄内部为公共利益所进行的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国家要为村庄做好事也会处处遇到钉子户的刁难，好事不好办，好事办不好。




　　

5、终极价值方面

　　

传统中国农村，农民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人生任务，获得人生意义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正是有了明确的传宗接代任务，农民所有行为都有目标，所有辛苦都有理由。



这样的终极价值让农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当前农村快速的变动不仅彻底打破了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而且让农民失去了进行村庄社会性竞争的稳定条件，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正是本体性价值的丧失造成了村庄中激烈的社会性价值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荒漠化。农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






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



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