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观察（二）

浅贝

韦神走路去参加会议，衣服湿透贴在后背，被保安拦在门口，打了谁的脸？


原创 子莘吖 子莘专栏 2024年08月04日 21:43 河南

盛夏的济南，骄阳似火，室外马路上的气温高达40度。

在人行道上，一个男子健步如飞，左手拎着一个帆布袋，右手塑料袋里装着一个大瓶的水。

他来到一个会场的门口，早已满头大汗，从背后看，汗水湿透衣服，白T恤贴在了背上，跟穿白衬衣的工作人员相比，他显得很寒酸。

保安也是看人下菜，一看他走路过来，没有专车接送，就直接拦下了，两个保安身体倾斜，手还做出阻拦的姿势，告诉他，这里正在开会，非请不能进去。

一旁的工作人员，往这边看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显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位汗衫湿透的男子，才是大会特别邀请的重量级嘉宾韦神，这场名为“山东大学数学发展论坛”的会议，要是韦神不进去，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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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被人拍下传到网上，很多网友留言。

“真是打脸，保安有眼不识真神。”

“这么热的天，走着去开会，又走着回去，天呐，不是一般人。”

“他根本不屑于跟你争，韦神的高度，岂是这些俗人能理解？”

是啊，他之所以被称为韦神，就因为一心都在学术，对生活的需求极低，换作别人，能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一定会开车过去，穿着也非常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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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站在门口的保安，早就学会了以貌取人，他们凭自己的经验，看到汗流浃背的韦神，就以为他是开不起车的路人，下意识就伸手拦住。

殊不知，韦神不是开不起车，而是不想开车，如果你看到他日常的生活，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韦神有个堂姐，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来找舅舅玩。

到了地方，堂姐给他打电话，喊他出来吃饭，让她没想到的是，他手里还拎着3个包子。

吃饭的时候，堂姐点了一桌好菜，可韦神只夹了一点蔬菜到碗里，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就是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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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韦神不吃肉，就算满桌的美食放在面前，他也不会动心，只吃一点素餐。

他带来的3个包子，也是给外甥的礼物，孩子也很喜欢，咬一口包子，北大的包子就是香。

很多人不理解，外甥来找你玩，为什么不请孩子吃好的食物？

其实在他看来，生活就是平平淡淡，因为他的欲望极低。

有人在食堂拍到他吃饭的样子，真的就是一盘饭菜在一起，他也不说话，低头很快把盘子的饭菜吃光，然后喝几口随身带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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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他被人拍到的时候，大多手里拎着2个馒头，外加大瓶的水，因为这就是他生活的常态，根本不是摆拍。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节约？

其实换个角度看，他根本就不是节约，而是认为生活就是这样，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学术，一点都不在意生活的条件。

你觉得吃饭太简单，他认为，把时间浪费在吃饭，太不合适。

所以，他走路很快，也不在乎太阳晒，吃饭很快，只要吃饱肚子就好，衣服简单，只要能掩体就好，一件衬衣穿到袖口起毛，也不会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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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于常人的价值观，才是韦神可贵的地方。

他爱数学，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看书，除了上课，就埋头钻研问题，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躺在床上思索。

朋友透露，韦神不上网，也不玩手机，晚上连灯都很少开，最喜欢一个人思考问题。

他的世界非常纯粹，只有数学，对于名利和面子，根本不在乎。

因为不在乎，所以他活得洒脱，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话：“你笑他太疯癫，他笑你看不穿。”

这样的韦神，根本不需要同情，他站在象牙塔的顶端，看上去很孤独，但实际他乐在其中，俗人的不理解，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的高度，不会跟你计较。

浅贝

马翔宇事件杀伤力很大，让底层人民瞬间清醒


原创 林小仙 林小仙呀 2024年08月06日 11:06 江西

马翔宇，清华大学毕业，因实名举报商务局长，加上他清华大学身份的加持，马翔宇事件一跃成为网民关注的事件。

他的人生故事真的很精彩。大一的时候就自学了满语，去吉林研究满族文化遗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调研报告，荣获了清华实践报告的一等奖。大四的时候又去苏州研究东北人群体文化，又一次获得了一等奖。你不禁要感叹，这确实是一个清华才子，如此优秀。 他还经常出现在清华各类的活动演出现场主持节目，清华110周年校庆邀请他发言，能在校庆上被邀请发言，那真的是相当优秀了。清华结束后，他被派到了哈佛大学进行了交流，哈佛大学是多少人难以企及的一个学习殿堂。

然而这清华大学毕业，妥妥的人人羡慕的高材生，通过人才引进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在体制内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科员，年年考核得到的确是基本称职。

清华大学毕业已经让马翔宇带上了光环，他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对未插手过的项目签字，向纪委举报自家商务局长祝某。结果却反遭打压报复。

你以为这情节只能在电视剧上看到，殊不知，这却是真实地存在着，有没有叹为观止，大跌眼镜的感觉。。

逼上绝路，无路可走，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马翔宇选择通过网络平台实名举报，一个视频备受广大网友的关注。

网络举报，才得以举报成功，祝局落马，感觉像是一场战斗，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实在艰辛。

马翔宇事件在网络平台反响很大，杀伤力很大，虽然网络举报成功，但这一事件却给底层人民泼了一盆冷水，让底层人瞬间清醒，看清了社会的真相，看到了作为底层人民的心酸与无奈。

学历只是一块敲门砖，但是它不一定能真的把门敲开。就像马翔宇一样，虽然考上了清华大学，本来按照正常的理解就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在职场上一定是能够得到重用，但是马翔宇却在体制内待了6年，仍然是一个最低级别的一个科员的身份，而且年年的考核都还是基本称职。就感觉跟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完全相反，难道他在学校里的表现都是假优秀吗？难道清华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在职场上吃不开吗？社会是一个大熔炉，职场更是一个大熔炉。仅仅有学历并不能成功敲开职场的大门。看看毛奇与马翔宇的学历对比你就豁然开朗了。

普通人终其一生想获得平凡而稳定，就像马翔宇一样，他不以清华大学高材生的身份自视清高，而是甘愿从一个小小的科员做起，也仅仅是想在职场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本来他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应该备受尊重和优待，但是却遭遇了欺凌和不公。他本想平静地度过此生，但骨子里却有知识分子的风骨，这一事件，使得他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与稳定。



社会需要公平正义的呐喊，底层人民需要公平正义的呐喊，每一个人，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在遇到不公和不义时，不应该选择沉默或放弃，而是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勇敢的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去揭露真相，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永远不要放弃对法律与正义的渴望和希望，这是每一个底层人民的权利。

浅贝

马翔宇事件杀伤力很大，让底层人民瞬间清醒


原创 林小仙 林小仙呀 2024年08月06日 11:06 江西

马翔宇，清华大学毕业，因实名举报商务局长，加上他清华大学身份的加持，马翔宇事件一跃成为网民关注的事件。

他的人生故事真的很精彩。大一的时候就自学了满语，去吉林研究满族文化遗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调研报告，荣获了清华实践报告的一等奖。大四的时候又去苏州研究东北人群体文化，又一次获得了一等奖。你不禁要感叹，这确实是一个清华才子，如此优秀。 他还经常出现在清华各类的活动演出现场主持节目，清华110周年校庆邀请他发言，能在校庆上被邀请发言，那真的是相当优秀了。清华结束后，他被派到了哈佛大学进行了交流，哈佛大学是多少人难以企及的一个学习殿堂。

然而这清华大学毕业，妥妥的人人羡慕的高材生，通过人才引进到了苏州工业园区，在体制内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科员，年年考核得到的确是基本称职。

清华大学毕业已经让马翔宇带上了光环，他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对未插手过的项目签字，向纪委举报自家商务局长祝某。结果却反遭打压报复。

你以为这情节只能在电视剧上看到，殊不知，这却是真实地存在着，有没有叹为观止，大跌眼镜的感觉。。

逼上绝路，无路可走，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马翔宇选择通过网络平台实名举报，一个视频备受广大网友的关注。

网络举报，才得以举报成功，祝局落马，感觉像是一场战斗，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实在艰辛。

马翔宇事件在网络平台反响很大，杀伤力很大，虽然网络举报成功，但这一事件却给底层人民泼了一盆冷水，让底层人瞬间清醒，看清了社会的真相，看到了作为底层人民的心酸与无奈。

学历只是一块敲门砖，但是它不一定能真的把门敲开。就像马翔宇一样，虽然考上了清华大学，本来按照正常的理解就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在职场上一定是能够得到重用，但是马翔宇却在体制内待了6年，仍然是一个最低级别的一个科员的身份，而且年年的考核都还是基本称职。就感觉跟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完全相反，难道他在学校里的表现都是假优秀吗？难道清华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在职场上吃不开吗？社会是一个大熔炉，职场更是一个大熔炉。仅仅有学历并不能成功敲开职场的大门。看看毛奇与马翔宇的学历对比你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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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终其一生想获得平凡而稳定，就像马翔宇一样，他不以清华大学高材生的身份自视清高，而是甘愿从一个小小的科员做起，也仅仅是想在职场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本来他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应该备受尊重和优待，但是却遭遇了欺凌和不公。他本想平静地度过此生，但骨子里却有知识分子的风骨，这一事件，使得他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与稳定。



社会需要公平正义的呐喊，底层人民需要公平正义的呐喊，每一个人，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在遇到不公和不义时，不应该选择沉默或放弃，而是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勇敢的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去揭露真相，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永远不要放弃对法律与正义的渴望和希望，这是每一个底层人民的权利。

浅贝

我的孩子天天玩，长大了也能当首相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年08月28日 00:03 湖北

这些年来有很多教育领域的谣言肆虐中国，下至平民上至高层，都被这些谣言不同程度的蛊惑。
这些谣言大肆鼓吹某种看似正确的外国教育方式，但实际经不起推敲。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关于日本的幼儿教育，以下内容很多人或许都见过。
日本教育强调让孩子吃苦，以培养其坚韧的精神。
很多日本幼儿园的孩子被教师在冬天直接拉到雪地里，赤裸上身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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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当年曾震惊中国，好多中国家长一看，我曹日本小孩太强了，再看看家里那个不成器的东西，瞬间忧虑爬上心头。
这么下去，未来的中国怎么和日本对抗啊。

不行，得改，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取长补短。
除此之外，日本的教育还特别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在教室的门口，所有孩子的拖鞋都要整整齐齐的放好，绝对不允许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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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储物柜的东西，摆放的姿势就好像克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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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孩子的团队性、服从性，非常的高，学校有意识的引导他们凝聚成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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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这种意识，学校对他们的仪表规范要求的非常高，幼儿园孩子的一举一动，就像黏贴复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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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是亚洲培育出最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近19年里拿了18个诺贝尔奖。
你又震惊了，我曹这么强，赶紧学学学，把日本那套教育制度都搬过来，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
老实说，日本的这套教育模式从表面上挑不出任何问题，理论上无懈可击，一堆的诺贝尔奖也能佐证这套教育模式的战果。
所以，还不学，等什么呢？
学学学~~~
日本的集体主义和严格教育真的好吗？别急，我们再看一下个。
2

丹麦这个国家，奉行快乐教育。
在丹麦的学校里，你听到最多的词语是“平等”，丹麦的幼儿教师灌输的思想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份职业都一样，不论贫富，不论贵贱，人人平等。
为了实现人人平等，从小学到初中，丹麦的学校几乎没有考试，避免一切形式的竞争。
在丹麦，所有的学校得到的资源都是一样的，没有好学校，也没有坏学校。
在丹麦，最好的学校就是最近的学校，因为每个学校都差不多。
由于没有了应试教育的压迫，教师们可以诱导出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
为了防止孩子的创造力被抹杀，丹麦的孩子们上课时想干嘛就干嘛，想吃零食就吃零食，想躺着就躺着，教师一概不问，奉行快乐教育。
由于孩子的创造力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丹麦的科研实力异常强大。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大学，建校至今已诞生了3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么小一个国家，取得了那么多的科研突破，简直可怕。
由于科研强，掌握了核心科技，丹麦异常的富裕，人民幸福指数排全球第三。
你又被震惊了，丹麦教育这么强的嘛？
学学学，这不学还等啥呢。
丹麦的教育模式对我国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些年推行的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关于吹捧丹麦教育的文章功不可没。
丹麦的做法挑不出任何毛病，创造力缺乏也是中国教育一直被诟病的地方，弄点快乐教育回来补补创造力，没问题啊。
总而言之，丹麦教育就是好，得学。
你看中国那些应试教育的孩子，为了考个重点大学，都学傻了。
中国的应试教育泯灭了孩子的创造性，太可恨了，教育部那帮傻官员毁了中国的未来。。
由于哥本哈根大学的那39个诺贝尔奖，我们没资格指责丹麦的教育，只能说他好。
毕竟，有钱人说啥都是对的。
但是等会，我刚在朋友圈看完夸日本教育的文章啊，不是说集体教育和严格教育好么。
怎么突然又变成散漫和快乐教育了？
你没觉得，日本的教育模式，和丹麦是互相冲突，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么？
如果日本模式是对的，丹麦模式就有问题，如果丹麦模式是对的，日本模式就有问题。
其实，互相冲突的模式还有很多呢。
3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科研实力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很清楚他有多强。
丹麦奉行教育资源平均分配，不管什么人都接受同样的教育资源。
但英国就不一样了，几百年来一直奉行精英教育，把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了少量的贵族学校。
英式精英教育享誉全球，王思聪就是送到英国接受的贵族精英教育。
英国的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温彻斯特公学等私立精英中学，拥有全国7%的学生，但却占据了牛津、剑桥等大学每年50%的录取名额。
英国精英阶层的孩子，39%选择选择上私立学校，40%选择上公立普通学校。
而英国平民阶层的孩子，只有7%选择上私立学校，88%选择上公立普通学校。
接受完整精英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成就明显优异于普通人。
只有7%的孩子可以接受精英教育，他们却贡献了全英国：
50%的议会上院议员
33%的议会下院议员
62%的高级军官
71%的法官
53%的资深外交官
英国是世界上最崇尚精英教育的国家，他们认为按照自然规律，优秀的人类注定是少数，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所以应该集中教育资源给予这些精英，这样才能利用有限资源，获取最大的成绩。
你一听，好像也没错啊，那看看英国这么搞的成绩如何吧。
进入21世纪以来，最近19年里，英国总共拿下了32个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科研实力位居世界第二强。
我曹太可怕了，精英教育这么好使的么，赶紧学学学.
中国教育也要和英国教育这么强大，你看中国教育部推行的所谓素质教育，老师不管不问，孩子都玩废了，这怎么能行，那帮傻官员太可恨了。
等会，教育部的官员千辛万苦刚从丹麦取经了快乐教育和平等教育啊，不是说丹麦那套能激发中国孩子的创造力么？
怎么突然又换成水火不容的精英教育了？？？
如果实行精英教育，大量的孩子抢少量的名额，要么按应试成绩录取，要么按钱录取，要么按权录取，没有其他办法。
如果选择了按应试成绩录取，那不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了么？
教育部的官员都傻眼了，各位大爷，求求你们说清楚你们到底要啥好不好，你说啥我改啥，千万别改来改去，改个制度不容易啊。
日本、丹麦、英国的教育制度，到底哪个好？
4

日本的教育制度，我挑不出毛病。
丹麦的教育制度，我挑不出毛病。
英国的教育制度，我也挑不出毛病。
我是真挑不出毛病么？并不是，在我看来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问题一大堆。
但是这些国家有钱啊，国家富裕，诺贝尔奖一堆，我挑什么毛病，别人都不屑一顾。
要是别人的教育制度真有问题，怎么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这一句话，立马就把我怼哑火了，无话可说。
马云说，他对钱不感兴趣，我也只能点头称是。
这些年类似的文章不计其数，大肆鼓吹国外教育怎么怎么好，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改。
但是你只要简单的把世界强国的教育制度列在一起比一比，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是互相矛盾，不可兼容的。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你说日本教育制度好，我就拿丹麦和你比。
你说丹麦教育制度好，我就拿英国和你比。
问题又来了，互不兼容的教育制度必有一错，为啥日本、丹麦、英国都取得了极大的教育成就。
因为这些吹捧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都只列出了部分事实，没有列出他们的完整教育制度。
这些文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但并没有描绘出西方教育制度的全貌。
文章中描述的那一部分未必就是该国教育制度的精华，也可能是糟粕，只不过整体取得了成功而已。
另外，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之所以被鼓吹，唯一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很富裕，拿了很多成果。
非洲穷国的教育制度再完美，没拿诺贝尔奖之前，你也不屑一顾。
但我们要分清先后顺序，这些强国不是因为教育制度好，才变得富裕，而是因为富裕了，才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
非洲穷国哪怕完美移植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也不可能大量诞生诺贝尔奖。
道理很简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和科研都是一个需要大量且长期的投入，才能见到效果的领域。
一旦成功则反哺国家，带来全国实力的长期增长。
例如日本，1920年其小学入学率就达到了99%。反观中国，2000年的时候还在为消除文盲而操心。
中国是人多，但人多有用吗？不认字的人，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么？绝对不可能。
双方的教育差距接近80年，如此巨大的差距，强求中国立刻追上日本的科研水平，可能吗？
这是换个教育制度就能解决的事情么？得慢慢来。
纵观全球，富裕的国家科研实力都很强，无一例外，也就中国这种最近几十年刚暴富的国家是例外，唯一原因是富的太快，还没来得及培育科研梯队而已。
反观那些穷国，哪怕五十年一百年，毫无应试压力，也没有考试，照样不可能出诺贝尔奖。
那些穷的连学校都没有的国家，孩子们不上学，天天在野地里放飞天性。
有创造力了么？有个鬼的创造力，顶多学会了花式捏泥巴。
所以大家压根不用担心中国人的创造力，青木我可以大胆的断言，再过30年左右，中国的诺贝尔奖人数会开始爆发式的增长。
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你真没办法出多少科研成果。
富裕的国家才有资格谈科研，穷国没这个资格。
但是很可惜，一群盲目吹捧国外教育的歪风，把中国家长都给忽悠瘸了，尤其是那个来源于丹麦的快乐教育，落地中国变成了素质教育，坑了好多中国家长。
素质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剥夺了学校的教育功能，把教育的责任扔给了家长。
现在好多家长，每天晚上辅导孩子作业，不少家长为了辅导孩子差点得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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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不是学校的责任么？教师才是专业的，怎么需要家长这种业余选手出马。
很简单啊，素质教育，小学三四点就放学，其他的时间，应该让孩子“放飞天性”，“解放创造力”。
换句话说，就是家长你赶快来把孩子接走，学校不管了。
至于你接回家是让孩子玩游戏，还是写作业，那都随你，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管，和学校没关系。
所谓减负，减的是学校的负，这个负转移到家长头上了，逼不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我们小的时候学习，家长可不需要这么苦逼。
吹捧素质教育的文章告诉你，西方国家都盛行素质教育，所以他们很强大。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推行素质教育。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告诉你，西方很多国家，都是穷人的孩子享受素质教育，而富裕家庭的孩子，采用的是比应试教育还要残酷很多的精英教育。
丹麦的小学和初中的确不考试，但高中需要考试，丹麦哥本哈根的录取率低的令人发指。
把所有大学的录取人数绑在一起，整个丹麦，也只有18~20%的人能够上大学，其余的高中毕业就可以出去打工了。
大学也不傻，肯定是择优录取，那你猜是精英的孩子上大学，还是平民的孩子上大学？
你觉得，丹麦的精英阶层，会让他们的孩子天天玩，从小玩到大么？
丹麦教师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人人平等，职业不分贵贱的思想，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挥威力了。高中一毕业，丹麦平民就开开心心的搬砖去了，他们觉得自己和首相是平等的。
而丹麦的精英，钻到哥本哈根大学里开始冲击诺贝尔奖了，或者去挑战首相之位。
而你的孩子天天玩，长大了还想当首相？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是对平民最友好的教育制度，完全不需要改。
因为无论你是王侯还是乞丐，在中国的考场之上人人平等。
只有应试教育，才能让平民有翻身的机会，任何鼓吹应试教育无用论，甚至鼓吹教育无用论的文章，都是有毒的，轻则坑家长，重则坑国家。
如果你小时候被教育“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大家都是最棒的”。
那么等你成年后，这个世界会狠狠的教育你，什么叫做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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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生当猪看？教育乱象何时休，难道连最基本的伦理道德都没了？


原创 一支橄榄 新时代新视觉 2024年10月20日 06:30 安徽

最近，关于长丰学校让学生食用臭肉的消息又冲上了舆论的热搜，面对家长的责问：请问学校领导们，你们敢吃这样的肉么？学校无语，转而把厨师推上了前台，这一幕让人极其愤怒，却又无可奈何。说实话，也就是曝光了这一件事情，还是一些家长不顾学校阻拦冲进后厨才发现的，我们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或者被一些所谓的规定隐藏在黑暗之中。我们从这起事件中能够看到，即便是那些学校的校领导，也不愿或者根本就不敢吃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堂而皇之的让学生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还是为人师表么？说得再严重一点，还算一个正常的人么？在我看来，这样的校领导如果本身就知道这件事情，这就不仅仅是涉及到滥用职权的事情了，就应该以故意残害未成人的罪名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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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知道，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他们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需要我们精心的爱护。而这种现象的出现，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可能是一次两次的事情。我相信当事的厨师已经麻木了，其实有良心的厨师也绝不会这么看着残害学生，除非是提前已经有人打过招呼，或者是相关利益链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才刻意隐瞒这样的事情。而事发之后，校方又让厨师出来背锅，很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厨师的权力有限，不可能在学校严格的监管之下，做出这等违背天良的事情，所以这并不是厨师一个人的事情，背后必定有巨大的黑色利益链。然而事发之后，居然网络上还有人为这件事洗白，说这些臭肉并非是2015年的，而是工厂的编号，那问题就更大了，说明这件事情已经不止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利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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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始终想不通的是，难道这些人不知道天道轮回，一旦把整个社会的风气搞坏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今后难道不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有一个非常可笑的段子是这样说的，卖肉的自己不吃自己卖的肉，反而去买旁边的用地沟油做的饭菜；而用地沟油做饭的人也不吃自己的饭菜，转回头买旁边的蛋糕；同样，做蛋糕的也不吃自己做的蛋糕，从肉铺里买肉自己回家做包子吃。对于本文开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学校敢用臭肉给孩子做饭吃，那今后你的孩子在学校上学，也会面对同样的结果，难道不是么？如果整个社会大大人人都自以为是，人人都不顾伦理道德，想方设法的通过残害他人来牟取个人利益，那哪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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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这些人的眼中，学生并不是学生，而是一头待宰的猪羊。臭肉本身并不是臭肉，而是一张张的闪亮的金钱和光明的前途。因而在样的思维影响之下，这些人别说是学校老师和领导了，也别说是什么厨师了，他们与《水浒传》中的人屠有何区别？如果抛开法律，对这些人最好的处罚方式就是把这些人的父母，以及这些人的孩子全部叫做现场，把这些肉做成饭，让他们也亲自品尝一下。让他们自己也明白自己的行为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严重的伤害，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一些震撼。真是丧尽天良啊，看到这样的事情真得让我破防了，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心坏了，但是也没有想过能够坏到这个地步，他们已经开始对孩子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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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担心的是，事情发生之后，某些地方的学校会不会制定了这样一些规定：一是不准家长进校园，即便进入校园也不准带手机，更是严禁拍照；二是不准孩子带手机进入校园，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三是学校食堂加强保安人员巡逻，禁止外人靠近食堂；四是加强食堂监管，确保食品安全。说实话，除了最后一条之外，其他三条我都相信有可能会出现。因为按照目前学校的运营方式来看，确实不准家长随意进出校园，本身讲是为孩子的安全着想，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不准孩子带手机进学校，我不知道是什么个意思，也许是怕孩子玩手机影响学习，但是为什么连电话手表都不准带呢？也许就是因为现在的电话手表有拍照和录音录像的功能吧。比如某个小学生反映学校食堂饭菜存在问题，就被一些校领导和老师做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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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白了，教育上的乱象不仅仅是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近些年我们一边喊着给学生和老师减负，一边又不断加大考试的难度，这样的负如何减下去呢？一边强调小学生作业不得超过1个小时，一边又让孩子“自愿”报名参加延时课，而这些“自愿”的事情如果一旦哪个学生没有报，老师便一遍又一遍的催，到底是自愿还是强制呢？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5点放学，而现在呢？是2点放学，延时两个小时到5点，只不过你需要交一笔延时课费用。很多人都说，个别的家委会其实就是一些打手，把一些不正常，不合理的事情，老师和学校不能说的事情通过他们说出来，似乎就变得合理合法了。其实这些人的作用只有两个，一个是想方设法的花钱；一个是帮助不方便收钱的人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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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最近很多地方的老师还家排家长下载一些所谓的APP，每天要求家长打卡，并以此为标准给孩子发放小红花，真是太恶心人了。如果你不帮助孩子打卡吧，孩子很可怜，没有小红花；如果你天天帮助打卡吧，不仅占用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把自己的相关信息泄露给了一些平台。除此之外，很多学校还承担了大量的本职之外的任务，比如保险业务推销员，比如一些教辅材料的推销员，一些牛奶厂商的推销员等等。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学校，或者哪个老师如此关心孩子的健康安全，保险就可以保证孩子的安全么？我看未必吧！牛奶就可以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我看更未必。反而是一些食堂卫生，学生的食品安全却没有一个老师操心，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老师和校长都是开小灶，没有跟孩子吃一样的饭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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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萍闹剧的暗面：阿里数赛的背后，资本于教育领域的渗透与对冲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炮打鼕宫 2024年11月05日 23:48 西藏

姜萍事件闹剧至此，可以一览其本质：所谓“寒门出天才”，不过是官媒们热衷炒作、甚至不惜屡屡用力过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也要哄抬流量的惯常戏码，真正的逻辑内核也不过是以“胡锡进式维稳话术”用来遮蔽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下普通家庭的竞争困境。

昨天今天明天，依旧会有千千万万个被搬上热搜又神不知鬼不觉得被撤去热度的“姜萍”们……因而“姜萍事件”，并无多少稀奇。

但是，抛却闻风驶舵的一众官媒和利益熏心的参赛师生，这桩闹剧还有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主角：主办方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准确的说是阿里全球数学竞赛的创办人马云，为什么自2018年开始（他宣布“退休”的节点）以400万天价的“奖金”为诱饵，搞这么一个数学人才选拔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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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数赛的最大“魅力”在于其零基础的功能，使得参赛选手的背景丰富多彩。不仅有数学专业的学生，还有外卖小哥、公务员、医生等各行各业的数学爱好者。

之所以如此“接地气”，是因为阿里急需数学相关人才。

与人们熟悉的国内与外主流数学竞赛相比，阿里数赛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开放性，面向所有权开放，这使得它成为了一场锻炼的数学盛事。

且该竞赛的成绩不与升学等功利目的挂钩，命题限制较小，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所谓“纯粹的数学交流平台”。

而谈及阿里数赛背后的推手——达摩院，就更能让人一窥其中奥妙。

2017年10月11日，阿里巴巴云栖大会在杭州开幕，阿里宣布成立全球研究院阿里巴巴达摩院，三年计划投资千亿元。

目前，达摩院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达摩院推出了全球首款RISC-V神经架构网络处理器芯片“含光800”；在量子计算领域，与浙江大学合作实现了全球首个超越百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模拟器；此外，达摩院还成功实现了基于DNA存储的压缩图像系统、多语种互译的机器翻译系统“阿里小蜜”、城市治理平台“城市大脑”、数字农业平台“阿里云农场”以及山谷系统等。

这背后，均是广阔又“饥渴”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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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次姜萍事件中，浙江大学的身影非常突出。

事后来看，或许是一出“狐狸尾巴没藏住”。

在杭州，几乎不会有人对浙大与阿里这对“学商双巨头”的合作能量感到陌生，关于学阀与财阀之间的特权勾连、利益助推、政商交织也算是在本次舆论闹剧中浮出水面。

阿里数赛评委
以竞赛之名网罗全球人才，通过商学合作勾兑“镀金”，进而将广泛的人才群体投送进封闭的资本圈层中，这可能应当是姜萍事件背后最值得去挖掘的财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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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质疑资本对教育领域的渗透？

因为就事实而论，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早已将触手沾染进教育版图，这种对冲国家人才储备的“竞争局面”早非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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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前，在境外活动近一年的马云回国，舆论一片沸腾；该动向两天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宣布：

国家网信办准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聚焦网上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问题、突出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治理，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历经三年峰回路转，风向变动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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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2022年5月以来马云首次在国内公开亮相，在此期间，马云在境外去了欧洲、亚洲、澳洲共计八个国家和地区。

从其活动迹象来看，农业似乎将是他接下来重点发力的领域，在西班牙、荷兰和日本，农业和养殖业都是其花费大量时间考察的行业。

这是一个微妙的信号：继支付、信贷、物流和新闻传媒之后，马云要进军又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安全的大业，其回国后的投资动向值得关注。

也正是马云回国落定后，阿里巴巴集团立刻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组织架构改革，宣布设立六大业务集团，子业务未来可以独立融资乃至上市募股，诸子公司不再对张勇进行汇报而对各自董事会汇报。

这是继去年年初阿里与马云进行金融切割之后做出的又一风险规避改革，在确保集团不被拆分的前提下稳定各子业务的现金流与独立性——同时，也是给马云的“再创业”上了一份保险。

无论马云日后如何，阿里巴巴集团不会受其所累、为其波及，在去年1月杭州市委班子视察阿里的过程中也传递表达了“稳阿里”的保证意愿。

推荐阅读：阿里剥离蚂蚁，蚂蚁剥离马云（阅读请加VX：ozjx789 通过后直接要即可；加过别的号的同志无需再加，直接私信要）

这等于是给马云回国后的动作松开了枷锁。

农业暂且不谈，候其此后举动；我今天主要想谈一个已经被马云染指多年的、同样为国之大业的领域：教育。

去年春天马云回国的消息首先由网友在路上拍摄到，但真正的官宣是由公众号“云谷教育”发表的文章《马云来云谷学校，和校园长讨论了未来教育》向国内宣布，该文章还配了马云在校园内的照片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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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云谷学校”，被人们忽视了，但实则大有文章。

该校是八年前由马云本人倡导、阿里合伙人出资创建的民办国际学校，设有上百个班级，覆盖从幼儿、小学到初高中的学习阶段，学制为十五年，2017年开始招收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学生。

看起来这只是一家普通的私立国际学校，但实际上这所云谷学校的收费极为昂贵，入学门槛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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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校2021年发布的招生简章显示，初中部学费为每学期7.4万元，高中部为10万元；寄宿费为每学期1.5万元。其内部装修条件也远胜许多知名国际学校，宿舍为四人间，均配有独立卫生间、淋浴间。

这样的价码标准已经劝退了八成以上的中国普通家庭，并且想入学云谷学校的孩子，英语程度需达到CEFR B1及以上水平，这更是筛去了国内绝大部分的孩子。

马云创办的这家妥妥的“精英贵族学校”，与其说在教育孩子，不如说他其实是在对「家庭」进行精挑细选。

云谷学校采用自主招生，通过“家庭面谈”，校方会关注“家庭教育理念与云谷学校理念是否一致”，云谷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还会对希望入园的家庭进行一户户的调研走访，要求父母双方必须参加。

根据云谷自己的宣传，调研会侧重“家庭的教育模式、亲子关系及未来的家庭规划”。

不难看出，云谷学校对入学的家庭——主要就是家长，有着严苛的要求。其校内甚至开设了一所“家长学堂”，每个月几乎都开课，所谓“读书会、专家讲座、线下沙龙”均很高频。

云谷学校自己的口号是“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但是很显然，这些所谓的“读书会”等家长活动，与其名曰“活动”，不如说是一群占有相当体量社会资源、在各领域颇有建树的成年夫妻，借助马云云谷学校的平台而进行的人脉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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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全部都是精英家庭，如果家庭与家庭之间能够在马云打造的这个贵族伊甸园内再结一个“娃娃亲”，则更确保了下一代的资源共享、利益置换以及阶级的永不降级。

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部被笼络吸纳到马云的棋盘中，以教育的名义，披着亲子的外皮，为马云所掌控。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狂飙》中高启强创办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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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同一时期，马云通过视频连线，密切“关注”着去年的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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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曾有表示：

云谷学校希望做一所创新型和探索型的学校，立足中国、着眼全球，探索培养面向未来的孩子。

而他的云谷学校也确实践行着他的理念，公然地宣城“培养地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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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民，即世界公民，一群没有祖国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全球化精英，我曾在微博就高考问题有过简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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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大多数普通中国家庭的孩子还在拼命内卷的刷题、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戴着“小镇做题家”的重帽渴望改变命运时，在马云的云谷学校里，精英们的子女早已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时而探讨哲学，时而评论政治，时而享受音乐，时而练习马术，时而品鉴各种口味的红酒，时而研磨不同构图的摄影……
他们早已、也必然永远在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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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马云的原话：

在云谷，课程上，音乐、美术和体育是必修课。



音乐是通灵魂的，开启智慧的，我们不仅教孩子唱歌，还要让孩子懂得欣赏音乐的魅力；美术是培养想象力的，画得多好不重要，关键要培养孩子对于画画的兴趣；体育是培养孩子们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的，竞争说的是在赛场上，你总有一天比不过人家，你将面对失败，失败以后再来调整自己、提高自己。什么叫团队？打篮球的时候，我的球永远不传给别人，人家以后还会跟你玩吗？这时孩子就会明白“我必须要跟人家分享”。



所以团队活动、群体运动很重要，我希望这个学校培养孩子的是“团队意识、个人价值”，我们要培养孩子懂得去做最好的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让孩子实现个人价值，让孩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

通俗来说，马云的云谷学校，正是一所培养“谷爱凌们”的贵族学校，他们生来就是「世界公民」。
什么是「谷爱凌」，她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家庭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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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爱凌的滑雪运动员生涯金光满满，9岁时已经横扫全美少年组冠军，13岁第一次参加成人项目就拿了第一，15岁时登上国际雪联年度积分榜榜首，17岁时已拥有超过六十枚奖牌，仅在2021-2022赛季世界杯上就获得6金2银1铜共9枚奖牌的辉煌战绩。

如云谷学子一般，她爱好广泛，除了滑雪，还会钢琴、马术、芭蕾，早年因为喜欢跑步差点跑成田径运动员（参加越野跑曾拿到了旧金山第二名的好成绩）。

同时，她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霸，以1580分的SAT（美国高中生大学入学考试，满分1600分）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同时之同时，她还涉足时尚界，早已成为众多时尚品牌和刊物的宠儿（蒂芙尼、IWC万国表、雅诗兰黛均是她的金主）。

那么，她的成功密码在哪里？

我不是为了拿奥运奖牌而滑雪，也不是为了考上斯坦福而学习，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顺便赢几场，而赢又让我更喜欢去做。

试问，这样的天生“赢家任性”，世间几位普罗大众能够拥有？
“一代涉政，二代经商，三代从艺”，这句话放置在谷爱凌家族身上可谓信哉斯言。

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话：

我们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那么我的儿子们也许才会拥有研究哲学、地理学、商业、农业的自由，以便再给他们的孩子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的权利。

谷爱凌的外婆冯国珍，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力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
之后从政，最高官职曾任新中国交通运输部体改司高级工程师，外公同样是名校毕业。

而谷爱凌的母亲谷燕，更是在国际资本界能量磅礴，堪称女儿人生最重要的风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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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创办云谷学校，正是要吸纳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长、这样的孩子。

这里不会教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会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里的孩子属于这个世界——如谷爱凌所语：

我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我在美国我就是美国人。

谷爱凌们以及云谷学校的孩子们，包括他们的家庭，都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一种「真相」：在这个星球上，特别是在西方经历过两次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与一次苏东剧变之后，早已孕育出一个阵线严明、实力卓群的「前1%人口」。
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力、资源、声音、秘密，都被掌握在这「1%」的人手中，剩下的99%的人——比如我们，才是真正的普通人。

看到这篇文章的大多数人，你们此生、包括你们的孩子都不可能成为下一个谷爱凌，也都大概率很难进入云谷学校等贵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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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群80%以上老师都能够对孩子进行双语教学的精英学堂，云谷学校曾有宣称：

拒绝以传统填鸭式教学把孩子培养成“考试机器”， 希望每个孩子都有一辈子想干的事，有想一直努力下去的方向，有健康的身心和体魄，放大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放眼世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所以它致力于实践「素养导向」的教育。

然而，这样的愿景毫无疑问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是遥不可及的梦，谁也不想拥抱“填鸭式教学”，但小镇做题家的命运谁也逃不开。
马云从前有过一段演讲：

有一所美国中学，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都挺厉害。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养一匹马，学校里面两百多个学生就有两百多匹马。



我很奇怪学校为什么要学生养马，因此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专门去拜访这所学校，我问校长：“为什么学生都要去养马？”校长说：“Jack，你知道狗和马的区别是什么？狗是来讨好人的，而马是你要讨好它的，你不喂它，你不带它溜步，你不给它刷身体，马是不会顺从你的。”



校长用这样的方式培养孩子的服务意识，培养孩子改变自己、适应社会环境的意识，让孩子懂得如何和外界、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流。



我想告诉现在报名云谷的家长，我们这儿没有高考指挥棒和升学率，我们的孩子估计很难考国内的重点初中，也很难考重点高中。但是，我希望云谷的孩子升入高中以后，经过三年的学习和积淀，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不是为了升学、就业去选择大学，而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按自身的兴趣和专长，放眼世界去挑选大学。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进入哈佛、斯坦福、牛津这样的世界名校深造。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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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涉足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资本的统治与增值服务。

198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

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

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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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正如我们看到的，以上海华二初中、兰生复旦中学等为标志的飘散着金钱味道的学校，更是被爆出曾明目张胆地“劝退”上不起贵族学校的“低质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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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伟宜在2016年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其中鲜明指出：

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到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为30.1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



而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公平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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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曾刊文章《请看苏修的新玩意》，我摘录部分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



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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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打教育领域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方面教育是最能掩人耳目、看似人畜无害的绿色产业，另一方面教育又确实是最能笼络资源的磁吸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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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商优则仕还是商优则文，中国的资本家总是爱千方百计地给自己涂抹各种人体彩绘，粉饰和藏匿起刺鼻的铜臭，以期能够摆脱某些注视和关怀。

正像马云总是给自己冠以“马老师”，丁磊不喜欢别人喊自己“丁老板”，许家印同样不爱人称“许总”而更钟情别人叫自己“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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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6年初，马云捐资一百万，依托母校杭州师范大学，启动了“杭师大中国新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计划”。

2015年4月，马云又向母校捐献一亿元，设立了“杭州师范大学马云教育基金”。

半年后，马云公益基金会正式启动“马云乡村教师奖”，每年选拔出百名老师，给予每位获奖老师十万元的奖金和培训发展机会。

次年6月，马云宣布拿出两亿，成立乡村校长奖，以此表彰那些“躬耕于乡野的教育者”。

此后马云还在学生时代就造访过的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设立两千万美元奖学金，协助该校学生掌握全球化发展所需的领导才能。

最令人侧目的，无疑是2015年马云联手柳传志等泰山会成员创立了湖畔大学，专注于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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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资本涌入教育，因为资本的涉足必然会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恰如资本主义必须要求保有一部分「失业人口」、以给予有工作机会的人以“压迫感”、从而达到剥削的目的那般，资本控制下的教育产业也必然会要求必须保有一部分「差等生」。

有了「差等生」的存在，才能让陷入恐惧和焦虑的学生们为了成为所谓「优等生」而纷纷戴上防弹玻璃一样厚的眼睛、吃饭上厕所时都要看书背书、个个成为做题家——甚至，成为做题家的他们还要在根本不可能依靠做题来改变人生的困境里，因“做题家”的身份还遭到四字男孩们、官媒们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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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以苏俄为例。

在1917年之前 ，俄国的学校是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阶级性、宗教性 ，国民教育管理体制松散混乱。

是十月革命 、准确的说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将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部门移交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决定》，第一次将受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底层的工农阶级。

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 》、《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宣言》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会和地主们对学校的影响 ，快速推动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教育开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维的冲击。

如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 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八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的理念趋势下，大批资本疯狂涌入原本属于苏维埃国家机器管辖的教育领域。

资本家们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发展”这些从字面上看合理先进、但实际上是在强化苏联新生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列宁早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就曾指出：

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可是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连《真理报》也开始对资本趋炎附势，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声称：
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

可见利益集团鼓吹的“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底层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过往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苏联后期，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有强势的父母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
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

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5～10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只能望洋兴叹。

至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

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

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到了1988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已经诞生了第一批由寡头投资的私立学校，这完全违背了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第1468号法令。
但是在苏联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媒体，对其提出异议。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更是直接“摊牌了、不装了”：1991年初通过了《企业活动法》，声称“开办公司、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任务之一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服务，而教育活动是为国民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理应包括其中，可以和私营商业机构一样注册。”

1991年5月，苏联中央政府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政府，几乎同时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门递交的有关私人办学的议案。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私立学校组织程序与功能》，尚带有一丝苏维埃的味道，比如私人办学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管下开办等严格条款。

但是俄罗斯方面制作的《关于俄罗斯私立教育机构组织程序及功能临时条例》，则完全是另一个立场。它允许资本自由办学，还规定各级党委严禁干预学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学内容设计。

两个月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其发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紧急措施》，紧随而来的，就是一大批非国立教育机构的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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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材的巨大谜团：为什么会“防止学生自学”？


作者丨刘远举

中国的教材，通常都是言简意赅，很多都要靠老师去讲解，仅依靠教材难以自学。

中国教材的确存在一种防自学的现象。

中国的教科书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学生看的是教材；另一部分是老师看的称为教参。小时候对老师的教参特别感兴趣，偶尔有机会在教师办公室看到，就抓紧时间翻翻。

翻后发现教参的内容，其实没什么神秘的，无非就是更详细的解释，哪些是难点，哪些是容易混淆的点，老师该如何给学生讲解……当时觉得，这就是老师才能看的，是老师上课背后的神秘指导。但现在想想，这些东西，写在教材上不是更好吗？

刚上初中时，第一周数学课没怎么听。第二、三周时，在一节课上就把之前老师讲的内容都自学完了。初一的数学教材讲得很省略，但代数入门毕竟简单，自学不难。但这个方法到大学就不管用了。

考研时，概率论和线性代数是难点。当时的教材是同济版《线性代数》，32开本，才144页。书薄了，一些地方难免解释得比较粗。有时，为了一个概念，需要反复地读教材，再配合考研辅导书，才能搞明白。

现在国内有史蒂文·J.利昂的线性代数教材，16开本大书，厚厚一本，497页。显然，大书、厚书的解释会更为详细，对学生也更友好，更适合自学。

读研的时候，用的教材是黎诣远《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现在网上能买的276页，字数38万字。而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包括微观、宏观两部分，基本上各占一半，微观就占60多万字。也就是说，当时我的微观经济学教材，字数仅为保罗·萨缪尔森中微观经济学的一半。字数少了，就缺乏详细解释，自然增加了自学的难度。

此外，美国初中主流理科教材《科学探索者》和高中主流理科教材《科学发现者》，其厚度、文字量、介绍内容的详细程度，也远高于国内教材，往往讲解一个知识点时，不但会把以前的知识点再次讲解，还会把涉及其他学科的知识点也带上，对初学者非常友好。

因此，才有人戏言，中国的教材有防自学机制。形成这个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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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成本与价格是重要原因之一。对上世纪80、90年代的教育而言，把教材做薄，是省钱的办法。但对现在的中国教育而言，把教材做厚，反而省钱。

根据《2024—2030年中国教辅出版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前景研判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教辅材料零售总量是54.25亿册，零售市场规模是834.75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学生会花大量金钱去购买教辅。如果直接把教辅写进教材，就能让学生省去买教材的钱。

其次，中国教育大多都由公立教育系统进行，学生、学校无法选择教材。在学校，老师讲课强调纪律性，强调学生对老师讲课内容的依赖，所以很多东西就不写进去。如果一本教材，需要在公立教育系统之外被使用，在市场上被挑选，那么就会去适应更多学习场景，会讲得详细，更利于自学。

第三个原因是教材的编写机制。在辅导孩子功课时，不但要懂孩子所做题目所涉及的知识点，还要在辅导的过程中，搞明白孩子为什么不懂，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去讲解。

有时，还需要从另一个更基本的原理讲起，再引入问题中。所以，好的物理老师和好的物理研究学者，不是一回事，能力也不一样。

同样的，编写教材也是如此。教学、编写教材和科研能力，有重合、也有差异。许多业内厉害的学者，水平很高，但他们意识不到普通人在初学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觉得不必多说的地方，恰好是初学者的难点。

所以，编写大学教材的人，本应该是业内的优秀老师，但教材往往只有业内大咖才有资格编写。再加上国内重科研、轻教学，在编写教材上花的精力不多，甚至让自己的博士生、研究生去完成。最终，教材就变得晦涩难懂，无意间形成了防自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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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没有了价格顾虑，中国教材也正在变厚。比如高鸿业版的《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部分字数也达到了60万，宏微观加起来也有120万字。推动教材变厚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学是显学，无论是跨专业考研或者出于兴趣，很多人都在自学，那么编写教材就要适应这种需求。

但是，遗憾的是，对于中小学教材的防自学现象，又有了新的推动原因，那就是减负。

为了防止中小学生近视，如今的教材字号较大、行距较大，再加上还有减少学生书包重量的负担，要限制页数，教材内容就只有变得更加简单。而且，很多知识点删掉之后，考试还是要考，这就只有靠老师来教，仅仅依靠教材去自学，难以完成学习目标。

于是，一边教材减重，一边教辅增重。其实，还不如都写进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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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应该多看历史，才能收服霸王学生


原创 zhoubotong 西岔湖 2024年11月29日 13:18 江苏
文/周伯通

现在当老师的越来越难做，常常叫苦连天，一个班50个学生，往往有50种性格，甚至有的学生有霸王性格，对这种学生，我们的理解一般是霸凌者，这种的太闹心了，往往欺负别的同学。最近好几起这样的事件，甚至连累的民警都被撤职了，学校的老师、校长也不敢管，假如在义务教育期间，你还不能开除他，非义务教育期间，你开除了他，岂不是危害社会吗？对这样的学生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这是一窝蜂的歧视文科生的结果，现在的文科生越来越少，理科生呢，他认为，既然文科啥也不是，于是历史、政治我就不用看了，看了也是浪费时间。这种认知其实是很误导人的，单纯的文科生或许让你们看不上眼，但是理科生业余时间一定要看历史、政治，因为你学的东西，或许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往往对文科悟透了，尤其是懂一点哲学，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思路永远比工具更重要。

尤其是当老师的，要多看历史，如果你仅仅认为自己是教授学生知识的，你会很累，虽然台下坐的都是学生，年纪不大，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对那种有霸凌倾向的学生怎么办？

我就翻看了一下历史书，提供一点思路。无论是从幼儿园还是到大学，班级里的官位都是大量批发的，想当什么官就给你什么官，幼儿园的一个孩子不爱吃饭，总爱剩饭剩菜，有一天他居然把饭菜吃完了，老师给了他一个小奖状，奖状名称叫“进食小能手”，给孩子高兴坏了，拿回家给爸爸妈妈看，爸爸妈妈说，“哎呀，你是食神啊，是一品官啊！”从此孩子再也不挑食了。

由此推理，对喜欢欺负别人的学生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招安”，任命他为“班级治安大队长”，他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监督别人不要打架，别人打架了，他要制止，制止不了的，要及时报告给老师，每次做完这件事，要给予奖励，给他戴一个高帽子，让他奖状拿到手软，比如奖状上写“班级安保维稳工作一等奖！”甚至还要送一个锦旗给他，上面写着“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模范榜样！” 像这种精力过剩、有暴力倾向的人，你跟他对着干肯定不行的，越对着干，他越兴奋。如果给他一个信仰，给他肩上扛一个重大的使命，他马上就转变了。

孙悟空就是这样转变的，这个猴子简直无法无天，到处欺负人，就是一个喜欢搞霸凌的，连玉帝老儿都敢打，派了无数天兵天将和他战斗，他也不服气，你就是给他送到五指山法院判处死刑，你就是让暴力催收的人上门打他，都是不能改变他的顽劣的心，这种搞霸凌的，以暴制暴是对付不了的。

最后孙悟空是怎么改变的呢，那就是派他去取经，并说了这个去西天取经的重大意义，而且告诉他，你已经是一个有编制的人了，等你取经回来，修成正果，必将千古流芳，受万民爱戴，永远记在历史的课本上，让后世的学生天天背诵你讲过的话，还要写中心思想，甚至过了一万年，寒暑假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得看你，你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有的猴子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猴子死了，他还活着，这个永远活着的猴子说的就是你！

这一套把孙悟空说的心花怒放啊，俺老孙居然还有如此高的价值啊，更何况我今后是一个有编制的人了，一定要谨言慎行，再也不乱说话了，一辈子也不会再发朋友圈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学生在高中、大学的时候总爱发朋友圈，埋怨学校、埋怨社会、甚至埋怨父母，结果大学毕业考公上岸之后，再也不发朋友圈了，再也看不见他发牢骚了。

这说明啥，说明这个毕业的学生和孙悟空一样，有信仰了。孙悟空之上有唐僧，唐僧之上有观音，观音之上有如来，如来之上有玉帝。若是没有了取经的这层皮，孙悟空就是天庭的一个大反贼！你说“取经”两个字份量有多么重，比玉帝老儿还重要，猴子有信仰，团队有力量，取经有希望。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周处，他也是喜欢在村子里到处欺负人，有一天一个老人说，现在村子里有两大祸害，一个是河里的蛟龙，一个是山里的老虎，这两大祸害，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能制伏他们，现在全村的安保工作就指望你了。周处一听，开心坏了，我以前是全村最讨厌的人，人们见到我，都是远远地躲着。居然我现在在村民的心目中的分量这么重啊！于是他拍胸脯说，“这两个祸害交给我，我一定要把他们除掉，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安宁的生活！”

周处就去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蛟龙在水里很难缠，周处与蛟龙一起漂游了几十里远。经过了三天三夜，村子里的人认为周处已经死了，便在一起互相庆祝。周处杀死蛟龙回来之后。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已死而互相庆贺，才知道自己实际上被当作一大祸害，因此有了悔改的心意。

周处去了吴郡去找寻陆机和陆云以求指点。当时陆机不在，只见到了陆云，周处就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陆云，并说自己想要改正错误，可是岁月已经荒废，怕最终也不会有什么成就。陆云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早晨听闻了圣贤之道，就是晚上死去也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如果有了志向，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远扬呢？”周处从此改过自新，最终成为一位历史上有名的忠臣孝子。

现在我们搞教育，往往只注重班级前10名或前20名的学生，这完全看的是成绩，这种教育对不对，也是对的，我们教育的上限是培养高级人才。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下限，教育的下限是什么，那就是从学校走出来的人，哪怕考试成绩是倒数，起码要是一个合格的人。什么叫合格的人，就是不危害社会，能独立生存，有公共的社会意识，虽然不能出类拔萃，但是在一个团队中，也能发挥重要的人。

刚才讲了如何收服学霸，但是那些考试成绩中等偏下的人怎么办？那么在学校里，就是历练他人品的过程，如何历练人品，也可以参考历史上的连坐和分封制度，比如一个班级分成10个组，每组每个月有打分，只要没扣分，这个组每个月就有礼物和奖状，人人都有，学校校长也不要担心礼物开支，这些礼物都是班费里出的。如果这个组只要一人犯错，全组的礼物和荣誉都取消，你想想，老师多省事了，他们组员自己会管理自己的，谁要干坏事，其他人坚决不答应。

接下来，来看10个组，哪个组的分数最高，分数最高的组就是诸侯，他就有权力给别的组打分或扣分，他还有其他的权力，比如可以自行选择买什么礼物等等。但是这个诸侯不是固定的，下个月你分数比别人少，你这个诸侯就要退位，就让别人上了。这其实就是让学生管理学生的方法，古代历史中的朝堂上或者军队里，常常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例子太多，就不列举了。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德智体美劳上，学校里只看到了“智”，也就是考试成绩，其实家长也是这样，也只在乎“智”，但是不可能人人考试都第一名的啊，我们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健康的人，这个健康是两个方面，身体健康和思想健康。如果只在乎考试成绩的话，那一个班级的下面的30%就被抛弃了，如果他们自己知道被学校抛弃了，是多么难过，走上社会之后，往往就会成为危险分子。

学霸除了后天的努力之外，本身就有一定的天赋的，我们说的搞素质教育，并不是说向下看齐，全体变差，而是走的是兼顾的道路，学霸是为了升学率，也是为国家培养强基人才。但是一个年级有1000人，不能只管前300名，后700名你也得管啊，至少要他们成为身体和思想健康的人啊！老师说，我管不了，我一个人对接700人，直接会把我累死。

现在的老师确实很累，尤其是班主任，起早摸黑的，每天吊着一口气上下班！我个人认为，历史书看的还是太少了，要从历史中找答案，要让学生自己管自己，尤其是成绩不好的学生，要把他其他的才能发挥出来，比如打架斗殴的，你是一个反派人物，我现在把你变成正派人物了，你的职责是什么，就是收拾下面的老二、老三这种反派人物了，摇身一变，你化身为正义的力量了。

孔子曾经说过“因材施教”，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就一个人，怎么去对50个人因材施教呢？不是这样理解的，考试成绩好的，有自律的，不需要老师管的，中等的可以提高一下的，让学霸和他们搭配组合一下就可以了，一个学霸的同桌搭配一个中等生。还有真的对读书有难度的，确实念不进去的，那就让他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比如体育好的，那就什么体育活动都推荐他参加，能言善辩的，什么演讲都派他去，甚至打游戏出彩的，那么就积极地让他参加社会上的电竞比赛，不要把人都困在一个独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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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说的这些，不仅仅是学校和老师的创新做法，也需要家长的配合，有些孩子四肢发达，做体育生很合适的，但是家长不同意，说孩子的头脑简单，是被学校害的，要去闹，你这种搞法，大家就很为难了。我见过打游戏好的，初二就不读书了，被一个电竞团队收走了，这个家长也表示支持，这种就是开明的家长。教育最终的目的，不用说什么千言万语，那都是废话，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一句话，那就是“实现自我教育”，这就要求学校放弃保姆式教育，让学生们自己教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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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章为什么陆续退出语文教材


不死的明德先生 2024年12月05日 16:26 湖北

大概是从2010年起，鲁迅的文章就以两年减三篇的速度，逐渐从教科书里删除了。对于当下的中学生来说，这该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大好消息。

回想我自己的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上最厌烦的就是鲁迅的文章。别人的文章总是两到三天就能学完，可鲁迅的一般都要学一周多，从作者简介到文章背景，从正文到注释，有时甚至连标点的运用都要掰开揉碎细细地讲啊讲，品啊品。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几乎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些重点段落要背诵。

如此机械地分析文章的痛楚，深刻到时隔这么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

比如学《藤野先生》，文章开篇“（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为什么要把这些留学生比作小姑娘，用“标致”形容他们隐含作者的什么思想？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这一大堆蔬菜暗含什么意味？

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长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私塾先生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友邦惊诧”论》，如何解释“国将不国”，这两个“国”分别是什么含义？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

《故乡》中闰土为什么变得拘谨了，豆腐西施为什么会这么尖酸势利？

《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为什么不直接写有两棵枣树？

反正问得最多的就是，作者这样写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真是莫名其妙，我又不是鲁迅肚子里的蛔虫，我哪里知道啊！

老师把问题逐个抛出来，鼓励大家积极发言，最后讨论来讨论去，终于等来老师公布正确答案了。她会把这些答案抄在黑板上，然后督促我们一定要背下来，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因为鲁迅的文章是重中之重，在考试中占太多分。

于是我们每天不停地抄了背，背了抄，也时不时发几句牢骚：鲁迅先生累不累啊？写一篇文章搞那么多暗示，难不成他是曹雪芹的徒弟？他的句子就一定要这样理解吗？我就不能换一种解读？

后来笔记抄多了，听老师翻来覆去分析久了，我们也总结出一套鲁迅课文的应试诀窍。比如，让你分析底层贫苦人民的话，答案中一定要出现“劣根性”三个字；如果要评价旧式知识分子，就要有“封建迂腐麻木”之类的字眼；剖析官僚阶级，记得使劲往坏了写，什么凶残、虚伪、黑暗，这些负面的词尽管往上堆。

于是，中学几年下来，鲁迅先生终于在应试教育的填鸭灌输和过分解读中，被读死了。

整个中学期间，我总觉得他的文章枯燥、无趣、烦闷，看到就头痛，以至于高中毕业后，极少自觉读他的任何作品了。

我和很多人一样，真正喜欢鲁迅是在步入社会以后，尤其是亲见过一些残酷的社会现象，体会到现实的不公，品尝过努力却失败的无奈之后，曾经被硬塞进脑袋的鲁迅先生会不经意地蹦出来，陪你一起发发牢骚，针砭时弊。这种感觉太像潜伏在黑暗处的火花，深埋在地底的惊雷，多年之后，居然带给你重见天日、浩然警醒的震撼。

当年读鲁迅不明其意，而今再读鲁迅泪流满面。

做学生时，最讨厌读鲁迅。步入社会后，最喜欢的，却是读鲁迅。

后来我才明白，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是读不懂鲁迅的。可是只要曾经读过先生的文章，哪怕当时懵懂，但总有一天会真正了解他的深意。就像我们从小摇头晃脑地背诵唐诗宋词，那时连字都不识，自然无法理解其中内涵，但是没关系，等多年以后，你初谙世事，那些绝妙好诗会不经意从脑海中迸发出来，指引你的当下和未来。一流的文学就这样开辟鸿蒙般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里。

再回头看看教材删减鲁迅文章这一举措，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我感到的是一种心虚的快乐。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学生先被老师要求背整个单元的英语单词，立即心生悲伤，很快老师又“良心发现”，放宽要求，告诉大家非划线单词可以不背，学生的心情会立马快乐很多。然而这种快乐终究是不踏实的，因为那些被你落下的知识，如果越积越多，将来会成为你学习上的阻碍，再重新补上，就积重难返了。少时错过鲁迅也是如此。

至于为什么要删减鲁迅的文章，教育部门给出的官方解释不外乎两点，第一，鲁迅的文字晦涩难懂；第二，鲁迅的文章反映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与现今社会格格不入。

这两个方面看似有些道理，细细想来都站不住脚。

首先，从文字表达上来说，我想问一句，中学生连古人写的文言文都要学，难道鲁迅的白话文比那些文言文更难懂？古文中有那么多错别字要当作通假字来记，难不成鲁迅的文章比古文还要艰涩？很显然，第一点理由根本说不通。

至于鲁迅文章的时代局限性问题，我认为，鲁迅的作品看似写时代，实是写人心。他的大多数文章，在今天看来一点都不过时，尤其是先生的大多数杂文，完全适用于当下。

比如，他写虚伪的养成：“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他分析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这句话非常具有普适性，哪怕在商业谈判上也很管用。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现在也是如此吧。

“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一句简单的加油，激励过多少陷入荆棘中的人。

学近代史学到憋闷时，很容易想到鲁迅《电的利弊》里的一句：“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寥寥几笔，直刺要害。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鲁迅的很多文章批驳的不只是封建社会、反动势力，更是所有腐朽丑恶的思想。从古至今，他笔下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一直在，他笔下的千夫指也一直有。只是他的文风太过辛辣，句句鞭辟入里，总让有些人听了不自在。

或许，被删减不是文字表达，更不是读几遍才能懂的问题，而是他的傲骨、直白，他的愤青气质与当下格格不入了。

北大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小学教育教不教鲁迅，本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鲁迅这种有良知、敢说话的文人。而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只有真正强大了，才能直面自身的问题，敢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鲁迅的文章，最可贵的是其思想的独立性。这与国学大师陈寅恪所倡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谋而合。而鲁迅给世人留下最有价值的，不在于针砭时弊、激浊扬清，而是给了我们一颗分辨是非曲直的心。

少年读不懂鲁迅，读懂已不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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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乱，祸起萧墙


文 / 欧洲金靴

烈性毒物，竟又重现教育市场：

在毒教材的问题上，新疆此前已经给出了惨痛的教训：
2021年4月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沙塔尔·沙吾提以分裂国家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庭庭审中，依法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

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长年来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编入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在新疆印发近2500余万册，面向232万名维吾尔族在校学生及数万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时间长达13年之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自2002年起，沙塔尔·沙吾提在上述职务任职期间，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利用主持编写、出版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工作之机，多次釆取单独授意和召集会议等方式，组织阿力木江·买买提明（时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已判刑）等人，专门挑选多名具有民族分裂思想的人员进入教材编写组，上述人员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经法院审理查明，沙塔尔·沙吾提在传达教材编写、出版工作要求时，违背教材编写宗旨和指导思想，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体现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幌子，极力要求在教材中编入宣扬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思想的内容，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裂国家目的。
同时，沙塔尔·沙吾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505.27692万元。
经审查，这起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教材事件中查处的具有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的问题课文共计84篇，其中2003版41篇，2009版43篇（其中22篇选自2003版“问题教材”）。
现已查明，在上述教材影响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木太力甫·库尔班等人（均已判刑）参与实施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阿布力孜·热西提（已判刑）参与实施了“4·30”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动；阿提坎木·肉孜（已判刑）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原教师伊力哈木·吐赫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成为其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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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风波仍历历在目，简单总结那件事情的原委：一个日伪汉奸后代的“画手”，职业生涯饱受国际机构和境外NGO组织的赞誉褒奖，并凭借无工商注册的空壳虚体、在近乎于“零竞标”的情况下顺利拿到人教社的课本插画订单，继而大肆创作以媚美亲日、反华、种族歧视、恋童癖、性骚扰等笔触语言为核心主题的作品，最后嵌入教材送入了中国孩子们的课堂，直至近日被网友曝光。

事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事件背后的根因溯源则没有那么明快。
毒教材之事，是从根上要撅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上到执政、下至拥政的根基，是于灵魂深处的思想投毒。
此后若再想要扭正一代人的思维，这需要耗费的代价就太大了。
文化大革命的难度、所要付出的心力、对初心持久力的考验，都要比武装大革命更巨，这在历史上已有应验。
舆论绝不可七秒记忆。
任何一种文化群像，一定脱胎于孕育它的社会氛围与政治土壤，不论是创作灵感还是发表勇气，其背后凸显的都是时代世风。
因此，剖析这类种族沙文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既不能拘泥于如乌合麒麟那般的“从经济角度分析”的洗地，更不能作为单纯的学术话题探究，甚至不仅是某一个衙门内部的腐败孤例——而必须树立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向历史深处进行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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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一年后，李鸿章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
这就是庚子赔款。
但是在《辛丑条约》和庚子索赔之后，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表现与其他列强不太一样。
这个国家相当的克制，甚至愿意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给了中国，用作“留学生派遣经费”和“对华安置费”。
这个国家，就是美帝国主义。
1905年，美国颁布《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地爆发了抵制美货、焚烧美货、杀死美国传教士的行动。
这次的事件给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罗斯福写信，主张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刚，有长远打算。
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给老罗斯福写信，称：
每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约有六千人，而赴美的才几百人。哪国能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就能在商业和精神上获取最大回报。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1906年，美国国会像往年对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进行核对，此时的美国正在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也正处于“相对缓和”的阶段。

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在众多民间人士的建议下决定将这笔钱用作专项的教育资金，培养日后亲美的中国留学生和政府官员，并创办以美国大学为模板的中国大学。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决议，“庚子兴学”一事由此拉开了帷幕。
在当时并非没有明人看穿，如章太炎就指出“美国此举实际上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但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再庙堂之上。
按照规定，清政府需每年派出一百名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其中的80％学习农业、机械工程、工业、商业等实用科目，剩余的学生则学习法政史哲等学科。
为了让留学生能够更加有准备的赴美留学，中美双方决定成立游美学务处以对留学生进行必备的培养，而这所机构也成为日后清华大学的前身。
这也是今天人们戏称清华北大为“留美预备学校”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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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的清华美院“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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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科技不见清华北大
1910年的第二次招考中，在四百余人中选拔出七十人进入游美学务处，这一批留学生中更是涌现出众多日后的著名学者，比如那个鼎鼎有名的“祖师爷”、民国亲美学阀代表，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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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和中美关系，这位买办文化精英的胡适先生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来比喻，即美国和中国之间应当是父子关系，儿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听老子指挥……
还是本文开篇所语，单纯的批判一个胡适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问题是赴美留学，是那个诞生了胡适的晚清/民国时代。
随着游美学务处逐渐改造为留美预备学校“国立清华大学”，截止1924年，中国已派赴美留学生一千余人。
1924年，那正是中国时局混乱之际，为使庚子退款能够不被执政者用作战争军费，美国又在中国设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用作对其剩余千万美元退款的专项管理，而这些资金也被用作清华大学的建设资金与培养留美学生，使得中国的留美运动没有因为时局的动荡而停止下来。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后，庚子留美运动继续展开，1933年新一轮的学生赴美留学继续………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有被殖民记忆的国家，直接点明过：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毛主席提到的协和，就是鼎鼎有名的洛克菲勒财团在中国的手笔。
1909年，洛克菲勒第一次派出所谓“东方教育考察队”对包括医学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机构作精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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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其在《远东的教育及其他需求》中表态：对于远东的中国教育，将采取行动，包括医学教育和建好医学院。
1914年，洛克菲勒团队第二次派遣队伍前往中国考察，考察范围锁定中国的医学教育。前后花费四个月时间，访问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院和八十八家医院，最终总结成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其中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院和手术等十个章节。
再一年后，洛克菲勒团队第三次前往中国，6月达成协议：用二十万美元购买早前由英国伦敦会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
就此，新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PUMC（Peking UnionMedical College），成为了犹太财团在中国的第一个医学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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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预备高潮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两波，其一兴于20世纪初，止于1949年；其二兴于20世纪末，止于2012年。
200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曾启动过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员合作培训尝试项目”。
当时的计划中，该项目分五年，每年由中美双方共同培训六十名中国高级官员。
美国方面要求，受训官员必须以中青年干部为主，要求参加者的基本情况是地市级或局级以上干部，本岗位至少两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省级可适当放宽），本科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四级的英语水平。每期近三个月培训时间，入选官员先在清华大学培训一个半月，再到哈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及及时掌握管理方法，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我们的课程将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应用、公关技巧、评估能力、领导艺术等方面，采取案例教学为主的方式。

事实上，早在80年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里就出现了中国学员，有组织有规模是在1996年之后，其中有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甚至，还有来自中国解放军系统的学员：2001年8月，二十五位中国大校及上校军官曾前往肯尼迪政府学院开始为期两周的进修课程。
另外，还有个别省市也与哈佛大学建立了直属培训联系，如北京市，在2002年3月时就至少有七位由北京市委组织部选拔考核的官员在哈佛大学学习。
自1998年至2001年入世起，短短三年间，北京市类似的国际交流项目就已有超过三百位官员参与。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其前身是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研究生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更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
政府学院从2000年初起设立了专门的亚洲部，管理以中国官员为主体的亚洲学生。
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甚至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攀比风潮，“谁赴美人数多，谁的执政姿态就更现代化”。
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恰巧，当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Ｓ·奈，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当时，赛奇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2年大规模、成建制的赴美留学项目启动后，他主讲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课程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官员学生们最爱听的课之一。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这是海外媒体对该项目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赛奇教授是福特基金会——美国中情局的核心触手——的驻华首席代表。
关于福特基金会，我后文会说。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超过六百 名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有不少日后晋升省部级干部——这里面，也出过省部级的老虎，我就不提名了。

3

从1874年到1914年，注册的国际NGO的数量从三十二个增至千余个，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二战以后，国际NGO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下数量猛增，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显著的作用。
今天，国际NGO的数量已经超过13000个，其中有1/4是在1990年以后涌现出来的。
在1949~1978年间，中国与国际组织和NGO的合作非常少，意识形态高地也难以为帝国主义侵犯。
而改革开放以后，局面开始转变，中国逐渐广泛欢迎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支持。
197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之类的贷款机构和紧随其后的国际NGO开始在中国运作。
1988年，福特基金会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在中国特殊运营许可的国际NGO，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彼得·盖特纳与国务院谈判，当时表示希望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管辖之下。
仿效福特基金会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渐形成了与外国机构进行项目合作的做法。
根据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估计，在中国的国际NGO（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大概在1000~2000个。
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
而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则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
从那一时期开始，从鼓吹“放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茅于轼，到鼓吹“去工业化”的雾霾纪录片《XX之下》导演柴静，再到去年的某部武汉封城纪录片，都能看到福特基金会的影子。
早在1955年，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了对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资助，后来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学研究。
其目的就是吸纳中国社会中遍布在媒体（舆论系统）、高校（教育系统）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识分子，策动颜色革命和政治颠覆。
2002年，福特基金会正式将触手伸进中国教育体制内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项目启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三十九所高校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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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后，2011年，来自六个国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国的西部重镇成都，召开“探讨提高贫困生发展能力”的会议，会议由福特基金会直接策划和组织。
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过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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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福特基金会又宣布设立一项面向非洲、中东、亚洲、拉美和俄罗斯籍研究生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十年出资三亿美元，执行该基金会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全球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其中两亿八千万美元用于资助3500名学生完成三年的硕士或博士阶段学习。
这3500名资助对象不论在哪国留学，都必须是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被认为在美国高校学生中人数比率偏低。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在中国工作九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曾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
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

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二十年花费了大概 四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四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参与下，美国组织了一起动静磅礴的反华反共活动，此处不多赘述。

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福特基金会的策划下，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樊姓人、贺姓人、张姓人、萧姓人等齐聚一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
也是在2018年，或者说，“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合召开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的教育部才对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座谈，此后我们才陆续出台了《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规定》……
除了福特基金会，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冷战时期壮大、担负起白宫和中情局对外作战任务的NGO组织，不处不在中国的领土兴风作浪。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创立的国际事务学院，专门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政府策反活动。
1947年，卡内基资助了美国的六所大学发展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
到1952年，这两个基金会已经为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
1953年，福特基金会向一百零四名年轻的美国人提供奖学金，资助这些人在国内或者国外从事有关亚洲和近东研究。其中，二十五人从事近东研究，五十一人从事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二十八人从事近东和中东问题研究。
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训和研究，目的是要强化美国对外国地区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渗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策动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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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不仅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NGO，还有一大帮与美国财阀深度勾连的NGO，如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等等……
在许多反华事件中，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尤其是某些医药财阀控制的NGO，这三年的疫情中我们已格外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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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佑平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到2012年之前），美国NGO组织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两百亿元，其中17%注入中国民间组织，82%都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分别为31%、30%和21%。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鼓吹“给中国学生减负”（实质是吃肉又砸锅、转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务系统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会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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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头望去，诸位还会为今天充斥在娱乐圈、演艺界、文化口、教育部、舆论场、新闻业的那些殖壬现象感到惊奇吗？
一切乱象的背后，都是历史深处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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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全国刚刚进入开学季时，上海市传来了一则重磅消息：此前大张旗鼓、所谓“隆重推出”的上海市二期课改的高中一年级历史教材，在全国各界声讨之下被正式停用。
舆论戏称“酝酿八年、试用三年、推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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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2006年9月1日，就在那版受人瞩目的历史教科书被上海教委宣布正式使用的第一天，美国《纽约时报》驻华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就洋洋洒洒、兴奋书就了一篇措辞微妙的报道：《毛泽东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八天后，2006年9月9 日，毛主席的忌辰日，周看又兴致冲冲地接受了南方系媒体《南方周末》的采访，大肆赞扬上海市“与时俱进”。
在南方系的话筒前，周看称：
我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曾经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已经相对减少了。而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也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上海市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那部教材，可以说是当时近三十年来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化、去毛化思潮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巅峰之作。

可以说，已经毫无保留、毫不遮掩地显示了右翼买办力量对下一代孩子所使用的教材课本的思想入侵。
同时，也反应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经济龙头城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旗帜性”。
当然，以那部“经过上海市委审核”、带着毒气的教材为节点，也为此后不久上海市的政治震动、肃清正源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从前一年的2006年秋天开始，北京市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历史学者就在孜孜不倦地痛批、反对、抵制上海市这部乌烟瘴气的教材，要求上海市教育局立刻停用该教材、整肃上海市课改办。
特别是对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以“殖民有功论”力挺那部毒教材的反动观点的驳斥，最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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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位学者的批评意见当时集中刊登在教育部所属科研机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上，他们认为：
编撰者思想混乱，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上海地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除了发表会议纪要，这七位学者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可惜一度未能撼动上海教育界的一意孤行。

可以来品味一番朱学勤教授的论调：
关于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我觉得既应该讲出异族统治的不一样，同时也应该讲，当时这种殖民活动在世界范围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客观上带来的一些文明因素，如果仅仅局限在过去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滩的那一条街就没有理由存在了。
我们可以这样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我认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这就是当时上海市主流历史学者的近代史观。

著名文人余秋雨那个时候也站出来支持上海市的教材改革：
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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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有理，反侵略有罪”，这构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国舆论与教育系统难以扳倒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配合着美国在反恐降温后掀起的亚太战略和日本右翼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修改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事端，席卷了中国孩童们汲取养分的课堂。
更让人无语的是，时间并没有冲淡国内教育系统的毒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史观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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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了新闻班；四年后日本海军省又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了“报导组”。
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服务舆论攻势。
从1932年开始，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的那张“日本军人背中国老奶奶”图片，正是出自日军新闻团队之手。
同类型的题材还有“日军叔叔给中国小女孩一颗糖”，这个日军创作的历史小故事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连科（也是方方的好朋友）使用，在舆论场肆无忌惮得美化日军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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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想问：我们的精英阶层、体制内的文化高层，都是些什么生物啊……我们的纳税款都养了些什么反骨反动之厮啊……
还是看历史：1936年，日本关东军出资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了中国北方宣传组织，高柳保太郎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板垣征四郎担任最高领导人（委员长），他们手握四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中国爱国报纸、宣传机构则赶尽杀绝、血墨混染一片。
四年后，汪精卫的日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在日本人指导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幌子，对教科书进行了颠覆式修改。
汪伪政权治下，由三通书局修订《国定教科书》，同时规定中国小学生必修课有《日语读本》一至四年级和《日语教学》，中国初中生必修课有《日本名作集》和《大东亚文宣论集》。
1945年，汪伪政权治下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如是报道：
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
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
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他们永远在对孩子下手，里应外合，言行匹敌。

还记得1993年第2期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吗？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云晓文章《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一炮而红，奠定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日本新时代侵华”。
那篇文章的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后来又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成为至今都难以肃清余毒的历史暗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其源头正是他们受教于课堂之上的幼时。

5

1986年，义务教育政策的颁布使得更多适龄人进入学堂，语文教科书中记载的许多震撼人心的爱国故事、党史人物，也不断在人们口中得到传颂。
最典型如《刘胡兰》，《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章，感染了一代代中国人，它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爱国。
但是，随着世纪之交一次次的语文教科书课改，一篇又一篇爱国主义文章和涉及党史教育的课文被踢出课本，最让人愤怒的无疑是200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惨遭删除。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题材的文章，也是极为经典的一篇纪实类教文，作者魏巍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些为新中国的安危和全民族的阶级利益而舍生忘死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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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曾亲眼目睹朝鲜战场的残酷，因此文章中的深情也是由心出发。
他看到朝鲜老百姓被美帝国主义军队残杀，看到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被侵略场景，心里万分悲痛，也为志愿军战士不畏生死、勇敢杀敌的精神感到振奋。
为了让国人能够感受到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阶级正义性和时代必要性，他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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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篇感动了无数国人的文章，却在半个世纪后的2001年被踢出了教科书。
当时如此考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章描绘过多战争画面，所谓“用词过于夸张”；另一个原因是所谓“文章主题与当今和平的时代背景相差甚远”。
有声音在那时指出：革命英雄主义已经不符合眼下时代观，尤其不利于中国入世的舆论环境和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这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时任教育部副主任王旭明，他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文章着重描写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与美国的针锋相对，容易激发起民众对于美国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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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怪事在那个时期根本不是孤例，比如被禁播二十年之久的历史连续剧《抗美援朝》。

2021年8月12日，电视剧《抗美援朝》的导演、也是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李前宽老师，因病逝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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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是著名的爱党爱国导演，主旋律代表作有很多：《佩剑将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决战之后》《七七事变》等。
其中《开国大典》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重庆谈判》 获“华表杯”政府优秀影片奖、第17届百花奖优秀影片奖。
但是李前宽老师生平有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2000年9月在大连拍摄的那部超精品电视剧《抗美援朝》，至今死活上映不了。
理由就是2011年时的外事领导小组秘书长的那句苍白且直接的：“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早已过时，如果我们过多强调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国人，不利于中美外交关系”
这部三十集的电视剧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付出，飞机坦克大炮、五次大战役全景呈现，动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部队参演，包括亚、欧、美、非等十七个国家的演员和群众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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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宽导演那时候甚至亲自在美国招演员，报名者超过千人。
剧中有许多内容还是首次披露的历史真相，如巨济岛战俘营事件，直面了美军和KMT特务残忍虐待我军和朝军战俘的史实，还有毛岸英同志牺牲的场景据说拍了不下五十遍才过关......
剧组在大连光布景就花了三十多万，这在2000年简直是天价投资。
然而结果就是：死活死活死活不给你播。
央视前台长杨伟光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如是回答：
《抗美援朝》，外交部开始觉得要慎重。后来美国人要纪念朝鲜战争，主题是朝鲜战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找外交部，说美国人敢纪念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做？最后就同意做………但是非常遗憾，当时搞慢了，片子延迟了一年多，大家审看了都认为可以播的时候，美国那边又来了个9·11。这世贸大楼刚被炸，你再来个抗美援朝就不太好……就没有播了。

据说《抗美援朝》的母盘已经被销毁，可能永世无法再上映………

这不得不说是党史文艺领域和人民群众的一大遗憾。

6

继续说回历史上的教材改革。
除了像《谁是最可爱的人》、《黄继光》、《刘胡兰》被直接剔除，还有许多爱国主义文章的内容被进行了一定修改。
比如：岳飞、文天祥、霍去病。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欲阉割民族精神，先覆灭民族英雄。
对于“民族英雄”称号的使用，二十年来不断有所谓学者给出意见，岳飞等人“破坏民族团结”，不应再树立为英雄。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任余桂元，正式下令把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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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除了岳飞，文天祥、霍去病等也没能逃脱余桂元之毒手。
余主任的观点是：
大宋的敌国金国是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而此部落后来演化成了清朝的后金，也就是说女真人融入到了华夏民族，已经不再算是侵略者，因此如果这样算的话，岳飞当初对抗的金国就不算侵略者………而打败文天祥的蒙古族，后来建立了元朝，这与岳飞同理，因此之前的冲突最多算是内讧。

难怪今天的我们某些人士为了“统战”、为了“统一”，会不惜淡化我们的解放战争、甚至淡化我们的反围剿、长征，就是为了不得罪台湾省的某些势力……

看了余桂元这样的教改人士的发言，诸多乱象也就不足为奇。
对了，余桂元主任还是竭力要求将《狼牙山五壮士》从语文教材中剔除的主力军。
他的理由很简单：
为了中日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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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党史教育课文和爱国主义文章频频被删被改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
极尽直观：让位给崇洋媚外的西方名人虚构故事。
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吹捧西方政治人物、历史事件的外国小作文，被作为语文教材的正式课文进入了中国学生的课堂。
比如《爱迪生救妈妈》、《华盛顿与樱桃树》这类文章的毒害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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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容开眼为表，实为文化渗透甚至传教。
世界上第一例阑尾手术是在1886年完成的，而那些年的课本中却说爱迪生是七岁帮助医生完成阑尾切除的——爱迪生七岁才1854年。
作为主力传播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来也通过检查并进行了说明，认为故事并不是教材改革后由人教社加入的新故事，而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版，人教社只是2002年收录进教科书而已…
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众。
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小学课文《蓝色的树叶》 ，文中提到了中国小朋友不愿意借笔给另一位小朋友，导致另一位小朋友画出蓝色的树叶，悄悄地表现了“小气自私”的中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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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原文出自1944年的一本心灵鸡汤，故事原本的发生地是欧洲的亚美尼亚，并不是美国，但到了我们中国孩子的课本里，就被教育系统内的黑手改成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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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许多鬼影的摇曳是抹不掉的。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
随着改革措施的推出，历史功勋人物、特别是领袖伟人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逐步扭转：人民领袖成了配角，革命历史成了偏门。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温立三，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开始主编中学语文教材，2014年被安排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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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立三的笔触之下以及选择素材的视野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成了一片黑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未来更是让他“痛心疾首”，甚至一度扬言“希望美国应当准备动手灭亡我们……”
梳理一番这位教育大拿的言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
我一想到美国，就会感觉中华民族真的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
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我们的教科书应该由美国人编写；
邱少云有什么值得纪念的？火葬场烧尸体它也会翻个身…
2017年7月6日，国务院终于下发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

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延东同志担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一句话表达了历史的真相：过去三十余年，我们的教材在意识形态层面是紊乱失序的、是杂乱不堪的、是扭曲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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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乌克兰的中学教科书《乌克兰历史导论》里的班德拉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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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德拉，我之前已经写过很多了，纳粹德国的附庸、东欧战场赫赫有名的法西斯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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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乌克兰的课堂已经推行了这套教科书，起初阻力很大，许多从苏联时代走来的老师拒绝将班德拉称为“英雄”或“国父”。

然而乌克兰教育部在美国的施压和内鬼的操作下，威胁拒不配合的老师会受到停职等处罚，强行普及这些带着毒气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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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乌克兰历史课纲编撰工作的顾问就是美国人。
二十年来，美国人指挥了乌克兰孩子的教材，又指挥了乌克兰纳粹的军队。
在课本中，列宁是侵略乌克兰的屠夫、苏联是占领乌克兰的帝国、社会主义是最恶的制度——而美国和资本主义是乌克兰人民的救世主。
这些毒教材的编写和审订都是由美国豢养的教育NGO在各国策划，随后传入乌克兰境内的亲美知识分子手中。
通过修改历史课纲，乌克兰的下一代孩子们纷纷认贼作父，并把羞辱苏联老红军当成是“时尚而勇敢”的皿煮行为……
这一套，美国人玩的太熟悉了，因为当年的苏联就是这么被美国和内鬼玩死的。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曾设定“所有的高校都必须要上三门思想政治课，师范类的还要多加一门”的硬性规定，三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治下的苏联教育界则产生了巨大的裂缝。
苏联在1986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哲学课改革，最终形成了《哲学导论》课本。
这个课本对全苏教育改革和舆论意识形态转向造成了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打着“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的旗号，率领教育系统和新闻业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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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门做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并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供学校使用的新的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之后才恢复。
一年后，苏联高等院校更是取消了许多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如：
取消“苏共党史”，以“20世纪社会政治史”代替；

取消“科学共产主义”，以“现代社会主义问题”代替；

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哲学”代替；

取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以“伦理学和美学原理”代替……
苏联的大中小学成为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阵地，一些能说西方辞藻的自由派教师被捧为“学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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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苏共退党人数为十四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了三十七万，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后的七八月时间里又增加了三十一万人。
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
在最近一年间，共有四百二十万党员退党……

对此，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看法是：

苏联的改革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苏联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呈现不一样的面貌。

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伊拉克，在欧洲，在台湾省，在几乎每一个被美国人渗透的地方，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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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1959年，建国仅十年，毛主席就曾忧心忡忡：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

就在那两年前，1957年3月，毛主席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1964年，毛主席又说：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国之大计，在于教育。
想要建立一个国家、扶起一个民族需要几代人的浴血奋战，但摧毁这一切只需要毒害一代儿童就能够做到…
乱我教育者，必以专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