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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对中国的警示（深度）
作者 |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缓签署旨在强化与欧盟贸易关系的联系国协定，转而寻求同俄罗斯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反对派借机掀起抗议浪潮，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由此引发了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和东部地区要求脱离乌克兰的分离运动及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的事件。2014年危机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一、俄欧战略边界的确立及其对欧洲的意义
乌克兰危机及克里米亚并归俄罗斯，这两起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性体制的定型，这是什么体制呢？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凡尔赛体制”。有人会说：凡尔赛体制不是已经成为历史了吗？
如果我们将今天的欧洲地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地图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惊人的一致。这也没什么奇怪，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的历史是对昨天的否定，却是对前天历史的肯定，用黑格尔的思想表述就是“否定的否定”。
历史上曾有1815年在打败拿破仑基础上建立的由英俄合作主导的维也纳体制。当时俄国基本上控制了东欧——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很像。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帝国解体。当时有许多国家联合入侵苏维埃俄国，迫使俄国陷入为时两年的卫国战争。
随后西方建立了排斥苏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苏俄受到严重打压，东欧曾因不满沙俄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地倒向西方——这与苏联解体后东欧因不满苏联曾有过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倒向欧洲的情况很像。即使如此，当时乌克兰——至少乌克兰东部地区——也没有脱离苏俄。
但西方不知节制的打压不仅没有将苏俄压倒，反而压出了一个苏联。要知道，苏联并不是俄国人兼并而来的，它是西方逼压出来的。
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独立出来的东欧及中亚国家因不满西方人的剥削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外交挤压，在一战后纷纷组建苏维埃政权并积极与俄共领导下的苏维埃联合，在此基础上最终合建了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1]。苏联的建立标志着凡尔赛体制东方边界的稳定。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无法征服苏俄并与其边界确定后便转向内部挤压。它通过所谓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2]和《洛迦诺公约》（Pact of Locarno）[3]对战败国德国实行超强压榨。
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预言说：“道威斯计划本来是为绥靖德国而制定的，但是这个计划必定会引起德国革命。”至于洛迦诺公约，斯大林认为它“规定把德国的新国界保持下来而使波兰和法国得到利益，德国丧失它的殖民地，这个被绑在普罗克拉斯提斯[4]床上的德国同时还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榨取1300万亿金马克。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斯大林断言：“如果说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那末洛迦诺公约却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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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对德国的过度压迫最终压出了希特勒的大搅局，这又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列宁通过强力抵抗与西方确立了凡尔赛边界——这是普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斯大林沿着列宁的路线，又在西方内部危机中实现了扩张：当时东欧受到西欧的过度挤压求援于苏联，苏联的边界就在这种一次次“呼救”中向前推进——2008年在格鲁吉亚内战冲突中的南奥塞梯、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与母体分离以及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运动的兴起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俄关系的重演。
苏联为什么解体？问题出在哪呢？除了意识形态向西方缴械的原因外，其过度扩张也是重要原因：斯大林时期，力量扩张到东欧，这已达到其力量伸展的合理极限；勃列日涅夫时期，手伸到了印度洋——这不仅越过了苏联的力量极限且触及当时海权大国美国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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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短板。毛泽东在回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看法时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6]
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且符合历史逻辑。历史上看，俄国的力量边界不能走得太远。但延展至乌克兰东部，一点问题也没有；到东欧，也勉强说得过去——正因此，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分割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7]。试想，当年气焰万丈的希特勒都没拿下来乌克兰，遑论今日北约。从1815年迄今欧俄边界进退变动线可以看出，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的这份“百分比协定”，与欧苏战略力量的平衡点大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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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斯大林
了解国家力量可以达到的极限和可以守住的底线是从事国家战略管理的基本功。斯大林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故此他不仅拒绝了希特勒（还有罗斯福）怂恿他进取印度的建议，而且还对1948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功败垂成的结果表示爱莫能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为了拉拢斯大林曾提议将印度及印度洋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绝[8]；希特勒也曾抛出的“波斯湾和印度”的诱饵，也遭到斯大林的冷遇。莫洛托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出这段史料并讲了斯大林的考虑：
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9]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回忆：
斯大林接着把话题转到希腊起义问题上，他说：“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他就是这样说的“收起来”。又对着卡德尔问：“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
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
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
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10]
斯大林没有选择希腊和地中海，也没有选择印度和印度洋，而是在罗斯福的默认下将其扩张的目标定在伸手可触的东欧，斯大林同意罗斯福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的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拼命坚持的地中海北岸的做法，则是苏联达此目标的关键步骤。希特勒的失败和苏联帝国而不是其他帝国的建立同时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苏联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制；其欧俄边界就确定在丘吉尔说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所谓“铁幕”一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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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美的合作，在雅尔塔体制中，变成了斯拉夫人与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苏美合作——这似乎是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之前的维也纳体制中俄国人和英国人合作的重演。在这里，欧洲大陆国家成了牺牲品。
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够的。当时天要下雨，欧洲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雨停后，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获取的而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
这段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大国博弈，只靠希特勒式的莽撞也是不行的。斯大林是俄罗斯历史上少有的谨慎之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武功作用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1945年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
战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本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斯大林从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惨痛经验中认识到，出海口，虽事关本国的命运，但它们宛如天边的彩虹，处于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斯大林是知道“舍得”的明白人，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入海口。
不幸的是，斯大林身后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美国，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算是幸运，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却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近似屈辱性的经验又使赫鲁晓夫对越南问题采取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
为了进入印度洋，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也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反倒成了另一场“越战”，这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曾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出海口遑论克里米亚。对此，著名的美国史学者孔华润评价说：
在苏联帝国的根基开始垮塌之前，它几乎感觉不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巨大成就、获得世界上与之相关力量支持的快慰以及在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大道上昂首阔步的欣喜。无论苏联军队怎样恪尽职守地凶猛战斗，都不能击败主要由中美两国支持的阿富汗游击队。苏联经济——即使是最乐观的看法也已经摇摇欲坠——不能再承受对古巴和越南那样的盟国的极为吃力的援助，而这种援助是作为帝国必须付出的代价。[12]
斯大林在胜利的巅峰时刻对希腊和朝鲜问题保持着相当的克制，而勃列日涅夫则犯了拿破仑、希特勒、东条英机、小布什一样的战略错误，开着战车冲向最能显示中美结盟力量的地区——阿富汗。1979年12月25日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持续9年，使苏联政治和经济背上了最终将苏联拖垮的巨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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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反观普京，执政以来，他从未出过远手，而在手可触及的近地，他敢于斗争也敢于胜利。看来今天的俄罗斯政治家已有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
苏联解体后，东欧哗啦一下又倒向西方，欧洲的边界及其历史又仿佛回到凡尔赛体制。这大大骄纵了西方不知节制的东扩野心，以至于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不知深浅地说：“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13]那种为战略研究者所忌讳的骄横之情跃然纸上。他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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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西方扩张到了乌克兰并将俄罗斯逼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底线时，普京在格鲁吉亚，继而克里米亚果断和成功的反击则让布热津斯基大丢其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战败后欧洲大幅东扩的情形一样，今天的西方又利用苏联解体持续东扩，将俄罗斯人逼到“列宁时期”，这触到了俄罗斯人非强力反弹则要全面崩溃的底线。没有黑海的俄罗斯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乌克兰独立问题，在公决结果公布之前，西方媒体报道挑明了苏联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关系。美国《华盛顿邮报》说，乌克兰已经“向完全独立于莫斯科迈出了一步”，这将“最终取消苏联”。
美国广播公司说，一旦公决最终结果公布，“苏联将被埋葬”。英国《卫报》说，乌克兰独立“使保留苏联这个政治联盟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法国《解放报》说，乌克兰分离出去意味着联盟的灭亡，也给西方提出了许多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日本共同社说，“这使8月政变后开始走上解体道路的苏联旧联盟的最终崩溃成为现实”。[15]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终于将话挑明：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且日趋更加亚洲化。[16]
好在天不亡俄，俄罗斯人这时候推出了普京。反者道之动：普京的出现既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也是西方人送给并用打压的方式逼着俄罗斯人接受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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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民族都会推出自己的成熟的政治家。这次在接纳克里米亚归回俄罗斯问题上，包括戈尔巴乔夫持认同态度在内的俄罗斯舆论表现出高度一致，如果再考虑到普京得以持续连任的事实，说明誓死抵抗北约东扩的见解在俄罗斯已成全民共识。共识是内在力量的集中体现。有了普京，又有了全民共识，俄罗斯有了一种向苏联回归的气象。
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通过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而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
原因在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就俄罗斯的资源来说守住这条底线绰绰有余。当年希特勒入侵苏联主要想控制乌克兰[17]，结果败得老本全输；今天北约在此若发动战争，规模再大也莫过于希特勒的疯狂，俄国人曾在此打败了希特勒，那今天的北约若要动武，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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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边界是国家战略能力底线和极限的历史刻痕。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三国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1992年的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手。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的历史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
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连，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此，俄罗斯会动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希特勒曾用全部资源到最后也没有拼到乌克兰，今天的欧洲根本不会为此舍出希特勒式的老本，如此，乌克兰事件演变的结果大体就可判定。如果清楚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罗斯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欧洲的影响力将退出乌克兰——至少退出乌克兰东部，继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还将退出波罗的海三国。
那么，乌克兰目前这样的结局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看看欧美国家的态度。
可以说，这次对乌克兰事件反应最强烈的是德国和美国。美国对此激动是由于这些年美国“赵括式”的战略家们的无知，他们不清楚当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年）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为什么在希特勒即将统一欧洲的时刻，决定出兵对其加以阻止的真正目的[18]；更不清楚美国利用诺曼底登陆将苏联放入东欧并由此挤碎欧洲的原因——因为一个破碎分裂的欧洲是保证美国强大的必需环境。[19]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1941年希特勒进攻乌克兰的目的并不完全是获取那里的石油，希特勒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他的侵苏战争计划（即“巴巴罗萨计划”），说明其真正目的主要是实现欧洲的统一。因为乌克兰是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斩腰之地。苏联控制了乌克兰，就控制了黑海东岸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由此大大减少了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
而没有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欧洲的统一是无法完成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对在摧毁苏联战役中立了头功的撒切尔夫人的逝世反应冷淡，因为打倒苏联的结果是使欧洲大陆有了统一的空间，而与亚洲大陆统一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欧洲大陆统一必然造成英国在欧洲从中心转向边缘；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为欧洲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首相默克尔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如此痛心疾首——因为俄国向乌克兰西方和黑海南方的推进，将使即将完成的欧洲统一进程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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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默克尔在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赠送中国一幅据说绘制于乾隆年间的中国地图[20]，其意在将中国注意力引向中国北境，由此减轻俄罗斯存在于乌克兰对欧洲统一的战略压力——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并不知欧洲与俄罗斯的力量失衡对美国将意味着什么，很有些得意忘形，不自觉地为欧洲人干起“战略清道夫”的活儿。这时，美国人对其霸权形成的历史及其地缘政治基础已是完全无知，进一步将本来马歇尔时期的美苏之间“周瑜打黄盖”式的相对对立关系转变为“汉贼不两立”[21]的绝对对立关系。
1991和1992年，美国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收缩。1999年，美国在推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的同年，又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开来。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7个国家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之举。
2004年3月，上述7国正式递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使北约成员国从当时的19个扩大到26个。2004年5月１日，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成员国。
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东扩。扩大后的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此后欧盟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外长先后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
美国也在2月18日发表书面声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2011年，法英两国又成功出兵并控制利比亚，面对节节退让的俄罗斯，大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范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盟利用欧洲小国对贷款的需求，逐步回收其主权，这进一步提升了欧洲统一的水平。
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科索沃“独立”使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格局，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即西欧）的地缘政治布局已经改变。
可以说，当年那个“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没有在远东出现的当下，一个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正在出现。而乌克兰事件的结局无疑是对欧洲即将完成的统一进程的拦腰一击。这对美国甚至对英国来说，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好像早就看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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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时，对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说：“美国人会怎么样？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22]
毛泽东40年前指出的美国外交的这一特点，仍适用于今天的欧洲——同样也适用于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色厉内荏的日本；如果读读 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23]，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它的盟国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麦金德发表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小册子，指出了美国崛起必将依赖的苏联路径，他说：“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24]
不知是否出于这样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
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25]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暗指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
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26]；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27]——式的命运旋转，用基辛格评价里根时期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的话评价奥巴马自相矛盾的对俄政策就是“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许他做到这一步”[28]。
奥巴马真是生不逢时：今天的美国已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其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
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华尔街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
今天的白宫已没有独立税权、金融权，遑论国有经济支持，白宫早已为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即华尔街垄断资本所绑架，成为华尔街的附庸。如果说昨天的罗斯福生逢“运来天地皆同力”辉煌，那奥巴马面临的只能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怆。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9]
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30]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人民通过“占领华尔街”行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制度”的不满，“再解放”的任务对美国人民来说显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1945年2月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31]其深意在于希望罗斯福和马歇尔制定的联苏共治世界的政策在美国能得到继续。看到美国日益偏离罗斯福的联苏政策，斯大林很是失望。
当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后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32]斯大林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并与苏联以一纸《雅尔塔协定》将中国沿长城南北一分为二——它因毛泽东1949年挥师过江而化为泡影——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战后的共治世界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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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捡了芝麻丢西瓜：
失去哲学的美国远东外交
现在新凡尔赛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昨天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最终解体。但必须说明，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远没有解体，其标志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南千岛群岛现在还在俄罗斯手里；冲绳、关岛及相当一些太平洋岛屿或由美国控制，或归属美国。这些都说明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还完整地保留着。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是雅尔塔体制奠定的。
如果远东雅尔塔体制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解体”了，那今天台湾地区甚至美国、俄罗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就会出现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动摇。昨天欧洲的战败国德国已经认罪并为欧洲人所接纳，而远东的战败国日本则在雅尔塔体制下死不悔罪。这说明远东雅尔塔和平体制仍受到日本法西斯的威胁，太平洋国家和人民针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仍未结束。中美有矛盾，但它们与日本的矛盾则是根本性的。
20世纪初凡尔赛体制形成时，在远东还出了个“华盛顿体制”，当时叫“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由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遭遇失败，英美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转变为苏美主导的雅尔塔体制。苏联解体后，欧洲新凡尔赛体制取代了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制。此后，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试图在远东与欧洲并立同建新的可覆盖全球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
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的边界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中已经确定，而建立远东“华盛顿体制”的尝试则刚刚开始，其成败还属未定之天：有可能是华盛顿体制，也可能是中华体制，还有可能是平行并立的北京-华盛顿体制。这不仅要看中国人是否敢于和善于斗争，还要看中美间的博弈是否有哲学。全得的结果多是全输，古罗马是如此，英国是如此，苏联是如此，今天的美国也概莫能外。世界很大，太平洋也很大，符合中国利益的最好结果并不是独享而是“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33]
现在普京用强力在西边挡住了北约的东扩，西方人的目光开始瞄向中国，他们一定会问并需中国切实回答：中国的底线何在？对于中国，西方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轻狂。在台湾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话[34]一样轻率，甚至连口气都很像，他说：
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35]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显然失分了。正如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将中国硬推向美国一边的致命后果一样，美国近年外交具有颠覆性的失误就是把中国硬推到俄罗斯一边。小布什、希拉里和安倍晋三差不多，他们只知道空喊而没有战略哲学。美国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鲍威尔这些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哪呢？不在于它从中国捞了多少经济利益——那是芝麻小账，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国推向俄罗斯——这才是大局。如果没有中俄边界的稳定，俄罗斯这次在克里米亚的得手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必败无疑，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与英国作战，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此后三年便败；希特勒与欧洲英法作战，但1941年6月又向俄国开战，此后三年多便败；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于1941年底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联合，日本也是三年多便败。朝鲜战争中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三年多的劳师袭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
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毛泽东通过珍宝岛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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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36]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37]
尼克松走后，7月2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38]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将中国推向俄罗斯——这是当年尼克松竭力防止的“历史的大悲剧之一”[39]。
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来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不失败的。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保证，当然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若用“1－2=-1”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算式评价美国新世纪外交政策，就不难发现，这些年已失去战略哲学的美国人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它在一大堆蝇头小利的引诱下不知不觉地将中国推向俄罗斯，正如当年苏联勃列日涅夫意气用事将中国推向美国最终导致苏联原用于对付美国一家的外交资源被迫两分，其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
20世纪50年代，曾有两个美国人把美国忽悠到阴沟里去了。一个是麦卡锡，一个是凯南。麦卡锡当时在美国搞“极右”，谁不“反共”就抓谁，不“反共”就没工作，逼得当时的美国“宁右勿左”，只有一种声音。与此相配合，凯南又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天大的战车和目标，说要和共产主义作战。
这样就把美国忽悠上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战车并奔向一个力所不及的目标，接下来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尼克松之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已严重衰落。
197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德寿、阮维桢等会谈时道破美国两面作战带来的困境和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原因：
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40]
美国进入21世纪后，又有两个人即小布什和赖斯破坏了尼克松与中国结好的政策，以“反恐”划线，忽悠着美国发动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去叫“反共”，这时叫“反恐”，目的就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小布什比麦卡锡还邪乎，弄出了许多个“邪恶轴心”，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台后靠拳头说话，结果反打得自己遍体鳞伤。至奥巴马时期，美国用“战略东移”来掩饰和弥补其在中东的失败，为此美国试图再次恢复20世纪50年代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其中对亚洲伤害最深的就是放纵日本军国主义。
2014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当日美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及所有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区域[41]。在美国日益衰落的当下，这些外交举动除了刺激中俄日益加深战略伙伴关系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中俄走近对美国而言，除了使美国在自己编制的“1−2=−1”的公式中进一步衰落，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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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毛泽东告诉尼克松，他喜欢右派，这是因为1972年的美国右派尼克松懂哲学，知道美国国力扩张的边界何在。今天美国的右派已不那么令人喜欢，因为他们已失去哲学。稍微读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即使美国在力量达到高峰时也没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制，而将制海权伸到太平洋东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陆海兼备的大国而言更是螳臂挡车，危莫甚焉。
在远东问题上，今天美国战略思维似乎又回到当年凯南的遏制思路，这不管是对中国还对美国来说都无异于二次灾难。令凯南事后后悔不迭的“遏制政策”，将美国逼送上在全球范围围堵苏联的不归路，结果是在打倒苏联并在欧洲推倒雅尔塔体制后，欧盟大获其利，而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倒欧洲世界霸权的国家，则先后崩溃和衰落。今天的美国战略家们应重新认识罗斯福、马歇尔的外交思想对今天美国的价值并对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进行深刻反思。
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曾问斯大林“对作为战略家的希特勒有什么评价”，斯大林回答说“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42]。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这种认识转变时间可能就在1941年6月22日。此前，斯大林高估了希特勒，斯大林从战略家的视角出发确实没有料到希特勒在没拿下英国的时候会再向苏联宣战。
当斯大林看到希特勒入侵苏联并因此将自己推入两面作战的险境时，希特勒在斯大林眼中的“战略家”的地位也就荡然无存，希特勒的败局和在斯大林心目中的政治小丑的角色也就由此铸定。美国在21世纪初打下阿富汗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冲进伊拉克，伊拉克失败后又转进中国，这将自身再次置于两面树敌的险境。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战略家们也“已经徒具虚名了”。
毛泽东算是把美国看透了，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43]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美俄较量中再次得到验证。
三、乌克兰事件对中国的警示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44]
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
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如下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
第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
对此有人说只要严格依法行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但2014年导致国家分裂的乌克兰危机就是亚努科维奇单方面“严格依法行事”[45]的后果。我们知道，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组成的，自然法用推动并参加编纂《查士丁尼法典》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6]的话说就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 [47]，因此它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而不是法学表现[48]，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阶级斗争的事，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少数对多数专政的事[49]。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前后变局就是阶级斗争的力学证明。毛泽东说得透彻：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50]
阶级斗争的结果——由此形成自然法——确定后，“实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随产生。资产阶级在上升时还承认暴力即专政高于法律的天然价值[51]，当他们上升为统治者后，为了迷惑被压迫者和捆绑住无产阶级（比如巴黎公社）反抗的手脚，他们便掩盖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则——尽管他们对待劳动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毫不手软，将自然法归纳为所谓“正义”“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便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绑宪法，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用“硬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劲头，虚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律文，使人在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对其争论中淡忘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最终达到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的目的。为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结合的“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52]的概念，1906年列宁指出：
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53]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54]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不受所谓“自由主义”人士所欢迎，只是因为列宁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毛泽东更是直接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将自然法中的革命原则纳入无产阶级法权（亦即列宁所说的“劳动阶级的法权”）范畴之中并提出“造反有理”[55]的学说。如果我们——尤其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忘记了“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56]的道理，那我们就丧失了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并被资产阶级法权缚住手脚，若真如此，苏联亡国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仅靠所谓“软实力”就能被人承认的大国，世上尚无先例。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跟老大斗是没好结果的。这话不对。当年美国就是跟当时的老大即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境内，结果硬是让美国人赶了出来；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挤垮了英国主导下的欧洲霸权，又联手欧洲打垮了苏联霸权，最终争得独霸世界的地位。苏联也是在向欧洲挑战中走出来的。
在今天的“新凡尔赛体制”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对它们过度挤压的结果；现在西欧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乌克兰，直接挑战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使得俄罗斯人抛弃了西方宣扬的“民主”神话，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大开眼界，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57]。这时的他们才可能明白仅靠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而在昨天他们还真以为手捧几枝“茉莉花”就能搅动这个世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58]。在政治，特别是在政权问题上，空谈是要不得的；面对西方的节节进逼，逃避是没有出路的；不反击，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像迷信赛金花[59]一样迷信软实力的功效，其实，过度迷信软实力的结果就是没有或放弃实力。很多人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国家政治达到了西方“民主”标准，就能被西方所接纳。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认为的。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60] 。
基辛格看出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他（赫鲁晓夫——笔者注）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61]
今天的乌克兰那个被赶跑的总统亚努科维齐就是这些“民主”神话的牺牲品：他与反对派玩宪法，以为严格依法办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给国家带来混乱和灾难。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克里米亚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政治是带血的。
事实上，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生产力的高下而在于中国更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说得很明白，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62]
我们的时代仍没有超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共产主义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能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63]，因此，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是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人民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联合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最终打倒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又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为敌的，所以我们的事业并不孤立并且是可以取得更大胜利的。
第二，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
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
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能力，那这样的“实力”只能说明你臃肿。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贸易总量远比中国高，而我们跟美国却没有多少贸易量，最后是日本与美国打起来了，中美反倒成了盟友。如下表所示：
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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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事实上，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没有有效的发言权，与其已签的经济合同是没有保障的。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一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回来，但若要再回去恢复那里丢掉的市场就很难了。
国家与孩子成长一样，光靠聪明是不够的，如果不会“打架”，在成人圈里也是混不下去的。历史上还没有离开军事力量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64]
乌克兰继先前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等出现动荡和裂变，向目前处在大满贯式营利凯旋中的中国人发出了贸易形势[65]将要逆转的预警。我们过去以为只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质高价廉的公共产品就能在世界营利并因此站住脚跟，现在看显然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政治。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这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中国不能从世界揽回自己消化不了的利益和自己扛不起的国际责任——这样的国家也会出现“三高”病症。中国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这似乎有些轻率。利益即责任，人民币国际化也会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其营利才是可以持续的。
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事实上，利润是要靠力量——其中最基本的是军事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其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讲政治也是世界贸易的潜规则。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经济只是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西方曾想用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方式限制中国，迫使我们就范，没成功；如这种现象再持续下去，今后人家就可能“图穷匕首现”，直接来硬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乌克兰事件中，欧俄间的力量边界已经落定，而远东的格局尚属未定之天。目前看，尽力将对战后雅尔塔和平体制已有异心的美国挽留在中、俄、美共同建立并使远东稳定了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之中，最符合中俄两方的战略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欧洲新凡尔赛体制之外，在远东争取一个“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66]的前景，也应是我们必要的备案。
第三，在有限守成中确定中国的安全边界。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相应的安全空间。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但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和最基本的安全边界[67]，中国也是不安全的。
那么，对于已崛起的中国来说，其最基本的安全边界应当在哪呢？应当在台湾东界一线即东经123°左右。
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带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而且还因为这一地带与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中国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重心以及新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于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两岸统一，中国就不能自由进入太平洋深海水域。
目前处于中国实际控制下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68]，若没有深海，我们的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
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大陆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换言之，那当代中国的安全边界如果不能推至台湾东界，中国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如此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无法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果也无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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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确定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依据的并不能像霸权国家那样仅仅、出于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是依据战后确立的雅尔塔、波茨坦等会议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
中国实现台海统一，这是雅尔塔法律体制赋予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现在这项权利还只落在纸面上，在实际中我们的这项权利并没完全得到落实。因此，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定在台湾东界既合中国国情也合国际法理。
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当然可以。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中之所以能够将其安全边界推至克里米亚南界而北约却无可奈何，就是因为北约力量在那里鞭长莫及，而且也没有触及北约的核心利益——它的核心利益在地中海。
但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却是它的核心利益，维护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有钱的要是碰上不要命的，其输赢就没了悬念。现在台海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
况且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大陆有的是资源持续投入，也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袭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
因此说，中国大陆将自己的安全边界确立在台湾东界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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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实现了台海统一的目标，那么此后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将是冒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古代中华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辐射至亚洲，再远就走不动了。
故此，毛泽东为中国崛起设计的国策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目标是小康国家。
“小康”实际上是“中等发达国家”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提出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出于谦虚，它更蕴藏着“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69]的东方的智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外交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衰落的。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联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霸权都是在过度扩张中衰落的。
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以美国为例分析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70]
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71]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对于毛泽东看到的问题，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不要再重复帝国老路。
中国应选择固守并长期经营亚洲，用我们的影响力感染世界的政策。这样就不会透支我们的国力；不透支国力，时间就在我们一边，拥有时间的国家才能拥有光辉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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