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浅贝

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01-24 21:45 发表于湖北

提解放战争必提辽沈战役，而提辽沈战役则必提廖耀湘。
辽沈战役的胜利直接奠定了全国解放的根基，而廖耀湘兵团的覆灭则让辽沈战役再无悬念。
1948年9月12，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1948年10月7日，解放军开始攻击锦州。
为了锦州之战，我军将东北野战军大部分主力都聚集于此，全力一击。
历史上解放军的每一次大规模聚集，都代表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要倒霉了，被包围全歼是唯一的命运。
林彪以5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主攻锦州城守军，另外5个纵队负责阻击国民党的援兵。
其中2个纵队负责阻击“东进兵团”，3个纵队负责阻击“西进兵团”。
为了救锦州，蒋介石也调动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几乎全部主力。
仅仅狙击任务林彪就派出了一半的野战军主力，完全可以看出锦州之战的凶险。
如果国民党能死死的守住锦州城，拖上一段时间，那整个东北野战军甚至有被合围包饺子的风险。
但是锦州守敌范汉杰部依托坚固工事，只守了区区一个星期。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和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被解放军夺取，对东北国民党军彻底形成关门打狗的绝杀局面。
占领锦州后，解放军5个纵队的兵力被释放出来。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扫战场，修整部队，继续通过不断机动来寻找下一次战机。
这时候林彪突然发现，正在和我军3个纵队纠缠的西进兵团，离自己好近啊，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不肯走，原地停留了好几天。
此时东进兵团又已经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消磨了战斗意志，在锦州失守后停止攻击，甚至主动略微后撤，让2个负责阻击的纵队压力大减。
天赐良机。
西进兵团又称廖耀湘兵团，总兵力十几万人，是国军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团，下辖6个军，拥有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中的两个，廖耀湘本人更是“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地位和实权仅次于总司令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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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歼灭廖兵团，会造成东北国民党军的极大震动，大幅减少收复东北全境的难度。
为了吃掉这口肥肉，林彪聚集了自己能聚集的所有兵力，手里总共就10个纵队，结果集中了足足9个纵队，全速扑向廖耀湘。
林彪最初定下的作战方针是：“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
但廖耀湘发现林彪主力动向后，立马知道了我军的意图，开始迅速逃跑。
廖兵团是机械化部队，在东北平原上行军速度极快，如果一心想逃跑，想彻底围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不让廖耀湘溜了，各纵队全速前进，只为了及早发现廖兵团行踪，与敌接战。
结果穿插速度太快，各部的位置急剧变动，以至于超过了指挥系统的负荷能力，解放军各纵队的建制全都乱了，和廖兵团彻底搅在了一起，失去了统一指挥的能力。
一营一营请回答，你们目前在哪？
报告，我营目前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附近只有一个小土包，在地图上找不到对应地点，不过我听到周围有人在开枪。
如果要恢复建制也容易，通过电台指定一个集结地点，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能重建指挥链。
但这样的话，廖兵团也会跟着恢复指挥体系，甚至有可能就跑了。
兵法常识，以整击乱，自乱阵脚是大凶之兆。
当参谋长刘亚楼向林彪汇报说各部队都已经失去联系，无法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时，林彪思考之后淡定通过电台对部队发出了命令：
“各纵队不必找师，师不必找团，团不必找营，大家都找廖耀湘就行！”

总结一下就是：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各团，各营，甚至是各连，全体解散，自由活动，想往哪穿插就往哪穿插，想打谁就打谁。
聚集了9个纵队近40万人的惊人兵力包围了廖兵团之后，林彪又把这9个纵队给原地解散了。
解放军能聚能散的特点，被这一仗给体现的淋漓尽致。
整个廖耀湘兵团被无数把尖刀给捅的支离破碎，到处都是解放军，又到处都是自己人，炮兵营都不知道该对哪轰。
违反兵法常识，以乱治乱，让这一战成为了中国军史中的经典案例。
接战后仅仅二个昼夜多一点，廖兵团就全军覆灭，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这个战绩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军中的最差战绩，让李仙洲欣喜不已。
1947年，解放军曾经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将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五万人全歼，把司令王耀武差点给气死，从此留下了经典的名言：
就是五万头猪，共军三天也抓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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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战败之将都统一关押在功德林，而战犯之间也是存在鄙视链的，战绩最差的那个最受鄙视，李仙洲备受压力。
但廖耀湘同样是副司令，统帅十几万人的庞大兵团，区区两天多时间就被全歼，这个战绩比李仙洲还要差，共军成功的在2天多时间里抓到了十几万头猪。
这不叫围攻，叫围猎，抓猪都没那么容易。
凭此战绩，廖耀湘成功进入功德林战犯鄙视链的最底层，解救了李仙洲。
被生擒活捉后，廖耀湘对这个战果非常恼火，对刘亚楼说：
“你们共军打得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刘亚楼话中有话的说：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
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恼羞成怒的廖耀湘满脸通红：
“像你这样的土八路莫非是用了什么巫术来打仗？“

这段对话传到我党高层耳朵里后，被传为笑谈。
无知的廖耀湘，不仅自身能力严重不足，还认为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别人肯定也办不到，战场上被生擒活捉了还死鸭子嘴硬。
居然还说解放军是在靠巫术打仗！
从此，廖耀湘成了我军元帅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国民党军逃的逃，降的降，仅2个星期我军就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结束。
整个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伤亡6.9万人，国民党军伤亡5.68万人，但合计被歼灭47.2万人，其他的，全部是俘虏。
总共50多万人的东北国民军除少量乘船逃走外，基本全军覆没。
而那几十万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大部分又被转化成了解放军。
战绩差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没脸见人，廖耀湘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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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超过10万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我军第一次使用是在孟良崮之战，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朝鲜战场的第五次战役。
而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穿插速度最快，战果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辽西战役，也就是廖兵团覆灭之战。
解放军在朝鲜战争打赢美军后，廖耀湘终于服软了，在战俘营里蹲了13年后，于1961年被释放，然后被派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负责整理归纳一些史料。
也算物尽其用。

以正合，以奇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很多人一谈军事，就开始迷信什么奇谋险招。
精彩的战役，精彩的计谋，玩弄敌人于鼓掌之间，这才是战争的感觉。
但兵法告诉我们，以奇胜的前提条件，是以正合。
没有堂堂正正之师做基础，一切花招和手段都只是个笑话。
只会用计谋取胜的军队，哪怕短期获益，最终也必败无疑，因为自身根基虚浮，实力不硬。
一支能聚能散的解放军队伍和掌握到炉火纯熟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看起来好像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包括林彪覆灭廖耀湘这一仗，看起来也好像是因为林彪精妙的指挥，廖耀湘才败的那么惨。
但实际上我党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和能聚能散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那到底什么才是关键？
毛主席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说：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这三个法宝到底有什么力量？
毛主席的这段话，太精炼太深奥了，普通人想理解极为困难，恐怕要在党校里学习个几十个小时的党史，才能略知一二。
我也没办法用简短的文字解释清楚，只能用一些小案例来证明，让大家有个模糊的大致印象。  

统一战线


什么叫统一战线？
就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哪怕是代表了其他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只要是赞同中国应该反帝反封建，应该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战斗，发自心底的为中国好，为中华民族好，那这样的力量，就可以团结。
无数的民主派人士，无数的中间派，以及无数的爱国人士，因此倒向了共产党。
对于常规武装力量，这一招是降维打击，威力远远大于战术穿插。
就说辽沈之战吧，其总司令卫立煌，是一个比廖耀湘还铁杆的资本主义大将。
卫立煌，自1917年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后跟随蒋介石，一路打拼，战功无数，立下汗马功劳，也曾在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中全力出手。
1939年1月，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辖区6个省，统帅兵员114万人，这个地位和拥兵实力可以说堪称是蒋介石旗下的头号司令官。
卫立煌的夫人和宋美龄关系也极好，本人也是嫡系中的嫡系，心腹中的心腹，是蒋介石的股肱之臣，铁杆支持者。
卫立煌进攻日军时悍不畏死，多次取得胜利，更曾于1941年10月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战士。
无论是跟随孙中山，还是跟随蒋介石，卫立煌戎马一生的目的其实都是挽救中国于水火，让中国人能真正的站起来。
对日本人，卫立煌不共戴天，死战到底。
在抗日的过程中，共产党坚定的抗日意念和实际的抗日行动，对卫立煌的触动非常大。
在蒋介石挑起国共摩擦时，卫立煌不顾部下劝阻，依然坚持按照规定发给八路军饷械，并拒绝蒋介石让他派兵北上太行山，向八路军攻击的军令。
卫立煌还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
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一起打日本人，这才是为中国好。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卫立煌达成了共识。
但蒋介石视日本人的威胁于无物，宁可不抗日也要搞摩擦的行为，让卫立煌非常反感。
屡次拒绝蒋介石搞摩擦的军令后，卫立煌被解除了军权，并赋闲数年。
1943年，卫立煌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负责远征缅甸。
不愿意打八路军，只愿意打日本人，那你就去缅甸打好了。
1945年内战爆发后，卫立煌再次赋闲，随后前往欧美各国参观考察，打发时间。
但卫立煌毕竟是蒋介石手下的头号司令，指挥能力极为强大，几十年来立下那么多汗马功劳，也从未对不起党国，如果能做通思想工作，还是可以用的。
1947年秋季，蒋介石给在巴黎的卫立煌发急电催他回国，并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1948年初，卫立煌到东北就职，随后立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卫立煌都按兵不动，把兵力集中在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放弃了整个东北的大片领土。
这让我东北野战军获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权，想打哪就打哪，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锦州被围后，卫立煌也拒不发兵，认为救锦州太危险，还用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说服了手下大小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包括廖耀湘自己都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逼得蒋介石亲自飞沈阳面见廖耀湘，命其立刻组建西进兵团救援锦州，并电令侯镜如立刻组建东进兵团自葫芦岛出发。
蒋介石飞沈阳期间，卫立煌飞到了葫芦岛，对侯镜如再三嘱咐的说：
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
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
这种关怀和爱护，让侯镜如非常感动，但这实际上就是让候部消极作战。
10月30日，廖耀湘兵团覆灭后，在沈阳解放之前，蒋介石派专机将卫立煌接离沈阳至北平。
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12月10日，卫立煌携家眷离开北京至广州，被国民党特务阻拦，被迫返回南京。
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立煌高居第13位。
1949年南京被解放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数年之后，终于找了个机会来到了香港。
1955年3月14日晚，卫立煌夫妇在有关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由香港九龙乘专轮到澳门，再由陆路经石歧，于3月15日16时安全到达广州。
3月17日上午，毛主席给卫立煌发去了欢迎电报：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开国元勋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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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卫立煌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甚至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叫战争罪犯？你见过这样待遇的战争罪犯？
虽然我党从来没公开承认过卫立煌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但我觉得，肯定不少。
辽沈战役中东北国民党军有这么一位剿匪总司令做总指挥，再好的牌也得输，败亡是早晚的事。
靠战术穿插灭了廖耀湘兵团只是小道，让敌方总司令暗中帮你这才是王道。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威力，在军事领域是绝对的降维打击。
至于第二大法宝武装斗争，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很重要。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必须认可共产党的军队，不允许带有自己的独立武装。
对于坚持不肯放下自己手中武装的人，哪怕说的天花乱坠，也绝不接纳和认可，这就叫坚持武装斗争。
这一切，都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大屠杀给共产党的教训。
和国民党合作搞革命是没有用的，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坚持武装斗争虽然看似没有在战场发挥出什么实际的战斗力，但它保证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思想动摇。
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武装斗争必须坚持。
至于第三大法宝党的建设就比较复杂了，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什么叫党的建设？搞党的建设到底有啥用？为什么搞党建就能增加我军的战斗力。
我平时也接触过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啊，没看出有什么特殊啊。
但实际上，党的建设是我军能成为世界强军最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削弱敌军。
武装斗争是确定路线。
而党的建设，则是增强自己。
没有党建，我军不可能做到能聚能散，也不可能用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这一招。
因为只有中国有党建，所以战术穿插这一招目前是中国军队的独门秘籍，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放弃了。
里面的理论极其复杂深奥，讲清楚几十万字都不够，我还是用小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二吧。  

党的建设


1927年，毛泽东率5000人秋收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遭遇少量伤亡后，部队士气崩溃，出现了大量逃散现象，不得不向井冈山撤退。
但是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怎么都无法稳定部队，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甚至出现了整个排在执勤时带枪逃跑的现象。
撤退至文家市时，部队只剩下1500人，撤退至三湾村时，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连第一师的师长余洒度都偷偷跑了。
再撤下去，人就跑光了。
整个秋收起义总共都没战死几个人，结果跑了几千人。
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很眼熟?
这不就是国民党军队嘛，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好多部队都是这样的，被打残一部后就崩溃了，官兵不断跑路，撤着撤着整个军队就自己凭空蒸发了。
原因也很简单啊，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来你这卖命就是为了拿点工资的。
你要是一直打胜仗，那我觉得跟着你有前途，能升职加薪。
你要是打败仗，我死亡的风险就大增，那你这点工资可不够啊。
“性价比”不足，只为了拿工资的士兵自然会直接溃散，去投奔那些能打胜仗，死亡风险低，“性价比”更高的军队。
所以解放战争时很多国民党军队在战败后，几个战士一冲，对方就整连整营的投降了，然后还愿意迅速加入解放军。
都是当兵吃饷嘛，来解放军这里吃也一样，解放军天天打胜仗，活命更有保证。
但是等他们真的加入解放军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时光拨回到1927年9月，红军撤退至三湾村时，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很明白这种不断溃散的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意味着什么。
中国革命即将失败，招募再多军队都没用，根本不是国民党反对派的对手。
其他人都没什么好办法，但毛泽东想出了办法。
1927年9月29日，红军在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把一个师缩编成了一个团。
但这不重要，因为本来也就1000人不到了。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改编中，把党的支部建设在了连上，在每个连都成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提倡官兵平等。
红军的战斗力，瞬间暴增。
秋收起义就撤退了半个多月，5000人的部队差点给撤退的人间蒸发。
而后来长征时，红军撤退了2万5千里，历时13个月，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甚至很多掉队的战士，拼了命都要追上大部队。
蒋介石认为长征路是绝路，那是因为如果他的部队去走，真的会凭空蒸发。
但红军却安然无恙的穿过了这条路，铸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见过撤退的，但没见过撤退起来这么厉害的。
因为办到这件事太难，所以我们把这件事称之为长征，而不是撤退。
为什么红军突然拥有了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就是因为党的建设。
通过建立在连队的党支部，党中央可以不断对每一个红军战士宣传党的思想。
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究竟是干嘛的。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穷人为什么会被欺压还不知不觉？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压迫我们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你的妻儿老小，为什么过的那么惨？全是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错。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把他们从剥削阶级的手里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都会被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同志们，我们是英雄！拯救全国劳苦大众的英雄！
我们干革命，不为权，不为利，我们是为了崇高的远大理想而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战。
共产党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是这么干的。
最高领袖自己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下面的干部的吃穿总不能比最高领袖还要高吧，最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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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以身作则，让士兵们深受震撼，尤其是那些刚加入解放军的旧军阀士兵。
红军不是为了工资而战，是为了保护自己妻儿老小而战，是为了保护同胞而战，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战。
这下子动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发工资，死亡概率极大，我也要追上大部队，因为我要完成我的革命事业。
只有追上大部队，找到组织，我才有可能完成这么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
中国的军队，从三湾改编开始，拥有了灵魂。
有了支部连队之后，党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党中，党即群众，群众即党。
既然我是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战，而不是为了工资战斗，那还有啥可说的。
怎么干能消灭敌人，那就怎么干。
当林彪部队和廖耀湘兵团的人混在一起后，国共两军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军纷纷固守原地等候命令。
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现在情况不明，到处枪声一片，乱走动死亡概率极高，上头也没说给赏金，我干嘛要牺牲自己小命帮他们加官进爵，让他们享荣华富贵？一切行动，都等我先联系到上级再说。
这已经算精锐了，不精锐的部队直接就开溜了，连上级都懒得联络，直接跑路才是生存概率最大的办法。
而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一样了，我来这的目的不是拿赏金，而是要活捉廖耀湘。
不投降的反动派士兵，打死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前进一步，中国人的生活就能好上一点。
我的目标就是要打垮这些反动派，打死一个少一个，能立功最好，不能立功也无所谓，至于钱不钱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为了革命事业我连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嘛？
好多解放军战士就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夸张。
你不信？
那我问你，五四运动知道么？那么多学生流血牺牲，更是冒着军警抓捕的风险和反动派死斗到底，死了那么多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国党史把五四运动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因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中国不再是一个麻木不仁，任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是已经具备了反抗的思想，全国都已经化为了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的土壤之中，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转化成不惧牺牲，不图富贵的革命战士。
在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之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师直属炮兵营、十九团，二十一团，全部乱成了一锅粥，官兵失散严重。
但是半途遇见之后，就临时组建成了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营，在一片乱军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编制，大杀四方，直接彻底捣毁了廖耀湘指挥部。
这只军队从上到下都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才是林彪敢于以乱治乱的底气。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庞国兴和大部队失散后，无意间碰到了另外2个也失散的中国士兵。
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部队的，互不统属，但他们依然迅速组建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因为庞国兴是班长，所以选庞国兴做指挥官。
就这样，他们摧毁了一个炮兵营，攻占了2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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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国兴他们在敌后失散时，完全可以原地待援，或者回头寻找大部队，这已经是忠诚的精锐战士了。
但庞国兴他们是革命战士，所以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了敌后，不干掉几个敌人再回去就太可惜了。
至于主动攻击牺牲了怎么办，没人能看到他们的英勇怎么办？
只要能干掉敌人，死了都值，我来这是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的，有没有人能看到我们的英勇，能不能立功授勋这都是次一等考虑的事情了。
如果庞国兴不是这种想法，那他绝对不敢在敌后发动这样的攻击。
从“性价比”来说，根本不划算，但他们依然这么干了。
正是因为我军大量士兵拥有这样的思想，印度军队才如此之迅速的溃败。
那有人又问了，为什么我上党建课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我自己那么俗呢，总觉得工资最重要，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了，当年真的有那么多战士有这么高的觉悟么？
答案很简单，中国已经解放了。
今天没有帝国主义在压迫中国了，没有那么多穷苦人被剥削了，中国没有受到外敌入侵，也没有被人殖民。
和平和富足的日子过时间长了，五四运动的那种革命土壤，自然也就消散了。
没有敌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同胞需要我去拯救和保护，也没有伟大的革命事业等着我去完成。
那我只能变成俗人了，回家抱着老婆孩子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你也不用惭愧，当年那么多烈士奋不顾身的牺牲，就是为了你今天能过上这种庸俗的小日子。
革命是要死人的！
先辈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不再革命。
你今天越俗，他们在天堂就越安心。
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传承，已经深深的印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只要中华民族出现危险，这种基因就会立刻被激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解放军第一时间冲入灾区救人。
到处都是余震，到处都是危险，不少战士都牺牲了，但他们依然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
出发之前，党支部已经开过会了，告诉每一个战士，我们这次去灾区是干嘛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多同胞惨死在面前，如果你当时在军队服役，只要稍有良知都会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命令，而且主观能动性极强。
上级不会提前下令让部队做这种事的，不涨工资，也不会立功，但这群战士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做，这和他们党支部上的决议主旨是相符的，于是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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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灾区救人，死亡的风险急剧上升，但工资不变，但没有出现过一个因为怕死就不敢去的人。
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九江城上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政府开始紧急撤离民众。
而解放军的任务，则是向洪水冲锋，作战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封堵大堤的决口。
为九江大堤封堵决口而设计的图纸看起来非常简单，凿沉8条大船，然后在船的缝隙里打钢管，最后用沙袋填充进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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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决口缩小到最后一段时，洪水的流速非常快，沙袋扔下去就瞬间被冲的没影了。
为了能封上决口，战士们毅然跳到决口这里，用身体组成人墙，不断的有战士被巨浪冲走，岸上不断的有战士跳下去补位，就这样坚持了足足4天，终于封上了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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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事？没啥好处，甚至连热饭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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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个洋工不就行了么，反正过几年就退役了。
如果你亲眼看到无数的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如果你亲眼看到有同胞因洪水而家破人亡。
这时候，只要你跳下去，你就是拯救他们的大英雄。
很多人都会跳下去的，隐藏在你血脉里的基因会被彻底激发。
那个时候的你，会从体内油然而生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完全不受你的控制。
九江洪水退去后，当地群众欢送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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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图中这些百姓的欢送，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觉得图中这些冒死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的解放军，是否值得被群众送上敬意？
这就是军民鱼水情。
如果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场面，会更感人，带来的凝聚力也会更大。  

危难之时见真章


没有碰到绝境，没有遇到危机，太平日子里的我们自然感觉不到什么使命感。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但只要遇到危机，中华民族就会觉醒，全民奋战，对抗外敌，无数英烈前赴后继牺牲的那一幕就会重现。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中国出现大灾，我们就要号召全民捐款么？你觉得国家真的没有储备金来应急么？
中国有很多储备金，国家也不图捐款那点钱。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号召这种行为，就是要增加全民的凝聚力，看一看当中华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具备牺牲精神。
哪怕你只捐了一块钱，那也代表你是一个愿意为了中国具备牺牲精神的人，而不是凡事都只考虑自己钱包的人。
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危机时，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时，这些人就完全有可能蜕变为新一代的英勇战士，不为工资，不惧危险，为中华民族而战斗。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当中国将来陷入危险时，还有没有人愿意保卫中国。
从抗洪抢险和抗震救灾的案例看，从全国群众踊跃捐款的事实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愿意保卫中国的人，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只要大危机爆发，他们内心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就会立刻激活，这是隐藏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
和平时期的党建，你确实可能没太大感觉。
但危机之时，你就知道党建到底有什么用了。
某一天，外敌入侵。
在连队党支部会议上，二班长首先把数千同胞被敌机轰炸而惨死的图片发到了你们的聊天群里，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只要血性还在，你就会异常愤怒。
我们为什么会遭到入侵，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外国反对派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
在连队党支部的会议上，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一清二楚。
然后连长说，这次主力兵团负责包围歼灭这股敌军，我们师负责阻击任务，地点是XX岭，我们连负责的是2号高地。
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大概是我们的5倍，但只要我们能顶住3天，敌军主力就会被包饺子，我们就能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在这个阵地死战到底？
如果中华民族遇到的危机已经大到波及了所有人，全中国所有人的利益都因此受损，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有亲人死于这场危机。
那我可以告诉你，此时的解放军战士，会极其的不怕死。
危机越大，死亡的同胞越多，不怕死的解放军战士就越多。
所以敢于进犯中国的侵略者，下场必然会和廖耀湘兵团一样。
全军覆没，是他们唯一的宿命。

浅贝

1924到1926，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做了什么重要工作？


文 | 孔鲤

1

今天聊《问苍茫》。之前聊过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这次聊之后的国共合作，聊这部剧里的一些魔鬼细节。

很多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那国共合作是不是不应该？答案显然是：否。但如何回答问题这个，却需要深究细节。

首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政党，它们都是由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经历而组成的政党。两个人合作有分有合，不会缺胳膊少腿；而两个组织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会积蓄更大的能量的。

所以实际上越到1927年，随着北伐的即将胜利，随着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愈发激烈，很多人是越迷茫的，而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他反而越来越坚定。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差临门一脚。

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的是，毛泽东的很多准备都是在国民党内做的，是的，他在国民党内的职权很高。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们说，很多人会下意识忽略21年到27年，而在这段历史中，更容易被忽略的是24年毛泽东在上海的大半年。

但这段日子是承前启后的，没有这段时光，毛泽东不可能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

尽管在三大上，他也提出了不能忽略农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和农民有所接触，正如他不久前给恽代英的回信说，城市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做农民工作。

但他在三大上进入了中央局，靠的不是农民，恰恰是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他所做的工人运动。

因为在安源、岳州太过成功，他被陈独秀提拔进了中央局，成为陈独秀的秘书，第一次进入到领导层。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是在广州召开的。

但国民党一大开完以后，中共总部迁回了上海，原因也很简单，国共合作的首要目的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而广东距离北方太远，再加上我党有一大块版图在北方，由李大钊专职负责，在通信不够方便的时代，把总部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这里插一句，其实不只是一大，李大钊在二大上也没有与会。那是因为他作为北大教授，更适合做一些和上层交往的工作，以及幕后的工作。

而北方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更多是由张国焘负责的。

所以张国焘在二大时，已经是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了，而他随之膨胀的野心也使得他搞起了小团体，只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开会，排挤非工运成员，最后引起了不少早期党员被逼退党的连锁反应。

所以当面对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时，张国焘显然是第一个反对的，他反对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在二七惨案后，张国焘引以为豪的工人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个时候要国共合作，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地位。

《问苍茫》里开会时，看似强调的是是否要国共合作，但话题却转向了张国焘强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高潮不能否认。

换言之，是否国共合作，对于张国焘来说，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会给他带来影响的真切命题。

而结果也很明显，张国焘在三大上地位一落千丈，直接落选。虽然后来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并被要求去武汉担任国民党分部工作时，他就直接拒绝了，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他也几乎不参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上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对比发现，张国焘作为一个精英，他遇到挫折的第一反应是按照既有路径往下走，不顾局势变化，不顾条件制约，类似的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无数次，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他时刻关注时局的波动，哪怕是一点小变化都能快速捕捉，从而无数次为自己积攒了力量。

而在张国焘无法再承担起北方工作时，李大钊不得不出面来亲自主持北方工作了，这也是李大钊在剧中频繁登场是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原因。

2

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放到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之前的总部其实也在上海，在孙中山靠着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广东籍同盟会元老与广东军阀合作之前，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在上海，比如接下来会登场的谢持和叶楚伧，都是长期深耕上海的国民党元老。

所以当国民党一大在广东召开后，国民党以广东为大本营，那么上海的国民党员地位必然会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安抚好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就不得不派他的左膀右臂去镇场子了。



胡汉民和汪精卫就是带着这样的命令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



我们来看看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



秘书处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因邵元冲未到任，由毛泽东担任）。



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妇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祯；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



当我们把玩了这个配置后就会发现，胡汉民和汪精卫是广东人，叶楚伧和茅祖权是江苏人，于右任是陕西人，所以这是一个分锅吃饭的格局，于右任最弱所以选不上常务委员，最后去搞了上海大学。



所以焦点其实是胡汉民和汪精卫。



事实上，《问苍茫》剧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先是胡汉民对毛泽东表示欣赏，要求毛泽东担任自己的秘书，而此时叶楚伧在窗外偷听，不敢多说什么。



然后是广东局势发生变化，胡汉民被孙中山要求回广东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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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戏看似与主线无关，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只是想刻画毛泽东被叶楚伧刁难，那么大可不必花戏份在胡汉民身上，但这两场戏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



有胡汉民在，大家翻不了天。但胡汉民走了以后，叶楚伧这些人的不满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被叶楚伧处处针对，邵力子被人殴打，而恽代英和向警予却没有遇到太多的刁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邵力子很好理解，当时他是共产党员，再加上他只是于右任的秘书，国民党大本营在南方，陕西派当时说不上话，所以拿邵力子开刀是最能小题大做的。但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对准毛泽东？



答案是，胡汉民和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负责的是组织工作。



只有抓住了这一条，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





3



毛泽东在上海遇到的两件事，很多影视作品都有表现，本剧也不例外，这两件事分别是谢持登记党员表和流氓冲撞第四区党部。



先说第一件。胡汉民和毛泽东负责国民党所有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而这个工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登记自己的履历，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资格老、地位高，对毛泽东这个毛头小子看不顺眼，所以不愿登记，大闹党部。



这是传统叙事。我们会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个老资格在倚老卖老，但实际上国民党的老资格很多，为什么单单是谢持呢？而如果我们又只把它归结为谢持的个人性格问题，又未免不唯物了。



再看第二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看似就这几个人，其实他们下面有着更基层的支部，国民党是学习苏共模式而改组的，所以上海执行部其实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成立了九个区的支部，这些支部大大扩充了国民党员。



所以在第四区的选举大会上，叶楚伧暗中默许一群流氓去干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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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叶楚伧是在担心我党坐大，但实际上当时的局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是很容易就互相分化的，很多后来背叛革命的这时也加入过我党，甚至叶楚伧自己在国民党一大上也极力支持了国共合作。



更何况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通有无非常多，毛泽东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濒临解散时还是其成员。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忌惮共产党坐大，并不一定是根本

动机。



根本动机是，他们担心国民党二大上丢权，害怕自己选不上。



这从他们后来要去成立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也能看出来，这群人的核心诉求是别管外面天翻地覆、我辈不能丢失权柄和地位。



而我们从剧中给出的信息也能看到，国民党一大时，因为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涣散，很多国民党员就是靠钱混进来的，鱼龙混杂，所以一大代表各省六个名额，其中三个是各省自己选举，剩下三个直接是孙中山指派。



蒋介石自己长期在广东不在浙江，所以浙江省党部显然不会选他。而孙中山自己也没有选他的时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一大上失去了话语权。



剧中特地展现了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信息：早期国民党，是完全以孙中山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而构成的前现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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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思考国民党改组以及二大的选举方式。



很明显，国民党改组，看起来党员登记针对的是谢持，实际上呢？



实际上针对的是谢持能否再次当选国民党二大代表这个核心问题。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是不再具有指派名额的了，一切代表都要由地方党部来选。而之前的国民党基层涣散，完全靠花钱，这时就是可以用钱来赎买选票的，反正具体多少党员别人也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谢持自己是不是登记不重要，他登记了，那他下面那些人要不要登记，要是所有党员都登记了，那他们还能不能舞弊，还能不能选上？



这才是谢持要闹事的根本原因。



而剧中其实也暗示了这一点，毛泽东特地登门拜访，表示自己很尊敬谢持，还背诵了谢持革命家史，强调谢持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时的壮举，这是在给谢持递话：



西南地区的党务工作，我们还是会支持您的，到时您以西南地区的身份参选，是肯定能选上的，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们得做下去。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谢持是监察委员，不负责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他在上海负责监察，与此同时他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再加上国民党成都执行部也被要求成立，却最终没能成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谢持是迂回许诺了一番。



这个故事原本出自罗章龙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毛泽东登门拜访时说的这番话，剧中强调这段话，正如同上文所说张国焘的言辞，都是暗藏机锋，不动声色间传递了信息、改变了利益格局。



所以谢持勉强接受了填写表格，不是因为毛泽东过于尊敬，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了希望。



但对于叶楚伧在执行部第四区选举大会上的破坏行动，毛泽东就不能让步了。因为谢持填写表格，只是谢持的事情，只是西南地区的事情，但第四区是上海的事，是很多人的事。



而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看到，谢持和叶楚伧，分别是孙中山指派的在四川和上海的一大代表。



所以当二大的选举全部变成无记名投票时，那叶楚伧还怎么能选上代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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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一个全局性的思路再来看这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干组织工作的毛泽东，远比干宣传、青妇、工农工作的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眼中钉，于是毛泽东被枪打出头鸟了。



所以毛泽东生病离开了上海（当然这里面还有维经斯基和马林的博弈），从此以后他再没直接干过工人运动。



而如果说是为了养病，他在上海治疗是最合适的，而在长沙也能勉勉强强，可他选择的是去韶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卫生医疗条件的地方。



所以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主动回的韶山。



虽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时期，毛泽东发展了大量的国民党员，但他也并没能牢牢抓住这支力量，他依旧在小洋楼里，他依旧在环龙路44号的小洋楼里。所以当叶楚伧对他刁难时，他会发现只要国民党上层失去了支持，他就会迅速败北。



所以他必须去抓住新的力量。



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搞了农协，建立了韶山党支部。



但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在韶山还搞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和国民党第四区分部。



是的，我党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核心力量，而国民党是他可以动员的重要力量。



那么，当时的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这么做？



答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



而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和毛泽东见了一面。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他们见面时讨论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孙中山此次北上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在试图弥合南北矛盾，在为哪怕只有一点希望的南北和平统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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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在见完孙中山后不久就离开了上海。



但结果其实我们知道，孙中山北上和谈失败，最终南北再次势同水火，局面一触即发。



恰好在这个时候，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崛起，这是国民党的革命军，由一群中层教官与基层新兵组成。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在孙中山和谈失败并且病逝的背景下，北伐就成为了这样一群人的最大诉求，他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那么我们看看地图，从广东向北征伐，什么地方最重要？答案是湖南和江西。



所以我们会看到，回到韶山的毛泽东，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搞农民运动，而是先和开明绅士友好交流，办起了农校。



而在3月，当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才开始搞秘密农协。



因为他知道，湖南作为最重要的前线，农民一定会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于时代局势变化的最精妙判断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上海被排挤回家乡的人，却又一次抓住了有利时机，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东山再起，然后被广东国民党叫过去，专门负责代理宣传部长和农讲所工作。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上海的工作过于出色，被胡汉民和汪精卫注意到了，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个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他在湖南搞农运这几个月的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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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想知道他此时对湖南有多大影响，我们来看《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知道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是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部队，内部派系林立。



军长是谭延闿，在1922年春与赵恒惕发生战争后，湘军分裂，谭延闿率领这支队伍南下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斗争。



而新湘军的组成必然主要是湖南农民，由此可知，他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为湖南农民、在为第二军所写。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毛泽东尽管在上海被排挤得不行，可是到了广州，他反而成为了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其余四人分别是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和林森。



是的，更高层面的组织工作又由他负责了。这一切都来自他这大半年在湖南农民中的威望。



而蒋介石这次也不再是一个无法当选代表的人了，他这时同时当选了黄埔军代表和浙江省党部代表，是的浙江这次求着蒋介石了。而背后折射的，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黄埔军的崛起。



此外，本剧除了这些细节外，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会在每一集都给所有角色以字幕卡，尤其是这些字幕卡是带职务信息的。比如周恩来，刚登场时他是广东区委委员长，远没有进入领导层，但我们能从他每次登场的职权信息里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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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了，现在我要总结了。



北伐前夕，很多人摩拳擦掌统一祖国，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有的很充足，有的以为自己很充足。但没有做准备的那些人，比如谢持，比如叶楚伧，很快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舞台是属于做准备的人。



而回到本文开头，我说毛泽东在1927年只差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是什么？



是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谁都会说，但陈独秀、汪精卫等很多人说这话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迅速拿出枪杆子。做不到的话，也没什么说的必要。



但毛泽东不一样的是，这六年时间，给了他充足的准备，工人、农民、党务、组织、宣传，现在就只剩下军事了 而必要的人才储备、社会关系都已经到位了。



只等他离开高楼大厦。只等他离开小洋楼。



所以我们会发现，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每句话看似批评的是别人，其实都是他自己这六年来的自我反省。



只是他是能调整改变自己的。



就好比陈独秀能不能赞扬农民呢？也能。但这六年他一直在小洋楼里，没有和任何一个农民接触的机会，所以面对1927生死转折惊涛骇浪时，他只能退居二线。



这份名单可以数很长，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我们熟悉的人。



只是：这个世界是唯物的，是不等人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你永远也做不好准备。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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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我想谈谈我对从1966年开始的那十年的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失败了？后人的道路和他启动的那十年的路线是何种关系？今日的成功与他的探索是何种关系？他是对是错？还是说有对有错？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重大历史选择的难点在哪里？

我将融合两种视角：当时人的视角和2024今日之人的视角。

二  大背景：他想要避免的几件事

要分析他启动那十年的动机，最佳入手点是分析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希望避免的事情。我认为最主要的有六件。

1 变修，

2 走资，

3 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完全失序或者是大内战），

4 向美苏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屈服（接受不平等的地位），

5 与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爆发三战级别的大战，

6 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

我先快速分析一下后面三件事。众所周知，在六十年代，他采取了同时坚决对抗美苏的外交路线。

事后看来，他的规划应该是通过对美苏施加压力以及利用美苏之间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至少其中一方对华政策大转向，明显缓和对华关系，承认中国的应有地位，接受中国在政治上大体平等的前提下获取广阔发展空间。由此则可有效避免后面三件事。我不清楚他更偏向于哪一方转向（或许是美国），反正最终美国转向了。

好，现在我们来分析前三件他希望避免的事情。

首先是变修的问题。这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首先是中国的旧社会传统要短期内根除不容易。而他在前十七年中也看到了不少可以证明有严重封建作风残余的例子，具体就不展开了。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存在着权力代代传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变修的一个基本标志。

另一个变修的压力来自于苏联的示范。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亲近原因，以及苏联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战争和建设成就，效仿苏联的动机是强大的。与亲苏势力合作斗争是他一生工作的主线之一，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同时要注意，五十年代前期在苏联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五十年代后期甩开苏联进行探索，遭遇过惨重的失败。

为什么他不接受在模式上偏向苏联呢？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么做了容易导致第四条恐惧变为现实，即在苏联帝国主义面前屈服。除此之外，他对苏联模式有深刻思考，认为中国偏向苏联模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很大的问题。

苏联有严重的内部政治问题，这一点我想党内持异议的应该不多。别的不说，光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件事情冲击力就已经足够了。

在政治方面，变修完全可能是中国封建糟粕同苏联政治弊端的合体。上级对下级的严重压制，官僚体制对群众的严重压制，官僚体系对整个社会活力的扼杀，代际之间上升渠道的消失，这些都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而这是完全违背了革命者的初心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回头看，苏联经济有重大弊端是明显的。但我不敢确定在六十年代中期他是不是坚信这一点。不过就算苏联的经济模式表现还不错，苏联的建设经验也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

即使五十年代干得比较好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而是依然有自己的很多主见。所以，即使要学苏联或者学其他什么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必然要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意识。

下面说走资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看，要彻底防走资是极为困难的。别忘了本来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之后又在短短几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在这个阶段之前以及建立这个阶段之后，长期都存在着需要容忍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想法，甚至有“剥削有功”之类的论调。在民间，至少小资本主义或者小生产者小经营者的模式在很多民众眼中是自然合理的。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重大经济挫折也使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模式回潮变得颇有吸引力。

国际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是超过社会主义的。且不说美国在二战后积累的巨大优势，就算是美国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显示出了不健康状况，也不要忘记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强势崛起。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远未穷尽。

因此，无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看（要经历资本主义才到社会主义），还是从中国的国情以及国际局势看，一定程度的走资属于顺势而为，要挡住并不容易。

注意，走资和变修是可以同时发生的，比如资本主义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复辟。此外，走资和变修显然也可能导致对帝国主义屈服以换取帝国主义对走特定路线的支持。

至于防止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前两条危险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防范变修走资风险时措施过猛也可能导致矛盾过度激化（比如把军队完全搞乱）乃至倾覆政权。这其实也是他在执行那十年路线时常有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他看来，中国存在着不小的变修的压力，不小的走资的压力，以及可能相对低一些但依然存在的向帝国主义屈服的压力。与此同时，正顶着可能同帝国主义爆发战争的巨大外部压力，还面临被帝国主义联手压制的风险。必须坚决应对上述威胁，当然应对措施不能激烈到令政权垮台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决定采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国内防修防走资。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展开与美苏同时坚决斗争逼迫某一方转向的路线。所以那十年实际上是有内外两个大操作的。外部操作众所周知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没有完全锁定胜利，锁定胜利还有待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及中越战争试出苏联底线），内部操作就是大家感兴趣的那十年的路线，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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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心目中的噩梦：既变修又走资还向帝国主义者屈服

上面的大背景讨论分析了他最希望避免的六件事。这里小标题说的就是其中的三件。另外三件是爆发（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和政权垮台。

在他看来，爆发世界大战，由于外部安全压力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以及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这三个风险可以通过他的外交路线有效控制：同美苏激烈对抗并逼得某一方大转向从而最终降低大战风险（虽然短期内会升高风险），解除被联手压制的风险，同时在政治上不屈服于人。事后看，他的这个高风险高上限的外交政策也的确最终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对他的对外路线有信心（他自己应该是有的），那么他真正恐惧的噩梦前景就是中国既变修又走资和由此导致的屈服于帝国主义。

在他看来，出现这种前景无非两个结局：一是政权垮台，二是政权存续但已经是江山变色。总之，革命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损失掉。

四 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

变修，走资，又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条道路真的是不可能走通的吗？世故之人会指出曲线成功的智慧。

比如上面分析过走资很大程度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和国际形势下的顺势之举。你可以走一定程度的资，但总体上还保持社会主义的优势地位嘛。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优点都能利用到嘛。

而所谓的变修，其中有些成分很大程度上也是难以抗拒的人性。再说了，要组织好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大生产，官僚层级机构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官僚的地位高了，那难免会被人觉得有点变修了。但这未必意味着政治的僵化乃至腐朽，好吗？哪个工业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这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坐稳政权的代价，那该付还得付嘛。

再有，向强者屈服可以是策略性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屈服换来大战风险和被联手压制风险的降低，或许是完全值得的。用政治让步换取外部经济资源也完全可能得大于失。哪怕是他，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也有像抗战时国共合作之类的妥协或者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阶段性安排嘛。最终证明他没有被国民党降服也没有被苏联降服。后人难道不能学习这种曲线成功经验吗？

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变修，一定程度上走资，一定程度上屈服，但最终可以胜利”的想法，我认为他的判断是：很难行得通。“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评论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判断有没有道理？以当时的情势看确有其道理。

第一，这条路本身就是非常难的。

帝国主义又不傻，你向他们屈服了他们就不会给你套上各种枷锁？不会设置天花板？他们就不会渗透你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持有者也不傻。你走资了，他们就不会腐蚀你？或者裹胁群众对抗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在一国之内并存吗？如果你只搞一点点资本主义，那从资本主义得到的好处也就很小了。而如果你把走资的渠道搞大了，那到底是资本主义占优还是社会主义占优？哪一方会甘心自己居于二等地位呢？斗争是不是可能变得很激烈呢？就算和谐相处了，难道不会是官僚和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吗？你走了资，你是不是要倒向美国？如果你又同时向美国屈服，那有了美帝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及代言人会不会试图夺权呢？

还有那个变修的问题。你以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上级对下级具有极高权威的强势官僚系统之后人民群众就甘心接受吗？就算接受了，那这个官僚系统内部就不会因此自高自大吗？就不会私心过重搞权力代代传吗？

所以你看，绕来绕去怎么好像三座大山又要回来了呢？

还有，如果你倒向了某一个帝国主义而那个帝国主义自己混不下去甚至内爆了，你会不会被他拖下水？如果其中一个帝国主义和另外一个开战了，你有没有可能被绑上战车？

第二，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走通了一条几乎走不通的道路（我之前有长文“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详细分析），但走通一次不代表能走通第二次。

前一次能走通，和他的带队作用有巨大的关系，而他对他的同事的能力是有认识的。比方说他的若干同事或者前同事在革命期间若干次把事情办砸甚至濒临大失败。又比如说建国以后，主管经济的同事们搞经济工作出现了大灾难（当然他作为最高领导也不得不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信任自己的同事在他身后去走那条难以走通的曲线成功道路？

第三，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时间之长远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终究是一代人时间内完成了。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走通上述的曲线成功之路至少要好几代人。这就存在着一个事业传承的问题。你能几代人都出现英明领导吗？假如你搞权力代代传又会怎样？只要有一段出问题，整个路线就可能崩塌。西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早就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了。

五  后来人的确选择了他判定走不通并想要避免的道路，但后来人硬是把那条路走通了

他的后来人选择的道路，按照六十年代中期他的认知，可以说是大大地走资了，明显地变修了。他的防修防走资的十年努力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各种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走资的案子被翻案了，他认为群众该有的造反式的“大民主”权力被取缔，上级对下级建立了很高权威，阶级斗争的提法靠边站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巨幅增长，资本主义地区的很多经济模式成为了学习模仿对象。

至于说向帝国主义屈服这个方面，其实一开始并非如此或者就算有一点也不厉害。 但由于苏联衰落乃至意外崩溃，最后以韬光养晦为标志也不得不对美帝国主义屈服了。屈服的程度恐怕超出了预期。

但是这条“乍看起来变修，一定范围内走资，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屈服”的道路，最后竟然真的曲线成功了。在2024年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终究是社会主义，所以本质上没有走资（可以说新时代对这个问题具有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我们终究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封建式的修正主义者或者苏联式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前者你只要想想中国当今干部团的成分就知道；后者过于明显已经无需论述。而我们在长期屈服于帝国主义之后终于崛起为超越或者快要超越帝国主义的世界最强国家。

很多人都会问，我也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假如他不是去世而是休眠四十余年，那在他醒过来并了解情况之后，会如何评价这四十多年的道路呢？我想，只要他作为一个伟大唯物主义者的底色没有改变，他终究会承认后人选择的道路是成就辉煌的，只不过这条路是当初他不相信能够走通的。

他的确是误判了，但这并非一个低级错误。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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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六  关于后来人选择的道路，他误判了什么？

上文说到，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当时的情势做出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他想避免的那条道路难以走通。但2024年回首，他的的确确是误判了：那条路就是走通了。那究竟误判了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低估。

1  他低估了自己的某些同事不断成长的能力。

我之前分析在他看来那条难以走通之路难以走通的原因时，提及他的同事们的能力从履历上看是很不令人放心的。然而历史证明，他的同事就是可以在政治上屡次挫折后，总结之前的很多失败教训（包括他本人的），在生命走向尽头之际不断成长，既展现了很强的设计大局能力又有关键时候的惊人抓机遇能力，最终出色完成领航，护航，交棒三大历史任务。

2  他低估了社会主义事业传承的可靠性。

在之前分析这条道路难以走通的原因之时，我还提到这条路需要以弱势地位走好几代人从而有很大的传承问题。这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希望之所在。但现实就是：中间虽有一些波折，但每次接棒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硬是搞出了连续五代优秀领航者。我在“垮掉的一代人”一文中提到过，有好几个历史关口都是可靠的半代人战胜了垮掉的半代人。

在交棒这件事情上，他的同事以及同事选择的后人们的水平是大大超过美国人苏联人的，也超过他。

3 他低估了帝国主义者的自残自毁倾向。

中国面临着被和平演变而变弱变糟的风险，帝国主义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在他身后两大帝国主义都有惊人的自残自毁倾向。大家可以想一想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

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他们对中国施加了足够大的压力，但他们的愚蠢和自残自毁又使得他们施加的压力不过分大。中国既不被压垮又能被压出潜力。

当然他在世的时候也会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的话，但他的一生中，帝国主义总体表现是相当凶残的。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失误，但其自残程度远远赶不上帝国主义后来人。平心而论，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他很难去假设未来的帝国主义行事竟能如此荒腔走板。

4 他低估了复杂机制对阶层固化的有力遏制。

我以前的文章分析过，哪怕到建国百年之际，共和国的阶层固化也极有可能不管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处在一个相当低的阶段。虽然再往后会怎么样我不敢断言，但百年历程已经足够共和国走曲折登顶之路。

是什么机制导致了阶层固化被遏制？主要有这么几条：他启动的那十年的冲击，计划生育，开放环境下外国的吸引力，干部团的高度内卷，他的同事的操守，以及外部压力造成的干部团自身不敢懈怠。

有人认为，他启动那十年对于避免阶层固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使得建国勋贵集团未能代代传。我同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的。历史上常有的情况是：如果你的路线被彻底否定，人事布局被彻底清洗，那就会迎来反攻倒算，可能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在他的晚年国内政治路线在被完全否定后，阶层固化完全可以被更猛烈地以更加难以抵御的方式建立起来。但这一切没有发生。这是他的同事们在特定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选择。再和计划生育等机制合力，未能阶层固化的路才走得下去。

5 他低估了中国人民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在他看来，如果变修走资向帝国主义屈服，人民群众不会答应。因为人民群众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因为人民群众不接受违背革命初心的行为，因为人民群众会觉得造反有理。因此，走那条他认为走不通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可能会自己翻车。另一方面，有一个他似乎没有明说但我想是自然的推论：如果走了这条路而人民群众竟也逆来顺受了，那可能意味着变修的统治阶层对人民群众的压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同样是黑暗的前景。

现实中发生什么了呢？后人的探索的确造成过各种混乱，也犯过错误。他本人的路线被否定这件事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走了弯路。但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在挫折之后人民群众总是原谅总是向前看。

有人会说这是组织的压制力量强。有这个因素，但你必须承认人民群众确实没有真心想造反想报复，甚至没有想要非暴力不合作。如果他们想做这些事情，就算组织奋力压制并取得成功，付出的代价也会比现实中的代价高很多很多。

人民群众顾全大局，组织也就不会陷入过度恐慌而滑向愚民分民以自保。这样一来组织和人民的良性互动就能不断循环。

人民群众中既蕴含着造反和革命的伟力，也蕴含着忍耐进化的伟力。如果非常看重前一种力量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前一种力量上，那难免会低估后一种力量。他一辈子都是干革命的，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倾向都相当敏感，但低估了人民群众“不造反”而是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四）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七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上）

前面已经提及，他担心后人选择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的应对就是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启动的那十年。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

为什么这条路没有走通呢？这是可以长篇大论的，这里我只列举我认为最重要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锋队组织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怎样的地位。问得更尖锐一点：保证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是不是最重要的？

在他启动的十年里，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力量被反复冲击（往往调动先锋队之外的群众力量进行），大量的骨干组织力量被冲垮了。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必要代价，要由大乱过渡到大治。如果效果好，还可以七八年来一次。他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先锋队组织保持不变色，也不断让群众受到教育。在教育好的群众中还可以不断获得新鲜血液。

这次社会实践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先锋队的组织，特别是其中的骨干核心，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锻造出来的。中国革命史证明了他们的含金量，而那十年的折腾证明了他们整体上是难以替代的（虽然局部的损失可以承受）。新鲜血液怎么办？得让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自己传帮带。是的，变修的风险是有的，但是冲击组织核心试图“由大乱到大治”的方法副作用更大。

先锋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政治系统，你把它搞乱了甚至很大程度冲散了，不管大家动机再好再努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得到混乱而且是其残余动员力加持下的高烈度乱局。折腾来折腾去人就迷茫了，损失会很大，信心慢慢就不足了。时间长了，阴谋家会一波一波长出来。你再去打阴谋家，人心就更乱了。外面还有帝国主义的压力并且面临着对外路线的大调整。更不用说还有预期寿命的问题：自己的时间不够了。放手锻炼人民的余地越来越小。

如果让我总结十年留下的最大的一条政治经验教训，那就是：先锋队的组织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比先锋队的路线重要，比先锋队的意识形态重要，比一时的人心向背重要。而先锋队的地位首先要体现在骨干核心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上。领袖要通过建设好和领导好先锋队组织尤其是中央来实现历史任务，不能幻想通过明显削弱先锋队现有组织而成事。

如果不能明确先锋队领导地位的头等重要性，别的政治正确的事物就可能试图来填补这个“地位真空”，比如人民民主，比如不断革命，比如阶级斗争……

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后来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得到了强调。当然此时还谦逊地把这一条作为四项原则之一，而不是单独压倒其他项的内容。但我从小就认为，四项基本原则里最核心的就是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其他几条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要低于这一条。为何？其他三条（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有很大的诠释空间，但先锋队的领导地位是非常实在的妥协余地很小的：听谁的？跟谁走？这可没有太大模糊空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终于正大光明地把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的最高重要性明确说出来了，这是这一时段的一大政治成果。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五）


持续低熵

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八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中）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文化水平提升的难度。

那十年是以文化冠名的。他看得很准，人是最根本的因素，比制度重要。政治上的持续可靠性归根到底是基于教育人并提升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觉悟，最好实现“遍地尽舜尧”。这将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这种想法，我认为和之前的长期政治教育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农民原本是多么缺乏见识，但是在接受教育之后觉悟可以有大提高，从而使民众中的革命伟力被激发出来。建设年代移风易俗乍看起来是多么难，但十七年间在改造思想从而改造社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再往下，难道就不能再更进一步培养政治认知水平很高很可靠的一整代人吗？

我认为这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件事就是难到了无法实现的地步，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政治文化水平的提升，有一条先易后难的学习曲线。他搞成功的那些经验（革命和十七年间的“前半段”政治教育），虽然在世界上被压迫地区看来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远远没有他想做成的“后半段”提升那么难。

在此我要做一个类比：理科文化学习的难度曲线。以往几千年，人类的理科知识都很匮乏（按如今标准）。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普及理科的初中等教育之后，人们发现最起码小学和一部分中学的理科知识是可以大面积普及的。这件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没那么难。说难，是因为它需要社会的整体进步需要搭建起普遍教育的体系。说不难，是因为搭起了靠谱的体系后还真就能基本普及。但是，（以微积分等数理知识为代表的）大学理科知识，被各国的实践证明是没有办法普及的。

我认为，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类似的。从他早年到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全民政治教育的伟大成就，就好比普及理科中小学知识。 但他那十年内想干的就好比试图普及大学理科知识。前面再成功也不意味着后面能做到。人类似乎就是只有这个水平。

政治文化普遍提升的天花板，理科知识普遍提升的天花板，这两个东西是人类文明发展之路上的两个巨大路障，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有移除的可能，而他一头撞上了其中一个。他的尝试非常勇敢，做不成也正常，而且或许以悲壮方式探测出了这个教育天花板式的“文明过滤器”。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力量的对比问题。

他无疑是组织中能力最强的人，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领导。但大家需注意，他取得的成就是在一批能力非常强的人配合他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同事认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他是最有希望为革命找到出路的，所以支持他。当他选择了那十年的路线，当他把冲击的对象指向先锋队的组织和骨干核心力量的时候， 那些除他之外最有力量的人大部分就不支持他了，虽然有的在明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甚至表现得好像是支持。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最伟大的个人对抗不过次伟大个人组成的群体。他很强大，但先锋队骨干核心群体更强大。他能动员群众，对方也能。他的个人寿限也熬不过一个群体。

至于说他为什么得不到能力最强的同事的多数支持，下文还会分析，简单讲就是他们也是完全有道理这么做的。

这里的力量对比本应该是很明显的，任何厌恶高风险的领导人都几乎不会选择他的路线。奈何他一辈子以弱胜强的事太多，一直没有找到以弱胜强的上限在哪里，直到这一次。

浅贝

毛主席一眼看出马克思的不足，读不懂毛主席国家无未来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05-04 07:50 江苏
文/周伯通

在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尤其是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会出现一些学术流派，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所以任何一部学术思想都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立场。如果我用中国的社会角度来看，马克思是错误百出的，但他真的是错误的么，也没有错。连马克思自己都说了，“我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都只是属于这个时代。”他本人没把他的著作弄成宗教。

马克思学说观察的样本是欧洲，主要是英国，但即便如此，他的《资本论》，若从经济学角度看，逻辑漏洞还是太多了，但是从社会政治学来看，是具有时代积极意义的，他更倾向于这是一本哲学著作，哲学无所谓对错，但哲学有他的不足之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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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要针对资本和资本家呢？因为欧洲经过战争，把权力打没了，即使还有，都是保留皇室的那种虚位，没有什么实权的，现有的政客，或者说明面上的权力拥有者已经沦为资本的打工者，也可以这样讲，权力就是资本，资本就是权力，马克思要写的批评著作，当然就只需要枪头对准资本家就可以了！

为何马克思学说外传之后曾经给很多国家留下后遗症呢，比如老挝，朝鲜，越南等等，搞的一团糟，原因何在？你全国都是大农村，你哪有资本家，你要革命，恰恰是要反权力，而不是反资本，你无资本可反。

早期留洋派的“马八股”回来指导革命，毛主席若是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们就跳出来呵斥，“你读过马克思的书么，你懂什么叫无产级阶革命？”结果在革命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差点火种子都被这些“马八股”们搞熄灭了。

毛主席接触马克思著作，要比同时期的留洋派战友晚一些，20年代开始，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农村调研，等他看到马克思的学说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是英国的观察样本，不是中国的。当时的英国的生产力是非常发达的，甚至到了生产过剩的地步了，但是工人的生活是极度的差，工人属于生产要素中的生产资料，按照资本逻辑，生产资料当然要榨出它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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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马克思学说不是经济学，你可以叫它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可以叫哲学什么的都行，他提供的是思路，而不是执行方案。

他的思路让工人运动有了理论依据，资本家要把工人利益压到最低才能利润最大化，而资本增值是离不开工人劳动的，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斗争，让资本家让利，才能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如果照搬马克思主义，几千个工人闹革命，岂不是笑话，没有一次成功的！毛主席说，看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要找到压迫主体，在欧洲是资本，在中国是权力，在农村就是地主阶级，在城市就是官僚阶级，但中国的情况远远比英国复杂，不是两个矛盾体的事情，是几十个矛盾体，有混战的军阀，有反动的所谓的蒋氏合法政权，有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还有欧美代理人在活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给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但是怎么使用，他并没有说，即使点到了两句，也只适合英国的工人运动，理论武器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问题很简单，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很多人对马克思学说也是看不懂的，理解的不透，就容易发生大错误，比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有的人理解成具体的有名有姓的资本家在压迫人，其实不是的，说不定你具体到某一个资本家，他还是个大好人呢，他把赚到的钱99%都分给了工人呢，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已经脱离资产阶级了。要消灭的是一个阶级，做到大家贫富差距缩小，并不是去消灭人。

当然了矛盾不可调和了，在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进行武力镇压，那工人就要起来消灭人了，而个别资本家站在了工人一边闹革命，那属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属于进步的力量一方。

毛主席在纷繁复杂的中国十几对矛盾体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站在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边，然后团结地主阶级、资本家中的进步力量，去打击地主阶级、资本家中的反动力量，并不是和现在有些人说的那样，煽动仇富，无差别仇恨！不管你是什么阶级，都可以分为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作为资本家来说，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进步力量；你取之于中用之于美就是反动派。

毛主席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毛主席思想，但是毛主席经常反对毛主席，他说，一个方法，现在用错了，过一段时间用又对了，一个方法，现在用是对的，以后再用可能又是错的！这就是社会实践的作用。 毛主席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为何这样说呢，就是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主席写下这样的批语：“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

“了解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这就是毛主席学习所得，但有些人是怎么学的呢，列宁说要去工厂罢工，那我也去罢工，人家罢工，是全国响应，一呼百应。你罢工，全国没几个厂，有啥影响力啊！是让你学习立场方法，不是亦步亦趋的，人家做什么你也做什么！

一个社会，当它逐渐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时，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时候就会诞生很多哲学流派，马克思同时期的还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经济学等等，资本主义为了缓和矛盾，都是做了折中处理，就是混合制，不存在绝对自由主义，也不存在绝对的国家干预，而是两者都有使用。

如今都发展到2024年了，居然还有人拿出哈耶克来解决中国问题，哈耶克这种自由派在西方资本家眼里狗屎不如，他们资本家集体抵制这种个人主义，资本家很清楚，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没有竞争力的，欧美吊打全世界其他国家，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靠的是资本联合体的垄断完成的。

毛主席也不希望未来哪一天，把他的学说拿出来解决中国问题，很多人犯照抄照搬的毛病，如果按这种思路就会坏大事，甚至会被人嘲笑成极左。

毛主席说，“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也就是说，毛主席思想是哲学著作，他提供的是理论武器，你要怎么使用这个武器，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当前的社会环境。

如果一个人要读懂毛主席，要以开放的心态阅读所有书籍，包括西方的经济学。毛主席说了，敌人的书，我们也要看，他们在想怎么为自己捞钱，如果我们用他们的方法为人民谋利益，那么这个方法就算是弃暗投明了，为人民所用了。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主席完成了，那么“使毛主席思想当代化”，就是后来人要做的事情，马克思讲的是和资本的斗争，而毛主席讲的是和资本、权力的斗争。

和资本的斗争就是研究如何分配的问题，不解决分配问题，就无法解决一切的社会危机；和权力的斗争就是研究如何还政于民的问题，如果还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无法杜绝官僚主义造成的官民对立。

毛主席思想学说不是用来背诵的，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矛盾，去寻找方法论的，只有看到了主要矛盾在哪里，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一切还要放在国际大局势下去看，否则容易被霸权帝国主义带进坑里，然后夺走人民的财富，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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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思想，有位朋友说的好，“我们已经不关心政治，也不再提阶级斗争，但是恶人们却一直不忘创新、持续努力、与时俱进，所以天道是无所谓善恶的，天道只是酬勤。坏人胜出，只是他比好人更勤奋而已。”

浅贝

俄罗斯在乌克兰分田地免房贷、用东方智慧让美国痛不欲生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06-03 08:56 江苏
文/周伯通

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还强迫欧洲继续支持武器，美犹财阀说了，“乌克兰的工业、农业、金融均已经被贝莱德和先锋领航接手，等战争结束，凡是支援乌克兰的，都能分到一杯羹，绝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俄罗斯在那一想，这场战打完了，俄罗斯人民没得到一点好处，乌克兰人民也没有得到一点好处，我即使认输，退回去，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和乌克兰也没多大关系了啊。这场仗，打了一个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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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越想越气，咨询一下智囊团，有人说，按照东方智慧，要分清楚主次矛盾，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一定会让美犹财团赔了夫人又折兵，啥也得不到，光屁股回家。

这一下子点醒了俄罗斯，现在军队往乌克兰推进，只要占了一块土地，他们就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说：“你们的地现在被私下里卖给了美国了，就是战争结束了，你们只不过是替美犹财阀打工的佃农，还有你们现在从金融公司贷的款，利息也很高，背后的资金也是来源于美国，他们在放高利贷，一套房子就困住了你们一生。”

俄罗斯说，“今天这土地落到了我们手上，我就替你们做一回主，土地按人头分给你们，以后绝对不能给美国人，还有你们的房贷也不要还了，没人敢上门找你们要钱，谁敢找你们麻烦，我们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乌克兰人有点蒙，说，“你这讲的好有道理，但我们难过自己的心理这一关，这岂不是有点不爱国呀！”

俄罗斯说：“泽连斯基的国，让泽连斯基爱去吧，你们只有推翻盘踞在乌克兰的反动势力，才叫真正的爱国。”

俄罗斯似乎学会美国搞舆论的那一招，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也不等于爱泽连斯基，谁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那才叫真正的爱国。如果你们老百姓帮助国内的反动势力，那才叫真正的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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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这句话是鬼扯的，尤其是和平时间，绝大多数国家的执政者，都认为人民群众都是没有用的，也从来不在乎底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与精英共治天下”特别的省事，美国对外殖民推行的策略就是这样，比如他把控了韩国之后，城市让资本家管，农村让乡贤管，他啥都不用干的，每年拿利息分红就可以了，你看，也没见到韩国老百姓造反的。

但是一到战争时间，事情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你看了都恶心的泥腿子，却变成了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乌克兰现在为何要抓壮丁上战场了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得告诉我为谁而打仗，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为了美国贝莱德集团牺牲全家人，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即使现在发展到无人机战斗的年代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仍然还是人，而不是武器。有人就问了，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入巷战阶段，伊拉克就输了，那不还是美国的电子战厉害么？

完全错了，打败伊拉克的不是美国的武器，是美国花了六年的时间去策反了伊拉克的军队，萨达姆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都被美元收买了，等美国军队来了，几乎没人抵抗，一些人放了两下空枪就投降了。

还有一个疑惑，那伊拉克的人民为何不抵抗美军？那是萨达姆在的时候，人家选择了不抵抗。萨达姆没了，你美军现在过去侵略看看，伊拉克人民一定会抵抗到底！ 这是为啥呢，至少说明萨达姆不走群众路线，老百姓和他没有深厚的感情，他治理国家的时候，肯定是精英治国路线，既然跟老百姓没关系，那我得等你精英打完了，我再来爱国不迟！结果精英没有选择打，全部跑到美国养老去了。

美国打阿富汗，花了20年都打不下来，因为阿富汗穷人多，你走精英路线就走不通，穷人是没有办法，即使变成了难民，周边的国家也是不愿意收留他们的，穷人除了爱国，他没有第二条路走，穷人的爱国的表现，就是和外来的侵略者以及国内的反动派斗争到底，等美军熬不住走了，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国的反动派，也卷走了阿富汗的财富去美国享福去了。

俄罗斯人由于直肠子，脑袋简单，打仗打了三四年了，才明白这样的道理，你若是从第一年开始，就打土豪、分田地，免房贷、免车贷，战争早就结束了，又不是要你拿钱，最后亏出去的都是美国财团的投资。由于没有早一点想透问题的本质，导致第一年乌克兰人爱国热情高涨，纷纷以为自己是保家卫国而战。俄罗斯又把这些人当成完全的敌人，结果越打越仇恨，越打越难打。

所以说军队里的政委，往往比拿枪的将军还重要，枪支未动，舆论先行，只要对方的精神意志垮了，什么先进武器拿过来都没有用。周武王打商纣王的时候，商纣王的人多，武器也多，60万对80万，优势在纣王，但没到2个小时，纣王就输了，只好跳到火堆里自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周武王的政委和商纣王的士兵说，“你们这些人，绝大部分人的身份是奴隶，纣王吃香喝辣的时候，你们是奴隶，从来不把你当人看，现在要打战了，他却让你们挡在前面，受尽虐待和剥削的奴隶，居然要保护奴隶主，这简直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

此话一出，奴隶的思想就动摇了，觉得这话讲的没毛病啊，周武王答应打完了纣王之后，你们都恢复成自由人，不再是奴隶了。于是在牧野战场上，当周军勇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大批奴隶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八十万商军，一下子就土崩瓦解。

什么高科技，什么财富都是虚的，你要看为谁发展的高科技，为谁创造的财富，如果用高科技来剥削人，只是让少数人占有财富，你什么高科技都保不了反动政权的命。

俄罗斯就吃亏在文化宣传上，刚开始打的时候，说威胁到我俄罗斯了，我所以打你，这个师出无名，至少理由不够高大上。你得说乌克兰人民被北约侵略者和乌克兰国内反动势力欺负了，他们把工业、农业、金融全部卖给美国了，还煽动不明真相的乌克兰人去攻击俄罗斯，因此俄罗斯要替天行道，解放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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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宣布，凡是俄罗斯军队所到之处，一律分田到户，所有居民欠的房贷、车贷、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贷款一笔勾销，并号召乌克兰人保护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决不能把到手的利益再交到什么贝莱德手里。

俄罗斯应该大量地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人民，让乌克兰的进步力量拿起武器来，打跑乌克兰的反动力量，做一回堂堂正正的爱国者。

浅贝

为什么新中国的建立路径，几乎和盛唐的开创过程一模一样？


原创 罗马主义 灼识新维度 2024-04-03 11:50 四川

我小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晚期，满街都挂着“批林批孔”的标语，到处都在“评法批儒”，当时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等到我上了大学，吭哧吭哧地读了几百本书之后，突然发现这事充满了诡异，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太不合乎逻辑了，在我年轻时候学的政治学教材里，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即便有内部斗争，也是马克思思想原教旨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怎么能和法家儒家扯到一起去？

为什么会出现了“批林批孔”这套奇怪的理论？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毛泽东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但是我越想搞明白，结果我却越糊涂，为什么呢？

比如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怎么能把自己比作秦始皇呢？

又比如按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9年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里的记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分别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如果说这篇还能让人理解的话，下首则直接让人震撼：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为什么在毛泽东的眼里，很多共产党人居然是孔子的信徒呢？

这两首诗，其实都是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而作，那这本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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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时候，郭沫若对先秦的诸子百家，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十批判书》就是他思想的代表。

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孔子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学说顺应了历史的变化，为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对中华文明传统思想，试图彻底否定的纠偏努力。

建国后，这本书在1954年再版，1956年以后又多次刊印，本来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是到了1973年，为什么忽然会被毛泽东认为是“大毒草”呢？

因为此时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路线斗争，他代表商鞅和李斯那一派法家，而林彪则代表孔子和孟子那一派儒家，周恩来和邓小平明显倾向于孔子的主张，而郭沫若则是给他们提供了理论炮弹。

因此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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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4日，江青组织驻京部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82岁的郭沫若被点名批评，随后又从批孔子发展成了批周公，开始影射周恩来，成为了“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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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毛泽东的思路普通人很难跟得上，按理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法家，把他的对手都归成了孔子的信徒，这套说法不论怎么解释，其实都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因为道理很明显，商鞅李斯学说，同孔子孟子之间的理论争论，那都是儒家内部不同流派的斗争，可是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八竿子都和他们搭不上关系，怎么能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呢？

这个脑洞实在是开得太大了，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长期难解的谜题。

很多年以后，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才渐渐地明白，毛泽东说得一点都没有错，中国的近代史，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来思想对中国的改造过程，而是中国人利用了外来学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又一次升级而已，它的根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为什么呢？

研究政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还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口号给弄糊涂，无法拨开迷雾，去看清事物的本质。

其实研究政治，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要搞清楚，当时的那些人，到底想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看看当时的局势，我们就会发现，这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导致了儒家政治的第一次大崩盘，何其相似？

只不过当年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冲击，变成了此时此刻，西欧列强还有后来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所以此时的中国人，也和当年南北朝时期一样，一度对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失去了信心，都想着从“胡学”中，去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是想用“西方”传来的佛教代替儒教，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话，那此时的中国人，满脑子也是邯郸学步。

一部分人想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另一部分人，则想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找出路。

但其实这两种想法，最后都彻底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外表虽然套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壳，但想要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里，通过选票来结束军阀割据，对抗日本的侵略，纯属痴人说梦。

所以蒋介石表面上学美国，实际上却是在搞独裁，搞特务统治，不然的话，他就连一个虚假的统一都维持不住。

而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对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唯命是从，想依葫芦画瓢，完美地复刻苏联的成功之路，同样也是一败涂地。

因为两国之间国情的不同，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很多年之后，我们再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彻底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功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你会惊讶地发现，他所有的手法，几乎和隋唐的建立过程，完全一模一样。

两者都是以“胡化”为名，以“中学”为本，最后完成了对儒学的进化，引领着整个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辉煌。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大一统？》一文里面，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从宇文泰创立的西魏开始，以及从西魏演化出来的隋唐，为什么最后能成功？

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号，强迫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北方民族，一律取鲜卑名，搞府兵制，看起来像是倒行逆施，但在实用层面上，却彻底解决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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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他实际推行的所有的政治制度，却是标标准准的儒家政治，靠着这样的政治手法，他最终完成了中央集权，重回了中华文明的正轨，为他的后继者们，彻底统一中国，最终创立了大唐盛世，打牢了根基。

同样，毛泽东在执掌了中国革命的这条航船之后，他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也用“胡人”的理论，完成了对中国所有进步力量的整合。

但在实际的执政层面，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中国“特色”，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延续，而且还实现了又一次突破。

我在《毛泽东到底为中国做了什么？》一文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其实有三次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性地创造了郡县制，让中华文明第一次有能力，调动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可以对周边的威胁，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

这让中国从此在所有国家级别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次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普世价值，形成了独特的内在凝聚力，超强的外在同化力。

这让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变成了全世界仰望的灯塔。

第三次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彻底革命，让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扎扎实实地落实在了，每一个最小的基层组织之上。

他用最短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时代之前，就让全体中国人，做好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准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这个能力放眼当今整个世界，依然无人能及，这将是中国未来，能赢的关键。

所以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自己就是法家的代言人，那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所有政治思想，其实就是法家政治逻辑的自然延续。

我在《儒学新说》的前面部分，已经详细地论证了，我们传统所说的“法家”和“儒家”，其实就是儒学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法家”解决了政治制度的效率问题，但它的副作用太大，因此不能持久，需要用“儒家”来调和。

所以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而汉朝却能鼎盛40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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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汉朝实行了“外儒内法”，把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而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向这条路走去。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绝不放弃党的领导，绝不盲目地西化，这在本质上，其实同汉承秦制，但却又废除了秦政之苛，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为什么中国一搞改革开放，马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苏联一搞改革开放，却立刻就彻底崩盘了呢？

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我应该用更多详细的事例，来论证我说法的正确，我本来已经这么做了，但反复斟酌之后，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篇文章的更新，延迟了这么久的真实原因，因为我已经反复重写了十来次了。

毕竟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非要深究的话，一定会发现，“中国特色”才是实，“社会主义”只是名。

这就像当年宇文泰搞“胡化”政策一样，虽然“胡化”是名，回归“儒家”是真，但那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思想转变过程，直到隋文帝杨坚登基之时，才废除了这项政策。

等到大唐开创之后，儒家才能再次堂堂正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新变成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普世价值，引领着中华文明，彻底摆脱了南北朝和隋末的乱局，再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放在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毕竟“胡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它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包袱，越早丢下这个包袱，我们就越早能轻装向前，彻底解决当下最大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信仰缺失。

一套“名实”不符的理论，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的，而没有真正的信仰，也就不会有人会真正相信，这个国家会有美好的未来。

大唐就是在实现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一致的前提下，才创造了辉煌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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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华文明的每一次成功和登顶，都只能来源于对传统的创新和发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根。

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儒家学说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个成功而完美家庭的道德模式，它的价值观，它的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让它成为所有人类这个大家庭里，共同兴旺发达的根基。

它是目前所有的政治学说中，唯一基于科学观察的成果，毕竟在人类所有已经发明出的组织模式中，没有什么比一个完美的家庭，更让人感到安全，感到温暖的地方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对完美的家庭有不同的定义，有些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落后、狭隘，甚至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只要我们及时的调整，与时俱进，吐旧纳新，儒学就永远没有过时的那一天。

它就可以与日月同辉。

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政治学说可以与之匹敌，因为它们要么受科技、地理或时代的限制，只能在少数地区实施的，要么在根本上，就是基于谎言的。

关于这个论证过程，第一次读我文章的朋友，建议去看看我之前的著述：《为什么他们会上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世界里，只有中华民族穿越了时空的限制，是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唯一一个，能延续到今天的文明，其中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浴火重生的新儒家，它应该怎样地汲取过去的失败教训，不再重蹈旧日的覆辙呢？

它又应该提出一个，什么样全新的世界观，让它能横扫西方那些荒诞的政治学说，再次成为全世界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人，都会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