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着急什么？（二）

浅贝

聊聊美国对华为的5月禁令



美国时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在官网上连续发布了两条消息，都是关于华为的。



一是，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实体名单上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非美国分支机构的现有临时通用许可证（TGL）授权期限延长90天。任何未来关于通用许可证的条款和期限的公告将在此90天期限到期之前宣布。



该公告是基于对众多公司，协会和个人就TGL的意见评估之后发布的，为期90天的延期为使用华为设备的用户和以及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尤其是美国农村地区的运营商）提供了机会，可继续使用华为设备运行，并加速切换到其他供应商。



这条信息意义不大，因为这个许可证主要是针对华为对美国的华为设备用户的出货，而华为美国用户的规模并不大，同时从不断的延期来看，美国商务部一直在和美国各方面在不断沟通，而最终完全停止许可证只是时间问题。







二是，整个产业界和新闻界都已经预感到的，美国开始通过限制芯片代工厂来加大打击华为的力度了。



新闻标题是美国商务部称华为“破坏”实体清单，因此限制华为使用用美国技术设计和生产的产品，当然主要就是芯片了。







以下是英文原文——



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today announced plans to protect U.S. national security by restricting Huawei’sability to use U.S.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to design and manufacture itssemiconductors abroad. This announcement cuts off Huawei’s efforts to undermineU.S. export controls. BIS is amending its longstanding foreign-produced directproduct rule and the Entity List to narrowly and strategically target Huawei’sacquisition of semiconductors that are the direct product of certain U.S.software and technology.



美国产业与安全局今天宣布了，通过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美国以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计划，这个公告切断了华为破坏美国出口管制的努力。BIS在修改其长期在国外生产的直接产品规则和实体清单，来压缩和战略性的，针对阻止华为获取由美国软件和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



Since 2019 when BIS added HuaweiTechnologies and 114 of its overseas-related affiliates to the Entity List,companies wishing to export U.S. items were required to obtain a license.[1]  However, Huawei has continued to use U.S. softwareand technology to design semiconductors, undermin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foreign policy purposes of the Entity List by commissioning their production inoverseas foundries using U.S. equipment.



从2019年，BIS把华为及其114个海外相关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开始，任何想要出口美国产品给华为的公司都必须获得许可证，但是华为在继续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来设计半导体，并通过委托在海外使用美国设备生产产品，这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实体清单背后的外交政策目的。



Despite the Entity List actions the Departmenttook last year, Huawei and its foreign affiliates have stepped-up efforts toundermine these national security-based restrictions through an indigenizationeffort.  However, that effort is still dependent on U.S. technologies,”said Secretary of Commerce Wilbur Ross.  “This is not how a responsibleglobal corporate citizen behaves.  We must amend our rules exploited byHuawei and HiSilicon and prevent U.S. technologies from enabling malignactivities contrary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尽管美国商务部在去年通过实体清单采取了行动，华为和它的海外分支却不断通过本土化来破坏这些基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限制。但是，这些努力仍然是基于美国技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这不是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公民的举止。我们必须修改被华为和海思利用的规则，并防止美国的技术开展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恶性活动。”



Specifically, this targeted rule changewill make the following foreign-produced items subject to the Export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



1. Items, suchas semiconductor designs, when produced by Huawei and its affiliates onthe Entity List (e.g., HiSilicon), that are the direct product of certainU.S. 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 software and technology; and



2. Items,such as chipsets, when produced from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of Huaweior an affiliate on the Entity List (e.g., HiSilicon), that are the directproduct of certain CCL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located outsidethe United States.



Such foreign-produced items will onlyrequire a license when there is knowledge that they are destined for reexport,export from abroad, or transfer (in-country) to Huawei or any of its affiliateson the Entity List.



To prevent immediate adverse economicimpacts on foreign foundries utilizing U.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equipment that have initiated any production step for items based on Huaweidesign specifications as of May 15, 2020, such foreign-produced items are notsubject to these new licensing requirements so long as they are reexported,exported from abroad, or transferred (in-country) by 120 days from theeffective date.



具体而言，此有针对性的规则更改将使以下外国生产的物品受出口管理条例（EAR）的约束：



1. 华为及其在实体清单上的关联公司（例如，海思半导体），利用美国商务控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上的软件和技术产出的例如半导体设计这样的商品。



2. 根据华为或实体名单上的关联公司（例如，海思半导体）的设计规范，在位于美国以外的地方利用CCL清单上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的芯片组。



以上类别的外国产品，在再出口（再出口就是转口贸易，例如从中国台湾出口到香港，再出口到中国大陆），从国外（美国以外）出口或转移（在国内）到实体列表中的华为或其任何关联公司时都需要许可证。



为防止对使用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外国代工厂造成直接不利的经济影响，在2020年5月15日已经根据华为设计规范启动生产了的任何产品，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便不受这些新许可的约束：从生效日期算起的120天内，它们将可以通过再出口（转口贸易），从（美国）国外出口或（国内）转移。



好了，上面翻译完了，多说一句，上面只是商务部的公告，可以浏览正式的文档：







已经明确的说明了“This rule is effective May 15,2020”，也就是在2020年5月15日生效。不过公众、企业和组织可以在7月14日之前提交意见。以上文档将在5月19日正式发布在美国联邦政府网站。



这个短短的公告可以看出什么呢?



第一是美国人的确霸道，商务部长罗斯说华为通过搞本土化，也就是我们说的去美国化，不是负责任的全球企业公民的行为（“This is not how a responsible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 behaves”），是华为和海思在破坏美国保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限制行动。



在这个公告里面，美国人没有办法列出任何华为做了什么坏事的证据，他们只是说华为在利用规则来破坏实体清单的限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就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个口吻好像是说：我揍你你就应该原地呆着被我揍，你居然敢反抗？你这是破坏我殴打你的努力！是对我人身安全的威胁！



第二是，美国把华为的路是堵死了的，限制的产品有两类。



一类是华为和海思自己使用美国CCL清单上的软件和技术产出的任何产品（包括半导体设计这样的技术商品），都需要遵守EAR（出口管制条例）的限制，获得许可证。



这点是非常严厉的，这意味着华为要摆脱许可证的限制，必须要完全的去美国化。



公告里面并没有提到追溯，也就是以前设计出来的芯片还是可以继续销售，但是从5月15日之后，华为不能新推出由美国软件和技术设计出来的芯片了。



这一点和之前发生了变化，在2019年的实体清单里面，华为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美国的EDA软件和技术来设计芯片的，只是美国厂家不会继续提供升级服务了，而现在更加严厉了，你如果使用美国的软件和技术设计出来的产品（例如芯片）也需要受到美国的管制，需要得到美国的允许。



这样对华为的挑战就非常大了。



美国的三大EDA公司都在2019年5月实体清单之后停止了和华为合作，由于当前（2020年5月），国产EDA软件还不足以支撑芯片设计全流程，因此一般认为华为目前仍在使用美系EDA工具软件进行芯片设计，因为已经获得了永久授权。



目前最近的关于海思的EDA软件的新闻是5月1日，《科创板日报》记者从多位产业链消息人士处得到确认：“华为和意法半导体的合作主要想获得EDA设计使用。”



上述供应链人士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说，“STM虽然没有在移动芯片方面有新动作和产品，但其仍能应用EDA设计工具。也就是STM要做芯片设计，并不受美国技术限制影响。”



海思没有向《科创板日报》记者反馈关于此项消息的任何态度，不过按照目前美国的禁令，这条路也走不通了。但稍微可以安慰的是，华为的下一代芯片已经设计完成并且在流片，赶在了5月15日时间点之前。



美帝之所以没有搞无限追溯，还是因为考虑到了全球各个芯片代工厂的利益，所以在5月15日之后的120天内代工厂已经投片的产品还是可以向华为出货，而这些产品显然依然是ARM架构和使用美系EDA软件设计，如果搞追溯而不能出货的话，那么代工厂会损失惨重。



而在之后的芯片设计，目前国产最大的EDA公司华大九天的进展速度不一定能匹配华为的生存需求，对于华为而言，目前最佳的路就是自研EDA，这条路再难，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相信华为在自研这方面已经有动作。



同样的，ARM公司由于有美国德州和加州有研发中心，其技术有美国来源。早在去年5月实体清单之后就无法为华为提供技术服务和合作了。



而华为已经获得了ARM的V8架构永久授权，包括指令集架构、微处理器、图形核心、互连架构等功能模块，可以对ARM架构进行大幅度改造，甚至可以对ARM指令集进行扩展和缩减，具有完全自主的设计处理器能力。



那么经过华为改造后的ARM架构，还算是美国技术吗？如果这样寻根溯源，是非常难以扯清楚的。



华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走ARM之路，不管是手机终端还是服务器芯片都采用该架构，是其长期战略，因此我们认为华为早已经对ARM的自主性，包括受美国制裁的可能性都进行了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估。



注意：ARM公司并不是美国公司，而是在软银旗下，其本身也是愿意和华为配合和合作，通过合法手段规避其美国技术成分。



华为的下一步，在EDA上选择自研+联合国产厂家开发，以及在终端和服务器芯片的ARM架构基础上持续自行升级改造和发展是最可能的策略。



另外一类限制的产品是根据华为和海思的芯片设计要求规范生产的芯片，只要是用了CCL清单上的美国半导体设备的代工厂，需要许可证才能向华为及其附属实体制造和出售芯片。



这个显然是针对台积电的，而不只是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华虹全部都会受到限制。不管是转口贸易，还是出口，还是在国内销售给华为都不行，而国内销售这条显然也把台积电南京厂和中芯国际都包括进去了。



多说下台积电，算作是背景信息——



5月15日，在美国宣布对华为新的限制的同一天，台积电宣布了在美国建厂的计划，2021-2024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成一座5nm制程的先进工厂。



台积电是不愿意去美国设厂的，但不得不配合美国。



美国希望半导体生产大厂到美国设厂，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对半导体产业链的掌控。实际上美国不只是和台积电，和三星和英特尔都在讨论。



要求三巨头都在美国扩大投资建厂。



尤其是目前全球技术最先进的台积电，否则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间实现统一，那么半导体生产技术能力会跃升一个层次，不仅中国今天面临的“华为困境”可以说基本一扫而空了，到时候去美国建先进工厂也基本没有可能性，这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美国要求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的是目前最先进的5nm制程，也反映了这点，5nm也是目前美国自己都没有掌握的先进制程。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今年第一季度法说会上曾说。



赴美投资必须符合规模经济，成本划算，以及人员组织和供应链完备三大要件。除了赴美建厂成本远高于台湾，生产是否符合规模经济，以及缺乏完整半导体供应链，都是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是台积电迟迟不松口的原因。



美国建厂成本高，也是台积电在美国设立台积电美国子公司WaferTech的8英寸工厂后，就沒有进一步建厂的原因。



另外从台积电的收入结构来看，来自美国厂家的收入在2019年为59.3%，这个比例显得过高，不利于分散投资策略，台积电也因此选择2016年到南京设厂，加大来自中国大陆厂家的收入比例，2019年已经达到19.6%。



进一步在美国建厂，实际上是加大和美国捆绑，这对于台积电自身来说，并不符合其减少对单一地区依赖的意愿。



另外，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也留了后手。首先120亿美元数字听起来虽然大，但是其实是2021~2029年总共9年总计划投资金额（包括了2024年工厂建成后的投资计划），平均每年大约13亿美元多点，



其次台积电选择的是5nm，而实际上台积电今年就可以量产5nm，而在2024年亚利桑那工厂建成时，台积电预计可以进步到2nm，因此仍然保留技术优势。



最后台积电计划的美国工厂的月产能为2万片，跟其南京工厂2020年的产能差不多，虽然制程要先进不少。



实际上台积电高度强调在台湾本岛制造，其海外工厂目前就是三个：大陆的上海厂和南京厂，以及美国华盛顿州watertech 8英寸工厂。



台积电2019年制造了1010万片折合12英寸的晶圆，平均每个月高达84.17万片；亚利桑那工厂2024年建成后，其月产能2万片只占台积电实际产量的不到3%，再加上南京厂今年达到月产2万片也就是台积电总产量的5%。即使再加上上海厂和华盛顿州工厂的产量，台积电的90%以上的晶圆还是在台湾制造。



现在说回到美国的禁令：这两条措施一条是限制华为，一条是限制代工厂。这让华为面临这空前的挑战。



不管怎样，华为还有120天的时间可以从台积电和其他代工厂获取供货，这也是一个缓冲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之后，代工厂就不能继续为华为供货了。



理论上这四个月华为还可以催促供应商提高产能冲刺一波库存。如前所述，120天这个缓冲期也证明了本公告没有追溯性。



因为目前台积电在生产的华为芯片，也是使用美国的EDA软件和技术设计出来的，也使用了美国的ARM架构，如果这些芯片华为不能继续销售的话，那么就不会继续从代工厂提货了，因此在5月15日之前搞出来的芯片还是可以继续销售的。



华为在2020年5月之后会怎么走？



如本文讨论，华为必须完全使用自研EDA设计出芯片，并且找到一家非使用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的代工厂生产芯片，也就是最为艰难和挑战的完全自研实现完全的去美化之路。



这里面EDA会由华为自研攻关+联合国产研发来完成，因为EDA已经成了芯片设计完全去美化的最大短板，有理由相信华为会把EDA作为战略项目攻关。



另外是需要国产代工厂配合的，需要国内的代工厂使用日本、国产、韩国和欧洲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搭建完全去美化的产线。我们可以看出，实现上面这两点并不容易，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会是以年为单位。



那么，如何才能获取时间呢？



1. 优先保证5G基站规模发货。



5G才是华为的根基，也是美国打击华为的原因，美国打击华为不是因为华为手机2019年本来要超过三星跃居单季度世界第一，而是因为华为5G技术的领先优势。



因此华为的芯片囤货会以保证5G基站供货为主，而这个需求量并不大，毕竟全中国的基站也才几百万个，根据工信部《2019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移动基站有841万个，其中4G基站544万个。







中国基站的数量是全球最多的，4G基站占了全球的一半以上。也就是全球的基站数量也就是千万的级别，这个数量是远远不能和手机全球几十亿部的存量比的，更何况华为也不可能获取全部的份额，因此在代工厂不能生产的情况下，通过囤货的保证5G基站的中短期供货是可行的。



实际上到就算是中国，根据中国新闻网2020年3月26日的报道，预计三大运营商和中国铁塔今年5G投入达1973亿元，预计年底5G基站数超55万个。也就是中国一年的5G基站建设量也就是几十万个，几十万几百万套级别的芯片，囤货是可行的。



注意，由于华为的2G、3G、4G设备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有海量的存量，因此美国不可能完全禁止代工厂对华为供货，至少给现网的存量设备维护的供货是可以的，否则会对大量国家的网络运行构成威胁，参考美国为了本国农村使用华为设备的运营商而数次延长给华为供货的期限。



对华为的限制主要还是在5G基站，因此囤货实现未来一两年的发货是可行的。



当然手机部分，由于每年出货量在2.4亿台（2019年），就会比较难过了，华为的终端业务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要准备下过苦日子。



2. 本公告并没有限制其他非美国芯片厂家向华为出售芯片，所以华为还是可以购买其他公司的芯片来继续维持基站和智能手机生产。



根据IHS Markit在2020年1月发布的市场上智能手机厂商采用芯片组的报告，2019年第三季度和2018年第三季度相比，华为手机搭载高通芯片比例从24％降至8％，联发科由7％上升至16.7％，可见联发科成为了受益者，实际上华为的中低端手机使用了不少联发科芯片。



另外三星也可以是合作对象，因此华为的手机可以通过囤货+外购芯片的形式暂时维持发货。



注意华为囤货主要针对高端的旗舰手机芯片，中低端都可以从国产+非美系芯片厂家那里买到。



3. 业务多元化，用其他业务支撑核心业务，为自己的生存发展争取时间。



例如2019年5月，华为成立的智能汽车BU，开始进入汽车零部件领域，提供车载通信模块，车载操作系统，电动汽车电控等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华为顺利的在2020年开始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形成收入，将能带来很好的支撑，按照华为的规划，汽车业务是其未来最大的增长点之一，2030年要带来500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领域对芯片的要求并不像旗舰手机那么高，可以通过采购国产芯片的形式解决供货问题，华为制造出系统并进行供货。像华为的网络能源，给基站供货电源、电池，以及提供光伏逆变器等产品，2019年订货就超过300亿人民币。



再比如华为还有智能安防业务，以及终端除了手机以外的各种产品，这些领域的芯片完全可以采购国产或者非美系，继续完成系统的生产和出货。



另外，对于一些制程要求很低的芯片，华为海思也可以自行委托代工厂生产，毕竟国产光刻机也可以做到90nm，代工厂搭建一条工艺水平较低的去美化的产线并非不可能，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最好制程的芯片。像中芯国际2019年来自90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晶圆收入贡献比为50．7％，也就是差不都一半的收入来自90nm以上的制程。



4. 加快推动中芯国际和华虹国内代工厂的发展，拉动上游设备厂家进步。



目前不适合让中芯国际等国产厂家违反禁令给华为供货。



中芯国际目前处于技术和产能爬升状态，尽管中芯国际的14nm工艺已经在2019年Q4进行了量产，根据中芯国际发布2020年Q1财报公布的数据，到今年（2020年）年底产能提升到15000片每月。而为了追赶，中芯国际也投入了大量资金购置设备。



2月19日，中芯国际披露了公司在2019年3月12日至2020年2月17日的12个月期间，就机器及设备向美国的泛林集团发出一系列订单，花费6.01亿美元（约合42亿元人民币），产品包括由蚀刻机等设备。



2020年3月2日，中芯国际再次发布公告：公司向应用材料集团发出一系列订单，总金额为 5.43 亿美元（约人民币37.9亿元），向东京电子集团发出一系列购买单，总金额为5.51亿美元（约人民币38.49亿元）。



5月15日晚间，也就是美国宣布限制代工厂给华为供货的同一天，中芯国际发公告称，于当天签署新的增资扩股协议，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将分别向中芯控股旗下的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和7.5亿美元，以获取23.08%和11.54%的股份，总计22.5亿美元。



增资结束后，中心南方的股权为：中芯控股从50.1%稀释至38.52%；大基金一期和二期合计持有中芯南方37.64%的股权；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一期和二期合计持有23.85%。



此前的5月5日晚间，中芯国际公告称，计划在科创板上市，发行16.86 亿股份，募资超过人民币200亿元。募集资金的40%，即约80亿元，将投入中芯南方，以扩大产能；20%用于储备研发资金；40%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降低资产负债率。



目前必须保护好中芯国际这个平台，促进其发展壮大。



这次美国禁止代工厂使用美系设备给华为供货，那么我们需要壮大本土的国产半导体设备，而本土的半导体设备发展是需要平台的，中芯国际，华虹等代工厂发展的越好，则国产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厂家发展的越好，因此，当前不合适让中芯国际冒着禁令制裁的风险为华为供货，只要再坚持两三年，国产半导体设备即可获得比较大的突破。



目前国产半导体生产设备所有的环节都有国内公司在开发，例如国产化程度最差的光刻机，离子注入机，涂胶显影设备等，对应就有光刻机（上海微电子），离子注入机（北京中科信，凯士通，中电科电子装备），涂胶显影设备（沈阳芯源）等在搞研发和推进，也有极少量设备有所应用，



其他刻蚀设备，CMP，清洗机，薄膜沉积设备等的国产化比例要更高，不过设备工艺达到7nm的还很少，一般是到14nm~28nm。



而最为关注的光刻机——上海微电子的新一代28nm光刻机预计将在今年完成，如果顺利可望在明年导入产线试产，因为其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02专项在“十三五”期间的标志性项目“28nm(纳米)节点浸没式分步重复投影光刻机研发成功并实现产业化”，而2020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国家科技部评估中心2017年的对重大专项进行评估的新闻——



7月12~13日，电子信息领域专项监督评估组赴上海进行实地调研，监督评估组组长马俊如研究员及其他专家，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李伟副调研员，电子信息领域3个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总体专家组有关专家等相关人员参加调研座谈。监督评估组首先前往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现场考察了90nm国产光刻机的测试验证情况和28nm节点浸没式光刻机的研发进展，并就如何加快光刻机研发和产业化进度等议题与项目承担单位进行了交流研讨，围绕精细化管理、产业化推进、明确用户需求与人才团队建设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等2021年28nm光刻机如果能顺利试产，并在2021年底或者2022年实现量产，那个时候我国搞出完全去美国化的，使用日本+欧洲+国产设备做出28nm半导体生产设备产线就成为可能了。



当然了28nm还不够，更先进制程的国产光刻机也在研制，主要是看在研的先进光刻机进度能不能创造高速度。



基站对芯片工艺的要求比手机低，只是对于手机来说，14nm已经算是最低门槛了，在荣耀官网看了下，中芯国际代工14nm芯片麒麟710A的荣耀Play4T就是一款1199元的千元机。



最后再说一句，华为活下去的手段很多，之前已经反复分析过了，例如知识产权收费，囤货，业务多元化，零部件销售，电子产品制造等等，华为是可以熬过至暗时刻，支撑到国产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



禁令十个半月后华为自主化进展以及新一轮打击下生存概率，而半导体生产设备国产化在按照时间进行。



当前主要问题并不是华为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华为肯定能够活下去，只是要过几年苦日子，目前主要问题是需要支持华为能够守住5G这个制高点，解决5G基站长期持续供货的问题。



目前除了囤货，以及加快半导体生产设备国产化之外，也需要国家的出手进行反击，虽然迫使美国解除对华为的禁令很难，但是我们可以：一是对等反击，让美国的企业也感觉到损失；另外最关键的，这个比前一条还更重要，这个反击是要能阻止美国的5G技术进步，迫使其无法达到战略目标。一切能够促进美国5G技术进步的核心企业都是主要反击对象。



目前被点名的美国企业，波音符合第一条，高通符合第二条。



苹果也更符合第一条，当然了苹果和中国供应链深度捆绑，其零部件供应工厂按照2019年的供应商报告，47.46%位于中国，尤其是最下游的智能手机和电脑组装制造，集中在中国的代工基地，因此并不合适从供应链角度卡苹果，对我们伤害也很大，更多可能是从销售角度。

浅贝

《华为的入关和渡劫 》



1258年，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包围了阿拨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蒙古人的骑兵和弓箭被12英尺厚的城墙所阻挡。



阿波斯王朝（The Abbasid）在中国旧称“黑衣大食”，创建于安史之乱前的公元750年，并在一年后跟唐帝国激战于中亚怛罗斯。这个强悍的王朝延续了500年的国祚，代表了阿拉伯的黄金时代，首都巴格达更是人稠物穰，学者云集，财富鼎盛，人口高达120万。



兵临巴格达城下的不光有蒙古人，还有突厥人、波斯人、信奉基督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安条克公国的十字军，以及1000名东方炮兵专家。最终，在工程师的弩炮和早期铁管火炮的攻击下，巴格达的城门在三周内轰然倒塌，末代哈里发Al-Mustasim投降。



此后便是无情的屠城。据记载，无数清真寺、宫殿、医院和学校被摧毁，数十万人死去，全市的36所图书馆被付之一炬，书籍被扔进了底格里斯河——据说因为扔的太多，以至于河水被染成了墨水颜色长达六个月。而哈里发则被裹在地毯里，由蒙古骑兵践踏碾死。





旭烈兀围攻巴格达（插画），1258年



蒙古的崛起和巴格达的陷落是西方史学界研究烂了的课题，也是欧美人骨子里那种“东方恐惧”的来源之一。而在去年，这段历史又双叒叕被翻了出来——美国评论家大卫·戈德曼在接受《世界周刊》采访时[1]，把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蒙古对巴格达的征服。



这种暗藏“黄祸论”的观点其实漏洞百出，把蒙古西征套在中国头上是一种很勉强的生硬叙事，蒙古人的扩张是一种游牧文化，从来都跟儒家体系的主流绝缘。而戈德曼在采访中也不得不承认：“除了维护领土完整之外，他们（中国人）对其他东西没有任何兴趣。”



不过大卫·戈德曼引发东西方媒体热议的一个点在于，他把华为比作轰破巴格达城墙的东方工程师部队。



在戈德曼眼里，华为是“长枪的枪尖”，是席卷西方的先锋。而华为五万外籍员工更让他联想到围攻巴格达的多民族军队，他认为华为像蒙古人一样，先击垮对手，然后再招纳对方人才，为己所用。因此他声称：“华为没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反而更具有帝国性。”



跟国内其他大型商业集团相比，华为的确可能更符合人们惯常认知中帝国的形象：辽阔的疆域、频繁的扩张、庞大的外籍军团、全球资源调配，对外四处征伐，对内强势铁腕，而执掌帝国的是一位如凯撒般威望空前的领袖。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华为内部，既有IBM和Mercer设计的现代管理系统，也有“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胜利是军人的最大奉献”这种挂在墙上的标语[9]；高管们既能在卢浮宫用流畅的英文介绍最新机型，也能在内部论坛里熟练地使用“攻山头”“前线后方”“到农村去”这种革命词汇。



西方人没见过这样的公司。《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式的密码传承，西方公司永远弄不懂，弄懂了也无法推行。”但搞不清楚的又何止是西方？中国人自己有时候也无法理解华为，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华为的讨论时常陷入分歧和争议。



华为身上到底是具有中国性、美国性，还是帝国性？这是一切问题的起点。



01. 内核：自我驱动的技术战军团



华为身上有着鲜明的美国性，即使在被围追堵截的日子里，任正非也不忘反复强调：“华为一直是比较崇拜美国的。”



1997年，任正非去美国考察了四家高科技公司，尤其是IBM，洋气又高效的管理模式给任正非洗了脑。回国后任正非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简单粗暴，叫《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种标题的文章要是晚20年发，恐怕会被“太平洋不加盖”这种评论给淹没。



第二年，50多位西装革履的IBM顾问空降华为，来手把手指导改革。前后花了20亿人民币和两年时间后，华为把产品上市时间缩短40%～60%，浪费减少50%～80%，生产力提高25%～30%。尝到资本主义甜头之后，供应链、市场、财务等项目陆续启动。



通过向西方最顶尖的公司学习，华为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早已是世界500强的级别。一家英国客户这样评价华为[4]：华为是一家中国的美国公司。



但外国人还是太naive，不知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已经被中国企业家倒背如流。任正非的经历，注定了华为不可能止步于“美国化”，无论裹上多少层西方外衣，这家公司价值观始终一如任正非的讲话那般充满革命气息：忠诚，奋斗，个人利益服从集体。



为了保证忠诚、奋斗和服从，华为在营造“狼性文化”的同时，必须要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让员工“发自肺腑”地认同它的价值观，否则就会陷入“领导画大饼，员工翻白眼”的窠臼。这套制度，就是后来华为有别于其他公司的最大标签：人力资源和价值分配制度。



成立之初的1990年，本着“有福同享”的朴素思维，任正非用每股1元的价格让员工参股，股票的分红非常高，长期维持在25%-50%之间，最高时甚至超过100%，打败一切理财产品。很多员工上午拿到工资，下午就去财务那里排队，争相去交股权认购款。



每股1元的价格，一直持续到2001年。这让华为从90年代末开始，便长期雄踞中国民营企业个人所得税纳税排行榜的第1名。



2011年，华为将下属公司华为电气以65亿元的价格卖给艾默生，在清理员工股权时，华为最初提出以1:1的方式（每股1块钱）回购，但华为电气员工显然不甘心放弃这么一颗摇钱树，提出要1:7回购（每股7块钱），最终双方妥协，以1:4的比例分四年兑现。



这次事件引起了任正非的反思，紧接而来的“华为的冬天”，再度促使他启动股权改革，华为2001年后便不再派发每股1元的股票，员工持股改为虚拟受限股，没有所有权和表决权。老员工的股票也逐渐转化为期股，不再有稳定的分红，兑现的周期也被大幅拉长。



在当时的环境下，华为这种搞法不乏违规，甚至违法。“虚拟受限股”游走在灰色地带，曾被友商举报非法集资，一度被搞成“姓资姓社”问题闹到了北京。后来朱镕基赴深圳考察，用“三个特殊”来定了个调：虚拟受限股是特殊年代下，因特殊原因的特殊妥协[14]。



但即使认购价不再是1块钱，华为的“虚拟受限股”也意味着巨大的财富，老员工之间逐渐有了“买房靠分红，工资算零花”的说法。而受损失的其实是不断给出股权的任正非，2000年底任正非的股权单独剥离出持股工会，只剩下1个多点（真实持股数量未知）。







2008年，华为进一步补漏，提出了“饱和配股”，规定每个级别的员工持股达到上限后就不再参与新的配股。2013年，又推出TUP计划，每年给员工配一定数量的期权，与虚拟受限股享有同等权利。随着时间推移，虚拟股不断被稀释，“老员工”又不得不继续奋斗。



而在2008年，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能解聘工作超过10年的员工。任正非决定开展新一轮集体大辞职，要求所有工作超过8年的员工上交一份辞职报告。接着有两种选择：将过往工龄清零，签新的劳动协议；或者带着补偿金离开华为。



集体大辞职在日后成为华为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工龄达到一定标准后，合乎标准的员工会重新签一份新合同，丧失“奋斗精神”的员工会逐渐离开队伍（当然，会给予相当丰厚的补偿）。华为还趁这个机会调整了工号顺序，以刨除由工号大小带来的阶层划分。



这给华为带来了持续的争议，但的确能调动战斗力。正如任正非对华为的精准描述：华为是一个由货币资本和劳动资本共同构成的价值创造和价值的分配体系。



这让人想起了商鞅对秦的改造：将大量产业国有化，紧抓利益分配的权力，借以充分动员全社会，让所有人都围绕“农耕和战争”两项任务来工作，同时大刀向既得利益集团头上砍去，废除世袭制，将阶级跨越的途径唯一化，只有赢得军功才能实现阶级跃迁。



种种措施最终把秦国改造成一个农战国家，巅峰时秦国有8%-20%的人口都是军队，而其他人口都是提供军需和粮食的后勤力量。而东部六国自身都是社会属性相当重的国家，在面对这样战争机器的时候毫无胜算，这其实是白起王翦战无不胜的大背景[15]。



如果士兵们赚了太多的钱，就没有动力应对下一场战争；士兵们没赚够钱，就没有耐心等待下一场战争降临。华为的管理层为利润的分配殚精竭虑，他们为员工开出高于市场的薪资和期权，又要时刻警惕员工的财富积累的太快，以至于丧失了“艰苦奋斗精神”。



在2012年的采访中，华为轮值CEO徐直军透露：公司会有意控制利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自从前年分了2.98元之后，家属天天就想着2.98元，去年分了1.46元，家属就有意见。”他说华为不希望通过上市让员工一夜暴富[10]，“不能上完市，大家都不干活了。”



一系列持续至今的制度变革把华为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科技战争军团，也塑造了华为超然于中国性和美国性之外的特性——巧妙的制度设计让员工的战斗力有增无减，他们永远活在危机和忧患意识里，无法停下增长的脚步——扩张没有极限，征伐永不停歇。



华为内部刊物记录了很多奋斗故事：在孟买恐袭时坚守岗位、在阿尔及利亚地震时开拓市场、在埃博拉肆虐时签订大单……光靠铁腕管理和洗脑画饼，员工很难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奋斗。不少公司痴迷于华为“狼性文化”，却往往在战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最终适得其反。



旁观者可以指责批判，但拿到丰厚战利品的士兵从不抱怨，这就是一个自我驱动的征战集团的核心特征。



02. 边界：华为的红旗能够插多远？



一个自我驱动的强大军团，什么情况下会放缓或暂停征服的脚步？一是遭遇了对手的反制，二是遭遇到了扩张的边界。



外部反制其实是迟早要来的。改革开放后，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是廉价商品的制造中心，比如衣服、鞋子和组装电脑。但华为却让西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向全球出售“深度技术”，比如作为通信基础设施的5G网络，这引发了西方的警惕。



上一次让某些西方人对一门“技术”产生恐惧心里，恐怕还要追溯到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乌尔班巨炮。在那一年，21岁的奥斯曼苏丹携带69门巨大的火炮，在50多天里向狄奥多西城墙轰击了5000多枚680公斤的石弹，最终攻破这座1000多年未陷落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西方感到了震惊和恐惧，它不仅让欧洲失去了屏障，还严重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各种自信，更是被称为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是“荷马和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茨威格把它列为14个影响人类文明的瞬间之一。





奥斯曼帝国围君士坦丁堡，1453年



在不少观察家眼里，5G就是乌尔班的巨炮，它能将西方固守千年的优越感轰得粉碎。



如何处理跟西方的关系，是中国自晚清以来苦思的一个大课题。华为出海之后，一向是谨慎且低调，“因地制宜”。比如2004年打击李一男的港湾网络，华为手段雷霆凶悍，而在同期与思科的官司里，华为又向美国人展现出了一副谨遵商业规则的成熟形象。



但与思科的官司之后，华为几乎每年都会遭遇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攻击，比如“与解放军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纠纷”、“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种罪名。“华为有中国政府财政支持”的论调便来自思科CEO约翰·钱伯斯（JohnChambers）在欧洲某场峰会上的演讲。



任正非试图通过跟西方对话，消除这种敌意。他曾多次把5G比作高速公路——上面跑什么车不是华为决定的。在墨西哥，华为对当地政府说，“你们的宽带网络让我们来建，你们可以开展电子商务和金融支付，我们提供配套物流和融资方案，让你们融入世界市场。”



但这恰恰是西方世界所不理解的，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公司扮演着修桥筑路的角色，华为的崛起让他们感到难以适应，因为华为有着迥然相异的体系与价值观，和这些曾经的霸主格格不入。美国不害怕中国成为商业强国，却担心中国变成一个技术强国。



毕竟在他们眼里，乌尔班巨炮这种先进事务，应该归属于西方阵营，一旦让东方的异族掌握了就会带来无尽的噩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除了外部的反制，扩张的边界也是需要华为重点考虑的事情。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华为似乎没有边界：从固话领域逆袭居上，到无线领域攻城拔寨，然后从通信设备攻入企业网，再杀入万亿规模的手机市场，华为的技术军团从胜利走向胜利，兑现了丰厚的利润。



徐直军曾在采访中骄傲的表示，“挖我们一位中高级主管很难，因为待遇你是开不起的。工资你可以给得高一点，但没有股权，我们公司要求离开的人就得退股。”这套分配体系是华为成功的核心，但它运转的前提是疆域可以不断的扩张，不断地获得新的战利品。



但扩张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恐怕连华为自己都不知道。在手机这个规模超万亿的市场里，华为只用了8年时间就坐到了接近全球第一的位置，国内市占率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40%。下一个能够容纳华为庞大军团的万亿级别产业，恐怕就只剩下汽车行业了。



当秦灭六国之后，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耕的供给仍然源源不断，但是战争能提供阶级上升之路却被封死了，军团还在，但敌人没了。嬴政之所以要在战后建长城、挖灵渠、修陵墓，搞一大堆超级工程，其目的就是输出因农战主义而形成的巨大产能[15]。



华为技术军团的产能和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2019年华为手机海外受阻，大批人员被调往国内深耕电商和线下，效果十分明显：全年华为终端出货量逆势增长16%，代价则是竞争对手们的压力山大，OV、小米等厂商都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下滑。



如何破局反制问题和边界问题，华为需要向更高的位面去寻求指导。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能给它一个答案吗？



03. 入关：历史能教给华为什么？



在华为焦头烂额的应付制裁的同时，中文互联网的一些圈子也在试图深挖历史，他们整理若干种“学说”，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入关学。



入关学的核心，是将中国比作山海关外的女真人，将西方比作山海关内的明朝，后者以文明中心自居，认为前者是野蛮人，而前者无论如何跪舔后者，都无法获得认同。更重要的是，大明尽管腐朽，但可以从自己主导的秩序中获利，这很像美元体系下的美国。



前者唯一的出路，就是“入关”——用实力去征服后者，逼他们承认自己，否则会永远陷入内卷化的循环。就像华为本来已经打到海外的部队如果被迫回归国内，就只能跟小米ov这些公司搞恶性竞争，内部压力骤然升高，最后N败俱伤，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入关的好处显然是大大的，支持该“学说”的人希望通过强行入关，达到一种巴黎人们欢迎拿破仑的效果：



第一天，不明蛮夷在建州发动叛乱；第二天，女真野人向南方攻击前进；第三天，匪首多尔衮残害我军民；第四天，摄政王占领山海关，官军鼠窜；第五天，英勇王师连克西二旗和天通苑；第六天，朱由检小儿自缢，皇帝陛下今日莅临自己忠实的帝都。



这种“学说”听起来通俗易懂，很多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往上一套，就特别容易理解。比如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都会选择性忽略中国抗疫的经验，甚至连戴口罩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肯施行？用入关学来解释就是：你女真人的蛮夷搞法，我堂堂大明怎么会去学？



听起来有道理，细推敲却问题多多。西方人把我们比作蒙古，我们把自己比作女真，这都不是什么好榜样，而把中美的差距比作女真人跟明朝的差距，其实是一种自我矮化。最重要的是，入关虽好，怎么入是个问题，是用核武器，还是用吴三桂呢？



除了入关学，还有东进学和翦商学的“学说”在一些小圈子里流传。东进学是基于秦国东出征讨六国的历史，来描述中国跟世界的关系，这显然错误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翦商学将美国比作无道无德的商纣王，把中国比作替天行道的周武王，这显然又贬低了对手。



入关学、东进学和翦商学无法适用于当前华为和中国的处境，其核心原因在于：我们的历史并没有应对这种情况的先例。



中国历史以来的王朝，缺乏一套对外交流的哲学和思想体系。西方从罗马时代就靠扩张和贸易来跟周围的世界打交道，很早就确立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统治体系。但中国由于很早就实现了大一统，物产又丰富，与周围世界进行交流的动力就明显不足。



但在崛起的大背景下，华为的问题也会是其他中国企业的问题，它们在未来的二十年将全面涌来。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没有一家公司完整的走过这样的一条全球治理的艰难之路，到底怎么走？二十四史里没有答案，黄老之术里没有答案，儒道哲学里也没有答案。



入关学虽然参考性不足，但它的名字却很有意义——华为的确有个“关”需要入，中国也的确有个“关”需要入，那就是如何让这个世界，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来理解和对待我们。这个关怎么入，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和解药，需要新一代的中国人自己趟出来。



华为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华为的答案，也是中国急需的答案。



04. 渡劫：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纳入实体清单。一年后的2020年5月16日，又传出美国将要升级打压措施的消息。



十年前记者向思科CEO钱伯斯：“哪一家对手让你最担心？”钱伯斯毫不迟疑地回答：“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就是华为[1]。”中国有很多公司能够让海外同行脱帽致敬，但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像华为这样，让西方世界心生畏惧。



美国人从没见过这种公司，也不知道如何击败它，但当他们产生出像乌尔班巨炮一样的恐惧和偏见时，昔日的众生灯塔就变成了不择手段。一年之后，当新一轮的制裁来临，美国的手段表面，它的目的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卡脖子，而是意图将华为置于死地。



见惯了黑云压城城欲摧，华为内部“心声社区”一位员工发表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对华为接下来的命运，我和我的大部分同事都不感到悲观，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精力去焦虑。还有很多事在路上，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好自己的事。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中美博弈已经是滔天巨浪，但华为确实有很多像我一样傻的人，我们相信连接人和物的远方，相信远方更广阔的数字洪流。在历史长河中，很多以为的巨浪就成为了浪花。



相比一年前，世界因为一场疫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脱钩、逆全球化和呼啸而起的民粹主义。当西方越发以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看待中国时，中国也需要面对正在困扰华为的那些问题：应该用一种怎样的眼光和态度，去审视如今这个波涛汹涌的世界？



即将遭遇风浪的，华为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需要入关的岂止是华为，需要渡劫的又岂止是华为？

浅贝

尹国明：全面封杀华为，是一场国家赌博，必败！



1、华为的背水一战与必胜信念



面对美国的封杀升级，华为表现的很淡定，官微那句表态更是堪称经典：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这个态度既适合于华为，也适合于中国。美国全面封杀华为，本身就是为了遏制中国。



只有两种情况能让美国停手，第一种是中国彻底失去崛起的潜力，中国从此安心做一个失败的国家；第二种是美国失去遏制能力，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先是中兴，再是华为。中兴我们忍了，马上就是华为。华为之后呢?我们还能退到哪？



准确地理解华为那句话很重要，悲观主义者只从中解读出华为的悲壮，却看不到华为的信心。



那句话，既表示了华为背水一战的决心，更是表达了华为必胜的信念。这才是完整的意思。一句话，两层意思，把最该说的都说了，毫无拖泥带水。



华为从来没有因为美国的封杀而悲观，任正非反而从中看到了机会。美国把华为列入制裁名单之后，中国悲观者众，替华为担忧者众，当央视记者问任正非：华为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任正非当时的回复是：



不会，在我们没有受到美国打压的时候，孟晚舟事件没发生的时候，我们公司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惰怠，大家的口袋都有钱了，不服从分配，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工作，是危险状态了。现在我们公司全体振奋，个战斗力在蒸蒸日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最佳状态了。华为现在不是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最佳状态。



任正非的话体现了辩证法，能够打败华为的是华为内部的队伍出现了大问题，而不是外部的压力。



对中国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面对美国的制裁升级，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公开回应说：我们有信心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为了应对实体清单，华为去年的研发投入增加了29.8%到1317亿元，库存增加了73.4%。



华为完成了向多个领域内最强对手实现一次次赶超，而且扛过了美国的第一轮制裁。华为对胜利的信心并非虚张声势，而是有厚厚的成绩单佐证的。



一个中国企业，能够让地球上最强的国家，不得不一再采用行政手段，动用举国之力封杀，这本身就说明，美国的企业已经无法用市场竞争手段战胜华为。华为作为一家企业，已经是成功者。



2、美国制裁升级实质是赌博



美国这次制裁升级，说明原来设定25%的美国技术和设备比重限制标准，也不能挡住华为，被华为产业链的去美化改造给基本化解了，美国第一波对华为的制裁基本失败了。



美国这一次没有采取10%的限制标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也阻挡不了华为。这次对华为直接采取了最极端的制裁方式，凡是使用过美国技术和设备的供应商都被美国纳入商务部的管控范围。



逼迫依据市场原则全球化配置的产业链供应商，美国这样做，虽然可能迫使一些企业跟随他们中断与华为的合作，但也因此损害了众多供应商的利益，他们中很多家接下来的选择会是什么？肯定是想办法研究怎么尽快尽量地从自己的研发、制造和供应体系中，把美国因素清理出去。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傻子才愿意放弃。如果真是跟随美国亦步亦趋，用不了太久，中国就会调整完善产业链，把自己的地位替代了。



美国这次行动，又体现了“把自己搞得少少的，把对手搞得多多的”原则。



这是运筹帷幄还是赌博？这是体现了美国对其实力的自信还是赌徒的孤注一掷心理？



换个角度看美国制裁升级这件事，是华为的超强抗压能力把美国逼成了一个赌徒。美国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从从容容地就可以搞定华为的。



美国看似咄咄逼人，无所顾忌，其实形势对它并没那么乐观。一个已经相当程度已经去工业化的国家，想通过逼迫其他供应商战队的方式，试图把一个工业增加值超过美日德的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孤立出去？



这不是利令智昏，是什么？



赌博输了，代价高昂，美国作为赌徒也不能例外于这个规律。用产业链孤立华为，失败的结果，就是全球产业链会加速去美化，美国企业很可能会在在全球产业链中被边缘化。



3、美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而从现有条件看，美国遏制华为行动必败。除非中国不拿华为当回事，否则美国是不可能达到致华为于死地目的的，而中国不可能不重视华为，所以新一轮制裁还未开始，结局已经注定。



主要原因在上篇文章中也分析，在此只重复几个要点：



美国封杀华为采取的方式不但逆全球化，而且是不义行为，虽可以凭一时的优势得一时之势，但长久必会因对抗规律和失道而失败。



中国5G基站数量至少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三五年内华为5G的市场压力不会太大，华为的5G，是华为备胎计划最优先考虑也是最不能容易被美国限制的产品。三五年之后，中国主导的产业链去美化差不多也可以成型了，美国的制裁更无效果了。美国想整死华为，最主要是因为华为的5G。中国5G商业化不可能停步，华为5G业务怎么会崩溃？所以美国的主要目标注定不会实现。



华为的手机等业务受损，是代价可以承受的暂时退却。而且，以华为的企业文化，绝不会只有消极的退却，华为会重新调配资源，硬件方面暂时受阻，就会在软件方面投入更多资源，比如在谷歌的垄断的手机操作系统和甲骨文占优势的数据库业务上，投入重兵追赶。以华为的能力，在这些华为已经涉足的领域内，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通讯设备和终端的辉煌。即使是手机业务，两三年、甚至三五年之后，华为的品牌价值还在，卷土重来并不难。那时候的华为会比现在更强大，对于中国的价值会更高。



而且，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十几年前就为了应对美国的封杀而制订并实施了“备胎”计划的华为，对于美国升级制裁措施，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华为不会败给外部压力，中国也不会输给外部力量。



经过美国的一再反面教育，困扰中国四十年的中国独立自主还是“造不如买”的争论，一下子失去争论的必要。相比较外部的围堵，内部的“造不如买”势力对中国的杀伤力才是致命的。中国统一思想意识后，会快速地完善自己的产业链，补齐短板。



只要自己不放弃信心，积极作为，“危”和“机”是可以转化的。回顾现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就是这样的吗？一开始西方希望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因为中国积极应对，中国很快就控制住局面，而反观开始围观想看中国“好戏”的西方，现在自己成为震中，陷入危机，衰退会加速。中国证明了体制优越性，中国人的“四个自信”大为增强，中国犯颠覆性风险的概率下降，中国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对优势，会更好的发挥作用，危机变成中国的机会。



我们应该相信华为，相信中国，警惕各种形式的失败论和投降论。







4、华为成功的密码及对中国的启示



华为为什么面对不可一世的美国企业，竞争力那么强，面对美国的国家力量打压，抗压能力又那么强。



原因会有很多个，但最基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华为是最不像私企的非公有制企业，抑制了资本的贪婪。



如果要寻找华为成功的基本密码，应该从华为的内部股权结构和相应的分配机制层面开始找。



华为股权结构对外部资本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任正非反复强调，华为不轻易允许资本进来，因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华为的理想的实现。华为没有上市，也不用为短期财务指标而束缚科技研发投入的力度，也不用为报表好看，压低员工的工资。



华为在股权结构上，体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原则。华为的员工，对华为的贡献达到一定程度，就有参与分红的机会。即便是没有分红权的，华为的员工薪资待遇也没有多少企业能比。华为的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很大程度克服了按资分配为主的弊端。任正非作为华为的创始人，持股比例只有1.4%。



华为身处市场经济环境，却在股权层面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劳动的联合为主，在分配领域体现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而且华为的按劳分配为主不是僵化的，分配机制是动态地贯彻这一原则，实行能者上庸者下。



华为在外部市场经济按资分配占重要比重的大环境中，在内部构造了一个按劳分配为主的小环境，用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解决内部激励问题。这虽然不是华为相对美国同行保持竞争力优势的全部原因，但应该是基础性因素，是华为成功的根基。



而华为外部的对手大多数以资本为纽带组织，分配主要体现资本利益，还因很多都是上市企业，不得不关注企业报表。管理层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拿到奖金，为了财务数据好看，更关注短期利益。像华为那么高的科研投入比例是很少见的，像华为长期实施、完全不计短期回报的“备胎”计划，更不可想象。

  

在这里也辟个谣。说公有制企业效率必然就低的，那是西方经济学需要的假设，是西方经济神学（本来就不是科学）为了自圆其说所必需的谣言。能够产生“铁人精神”、出现“宁可个人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先进人物的公有制，效率会低？哪个私企能产生这样的激励效果？



苏联用二十年时间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用三十年时间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中间还成为打败纳粹法西斯的主力，凭借的就是公有制，这样的效率会低？



中国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就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效率会低？



本人在国企干过，在私企也待过。对那种私企效率高，国企效率低的说法，从来都是嗤之以鼻。国企中很多都是效率很高的企业，私企中有大量效率极低的企业。



只不过公有制（现存的已改为国有制）在信念动摇、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再通过精神激励和劳动竞赛的方式实现激励，需要找到适合于自己发展的实现形式和激励手段。



华为一些做法，一些国企也可以借鉴（不是照搬），在劳动还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还没有告别异化状态的情况下，如何比较好地实施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而不应该只知道跟私企学习管理。现在国企的很多问题，就是管理层面跟风移植私企经验造成的。西方的管理经验可以批判的借鉴，但生搬硬套整体移植，方向就不对。华尔街的大型私企还在发愁怎么解决管理层的内部人制造问题呢。



鼓吹私有化就能解决国企管理问题，更是居心叵测的谬论，多少失败的私有化案例，以为媒体故意淡化就不存在了吗？



华为通过股权的特殊设置，实行倾向于按劳分配为主的内部分配机制，解决了效率和公平问题，中国是不是可以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相对美国的优势在哪？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为什么中国和西方交出了不同的答卷，中国的表现远远优于西方？最重要的答案是中国还保留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动员和组织体系，以及部分公有制。



华为证明了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对一个国家的效率有多重要？效率非但不是和公平对立冲突，处理好了会相互促进。



华为作为一个企业，没有特殊的股权结构就没有华为的分配方式，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就不可能有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美国贫富差距太大导致的种种社会弊端，我们最近都看得很清楚，不能重复美国的错误。在全社会范围内把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贯彻到位，克服按资分配比重太高，缩小贫富差距，把我们的发展和崛起建立在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坚实基础之上，还是要在所有制层面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浅贝

中美科技大决战（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 汪涛
     

导读

随着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新制裁措施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表明，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相信还是不相信，担心还是不担心，中美科技事实上已经进入全面总决战阶段。川建国的皮鞭果然远远比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的文件管用太多了。这场总决战将首先使中国芯片业一举跨越5到10年的进程，迫使其全产业链去美国化，更进一步，会迫使中国科技业整体上一举在短期内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科技进程将加快20年



随着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新制裁措施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表明，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相信还是不相信，担心还是不担心，中美科技事实上已经进入全面总决战阶段。川建国的皮鞭果然远远比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的文件管用太多了。这场总决战将首先使中国芯片业一举跨越5到10年的进程，迫使其全产业链去美国化，更进一步，会迫使中国科技业整体上一举在短期内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本来“中国制造2025”只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计划，分为2025年，2035年和2049年三个阶段。但川建国将用无情的皮鞭逼使中国提前在2025年实现甚至极大超越2049年的发展目标。根据美国政治发展形势、尤其是“义乌指数”，川建国将连任成功。即使这样，为下一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伊万卡·特朗普成功当选考虑。在2025年之前，川建国将一直会用皮鞭每年狠狠地抽打中国一次，将一切中国科技创新道路上的错误认知、愚昧幻想、追随型的陈旧科技体制彻底扫荡干净。




从2015年开始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中国的科技会最终赶上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本身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计划和目标，所以并不难理解。但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在这次科技大决战中成功地大大提前20年实现目标，主要的原因是川建国根本就没想要赢得这个科技决战，他要赢的只是选举。那么，这样是不是说他只是为一已之私，而不顾美国的国家利益，只是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实际做的是挖美国墙角的事情呢？那倒也不是，他的确是真想在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事情，并且他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在美国科技能力以温水煮青蛙方式慢慢地彻底丧失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国原有政治体制和国家战略的弊端彻底暴露，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改革。另外也将美国现有的一切还剩下的科技潜力用干用净，来达到其想达到的目的。因此，这将是一次中美间双赢的决战。
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是能否赢得这场决战。赢得这场决战的容易程度远远超过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只有极少数人真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对比处于什么状态的战争。美国虽然不是以鸡蛋碰石头，但最多也只是以西瓜、菠萝、顶多椰子碰石头而已。

需要提醒一下的是，首先中美间科技实力对比的变化非常剧烈，每天都会不同，一般不是能深入研究的人难以及时知晓和把握，很容易停留在多年前的陈旧失效信息和观念上看问题。二是芯片技术本身一般人很难搞明白，无论绝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是媒体上绝大多数写文章的人，别说是芯片，能把半导体收音机原理搞清楚的都很少。但我不仅长期深耕于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研究，而且可以很容易搞清楚各种半导体器件和芯片的最底层原理和每个管脚的时序，这本来就是我的专业。我本科是南邮，研究生在北邮，曾在当年郑州邮电部设计院工作过6年，在这些中国电信行业里几个最顶级的黄埔军校我都工作或学习过。我在王码电脑、中兴通讯、数码视讯这些业内知名公司都有过很长时间的工作经历。我以资深参与者身份亲眼见证了电信业从人工接续、步进制、纵横制、程控、软交换、ISDN、ATM、移动的1G到5G、DDN、SDH、DWDM、局域网、互联网、从模似到数字的地面广播、同轴有线广播、卫星广播等等的发展历史。我亲手研发、或操作使用、或安装维修过的设备从二战时期的矿石发报机，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喊“向我开炮”的无线报话机，一直到现在的电脑、服务器、集群通信和移动基站设备等。不仅在中国，即使全球范围，能在电信、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广播领域都有过长期工作经历的人也是屈指可数。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把电信业理解透的人，即使在华为这样的公司里也没多少个。况且，但凡看过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对放大原理的描述，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包括各种晶体管在内的一般放大原理，从而很容易理解这些在过去难以弄明白的高深科技知识。因此，即使我的看法不能说每个都对，但对相应领域的认知之所以受到很多专业机构和智库的重视，原因就在于我有很多不同于一般媒体人的第一手资料和资源，以及对一般科学原理的深入研究。




《英雄儿女》中的71式报话机。王成：“向我开炮”





现代的智能手机



理解当前中美战略格局的基础



要理解当前美国制裁政策出台的根源和中国可能的应对，不能仅仅把这看作只是针对华为一个公司，也远远不是单纯的芯片问题。我们必须从整个中美两国所处的战略格局状态和未来可能变化来看问题，才能获得更全面准确的把握。

过去，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基本态度，说好听一点是“韬光养晦”，说难受一点是持小心翼翼、有时甚至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态度。即使有些触及底线的问题，中国在口头上强烈抗议，往往也是泛泛地原则性的，看似声调很高，事实上始终保持很大模糊空间，一旦美国稍有让步甚至仅仅是止步，中国马上就停止抗议。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但中国现在外交等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政府声调非常强硬，对西方的任何教训绝不再忍气吞声，直接进行反教训，甚至有时还主动去教训一下对方，对此人们一时无法理解、忧心忡忡。遇到美国不断升级冲突时，很多人（不仅是普通人，而且包括智库级的知名人士）心里很自然地会担忧中国现在为什么这样强硬，为何不能像过去一样积极主动地讨好美国，积极地缓和关系，怎么就不能低调一点、谦虚一点，别去惹美国好不好。中国现在当然并不希望与美国对抗，但基本上不去太积极主动地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所持的态度是：如果你要缓和，我们当然积极支持和配合，但如果你要搞对抗，无论想对抗到什么程度都请便。中国不仅不会在原则问题上有任何让步，非原则的问题让不让步也还得多考虑一下价格和商务条款问题。中国不仅不担心美国来找中国麻烦，反过来中国要是高兴或不高兴了，还会主动去找点美国的麻烦刺激下对方。为什么会是这样？

中国政府考虑问题的角度，当然与某个普通人，普通学者、媒体人或某个企业是有区别的。很多人只是在泛泛地谈中国整体实力如何，军事实力如何。关注点多在航母、歼20隐身战机、055导弹驱逐舰、电磁炮、运20、轰六K、东风31、东风41、东风21D、东风26、核潜艇等等。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改变中美间军事对比的大杀器，但它们都是量的持续积累。真正具有最大战略意义，彻底改变中美间战略格局的，是两个重要事件。

一是2016年1月16日10点21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机遇窗口已经永久性地关闭了。对于这一点，不仅美国战略家们至今还没反应过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没反应过来。到了2017年，班农还在说遏制中国的窗口期只有5年，如果不加紧行动，等这个窗口期过了也就遏制不了云云。其实这个窗口期在前面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而不是还有5年。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中国外交系统说话的腔调完全改变。直到今天，无论中美间关系如何地巨浪滔天，中国一直就没有压低调门的迹象。

其原因在于，无论中国武器装备如何发展，过去都在战略上有一个极大的软肋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是可以对中国一剑封喉的——这就是曾经的“马六甲困局”。中国不仅极大比例的国际贸易必须经过这个通道，而且石油需求的56%左右（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0%，其中80%的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需要经过这个通道。如果真打起仗来，美国通过新加坡切断这个通道的话，中国石油供应很快就会枯竭。没有石油，再强大的军舰和战机都是一堆废铁。这就是为什么前述时间点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只有当你明白美国军方和战略家们从上面这些照片看到的不是美丽和性感，而是背后潜藏的惊天杀气，才会明白为什么自从这些美丽空姐登上永暑礁以后，下面这张照片就成为常态了。





你以后说话给我老实点



2016年7月26日，我在公众号文章“中西方战略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永暑礁、渚壁礁、美济礁这三个岛军事价值有多大？只要知道永暑礁机场跑道长度大概有3140多米，并认真搞明白各种位置关系就知道了。其跑道长度大约是十个美国航母艏艉相连一字排列的长度，它是大型国际枢纽机场的跑道长度设计，而不是一个岛屿机场的长度设计。只要中国愿意，可以让这几个岛具备比美国现役全部11个航母战斗群加起来还要大得多的作战能力。

第二个重大战略改变的时间点是2019年10月1日。在当天的国庆阅兵上，第一次展示了东风17导弹。中国时不时地就会展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仅仅是再多展出一个新导弹武器并不稀奇。但这个东风17为什么会那么特殊？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钱学森弹道”，俗称水漂弹道的实战型武器。这种弹道的理论原理在20世纪40年代就由钱学森从理论上提出了，但它的实现非常困难。现在实现这个技术突破意味着什么？它带来了两个特别的优势。首先其弹道是不固定的，这样防御起来就非常难，对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近乎于不可能胜任，只有采用电磁炮或激光武器等才有可能。二是因为在大气层外以打水漂的方式拉长在外层空间的时间，使其射程比普通导弹增长很多。这就会使相同射程的导弹重量和燃料大大减少，成本大幅度下降，真可谓是器利价廉。“据说”东风17是在东风16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风16射程为1500公里，而东风17为2500公里，通过末段的打水漂加长了约1000公里。如果在东风21D、东风26基础上加上钱学森弹道技术，射程就可能分别达到3500和7000公里。这会让整个美军在第二岛链上不再有任何安全性，甚至第三岛链上的美军也不再安全。

这个导弹正式亮相后，紧接着2017年10月8日美国顶级智库CSIS召集美国5大导弹供货商和美国国防部等军方相关顶级人士进行研讨，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美国现有导弹防御系统全面作废，二是美国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开发出同类技术的导弹，三是要开发出可以防御这种导弹的系统，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意味着，至少在10年之内，中国的东风17在其射程之内是基本无敌，不可防御的。这就使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相对于其他所有西方国家代差级别的优势武器装备，这是马克沁机枪与燧发枪的代差区别。更重要的是，东风17只是一个开始，既然中国已经掌握了钱学森弹道的技术，那就意味着只要中国愿意，可以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将所有弹道导弹全部升级为具备钱学森弹道的能力，这将使中国军方从导弹技术上拥有完全碾压美军的战略和战术能力。




已经形成战斗力的东风17导弹



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人。中国现在终级的军事上已经有接近绝对的把握“不可胜”（不被敌人战胜），因此也就可以心态相对轻松地“以待敌之可胜”。怎么才能使“敌之可胜”呢？那就是得不断刺激对方心态失衡，这样才会不断做出有偏差的、可被我所利用的决策。所以，别说是对方在挑衅中国的时侯，中国不会轻易让步，对方不挑衅的时侯我们还得找个适当的时机故意刺激它一下，让它跳脚才是。在这种时候怎么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声下气、韬光养晦、息事宁人呢？什么时候美国放弃自己是老大，学会与中国平等相处了，什么时候才没必要声音这么大了。

所以，虽然现在美国军舰还是时不时在台海和南海哆哆嗦嗦地“自由通过”一下，中国已经越来越不大正眼瞧它了。而在过去一般都要“强烈抗议”，并表示最后将其“警告驱离”，反正驱不驱离它们也是要走的。那么，现在美国本身疫情正严重，而且从2020年3月份罗斯福号航母爆出有士兵受到感染开始，到5月20日美军已经有8636人被确诊，为什么他还要在南海和台湾不断地展示“航行自由”呢？


台湾问题——美军为什么还要在南海和台海航行？



说到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老话题。大谈台湾问题的媒体和专家也如过江之鲫，对台湾问题未来可能的走向，人们也是议论纷纷。但是，这类讨论大多都只是一些无边无际的猜测。我们只要考虑清楚这么一个问题，就能理解最终的、真正准确的答案是什么：毛泽东当年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是如何设想的？只有搞清楚这个事情，并且有确实证据地搞清楚，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科学的理解。

如果认真研究现在还归属台湾实际管理的岛屿，会发现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距离大陆东部沿海非常近的地方，还零星地留有几个现归台湾实际控制的岛屿：除金门、马祖列岛外，还有一个过去极少人关注到的乌邱群岛。另外在南海还有太平岛和东沙群岛由台湾实际控制。太平岛太远了，当年解放军确实是真的没有能力去攻占。东沙群岛距离大陆260至300公里，当年刚解放时，解放军攻打十多公里外的金门岛都不成功，这个距离更别提了。马祖列岛现居民有1万多人，距离大陆20公里-40公里。马祖是台湾马祖文化的圣地，因此保留给台湾可算作是人情。乌邱群岛现属金门管理，距离大陆实际控制的鸬鹚岛只有16公里，却在金门以北120公里。该岛可以说是弹丸之地，只有2.6平方公里，当年的居民最多也只有几百人，现在还常年居住在岛上的也就三四十人。当年解放军海军在打下其他沿海列岛之后，要是真有心拿下乌邱群岛的话，根本不会费吹灰之力。金门距离厦门也就10来公里，如果要想报当年金门战役一个师全军覆灭之仇也不是难事。所以，不去拿下这些岛屿，唯一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故意这么安排的。有人说当年留下金门是为和台湾保持一定的联系。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留一个金门也就够了，为什么从北到南留下大大小小五个群岛？理解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明白了老人家对未来被迫只能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时，其战略战术是如何设计的。




很显然，直接去攻打台湾本岛所需要的军力和代价会是极其高昂的。但如果攻占金门、马祖，尤其是乌邱群岛，那就容易太多了。如果要以武逼统，这些零星的岛屿就是最好的抓手。从北到南，马祖列岛、乌邱群岛、金门列岛、东沙群岛、太平岛，这些岛屿可以作为解放军在以武逼统时充分展示武力，同时又代价极小的场所。过去解放军搞军演的时候，常常是非常高调地以攻占台湾本岛为假想目标，搞得炮火连天，导弹横飞，那其实并不是毛泽东设想的战略战术，更大程度只是吓唬对岸台独分子和美国别搞得太过分。但现在解放军在南海以夺占东沙群岛为假想目标，且很低调地搞军事演习，那就说明是在真准备干实事儿了。当然，公开以东沙群岛为假想目标，并不意味着真要干的话第一目标就一定是它。因为东沙群岛相对离台湾较近，离大陆现在虽说不上远，但也说不上很近，并不是最理想的首选。当然，以东沙群岛为假想目标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它离大陆的距离正好与大陆与台湾的距离差不多，并且还稍多一点。从大陆出发去进行攻占东沙群岛的军事演习，会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想象成模拟的攻占台湾本岛，也可以想象成攻占其离岛。
如果真要干，从军事上说首选以太平岛和乌邱群岛为最佳。因为太平岛距离台湾太远了，想以台湾本岛为支撑基地进行支援根本不可能。但它却距离中暑礁、仁爱礁、美济礁等已经成为解放军大型军事基地的岛屿都只有200公里以内。这对现在的战机来说，从机场起飞后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太平岛上的台军连跑出营房的时间都没有，台湾本岛只能干看着，无任何支援能力。况且根本就用不着飞机，太平岛不过0.43平方公里的面积，只要在中暑礁上部署1个解放军现役的PHL03火箭炮营，一次齐射就把整个太平岛覆盖光了。台湾曾传出想租给美军在太平岛上建监控站，马上就被美军否决了。他们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大兵跑到解放军火箭炮射程范围内去建监控站？真是把他们当傻子了。另外，真打起来了，就是把太平岛上炸翻天，伤亡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就该明白为什么大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同时吹沙填海建成这几个岛屿时，美国极其着急上火原因何在了？建成这几个岛可谓是一箭双雕之策，即解了马六甲困局之围，又可形成对太平岛围而不打之势。

对乌邱群岛，别说是现在的解放军海空军，就是当地民兵和公安开渔船过去解决问题都易如反掌，而且占了以后还可以退出来再还给台湾，可进可退。由此就该明白当年老人家的苦心安排和战略战术设计是何等之精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明知道现在开一两艘军舰在台海和南海“自由航行”，对解放军的实际军事压力已经近乎于零，但却执意要如此。其目的不是展示给解放军看（那怎么也得开一个航母战斗群过来才像样吧），而是极力展示给台独分子看的，表明美国还是会力撑台湾。

但是，以上分析是否意味着很快解放军就会采取行动呢？当然不是。对此人们可能还是感觉不过瘾。有人甚至分析把台湾问题解决了，台湾的台积电就成我们的了，那华为7nm和5nm芯片就有人可能生产了。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解决台湾问题难道就是为给华为解决生产芯片供应吗？台湾问题的解决路径会怎么走，还是总结一下各代领导人是怎么说的：

第一代：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第二代：当年刚与美建交，在访美时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进攻台湾，但有能力封锁台湾。

第三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第四代：制定《反分裂国家法》。

第五代：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如果精通解放军战略战术的，就应该知道其最经典的战术是什么：围点打援。有人总在说解决台湾问题关键是如何不让外国势力介入。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也容易忽视最关键的问题。怎么就不能设想一下就是要引外国势力介入，就是要借这个机会敲打一下外国势力，一切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如果其害怕不介入，问题不也就彻底解决了吗？好了，谈到这里就该止住，再谈就说太多了。如果再说就是提醒一句，外国势力现在跑还来得及，再晚我就不让你跑了。

对于此次美国从芯片制造和设计环节限制华为，有人提出应当报复，甚至提出制裁波音等。事实上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一是他们根本不理解今天中美在信息产业真实力量的对比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二是这些选择的制裁对象并不合适。波音接连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打击，现在纯属是一个躺在病床上重症病人，问题只是还能熬多长时间。你去报复一个年轻力壮的人还有得一说，去打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垂死病人多少有点不道义。况且在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中，波音一方面是最大获益者，同时也是为发展中美关系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最卖力的公司。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一个完全与其无关的事情去拿躺在病床上垂死的波音去做报复对象。表面看高通是美国芯片业巨头，但它是提供芯片的，而这一次美国商务部打击点是芯片制造业，不是芯片，与高通并无关系。中国要做出什么反制，也得是有利于中国芯片设备行业的发展，而不单纯是一个报复行为。三是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必要一定得采取一些对等反制措施。两年前刚刚开始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对美方的任何制裁措施，中方即使不是完全对等，起码也得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但中美之间科技战发展到现在，美方的新制裁措施已经完全变成对中方帮大忙，我们千恩万谢都来不及，哪还需要什么反制？


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的惊天变化



中国人已经太习惯于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基础太弱，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巨大的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为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所以当中国在信息产业很多领域已经具备对美国压倒性优势时，整个社会还处在想象中的美国强者对中国弱者的欺压和霸凌，把中国看成一个受难者、把美国看成一个高高在上的强盗形象。

中国的信息产业在不久前的历史上的确是太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亲身经历者，最有发言权。我1984年刚刚从当年的南京邮电学院（现在是南京邮电大学）毕业进入郑州邮电部设计院（当年唯一直属邮电部局级设计单位）时，中国主要的核心通讯还是人工接续为主的状态。当时很多西方国家基本都已经是自动交换。为了与中国电话网匹配，很多国家还专门留了几条人工接续的线路与中国网络联接。电影《手机》里有一段很让人心酸的歌曲“刘三斤”，他的媳妇吕桂花为了给他打长途电话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到县城里。当时打一个长途电话可能要两三天时间才能接得通是常事儿。

但是，在那个极为落后的时期，中国人却有着充分的乐观和自信。别老是笑话印度，我们当年的乐观、豁达和自信并不比人家印度差多少。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电视上五一节搞劳动竞赛的表彰和表演活动。有一个邮电局的女接线员，居然能够把省城里一万多电话号码全背下来。在进行现场表演获得观众阵阵掌声后，漂亮的女主持人热情洋溢地说该女员工的能力在全球范围无人可及，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现场主持人还特地问一个外国观众，这个外国观众真的树起大拇指说太了不起了，他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没遇到过记忆能力这么强的接线员。我们几个一起看电视的设计院同事只能苦笑，电视里这帮人无知的自信和那个外国朋友的夸奖太令人尴尬了。国外当时已经基本没有接线员，当然没人有这个能力了。看着电视上还那么乐观自豪的主持人和观众，作为电信人，只能深感自卑、自责和苦涩。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在电信技术这个领域，中国不是已经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而是将美国对手基本清理干净了。曾经高不可攀的朗讯、摩托罗拉等美国电信巨头，从20年前就已经开始纷纷破产退出竞争的行列。很抱歉，本人当年就是清理这些美国对手的成千上万中国电信产业人之一。面对被我们亲手杀到尸横遍地的对手，除了外行人难以理解的悲伤和复杂心情，我实在是难以装得像华为那样悲壮，更无法积攒起哪怕一丝一毫普通公众尤其公知们那里还存在的恐慌甚至自卑情绪。到5G时代，美国连参与竞争的选手都没有，还谈什么与中国竞争？任正非曾经对记者说华为的5G远远领先美国，很多中国人可能到今天都根本没反应过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这话说得太矫情了，不仅是华为，整个中国的通讯技术根本就不是领先美国，而是对方已经就没有可比较的对象了。不是100与90相比领先10，而是100与0相比根本就没有什么领先的问题存在。

美国在芯片业上的确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优势，但很遗憾，川建国同志这次基本上是准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它全干光了。2019年5月18号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制裁华为的时候，很多智库机构，包括国家级的智库请我去作分析报告，对美国制裁华为的后续发展进行一些分析判断。我当时认为其中绝大部分芯片很快就可以实现替代，但其中最难的射频芯片部分快则一年，最迟两年之内也可以完成替代。当时很多经济学、金融、国际关系等等领域的学者专家们还认为我太能吹牛了。你们这帮文科领域的大专家们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别说是芯片了，连NPN型与PNP型晶体管区别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居然还胆敢来评判我吹不吹牛。

实际情况是射频芯片半年左右就完成替代了。华为的P30中还有几颗美国Skyworks和Qorvo的射频芯片，而到P40就基本把美国所有芯片全替代光了。我本人亲自参与推动过一家做砷化镓和氮化钾射频功放的公司，2020年春节前后产品就获得了实际商用。射频功放又是射频芯片里最难的，尤其氮化镓高功率的射频功放芯片，它不是用在手机，而是用在基站上。这种最难的通讯芯片也拜川建国同志所赐一瞬之间全国产化了。事实上，过去为中国军方提供支持的中电科13所和17所早就在积累相关技术。只不过是以前没有川建国大恩大德的加持，这些技术很难有机会大规模商用到军方以外而已。2014年前后，中国巨型机突飞猛进，连续多年占据TOP500榜首。奥巴马实在着急了，就对巨型机公司禁运INTEL的赛扬芯片。仅仅一年之后，太湖之光从天而降再次登顶，一个过去连业内人都极少知道的申威26010芯片突然间冒出来。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封锁，这种芯片技术可能就真的被长期封锁在中国不知哪个研究所里藏在深闺无人知了。




2019年5月18日，华为第一次受到美商务部制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架伤痕累累的飞机。基本上是刚刚好一年后的2020年5月15日，它又飞上天了。其配套的宣传口号还是极具华为特色的矫情：“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太矫情，实在是太矫情了。一个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公然宣称要把一个拳击世界冠军封锁教训一顿，然后这个拳击冠军表演得像真的要被暴打一顿的悲壮，同时还要装模做样地作出一付坚贞不屈、绝不投降的样子。社会公众也真以为川建国倾一国之力在弹压一个公司，后者要遭受一场多么巨大的委屈，实在是太扭曲、太荒唐了。此情此景，与当年看到电视上的主持人与观众为能记住上万电话号码的女接线员自豪和喝彩，同样地让真正的内行人无奈和苦笑。
由于狭窄专业的限制和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即使业内专家群体也很少有人能对中国芯片业全貌尤其是其潜力有清晰和全面的了解，所以谁也不敢下结论说中国能在多长时间内完全替代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和原材料，更别提普通公众了。那些媒体大V也大多只是站在圈子外很远的地方凭想象在写文章。还有一些人煞有介事地分析说美国布下了一个惊天的阴谋，像星球大战计划拉苏联入局一样，在引诱中国浪费大量研发资源。即使我认为专业性非常高的一些媒体作者，在这个事情上对中国芯片科技实际现状的判断也偏差太远了。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说难道中国真就没有问题，没有差距，都已经领先世界了? 当然问题有，差距也有、而且还很大。并且中国真正的差距所在可能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在本文下篇里我们会详细谈到一些，此处只说一点最大的差距。不要一提到差距，就只以为限于人才、技术、产品、品牌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真的差距已经很少，即使有也完全不算什么大事了。最大的差距是在观念和理念上：就是认识不清自己的真正实力，认识不清自己该干什么。很多人总认为应该“低调”“谦虚”，“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这个观念大错特错。每一个国家也像每一个人或企业一样，你必须看清和寻求自己在世界上生存和获得价值的空间是什么。获得价值的方式无非是：

做相同情要价更低。
相同要价做的事情更多。
做相同的事情品质更高，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要价。
做更少的事情品质超高，从而可以获得高得多的要价。
......
谦虚是什么，在当今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上，那不是美德而是最大的缺德，那就是要把自己说得“更不值钱”，从而只能以更低要价，付出更多血汗，去从别人那里获得一点可怜的回报。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最需要学会的是如何让自己在世界上“更值钱”。我们最需要学习欧洲和美国的是什么，技术当然是需要的，但已经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了。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他们如何擅长于让自己更值钱。知道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总习惯把中国说得更差，总要让中国压低调门，要让中国人更谦虚的公知吗？很简单，他们就是帮着对手来砍价的。
适当的降价甚至价格战永远会是商战必要的利器，但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就是太容易自贬身价，甚至把“将自己贬得更不值钱”认为是一种美德。提升技术和创新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并不是可以不再受制裁、不再受欺负，而是要让中国人、中国的企业、整个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值钱、活得更有尊严。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不知道未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当然不能以川建国同志那样即使干到最差也要说成最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但是，今天的中国公众对自身科技实力真实强大状态的无知，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封闭时期对自己落后状态的无知程度了。我们很多人甚至主流媒体都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是什么？不是主义、信仰等等的不同，而是价值判断是什么，什么更有价值，什么价值更低。只要能让自己价值更高，并且让其他人认可自己的价值更高，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是什么重要吗？

这么说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更有钱就说明一切吗？当然不是这样。其实“更值钱”这个说法并不合适，但如果不这么说大家可能难以理解。中东富豪很有钱，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们比西方更有价值。屠呦呦并不是亿万富翁，但我们都认为她价值极大。价值会体现在很多方面，但的确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国家企业产品能不能表现得更有价值，让别人花更多钱买还觉得有面子，值这个价。中美两国在争老大，所以两个国家间闹些别扭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美国老是要抓住华为等通信企业无止尽地做文章，就是他们实在受不了中国人卖卖苦力挣点辛苦钱还可以，怎么能做值钱的东西呢？任正非曾说华为的产品比国外公司的价格要高很多，但用户更愿意买。这才是美国最受不了的。受不了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公司的确就是按“我们东西虽然比国外公司产品稍差一些，但价格上便宜更多”。简单说就是东西不值钱，但我们价格更便宜。我们很多文化人也是按这种形象给中国定位的。但我们今天真正要改变的，不是技术上超过国外公司，这种超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容易得你都难以想象。但我们对自己不值钱的形象定位、产品定位、做事情的定位却太难以改变，难到无法想象。

浅贝

中美科技大决战（中）——全歼美国芯片业的目标与战略反攻 | 汪涛
   


导读

在“中美科技大决战（上）”（中美科技大决战（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 汪涛）里，我谈到了这次中美科技大决战的必然性和历史背景，并且指出它将会使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加快20年，而这就涉及到对这场决战未来走向的分析预测问题。尼葛洛庞帝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因此，讨论如何创造出来的策略远比讨论对未来的预测有意义得多。我们说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会加快20年，并不意味着说一定如此，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因此，在这一中篇里，我们需要重点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如何去做才能实现这一预测。



本以为将本文作为下篇全写完就可以了。但刚写一部分就发现每一个我本以为小设一谋的招数，真写出来讲清楚就都成惊天动地的大型战略行动了。因此分开来再增加一篇。本文成为中篇。


目标

在“中美科技大决战（上）”（中美科技大决战（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 汪涛）里，我谈到了这次中美科技大决战的必然性和历史背景，并且指出它将会使中国科技进步速度加快20年，而这就涉及到对这场决战未来走向的分析预测问题。尼葛洛庞帝曾说过：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因此，讨论如何创造出来的策略远比讨论对未来的预测有意义得多。我们说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会加快20年，并不意味着说一定如此，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做。因此，在这一中篇里，我们需要重点谈的是我们应当如何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如何去做才能实现这一预测。

本文的标题里采用了“全歼”这样的词汇，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要让美国芯片业完全消失，我们也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但是，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一个目标：就是美国再也没有任何能力拿芯片技术对中国进行任何封锁行为。就像大豆一样，美国可以卖给中国，我们很喜欢。但如果美国不卖，我们也有大量可替代的来源。只要达成了这一点，我们就认为达成了“全歼”的目标。即使在国产化做得并不是很好的汽车领域，中国汽车基本可实现接近100%的国产化，但同时国外的汽车也在中国市场有很高比例的存在。我们希望未来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芯片业还是都存在，但所有芯片只要中国想做没有做不了的，随时都可用上，这就足够了。我们是要全歼其可以进行封锁的能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而不是其行业的存在。

以下我们将详细描述以什么样的战略，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达成这一目标。


为什么美国的封锁不可能成功？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个人早期工作的一个小经历。当我1984年刚从南京邮电学院（现南京邮电大学）毕业时，有很多年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带着当时极为先进的美国HP8565A频谱仪（HP公司的仪器业务后来变成现在的安捷伦）到中国各地去测量雷达和其他电磁信号，以配合卫星地面站和微波站等电信工程的建设。我那时按规定出差是没有资格乘飞机的，人生第一次乘飞机，就是因为要携带这个比人还精贵的设备从北京出发去做中国第一批卫星地面站工程中的一个，是在乌鲁木齐郊区一个叫8所的地方。



好不容易从网上找到了这么个照片，拍照质量虽然很不好，但这是多么熟悉的对数定标显示屏幕，触摸过多少次的特殊旋钮！（在同一个位置上嵌了里外多套旋钮），眼泪都快出来了，就像见到几十年前亲密的故友。现在更先进得多的频谱仪已经轻易可得了，但是这个HP8565A可是当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严格禁运的产品，它可以很容易测量出几乎任何军用和民用雷达的频点、脉冲宽度、副瓣旁瓣高度等详细参数。当年我的笔记本里有几乎所有中国军方和其他民用行业的雷达参数，尤其是当时使用最多的440、843等雷达，我基本已经背下来，到了工程现场直接调到相应频点仔细测下主瓣高度，其他参数瞟一眼就足够了。当时中国只搞到若干台这个严格禁运的产品，有军用有民用。电讯系统就搞到这一台，在很多年内就是我在使用的。是从什么渠道搞到的？我很清楚，但我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能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像华为那样表现一下坚贞不屈、绝不投降的样子。


这是后来更先进8565E系列频谱仪

中国共产党从发展的一开始就是在各种严酷封锁中成长起来的，当年的根据地打破封锁的方法各不同相同，招数实在是太多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敌军对藏在山里的游击队封锁食盐等物资，潘冬子居然把食盐融化了倒在棉袄里躲过封锁检查站。有些国家对美国的封锁可能真的无解，但对中国人来说基本就是个笑话。美国的任何措施都是要经过太长时间的论证、听证会、国会辩论、投票.......然后才推出。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哪里是提前能考虑辩论完备的？但只要法案或法律一出台，后面实际执行过程中只要合法就行了，至于是否合情合理和真的有效就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看看新冠疫情期间的封城就知道美国的所谓封锁是什么了。

只说一个即使美国知道了也难以解决的渠道。我有一哥们，我当然也不能说他是谁，知道军方需要一种高精度电子配件，但美国对中国禁运，很难买到。有一次居然发现美国旧货市场有公开销售，他就合法地在美国买下、合法地运回来、然后合法地转卖给军方了。有一次我们一起聚会时他很不解地问我，美国怎么会这样？我说美国只能控制厂家，至于人个物品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再多辩论会、听证会怎么可能想到所有一切泄露渠道。美国旧货市场原子弹都可能买到，况且其他东西。中国人能在美国极力阻挠下，把瓦良格航母从乌克兰那里大摇大摆买回来改成辽宁号航母，你还指望美国人能把放在女士零钱包里就能带走的芯片给封锁住，那不是开玩笑吗？......什嘛？要大批量供货怎么可能用女士包运回来，那当然不是了。前面不是说过，每种物资打破封锁的招数都可能不一样吗？具体每种物资如何打破封锁的招数，我当然不会公开说了。只希望美国别太多白费心思、不如有机会多搭中国发展的便车赚更多钱。只要能把核动力航母保护好，别哪天让人从圣迭哥海军基地大摇大摆买下来出口到中国就可以啦。


战略反攻与防御阶段的本质不同

在看了我的“中美科技大决战（上）”之后，有人很诧异，并对中国是否能有那么强的科技实力表示质疑。客观说他们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如果仅仅从现有中国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实力，尤其人才储备来说，与目标间是有差距，甚至差距相当大的。但我为什么还是认为这场决战将使中国科技进步提前20年，因为反攻和决战阶段的实力变化，与防御阶段是有巨大的本质不同的。

战略阶段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双方实力的改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17次提到“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以最大可能地增强自身的实力，削弱对手的实力。毛泽东在该文中是从三个层面讨论中国获胜条件的。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孙子兵法》作战篇五中提到：“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这一点更是充分地体现在解放战争中，这也是解放战争为何更快完成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并通过决战平定大局的原因所在。抗日战争刚完成时，共产党有武器装备不充分的120万军队，国民党有装备精良的800万军队。共产党是用120万军队的人才储备和资源战胜国民党的吗？当然不是，主要是靠国民党输送的人才和武器装备打败国民党的。在防御阶段，你那么弱小，对方只有少数具备很高政治觉悟和远见的人才会加入你。但当转入反攻尤其是决战阶段的时候，双方对比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胜利的一方已经开始明显表现出未来的希望和前途的代表，不仅是作为俊杰的识时务者会转变阵营加入胜利的一方，各种普通人都会对代表未来的一方心向往之。此时，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个形势，极大地提升“敌方资源转化率”，从而有效实现“胜敌而益强”。我们当然要大力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更要注重大力度地转化对方的人才和其他资源为我所用。

如果能够实现“对方的人才就是我们的人才”，“对方的资源就是我们的资源”，还有任何困难和问题存在吗？这个在防御阶段很难大规模实现，而在反攻尤其决战阶段就可以有条件大规模的、甚至全面地实现。

中芯国际为什么可以赶上和超越台积电？是大陆的人才实现的吗？当然是，但也当然不是。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来自台积电，现在的领军者梁孟松也来自台积电。中芯国际是靠台积电的力量和资源实现对台积电的追赶和超越。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系列文章，其核心观点当然是建立在现有大陆集成电路实力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阶段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仅要认清这个形势，而且要让全世界集成电路人才都认清这个形势，在其公司破产之前赶紧到中国来。

当年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士兵叫“起义战士”，打败仗被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叫“解放战士”。不管起义战士还是解放战士都是解放军，只要加入了解放军，政治地位和待遇都是平等的。有一个解放战士最后成了上将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叫徐惠滋。只不过主动加入解放军可以更早享受成为胜利者的荣耀和喜悦。让全世界所有集成电路人才清楚地知道，中国是全球集成电路一切细分领域的未来，早点加入胜利者的队伍可以早一点更多地分享科技发展史上难得的一场盛宴。可以加入现有的团队，也可以来创业，分享盛宴的空间太多了。这个过程会是一场突变，任何力量都拦不住的。越多人加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吸引力就越强，从而更多人愿意加入进来。全世界的就都是中国的，所以其他一切国家集成电路的优势，就全都是中国的优势。

武功里最高的境界，就是吸星大法。只要一过招，你的功力全成我的功力，而你的功力没了，所以你有再高的武功都不是我吸星大法的对手。如何尽快练成吸星大法，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战略反攻（上）——华为海思之金蝉脱壳，挺进中原

这个战略类似当年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反攻开始阶段，陈谢、刘邓、陈粟三路大军呈品字型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蒋管区，拉开战略反攻的序幕。

这次制裁主要是针对华为海思芯片更上游的生产环节。这样，华为在技术上能做出应对的事情就很少了，干着急没办法。但海思有一个很简单的招数可以应对美国的这次制裁——这次只是针对列入实体名单的“Direct Product”，如果海思的业务不再是华为关联企业，也不在实体清单里面不就得了吗？这样它的芯片就完全可以继续由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代工生产。

例如，先将海思公司股权里华为公司个人的股份剥离出来，归属到两个新成立的与华为公司完全无关的投资公司中，权且称为“A控股”和“B控股”，利用这个机会也可以把华为个人股份按照规范的方法理清楚。A控股是包含海思之外的华为人员个人股份，B控股包含海思内部人员的个人股份。剩下部分股权，其资产包含人员、知识产权、业务等（将鸿蒙操作系统也全装进来）全部出售给与华为完全无关的另外一家公司，我们权且叫它“海芯片公司”。然后A控股和B控股也等比例地转成为海芯片公司的股东。海思先变成一个有大量现金流的空壳，再将华为技术各系统产品的芯片业务通过子公司的海思向母公司并购装进去，大量现金流又进入华为技术。由此，原海思全部业务资源实现金蝉脱壳。

当然，如果仅仅是为避开美国制裁这么做似乎有些太费周折了，并且这么做也未必长期可靠。因为实体名单是美国商务部决定的，它可以随时把新的海芯片公司也列入实体名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认为值得这么做，只要能避开一定时间、甚至避不开也无所谓。因为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基于避开美国制裁这个理由。


1.建立正常的生态环境

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时，华为宣布要开发鸿蒙操作系统。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从技术上说华为开发这个操作系统不会有任何困难，但它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技术能力，而是取决于华为能否成功建立起整个生态。后来华为表示，他们重视并且有能力建立起相应的生态。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企业结构状态下，华为是不可能建立起相应生态的。因为操作系统是底层的平台，华为自己的手机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应用没问题，但其他手机厂家与华为的手机是竞争关系，怎么可能支持这个平台呢？要想让其他产业生态支持鸿蒙系统，这个系统必须从华为体系中脱离出来。

类似的商业案例太多了。当初高通公司为建立整个CDMA的产业生态，它不仅做芯片，而且也做手机和系统。但当CDMA整个技术体系和产品体系成熟后，高通就马上把手机和系统设备业务全部剥离出售，而只专注于做芯片。如果你想在掌握芯片和核心技术的同时，又想做手机和设备，与生态上的其他依靠你芯片的企业竞争，别人怎么可能支持你的CDMA生态平台呢？



INTEL要想长期做CPU，他就绝对不能做PC。INTEL有主板业务，这是为了支持新的CPU芯片成熟，从而为其他主板厂家导入市场趟路和提供成熟方案，其他主板厂家是希望INTEL这么做的。但INTEL严格控制其主板业务市场占有率不超过10%，并且一旦其他主板厂家掌握了支持新CPU的主板产品，INTEL就主动地逐步退出相应市场。

海思的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要想真正成为平台，并且获得其他手机厂家和APP厂家支持，它就必须要让这些业务与华为公司彻底脱离关系，否则，不要去做生态的幻想。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苹果的ios也属于苹果，它怎么就能做起基于它的APP生态呢？苹果是智能手机时代的缔造者，人家乔帮主有这个特权。这不是其他公司可以简单模仿的，除非鸿蒙去成为另一个完全原创产业生态的缔造者。

如果海思的业务完全从华为剥离出来，它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不仅可以提供给华为，还可以并且不仅可以销售给华为手机等BU，也可以完全放开了销售给VIVO、小米/MI、OPPO、魅族/MEIZU、联想/Lenovo、荣耀/HONOR、一加/Oneplus、努比亚/Nubia、宏达/HTC等，甚至不排除卖给三星、苹果等。


2.可能性

能不能这么做并不止是一个招数，而是完全取决于华为公司的战略认知和决策。它是否有可能这么做呢？当然是有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这符合华为基本法的精神。华为基本法里宣称“永不进入运营领域”，其实质号称是要用“无依赖的压力”使华为公司长期保持市场竞争力。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的说法，设备商要想进入更多运营商，它自己就不能做运营。当年朗讯前身的贝尔实验室从AT&T中脱出来也是这个道理。无论后来朗讯做得如何，至少这个商业逻辑是正确的。其实这也不是说一点运营都不能介入，作为通讯设备商的NEC曾是李嘉诚和黄电信运营商20%的股东，中国电信上市时通信设备商也曾买过相应的股票以表示支持。但从根本上说，要想在商业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获得良好的发展并做到极致，它就不能去太多介入作为自己下游客户的市场领地去竞争。

根据天眼查中的信息，华为海思真正的名称是“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2004年10月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这里有两个信息需要特别注意到：
一是尽管人们习惯性地说“华为海思”，但海思公司法定的名称里并没有核心品牌“华为”的名字。
二是华为技术这个公司主体在历史上做任何新业务时，一般习惯性的做法都是建立一个新的事业部，或新的BU去运作的，而不是采用子公司制。海思却从2004年决定大发展时，是以一个全资子公司这种不合惯例的模式来运作，这里面当然是有所考虑的。
以上两个特别的信息表明了华为从成立海思的时候起，就对未来其业务有可能会脱离华为有所考虑。如果那样，现在难道不是最佳的时机吗？

3. 应对危机的考虑

这已经是华为以1年为周期接连两次受到美国制裁了。基本可以肯定，美国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制裁措施出台，进行过冬准备是需要的。2000-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那次，华为差一点就破产了，最后是通过出售电源业务（安圣电气）给艾默生获得了7.5亿美元的充足现金流渡过难关的。现在华为的业务相对正常，其危机程度远不如那一次，但是提前做些准备是必要的。如果将海思出售，可以简单看下能获得多少现金流。

海思的业务情况是保密的，外界并不确切知道。不过有一个侧面透露的信息。2019年11月21日上午，在南京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ICCAD 2019上，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IC设计分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教授给出的数据是842.7亿人民币、2018、2017年分别为503亿、387亿。年增长率2019年2018年分别为68%、30%。



根据中国A股市场2019年半导体上市公司平均市销率为25倍。
做刻蚀设备的中微半导体上市报告评估的市销率为9.47倍。


澜起科技招股书中参考公司的市销率估计在12倍左右。


因此，海思如果进行公司估值，市销率按10来算是相当保守的，这样按2019年销售额来估算就是8427亿人民币。如果我们假设其中30%为华为公司员工个人股份，70%出售给如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牵头的财团，华为就可马上获得约6000亿人民币的现金。当年将安圣电气出售给艾默生后，任正非说是获得了一个过冬的大棉袄。如果将海思出售，华为得到的就是一个大暖房和一大堆棉袄棉被了。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牵头的财团再将海思业务打包上市，以只赚一倍考虑，就可从股市上获得另外6000亿支持集成电路的发展资金。这比一期大基金的5000亿总金额还要多。


战略反攻（下）——芯片设计制造业之瞒天过海

2019年5月美国制裁华为时，中芯国际二话没说，马上就主动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先暂时进入了粉单市场，现在传出要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此次美国一宣布再次制裁华为，国家大基金二期和上海集成电路基金马上对中芯国际注资22.5亿美元，狂扩产能。如果前述金蝉脱壳之计可以迅速实施，当中芯国际的7nm工艺量产时，也可以马上为海芯片公司代工而暂时不触及什么问题。这就可以为中芯国际争取到更多发展的时间。当然，那一天迟早会来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尽最大可能地提升中芯国际的产能和工艺水平。

并不仅仅是中芯国际，需要为海芯片代工的其他芯片制造企业，现在都需要以最快速度提升自身能力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消耗资金的过程，如果单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来做，财政负担太重了。而前述金蝉脱壳的奥秘就是通过已有最精锐芯片业务向金融市场释放，在全球范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国内的、中东的、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等等海量游资充分地吸收过来，成为支持中国集成电路发展的生力军。通过战略反攻，不仅要大量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才，也要将其他地区的资金尽最大可能吸引过来为我所用。

浅贝

中美科技大决战（六）——需要对华为说的心里话，华为终极瓶颈在哪里？

原创 纯科学  纯科学  昨天


一、为什么要写本文内容？



    本文有些话其实是在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时就想说的，但却按下来了。因为当时华为是正在与美国较量，那无论如何也得站在中国企业立场上说话，既要客观真实，也要为中国企业打气加油。另外，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前半年，于2018年12月1日指使加拿大逮捕孟晚舟。一个国家将对一个公司的竞争行为施加到某位个人身上，这是非常不道义的事情。因此，无论如何也需要反对这种不道义的行为，所以就只谈鼓励的话，其他的暂时放一放。
    这一次美国再次升级制裁措施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华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进行准备，并且是全国总动员应对美国的制裁。更重要的是美国这次制裁的着力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不是针对华为公司常规业务涉及的环节，而是针对其上游的芯片生产制造环节。那么，作为华为公司自己，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有两条道路：
    一是除了自己多备些货以外，只能等待国内芯片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进步和去美国化来解决问题。
     二是这给了华为一个思考更多问题的机会：假设华为这一次再次成功战胜美国制裁的话，那么肯定有赖于中国上游环节的突破。如果遭受挫折的话，意味着华为是因自己没有能够去把握到的其他环节产业的问题导致这种挫折。
     你可以埋怨其他环节的不足，与自己无关，但也可以更深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是否也需要积极地去投入和建设。
    一个企业在发展初期，只能主要以企业自己的生存发展角度考虑问题，“企业就是企业”。
    当一个企业发展得非常强大，成为行业里的领军者，行业龙头，如果还是以一个企业角度来考虑问题就远远不够了。此时“作为龙头的企业就成为行业”，他需要更多从全行业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行业发展得好，自己就受益最大。行业发展得不好，行业中的龙头受影响也是最大的。
    当一个企业在国际上都具有重大影响，是全球行业的龙头时，那就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而成为国际政治了。不要认为中美之间竞争，拿某个或某些企业做工具很委屈。当一个企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做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做政治、做生态、做环境”。
    当一支军队攻击太快，攻击得太远，就可能会孤军深入。如果周边没有防护，其左右两个侧翼甚至后路很自然地就可能受到敌人的包抄。你可以采用一个方法是继续只顾自己往前冲，也可以分兵去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侧翼及后方补给线。但那些地方却可能不是自己所属的战场和领地。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可以看到，当一个杰出的企业越来越发展成巨头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和所做的工作就需要越来越超出企业常规的范围。否则，就会遭遇看似意外，实际上是必然的困境。发展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其遇到的各种“意外”阻力也会越大。
    无论华为如何选择都说不上对错。本文的话并不指望华为公司一定会接受。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思维框架，或者说叫企业的基因。这个很难改变，因为有形成这种思维定势的充分失败和成功经验支撑，甚至是国内外管理理论、管理咨询公司专业建议的牢固支持。本文这一集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不影响中国包括华为有效应对美国制裁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全社会在未来如何改变，才能去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尤其能够去进行原创性的创新。因此，这既是对华为公司说的话，更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说的话。
    中美科技大决战这个系列刚开始写的时候，正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对北京大学路风教授的两本关于自主创新的专著《走向自己创新》《新火》写书评。只是因美国新制裁措施出台后，很多咨询公司、智库和投资机构邀请我去谈美国制裁的问题。因此将此事耽搁了一段时间，先把中美科技大决战的系列文章写完。相关内容就是在给这些智库、咨询公司和投资机构介绍的基础上，去掉太专业的内容、简化和改编成自媒体风格文章发表的。
    事实上这两个事情正好是有密切关联的。路风教授是国内专业研究创新问题极为难得的杰出学者。他1991-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最初其研究方向是工业企业的组织和制度，但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是现代经济学中技术进步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这使路风博士把技术创新当成了一个“副业”来研究并去听相关课程。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博士后期间继续了这一学术兴趣。回国后的实际工作中越来越多从事自主创新领域的研究。
    路风教授本人的学术经历就是一个创新的结果。他在2006年给科技部作的关于大飞机的论证报告，当时就有人从网上推荐给我看过。他的专业研究对中国大飞机的立项、汽车行业的自主创新、TD-SCDMA标准战略的实施等政策制定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说到这里，可能很多网友就会回想起为什么2000年后中国社会在这些领域自主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了，这其中就有路风教授创新研究和政策建议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为推动TD-SCDMA标准的商用化，与李进良、丁守谦教授等一起曾与反对TD的众多力量斗到天昏地暗。当年与路风教授并不相识，但有幸曾为同一件事情努力奋斗过，今日真的很荣幸能受邀为他的专著写书评。因为路风教授在创新研究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太深的功底，因此我必须花最大的力气认真研读他的书，并且从他所熟知的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的西方经济学基础，并结合我自己创立的科学经济学原理，对美国硅谷创新机制的长期考察和总结来写好这个书评。这样写的内容会有所不同，就另成一篇《中美科技大决战（七）：创新理论与实践》，但有些内容也会在本篇中体现。路风教授的这两本专著对创新理论有系统而又浅显易懂的简要论述，同时更多是普通读者都可看明白的关于中国多个重要领域自主创新的实证和政策研究。通过这两本书可以对中国近20年的技术创新路径有一个清晰的回顾和深刻的理解。


二、对一个谣言的应对案例



    2018年5、6月间，网上开始流传华为副总陈黎芳一段2018年4月20日在华为新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该讲话中传达了任正非的一段话：“我们要正视美国的强大，看到差距，坚定地向美国学习，永远不要让反美情绪主导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不要支持民粹主义，在内部不允许出现民粹，至少不允许它有言论的机会。全体员工要有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一段话的确为华为领导所讲，但随后，以这一段讲话为引子，后面却造出一个谣言文章在网上流传。并且标题像新冠病毒一样不断地发生变异。





    各种变异标题的版本   
    直到2019年1月27日，这个“谣言病毒”在网上流传了半年左右之后，“华为中国”官方微博进行了辟谣，针对的文章标题是“华为副总裁：我们与美国技术还差两万五千里”。这个标题是当天的新浪财经文章所使用。华为之所以进行辟谣，是因为新浪这个互联网媒体的巨头从“科工力量”转了这个文章。尽管华为进行了正式的辟谣，但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本文发表时，这个文章还在新浪网上挂着。





    由于这个澄清如此之简单，直到现在网上依然在不断流传这个文章和各种标题变异之后的版本。尤其这次美国再次制裁华为以后，更多媒体又翻出来转载。现在我们就采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来追踪调查一下这个谣言病毒的传播过程，尤其“零号病人”在哪里。事实上，其核心的内容早在2018年之前就出现了。“雪球”上有一个帐号2017年5月10日声称引用wxmang 2015-05-09 11:04:22文章“我们不能鼠目寸光”。wxmang是指豆瓣上的文小芒，号称“忙总”。这个核心内容与陈黎芳4月20日在新员工座谈会上传达的任正非讲话拼接在一起，再加上一些“还差两万五千里”的内容等，就形成了这个新的谣言病毒主要的基因。


    但离奇的是，早在比雪球这个帖子两年前的2013年8月17日，360问答上就有一个帖子是《文小芒：中国的发展不能鼠目寸光》 转载自豆瓣，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更离奇的是我在豆瓣文小芒的作者日记等贴子里却查不到这个文章。该文章中的一段话“2013年，化工产品（包括制药）+塑料橡胶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19.5%......”。在其流传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版本里都有表述。根据这一段“基因”可以初步判断，这个谣言病毒零号病人的出现时间就在2013年8月份或稍早几个月的时间。这个360问题答问上的帖子初步可判定是“零号病人”的最大嫌疑对象。



三、对案例谣言问题的分析



   现在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谣言问题在哪里。该讲话罗列了一大堆美国各个行业技术领先的公司，以及一堆长青藤学校。并且罗列了美国技术领先的很多不同领域。
    1. 这个讲话说了好像很专业的一长串美国公司和技术领先领域的名单，貌似很震撼，事实上真正跨学科的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它还是不专业的人总结出来的。例如其中一段，“在复合材料领域，杜邦积累的工艺数据，就是目前我国已经掌握的数据25倍以上”。复合材料种类太多了，凯芙拉纤维、碳纤维、玻璃纤维、芳纶纤维、玄武岩纤维、碳化硅纤维等都可用来制作复合材料。我在国内还专门考察过采用炸药的爆炸生产工艺制作的金属复合材料。复合材料里有金属与金属复合，非金属与非金属复合，还有金属与非金属复合，具体指的是哪些复合材料？工艺数据的种类也太多了，每一年的数据也不一样，具体哪一年的数据？工艺数据量的多少是以什么口径测量的？按页数还是按测量报告的数量？“我国”又是指哪些厂家？中国搞复合材料的厂家太多了。这些都没有，怎么去得出“25倍以上”这个结论的？是谁统计出这个结论的？这种表达方式一看就不是专业人员的说法，无从查证。
    2. 陈黎芳虽然是“华为高级副总裁”，但她本人并不是理工科专业，自从1995年进入华为后，一直从事或负责的是销售处、营销办公室、政府及公共事务等工作。显然她不可能在专业领域做这样的研究，更别提是华为技术专业范围之外相距很远的其他专业领域。
    3.讲话中罗列的公司名单中还有孟山都，一是在传出这个讲话的时间点上，正好孟山都已经被德国拜耳公司全资收购（2018年6月最后批准，但之前很早就已经传出新闻），成为德国公司而不再是美国公司了。尤其是拜耳收购以后，“孟山都”已经不再存在，现在是叫“拜耳作物科学有限公司”。二是孟山都这个公司能否作为榜样很可能是存在巨大道德争议的，因为这个公司历史上主导生产出太多有害化学品了：糖精、多氯联苯（PCBs）、DDT、橙剂(也叫脱叶剂，含巨毒物质二噁英）、草甘膦。问题还不在于其太多产品对人和环境有危害，最后被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禁用，而是这家公司历来的做法就是明明知道其产品的危害，却长期对公众隐瞒，过度宣传其完美无缺。因此它被很多人称为“全球最邪恶的公司”。在科学上真的还没发现已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有什么实际危害，但世界各地社会大众却对其主导的转基因有广泛地非理性地激烈反对，这不能不说与孟山都这个公司臭名昭著的历史名声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反对转基因就是以历数孟山都的“邪恶历史”为主要理由的。
    4.其他名单中的每个公司都可能分属不同专业领域，要谈起来话题就太多，本文只能暂且省略。如果网友们有兴趣，名单中任何一个以后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分别地展开深入、细致和专业的讨论。但讲话中罗列的美国公司居然还有“摩托罗拉，朗讯”，这个就不能不说一下。怎么能拿通讯领域已经竞争失败破产的两家公司来证明美国现在的科技强大呢？在通信行业这个是太基本的常识，作为华为的人不应该不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华为的人讲的，更不可能在2018年讲这个话，这两家美国公司破产都10多年了。
    5.华为的任总这两年已经一再表示华为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其他华为的领导怎么可能还敢说华为的技术与美国相比差两万五千里？这两者之间宣传口径上已经差到三万五千里了。
    以上不仅仅是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而是看问题的思维方式需要科学、客观、专业、全面。不要老是让乐观、悲观这样过多的情感因素介入。我们在网上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思维定势：与美国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落后；与日本相比，我们还有什么技术落后；与德国相比，我们还有什么技术上落后；与以色列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技术落后；与韩国相比，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技术落后；与英国相比......与法国相比.......与瑞典相比......
    中国相应领域落后的问题是否有呢？当然是有的。但这类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这个说法如果拿给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以色列人、韩国人、英国 人、法国人、瑞典人看，只是把里面说他们自己的部分去掉，是不是说明他们也都不行？
     第二，难道中国人要把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饭碗都抢完才算数吗？全世界是需要有一定分工的，需要更多从我们能够创造什么新的领域，新的产品，新的市场，而不是仅仅关注于已有市场，只是关注于如何从别人碗里、别人的锅里把肉抢过来。原来我们的确就是抢别人碗里和锅里饭菜的，但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产品市场占有的领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只持这种思维模式来看问题了。再抢下去，其他人都要饿死的时候，是可能和我们拼命的。
     第三，中国的确还存在落后的、必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种思维定势并不能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差距在哪里，下一步该如何去做。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但凡你能说得清楚的，具体哪个技术差多少，需要补多少，只要中国人想干，就没有干不成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我们需要进行原创性的创新时，你不知道需要做什么，得你自己给自己定目标，前面没有样板，你不知道和谁相比具体技术指标差距在哪里。不知道差距在哪里的事情该怎么做？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差距所在。


四、对当今社会，这类谣言意味着什么？



    根据以上分析，很显然这个谣言是人为精心编造的，并且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级别、传播力和杀伤力都非常强的谣言病毒。不仅是新浪等主流媒体，连很多非常专业的媒体都被它骗了。它采用显著不同技巧有两个：一是高度跨学科，这样即使是每个领域的专家发现了一些问题，往往也因自己的专业范围限制而发怵，不敢去否认这个谣言所说的内容。连华为自己都没看清楚这个谣言中在通信领域与事实完全相反的部分，其他领域尤其外行人怎么可能看明白？要应对这类谣言，必须自己具备高度跨学科的能力。二是不断地与知名人士和公司捆绑在一起，以极大增加它的传播力。从这个谣言变异过程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人为地刻意制造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一定有其目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为制造的心理战武器，就是要让中国人在科技面前深深地自卑。即使中国已经取得巨大的科技成就也是如此。
    现代网络提供了传播谣言的充分手段，同时也提供了很容易查清谣言传播过程的手段。只是普通人很少有那个功夫和兴趣去利用网络工具追查是不是谣言，更不会去追查谣言的传播来源，这就给了网络谣言传播很大的空间。绝大多数谣言真的像普通感冒一样，传了就传了，危害也不大。但有些谣言就可能成问题了，就如这一个谣言，不仅是对中国人科技自信心的打击，而且会对华为造成一个很难看出的潜在巨大危害：因为近两年任正非不断地对媒体说，华为的5G技术是全球领先的。但同时却又有一个华为副总裁说“我们与美国还差两万五千里”，并且是拿大量其他技术领域来说事，这会给人什么感觉？很明显，华为不断地在宣传他们自己做得特别好，已经是世界领先，而中国其他领域却都不行，并且这个打击的专业面非常广。本来大家都是中国人，无论是不是与通信有关的，道义上都在热情地支持华为。但在这个时候华为却无形中在宣传其他领域做得都不行，这些领域的人即使心里有想法，嘴上也不好说什么。这会使华为在不知不觉中形象受到严重伤害，而他们自己却很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中国通信业的确是中国科技进步中的佼佼者，但其他领域也都在快速进步，华为的人并不一定很清楚，你凭什么说你已经世界领先、而别人都不行，并且是“还差两万五千里”呢？因此，如果不能清除这个谣言的负面影响，华为对自己技术领先宣传得越多，反而是在看过而又没有识破这个谣言的人心目中起反作用，给自己拉仇恨。
    从华为的辟谣应对方式来说，说起来也算是比较专业的。像这类网络谣言，一般情况下只要像外交语言那样很官方地否认就可以了，没必要说太多，言多必失。但是，对付一般谣言可以这样，而对付这种人为精心制造、专业性非常强、而且不断在进行有意传播的谣言，仅仅是这么简单的否定就远远不够了。网友常常会认为你简单否定却不说任何理由的东西，背后必然还隐藏了什么。况且，仅仅说“未发表过下述言论”也不能说是完全准确的，其中开头一部分的确就是华为公司领导的言论，而且准确地说还是陈黎芳转述的任正非的言论，只是后面核心内容是嵌入的其他编造的谣言。如果有人追问这个辟谣是说前面一部分发言也不是华为领导说的吗？那就不好解释了。这才是这个谣言病毒的难缠之处。如果华为能在明确否定的同时，附带地简单指出“无论对美国科技如何看待，2018年，美国摩托罗拉和朗讯公司早就已经破产，任何华为的人都不可能拿这两家公司去作为美国科技强大的证据。其他谈到的大多数不是华为公司的业务和专业范围，甚至与华为业务也没有任何上下游的关系，华为公司的人、尤其不是负责技术部门的领导不会去对这些领域进行过多的评价”。这样既非常强有力地打击了这个谣言，同时真正为华为撇清了关系。
    树越大，就越招风。公司越大，就越是有更多看似与公司无关的事情对其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现在人们关注点都在芯片上，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你清楚意识到了的问题，并且愿意花钱去认真解决，那就都不是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最可怕的不是出症状，而是无症状感染者却又有极大的传染力。最后死了都可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只是感觉到了存在问题，但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知道问题存在，也知道根源在哪里，却不认为这种问题值得花钱投资源去解决。因为认为只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做不了什么。
    只有在以上三种情况下，问题才很可能是无解的。芯片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所以就算存在很大困难，天空也会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



五、再从教育问题谈起



    2019年5月美国第一次制裁华为的信息传出之后，任正非就在接受外界采访时反复提到中国教育的落后问题。这说明他真的是对相应问题很焦虑了。那么，我们先不去谈中国教育是什么样，先看看大家都认为做得很好的美国高校教育为什么做得好。
    我们看问题不应从完全理想的角度去考虑，而都应面对现实。一个企业最首要的任务是在市场上生存，要从市场上获利。如果有某个客户对一个企业的产品提很多的建议，这个企业的人员会怎么想？如果我接受你的建议投入巨大资源改进了产品，你会不会下订单花钱买？如果无论企业如何改进产品，提建议的人都肯定不会花钱、不会下订单，那对不起，无论你提的建议多么合理，企业是不会投入资源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可能认为高校不是企业，他们应当从理想的目标角度来考虑问题，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高校也要生存，他们最首要关心的事情也是要为钱从哪里来而奋斗。谁给钱，当然就得听谁的话，按照给钱人的要求去做事情。其他人提的建议无论多么有理，如果高校无论如何改进你都不会给钱，那对不起，高校和企业一样，他们是不会听你的。如果我们不能特别清晰地看明白这一点，可能谈再多道理都没用。
    我们不要认为美国的高校都是多么高尚，培养学生“不是为职业，而是培养如何做人”。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的都很动听，但我告诉你，美国的高校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就是给钱的人主导出来的。在创新上最为出色的斯坦福大学，之所以创造出硅谷，就是因为学校经费长期欠缺发愁而被当年号称“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折腾出来的结果。美国的高校经费主要来自于四个渠道：学费、政府支持的教育经费、捐款尤其是校友捐款、其他收入（如高校基金的投资收益等）。中国的高校与美国的高校在前两个经费来源上基本是差不多的，只是数量上多少的区别，但主要的差异在后两个，尤其是捐款上。美国高校对捐款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甚至会占到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以上。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的募捐达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在中国高校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国内高校中，清华大学已经是吸引捐款最多的学校，校园里以捐赠人命名的楼都有30多栋。但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校友捐款也就“几亿人民币”。据统计，从1980-2017年，清华大学获得的捐赠总额只有26.54亿元人民币，不到斯坦福大学百年校庆一个活动捐款额零头的零头。更重要的是捐款的目的不完全相同，中国高校的这类捐款有很多是凑份子搞活动的开销，类似和参加别人婚礼送个红包。但美国高校的捐款是包括教授的工资等日常运营的经费来源，是靠这个钱活下去的。这就是中国高校与美国高校真正的差别所在。
    如果只是经费来源不同，只是解决经费多少问题，那么无论来源是哪里都是一样的钱。但经费来源不同造成的重大差异是：谁给钱多，当然就得多听给钱者的意见。别以为美国高校就比中国高校高尚得多，他们也得为自己的日常运转，为钱发愁。这些捐款本身一般都是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最多是捐款额比较多的人，建的某栋楼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款项的使用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虽然也需要透明。但是，你不能说人家捐款钱给完了就让别人走人，连一起吃个饭，开个Party，交流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吧？也不能说别人捐了巨款，提些建议，你听完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吧？美国的高校捐款非常多，自然地就带来企业、尤其成功企业的骨干人员与高校之间互动非常频繁和深入，也常常会邀请捐款的企业家去作演讲。这就很自然地使企业家角度对高校的期望和建议不断地传递到高校，并且高校会很认真地对待。因为人家是金主啊！以后还要指望别人捐款的。如果是政府去给钱，他能提什么要求？你要说讲经济效益，文史哲的人立马就翻天了，哪有这么干的？搞文史哲能讲经济效益吗？所以，教育部去给学校提要求，他只能提发论文的数量，这标准对所有专业都有效。能对所有专业都有效的要求，怎么可能对具体每个专业最有帮助？而就是从某个具体专业出来的校友，他们不关心别的学校专业是什么，他们只关注自己所在专业，一般来说提的建议当然就是最有效，最有针对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高校可以各自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中国的高校不能。中国的高校都是政府统一给钱，只能是统一提要求，怎么可能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所以，不要把看似深奥的教育问题想太远太复杂了，道理一点都不复杂，就是谁给钱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又太复杂了。怎么能想象让中国企业家们去不带任何政治条件地持续向高校捐款，并使其成为高校经费的主要稳定来源之一呢？
    这种捐款主要并不是任何经济制度决定，并没有任何法律要求说你一定要去为高校捐款，它主要是一种非常强的文化因素导致的。美国人可以不去赡养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却会去赡养自己的“母校”。母校这个词我们过去说起来只是一个很动听的说词，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真正的“母校”是要靠校友终身去花巨资赡养的，可不仅仅只是一种说词而已。现在人们的亲生父母绝大多数真的不需要儿女去赡养，一是父母吃不了多少，也喝不了多少，平时花不了多少钱，他们自己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收入（当然不是全社会所有人都这样）。所以，中国社会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常回家看看”。父母真正需要的不是给钱，而是能多看到儿女的情感满足。但美国的母校却不一样，真的是需要作为校友的儿女去长期捐巨资养活的。这不仅仅是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不是说一提到教育就是要国家多投资。政府投再多钱也解决不了办校思路问题，并且政府直接投得钱越多，反而越麻烦，受政府行为的主导就越多。政府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的。这个人们也很难对政府官员指责太多，他们不在企业，怎么可能理解得清楚？
    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中国企业或企业家们有几个长期向中国的高校无偿捐款的？你不给钱，高校有什么理由听你的？对教育领域进行批评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好轻易去说企业，因为我们没有形成这样的文化和高校内部的捐款机制。美国的高校因为捐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费来源，而不是一个偶然的“外快”，因此每个高校也都有专门机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专门的机制。企业或个人进行慈善捐款，政府在税收等上面也有一定优惠。事实上，政府直接给高校经费，不如通过税收减免让企业去捐款给高校。因为这不仅仅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而是要让企业的技术、市场需求和创新的信息要素能够及时地与高校深入地互动。
    在高校经费来源问题没有发生变化之前，不要去谈什么教育改革问题。全世界一切企业的经营思路只有一个：听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听CEO的执行决策，听买单的客户提什么需求。全世界所有高校的办学思路也都只有一个：听给钱者的意见。这当然不是说给钱的人就决定一切，得有科学、学术和教育自身的规律约束。但在此大原则基础上，变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办学思路和模式也可以有极大的差异。给钱的人没变，不可能有什么教育改革的问题存在。没必要搞什么这个工程那个工程，无非就是造个名目多要点政府教育经费嘛。造了个名目，还要验收，当然就得这个表格那个表格地填。校友捐款后没人有兴趣去做表格、填表格、看表格的。不搞个诺奖出来，也搞几个能商用化赚钱的项目出来就够了，这就是差别。判断中国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政府教育经费之外的经费来源比例。不要去看什么SCI的论文多少，引用率多少。离开这个给钱比例谈其他的指标，全都毫无意义，谈了都是白谈。即使高校也会想尽办法骗政府官员的。但你在世界上见过几个亲生母亲骗儿女的？（不能说一个没有）。世界上有几个母校骗校友的？一是感情上不能骗，二是校友都是自己本专业的内行，不需要填表格你也骗不了。不是这个专业的，你政府里的外行人用再多表格也堵不住漏洞。如果部分政府官员就是通过给钱的权力去寻租，那这个事情就更没法说了。
    2019年初，媒体传出麻省理工、牛津等世界各地著名大学不再接受华为的捐款。牛津大学表示过去曾有两个项目接受华为的捐款，金额为69.2万英磅，以后不再增加了。据英国《金融时报》2019年1月24日报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徐文伟称，华为和大学的合作、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的合作，不仅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加。华为每年将为大学提供资金，及开展项目的开支总计超过3亿美元。华为对美国大学80%以上的投资都属于“捐赠”或“资助资金”，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显然，华为这类在全球范围对高校的捐款或资助，虽然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无疑较多支持的是与华为的专业技术领域相关，有很清晰功利性的。但我们必须指出，只要不违反科学和学术的基本原则，对学校的任何资金支持都无可厚非，都是善举。即使是有清晰功利性，支持与自己行业相关的研究领域的，本身也都无可厚非。西方公司也经常支持与自己专业领域相关的高校项目，并不是说一定得像搞软件的彼尔·盖茨那样跑去搞基因工程，资助对癌症的研究才算是做慈善。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潜意识里，成功人士首先要资助的，应当是自己的母校。去资助全球任何学校都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以充分赡养自己的母校为前提和基础，要让人理解是有些困难的。就如同不去首先充分赡养自己的父母，却跑到世界上到处去找在世界上最有身份的老人去赡养，而且说自己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这要想让人完全以平常心看待多少是有些困难的。2019年9月，任正非给母校重庆大学捐了100架钢琴，在这个时候进行这样的捐赠，确实是“充分”表明了与华为专业领域无关。只要不违反基本的科学、学术和教育原则的捐赠，无论怎么捐都是人家捐赠人的善举，都应当高度地、充分地尊重。但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西方“赡养母校”文化，就可能会遇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其实对西方人属于常识”的问题。


    华为这样的企业规模已经大到千亿美元级别，如果在赡养母校问题上没有突出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谈教育存在的问题呢？如果华为都是这样，其他企业还能指望多少？
    已经是千亿美元规模的企业，如果还是全身心地只专注于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其生存和发展就真的可能会成问题了。


六、高层人才与职业发展生态



1.人才济济与人才挤挤
    我们上面所说绝非意味着对华为有任何微词，因为企业毕竟最首要的事情还是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乔布斯在重新回到苹果后，就砍掉了所有慈善项目，这并不影响乔布斯的伟大。每一个公司都有自身的“特色”，外人很难去评说。因此，我们最好只是来介绍不同公司是如何解决自身生态问题的。每一个公司表面上最迫切的问题是吸引更多高级人才，但事实上，有一个更深刻并且影响更重大的问题是企业内部的人才职业生涯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之所以影响更为重大，因为很多公司甚至都无法正面来面对，也无法公开来讨论这个事情。当一个企业越发展壮大，才华出众的高级人才就会越多。但“人才济济”的同时，也很可能会“人才挤挤”。很多公司不是被外界打垮，而是企业内部能人自己斗自己给搞跨的。拿破仑有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企业里也可以说“不想当CEO的员工不是好员工”。但一个企业的CEO就只有一个，为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企业的CEO也不太好经常更换。那怎么办？企业组织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人性的充分理解，华为对人性的很多方面有特别充分的理解（如工资和奖金收入），对另一些方面却又无法面对。但如果我们从其他不同公司处理方法中，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启示。
2. GE公司——CEO的摇篮
    可以说，GE公司是世界上解决员工想当CEO最成功的公司。GE公司有管理大学，对公司的员工、各级管理层持续地进行强化培训。但这样一来，有能力当CEO的人就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很简单，办法就是不断向企业之外输送CEO人才，这可能会让我们非常诧异，却又细想起来再合理不过。在一个企业之内显然是不可能解决员工想当CEO问题的。世界上500强企业里，有150多个公司的CEO都是从GE出来的。韦尔奇在其自传中介绍了他当时成为GE新一任CEO的经历。当时候选人是有三个，GE公司在出结果之前就明确告知他们三人，在选出了一个做CEO之后，另外两人必须离开公司。选了一个做CEO后，另外两人就不能成为好帮手吗？不能，几乎可以肯定是成为你死我活的政敌。在基本的人性上不要去作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以为中国企业里有办公室政治，全世界只要是人，人性的基本弱点全都一样。你可以与这种弱点作斗争，但也有人采用更顺势而为的方法，顺应人类天性的弱点。另外两个候选人虽然没能成为GE公司的CEO，但马上就被其他大公司挖走成为CEO，年薪都比韦尔奇更高，这场内部公开的竞争真的没有失败者。他们在成为一个公司内的死敌之前就分手了，这样可以成为终身的真正朋友。GE公司是要管理几十万高级人才组成的公司，需要大批能力非常强的管理者。他大量地、高强度地培养管理者，并且不断提拔他们到更高层级，使其有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但一个公司内提拔的空间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一旦人才济济快要变成人才挤挤时，GE就把人才有序地输送到公司之外。这样的人才在职场上非常抢手，因此他们离开GE对个人职业生涯并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成功，甚至更大的成功。这对全社会企业界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好处。这些优秀的人才离开GE，带着对GE的感恩，在GE的并购等经营活动中，就成为自己重要的人脉资源。因此，GE这么做看似浪费自己培养的高级人才资源，事实上却为自己在企业之外建立了良好的人脉生态。
    中国企业直到今天依然认为离开公司的人就算是离婚分手了，从此少来往，不成仇人就不错了。但这样的预期会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内部高层的竞争最终有可能变成像皇位竞争那样你死我活，没有余地。中国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没有想开”。
    在一个企业工作久了，资历深、功劳大的人自然会有懈怠。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来“激活沉淀层”，但为什么不用更加两全甚至多全齐美的方法呢？
3. CISCO——内部创业
    一个公司的人才不仅仅是管理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技术创新思路的技术牛人。但在一个企业内部，创新的想法不是随便就好去实施的。因为一个企业的任何立项都要充分地考虑预算额度和投入产出，与现有现金牛产品的切换等关系问题。如果随意同意技术人员的创意，企业的预算就可能难以平衡。技术牛人往往都是有些固执心态的，他们会坚持认为自己的技术方案更好。真正的技术创新，也就是在这种技术牛人固执的坚持中获得成功的。如果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内部冲突在所难免。CISCO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内部创业。如果你认为你的技术方案实在太好，不能放弃，很简单，那你就自己去创业实现它吧。公司管理者甚至公司投资部门如果感觉真有前途，还会投钱给你去做。如果做成功了，公司通过并购买回来。如果不成功，自生自灭，无论你认为多牛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没必要大家一定得在一个公司内部通过争斗、吵架来解决。思科每年都有大量并购，里面有很多都是思科系的员工出去创立的公司。这些公司被并购后可以回CISCO继续工作，也可以拿了股票兑现的大笔现金去干别的任何自己想干的事情——旅游或继续另外的创业。
    在说华为的案例之前，我们必须得说一个类似的案例，否则人们很可能会产生误解。奠定IBM在现代计算机领域地位的是360机，是当时该项目首席架构师阿姆达尔主持开发的。知道阿姆达尔有多牛吗？今天人们往往只知道图灵、冯·诺伊曼，把他们看作计算机之父。但作为现代计算机产品结构、架构之父的阿姆达尔，知道的人却不是很多，即使IT领域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作为常识的通过操作系统屏蔽软硬件的差异，虚拟内存，虚拟机，兼容理念，总线结构......整个现代计算机的基本产品架构，都是阿姆达尔奠定的。他1967年提出的阿姆达尔定律，从理论上精确描述了并行计算能够提升的效率最大极限有多少。360机为IBM赚了很多钱，但之后阿姆达尔要开发370机的立项要求被IBM董事会和决策层婉拒了。不要认为IBM的管理层有任何私心和偏见，阿姆达尔立项的预算实在是太吓人了。当时IBM一年销售总额也就10亿美元，阿姆达尔居然要求投资50亿美元开发370机。这还不得让IBM董事会和决策层发疯？但鉴于阿姆达尔对IBM太伟大的贡献，他们一直是委婉地推脱这个要求。阿姆达尔在努力了一年多无果之后，愤然离职自己建立公司来开发。日本富士通成为第一个投资者，阿姆达尔公司于1975年开发出470V/6机并打开市场，至1979年阿姆达尔公司在全球发展到6000员工，销售了10亿美元的产品。阿姆达尔公司的崛起让IBM面临毁灭性的市场竞争。所以，IBM公司成立了“打阿姆达尔办公室”，投入巨额预算，采用非常极端的市场竞争手段去应对阿姆达尔公司的产品竞争，期间把阿姆达尔要求开发却一直婉拒的370机也不要命地赶忙开发出来了。阿姆达尔公司与客户签定了合同，IBM就免费送机器给客户让其取消与阿姆达尔公司的订单。IBM利用其雄厚的市场基础，通过极端的竞争最后导致阿姆达尔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并最终被富士通收购。他离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后又成立新公司，然后又破产。先后成立过4个公司，作为其个人最后都失败了。分别是1970年成立的阿姆达尔公司做大型机；1980年成立的三部曲公司(Trilogy)，试图通过自己开发高性能芯片做更高性能的大型机；1982年创立Grid系统公司，专门制造高级手提式电脑；1996年，74岁的他又创办了第四家公司——商业数据服务(CDS)。阿姆达尔是一个技术上的超级牛人，但一个企业的成功毕竟不仅仅是靠技术牛人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经营战略等不同牛人组成完善的团队才能获胜。阿姆达尔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IBM在370和后续机型上的快速进步。但这个故事毕竟太让人伤感了，为什么不能像CISCO那样实现企业与技术牛人的员工双赢，而要陷入相互伤害呢？
    故事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特别眼熟？对了，就是情节实在太相像的李一男。当然，李一男在技术上的贡献很难与阿姆达尔相提并论。港湾后来被华为并购，很多员工回到华为，李一男也一度回归华为两年，后又离职。他最终离开通信行业，完全避开与华为的竞争做小牛电动车也还算成功，这一点又比阿姆达尔幸运很多，让故事的结局没有那么令人伤感。
    我们一再强调各个公司做法各有自己的特色，外人很难去评说谁是谁非。两位曾对原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技术牛人，出走之后自己创立的业务都是直奔老东家最核心业务而去，走的是一上来就直接要人命的路子，这当然也会逼得老东家不得不玩命了。我们也不要认为阿姆达尔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成立阿姆达尔公司以他当时在IBM时做的370设计为基础开发的470V/6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更激进的三部曲公司从芯片做起的更高性能产品研发计划，其资金相对比较充足，却在研发阶段就失败了。他做芯片并不善长，这个如果一边开发别的产品积累，一边逐步深入研发芯片，未必不能最后成功。但他太少从经营角度考虑问题，只一味从技术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经营上的失败了。
4. 最伟大的平庸公司——仙童
    仙童公司的故事太多人知道了，我就不再重复。这个公司可以说是硅谷之母，生出来的杰出孩子实在是太多了。硅谷60%，市值高达2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都算是从仙童公司出来的人创立的。


当年从肖克莱的公司出走的八大金刚创立仙童
    人们在谈到仙童公司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硅谷热》这本书里描述的，“在1969年森尼维尔举办的一次半导体大会上， 400位参会者中，没有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过的竟然不到24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仙童公司像IBM那样严酷地对待从公司出去创业的人，很可能就没有硅谷了。自从当年的八大金刚开始离开仙童自己创业，仙童公司就不再辉煌，尽管历尽坎坷，却一直顽强地走到3年前。（直到2016年9月19日，安森美半导体和仙童半导体公司联合宣布，安森美半导体公司以24亿美元现金完成了对仙童收购，从此仙童公司进入历史。）
    但是，人们只关注到了从仙童公司出去创业成立新公司的故事，却没注意到更深刻的一个问题：从这个公司，以及其他硅谷公司出去的很多人创立硅谷著名的风投，如KPCB（凯鹏华盈）等。因此，以斯坦福大学、硅谷高科技企业、风投群体这三股力量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科技创新生态圈子。杰出的人才在这三者之间，不同公司之间高度地流动，这才奠定了硅谷生生不息的创新机制和创新的活力来源。很多人创立公司，卖掉，然后又创立公司，这成为一种生意。而中国人创立公司后，很大程度上把公司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将公司出售就有卖儿卖女的感觉。
    完全只是基于一个企业内部考虑问题，而不是充分地将企业看作整个产业生态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中国企业相比美国硅谷的企业文化上的一个深刻的差异。这个差异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今天是我们需要真正深入考虑的问题。


七、华为太独有的特色



1.能否实现企业内部向外部生态的战略超越？
    华为在研发、常规的企业管理上追求极端地向西方公司学习，甚至以“先僵化，后优化”（事实上优不优化无所谓）的态度去学习。例如研发管理（IPD）、物流、流程、财务等。但是，在华为的很多管理上又存在极端的特色。
    例如，一般公司的股份具有这样几重价值和意义：
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战略决策权。

获得分红的权利。

出售股份兑现公司价值的权利。

资本运作和融资功能。

    但在华为，股份更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只是发奖金的工具之一，其他功能基本都不存在。网上经常宣称任正非只有华为百分之1点多的股票。在一般的公司这个比例的股票纯属象征性的，不可能对公司有任何掌控力。但在华为，任正非是以精神领袖的绝对地位，是一种宗教领袖一样的存在，根本不依赖于股份就可以获得对公司的实际掌控力。

    华为的董事长、CEO等职位与一般的公司含义差别太远了。轮值CEO制更是在人类企业经营史上独一无二。只是在罗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等历史遗迹中，我们见到过轮值制度。事实上，华为的轮值CEO与其说是CEO，不如说是任正非的轮值执行秘书，否则无法理解其成功运作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制度只可能在任正非执掌华为时才能继续存在，如果没有任正非，这种人类经营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的制度实在无法理解。华为有能力做CEO的人何止成百上千，如何轮得过来呢？
    如果华为能够超越于企业自己，他能够像IBM那样成功，同时却又像硅谷之母的仙童那样繁衍出大量中国杰出的高科技公司和高校创新，产业创投等生态。事实上，从华为和中兴出来的人创立的成功高科技公司已经数以千计，国内企业里从事国际市场的高级管理人员来自华为中兴的比例也非常高。只是这并不是华为自身管理制度刻意创造的、能与其自身经营活动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他们基本上只是离职者个人的行为。在这方面，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领域的公司等做得相对更为出色一些。
    在华为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大发展都是通过一个关键性的超越实现的。从代理交换机到自主开发交换机，从交换机进行相关多元化发展到传输、移动、接入等整个通信领域，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从设备到手机，从成品到芯片......所有这些都是限于企业内部就可以完成的。
    能否实现从企业内部向企业之外生态发展的超越？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2. 华为之痛的根源何在？
    为什么华为今天面临美国如此之多的打压？所有人很自然地认为是美国与中国的科技战所致，这个当然是核心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人们只看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较量，把华为做工具，可能无法真正理解事情的全部。只有深知这个产业圈子的人才会明白，华为在美国遭受的压制远远不是始于现在。从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一开始，就与CISCO公司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并由该公司，确切地说是其产业生态不断变换地采用各种手段对华为进行打压。CISCO公司的产业生态有多大？他不仅在硅谷，而且通过代理体系与全球数量庞大的集成商和代理商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事情明摆着，将CISCO公司产品卖进FBI、CIA的代理商和集成商，一发现华为的产品价格低很多，他们会作何感想：当然是推动自己的客户FBI、CIA等的力量去打压华为。当华为与摩托和朗讯竞争时，这些公司远没有那么广的产业生态，因此他们与华为的竞争是完全正常的商业竞争。华为战胜这样的对手很容易。但CISCO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华为不仅依然无法撼动CISCO的市场，而且不断遭受看不到边际的力量对自己进行超限战式的打压原因所在。只不过是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这个早就存在的、深藏背后的CISCO公司与华为的竞争被放大了而已。
    请读者明白，这些绝对不是猜测，我与华为在美国的市场人员有过密切的业务交流，也与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客户有过深入的交流，他们也曾是我的客户。有些事情我不能说得太多了，相信真正内行的人应该一点就通。
     其实，美国也未必就只想与中国恶斗，也想过能否合作共存，因此曾主动提过G2，甚至建立“中美国”(Chinamarica)。但是，中国并不是不想与美国合作共存，而是美国的获利模式与中国想建立的未来理想世界是有根本差异的。我们是想勤劳致富，但美国主要是通过霸权剥削其他国家。中国不能去做配合美国搞剥削别人，自己也跟着搞剥削的事情。但对企业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并不是说竞争就是绝对的。只要想以合作方式进行发展，总能找到相应出路。我在做数字电视产品的美洲市场时，知道CISCO公司在人家一亩三分地的实力，从一开始就建立以“合作”为主要战略的模式。我们卖到美洲的大量产品就是通过CISCO公司代理的，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敌人有哪些，怎么可能战胜它呢？华为面对的真正对手并不是美国政府。普通中国民众可以这么认为，但如果华为也简单地这么认为就不应该了。
    去年当华为宣布开发鸿蒙操作系统的时候我就曾说过，这个系统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能否成功建立生态。有很多人讲华为有能力建立生态，很多在Android上的应用只要简单地重新编译，就可以在鸿蒙操作系统上运行。但问题并不是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开发应用的难度，而是别人是否愿意在这个系统上开发应用，别人的手机愿不愿意采用这个系统。如果别人进了你的生态，最后面临显然要与你的核心业务进行竞争，显然要被你吃掉的结局，有多少人会愿意这样做呢？如果纯粹做手机应用APP软件的公司，是有可能与华为合作的。但海思与华为手机是属于一家公司，其他手机公司怎么会采用华为的鸿蒙系统？又怎么会采用海思的芯片？别听网上哪个手机公司有可能与海思合作的消息，他们真的不介意自己产品的核心基础完全交给竞争对手公司？坦率地说，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是中国人都应在中美科技战中选择爱国，但要让人用与自己公司核心利益相冲突的方式去爱国，这是靠不住的。
3. 华为成功的核心能力能否长期持续



    通信领域有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未来的技术发展是业界在ITU制定出标准，然后大家一起按这个标准来做产品。华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有战略模式：

    对战略方向的判断很简单，就是跟随主流技术。然后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采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所谓的“压强原则”），在特定时间特定技术方向上（战争维）集中投入远远超过其他竞争对手的资源。员工没日没夜地干，在市场竞争开始抢地盘的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地抢山头，那怕免费赠送。通信的市场具有高度的粘性，一旦占领市场，就可待后期扩容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如此，华为并不太多去对发展方向作深入的判断。因此，一旦主流技术方向出现波动，不象开始人们认为的那样确定，华为就总是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战略误判。但是，因为华为在集中优势兵力上的超强能力，即使出现一段时间的误判，只要最后调整过来，他还是能够后来居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手机，最初华为在很长时间内是坚定地不做手机的。而最后开始做了，就不惜一切地做到极致。最关键的也是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不再象2G时代手机是一个时尚产品，而成为一种“外型大家基本都一样，只拼性能指标”的半标准化产品，这样一来，产品技术方向的判断就不再是问题了。因此，华为在这种不断成功的经验之下，越来越不太依赖对战略方向的及时准确判断。

    在此同时，对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可谓追求到极致。几乎是抱着“穷尽全世界一切能为我用资源”的态度，搜尽各国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先进技术。这使其能够在追随型科技战略中成为最杰出的佼佼者。

    真理与谬误永远只有半步之遥，英雄与罪人也永远只有半步之距。当过去中国主要是跟随和学习国外先进管理和技术时，这样做不管怎样终归是中国公司占便宜。这不仅是华为一个公司这样，成功的追随也是中国公司普遍的强项。但是，因为中国公司这方面太强了，前面能领路的基本上快被我们都干光了，今天的中国需要尽快转向采取原创型和科技领导型战略。如果一切其他人原创的科技成就，不能享受到后续领先成功的利益，总是被采用强大军事原则进行竞争的后发优势者灭掉，中国还有谁会愿意进行原创？这不是任何某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科技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否则，我们把前面国外领路的都给干死了，自己也会马上停下来的。

     一家公司的成功，能够建立在让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相关领域科技创新进程停顿的前提之上吗？

   


    更多的道理要讲清楚，就不能只限于华为了。我们还是从通过对硅谷创新的生态长期考察总结，以及创新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谈谈。

浅贝

顾子明吹过的牛系列之“华为的野望”

原创 老中医  顾子明吹过的牛  2019-05-22

华为遭受美国制裁后，传出了联想“断供”华为的假新闻，随后遭到了当事双方联想，华为以及官媒的辟谣。



之后，就传出谷歌，英特尔等美国公司宣布“断供”华为的大新闻。







特别是谷歌，宣布切断对华为在多种安卓硬件和软件上的支持，限制华为获得安卓操作系统的未来版本，限制公司的运转。



消息一出，国内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忧失去了谷歌的支持，华为将来的国际市场份额会萎靡。



明公在谷歌“断供”华为消息出来的当天，专门写了这篇文章《谷歌制裁华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华为做出积极的预测，谷歌“断供“是昏招，而且华为将会趁势推出自己的华为OS系统。



原文和留言如下：

而另一方面，考虑到维护贸易关系，就算华为搞了海思芯片，但是对高通德州仪器们的采购也只会继续增加，以继续保持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持续发展。但是对于合作利益极小的谷歌就不一样了，华为正好借着这个谷歌率先制裁的机会，顺理成章的在今年正是推出自家雪藏多年的华为OS系统。



而占据了全球半壁江山的中国手机公司，搞不好也会在谷歌的威胁之下，要么也启动Plan B自己搞系统，要么加入华为的阵营，最终将谷歌原本试图打造的统一安卓市场彻底割裂。

顾子明，公众号：政事堂2019
谷歌制裁华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公的文章前脚发出去，后脚华为OS系统将在今年面市的消息就登上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









明公对华为的预测，立刻得到了验证。







读者们也为明公的神准预测点赞。



随后，余承东的聊天记录也流传开，更多华为OS系统的细节也被披露。



聊天记录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余承东专门提到，这个即将推出的华为OS系统，不是简单的手机系统，而是打通了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汽车，智能穿戴，面向下一代技术（5G物联网）的超级华为OS系统。









余承东在聊天记录里表达了自己对于谷歌“断供”的乐观态度，还有自己对于自家操作系统的自豪。



余承东的好友们也纷纷的点赞和鼓励余总，并且表达要和华为操作系统合作的意愿。



华为要推出整合其他平台，面向下一代技术的操作系统，也很早的被明公点明。



把时间回拨2个月，就在3月21日，明公就在公号文章《华为的野望》中做出推测，华为将会推出整合其他平台和技术，连接物联网的系统。



感谢谷歌的制裁，让这份隐藏多时的超级OS系统，提前和大家见面了。



原文和文末留言如下：

华为将通过麒麟OS系统为中心，自身云服务、AI芯片等一系列能力，通过智能电视与家庭内的物联网设备相连。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华为搞电视大概是个虚招，本质应该是要卖研发已久但是却迟迟未推出使用的麒麟OS系统。



在5G物联网时代，华为也可借助麒麟OS系统，对安卓和IOS系统进行弯道超车。



未来可能普及的AR和VR设备，以及大量的商用与家用物联网终端，未来可都是要对接一个操作系统的。



如果华为的麒麟OS系统真做到了这一步，确定了标准，就会像移动互联网时代，谷歌和苹果的移动系统对微软桌面系统的降维打击一样，出现真正意义上，掌握着底层结构的超级巨头，届时将有百倍于如今安卓系统的终端向这个系统接入.......

顾子明，公众号：政事堂2019
华为的野望










华为的野心，不只是简单的手机操作系统，而是提前瞄准下一代5G物联网时代的超级操作系统。



当然，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像华为海思在《致员工的一封信》中说的，前路更为艰辛，我们将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浅贝

只要孟晚舟认错就能回家？美国最阴险的招数

原创 郑戈  观视频工作室  前天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一个人被限制自由，两年的时间肯定非常渴望自由，非常渴望回家。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了美方的圈套，承认了美方所指控的某些事实，下一步会发生的事情就超出了自已的掌控。


文丨郑戈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

十二月四日，孟晚舟事件又有了一个新的进展，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今天刊登了一则新闻，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美方正与孟晚舟进行协商，讨论如何解决美国针对孟晚舟的刑事指控问题”。



这篇新闻引用未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美方向孟晚舟提出的proposal提出的建议是让孟晚舟认错，在孟晚舟认错的前提下，她会被放回中国。好，我就从一位法学教授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美方的提议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它是否靠谱？孟晚舟是否应当接受建议？当然根据报道的说法，孟晚舟是拒绝接受提议，那么我认为孟晚舟做得非常对。

我就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不接受这样的提议？是对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认错是什么鬼？认个错孟晚舟就能回家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所谓的认错，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它是DPA的一部分，那么什么叫做DPA就是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它是美国司法部从2004年以来，在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常用的一种做法，它是可以翻译为延迟起诉或者延迟检控协议。那么顾名思义DPA它只是延迟检控，在你承认美国司法部门所指控的某些事实的基础上，美方会延迟对你的检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检控。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上的认错，它就是认罪。

如果孟晚舟认罪了，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美国司法部门违反之前的承诺，继续去追究她，继续去要求引渡，并且在引渡之后对她提起检控，然后法院对她进行审判，这个一个都不会少，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因为有了她的 confession，她的招供，整个情况就会更不利于孟晚舟，那么使她之前的两年时间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个是一个非常阴损的一招，那么它会陷孟晚舟与极度不利的状况。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是美方严格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不再要求引渡，那么整个引渡案就drop了就终止了，那么孟晚舟就可以回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就成了一家有罪的企业。因为有了孟晚舟所招供的某些所谓的事实，美方它就有了强有力的理由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制裁，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措施，因为这是美国司法部，我前面说过惯用的伎俩。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有一个新的国家战略就是重回制造业，在重回制造业的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美国的制造业巨头通用电气，它是打算收购阿尔斯通，在这个并购案当中，美国的司法部门就配合通用电气的行动。利用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来抓捕了阿尔斯通的多位高管，拘捕了他们之后，美方也是采用像DPA延迟起诉协议等等这样的措施，迫使其中的部分管理人员供认了相关的事实，而这些他们所供认的事实拼接起来，就足以指控比如说阿尔斯通的CEO。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会迫使阿尔斯通接受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并购条款，而实际上的结果也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国惯用的计量，因为美国人非常善于把法律当成武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 Weaponising the law。把法律武器化，这个是我们看待美方的最新提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那么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提议有法律依据吗？

那么从2004年开始，美国司法部比如说它在海外反腐败法的执法程序当中，就引入了两种新的机制，一种叫做不起诉协议，A long prosecution agreement，还有一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严延迟起诉协议，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一个简写为NPA另外一个是DPA那么这两种方式允许这个辩方在不认罪的前提下，承认某些检方所指控的事实，这就使得美国的司法部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操纵空间。虽然这两种方式，它是在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执法程序当中应用的最广。



比如说在2010年的时候，有85%的海外反腐败法的执法活动，都是以NPA或者DPA的方式来结案的，但是它其实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包括孟晚舟这样的案件，因为美国司法部指控孟晚舟的是银行欺诈法，是说她欺骗了美国的银行，主要就是汇丰银行，诱导这些银行违反了美国的伊朗制裁法。

因为华为有一家子公司或者说是完全由华为控制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叫Skycom，那么Skycom的主要业务就是伊朗业务，美国司法部声称华为像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若干美国银行，隐瞒了自己与Skycom之间的关系，然后诱导这些企业去违反伊朗制裁法。这个就是所谓的银行欺诈罪，这个是美国司法部对孟晚舟的指控，主要是这个罪名。那么在这个领域它也会用到NPA或者DPA这样的方式。

那么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如果让我对美国这一次向孟晚舟提出的建议，让她认错建议， 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那么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大家，这就是DPA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那么这个程序现在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大家都知道两年过去了，为什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孟晚舟事件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事件，虽然它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在法律舞台上展开，法院来搞聆讯，决定是否引渡等等，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法律事件，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只要大家不假装看不到，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性的铺垫之后，我们来考虑如果不接受美方的提议，这个事件会如何发展？

这个就要看这个事件目前在法院进展到什么地步，实际上就在现在那么从十一月底开始，新一轮的聆讯又展开了，这一轮的聆讯其实还是在解决前两轮的聆讯没有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是在今年七月十七日开始的聆讯当中提出来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那么一直存在的问题，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拘捕孟晚舟的过程当中，是否过度使用了暴力，是否侵犯了孟晚舟的人身权利？那么这个问题是孟晚舟的律师从一开始就提出的，而且一直在坚持的，那么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在今年的七月开始，孟晚舟的律师又提出了两个主张，这两个主张都是非常强有力的。

那么第一个主张是说整个案件、整个针对孟晚舟的检控和美国司法部向加拿大提出的引渡申请，整个背后都是政治操纵的，如果说它是政治操纵的，它是 Politically motivated，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

那么加拿大就完全没有理由继续进行引渡程序，引渡程序应该立刻终止。如果引渡程序终止，当然孟晚舟就可以立刻买机票回家了，孟晚舟的律师提出这个主张所依据的完全是公开的报道，包括特朗普本人的Twitter，因为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对孟晚舟提起检控，有助于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赢得对自己有利的deal，赢得对自己有利的中方的妥协。

那么所以说整个事件是受政治因素驱动的，这一点是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的，都不用去找任何私密的材料，依据公开报道，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政治驱动的事件。

好，那么孟晚舟的律师提出的第二项主张是说，美国司法部据以检控孟宛洲的证据，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汇丰银行所提供的。那么据汇丰银行称，孟晚舟有意隐瞒了华为与Skycom之间的关系，诱导汇丰银行违反了美国的伊朗制裁法，但是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孟晚舟并没有误导汇丰银行。

恰恰相反，是汇丰银行裁减了孟晚舟对汇丰银行所做的表述，从而诱导了美国的司法部门、误导了美国的司法部门，包括把孟晚舟向汇丰银行所做的演示PPT做了裁剪，隐藏了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然后把它提交给美国的司法部门，说自己被孟晚舟误导了。

这两个主张都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案件的话，我相信最后法院的裁决会是有利于孟晚舟的。

但是我此前已经说过，这个案子整个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最终取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政治层面的谈判。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大选已经结束了，如果到明年的一月，拜登能够顺利的入主白宫的话，中美之间重新展开谈判的话，那么华为事件显然会是这个谈判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所以说孟晚舟的命运其实是跟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的，它取决于中美之间、中美关系能不能恢复正常，但是坚持自己的法律上的立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一个人被限制自由，两年的时间肯定非常渴望自由，非常渴望回家，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了美方的圈套，承认了美方所指控的某些事实，下一步会发生的事情就超出了自已的掌控。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根据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孟晚舟本人是拒绝了这样的提议。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

浅贝

长安老总怒喷余承东背后，是传统车企的垂死挣扎


原创 老云老师 老云的空间 2024-01-19 10:00 发表于青海

长安汽车董事长在它家的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疑似怒喷华为余承东和智选车的事，这两天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具体怎么喷的，大家一搜就知道，老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主要分析下这事儿背后的原因。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这并非很多人说的，华为内斗的外溢——至少不主要是。

大家都知道，华为造车内部争议很大，主要来说就是轮值董事长徐直军的HI（huawei inside）模式，与车BU老大余承东的智选车模式（问界为首的四个界）之争。HI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产品由车企主导，华为提供零配件和技术方案；智选车，在现阶段应该是指华为全面主导车型研发、质量管理和推广销售，车企则只负责具体的生产制造和售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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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模式在华为内部曾经产生重大分歧，最典型的就是去年3月，余承东为推动问界销售，直接将其冠以“华为问界”名头，而后被徐直军在对外记者会上公开否定，并不点名批评，重申华为不造车——这是华为内部关于造车分歧公开化的标志性事件，也是这一次长安怒喷智选车模式后，大家将其联想成华为内部分歧外溢的最主要原因（长安是现阶段华为HI模式下的唯一合作方）。

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联想，其实是有问题的：

第一，长安这个董事长的诉求，听上去已经远远超过HI与智选之争这个华为内部分歧的范畴。如果仔细看完这个朱董事长的发言，琢磨一下可以发现，他要求的，似乎不仅是要华为废掉智选——至少将优先级降到HI之下；更是拿出“三个和尚没水喝”的例子，似乎在暗示不想华为与长安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有友商加入——这与余承东之前提出的“希望和所有车企合作共赢”的理念完全相悖。

这个就明显超出了华为内斗的范围——华为再怎么内斗，也不可能说要把自己的汽车业务跟长安一家绑死——单单一家长安，没有捆绑华为汽车业务的资格，也承载不了华为汽车业务的远景展望；甚至以长安现在的体量，哪怕全力投入，也大概率无法帮华为车BU赚回最基本的员工工资。

当然，作为传统国资一线大厂，长安可以自我感觉良好；但站在华为的角度，站在市场的角度，长安想以自己的江湖地位，来捆绑华为为自己单独服务，这明显是不自量力的。所以，董事长既然说出了这番话，可以肯定他绝不是为徐直军出头，也不是为华为内部之争中的HI模式出头，而仅仅是站在长安本位立场上，为自己一家利益出头。

第二，所谓华为内斗，其激烈程度是否一如既往，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如果搁在一年前，当时华为还被制裁束缚，问界也还半死不活，这种内部分歧激烈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华为营收压力巨大，车BU本身也亏损严重，搁在当时环境下确实是华为的巨大包袱——大到华为快承受不起的地步。但搁在当下来看，以mate60横空出世为标志，华为手机业务光速复活，AI升腾芯片业务也疯狂爆单——这都给华为带来的巨大的利润；就是汽车业务本身，问界也起死回生，M7的突然爆发，重演了当年手机“mate7”时刻；M9科技车皇的火热，其象征性更是犹如当年的mate20——虽然受限于时间和产能，汽车业务眼下总体看依然是亏损，但前景已经豁然明朗——以问界为首的智选车各个界，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当年BBA的市场地位——最关键的是由于智能化领域的遥遥领先，这种地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独家的，还没有其他品牌可以竞争。

这种情况下，再来看华为内部之争，其实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去年之所以争的那么激烈，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华为被制裁后利润压力巨大，车BU也常年大幅亏损——所以有强烈动力主推相对轻资产轻包袱的HI模式，智选模式则由于其包袱太重，当时又看不到成功希望而被排斥。

现在一年过去，华为已经实现了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整体营收，还是智选模式自身，都进入了良性轨道；相反HI模式虽然轻资产包袱小，但发展过程却一路坎坷，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早期的赛力斯SF5、北汽极狐还是现在的长安，没哪个车厂把它做好了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从结果导向看，孰优孰劣，已经很明显了。那么，站在华为自身的经营角度，纵然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也没理由通过弱化智选，来迎合HI——更别说把HI与长安独家捆绑。

当然，看华为汽车业务，不能只站在华为自身来看。

华为之所以坚持不造车，很多人说是造车负担太重。这个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尤其是过去三年华为被制裁的情况下。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主要原因。毕竟以华为的名头和汽车技术储备，只要它放出融资造车的风声，提钱送上门的投资人能从坂田总部排到松山湖基地——甚至随着问界的成功，华为现在想造车的话，都已经不用自己融资了，大把地方政府都愿意自己掏钱给它送地建厂买设备，所有费用包圆，牌照问题都能帮它解决好，华为只需要拧包入住即可。

总而言之，钱不是华为不造车的主要原因——过去不是，在问界大获成功，华为智能驾驶技术遥遥领先并广受认可的现在更不是。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华为汽车业务，肩负着推动中国汽车，尤其是国资汽车公司产业升级的重要使命。

汽车工业产业链长、规模大、价值高、技术含金量丰富，是当代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块版图。这一块产业，中国不仅必须拿下，而且拿下的过程中，国资企业必须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维护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地位的硬性要求。

但汽车是一个竞争性行业，所以这种维护，肯定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打造产品，从市场竞争中获得。而国资车企的现状，大家其实从这位长安老总的发言中也都看到了——都2024了，这位爷居然还在捧福特、马自达这种传统油车中都算二等货的主儿们的臭脚；还在扯什么外资在找最佳时机，在等你们先趟坑，然后凭资源、全球市场地位迅速崛起——这段连普通汽车行业关注者都觉得好笑的话，这位爷居然能在自家车企的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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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四大国资车企（一汽、东风、上汽、长安）中，长安算是这两年发展势头相对最好的了。连长安的老大都这么搞笑，你觉得这一轮产业升级和换轨的淘汰赛中，这帮国资大厂靠自己，能混出个什么结果？

所以这才有了华为不亲自造车，而是跟车企合作造车。毕竟被制裁后，华为从国家那里拿了大量资源，已经从过去曾经自我憧憬的跨国企业，转型为现在的民族企业；而相对应的，它也就必须要承担一些以前不用承担的政治任务。扶一把这帮怂惯了low惯了，靠着政策环境混饭吃的国资车企，通过自身的赋能，帮这帮混子们提升产品力，完成产业升级，在新的行业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力，这才是华为坐拥独步天下的智能汽车技术，却坚持不造车的根本原因。

而所谓的华为赋能，也有两种，一种就是单纯的给智能硬件给解决方案，也就是HI模式；另一种则是除了技术赋能，再加入车型研发和质量管理体系——也就是华为全面主导，然后在此基础上，鉴于这种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也符合了华为自身的品质标准，所以也可以纳入华为的营销体系，由华为负责推广，搁在华为店里卖。

那么，哪一种模式更好呢？这个要看站在谁的立场。

站在国资车厂的角度，它当然喜欢HI模式——毕竟这样车厂才有主导权。

而站在华为立场——现在很多网友都认为华为应该搞智选，但其实它本身没那么死板。对华为本身来说，它只要能赚到钱，把智能系统大范围的推广，然后顺带完成上面交代的扶持国产，尤其是扶持国资车企的任务，就ok了。至于智选还是HI，哪一种好用就用哪一个。现在之所以大家觉得华为走智选、挺余承东，那只不过是因为智选的问界成功了，HI则拉胯。但论初心，华为其实谈不上一定要选谁的，就看赛马谁能跑赢。

而现在，赛马初步结果已经出来，智选确实比HI表现好——问界已经展露出追剿BBA的态势了，HI模式出来的车则明显拉胯。虽然这并不代表华为就会放弃HI，但至少代表着，华为已经不可能放着已经验证成功的模式和到手的利润，而为了HI去压制智选。

所以，从华为本位利益来看，除非阿维塔能获得跟问界类似的成功，否则长安老板的愤怒根本没有意义。

当然，很多人会说，不是华为还承担的扶持国资车企的政治任务么？如果HI走不下去没人加盟，那这个政治任务怎么交代？

这个问题，首先要说的是，智选车同样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现在除了赛力斯，其他三个界分别对应的奇瑞、江淮和北汽也都是国企。

最重要的是，智选车的蓬勃发展，本身就可以对国资车企形成倒逼。问界爆发后，江淮已经卖了蔚来的代工厂拿钱去建华为标准的超级工厂；北汽在极狐HI模式走不下去后，现在也已经转投智选——这证明问界的倒逼已经起到了良好示范效应。

至于投华为会失去主导权乃至失去灵魂的风险，这个在车厂，尤其是长安这种一线车厂来说，当然是很难接受；但对于更高层来说，其实未必在意。

对高层来说，他给华为派任务，本来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国资车企的整体竞争力。而竞争力的体现，除了华为的技术赋能，当然也包括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的生产研发、质量管理乃至营销推广能力都得到增强。

那为什么HI模式走的不如车企好——哪怕拿了华为的技术也卖不动？说白了就是这帮传统车企太菜呗——跟以前合资时代一个德行。只不过以前市场竞争不激烈，所以单靠合资技术就够混；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拿了华为技术，其他方面不行的话，也依然混不开！

那怎么办？长安老板的意思，我觉得似乎是想搞技术垄断——华为技术确实牛逼，我如果能独吃独占，最好还蹭蹭它的营销体系，那就可以获得比较优势！

但这种玩法，不光华为不可能接受，就是高层也不可能接受。高层希望的，不是你抱着华为大腿蹭饭吃；而是在华为加持的基础上，自身也孕育出在新市场环境下的竞争力——说直白点，就是希望国资车企在自身研发生产和质量管理等体系上，也尽可能的向华为标准靠拢！如果完全只靠抱华为大腿，那不就是养了群废物么——这就失去了扶持国资车企的本意。

所以，对高层来说，他希望的应该是国资车企在跟华为合作的过程中，也按照华为的标准进行自我改造——至于智选还是HI，高层才不管这些；你走HI模式，过程中自己主动把综合竞争力提上来最好；自己提不上来，智选投华被动接受华为改造，高层也能接受。

这个逻辑捋顺，我们就可以明白，长安老板的这个讲话的逻辑，其实是很荒谬的；虽然他起手式就拿国家、政策这些大话压人，但实际上他的想法，未必符合高层推动华为跟国资合作的真实内涵。

既然如此，华为自然也不大可能如长安老总的愿——本来扶持这帮国资大爷就是吃力不讨好，自己的智选车业务也已经上了轨道；现在这帮大爷还想反客为主玩蛇吞象，最关键的是这种做法实质上还不符合高层的精神，那华为岂能许他？

当然，可以不理长安老总的过分诉求，但扶持国资的任务还是要完成的。但这事儿，怎么说呢，首先，智选车同样可以扶持国资——华为手上的四个界，奇瑞、江淮、北汽都是地方国企，赛力斯虽然是民企，但东风也是其第二大股东，股权其实不比张兴海家族少多少；而且赛力斯的崛起本身就有赖于重庆市国资委和重庆两江新区的大力投资。

当然，光四个界肯定销量有限，既不够完成任务，也不够承载华为推广智能系统的设想。

但问题是，这四个界并不是全部。四界做大过程中，这四家背后的车企自然也免不了会被华为体系化改造（赛力斯已经彻底想明白了，主动拥抱改造；奇瑞先前还勉勉强强，但这次被市场教育后也慢慢开始回过味儿；北汽和江淮的界虽然还没开张，但从它们的市场处境以及态度来看，接受改造的决心也挺大的）。等这四个界后面的车厂被华为体系化改造完成，华为再技术下放，通杀下来它们照样可以做大——毕竟华为智选虽然不做中低端，但不代表赛力斯们不会。四个界做成后，有了充足现金流支撑，再加上华为智驾技术，以及自身改造后的华为化运营体系，这几个车厂完全可以在中低端市场用自己的品牌走HI模式出战；只要有一两家成了气候，就可以跟比亚迪一起，对一线国资大厂形成进一步倒逼。

这是很明显的。长安这类一线大厂之所以这么牛逼哄哄，除了觉得自己规模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的自主车，主打的都是中低端、甚至低端市场——这部分受限于成本因素，现在还没有被华为引领的智能化趋势影响。

但随着华为在高端市场杀完，成本摊薄技术下放，以及比亚迪等民营车企智能化补课实现突破，智能化逐渐也会成为中低端车型的核心竞争要素。到那时，体系化战斗力又不如比亚迪和四界车厂以及新势力的这帮传统大厂，那自然就会感受到更大压力——而这个过程，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两三年内就有可能发生。

所以，长安的愤怒是无用的，其他国资车厂的排斥和犹疑也是没用的。站在华为角度来看，既然它已经通过ADS2.0智驾，将中国乃至全球新能源车竞争带入了智能化的下半场，那只要自己技术优势还能保持，只要电车智能化趋势不变（这两个条件站在当下看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这些国资大厂早晚还是得在跟华为的合作同时，主动或被动的接受华为式改造——区别就是早接受的早超生，接受晚了市场份额就没了。

这不需要华为来主动让步，市场竞争自然会逼它们走这条路。而随着这帮国资大厂入伙，华为就在推动自己智能化系统普及扩散的同时，也完成了高层交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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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长安老总的愤怒，不是华为内斗的外溢，而是传统国资车企的垂死挣扎。市场竞争环境，产业升级压力，乃至于上层意志，都要求传统国资车企要进行自我革新，并给了他们华为这样一个自我革新的抓手。

但鉴于自我革新需要脱胎换骨，需要打破现在的组织结构乃至内部利益分配机制，这帮国资车企，尤其是现阶段还混得下去的一线国资大厂，明显没有足够的动力，甚至极为排斥。所以对于华为这根上层递过来的改革抓手，他们有的犹疑，有的抵触，稍微识时务点的比如长安，虽然抢先出手抓住，但它抓住的目的，似乎也不是为了借力改造自我，而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为老朽肌体延续寿命的救命稻草，而非凤凰涅槃的利器。

只不过，这明显是徒劳的——市场环境不允许，华为不愿意，就是给华为派任务高层，恐怕也未必满意。

具体到现实中，长安老总这一番爆论，基本已经判了阿维塔死刑——当你公开跟华为开撕，冲着华为品牌来的客户自然就没了；冲着智驾来的客户，也会因为担心二者后续合作而心生疑虑；至于冲着长安来的客户——不好意思，谁脑子进水花30万买辆长安车？

与此同时，长安靠这些年“搞死合资成就自主”的梗，在网络上积攒下的路人缘，这一波也基本上败的一干二净。这家车企如果不能迅速挽回局面，那哪怕未来扭扭捏捏认清现实愿意自我改造，恐怕最好的结局，也就是维持住自己的低端基本盘（长安系乘用车的单车均价在10万左右），继续在15万甚至10万以下市场打转转——毕竟这个区间市场只讲性价比不讲情怀；至于技术之外，还需要讲故事卖情怀的中高端市场，长安还想突破，从这一次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来看，恐怕已经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