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息及分析（二）

浅贝

全球降息潮之下，中国为何不着急降息？

2020年03月28日 09:31 新浪网 作者 顾子明_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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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随着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即将降息，国内的媒体上也铺天盖地疯传着中国要降息的文章，引来了大量的朋友咨询。

　　今天，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案例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现在降息。

　　回顾上一次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祭出的杀手锏是“四万亿”，而四万亿中投资最大的单项就是高铁。随着中国高铁成为了一张闪亮的名片，互联网上也流传出很多描绘当年精彩谈判的段子。

　　但实际上，以2008年11月为分界点，中国的高铁完全是两个产物。

　　2008年11月之前，中国高铁的本质是“阳澄湖洗澡的大闸蟹”，虽然国家要求非常高的国产化率，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关键部件和高附加值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到国内由几个民企的包装一下变成国产，顺利进入到了铁道部的采购当中。

　　直到2008年11月之后，铁道部才在国家的压力下开始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而被铁道部打压的南车，以当年湘军搞团练的劲头，凭借着忤逆上命秘密搞出来的逆向工程，才将中国高铁逐步推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

　　当然，中国高铁国产化靠的不仅仅是湘军的奋斗，自然也有历史的进程，就在11月，国务院开启四万亿，高铁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如果还像以往那样搞“阳澄湖洗澡式大闸蟹”，中国的外汇储备根本撑不住，所以那点猫腻就被中央盯上了。

　　就拿当时的一次采购来说，铁道部跟北车签署了100辆高铁的采购协议，铁道部说是全部国产化，可几天后，仅德国西门子一家，就在其官网上面挂出拿下100列高铁价值7.5亿欧元份额的新闻。

　　这只是一个缩影，原本是为了挽救国内的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在经过了几个手套的辗转之后，变成了对正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西方国家的救命钱。

　　只不过，这些“洗澡方式”走出去的钱，既没有趁着西方经济危机去扫到多少核心技术，也没有成为我们外交上跟欧美博弈的筹码。因此，虽然刘张二人在推动高铁方面居功至伟，但随着后来问题的逐步暴露，也无法让他们功过相抵。

　　好了，讲明白高铁这个案例，就会明白近期很多事情背后的历史进程。

　　高铁是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带领着全球走出阴霾的新基建，从欧盟产业链的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到北美产业链的庞巴迪，再到日本产业链的川崎重工，都从中国的高铁建设中收益颇丰，甚至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也跟着一路疯涨回血。

　　如今，面对新一轮全球经济的冲击，我们必然也要开启新基建的建设来进行逆周期，但是吸取了上次教训的我们，必然不会那么匆忙急于放水，否则这些水就会再次“洗个澡”，就直接变成了对西方科技产品的大采购，而不是去搞我们的自主研发。

　　也就是说提前放水，会把我们的筹码变成勒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

　　而同样在大洋彼岸，美国财政货币放水，也会导致大量的水源涌入制造业大国的我们，反而搞了一波“中或最赢”。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不仅部分关税豁免没有延期，又搞了一轮对中兴的制裁。

　　这种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负和博弈之下，这都是必然的选择，我们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当年我们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凭借着我们的经济地位也一样在全球杀价，只不过吃相文明很多。

　　而目前的局面其实并不复杂，中美最近的关系，跟沙特俄罗斯之间非常类似，分别在提升油价和拯救经济方面，两组分别都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了利益的分配，大家必须死掐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而如果到了对方的某些关键节点上，各方又要进行适当的让步，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所以，我们不是不能降息，就跟沙特不是不能减产一样，降息这个事儿已经跟国内经济的关系不大了，而是要跟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达成交易，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后再降。

　　牌其实各方都是明牌，从石油减产到经济刺激，从大的局面来看，各方都是在比看谁国内先出错，所以，如今也就出现了外媒在鼓吹中国降息，而国内一群专家们都在呼应的局面，仿佛又让我看到了一副儒生卖国争先恐后的画面。

　　当然，我们握了那么一手好牌，不是不去降，而是择机而降。之前的文章中，政事堂也预测过最迟的降息节点，今天再来预测一下最早的节点。

　　看沙特都能硬挺着国内压力喊出没有与俄罗斯讨论联合减产，我泱泱中华总不能比狗大户还怂包。所以，我们开闸放水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沙特和俄罗斯开始减产之后，美国新一任总统正式执政之前。

　　而从资本角度来效验这个判断，考虑到短期内沙特和俄罗斯之间还无法达成一致，就像之前预测的那样，这轮刚刚结束的G20，应该是近阶段最后一次强力的弹性防御了。

浅贝

李嘉诚在英国亏惨了，现在想吃回头草？成都给出了回答！


“李嘉诚这三个字，在世人眼里就意味着财富和实力……（和记黄埔的投资）让蓉城市民感受到这位传奇财星就在自己身边”。

2004年12月的某天，成都《天府早报》以《李嘉诚的成都赚钱地图》为大标题，激动到有些沙哑地报道了李嘉诚手握资本对成都的入驻。



文章当时断言，李嘉诚在成都大举“撒钱”，设立和记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是“强势挺进成都房地产的信号”，“想打造第二个‘香港’”。

那一年，李嘉诚在成都的动作的确不小，其中包括以1.7亿元的价格，买走成都燃气13％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旗下百佳超市、百盛百货选址成都新城市广场。而出手最为阔绰的一笔，是以21.35亿元拿下位于成都南部新区的“城南地王”，创下当时成都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单宗土地的最高价。

《李嘉诚的成都赚钱地图》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和记黄埔将开发“一个全新的香港城”，“不仅将运用香港一些先进的理念开发住宅，还将开发具有香港风情的商业物业，其住宅价格肯定会超过5000元/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带动南部新区的发展”。

“香港风情”“香港理念”，彼时的李嘉诚与香港，还是成都仰望的对象。

恐怕很难有人能想到，16年后，这份仰望会以一纸《关于禁止和记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融资、贷款和重大资产重组的函》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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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有业内人士估计，要“包装”南城都汇并打造成“一个全新的香港城”，李嘉诚的后期投入应该在100亿元以上。

16年过去，成都“香港城”命运如何呢？



和记黄埔是赚得盆满钵满，2004年时，南城都汇楼面价不过千元，而现在其二手房面价格已经超过2万，其所在的高新区新川板块楼面价也已经超过万元。16年间至少翻了10倍。

当年，这个占地面积达到1036亩的超级大盘计划分8期来建设，到目前为止，只推出过6期产品。

有媒体报道，2017年，曾有消息称南城都汇将推出第7期，但工地上一场意外的大火将南城都汇按下暂停键。后来的几年里，不论市场的呼声多高，和记黄埔都没有将剩余产品推出市场，以至于如今第7、第8期已经呈现准现房状态。

卖了16年的“全新香港城”，至今还剩6000多套房源没卖出去。

那些已经住进“香港城”的业主，也没有感受到“香港先进的住宅理念”，投诉产品问题长长的清单上有：小区道路变市政道路、墙体层高出现误差、墙面空鼓、设计不专业等。

一位成都开发商对媒体说，南城都汇刚刚开盘前几年的热销也主要是因为地段好，在产品上却很难令成都人民满意，是一流的地段、商业，三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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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李嘉诚进军内地市场，成为香港在内地的最大投资者后，过去数十年间，地产业务是他在内地获取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

到2013年，李嘉诚突然手心一翻，开始在香港及内地大规模出售资产“套现”了。

南城都汇的命运莫能如外，今年7月23日，长江实业集团发布公告，出售成都南城都汇项目50%股权，售价约78.47亿元。



这笔交易让李嘉诚再次赚得盆满钵满。根据收购协议，除出售资产获得的溢价之外，长实集团将向收购方提供一笔约3.43亿美元（约26亿港元）的贷款。以当前的息率计算，预计能从此贷款中获取大约2.7亿元的利息收入。

长实预计，出售事项可获得38.11亿港元的收益。而摩根斯坦利的报告指出，38亿港元相当于长实去年核心利润的约13%，而项目平均售价较该行估计的长实中国地皮高1倍，预期可增加资产净值约1%或每股0.5元，预期长实集团负债比率因而由16%降至14%。

不仅如此，依靠这笔交易，长实集团在内地的物业销售今年业绩也有了保障。长实集团表示，过去十年，其在内地的物业销售收入平均约每年280亿港元，计入这次出售成都南城都汇项目单位所获得收入后，今年物业销售步伐预计跟过去十年相若。


李嘉诚笑了，哭的却大有人在。

和记成都公司的员工，被以口头告知的形式，突然获知公司被打包出售的消息。他们随即发表联名信声讨，称和记黄埔要求他们在10日内签订“预支经济补偿金协议书”，其中按照级别给的“1-2”部分会由和记黄埔在8月支付给员工，预支员工补偿金“N”的部分则由接盘公司支付，但这部分补偿金的执行标准和支付时间均未告知员工。

长实集团很快发出了一封告别信，表示已与新东家就员工的工作安排达成协议，员工的劳务关系将平移至到新公司。至于约定的补偿金具体如何执行，信里没有提及。

根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开始，李嘉诚通过抛售内地和香港项目套现金额超1700亿元。截至2018年底，李嘉诚所在的长和集团在内地和香港的总资产占比仅剩10%；旗下企业在内地土地储备从2014年的1600万平方米下降到900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李嘉诚大举进军海外，项目遍及52国，涉及资金超过1400亿港元。其中在英国的总资产高达4000亿港元，遍布港口码头、电力能源、天然气、医疗、酒吧等行业，为此还得到英国女王的爵士授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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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嘉诚来说，韭菜就是用来割的，房子就是用来炒的，像南城都汇这样一块地开发十几年的情况在长实过往的地产项目上并不少见，这些项目的开发周期少则三五年，多则二十几年，等到开发完毕时，地价和房价早已经翻了几番。

至于业主体验、房地产市场、当地政府、国家会怎么样，人李嘉诚早已有言在先，不愿意承受“家国情怀”的道德义务，也不甘承担“吸血鬼”的恶名，一生只“追求无我”，想当一个纯粹的商人。

长袖善舞的李嘉诚，就永远踩不了坑么？

9月23日，一份名为《关于禁止和记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融资、贷款和重大资产重组的函》的文件图片在网上广泛传播。



文件落款为成都市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发文内容显示，和记黄埔地产成都公司因存在捂地、捂盘等不良行为，严重影响区域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禁止高新区内金融机构向和记黄埔地产成都公司及其项目提供新增融资、贷款，禁止区内金融机构向和记黄埔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帮助。

当天晚上，成都市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在官网上以情况通报的形式证实了这一信息。

长江实业集团随后回应称，和记黄埔地产（成都）有限公司现在并非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附属公司，亦不是由集团控制。

网友们很纳闷，怎么了，老子（长江实业集团）不认儿子（和记黄埔地产【成都】了）？

实际上，2015年初，李嘉诚曾宣布香港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进行业务合并及改组，两家的注册地都迁出了香港，现在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已经是李嘉诚这个加拿大人开在英属开曼群岛的公司了。

本来，不是今年的一场新冠疫情，李嘉诚还真能成功“跑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由于疫情，他寄予厚望的英国投资今年上半年赔了个底儿掉，集团净利润下降了27%，盈利比去年减少近六成， 预计下半年亏损继续。其中，豪掷27亿英镑收购的英国酒吧业大王Greene King上半年亏损数额超过19亿元。



讽刺的是，集团唯一的营收亮点，来自内地迅速恢复的房地产市场。

有分析人士认为，其趁西南区房地产火热时出手南城都汇，也是在拿成都的东墙补伦敦的西墙。

外媒直言，一贯擅长利用危机的李嘉诚，这次危机来了。

怎么办，难道掉头回内地？

有媒体注意到，李嘉诚与内地看似逐渐疏离的关系，原本呈现过短暂的回暖迹象。

2019年年底李嘉诚出资24亿元人民币参与收购上海浦东三林印象城，并在今年年初启动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合作。



今年1月长江集团的周年晚宴上，面对媒体问及长江集团是否有意重返内地投资，李泽钜回应，“从来没有说过要离开，怎么会说重返呢？从头到尾我们都有在内地投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然而，成都的一纸禁令，似乎又让伸回来的脚踢到了铁板上。

16年，这一次，李嘉诚如果来，还能获得当年的追捧礼遇吗？

浅贝

中国造不了宽体客机所以找俄罗斯？恐怕没这么简单

原创 石豪  科工力量  今天
最近，中俄合作的宽体客机CR929又有新进展，但不是好消息：
根据Asia Times等媒体报道，CR929项目出现了“严重分歧”，可能导致项目进行不下去。
而就在一年前，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UAC）总经理尤里•斯柳萨里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中俄商业对话会”上透露，中俄联合远程宽体客机CR929的项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双方已获得200架采购的“软合同”。
中国的第一款宽体客机为什么要选择与俄罗斯合作研制，CR929的未来又与C919有什么联系，在本文中笔者想与各位读者共同探讨。
CR929合作的关键——市场
2017年，中国商飞（COMAC）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UAC）共同出资成立了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RAIC），研制宽体客机。2018年，CR929展示样机亮相珠海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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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929模型和1:1样机。来源：China Daily
在CRAIC成立的相当长时间内，外界对中俄合作宽体客机并不完全是看好：
比如说：“CR929是政治拉郎配”。
又比如说：“找俄罗斯是因为自己造不出来”。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猜测和观点都没有市场数据来的可靠。
我们先来看一下民航局官方发布的《2018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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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运输飞机数量。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
截至2018年底，我国大陆地区运营的宽体客机为409架，比2017年增加了47架。
再来看看著名咨询公司Oliver Wyman对2029年全球宽体客机市场分布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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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年全球宽体客机机队分布。来源：Oliver Wyman
根据预测，到2029年我国大陆地区运营的宽体客机将达到779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国家是254架，而目前东欧国家的宽体客机总数只有150架左右。
在CR929预计投入运营的2029年前后，如果单看中国大陆和东欧的话，宽体客机市场容量在1000架左右，这个市场不小，但也不算太大。
新一代宽体客机主要有波音787、波音777X、空客A350 XWB、空客A330neo等，也是CR929未来面对的竞争对手。其中，最受欢迎无疑是波音787，目前无论是订单数量还是交付数量都超过空客A350 XWB和A330neo的总和。
因此我们不妨通过787的销售来类比一下CR929：
根据《经济学人》的文章，波音787项目花了波音320亿美元，尽管不同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波音想在787项目上实现盈亏平衡，卖出1000架是起码的标准。
再给一组数据，空中客车公司研发A380花了至少190亿美元，想要收回研发成本，预计要卖出400多架——目前订单只有290架。
由此可见，宽体客机由于市场体量的限制，并不是那么容易“回本”，对于CR929来说，当然也是如此。
CR929为了收回成本，很可能也要销售超过40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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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87。来源：CBS News
在设计上，CR929的技术指标与波音和空客的竞争对手非常类似，与C919一样可以让航空公司平稳替换已有机型。不过，作为一款全新研制的飞机，CR929生产、交付、运营、累积口碑都需要时间，运营波音和空客宽体客机的航空公司不会很快完全用CR929替换已有机队，替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正常的。
但是不管中国大陆市场，还是东欧市场，各自的预测机队总量在固定的替换比下，都很难让CR929实现盈亏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在市场上有美国波音787和欧洲空客A330neo/A350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去买纯俄罗斯制造的双通道客机？
反之亦然，俄罗斯在同样可选美欧成熟型号的情况下，大概率不会考虑纯中国制造的“C929”。
新型客机发展初期，初始用户和基本盘市场是型号能活下去的关键，空中客车公司创业初期，A300的初始用户正是来自主要参与国——法国航空和德国汉莎航空。
之前说过，2029年，中国大陆加东欧的宽体客机市场总量在1000架左右，如果考虑市场的逐年递增，在保持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替换比不变的情况下，CR929只靠着这两个市场，就有可能收回研发成本，这无疑为CR929项目多上了一道保险。
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两个国家都有意愿发展自己的宽体客机，合作开发既能摊薄成本，又能扩大初始用户群，何乐而不为呢？
C919成功的保证——市场
读者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在《2018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2018年底中国大陆的窄体客机有2883架，占了运输机队的79.2%。
这里的窄体客机指的是100~200座级的客机，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波音737和空客A320系列单通道干线客机。
这个级别的客机占了我国大陆运输机队的80%，不管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占比，都是恐怖的存在。
并且，笔者参考了历年民航局的统计公报绘制了大陆窄体客机的机队增长图，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大陆窄体客机市场的年增量稳定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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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窄体客机机队总数与增长率。笔者绘制（数据来源: 中国民航局）
可以说，我国大陆的民航市场，对波音737和空客A320而言，是一片蓝海。在C919尚未成熟的今天，这个巨大的市场也不出意料地被波音和空客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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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机场排队等待起飞的窄体客机们。来源：Getty Images
根据Oliver Wyman公司的预测，到2029年，中国大陆的窄体客机机队将达到6133架，超过北美市场的5505架和西欧市场的4732架，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在以前的文章中，笔者曾经提到C919要走向世界，努力打入美国市场（https://www.guancha.cn/ShiHao/2017_05_11_407736_2.shtml），打入非洲市场（https://www.guancha.cn/ShiHao/2019_04_20_498407.shtml）。
这些，是C919商业成功的上限，是加分项。
而我国大陆市场，则是C919的基本盘，是C919发展的下限，更是C919稳妥成功的保证。
6000架规模的市场，同样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替换率，读者朋友可以算一算是多少架C919。
就算C919一架不出口，商飞照样能够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
这就是我们独立研发C919的底气。
因此，只要C919能够顺利完成适航认证，实现设计目标，向航空公司证明自己是与当前版本波音737和A320指标相当飞机，向每一位乘客证明自己是安全可靠的选择。
C919就是注定不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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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线！来源：中国商飞
历史的机遇——还是市场
中国民航市场是奇迹般的。
放眼全球，有的市场体量大但已趋近饱和，有的市场总强调潜力但现实疲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航在市场总量、市场增速和市场潜力上同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这是绝无仅有的。
四十年来，我们已经用巨大的市场，将美国和欧洲的民航制造产业链牢牢地绑在了自己身上。波音和空客在瓜分中国市场并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对中国市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依赖。
假如有哪个不开眼的美欧政客提议：因为“人权”，或者“台湾”，甚至“中国大使走出官邸先迈左脚”等原因，全面禁止对华出口民航客机及配件，那它们首先面对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波音或空客政治游说力量的阻击。
但什么事情都有例外。
假如真的有一天，美国继续打“七伤拳”，拼着波音飞机和通用航发的营收不要，就像制裁航天和华为那样制裁中国民航，禁止中国民航使用任何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
那不光波音飞机我们买不了，空客飞机我们也买不了，就连巴西航空的支线小飞机我们也买不了——因为现在的民航技术，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点美国的DNA。
对美欧而言，与中国民航“分手”的代价是非常大的，甚至可能是“同归于尽”。但如果当权的反华政客就算赔上自己的产业链，也要掐死中国民航，付出几千亿美元也无所谓的话，它们当然是可以制裁的。
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国产“大飞机”的多次尝试，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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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10飞机。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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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100客机计划。图片来源：航空知识
尽管这些努力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走到最后，但我们应当从这些努力中看到以我为主的价值，尤其是在西方转向“脱钩”、“极限施压”的今天。
否则这些努力，就真的白费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努力推进C919的全面国产化替代，以及甩开西方，与俄罗斯合作发展CR929。
当全面封锁的那一天真的来临，庞大而有活力的中国民航市场，就必然被C919和CR929占据。
俄罗斯是一个好的合作者吗？
不一定，尤其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时候会给人一种袁绍的感觉——看起来是对抗西方的“十八路诸侯”盟主，但总是小家子气。
俄罗斯可以对CR929项目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可以让中俄联合研制解体。
只是，依靠俄罗斯泛斯拉夫国家的市场体量，纯俄罗斯版的“R929”能卖出多少呢？项目能回本吗？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大飞机，不论是C919这样的单通道干线客机，还是C929/CR929这样的双通道客机，是自主安全可控要求下的刚需。
我们有决心实现民航工业的独立自主，我们也有足够的市场支持自己的雄心。
CR929合作的机遇是历史性的。
中国正在努力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俄罗斯亦应如是。
只有合作，才是双方共赢的唯一道路。市场与时间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大飞机总归是要解决的。

浅贝

抛弃巴塞尔协议的荒唐言论说明，有必要强化反巨头垄断法了！



这两天，金融圈出现一个著名笑话，是一个搞电商的，公开评价巴塞尔协议是一个“老年俱乐部”，中国金融没有“系统”，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巴塞尔协议是什么，搞金融的都清楚。从70年代初发达国家间的一个银行业协调监管机构，到如今成为全球银行业监管标准的制定者，一直得到了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支持和尊重，中国亦不例外，2009年中国加入巴塞尔委员会。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当时曾表示，加入巴塞尔委员会是我国银行监管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

巴塞尔协议很重要，它以往监管的主要对象是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III提出对银行体系外的“影子银行”一并纳入监管，这块主要是在银行之外从事金融放贷或类放贷融资活动的实体，信托、消费金融公司、支付公司、以及从事放贷业务的互联网公司都属于这一范畴。

为什么反对巴塞尔协议？按照巴塞尔协议，蚂蚁集团的支付、理财和放贷业务都要接受严格监管。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银行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银行不能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无限扩大表外业务，但影子银行可以。假如“影子银行”以10亿的资本金运作一个次级贷款池，通过反复加杠杆，最终放大到上千亿规模，杠杆率能达到数百倍。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上众多互联网金融放贷机构，如果按银行业标准要求，足额计提风险准备金，有多少家风险会爆表？

金融科技公司天然地希望无限扩张贷款规模，且不承担后果，但监管是要考虑全局风险的，其法定职责之一就是要抑制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向金融体系内渗透、蔓延。

在这个问题上，监管恪守职责是正确的。

有人辩称，助贷机构无须承担信用风险。但是，信贷业务都是有风险的，次贷业务风险更高，即使你掌控了14亿中国人7×24小时吃喝拉撒的全部数据，你放贷照样有风险，也会产生大量不良，助贷机构不承担风险，谁来承担？提供资金的银行承担的话，银行的资金来自哪里？那是存款人的资金，那正是监管要关心的问题。你不能说存款人将储蓄存到银行，拿2%-3%的低利息，银行转手将钱借给拼命加杠杆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放出去15%-24%的高息贷款，然后存款人还要承担坏账爆发的后果！

谁是其中最大的套利者？答案很清楚。

如果银行无须计提风险准备金，无须执行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可以将放贷利率提升至法定利率上限，那金融科技公司的所谓大数据优势立刻会化为乌有。

如果单纯依靠利息覆盖风险的大数法则，互联网放贷机构能做的，银行也能做。

说句难听的，在没有经历过一次经济衰退周期之前，谁都可以吹嘘自己的大数据风控超过银行。可是中国银行是1912年成立的，迄今108年；花旗银行是1812年成立的，美国银行是1784年成立的，即便招商银行也是1987年成立的，也有33年了。中国所有放贷的金融科技公司都没有超过10年的从业史，低风险的宣传从何而来？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当然是好，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干10年赚完一波红利就倒闭，但银行业不能倒闭。

反对巴塞尔协议，不过是互联网巨头自私自利的肉食者言论。金融创新当然要鼓励，但是不能要无数普通人承受巨头们创新失败的代价。

P2P当然是一个失败的创新，现金贷过快向低收入群体渗透是不是另一个更大的失败？大病众筹是不是也是一个恶劣的金融创新？

这些所谓的创新，本质上是逃避金融监管的无风险套利游戏。

过去这些年，巨头们哪项金融创新是先拿到牌照然后才规规矩矩经营的？从支付宝、到余额宝，到大病互助的“相互宝”，“花呗”、“借呗”，哪一项不是金融监管套利的受益者呢？马云抨击P2P不是互联网金融，当初网金社也曾公开销售某现金贷巨头的分期债权，鼎盛时期支付宝也曾接入数百家P2P的支付业务。

以大病众筹互助平台为例，短短一两年，聚拢上亿用户，以互助的名义从事保险业务，向用户筹集资金，向另一部分大病患者发放“救助金”。分摊标准、救助标准，何时取消均由平台自行决定，不受任何现有保险监管条文的制约。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池，而不会被宣传为一项“金融创新”。

还有几家这种机构据说都要上市了，我们真的要鼓励这样的“金融创新”吗？

当然，比起这些创新更可怕的是巨头们“赢者通吃”的游戏。无论是做电商的，做社交的，做支付的，都可以涉足金融业务，将数亿人的大量金融数据和另类数据打包、解构、画像，拿来放贷。还有比这更宽松的创新监管吗？

如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可以随意调用用户个人信息做金融业务，那么他们都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放贷机构。现实是，这些科技巨头在其国家和全世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进行商业行为都受到严厉的管制。

即使如此，今年亚马逊、Facebook、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都遭到了本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调查人员认为，这些科技巨头掌握了“关键的商业和通讯枢纽，任何一家公司采取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可能深刻而持久地影响数亿的人；他们拥有太多权力，并正在用这种权力消灭竞争、创意和创新。”

世界各国的监管经验都表明，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从来都是从严为佳，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能任由互联网巨头凌驾于法律和监管之上。

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提醒得很好，

要支持金融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科技向善”，坚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造福社会的价值追求；也要建立、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诱导过度金融消费，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我们有必要对互联网巨头加强反垄断监管了。

浅贝

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 电商或将告别平台“二选一”

2020年11月10日 12:30 每日经济新闻

　　近两年，平台“二选一”现象高发，并已从电商领域，扩展到外卖、快递等领域。

　　在此背景下，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为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开展反垄断监管坚持五项原则

　　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此次《意见稿》共计六章、二十四条内容。《意见稿》明确，对平台经济领域开展反垄断监管坚持五项原则，包括：营造公平竞争秩序，加强科学有效监管，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维护各方合法利益。

　　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主要是指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协议、决定可以是书面、口头等形式。其他协同行为是指经营者虽未明确订立协议或者决定，但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

　　根据《意见稿》，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结合平台经济的特点，可以具体考虑以下因素：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状况；经营者控制市场的能力；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

　　《意见稿》还提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相对人进行限定交易，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限定交易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要求交易相对人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或者其他具有相同效果的行为；

　　（二）限定交易相对人与其进行独家交易；

　　（三）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四）限定交易相对人不得与特定经营者进行交易。

　　上述限定可能通过书面协议的方式实现，也可能通过电话、口头方式与交易相对人商定的方式实现，还可能通过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方面的实际设置限制或者障碍的方式实现。

　　分析是否构成限定交易，可重点考虑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平台经营者通过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扣取保证金等惩罚性措施实施的限制，因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产生直接损害，一般可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平台经营者通过补贴、折扣、优惠、流量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方式实施的限制，可能对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具有一定积极效果，但如果对市场竞争产生明显的排除、限制影响，也可能被认定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此前召集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开会

　　据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11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邀请京东、美团、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滴滴、快手、拼多多等27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市场监管总局在当时的会议上透露，近日已公布了《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接下来还将制定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平台经济行业的反垄断指南》等一批规范线上经济发展的制度措施。

　　10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已就《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也提到“二选一”的问题，称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滥用优势地位干涉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具体包括，平台不得通过不合理的搜索降权、下架商品、限制经营、屏蔽店铺、提高服务收费等手段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接受独家经营。

　　在反垄断指南方面，目前已有两大重点领域迎来专门的合规指南。2019年1月，《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正式印发，近期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对这部指南作了解读；今年10月，《关于原料药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此次市监总局透露拟出台《关于平台经济行业的反垄断指南》，意味着继汽车业、原料药领域，又一重点领域将有专门的反垄断指南。

　　从过往的执法案件看，由于行业自身特性，汽车业和原料药领域的垄断行为频发，已成为执法部门重点关注对象，相关企业更是因违法实施垄断行为而收到上亿元罚单。比如去年9月，长安福特因价格垄断被罚1.6亿元；今年4月，山东康惠等三家药企因垄断葡萄糖酸钙被罚没3亿余元，这是原料药领域的最大一笔罚单。

　　相比之下，平台经济行业尚未出现一起有影响力的典型反垄断执法案件。

　　电商江湖能否告别“二选一”？

　　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是否触及法律底线？平台有自己的说法，法律专家也观点不一。有人说这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涉嫌违法垄断；也有人认为，电商平台“二选一”符合商业逻辑。本征求意见稿最终落地生效，能否使“二选一”彻底告别电商江湖？

　　据中新经纬此前报道，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表示，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对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网络交易平台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与其他平台的商业合作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平台内经营者可以自主选择在多个平台开展经营活动。

　　没有一刀切地禁止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独家合作，但是需要在平等基础上公平协商，不得通过搜索降权、下架商品、限制经营、屏蔽店铺、提高服务收费等方式强迫平台内经营者接受独家合作。

　　平台要求平台内经营者独家合作，即使经过公平协商达成一致，也可能给平台内经营者造成损失，平台对此应该给予合理补偿。

　　赵占领认为，总体而言，这是截至目前，有关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的行为所作的最细致、明确的规定。当然，在实际操作中，网络交易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地位有别，平台内经营者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何保障“平等基础上公平协商“恐怕也有困难，而且平台要求”二选一“对平台内经营者造成的损失如何补偿，如何证明损失，如何确定”合理“的标准都存在操作困难，也容易产生争议。

浅贝

苏宁的债务忧虑：有息债务达1800亿，投资人已感到不安

撰文 | 麦可

零售巨头苏宁的债务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江苏富豪张近东控制的苏宁集团以零售为主业，地产、金融为两翼，同时涉足文化、体育、投资等多元化产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苏宁集团今年稳居第二。福布斯2020年中国富豪榜中，现年57岁的张近东以548.5亿元财富位居第56位。
但这两年，资产质量下行周期中，大型民企乃至国企债务“爆雷”事件频发，“大而不能倒”的债投信仰已然破灭。即使是苏宁集团，也面临市场投资人信心的动摇。
最近，包括“18苏宁01”、“18苏宁02”、“18苏宁03”、“18苏宁04”、“18苏宁05”在内的多只苏宁易购债券出现连续阴跌。市场担忧，苏宁电器在没有收回给恒大的200亿战投款后，苏宁系的偿债能力存在压力。
彭博汇总的数据显示，苏宁电器和子公司苏宁易购在未来半年多的时间里面临合计逾300亿元的债券到期和回售压力。公开信息显示，苏宁电器今年12月有一笔“15苏宁01”的90亿元余额私募债到期，明年约有200亿元规模的债券和票据到期（另有一笔3亿美元债在2021年9月到期），上市公司苏宁易购在2021年也有百亿规模债券到期或面临回售。
就在11月10日，苏宁易购发行的15亿元规模、2021年11月16日到期的债券“18苏宁06”迎来回售，绝大多数持有人（14.74亿元）选择提前拿回本金。苏宁易购足额支付后称：公司现金流充沛，经营稳健健康。
11月12日晚，苏宁易购发布公告称，使用10亿元自有资金对公司发行的债券18苏宁01、18苏宁02、18苏宁03、18苏宁04、18苏宁05、18苏宁06、18苏宁07进行购回。
公告显示，苏宁易购此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债券购回，旨在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本次购回方案还将降低公司负债率及财务费用支出。
不过，大摩财经获得的苏宁易购母公司苏宁电器2020年中报显示，苏宁电器的零售主业不振，商业地产业务风险加大，经营现金流净额持续为负，有息债务持续攀升，各项偿债指标持续下滑。
截至2020年6月末，苏宁电器总债务约3000亿元，有息债务近1800亿元，其中短债占比高达76%，即迎来了偿债高峰期。但苏宁电器手头现金仅248亿元，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
苏宁财技
近几年，张近东将苏宁的资产不断腾挪，主要划分到两个上层持股母体：苏宁电器和苏宁控股。目前，苏宁电器并表苏宁易购、苏宁置业，拥有苏宁的零售、地产、物流等核心业务，也是张近东在上市公司之外的主要发债融资渠道。苏宁控股则持有苏宁体育、苏宁文创、苏宁金融以及投资等非核心产业。
作为传统家电零售巨头，苏宁易购近年来虽然着力向电商转型，但面对京东等平台冲击以及3C、家电行业的变局，曾战胜过国美的零售主业多年不振，苏宁易购已连续六年扣非净利为负。苏宁易购10月30日发布三季报，前三季营收1808亿元同比下降10%，扣非净利-10亿元，经营现金净流出24.29亿元。
苏宁易购卖货不赚钱，上市公司盈利的手段全靠资本戏法：先是靠出售门店、子公司等关联交易，最近三年则主要是通过出售阿里股权、苏宁金融增资扩股的投资收益。2017-2019年，苏宁易购获得的投资收益分别为43亿、139.91亿、217.91亿元。
虽然时常被称为第四大电商平台，但苏宁易购市盈率不到10倍，与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典型的电商平台有云泥之别。
自2015年起，很多中国企业热衷于多元化扩张，张近东也不例外。苏宁的地产和金融业务这几年加速快跑，做大资产规模，形成了辅助零售业务的两翼。此外，苏宁先后收购PPTV、龙珠直播、国际米兰等，组建了文创、体育集团。
以苏宁置业为主体，苏宁在二、三线城市圈地，开发苏宁广场、酒店写字楼等商业地产项目。近两年越来越房企进入二三线商业地产市场，苏宁置业的经营风险已加大，加上资金压力，去年苏宁置业已停止拿地。重心在消化存货。
苏宁电器的一份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显示，苏宁置业2017-2019年营收分别为108.32亿、68.51亿、45.95亿元，净利分别为39.34亿、6.84亿、7.01亿元。今年上半年，苏宁置业营收12.46亿元，净利1.01亿元。截至2020年6月末，苏宁置业净资产为2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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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的金融版图则包括苏宁银行、苏宁消费金融公司以及苏宁金服，其中苏宁金服以供应链金融和消费贷、现金贷业务为主，与蚂蚁集团的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等相仿。苏宁的金融业务原集中在上市公司，但苏宁金服增资扩股后去年从上市公司剥离不再并表。
张近东的苏宁系参控股关系复杂，层层叠叠互相持股，并购投资以及关联交易频繁，核心目的无外乎维持苏宁电器、苏宁易购的业绩和融资地位。
以苏宁金服增资控股为例，2019年苏宁金服完成100亿元增资，苏宁易购持股下降至41.15%进而出表，苏宁控股旗下的苏宁金控等持股则上升至46.94%，这意味着苏宁金服的增资实际是左手倒右手游戏，从其他少数股东手中获得的资金很少，但最终效果却给上市公司带来了158亿元的投资收益。
近几年，主业低迷的苏宁还因两笔重磅“炒股”交易惹人注目。
2016年，阿里巴巴和苏宁易购达成战略合作，阿里巴巴出资283亿元认购苏宁易购19.99%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苏宁易购则出资140亿元认购了阿里巴巴1.05%股权。
事后看来，阿里巴巴谋求的是苏宁的战略资源，苏宁的目的则是“炒股”。2017年和2018年，苏宁易购分三次出售了上述阿里巴巴股权，盈利约140亿元，两年给上市公司贡献利润分别为32亿、110亿元，占利润的绝大部分。
2017年底，苏宁电器通过旗下南京润恒出资200亿元，成为恒大地产的战略投资者之一，持股恒大地产4.7%股权。彼时，恒大地产谋求在2020年回A股上市，假设成功，苏宁系将继“炒股”阿里巴巴之后再次获得丰厚回报，美化苏宁电器的业绩。
但天不遂人愿，恒大地产回A股之图在最近终告失败。苏宁电器据传曾计划拿回对恒大地产的200亿元战投款用于偿债，但最终苏宁又和其他战投一起选择支持恒大继续持股。
张近东或许对苏宁偿债抱有信心，但苏宁的债券投资人却已感到不安。原因在于，苏宁电器的债务情况并不让人放心。
债务困局
多元化扩张特别是在物流、地产、金融等业务上的大规模投资，使苏宁患上了资金饥渴症，驱动整体债务规模近年来持续扩大。
苏宁的线下门店、线上平台以及物流基础设施均对资金需求较大，仅物流、云店等就消耗了当年阿里巴巴战略投资的一半，去年苏宁物流还在全国20个城市摘牌拿地计划建设更多物流基地。
同时，苏宁易购在去年又分别以48亿元、27亿元收购了家乐福中国和万达百货，加上商业项目投资回报期较长，资金压力较大。此外，苏宁置地虽然在2019年停止了拿地，但还有太原、南昌、绍兴、西安等地的13个苏宁广场在建，已投资200多亿之外，剩余投资规模仍需300多亿元。
苏宁电器是苏宁系的核心资产平台，也是主要的发债融资平台。苏宁电器2020年中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苏宁电器总负债规模达到3000亿元，其中有息债务规模接近18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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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摩财经注意到，苏宁电器2017-2019年有息债务规模分别为1366.53亿、1629.74亿、1770.27亿元，已连续多年攀升。这三年，苏宁电器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8.38%、69.81%、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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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前两年发行的债券、票据陆续到期，苏宁电器即将迎来偿债高峰期。2019年末，苏宁电器的短债占比约58%，但今年上半年已快速上升到约76%，即1300多亿元将在一年内到期，其中包括短期借款500.87亿元、应付票据241.7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609亿元。
与此同时，苏宁电器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苏宁电器营业利润仅为1.81亿元，利润总额为－0.07亿元，可谓惨淡。
苏宁电器和上市公司一样，“装点门面”主要依赖投资收益。2019年，苏宁电器实现投资收益258.86亿元，2020年上半年投资收益为34.69亿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11.72亿元，政府补助8.02亿元。
由于主业不振，苏宁电器经营的自我造血能力不足。2017－2019年，苏宁电器的经营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为负，分别为－45.81亿元、－84.53亿元、－177.81亿元。今年上半年，苏宁电器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为－6.12亿元。
截至今年6月末，苏宁电器在手现金248亿元，现金短债比不到0.2，流动比率0.92，债务偿付压力较大。
张近东个人为苏宁电器的部分债券提供了担保增信。张近东为苏宁电器、苏宁易购、苏宁置业和苏宁控股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苏宁易购20.965股权，持有苏宁控股51%股权。截至2019年底，张近东个人担保金额共83亿元，均为对苏宁电器的担保。
上市公司层面债务压力也不容乐观。苏宁易购今年三季末手头现金136.27亿元，但有息债务规模逾700亿元，其中包括短期借款280.97亿元、应付票据247.97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46.16亿元，长期借款62.48亿元、应付债券79.95亿元，绝大多数为短债。
苏宁电器年初成功注册了100亿元私募债额度，但仅在6月发行了10亿元债券，这加剧了投资人对其再融资能力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关联方对苏宁电器的占款问题也比较严重。截至2020年6月末，苏宁控股从苏宁电器借款178.38亿元，南京钟山国际高尔夫置业公司借款28.49亿元，suning smart life借款6.71亿元。
截至今年6月末，苏宁电器总资产4068.42亿元，净资产1065.53亿元，其中811.02亿元为质押受限资产。目前，苏宁电器的资产中包括多笔股权投资，包括恒大地产217.59亿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15.53亿元、之江新实业30亿元。
随着苏宁债务问题引发市场焦虑，苏宁电器和苏宁易购的融资恐怕将更加困难。张近东还有多大腾挪空间？将值得关注。

浅贝

信用债集体爆雷：一个时代的涅槃新生


上周的信用债爆雷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11月12日，紫光集团存续债全线大跌30%左右，三只债券盘中二次临停，百元面值债券报价仅15元。其中，“18紫光04”再度闪崩14%，价格已经来到了12.1元的地板价。


国企信用债的集体扑街，缘起是永煤控股发行的10亿元规模“20永煤SCP003”于11月10日到期并公告不能如约兑付本金及利息，构成实质性违约。

此外近期以来，沈阳盛京能源两只存续PPN违约、青海国投永续延期，到华晨私募债违约、紫光集团不赎回“15紫光PPN006”，到双11当天永煤控股的实质性违约，接连重创了信用债市场。

受这一系列坏消息的影响，周五交易时间，许多上市公司和国企发行的债券遭到投资者疯狂抛售，纷纷扑街。


进入2018年，企业信用违约呈现猛增的态势。且新增违约规模于2018、2019、2020三年呈连续递增的态势。而新增违约只数于2019年达到高峰，2020年稍微降低。


就违约企业分布来看，2018、2019两年主要是民企债务违约；到2020年，国企和央企信用违约件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民企违约情况稍有缓和。可以说2020年是国企债务违约“元年”。


事实上，自从有了青海那一单逃废债的先例以来，关于国企债务的刚兑信仰，开始遭受史上最严重的冲击。

有句老话说得好，信仰都是被用来打破的。在我看来，打破国企债务刚兑信仰，对于建立有效的利率市场，以及引导金融体系服务于科技创新，大有裨益。

只不过，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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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大师熊彼得（Schumpeter）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非常透彻。

他把资本主义的本质定义为破坏式创新（disruptive creations，也叫颠覆式创新），即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动力。其具体表现方式是一轮轮的经济周期。

新经济取代旧经济，不是在旧产业竞争中获胜，而是以一种全新的逻辑和模式，对旧产业进行降维打击。正如今天人们常说的“跨界打劫”。

破坏式创新是自发出现的，政府可以促进它、可以延缓它，但无法使他消失。熊彼得把“破坏式创新”比作永远存在的飓风。

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联邦政府一直秉持“自由放任不干预”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没有央行、没有联邦税的状态下运行；然而那段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破坏式创新”此起彼伏的时期。铁路取代长途马车、电力照明取代煤油灯、电话、电报使远距离通信成为可能。

中国从2013年开始“大万”以来，的确出现了一些颠覆式创新。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创新都是有益的，或者有效的。许多深海动物到了繁殖季节会巨量产卵，而这些卵当中注定只有很少数能存活下来。但这些动物难道为此就不产卵了吗？

的确，那一轮“大万”，有许多创新都被证伪了。例如共享单车。它终于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模式，而必须要附庸在一个巨大流量的巨头的商业生态内部。还有廉价咖啡（例如瑞幸）。这些都失败了。但“大万”并么有失败，因为这一轮走出来了美团、拼多多、抖音（字节跳动）等企业，他们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世界。

当然，美团的脚下，踩着饿了么还在抽搐的尸体；而拼多多这些的荣光背后，是更多不知名的企业的遗骸。一将成名万古枯，商业的逻辑就是如此残酷。但创新必须要支持，因为这有这样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引发技术革命。至于哪些企业能够跑出来，就只有交给市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所以，简单撸一撸思路。想要经济增长，就必须支持“破坏式创新”，而支持颠覆式创新，就必须舍弃“被破坏”的那些行业或公司。

这里面的“破坏”有两个层面的逻辑，第一是新赛道对传统赛道的集体“跨级打劫”，第二是新赛道上面激烈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一批企业在竞争中死去。

由于“破坏式创新”会对一些传统行业造成“跨界打劫”，因而这些传统行业会形成垄断，并扼杀创新。出门左转看看香港，全城产业的50%被李家控制，面对高房价高物价高成活成本以及逼仄的空间，任何创新，还没搞出来就被摁灭了；就更不要说能够形成气候，削弱李氏的垄断利益了。

因此，支持颠覆式创新，第一要选择性牺牲一些老旧落后的被淘汰的行业，第二要对垄断进行适当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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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次债务爆雷的企业，都是些什么鬼？清一色都是能源、矿产、重工业、以及部分房地产企业。其中有些是国企，有些是有强大政府信用背书的民企，还有校企。这就很清楚了。

说白了，这些企业是“去产能”的主要对象。

过去，银行借钱给他们，是看重他们背后的政府信用背书；但是，当账面400多亿现金却还不起10亿债务的魔幻情节发生的时候，人们仿佛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难道某些地方政府还把银行当成出纳机吗。

更何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些企业能为国民经济带来的贡献，几乎是零。于是这里形成了巨大的错配。当然，说煤炭电力水泥有色这些行业对经济一点作用都没有是不客观的。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他们还要借债，而且大规模挤占银行的优质信贷资源，这就百害而无一利了。

因此，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错配。是错配就要纠正，靠理性无法自我纠正的顽固信仰，最终只能暴力出清。

这一波信用债爆雷，撕掉了那些常年靠政府背书拿“AAA”评级的僵尸企业的假面具，以后这些企业再想拿五六个点就借钱恐怕没那么容易了；同时也给银行敲响了警钟，钱借给他们，不是就进保险箱了，他们赖起账来也是六亲不认。今后，银行再借钱给他们之前，恐怕也要掂量掂量。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这样，国企信用的刚兑信仰也就打破了。但国人这些年被阴谋论教育的，多少会存在这样一个疑问，搞这一波违约操作，到底是收割了谁？

作为股民，这次我自己的钱袋子没受什么直接影响，纯粹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银行股受到些拖累，跌了几个点；大盘震了几下，还是稳住了；创业板还是红的。要论谁被收割了，我看是最直接的对象是债券市场交易员，以及他们背后的东家——金融机构。

这就神奇了。有一种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

对此，我的看法是，照之前的玩法，大水迟早是一定会冲龙王庙的。银行优质信贷配置给僵尸国企，是中国当下金融体系最大的资源错配。而错配一定会纠正，理性无法达及的顽固信仰，最后就一定是暴力出清，满地鸡毛。

就像当年P2P爆雷，你让那些看着动辄十几二十个点的收益率拿着钱抢着“买买买”的个人投资者“擦亮眼睛”，告诉他“投资有风险”，有用吗？同理，你对银行说，别光盯着城投国企地产这些，有大量优质的民营企业借不到钱呢，他们肯出更高的利息，有用吗？

市场是存在自反性的。当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先前的小伙伴转眼就成了对手盘。争上游变成了跑得快，紧接着就是夺路而走演化成踩踏。

所以，当年的P2P爆雷了。今天的国企信用债，也是一样的结果：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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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开始谈金融系统性风险。

这几乎是天方夜谭。

对普罗大众而言，这件事跟我们的钱袋子完全没有关系，哪来的风险。对于信用债违约的潜在受害者——银行——而言，面临损失是肯定的。但你长期把钱以那么低的利率借给那些除了“国企”两个字什么都没有的公司，还能自己骗自己说只有这样才能睡得着觉，这恐怕才是风险。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是资源错配长期得不到纠正。信用债集体爆雷，国企刚兑的信仰打破，才是真正解决了这个系统性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过一些全民信仰——例如GDP、人民币汇率、理财产品刚兑、国企债务刚兑、以及一线城市房价永远涨。这些信仰中有不少已经打破了。

GDP来讲，从保10到保8保6，直到这次疫情期间一季度GDP直接干到负数。现在从人民到政府对GDP数据已经没有那么强的执念了。

理财产品来讲，P2P那一波已经打破了刚兑信仰。这里面伴随着大量公司跑路，许多投资者本金遭到亏损。

人民币汇率的信仰比较复杂，2008年之前主要是升值压力，而我们的汇率一直维持在8.26；2008年以后主要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贬值压力，到2015年8·11汇改，一次性贬值6%，打破。

事实上，金融市场上所谓的“打破信仰”，说到底就是让市场机制去定价。一句话说来容易，实现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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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次爆雷的直接起因是宏观去杠杆。

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

从价格来看，目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在3.3上下，在2019年四季度的位置附近，完全回到了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


事实上，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针对一些行业去杠杆，而另一些行业加杠杆。或者叫做“结构性去杠杆”。

哪些行业必须要去杠杆？

首先是居民。居民杠杆分为两部分，第一是消费贷，第二是房贷。这两部分背后，一个是房地产行业，一个是新兴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蚂蚁上市暂缓可以说是一个风向标，昭示了监管控制消费信贷规模的一个决心。

另一块是老大难的问题了。房贷的问题，比较敏感，你不能不让老百姓有钱的买房，也不能价格歧视，只能控制指标。今年7·15开始深圳出台“新八条”，许多城市也跟进推出比较严格的楼市政策。房企来讲，三条红线的紧箍咒还没有放开。因而房地产行业杠杆率迅速提升的概率几乎为0。

其次是政府。

第三是企业。但企业要区分来看。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需要扶持的，不应该去杠杆。这些公司普遍采用股权融资的模式，杠杆率一般比较低。同时这些企业盈利周期比较长，因此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支持，需要创新。

变逐年续贷为“5+2”或“6+1”，投贷联动，贷后服务，以及提供孵化等新玩法，目前正在为更多银行所广泛接受。建行深分在深圳成立“创业者港湾”项目，设立了100亿的基金，对传统信贷模式发动了变革，走在其他银行前列。

而对于老旧落后的淘汰产能，这些行业就应该去杠杆。还是那句话，加杠杆的过程都是润物细无声，而去杠杆没有不流血玩命大打出手的。

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秋风起，黄叶飞，颠覆式创新的飓风永远存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新的企业，哪个不是从陈腐的废旧的落后的经济的废墟上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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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用这两张图总结，中美市值前十公司的二十年变迁。



20年来，市值前十大的企业，从工业、能源、房地产，过渡到科技互联网公司，未来仍将继续变迁。这背后便是破坏式创新的力量。中国的破坏式创新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当下步入第一波收获期，一些互联网科技企业已经跑出来，未来会继续。

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还没有为大规模支持科技创新做好准备，优质的低价的信贷还在向披着国企外企的落后产能倾斜，科技与互联网独角兽上市还要远赴海外！因此，金融体系也要向支持科技企业的模式演进，否则与美国的科技竞争仍将落于下风！

在国企信用债爆雷的喧闹背后，一个旧时代的大幕缓缓地无声地落下。那些在旧经济的残骸随着火焰飞舞的光中，一个新经济的时代正在涅槃新生。

浅贝

楼继伟：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当年的英明预见


作者：楼继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本文选自2018年1月28日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为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

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

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

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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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

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

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

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

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

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

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做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

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

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

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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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

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

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IMF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

浅贝

全球的钱正在疯狂涌入中国，百年不遇！


作者：张保文


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做多中国。



特斯拉上海工厂投产，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百亿美元项目开工，星巴克、沃尔玛加速在中国开店，贝莱德、摩根大通不断增持中国资产……



疾风知劲草，世界动荡中，全球企业家和投资家都在坚定地做多中国。



01

“只有中国市场才靠得住！”



2020年12月18日，星巴克在全球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未来10年将把全球门店从3.3万家扩张至5.5万家，中国是其发展的重中之重。



2020年，饱受疫情冲击的星巴克，全球业绩出现10年来最大亏损，却在中国市场实现了快速恢复和增长。自9月起，星巴克中国的同店销售额已重回增长通道，第三季度营收环比上涨了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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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首家星巴克臻选旗舰店



数据显示，仅第三季度，星巴克就在中国新开了259家门店。与此同时，其宣布将在北美地区关闭600家门店，以降低运营成本。



11月16日，星巴克还总投资11亿元在江苏昆山动工兴建亚洲第一个大型烘焙工厂——星巴克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




▲《新闻联播》2020年3月13日对其进行了报道



紧紧抓住中国市场的，不只是星巴克，也是全球大公司的一致选择：在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震荡和不确定性下，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也是诸多跨国企业2020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市场。



数据表明，2020年，BBA三大豪车品牌在华销量均实现大幅增长。其中，奔驰在华累计销量为77.43万辆，同比增长11.7%，它在全球每卖3辆车，就有1辆出自中国；宝马、奥迪在华销量也分别增长7.4%、5.4%，创造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的最佳销售纪录。



此外，日产、丰田、沃尔沃等全球知名车企也抓住了疫情带来的私家车需求上扬的机遇，在中国实现了逆势增长。德国《商报》甚至称，“中国再度成为德国车企的拯救者！”



当然，被中国市场“拯救”的，远不止各大车企，耐克、斯凯奇、可口可乐、欧莱雅、强生等各个行业都在从中国受益。



耐克2021财年第二财季（2020年9月1日至11月30日），大中华区营收22.98亿美元，同比增长24%，单季度营收首次突破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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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凯奇（SKECHERS）第二季度销售总额同比下降42%，中国市场却增长11.5%，成为其财报亮点。斯凯奇首席运营官戴维·温伯格说，“中国提供了一个复苏、稳定、增长的模式。”



此外，在全球销量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可口可乐2020年第二季度在中国增长14%；欧莱雅上半年在中国市场增长17.5%；强生第三季度也在中国市场取得了近17%的增长……



路威酩轩、古驰等全球顶级奢侈品公司也在中国市场迎来了新一轮增长。贝恩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场萎缩23%，但中国市场却增长了48%。



法国工业巨头施耐德电气，全球工业工具引领者、西班牙工具制造商EGA-Master等也凭借中国市场实现了业务增长。2020年3月，大众汽车集团CEO赫伯特·迪斯表示，因为欧美工厂停产，除了中国市场之外没有收入。



“只有中国市场才靠得住”，面对疫情，中国市场不仅是许多跨国企业的“避风港”，也是其实现业绩增长的关键引擎。



02

建厂、开店、投资停不下来



2020年1月7日，总投资达500亿元人民币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建成投产，第一批国产版Model3正式交付，ModelY项目也开始启动。



在投产仪式上，抑制不住喜悦的马斯克跳起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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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马斯克跳舞的，恐怕也只有中国市场。



此前特斯拉连亏了十几年，终于依靠中国市场成功翻身。不仅如此，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当天特斯拉股价也创出新高，马斯克的身家跟着暴涨至449亿美元。一年后，ModelY在中国上市不到一周，股价连续冲高，将马斯克送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



不仅是特斯拉，戴姆勒、斯堪尼亚等外资卡车巨头也不断加快在中国的国产化。



2020年初，中国因为疫情冲击，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彼时，西方舆论纷纷唱衰中国称，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中国经济将加速衰退，外资企业也将加速撤离中国。与此同时，美、日等国借机推动“制造业回流”，德国也在倡导“贸易多元化”，呼吁德企探索中国之外的投资目的地。



于是，很多人担心将出现外资撤离中国潮。实际情况如何呢？



日媒JBpress新闻网曾撰文称，日本政府4月份出台的用于资助日企回流的专项资金并未起到应有作用，仅有5%的日企申请补贴，而且在这些日企中，主要目的也不是撤出中国市场，而是要借机重组。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我们不会考虑离开中国，没有第二个中国，道理就这么简单。”



路透社称，与德国政府“贸易多元化”的思路不同，德企一直在试图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后，“多亏中国”成了许多德企的共识。



北京奔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铭博称：“我们无意将工厂撤出中国，也从未讨论过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运营正逐渐稳定。”



……



疫情不仅没让外资企业离开中国，相反，即使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一批外企仍在争分夺秒地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其中不乏大手笔的项目。



2020年4月，全球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总公司投资100亿美元的广东惠州乙烯项目开工。当时该公司已做出决定，将2020年的资本支出削减30%，从330亿美元减至22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它是在集中全球资本押注中国。



埃克森美孚加大布局的同时，5月，另一大化工巨头巴斯夫也在广东开工了投资百亿美元的新项目——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



2020年1月20日，就在武汉“封城”前三天，美国老牌世界500强企业霍尼韦尔，与武汉东湖高新区签约，将新兴市场总部设在了武汉。



此外，沃尔玛、开市客、正大集团、罗森、乐高中国、宜家、优衣库等全球知名品牌也加快了在中国开店、投资的步伐，日本杂货店LOFT、丹麦运动潮牌hummel（大黄蜂）、意大利咖啡鼻祖Lavazza（拉法扎）中国首店也纷纷登陆上海。



高盛集团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的半导体设备、材料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的大多数企业，也在扩大中国的生产。



是什么让美、日、德等外资企业，在本国“召回令”“专项补贴”“贸易多元化”等政策之下，仍然坚持留在中国，并不断扩大投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得很实在：搬迁并不是将各种设备打包装箱，运到太平洋另一头那么简单。相反，企业要为此付出高昂的转移生产的成本。以特斯拉上海工厂为例，其所在的临港新区聚集了一大批本地供应商，绝大多数都在周边几公里范围内，仅此一项，就能省下大量真金白银，这还不算大到让人无法忽视的中国市场。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再一次显示出外商们加码布局中国的热情：



2020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折合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五年下降和疫情冲击的双重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尤为难得。



03

“不投资中国非常危险”



2020年，外资在中国的实体投资不断加码，金融市场也没落下。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2020年，外国投资者配置了价值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股票和债券，2020年也被外媒称作是中国资本市场全面爆发的年份。



事实上，2021年，这样的全面爆发仍会持续。汇丰前海证券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在全球900多家机构投资者和大公司中，将近三分之二计划要把在华投资平均增加25%。



疫情之下，和实体投资一样，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同样扮演了“避风港”的角色。



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一直强烈看好中国，他曾高调宣布，“不投资中国非常危险”。



与巴菲特、索罗斯齐名的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也表示，“相比美股，更看好A股，将持有更多的中国股票。”



在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集团贝莱德看来，中国是一个独立于新兴市场的投资目的地。



中信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海外头部基金对中国股票的持仓市值由二季度末的486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5510亿美元，环比上升13.4%，折合人民币约为3.58万亿元。其中，贝莱德、摩根大通、先锋领航、资本集团和富达基金5家机构持仓金额超过了半数以上。



具体来说，中概股是海外机构加仓的主要对象。例如，桥水基金就在2020年三季度增持了京东、拼多多、百度、蔚来、百世等多只中概股。



此外，美股、港股中的中国互联网龙头企业，A股中的消费股、医药股等也深受海外投资机构的青睐。



除股票外，中国债券也是境外投资者的首选。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份末，共有905家境外机构主体入市，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5万亿元。



中债登1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仅2020年，境外机构在中债登托管的债券面额就净增10078.71亿元。



在负利率、美债收益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高收益的中国债券优势明显。



2020年11月，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同期美债的溢价已高出252个基点，创历史纪录。再加上中国国债纳入国际指数以及一系列开放措施，外资已连续超过两年加仓中国债券，而且这个势头仍将持续。



此外，安全性也是外资选择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新冠疫情使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开始更加注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因素。



中国经济表现出的韧性，给了外资投资中国的信心和安全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事实也证明了上述预测。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



疫情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管是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刻，还是在已从疫情中快速恢复的当下，外资加仓中国都是明智的选择。



04

风景仍将这边更好



2020年11月2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



2020年11月4日，第三届进博会在上海如期举办。为抢抓“中国机遇”，许多外企高层宁愿隔离14天，也要亲自来参加。



此次进博会，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连续参展比例近80%。开展之前，米其林等35家进博会展盟成员更是与进博局一连签下三年的展位。



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使中国在全球贸易以及产业链、供应链上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无论“制造业回流”“供应链去中国化”，还是“贸易摩擦”，都无法改变外企日益依赖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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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一些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又回归中国，或者“纠结”后最终选择留下，都是很好的例子。



2018年5月，LG宣布手机业务退出中国后不到三个月，又宣称再度回到中国市场；



2019年8月23日，日本高岛屋董事决定继续上海高岛屋百货的营业，不走了；



2019年双11，德国阿迪达斯宣布，将关闭两年前重启的德国工厂，重回中国；



2020年8月，日本电器巨头松下也宣布将在广东佛山市投资建厂，重返中国市场。



……



外资不愿意离开中国，或者走了又回来，除了看中中国市场、中国制造这些“硬件”之外，中国坚持不断扩大开放的承诺以及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等“软件”因素，正在成为更多外资企业选择中国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通过建设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开启“双循环”等一系列行动，不断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营商环境方面，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过去两年间，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取得显著进步，营商环境指数位列全球第31位，较上一年上升了15位。



政策方面，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法》，为外资在华发展吃下了“定心丸”。12月28日公布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0年版）》，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的范围，并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外资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而外资企业和机构也在用行动，不断向中国投出信任票。



2020年12月，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约82%的美企表示未来3年不会将生产迁出中国；近70%日企对中国的市场潜力抱有高度期待；44%英企表示2021年将加大在华投资。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而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上升”。新冠疫情出现后，这样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日经亚洲评论》称，在这个病毒肆虐的世界上，中国市场成为最后和最好的希望。



拯救者、避风港、最好的希望……成了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市场在外资眼中的代名词。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市场第一次拯救外资。



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国“0001号外商”正大集团，就是依靠中国市场绝处逢生。



据谢国民回忆，当时正大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怎么挣钱了，而是怎么去还钱。危急关头，谢国民卖掉了莲花超市的大部分股份，将还债后剩下的钱全部投资了中国市场，正是这一决定让正大集团起死回生，顺利渡过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庞大的市场再次成为外企摆脱经济疲软的希望。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约490家在华投资，约占总体数量的98%。



新冠病毒出现后，全球经济震荡，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所带来的“确定性”，又一次成为外企走出危机的希望。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同比增长8.8%；中国同东盟、欧盟等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总值也分别增长了7%、5.3%。这表明在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萎缩的大背景下，中国依然是全球贸易乃至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经济扛住疫情冲击后，许多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增长率将保持在8%左右。世界银行发布的2021年1月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7.9%；英国知名投资集团施罗德（Schroders）更是看好中国经济前景，预测全年增幅将达9%。



当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快速恢复时，美国经济却因疫情恶化而陷入漫长的衰退中。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66%，2020年将超过美国的70%。在这样的势头下，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8年超越美国，比此前预测提前了整整5年。



后疫情时代，在外资纷纷加码布局中国的同时，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那一天，或将加速到来。

浅贝

央行：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 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

　　中新网4月15日电 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微信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切实维护金融安全》指出，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互联网资产管理、股权众筹等领域整治工作基本完成，已转入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一些积累多年、久拖未决的非法集资案件得到处置。规范商业银行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稳妥有序推进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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