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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与“钱学森猜想”
原创 纯科学 纯科学 2023-07-31 14:57 发表于北京
作者：汪涛
摘要：
“钱学森之问”之所以提出，是因为钱学森晚年开始的一个宏大的开创性研究计划。我把它称为“钱学森猜想”—— 整个科学是一个逻辑完整的整体，如果贯通整个科学整体，将引发一场科学革命。
但是，他推动中国学术界努力完成这个“钱学森猜想”的过程，却几乎毫无进展，使他越来越失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临终前迫切提出“钱学森之问”的真正原因所在。要想有效解开钱学森之问，需要将这个问题进行分解。刚建国时，包括钱学森在内有一大批非常杰出的中国学者，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但客观地说他们绝大多数并不是国内高校培养，而是由美、英、法等国家的高校为我们培养的，或者至少他们学术研究的关键阶段是国外为我们培养的。
因此，可能连钱老也没意识到，钱学森之问事实上是要分成两个部分：
钱学森之问1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国家的高校再也不能为我们培养出杰出人才了？
钱学森之问2是：既然国外不能为我们培养，我们自己为什么也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一旦将问题分解成这两个，即使不用我说，真正符合钱学森要求具有创新性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相比于对中国芯片等具体产业的封锁，西方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对中国教育、科技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渗透、约束、封锁尤其是严重误导了。
一、钱学森之问的简要综述
2005年7月29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向总理坦诚地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被学界广泛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主要源头之一。但还不是最早的源头，2005年3月29，钱学森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就是谈教育问题。这个谈话在2009年11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之后，这个问题开始不断引发人们的讨论和关注。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个文章是钱学森的讲话内容。虽然未提“钱学森之问”，但却是高度相关的。紧接着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 “钱学森之问”！同年12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靳晓燕, 齐芳的文章：“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
2010年5月4日，温家宝总理与北大学子共度“五四”青年节，一位学生向温总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温总理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
之后，“钱学森之问”就成了一个学术话题不断在学术界、教育界讨论。为写本文，我在中国知网上以“钱学森之问”为关键词查寻，获得了479个结果。
但很遗憾，这些讨论基本上都属于云里雾里，相互间抄来抄去的作品。
就在钱学森之问最初提出的稍早一点，还有一个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的“丘成桐炮轰中国高等教育事件”。丘成桐以北大为案例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直率和强烈的批评，相关文章连续发表在《北京科技报》，《亚洲时报》，浙江大学官网，《南方人物周刊》，新浪网和其他媒体上。所以，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并非完全是钱老个人孤立的看法，也并非偶然。
二、为什么会提出“钱学森之问”？
如果要说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那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大家谁都可以不痛不痒地说上几条，甚至也可以表现得痛心疾首地说上几条。要说中国高等教育没有任何成绩，那肯定也不是。创新也是有一些的，但要说有创新好像又感觉欠很多。之所以说过去的讨论基本上都属于云里雾里，是因为人们都没有从源头上真正搞清楚钱学森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真正开始突破，是李明老师（钱学森第十任，也是最后一任秘书）送给我他们编撰出版的的六大卷《钱学森文集》以及《钱学森书信选》（上、下册）。在此对李明老师等人的工作表示忠心地感谢。这个书信选汇集了钱学森从1956年2月2日致郭永怀，到2000年7月23日致汪成为，上册有1075封，下册有1083封。这合计2158封是钱老写给不同人的信件。这些信基本上都可看作是交流学术问题的，非常能够反映他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这两套恢弘的文集是研究钱学森，尤其是他在1955年回国后学术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文献。也是研究钱学森之问最重要的文献和最权威依据。
但奇怪的是，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几乎无人引用这两个最重要的文献，全是在相互引用极为表面和肤浅的自我想象式的表述。中国学术界研究钱学森之问的方法本身，就根本看不到突破这个难题的希望。首先我们不去谈研究的结果正确与否，如果连最关键、最重要、最核心的文献都没看过，那到底在研究些什么呢？给出答案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钱学森在纯粹学术上的创造性突破，主要是他在美国学习工作的20年间完成的。我们都称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事实上他也是美国导弹和喷气航空产业之父。他在美国最后几年写下的《工程控制论》，将维纳的《控制论》真正落地，这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认为，钱学森的学术成就超过了老师冯·卡门。
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航空航天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接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发言时说，这些工作其实都不算什么，只不过就是把国外人家早已经做了的工作重新实现一遍而已。他这么说一方面是谦虚，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实话。国外早已经实现的工作里面其实也有他个人的功劳，在中国当年产业基础那么落后的情况下，把这些工作重新做一遍，也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采用系统工程等方法去克服基础材料和产业落后的大量艰难技术问题。但说这是实话，也体现了钱学森内心深处感到有遗憾的一面。
因此，他在晚年越来越急切地希望推动中国的科技能够实现创新发展，能够有自己的东西。并且，他因为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领域的深厚功底，发现整个科学应当是一个逻辑相通的整体，因此晚年竭尽全力推动中国学术界去实现这一个理想。他倡导创立思维科学，试图解决创造性思维方法问题，从而为系统化的科技创新奠定基础。他认为这样的工作将会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一个宏伟的科技突破和科学革命。
他的这个宏伟的构想，我称其为“钱学森猜想”。之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因为钱学森晚年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他是非常明确地提出这种构想的第一人。而之所以称为“猜想”，是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只是搭建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并未真正获得突破。
因为这样一个“钱学森猜想”的宏伟创新涉及太多科技领域，甚至涉及所有科学的学科乃至扩展到艺术等领域（全科型），因此他推动一切有兴趣的中国科技和学术界人员，希望一起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但直到他去世，这个工作可以说还是停留在构想阶段，与他交流的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理解钱学森究竟想做什么。只有充分理解了钱学森晚年学术经历，在解答钱学森猜想上所做出的努力、挫折和失望，才能理解钱学森之问提出的深刻原因。
三、解开钱学森之问的灵感来源
理解了钱学森之问的真正原因，并不能直接给出解决的答案。直到最近，我才突然获得解决这个问题的灵感和钥匙。2023年7月28日，我参加“红蓝融合”的一个如何利用互联网的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平台的活动，深感震撼。
过去在互联网上接收到过很多出色的作品，此时才发现居然都是“红蓝融合”平台的杰作。如“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等就是聚集在这个平台上的军队艺术工作者的作品。网上粉丝量巨大的占豪等也早就是这个平台上的大V。“红蓝融合”最初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在互联网冲击下的创新产物，而后转移到民间形成的网络平台。更神奇的是：这是一个没有编制、没有预算、任何创作都没有报酬的平台，却自发地聚集了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可以说，这是一个久违的、纯粹受理想和信仰的感召而聚集在一起的平台。在这次研讨会上，直接聆听了众多大咖的发言，包括金灿荣、温铁军、占豪、李光满、王义桅、明德先生、马文海、卜金宝、陈怀国、陶纯、丁海明、石海明等知识学者、专家教授、媒体人、著名大V等，还有很多军队的首长、高校领导和企业高管。本文事实上是我为准备这次研讨会发言而作出的新突破。
即使我们知道了钱学森之问的确切来源，要直接去回答和解决可能还是不着边际的。问题总是有，但从何做起呢？之所以在此次准备研讨会讲话稿时突然灵感乍现，是因为一系列事情串在一起，终于使我恍然大悟。在此之前有这样几件事情使我产生很大的疑惑：
物理学家曹则贤在中国科学院2023年跨年科学演讲中，在谈到三角形有多少个“心”的问题时说过一句话：感觉有些科学好像从来没有传到过中国。这个话让我大感震惊，并试图思考其原因是为什么。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曾给我推荐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枪炮、细菌与钢铁》。他之所以推荐给我当然是对这本书比较推崇。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讲习学者期间，想与该校的教授讨论这本书时，该校教授却极力地泼凉水，说这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该做的事情。我对此特别好奇，因为涉及到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就追问罗教授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该做的工作，但该校教授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切的回答。这本书就是因为西方学术界比较推崇而传到中国来的，怎么会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中反而“看不上”呢？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将自由看作是科学的本质。我知道他是以研究古希腊科学得出这样的结果。但实在是无法理解古希腊科学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成果，今天的科学已经与古希腊科学是天壤之别了，怎么会完全无视当代科学的发展，而只以古希腊科学得出“科学是什么？”的结论呢？
最近与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家王永晖教授交流时，他提到看过我的很多博文后，感觉我缺乏专业的训练。一般人听到别人批评时，往往会很愤怒，但我却是感到非常好奇。首先是我对自己专业性、尤其数学上的专业性确实太过自信。作为一个小学一年级在一个晚上学完二、三年级数学课程，初中一年级学完中学到大学高等数学全部课程，曾以全襄阳市数学成绩第一名考入常年为全国百强中学襄阳四中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自信是很自然的。我就诚心地请教王永晖教授为什么会认为我缺少专业训练？我的学术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测量问题上，对数学方面并不想做太多工作。但王永晖教授说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也很惊讶我听到他说这个话时反应很平静，认为是我很有涵养的。王教授提到他们在进行这套职业方法训练的一开始也是很痛苦的。虽然我还没有同王永晖教授直接深入地交流这个问题，并不能确认他的准确和完善的想法，但却使我突然间产生一个顿悟，解开了一个萦绕我心中很长时间的困惑：其实我也一直总是感觉中国学术界有很严重的问题，“非常怪异”，但却说不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如果被一个学者认为“缺乏某种职业训练”，一般人肯定会认为就是这样，可是我却不同，因为我的学术研究也是在系统学习了西方科学方法基础上、尤其是大量西方杰出学者经典著作基础上创立的，远超西方第二代科学的全新一代科学方法体系。我本身就是研究科学方法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出版社在希望获得我的认可和评价。所以，有可能确实是我自己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但是否还有另一个可能是中国学术界的“职业”方法本身与真正科学的方法体系相对照是有严重问题的呢？很显然，这套方法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学习西方获得的。如果西方就是故意专门给我们定制这套被严重误导了的方法体系，那么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
我在此次研讨会上准备的发言题目是：如何占据舆论战的制高点？准备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们不仅是媒体等制高点被人渗透，而且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制高点也已经被人深深地渗透了。
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客观地说我们还是有一大批杰出人才的。包括钱学森在内，钱三强，赵忠尧，叶企孙，王淦昌，程开甲......不仅有一大批杰出的科技人才，而且可以用“群星灿烂”来表达。但客观和准确地说，这些杰出人才基本上都是国外的高校为我们培养，尤其是在他们科技创新的关键阶段，是国外教育科技环境下的培养结果。所以，钱学森之问应当被拆分成两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其解决之道。
钱学森之问1：西方国家的高校原来是曾经为我们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的，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没有再能给我们培养杰出的人才了？
钱学森之问2：既然国外不为我们培养杰出人才也就算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也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有人把建国前后那一批杰出的人才归因于民国教育的结果。例如他们中有很多人是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的。但是，民国的高校退居台湾后，教育资源更集中了，也没培养出多少杰出人才啊！
正确地提出问题，就等于把问题解决了一半。一旦我们准确地将钱学森之问进行表述之后，答案也就容易搞清楚了。
西方国家原来为我们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而后来却培养不出了，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意愿，第二个是能力，只有两个相统一，才可能有结果。原来可以，表明他们原来有意愿，也有能力。后来不行，要么是后来能力不行，要么是意愿上的问题。可能没有人会认为新中国建国后，西方国家在杰出人才培养上能力就突然不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意愿上去找原因。在钱学森他们这一批杰出人才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西方导师爱才、惜才，倾囊相授，以学生能够超越老师为荣耀和欣慰。在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对中国才子的提携之情。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包括川建国总统的叔叔特朗普教授曾免费将一台二手粒子加速器赠送给了赵忠尧，这成为中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开创了中国高能粒子物理学的先河。但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留学生与导师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就很罕见了。
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发生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中国把西方强国基本打了一个遍。就在这段时间之前，全世界都是以“东亚病夫”来看待中国，没人把中国视为威胁和竞争对手，西方教育界对中国大多抱持同情态度。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让近代的西方世界第一次充分领教了中国人的厉害。而在此时间之后，第一批华人杰出的科技人才不断做出惊世的成就。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李政道、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钴60实验证明这个结论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不仅是华人，而且是华人女科学家。她也差一点与他们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此后，新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卫星上天，这些两弹一星的成就不断震撼世界，美国非常后悔让钱学森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回到中国。
这个的确不是我们自我吹嘘 —— 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给点阳光就灿烂。如果不加保留地教会中国人，很快中国人就会在科技和整个人类文明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反过来说，我们自己难道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科技秘密都传给其他国家的人吗？我们会不会毫无保留地将我们的一切秘密传授给印度人？肯定不愿意吧！我们自己都这样，人家美国英国不会对中国人毫无保留，不会再刻意为中国人培养杰出人才，这个也真没啥可指责的。
科学知识和方法肯定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活动、科技人才和科技带来的实际应用效益当然和绝对是有国界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知道该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
以上就是钱学森之问1的答案。
接下来就是钱学森之问2。既然别人不帮我们培养杰出人才，我们自己培养不就成了吗？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也都是近代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才出现。主要是受苏联和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如果他们不愿帮我们培养杰出人才也到罢了，问题在于“他们仅仅是有所保留吗”？完全不是。美英不仅不会愿意帮我们培养杰出人才，而且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为我们自己的高校培养杰出人才设置了重重的障碍和误导，甚至大量地主动渗透进来进行各种的约束、误导、设置重重的障碍。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和科技领域会存在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规矩”“潜规则”“职业习惯”“专业方法”了。这种渗透不仅普遍存在于高等教育，而且已经向中小学深入渗透，例如中小学毒教材问题等。
各种渗透的表现有：
必须以英文发表论文才能获得认可。而且以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为最高评价标准，这变相地等同于中国一切科技研究结果必须向美国和英国汇报才能算数。美国和英国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事实上成了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直接领导。什么叫领导？就是你以能够向他汇报工作为荣。
QS高校排名等英美高校排名机构，事实上深度地控制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一个中国三本学校淮阴工学院毕业的张巘，学术和教育上没有任何造诣，居然成了事实上比中国教育部长权力还大的，频频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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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排名中占5%分值的国际学生占比指标，事实上就是千夫所指的某高校学伴制度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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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QS评价指标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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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火爆全网的《罗刹海市》，引用的是《聊斋志异》中一个美丑颠倒的魔幻世界。主动对号入座的越来越越多，而中国教育和科技界又何尝不是又一个已经接近罗刹海国的世界？
误导+强干扰。中国教育和科技界总是存在一股非常“邪”的力量。一旦要求科技创新并且制定出政策，总是会出现让人非常恶心地利用科技创新政策进行诈骗的事件。例如汉芯事件等。这背后是否存在故意为之的力量？因为谁也不会去公开地指责创新有什么不对，所以，一旦出台创新的政策，就会有人精心策划以非常恶心人的方式进行诈骗，从而严重打击中国科技创新的信心和政策效力。更进一步，因为要避免出现这种诈骗行为，就不得不制定越来越严格复杂的审查制度，就使中国真正做实事的科技创新活动难以进行下去。一谈文化自信，谁也不会公开地直接来否认，所以，很快就出现一批表面打着文化自信旗号，搞出“英国人是从中国移民过去”“英语是源自中文”这类高级黑、低级红的所谓研究成果，而后制造出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一切科技立项，必须要以“美国做过，美国说过”为绝对前提。
其他。
五、有效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出路
清楚了钱学森之问的真正答案后，也就知道如何来有效解决相应的问题了。既然是国外严重误导和干扰下产生的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教育和科技界来说，首先必须来一场大讨论、思想大解放，对西方误导、干扰、约束、锁定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刮骨疗伤。对这个主题交不出正确答卷的高校教授和领导，都应该反思一下是否还要在相应的位置上继续毁人不倦了。
再者，仅仅批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给出正确的方法途径是什么。因此，确立第三代科学的方法，为中国教育和科技界树立一个正确的范本和样板是很重要和关键性的工作。第三代科学，可以说就是钱老晚年想建立而没有成功的宏大科学构想，在今天成功实现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对我进行“专业培训”，而是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以我所建立的第三代科学方法，真正从科学上进行专业的培训，以符合真正科学标准的要求重建中国的教育、科技和学术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把被西方人误导的一系列深刻的恶习克服掉。其实，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做样板，中国人本身是极为聪明的，一场新的科学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因此，并不是要进行多么大的努力去进行科技的创新，而是只要不被西方所广泛渗透的扼杀中国创新的势力毁灭干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会喷涌而出，大量杰出人才和历史巨人就会爆发式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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