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浅贝

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

原创 温伯陵  温乎  3天前




    温乎曰：   
长征前，

他是向命运怒吼的屠龙少年。

长征后，

他是站在苍穹睥睨人间的领袖。



1



1928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会师2个月，井冈山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



然而，激荡的水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



那时，井冈山是受湖南省委直接领导的，所以湖南省委让杜修经带着2封信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湘南进军。



毛泽东觉得，年前来井冈山，就是因为湖南的敌军力量强大，现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作死是什么？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



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



如毛泽东所料，真的出问题了。



29团打下郴州以后，缴获了很多战利品，官兵都是刚刚从军的农民，哪见过这么多稀罕东西？他们私下商量：“不如带着战利品回老家，算是发一笔横财。”



结果29团一哄而散，只剩下萧克指挥的一个连。



28团也不顺利。



2营营长袁崇全带着部队叛变，为了拉回部队，团长王尔琢带着1营去追，天快亮的时候终于追上了。



然后呢，怎么办？



1营长林彪说：“武装剿灭吧。”王尔琢不同意，亲自走到阵前劝说袁崇全归队，并且保证既往不咎，结果牺牲在袁崇全的枪下。



进军湘南成为一场彻底的失败。



29团基本没了，28团牺牲了王尔琢，红四军实力受到严重损害，井冈山已经很难继续呆下去了，4个月后，红四军不得已转移到赣南。



对于毛泽东来说，“八月失败”只是开始，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1929年6月，为了准备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一起商量军队的领导办法。



毛泽东认为，党要对军队有绝对领导权，前委要有绝对的指挥权，同时，军队还要负责建设根据地。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而且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



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



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



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



毛泽东想不通：“我的话很对啊，你们怎么就不支持呢？几千年来军队闹事的教训，还不够吗？党指挥枪没毛病啊。”



想不通就不用再想了，毛泽东提出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这种没有主动权的事情，他不要做。



新当选的前委书记是陈毅。



这时候陈毅就站出来和稀泥，说朱德同志的话有道理，毛泽东同志的话也不错，我们取长补短有话好好说。



毛泽东的倔脾气又犯了，甩出一顶“陈毅主义”的帽子，给陈毅同志戴上。



得，这下连中间派也得罪了。



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此时的毛泽东就是一根筋，根本不讲究工作方法，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哪怕得罪人也在所不惜。



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这谁受得了啊。



大家都是出来闹革命，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我们说的就不对？哪怕你说的真对，也不能字里行间藐视我们啊？没有毛泽东，地球还不转了？



但毛泽东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照样我行我素。



结果他多年来不是和人吵架，就是在吵架的路上。明明有一身能力，却偏偏不能放开手脚做事。



能力这东西，藏在身上是没用的，只有用能力把事情做成功，别人才会看到你的能力，进而认可你是个牛人。



而有能力和用能力的桥梁，则是做事方法。



这个道理，毛泽东可能懂，也可能不懂，反正他在红军时代经常和别人吵架，以至于中下层特别喜欢他，但总是不能团结高层，走了不少冤枉路。



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



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



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



留苏派很生气，毛泽东很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王震拎着鸡和酒来看他，感动的记了一辈子。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500余人，已经没有实力和蒋介石耗下去了，必须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事务，不仅毛泽东没有任何话语权，朱德也只有执行的份。



毛泽东郁闷透了，每天早上去会昌城外爬山，或许只有天高云阔的山顶，才能一抒胸中块垒。



他还写下一首《清平乐》：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大家记住这首词，我们后来会说到，这是分析毛泽东变化的重要依据。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8.6万红军离开瑞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是让他彻底成熟的炼狱之路。



除了事业，还有自我觉醒。








2



自从博古进入瑞金以后，红军基本上没有什么胜利，不是这里失败，就是那里失败，现在更是把根据地都丢了，其他干部对他指指点点：



“哎，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红军跟着他迟早完蛋。”



博古心虚的不行，生怕别人在背后搞他，尤其是位高望重的军政干部，于是他把朱毛时代的老部队打散，和新组建的军队混编，其他高层领导也分散到各军团。



留在指挥中心的只有三人团。



而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穿一条裤子，周恩来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所以大权依然在博古手里。



博古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



但任何统帅地位都是争取来的，能带领大家取得多大的胜利，地位就有多么稳固，除此之外都是虚的。



博古不懂这个道理，毛泽东明白，他决定和过去决裂，重新开始工作。



原本毛泽东和留苏派没什么交集，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和张闻天说上了话，而且越说越起劲。



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喷博古。



后来王稼祥也加入进来，三人成天喷博古，并且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最后三人形成共识——博古不行。



所以博古要把高层领导干部分散的时候，毛泽东态度很强硬：“分散到军团可以，但是我和张闻天、王稼祥要在一起。”



博古说不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要在一起......那行，随你们吧。



就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走到一起，长征路上他们每天聊时局、谈政治、说军事，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一个问题：



“毛泽东行。”



尤其是湘江之战以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到3万人，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完蛋了。



毛泽东心里着急：“到底怎么做，才能挽救党和红军？”



和以前一样，直接不留情面的怼人吗？那样的话，不仅红军指战员不接受，党内高层更通不过，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



毛泽东想出一个办法——团结大多数。



现在他已经团结了张闻天和王稼祥，接下来，他要通过张闻天和王稼祥，团结其他同志，让所有人都接受自己的意见。



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



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



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



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



但是度过危险之后，博古和李德反悔了，又要转头去找贺龙。



如果是以前，毛泽东发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又放弃，大概率是闹辞职，然后怼别人什么都不懂。



但是现在的毛泽东没脾气了，心平气和的向中央建议，找地方再开个会，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建议还是西进贵州，在贵州四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找个地方再开会，彻底讨论解决最近一年的经验教训。



我们都知道，他们后来选定的地方叫遵义。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继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和李德么的办法，只能少数服从多数。



革命多年，毛泽东第一次体会多数人支持的感觉。



当然，毛泽东能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取得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面临绝境，反正博古和李德没有办法，那么不妨试一下毛泽东的办法，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直到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才能发现毛泽东的转变多么彻底。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凡是能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基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博古第一个发言，说了一堆车轱辘话之后，也承担了军事失败的责任，但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国军太狡猾。



周恩来第二个发言，已经有点针对博古了，坦诚说敌人很强大，但军事失败主要是领导的问题，并且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说的是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完全是针对博古的，直接否定博古的领导地位。



看看，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直指问题核心，但是这些还不够。



等他们都说完，毛泽东说话了。



他足足说了一个小时，从博古和李德的指挥错误，说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败的原因，又延伸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日后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说这些的时候，不是张嘴就来的胡说，而是用事实举例说明：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那场失败是不是他打的，你们之所以失败，原因是......



服了，彻底服了。



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懂我。”



而且他作报告的时候，没有任何借军事失败清算留苏派的意思，而是完全集中在军事领域，再具体一点，批判的是李德。



因为李德是军事一把手嘛，所有战略战术都是出自李德之手。



就连博古都没多批评。



这就相当于毛泽东替大家解围，留苏同志和国内同志都是好的，以前的革命方法也没错，出现重大失败完全是军事指挥导致的，只要改变军事指挥方式，我们没问题的。



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领导，心悦诚服吗？



所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撤掉，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了周恩来的军事助手。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改变了。



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领导人，但崛起之势已经不可阻挡，大家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真正团结了大多数。



然而.....他接手了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摊子。



但是他要用争取来的机会，施展自己真正的实力，表演了得意一辈子的四渡赤水。







3



遵义会议定下的新方向是赤化四川。



红军想进入四川，必须要走贵州西北的土城和赤水城，于是红军迅速攻占土城，正准备向赤水城进军的时候，发现赤水城已经被川军郭勋祺部占了。



怎么办？



打呗。



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和郭勋祺在土城打了一仗，但是实力悬殊打不过，眼瞅着灭顶之灾又来了。



按照一般将领的做法，肯定是硬打硬冲，誓死和郭勋祺争夺土城和赤水城，然后实现进入四川的目的。



毛泽东偏不。



红军的家底不多，拼光就没了，还谈什么革命呢？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寻求歼敌和求生的机会，为将来的革命做准备。



毛泽东盯着地图思考很久，发现北、东方向都有敌人，西边反而有活动空间，只要渡过赤水河到达四川、云南、贵州的边界，便可以生存。



于是，一渡赤水来了。



毛泽东和红军渡过赤水到达扎西，算是暂时逃出生天，可还没站稳脚跟，川军和滇军便从南北方向夹击红军。



毛泽东依然不愿意硬拼，便和大家商议：“敌人从南北方向来，我们就再东渡赤水，回到贵州北部。”



这不是走回头路么？



作战计划里从来没说过啊，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



没准备就对了，红军没有准备，国军更没有准备，只要行动迅速，反倒可以做灯下黑。



2月18日，红军开始二渡赤水。



红军渡过赤水之后，迅速集中兵力攻破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贵州王”王家烈闻风而逃，国军吴奇伟部溃散大半。



本来是一局死棋，毛泽东又走活了。







然而局面稍微好转，红军部分同志开始飘了，想趁机打大仗赤化贵州，林彪和聂荣臻就提议：“打鼓新场不错，可以打一打。”



林彪不止是嘴上说说，而且提交了具体作战计划，从兵力配置到地形地貌，甚至连敌人可能的行动都预计到了。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议林彪的计划。



如此完美的计划，那么多可能得到的战果，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大家一致同意林彪的提议，攻击打鼓新场。



只有毛泽东不同意。



毛泽东苦口婆心的劝大家：“红军到达打鼓新场是2天后了，这么长时间援军已经到了，红军兵力少装备差，到时候又陷入绝境，别折腾了。”



众人不听，坚持要打。



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军事，他们判断军事行动完全是凭感觉，只有朱德和周恩来懂军事，但不支持毛泽东。



张闻天说，那就投票决定吧.......结果所有人都支持林彪的意见，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



毛泽东怒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辞职不干了。



张闻天也怒了，不干就不干。



毛泽东：好，不干了。



哎，感觉像是几年前的重演，但现在毛泽东已经成熟了，只是没有完全适应新状态而已。



回到驻地以后，毛泽东左思右想，为了大局还是应该服个软，于是提着灯笼半夜找周恩来商议：“打鼓新场不能打啊。”



周恩来问：“说说你的看法。”毛泽东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周恩来服了，压下刚写好准备发出的命令，决定第二天早上开会说服大家。



这一次，毛泽东通过团结周恩来，进而团结了大多数同志。



犹如遵义会议的方法。



经过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发现军事指挥不能太民主，做什么决定都要举手表决，但很多人却不具备高超的军事能力，这不是外行指挥内行，瞎搞嘛。



他去找到张闻天：“应该恢复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一切行动，不能再举手表决了。”



张闻天是不懂军事的，让他指挥军队实在是为难，而且博古的教训就在眼前，干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吧。



于是，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说是三人团，实际说了算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正式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



就在此时，红军再次遭遇战役失败，贵州北部是呆不下去了，只能再次转移。四面八方都是敌军，红军能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还能去哪里？



毛泽东说，三渡赤水河，进军古蔺。



红军到达古蔺地区的时候，蒋介石也指挥国军把红军包围起来，并且还想复制碉堡战术，要把红军困死在那里。



这种局面，就像瘦弱的学生被一群壮汉逼近墙角，没有地方退，向前冲又打不过，如果是你我估计就躺平了。



毛泽东发现，敌军是从南、东、西三面来的，那么北面是不是空一点？



于是毛泽东带着红军四渡赤水向北走，然后快速折返向南，过乌江后直扑贵阳，虚晃一枪继续沿边界向西南走，就此逃出生天。



直到红军过了乌江，蒋介石才知道红军不见了。



很多人把蒋介石叫做微操小王子，那是他们没研究过四渡赤水，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才是微操高手。



4、50万军队包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必死的局面，哪怕是运动行军，稍有不慎就会和敌军短兵相接。



但毛泽东硬生生带着红军走出包围圈，彻底逆风翻盘，从此再也没有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走到陕北。



不是说四渡赤水之后，红军就是一路坦途，而是红军摆脱最危险的处境，以后的路依然有艰难险阻，但不会再有灭顶之灾了。



如果说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那么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的立身之战。



四渡赤水以前，毛泽东不成熟，一直是边缘人物。



四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不仅成熟起来，还用实打实的战绩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才是尺寸处见大马金刀啊。







4



故事讲到这里，大家肯定发现了，毛泽东在长征前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学会团结大多数。



这个优点他保持了一辈子。



他不再怼人，也不会实名反对所有答案，而是一点一点劝说大家接受他的意见。



先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紧接着是周恩来和朱德，最后在遵义会议上，用实力和态度说服所有人。



除了三渡赤水前的打鼓新场争论，那种动不动就吵架骂娘撂挑子的事情，再也没有了。



此后每次遇到事情，毛泽东都要把同志们召集起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哪怕有人意见不统一，也会先争取部分同志，然后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和张国焘会师的时候，张国焘气势汹汹的兴师问罪，质问留苏派怎么把事业搞成这个样子，还准备召开大会彻底清算。



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瑟瑟发抖。



毛泽东就站出来说，失败是军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和留苏派的同志没关系，现在军事错误已经解决，其他就不要再说了。



留苏回来的同志听着暖心啊。



于是，张国焘的实力再强大，也没有把留苏派拉拢过去，毛泽东保证了中央高层不会分裂。



建国后准备抗美援朝，很多人不同意，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苦口婆心的说服大家，最后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意见，全力支持抗美援朝。



事情有多大，毛泽东就和多少人商量。



涉及高层决策的事情，他就和所有高层商量，涉及全国的事情，他就和全国人民商量。



因为只有大家都接受了他的想法，才能理解他要做什么，然后在做事情的时候真正做到底。



那种认为“别人都是沙雕只有自己最牛逼”的做法，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别人不愿意和你一起玩，任你惊才绝艳又如何？



想法和能力施展不出来，有什么用？



说到底，毛泽东把姿态降低了。



虽然他依然认为自己是高维度的牛逼人，但不会看不起别人，反而主动走到低维度的水平，用别人听得懂的话、能接受的方式影响别人。



哪怕是写文章，他也是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把复杂的道理讲给你听。



水低成海，人低成王。



把自己捧得高高的装逼耍酷，很容易，但把自己放到泥土里，和所有人打成一片，不容易。



在熙攘人群里又能坚持内心的东西，守护追寻的那盏灯火，最难。



可毛泽东真的做到了。







5



现在回到开头的《清平乐》。



如果只看这首词，你可能以为不是毛泽东写的，因为这首《清平乐》没有任何毛泽东的宏阔气势。



它和古代文人写的诗词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借物言志，抒发不得志的感慨，顺便畅想一下未来，安慰自己世界会变好的。



这首词是长征前3个月写的。



半年后，气势完全变了。



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之后，红军路过广西大山，毛泽东骑马行走在崇山峻岭间，心有所感填了一首《十六字令》：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看看，一股莽荒世界的气势扑面而来，高山、大河、酣战、兵戈、马蹄声......都有了。



再过3个月，红军二渡赤水血战攻破娄山关，毛泽东又填了一首《忆秦娥 ·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是不是有一种悲壮苍凉的建安风骨？



再来对比毛泽东的其他诗词。



他在长征前写过情诗：“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写过少年的雄心壮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还写过对现实的志得意满：“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读这些诗词，你能看到一腔热血的凡人，虽然才华高志气壮，却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谁年轻时不是如此呢？



但是长征之后，毛泽东写的诗词完全不可仰望。



1935年10月，红军马上要到达陕北，他登上岷山眺望西北的昆仑山，写下的是《念奴娇 · 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从此凉热。



看看前两句就要跪了。



更不用说4个月后写出来的《沁园春 · 雪》，自古以来的英雄好汉，无不以追随秦皇汉武为荣，最多持平就骄傲的不行。



毛泽东倒好，把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全部踩在脚下，顺便向他们投去王之蔑视：“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







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前期的诗词多是努力奋斗，犹如一个向命运怒吼的屠龙少年。



而长征之后的诗词多是山川日月、宇宙洪荒，犹如一个站在苍穹睥睨人间的领袖。



这也是毛泽东长征前后的第二个变化。



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早已读了万卷书，也行了万里路，但不论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只能算是开阔眼界。



类似旅行一样，哪怕见过全世界的风景，又能如何？该不会挣钱还是不会挣钱，该不会做事还是不会做事，智商低的还是低。



真正的行万里路是战胜千百种拦路恶魔。



毛泽东40岁前的读书工作都是积累，正是长征路上的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斗智斗勇，才把毛泽东半生积累的潜力彻底勾出来。



说人话就是——厚积薄发。



他和各种恶魔作战两万五千里，并且每战都能取得胜利，那些恶魔的血肉会变成包裹躯体的铠甲，让胜利者越来越强，然后有资格挑战下一个强大的恶魔。



这就形成一种正循环。



战胜多么强大的恶魔，就会得到多么丰厚的奖励。



不论是个人、组织或者国家的成长，毛泽东都是这个思路：



从小怪开始练手，逐渐打怪升级，进一步挑战更高阶的拦路恶魔，最终完成“会当凌绝顶”的终极跳跃。



而且成功的阅历能塑造人的心智。



当毛泽东完成各种挑战的时候，便会变得特别自信，并且无所畏惧。



毕竟长征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党和红军陷入绝境都被毛泽东救回来了，还有什么能难得住他？



见过鬼的人不怕黑，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人遇到困难会害怕，是因为根本没经历过事情，更没有战胜过困难，当你战胜困难再回头看时，感觉也不过如此。



我们想想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会发怵，但毛泽东和红军走过来了，再回首，也就那么回事。



人生经历越跌宕起伏的人，越是云淡风轻，因为很多困难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算事。



所以......长征才是毛泽东的炼狱之路。



没有长征就没有毛泽东。



哪怕是跟着走完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一辈子都是战天斗地的铁骨硬汉，什么困难来了都不带怕的。



困难不是财富，战胜困难才是财富。

浅贝

毛主席一生最大的敌人，没想到竟然是他！

瞭望评论  瞭望评论  昨天
1965，疾风骤雨前的宁静，然而毛主席心中早已波澜起伏，这一年，他出了一个极富政治意味的决定：重上井冈山。

故地重游，毛主席的兴致非常不错，并且赋诗一首：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看似只是一首“感怀+叙志”的游记词，为什么普遍被人认为“富含政治意味”呢？因为井冈山这个地标太过于特殊了，这是中国革命、中国红军“梦开始的地方”。当年他被逼宫，毛泽东拍着桌子说：“你们都反对我，我再去井冈山打游击…(你们)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此后十年内，毛总是喜欢把“大不了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挂在嘴上。
历史学者马社香写过一本书《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这个前奏指的是什么的“前奏”，想必大家看看年份就心里有数。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故事，但是一斑可窥全豹，这个故事背后就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人。




重回井冈山之际，毛主席睹物思人，说道：“当年我就是骑马走小路，到大仓村林凤和家和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一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不在了，林凤和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错杀王佐袁文才，是革命斗争初期的一桩冤案，是不幸走过的弯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还一起合照留念。
林凤和是与袁文才关系很好的地方财主，在革命斗争中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毛主席作为一个念旧情的人，时时惦记着林凤和，建国后特地派人去当地走访，想要找到林凤和来感谢他当年对革命的资助。
然而地方干部汇报来的结果是：林凤和已经死了。至于为什么死没有详细说明，毛主席又派人查访林凤和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要给他的家人很好的安顿。然而地方干部给毛的回信是：林家已经没有一个后人了。
毛主席是个大善人，他对于自己的同志往往是无条件信任的，1965年重回井冈山时还感慨林凤和已经不再了，说明他完全相信了地方干部提供的信息。
然而他的善心与信任终究错付了。
林凤和在土改时被矫枉过正的一刀切政策迫害致死，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强调，(除了罪大恶极有人命官司的之外)要给地主、富农等额的土地——我们是要消灭地主和富农这个阶级，而不是肉体消灭每一个地主和富农，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时代的劳动者。
然而，林凤和这样一个对革命有恩的人，却是被没收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和土地，老年的林凤和丧失了一切生活来源。林老人想给北京的毛主席写信，来诉说自己的遭遇，但是他的信被地方干部截下了，并且威胁如果继续写信将会威胁到你子孙后代的安全。
走投无路的林凤和在与当年毛委员会面的那个客厅中上吊自杀，然而地方干部并没有把这一切如实的上报，只是模糊的说林凤和已经过世。然而更可怕的是，主席派人寻访林凤和的后人，当地干部更是睁着眼说瞎话，把林家的后人藏匿起来，并称林家已经没有人还活在世上了。
最终，林凤和的遗孀和他的孙子，一老一小相依为命，艰难地活了下去。后来林凤和的孙媳妇对作者马社香说：“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让外面知道林凤和自杀的真相，是为了掩盖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时不负责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体办事的人执行过分了，执行歪了。以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又把什么错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楼前那两棵金桂花树，有人出一万五千元买走，我没有卖，我不能卖。吊楼和金桂花树都是毛主席当年来大仓村的见证，我相信国家会管这件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有多么地可怕，首先地方干部在执行土改政策时矫枉过正一刀切，让对革命有恩的地主受到了冲击，为了掩盖他们工作失误，不允许林凤和上报问题；更可怕的是，领袖先后派人两次了解情况，他们就这样大胆包天地睁着眼说瞎话，还把人家遗孀和后人藏了起来。
这就是典型地官僚主义那八个大字：层层加码，欺上瞒下。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这样的官僚主义。
可以看到，官僚集团足以让毛主席成了瞎子、聋子，完全把不利于他们的信息截流。
甚至还会变成哑巴：有一次毛主席想发文章，被彭真和陆定一挡回来了，说主席你批评了一些现象点名了一些同志，不利于党内团结。把毛主席气得不行，说你北京不给我发，我去上海发，结果上海给人发出来了。
所以知道主席为什么总喜欢四处考察吧？他在北京就成了瞎子、聋子、哑巴。到最后更过分了，开会都不通知他。1965年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生日，他老人家拿着党章和宪法跑进会议室，发了一通火：我是党员，你们开会得通知我，这是党章规定。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要在会议上发言，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所以也不要看了点小说和影视作品就觉得top1的人一手遮天为所欲为，那是脱离客观现实的意淫，top1也得参与政治博弈、交易与斗争，主席的文章还能被压呢。
有人说毛主席最大的对手是蒋介石，这实在是辱毛主席了，也实在是过于抬举蒋公了。四渡赤水虚晃一枪，吓得蒋介石急忙调回部队；胡宗南三十万大军入侵陕北，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连兜圈子——明显就不把蒋公当人看嘛。就好比打电竞，蒋公那边精细微操到每一个兵，累得满头大汗；毛主席这边用脚操作，完虐蒋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对手。
蒋公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了毛主席对立面敌人的总代表，一提毛的创业史总离不开蒋。但其实就像北乔峰南慕容，强行绝代双骄，一过招才发现慕容复被一招秒。
斯大林确实是跟毛主席一个段位的选手，但是他们二人终究合作多于对抗。
毛主席真正的一生之敌，是历史性质的敌人、是集合性质的敌人，是一个靠个人几乎无法战胜的对手。当毛主席逐渐对官僚集团的本质以及党内干部腐化速度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之后，以至古稀之年的他出手了，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注定失败的悲壮战斗。
这一次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话杀气腾腾。
“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张平化回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讲话。看讲话内容，毛主席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内外夹攻”的可能性：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
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王卓超回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一次讲话(《党史文献》2006年第3期)
官僚主义是特权阶级的产物，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天然的对立面，同时也天然地对于人民有着极端不平等的优势。熟读历史的读者肯定知道，即便是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官僚，依然可以住别墅、喝茅台，生活水平远超普通干部群众。所以这对于暮年毛主席来说几乎是一场必输的的战争。
我之前讲过这件事：1965年，重回一线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听取了时任卫生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他得知彼时中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中，有90%分布在城市或县城，而只有10%在农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依然处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中”时，愤怒的当面斥责了钱信忠：“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后毛主席做出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进一步提出方案，要求：“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发怒的这一天是6月26日，所以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主席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工人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1966-1968年，响应领袖号召，“赤脚医生”的乡村医疗形式在全国推广，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最普遍的形象是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也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但确确实实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制度。简简单单的青霉素、破伤风、助产知识、消灭四害、防疫知识，甚至于最基本的洗手习惯，都让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死亡率、婴儿存活率大大改善。
可以说，培养一大批“农村基层医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好事，但是故事的侧面令人耐人寻味——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他们完全不会“治穷病”，根本不会为人民服务，甚至基本上不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
这话说的其实非常重了，以至于被点名批评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颇有微词，后来他曾说：“‘6·26指示’对卫生工作的批评，说不是毛主席对卫生部领导和医疗界人士的公开批评，也不是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更不是政治局讨论后批发的文件，不足为据。……‘6·26指示’并不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卫生事业遭受曲折，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
这个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大致意思就是——虽然你批评了我，但是你没经过政治局讨论，那就是违反组织流程。后面的话更逗，大致意思就是“他乔治·马丁就是个写书的，懂个屁《权力的游戏》”，并非常耐人寻味的暗示“6·26”指示的后果是“卫生事业遭受曲折”。那究竟是全国卫生事业的挫折，还是他钱部长本人和卫生部的挫折呢？
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钱信忠部长因为被主席批评，在运动期间受到了冲击，1979年重新担任部长，1981年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5月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从时间线就可以看出，诸多过于走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在钱主任的任内推行的。不是说计划生育不好，而是执行的过程中掺杂了大量的官僚主义一刀切、矫枉过正、暴力执法、轻视人民，尤其妇女权益等大问题。诸如“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上环二胎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这些口号现在看来都触目惊心。
所以说钱部长可能对毛主席的批评有意见，那么经过时间的沉淀，老百姓们心里也会有杆秤。他们是会怪毛主席不经过组织程序冤枉了钱部长呢，还是感慨毛主席对官僚们的判断就好像孙悟空火眼金睛审视白骨精呢？
千秋功罪，更与谁人评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个问题用毛主席的秘书王力的话更加准确生动，他在《反思录》中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
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那么在运动中，毛主席做了怎样的尝试来对抗官僚主义呢？对于发动人民自下而上地净化先锋队做了哪些实践性的成果呢？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的热点事件：高考冒名顶替、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都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大问题，然而经过社交网络曝光，在当下解决了。社交网络的发达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看高考被冒名顶替那些人的自述，他就算当时发现自己被冒名顶替了，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跟林凤和一样，以基层官僚为核心的黑恶势力小团体，有一百种方法搞死你。想想那个因为举报被埋在操场地下十六年的教师吧，这个是后来机缘巧合发现了，还有多少类似的悬案啊。
然而有了社交网络，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地方一手遮天的黑恶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好多少，但是肯定比以前好。这些基层官僚、奸商和黑社会，最怕的就是曝光，因为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光的。我虽然天天吐槽微博，但是社交网络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表面能看到的。
那么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怎么办呢？在五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实践过一个天才的设想，来填补官僚主义固有的缺陷。简单说来就是两句话：让人民监督先锋队，让群众净化官僚。但是，没有相匹配的制度设计，这就是一句空话。毛主席用其天才而卓越的见识，规划出一个“没有互联网的社交网络”，让源自于基层的黑暗无处遁形。
这个设计简单说来就是在中央成立一个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小组，小组下设记者站、快报组、XF组、宣传组和长途电话组等(还有理论组和文艺组，不过他们是负责另外的工作了)。而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要建立同样的小组，设立同样的配置，这样一个垂直到基层的信息收集与宣传平台就搭建起来了。
记者站会深入基层，专门挖掘各地官僚主义反动素材，收集新闻之后直接交给快报组编纂成文章，再由宣传组交由各大媒体发表，用舆论来制衡官僚，震慑官僚，督促官僚改变。有时候各大媒体不愿意发表或来不及发表的，直接下传到下属各小组，一层一层传递到基层，然后基层干部把大字报贴出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言事二分体制”，但是封建社会的言官同样属于官僚的一部分，所以意义不大。而伟人的设想是把“言官”的职能交给人民，有知识有经验的技术官僚负责治理国家，而如果技术官僚腐化了，人民就用舆论去制衡他、净化他。
于是伟人亲手设计了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这是真正的屠龙术，让处在最基层的官僚主义与贪赃枉法都暴露在光明之下。但是呢，所谓屠龙术，威力过大，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官僚主义这头压下去了，那边民粹主义又抬头了，矫枉过正、用力过猛，也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同时官僚主义的反扑也永远在暗中蓄力，毕竟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是斗争不过老谋深算的官僚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持续动荡，左右摇摆。
所以迷信一点的说法就是真·屠龙术非到万般不得已不能现世，一现世就是血雨腥风，因为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但是整个社会就是在不断破坏平衡中发展前进的，有时候重温一下伟人的天才设想也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
然而官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即便伟人手把手地交给了群众一套方法论，官僚们依然可以深入到群众内部去破坏这套方法论，去扛着红旗反红旗、逆练屠龙术，运动也就因此受到了巨大的破坏与挫折。
这个我们看一看王安石变法就知道了，可以触类旁通了解到官僚集团是如何破坏群众运动的：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
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你不是让我发贷款吗？那我发出去就是了，我也不管发给谁，我发给地主乡绅你又查不到。
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到了基层官吏就变成了8分、9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小人、奸臣的形象出现，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
毛主席有诗云：“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就是华佗这样的神医也对血吸虫这种小虫子无可奈何——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就连毛主席这样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也奈何不了一个个的官僚、吸血鬼。按下这一波，那一块又浮了上来；免了这群人，新上来的又走了老路……我之前说过他最后那次运动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老人家革的不是命，而是人性”。
在毛主席的晚年，一次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主席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哭坏的。”
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家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浅贝

王岐山评毛时代的几大政策，令人叹服！

天涯论坛  李毅看世界  昨天

1、 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王岐山：我们的民族工业化，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建国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咱就不说别的，大家稍微了解点历史，1到8机械工业部，八个机械工业部怎么分出来的？我们这有驻部的纪检组长你们知道吗？工信部的同志应该能说清楚吧？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天，把原子弹爆炸了。

更可贵地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但是我的历史思考里有这条，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这些人是谁培养的？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后），我就听很多人说，甭管是工程师还是科学家，也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他们都跟我说，没有共产党我根本上不了大学，更别说当工程师了，连高中都上不了。很多人都是靠当时党和国家的助学金啊。

现在我们有些人啊，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刚解放就“包产到户”好了？

王岐山：再一个我给你们讲农村，现在都讲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我确实参加过八十年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联产责任承包制、包产到户毫无疑问从体制和机制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当时啊，如果刚解放就包产到户就好了”。我认为你缺乏历史的知识。
至今我还和一些同志们还在谈起，中央的同志们我们一起聊啊，我是深深知道，如果没有三十年大兴水利工程（农业会怎么样）？那天还说起南水北调，（中央）去南水北调团城湖那边植树，就说起这个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

3、为什么这么多奇迹出现在毛泽东时代？

王岐山：同志们，我前一段时间到河南看了红旗渠，什么时候修的？最困难时期修的啊！对吧。如果没有那样的水利工程（农业会怎么样）？我还想幸好修了！湖北的、（浙江的）同志都知道，新安江修水库淹了多少，那是整个县城，请问现在再修这样的水库，你们想一想，得什么成本啊？

许多见过红旗渠的人都问我：当年，生活那么困难，工具那么简陋，资金那么缺乏，怎么就能创造出那样惊天动地的奇迹？我总是告诉他们那样的奇迹只有毛泽东时代能够创造！几千年来，林县山穷水恶！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为什么就没有人修一条红旗渠来？难道是林县人懒？
那时候，中国的奇迹很多，与林县相邻的安阳县也修成了一条“跃进渠”，规模不次于红旗渠，还有南京长江大桥、八万座大中型水库，大江大河的治理成渝铁路、成昆铁路、三线建设、两弹一星，首都十大建筑、许多重大科技突破、建立中国工业的基本构架、解决七亿人的吃饭问题，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奇迹数也数不清。

为啥这么多奇迹都出在毛泽东时代，而不是其它什么时代？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当了主人，不是为官员修，不是为资本家修。毛泽东时代，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干部带头参加劳动。

县委书记杨贵带头修建红旗渠
靠毛泽东思想，将亿万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才是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生产力，集体能量和集体智慧才是最伟大的创造力。有了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出那么多奇迹。


1969年7月8日，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这条渠1960年动工兴建，总干渠长104里。红旗渠建成后，林县水浇地面积从不到1万亩扩大为60万亩。


王岐山： 还有毛主席提倡的农业的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卫生。

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1958年提出来的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因地制宜地采取这些措施，对农作物稳产高产是很有效的。简称八字宪法。

4、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是大仁政

王岐山：历史上血吸虫病从来是往长江一带里涌，结果血吸虫病竟然被根除。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劳动力素质啊，身体素质啊！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解放前，疫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者10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我们采访今年79岁的吴振才，年幼时亲眼见到很多晚期血吸虫病人，大着肚子在痛苦中死去。“骨瘦如柴，常常是人在门槛里面，肚子却在门槛外。”吴振才说，血吸虫病流行给疫区百姓造成极大危害，新中国成立前余江县到处可见田地荒芜，坟堆遍地。

血吸虫病患者
解放后，我党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区余江除灭血吸虫病，治好千余人。1955年冬，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毛泽东还亲自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亲自制定规划。

图为医生在湖区调研血吸虫病传染源情况。
疫区余江县人们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发挥冲天干劲，与瘟神作战。并大力兴修水利，填平沟壑，根绝血吸虫的滋生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根绝了血吸虫病。

王岐山：你们现在对这方面（的了解）还不如一些境外的老华人啊，也包括台湾的，他们回来以后都不相信啊，我说的不是现在回来啊，我指的是七十年代刚改革开放初，就78、79，八十年代初，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农村能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农村是凋敝不堪呐。
5、 老人家有远见啊！

王岐山：我们常说要不是当年老人家有远见啊，那么困难的时候，累着裤腰袋，17年没长过工资，硬是把原子弹、氢弹给搞出来了，那时候谁管得了中国啊，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现在要发展核武器，我看这问题还大了呐！
我国没有核武器，毛主席建国初期就说了，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我们有和没有不一样啊。当时的陈毅外长兴奋地说：有了这玩意，我这说话腰杆就硬了。

现在这年轻人爱穿越，我说你们好好穿越穿越中华民族的历史，你们也不至于最后变成历史虚无主义！月亮是人家的圆！你们也不至于没有爱国主义这种情怀，也不至于没有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骄傲、自豪和自信。是不是这样啊？

浅贝

陈云：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


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他始终念念不忘地嘱咐后来者（包括“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各人的成就和贡献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败？为什么陈云能够创造这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



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



陈云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







陈云谈学哲学重要性谈得最多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这种时期，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



陈云几年后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他后来和邓小平说过这段经历，邓小平十分赞同，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陌生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很殷切的期望。于是，他再次着重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向邓小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



两天后，邓小平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把主要精力用在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



陈云提倡学哲学，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去对待它，那样不可能真正懂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前面所说陈云学习哲学时付出的那种艰苦努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必须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那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陈云常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唯实”。在作决策、采取行动时，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经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陈云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是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为什么陈云领导经济工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解决？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的。



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对此，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掌握交换、比较、反复这个辩证法



从实际出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个侧面，并且不断发生变化，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决不能把走马观花时获得的一点粗枝大叶的印象、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当作客观实际的全部，而且还自以为是，那样没有不跌跤的。



人们常说陈云处事“稳”和“细”，这确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过：“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



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陈云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三种方法。



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换一下意见，就会得到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



比较，是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使判断更正确。



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对关系重大的问题尤其应当这样。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



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从不简单地照抄套用那些现成的方案，而是敢于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种探索总是慎之又慎，力求做到最切合实际状况。



他在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看法，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一旦把事情弄清了、看准了，就下最大的决心，顶住各种压力，坚持贯彻到底，做出结果来。



可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陈云如何处理异常棘手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作为例子。



那时候，粮食供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紧张，不法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十分猖獗，粮价上涨，全国刮起一股抢购粮食之风，人心开始浮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怎么办？他广泛听取意见后，考虑了八种处理办法，如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慎重地比较每一种办法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情况，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合称为“统购统销”。



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在征购数量和牌价等方面都作了恰当的规定。事实证明，在物资十分缺乏、经常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正是根据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经验，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嘱后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1989年9月，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



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地嘱咐后来者（包括“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浅贝

毛主席诞辰127周年：这副纪念毛主席的对联，让人拍案叫绝！




毛主席的功绩与日月同光，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
在毛主席离开的四十多年里，我们还是持续不断、风雨无阻地，以不同方式纪念他。
在歌声里，在回忆录里，在视频里，在电影里，毛主席的身影、言行举止，总是那么让人感动。
近年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诗、词、歌、赋等文体里，也都不断涌现纪念毛主席的“绝妙好辞”。
比如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对联文体方面，这一副赞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对联，就是很好的代表！

上联：
一心为民、两个务必、三大战役、四渡赤水、五卷雄文、六亲殉国、七御外敌、八字宪法、九评反修、十论关系，背负青天朝下看，人间正道是沧桑，泽东恩泽华夏。
下联：
工人当家、农民做主、兵士精忠、学子报国、商界清明、土地归公、水利兴邦、木盛业旺、火红年代、金光大道，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润之德润神州。
这一副对联精彩绝妙之处在于：
上联嵌进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
用十项丰功伟绩赞颂毛泽东恩泽华夏。
下联嵌进了“工、农、商、学、兵、金、木、水、火、土”十个名词。
从十个方面成就说明毛泽东德润神州。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
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

202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仍然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今天，让我们一起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走进毛泽东▽

127年前的12月26日，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那个山沟沟里，诞生了乳名叫山伢子的毛润之。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救星：
他唤醒了东方睡狮，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
砸碎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才有了今日之国富民强。

他的声音，充满力量





他的照片，充满魅力

图片图片图片
他是革命家，是战士，是诗人，是领袖。
他一生信念坚定，为了革命的胜利，多次遇险仍不改初衷，为党的事业执着奋斗！
他一生文韬武略，虽极少用枪，却指挥千军万马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他一生文采飞扬，留下了一句句至今仍光芒四射的千古名句；
他一生心系人民，一心为公，带领中华儿女走向富强！
他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宝贵遗产：那就是骨气、志气、勇气和正气！

图片

毛泽东，

他是一位伟人，心系人民，
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他是一种精神，引导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他是一种怀念，来自人民，
历经时代，风雨不变！

2020年12月26日，
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吃水不忘挖井人，
一代伟人不应该被遗忘！
让我们一起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

浅贝

中美军队唯一的共识——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原创 罗援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7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缅怀这位“人民的大救星”。



我则利用到长沙讲课的机会，来到毛泽东主席青少年时期曾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湘江之畔，面对滔滔的江水遥望历史，展望未来。



水波粼粼中我似乎听到了当年湘江两岸寒风呼啸，我似乎看到伟人跨过历史的硝烟正在向我们走来。



江风拂开我手中的纪实文学，眼睛突然定格在一次震撼人心的对话上。它告诉了我们，毛泽东为什么伟大？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可须臾偏离。


几年前，中国的军事记者曾经到美国的西点军校去访问，无意间邂逅了该校的军事教官。于是，他们展开了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这次思想的碰撞激荡出许多耀眼的火花。



中国记者问：越战与韩战有什么区别？



美军教官答：前者主要败在政治上，后者则完完全全败在军事上。前者败在政治上也是受后者败在军事上的影响，因为美国忌惮于韩战中的教训，畏惧中国的警告，没有敢把战火燃过北纬十七度线。



中国记者问：韩战对于美军来说，是“平局”还是“败局”？



美军教官答：单从地理上讲，中美较量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不言自明。



图片



中国记者问：美军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指挥问题？还是战斗力问题？



美军教官答：两者都有。首先，从战斗力来看。美军参战部队都是王牌部队，却屡遭失败，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由此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再从指挥上看，麦克阿瑟将军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朝鲜战争。他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



但这也不完全是他一人之过，因为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时的中国军队就是一群被人驱赶宰割的鸭子。但是，没想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



中国记者：对美军的失利你怎么看？



美军教官答：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 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麽丢脸的事。



中国记者问：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怎么看？



美军教官答：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


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中国记者追问：此话怎讲？



美军教官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此时，对话已经上升到一个哲理的高度。没有人在给这位美军教官“洗脑”，是历史在给他“洗脑”，是严酷的战争现实在给他“洗脑”。



也许美国政客会编造出一千条一万条谎言来进行战略欺骗、战略误导，但唯有这句话肯定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无可奈何的哀叹。



也许中国的公知们会对中国军队有一千条一万条指责和非议，但唯有这句话是他们怎么也颠覆不了的真理。   



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真理也要经过历史的考验，烈火识真金，日久见人心。



经过战火的洗礼，抚平时空的沧桑，我们越发感到“毛泽东化”的弥足珍贵。



图片



毛泽东化，就是无产阶级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工农而战，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革命理想高于天。



毛泽东化，就是中国化。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不拘泥于洋教条，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机动地量敌用兵。



毛泽东化，就是党性化。以党的意志为最高意志，以党的宗旨为最高宗旨，对党绝对忠诚，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毛泽东化，就是无畏化。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顽强地战斗下去。



毛泽东化，就是廉洁化。官兵平等，以身作则。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图片



毛泽东化就是毛泽东化。只有毛泽东才能创造出毛泽东化。毛泽东以他的理想信念、以他的雄韬伟略、以他的牺牲精神、以他的坚定意志、以他的才华学识、以他的人格魅力、以他的丰富阅历，特别是汲取了全党的智慧，形成了具有毛泽东个性的治国治党治军模式。



实践证明，只要我军实行了“毛泽东化”，我军就可以从无到有，转败为胜，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胜利。



反之，如果背离了“毛泽东化”，我们就会未战先败，即便武器装备再先进，也只能重蹈美军“钢多气少”的覆辙，永远不会步入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列。



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军队的认知达到了意外的契合。

浅贝

某件事的相关问题都被删了，用电影“阴阳怪气”一下好了。
《让子弹飞》里，土匪张麻子假扮县长，带着百姓把鹅城恶霸黄四郎家给抄了，黄家几代剥削百姓来的家业一天之内被搬空，大快人心。


在黄四郎落败那天，张麻子和他抽烟聊天。他问黄四郎：“你觉得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黄四郎先回答钱，又回答“我”，张麻子都摇摇头。他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这句话很有意思。张麻子推翻黄四郎，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取代黄四郎本身，成为新的地头蛇。张麻子的革命，是为了鹅城人人平等，不准百姓“跪官老爷”，是为了鹅城“没有黄四郎”。



黄四郎是什么人呢？电影里的一些线索可见一斑：他有一个大碉楼、有自己的武装、有富可敌国的家业、有买来的数张县长委任状……最重要的，他有无视规则的威权。


他可以暗通城内的大家族，搜刮百姓的钱，然后“三七分成”。他手下的武人重伤了小贩，小贩反而在法庭上磕头认错，说是自己“挡了武举老爷的路”。他甚至可以让人利用“法律”，去构陷张麻子的兄弟，去佯装“正义”，又是挖肚子找凉粉，又是让手下假扮麻匪混淆视听。

可以说，法律和规则，在黄四郎看来，是愉悦心情的玩物、是排除异己的工具、是养在自家院里的摇钱树。


假如鹅城有一个古时传下来的美丽宫殿，以黄四郎的狡猾霸道，他一定会说人人都有去参观的资格，就像他总是对百姓说让大家捐款是为了除匪，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然后又一边找空子享受特权，说每月有那么几日，宫殿要例行维护，把百姓拒在门外，自己却带着家丁架着马车去游玩。


黄四郎一直是这么坏的吗？不一定，电影里很多细节，比如黄四郎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收藏有一颗辛亥革命时的地雷，都在指涉着黄四郎曾经在日本留学，追随过孙中山，颠覆了满清封建朝廷。



黄四郎不是生下来就是官僚恶霸，他也曾经是满腔热血的革命党人，只是得到胜利果实后，堕落了，腐化了。


他曾经，也是“张麻子”。可以说，张麻子和黄四郎，隐喻的，就是孙先生的两位弟子。


在胜利的那天，麻子的兄弟们要跟大哥告别，说跟着大哥太累、不轻松，要去上海去浦东，去繁华的地方，张麻子又怅惘地意识到，自己的兄弟们，在鹅城革命胜利后，可能又要变成新的“黄四郎”了。



所以，推翻一个黄四郎，天下就太平了吗？张麻子是悲观的。黄四郎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精神象征、更是人类永恒的梦魇。这种周期循环和无尽轮回，用现在时兴的话讲，就是“屠龙的少年终将变成恶龙”。


张麻子可以自律，做有理想人格的热血赤子，可他能保证自己的兄弟是吗？更不用说他死后，他能保证自己的后代是吗？


大战前夕，张麻子让兄弟在黄四郎家的门上用枪打出一个叹号和问号，叹号终结了这个时代，问号则在拷问下一个时代，甚至拷问到了2020年。



在兄弟们驶向上海的火车上，张麻子看到了黄四郎的背影，他肉身已经自尽，可他的灵魂，却依然萦绕在世间。张麻子拉紧手里的马缰，追随火车而去。

浅贝

曾经我以为《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兼具思想与艺术的代表，机缘巧合我才发现，至少思想这一点，《让子弹飞》更高一筹，因为它开民智。
1.看不懂的人可以故意看不懂，
2.看不懂的也可以慢慢去看懂，
3.看不懂的也会自以为自己看懂了；
4.看懂的可以假装看不懂，
5.看懂的也可以看得更懂，
6.看懂的也可以帮助别人看懂，
7.看懂的也可以让看不懂的永远看不懂。
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不知道在电影史上还是否有类似的作品。我原来是第二种人，后来有点第五种人的意思，我希望做第六种人，生活却总是让我们做第四种人。我同情第三种人，这个群体我猜想体量很大，他们有的拒绝学习、懒于了解，有的是无法了解、不去相信。至于第一种人和第七种人，他们不是我这个级别的人能够达到的类别。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是至理；全信书不如无书也是至理，至少历史教科书，我们做的工作未必比日本好到哪里去。    追求真相，于现实，可能费力而无用。但千万英烈为了理想而牺牲，为了“公平”的理想牺牲。这中间也裹挟了很多说真话的人和无辜的人，这样的错误也只有在非阉割的真相面前才不会重演。但有一点，在无知的条件下，如果对历史人物、历史做出了错误的认识，对不起那些英雄。

另，张麻子从未变成黄四郎。

浅贝

偶然看到有文章解读《让子弹飞》这电影，让我突然想起要看这部电影。记得当时还是很轰动的，只是没去看。
在网站上看了电影，确实寓意深刻，特找了二篇读后感。
找时间再看几遍。

浅贝

毛主席最富激情的演讲：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是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时间1954年9月15日，全文630字，题目《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语言精炼、内容丰富、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是一篇伟大的历史宣言书，也是毛主席最富激情的演讲录音。


致辞结束后，毛主席特意走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张治中先生面前，对他说：“你胜利了。”



原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当张治中得知毛主席不准备在开幕式上讲话后，他就找到周恩来和彭真提出，建议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但毛主席拒绝了。



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信中写道：“这次人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过了两天，毛主席找来张治中，说：“就只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即使这样，他仍不愿意发表讲话。但到大会开幕时，毛主席除了主持会议之外，还发表了讲话，而且是如此充满激情与力量，这令张治中喜出望外。



后来，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本来不准备说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也多亏了张治中的此次“胜利”，不然大家就不会聆听到开幕式上毛主席那一句句振奋精神、鼓舞人心的话语了！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