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

浅贝

李嘉诚赌错了？英国突然传来大消息，一场大戏上演！！

一

双十二，什么日子？

什么，网购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

其实，今年的双十二，除了咱自家网上的买买买，更重要的，是英国将举行一次决定自己未来的选举，选出新的执政党和首相。

为什么说这次选举，决定英国未来？

除了这次选举，将决定英国脱欧的方式，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次挑战保守党党魁、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是工党领袖的杰里米·科尔宾。

大部分中国人，估计对科尔宾不是太熟悉，其实，这老兄早已是英国政坛老司机了，在英国政治光谱中，应该属于激进的左派了。



怎么个激进呢？

在经济上，科尔宾主张社会公平，要求将富豪的个人所得税提高到50%，将企业利润税提高到40%，同时大力实施国有化，大幅降低军费预算，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英国人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水平。

在政治上，科尔宾希望阻止英国脱欧的进程，并主张废除国王和王室，彻底废除英国的贵族制度，将英国变成一个没有君主的纯议会制国家，打破阶层固化，推进社会流动和公平。

听起来是不是很不靠谱？

然而，在现在这个不靠谱的世界，以前看起来不靠谱的事情，都有可能变成现实。

今天凌晨，约翰逊和科尔宾搞了大选前最后一场电视辩论，面对面开撕，然后，民调结果显示，有52%的人认为鲍里斯赢了，而48%的人则认为科尔宾表现的更好。



换句话说，这个被全世界看成激进左派的工党领袖，在接下来的一周，一不小心，说不定就成了英国首相。

倘若如此，那么英国就要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二

全世界，最怕科尔宾上台的，估计是两个人。

一个，是英国女王，因为科尔宾公开宣称，要废除王室。

不过，这事科尔宾放放空炮容易，但真做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毕竟，英国老百姓，已经熟悉了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国王是一个虚位，留着，可以怀古，没什么太大坏处。

另一个，则是李嘉诚了，这一位现在可能是真的，在瑟瑟发抖。

为什么呢？

因为科尔宾的经济政策，说白了，就是劫富济贫，而劫富有两手，一手是向富人收重税，另一手是国有化。

前几天，科尔宾在参加议会选举竞选活动时就承诺：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将会让民众免费上网。

“工党领导的政府将让每个人免费使用宽带……这是21世纪的核心基础设施。我认为它非常重要，因而不能交给企业（运营）。”

什么意思？

很简单啊，科尔宾要把英国电信宽带业务给国有化了。

然后，这次，科尔宾又提出，要将能源基建，包括水务系统，也给国有化了，把英国价值620亿英镑的能源基础设施，重新划归国有。

至于为什么要国有化能源基建，科尔宾说得很有道理：

一方面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要让人人都用得起电力和供暖。

电信，能源基建，包括水务系统，看出点端倪了没？

是的，这几个领域，可都是此前李嘉诚，大量抛售手里的中国资产，大笔砸向英国，收购的最重要标的。



李嘉诚在英国投资可不少，这可能是他暮年的收官之战了！据媒体报道，李嘉诚在欧洲投资主要包括基建、电信、零售行业、电网、水、管道燃气等领域，其中英国是“主战场”。

目前，英国天然气近三成市场、电力分销四分之一市场和供水约5%的市场皆由李家控制。此外，港口、机场与金融市场业务也在李氏收购范围之内。

据统计，李嘉诚总投资累计已经超过了4000亿港元。有网友戏称，李嘉诚“买下半个英国”。

原以为自己买了英国基础设施，是低价抄底英国，没想到，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如果科尔宾真的上台了，大刀阔斧地推进国有化的话，那么，李嘉诚真的是阉猪割耳朵——两头受气了。

什么叫引君入瓮？

或许这就是了。

三

有人或许会说，英国不是保护私人财产吗？怎么会搞这种国有化，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事？

别逗了，国有化这档事，英国又不是没干过。

二战以来，英国就搞过两次国有化，都是在工党领导下。

第一次，是在1945年，艾德礼打败了丘吉尔，当选首相的时候。

那一次艾德礼工党政府，推行煤矿、铁路等基础产业国有化，掀起战后英国第一次国有化高潮。从1945年到1951年，约占国民经济部门的20%实现国有化。

第二次，是1974年3月，威尔逊工党政府执政的时候，同样在英国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

到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5%，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8．1%。

这里，我不想去评论英国国有化的家长里短，我要说的是，国有化，英国已经搞过两次了，再来一次，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英国都是怎么搞国有化的？

科尔宾团队说了：被收归国有的这些公司的现有投资者，将以议会决定的价格，得到政府债券的补偿。

这个也真是挺狠的：

1、议会决定的价格，也就是，议会说多少，就多少。

2、补偿的，不是现金，而是政府债券，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是英国政府开的“白条”。。。

如果真的这么搞，精明半生的李嘉诚，在其人生最后的收官之战，可能真的要走麦城的。

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了！

四

要参君一直认为：战略目光和认知能力，对一个企业家，是最重要的。此外，在战略之上，还有更高的因素：一个人的德行高低，及福报大小！

正如《了凡四训》说的：“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对此，要心存敬畏！

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故土、对自己的同胞，应当怀有感恩之心、回报之行。这样，你才会有更大的福报，来支撑你未来！

反之，对自己的国家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当它处在顺境时就一头扎进去牟利，当它面临难关时就弃之不暇，那么，即使你算盘打得再精，一旦福报尽了，早晚逃不脱衰败的命运！

李嘉诚曾公开的说道：“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

他说的，就是真话，如果简单从商人的角度，我们不必苛责于他。

但是，如果从更高道德来衡量，李嘉诚相比起霍英东、曹德旺这样的企业家，其格局和境界的差距，还是有云泥之別。

比如，已经去世的霍英东：最是梦萦家国，乡土岂可遗忘？

霍英东早年为了祖国发展，得罪港英政府，中年为了改革开放冲在前方，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晚年为了祖国体育事业，费尽心血，更为了家乡的建设倾尽所有。

即使到了风烛残年，霍英东唯一割舍不下的，仍然是心中的家国情怀，心心念念，要为祖国做更多的事。



到今天，霍家资产是30亿美元，仅仅为李家的十分之一，但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却比李嘉诚，要高大十倍。

比如，华为老板任正非：“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

今天，中国还在遭遇美国的施压，华为还在以一个企业之力，承受美国举国科技战的打压，而华为的战斗力和向心力，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任正非的公正无私和战略眼光。



“我若贪生怕死，何来你们英勇奋战！”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一个替14亿国人扬眉吐气的中国企业，看到了一个70岁还在战场拼杀，从不享受安逸的中国企业家！

“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这一刻，眼角湿润了。一个再有钱、再强大的人，永远都不能忘了自己的父母。而今天有很多人，父母老了、行动不便了，就开始嫌弃了！

“对不起，我的钱不多，拉了富豪们的后腿”。任正非把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自己只拥有公司1.4%的股权。华为员工平均约为60万元，你在公司呆的时间越长，对应每年的分红就越高！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任正非出身贫寒，是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底层人民苦难的中国企业家。

所以，他不像其他企业家大谈财富，他讲的是要爱国，爱这个国家，希望这个国家繁荣富强，不要再让人欺负了，讲的是中国人要团结！

再比如，我们的玻璃大王曹德旺：用实业振兴我大中华！

小时候，曹德旺家穷到吃不起饭，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

长大后，他终于赚得百亿家产，却用来捐款、做慈善、修寺院，累计高达80亿元，但他从不大肆宣扬，因为他觉得，财富只是自己在马路边捡到的东西，应当和大家共享。

曹德旺曾经在1995年的时候，拿过美国人的绿卡。但到2005年他发现，福耀两个字会是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曹家移民，中国没有汽车玻璃。

这时候他跟美国人讲：我把绿卡还给你，不要了，三个孩子，老婆全部撤回去。因为我的根在中国，我必须向历史负责！

他说过：我是实业家，对那些为了钱的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种热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财富，而且还会成为做事业的动力。

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享受，是为了中国靠我们共同去努力能够强大起来，这是我真实的话。

这就是曹德旺，福耀玻璃的老板，玻璃大王曹德旺！！和任正非一样，这两位70多岁的老人，闪耀着同样的光芒：几十年里，他们不炒房地产、不进行资本运作，只坚守一件事情：用实业振兴我大中华！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会记得，中国真正的脊梁，不是那些所谓在商言商、事事逐利而行的李嘉诚们，而是满腔爱国之情、一生热血难凉的霍英东，是百战不死、雄才大略的任正非，以及千千万万个爱国、睿智的曹德旺！

2019年，正因为有了华为、福耀玻璃等企业，有了任正非、曹德旺等企业家，每一个中华儿女自强奋进的信心和勇气从未如此之强！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不再随意被人压制、 任人宰割，而是被敬畏、去引领！

我们也因此看到，伟大的企业家，不应当只成为一个赚钱机器，而要有更高的境界和胸怀：

让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

让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

让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

浅贝

郭松民 | “自私到骨子里的大学生”是怎样炼成的？

“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走向星辰大海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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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杀女生那件事，过去了好几天，也看了她的男友牟林翰与她的聊天记录，感觉脊背发凉，非常无语，直到昨天看到孙立平教授的《自私到骨子里，却那么的理直气壮》一文，觉得也有必要说点什么了。

的确，孙教授说的对。牟林翰不是一般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自私到骨子里”。他不是人格缺陷，而是“理性选择”：

这个女孩是我的，因为有瑕疵（不是处女）不想要了，那么就要在脱手之前毁掉她——让她流产一次或者做结扎手术，并把切掉的输卵管送给他。


孙教授担心牟林翰未来从政，这个担心是对的。

但如此自私的人，放到哪个领域，都令人不寒而栗吧？像孙教授那样成为教授就好吗？天晓得他会培养出多少小牟林翰，并且又会祸害多少女学生？他如果去经商、做企业也很可怕，谁能知道他会为赚钱而做出怎样伤天害理的事？

不过，孙教授的文章也有明显缺失，就是没有分析牟林翰之所以成为牟林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对牟林翰个人一味进行谴责，意义是不大的，只有找到原因，反思我们走过的路并引以为戒，才是有意义的。

牟林翰显然不是孤立的个案，在任何意义上他都足以被称为一种“现象”，并不是牟林翰们改变了历史和文化，而是历史和文化造就了牟林翰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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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在价值观的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 道路。

1895年爆发了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点。

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上国被一直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踉跄大败，这刺激了中国的精英阶层。

从那时起，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开始从“为私”向“为公”方向转化，国运也开始渐有起色。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救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里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是毛主席在延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培育了整整两代人，包括“革命一代”和“建国一代”。他们在这一价值观的支持下，完成了革命、建国、工业化、两弹一星以及多次保家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今天一切成就的基础。

再次的转折发生在八十年代。从那时起，“为私”的价值观又渐渐重获正当性。




1980年，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发起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即“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而讨论的结果是，“为公”意味着虚伪，“为私”才是真实的。

这里一个时代性的因素是，中国被裹挟进了新自由主义的潮流，而新自由主义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其所要求的价值观必须是个人主义的，“为私”的。

类似雷锋这样的人，既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在文化意义上被消灭。

而“为公”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总是和公有制，和“以厂为家”、“以社为家”等联系在一起的，其逻辑是，“为公”的价值观越强烈，公有制就越巩固；同样，公有制越巩固，一心为公的人就越受到尊敬。

所以，不解构“为公”的价值观，不鼓励自私，就不能适应新自由主义的潮流。

当然，对精英们来说，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不能明言的动机是，只有“为私”的价值观重获正当性，甚至“香起来”，他们才能凭借手中的资源优势、地位优势在“竞争”中获胜，最大限度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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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教育、文化都在为“私”字鼓吹，有老师公然在课堂上讲，读书就是为了“买豪宅，娶美女”，有教授告诫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挣不到四千万，别回来见我。

2008年，我曾经历了和汶川大地震中丢弃学生单独逃跑，并在事后振振有词，认为自己跑而有理的“范跑跑”的电视争论，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倡“为私”舆论力量的强大——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认为这种“只顾自己逃命”的做法体现了“人性”，甚至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

在这样的潮流中，出现牟林翰这样“自私到骨子里的人”也就毫不奇怪了。包括那些为出现“精致利己主义者”和“自私到骨子里的人”痛心疾首的教授们，在历史面前，都难辞其咎，都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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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教授担心的对！牟林翰已经跨进精英的门槛，他已经精心设计好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无论未来是从政、从教、从商，他的前途都一片“光明”。

就个人而言，生活在一个牟林翰们洋洋得意、畅通无阻的世界，想想都令人感到恐惧。

就国家而言，我们也应该问一问——


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走向星辰大海吗？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去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吗？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令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天下归心吗？最后，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如果不能，就应该想想怎么办了。

浅贝

大投资家彼得·林奇：为什么我选择提前退休，以此避免一个悲惨结局


导读：

彼得·林奇是投资界的传奇，这位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第一理财家的人，他管理的麦哲伦基金投资13年收益率高达29倍，资产由原来的2000万，增长达到了90亿美元，堪称投资神话。

彼得林奇在人们的眼中，就是财富的化身，他说的话是所有股民的宝典，他管理的基金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

由于资产规模巨大，彼得林奇13年间买过15000多只股票，每周工作80小时！

不过彼得·林奇只干了13年就退休了，为什么他会急流勇退，提前选择退休呢？




以“股票多情种”名闻天下

1990年5月31日，咔嗒一声，我关掉了科特龙证券行情报价机，走出了我在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办公室。到这一天为止，我已经在麦哲伦基金工作了整整13年。

回首往事，13年之前的1977年5月，我刚刚掌管麦哲伦基金时，吉米·卡特刚刚就任美国总统，并且他承认自己心中仍然对女性充满了渴望。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充满了渴望，不过和总统先生不同的是，我所渴望的是股票。

最后我统计了一下，我管理麦哲伦基金期间买过的股票总数高达15000多只，而且其中很多股票还买卖过好多次。怪不得大家都说，（期乐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ID:qlhclub）从来没有见过一只林奇没有喜欢过的股票，结果搞得我以“股票多情种”闻名天下。



离职绝非心血来潮

我的离职确实十分突然，但也绝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1985年，道琼斯指数冲破2000点的指数大关时，我自己也冲破了43岁的年龄大关。人到中年，还要追踪关注上万家上市公司股票，已经让我感到为这份工作付出的个人代价实在太大。

尽管我管理的基金投资规模已相当于厄瓜多尔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很风光，但是我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个人生活代价。我无法享受经常与家人相伴的幸福时光，无法享受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的天伦之乐。

孩子们长大时变化可真快，简直一个星期一个样。几乎每个周末，她们都得向我自我介绍，这样我这个平日只顾忙于投资却根本不沾家的老爸才能认出来谁是谁。

当你开始把房地美(Freddie Mac)、沙利美(Sallie Mae)、房利美(Fannie Mae)这些公司股票简称和家里孩子的名字混在一起时，当你能记得住2000只股票代码却记不住家里几个孩子的生日时，那你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作狂，在工作中陷得太深而难以自拔了。

到了1989年，1987年所发生的股市大崩盘早已成为往事，此时股市又再度平稳前行，我的妻子卡罗琳，还有我的宝贝女儿玛丽、安妮和贝思，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庆祝我46岁生日。在生日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心头忽然一震，我突然想起来，我的父亲就是在他46岁时离开人世的。

当你意识到自己竟然已经比父母活得还要长寿时，你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原来自己和他们一样也要离开人世；

你才开始意识到，自己能够活着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短暂，而之后的死亡却会是无比漫长的；

你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以前不懂得珍惜宝贵的生命时光，不多花一些时间陪孩子们去参加学校里的体育比赛、去滑雪、去看橄榄球赛；

你会提醒自己，再也不要当一个工作狂 了，因为没有人在临终时会说：“我真后悔没有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生活肯定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我也曾经试图说服自己不要离职继续工作，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需要我那么多的照顾了，但在我心里十分清楚，事实上正好相反。

在他们一两岁刚会走路的时候，会整天摇摇晃晃到处乱跑，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当父母的就得不停地收拾残局。但是，跟着刚会走路的小孩屁股后面收拾东西，要比长大后辅导照顾他们轻松多了。

你想想看，天天辅导小学生那些我们这些大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外语或数学作业有多烦，无数次开车送他们去学打网球或壁球有多累，一次又一次在成长过程中安抚他们刚刚受到挫折打击的脆弱心灵又有多难。

要想与孩子身心成长的步调保持一致，父母就必须花上很多周末的时间，去听孩子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绞尽脑汁记住那些摇滚乐队稀奇古怪的名字，陪着他们去看大人们自己根本不愿意看的影片。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但只是偶尔做过几次而已。

每到周六，我不是待在家里而总是待在办公室里，不是陪伴孩子而是陪伴着堆积得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的文件资料。极少数情况下，我也会带孩子们去电影院或比萨店，但我的初衷却不是带孩子玩，而使为了股票投资来进行实地调研。

正是孩子们的推荐，才让我知道了比萨时光大剧院(Pizza Time Theater)和墨西哥快餐店琪琪(Chi-Chi's)。不过我后悔的是，当初真不该买了前一家公司的股票，当初也真不该没买后一家公司的股票。

到如今的1990年，玛丽15岁了，安妮17岁了，贝思也7岁了。玛丽已经到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每隔两周才能在周末回一次家。这个秋季，她一共踢了7场英式足球赛，可我只去看过1场。

我平时实在是太忙，以至于我们家的圣诞贺卡足足晚了三个月才寄完。我们专门为孩子们准备了一本纪念册，结果呢，积累了一大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很有意义的事件记录，却没有时间整理黏贴到纪念册里。

即使在那些我没有加班的日子，我也很少能早些回家。我参加了一些慈善组织或是市民组织，我自愿提供义务服务，所以我经常得抽空参加某一家的会议，为此只好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都把我安排到它们的投资委员会里。

为一个高尚的目标来选股无疑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种工作，但问题是，一方面麦哲伦基金的工作压力持续增加，同时社会上对我参与公益事业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当然，我的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也越来越难，需要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也越来越多，作为家长每天需要开车接送她们所花的时间自然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我做梦梦见的都是股票，而不是我的妻子卡罗琳。我和她最浪漫的约会也不过是在开车进出门时打一个照面而已。在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时，我只好向医生坦白，我唯一的运动就是吃过饭剔剔牙。

我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年半里，我竟然没有读过一本书，过去两年里，我看过三场歌剧：《荷兰飞人》、《波西米亚人》和《浮士德》，却连一场足球赛也没看过。这让我得出了第1条林奇投资法则：“如果你看歌剧与看球赛的次数之比是3:0，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生活肯定有些地方出问题了。”

提前退休后的出路选择

到了1990年年中，我终于醒悟，这份工作再也不能干下去了。我想起了那位与我们基金同名的航海英雄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他也是提前退休，隐居到一个偏僻的太平洋小岛，可是我发现他后来被当地愤怒的土著人撕成了碎片，他这种退休后的悲惨遭遇让我犹豫再三。

为了避免同样的悲惨遭遇，被成千上万愤怒的基金持有人撕成碎片，我专门会晤富达基金公司的老板内德·约翰逊，还有经营主管加里·伯克海德，讨论如何让我安全平稳地离开基金管理的工作职位。

我们的讨论十分坦诚和友好。内德·约翰逊建议我继续留下来，由我担任富达旗下所有基金的团队领导者。为了减轻我原来管理120亿美元基金的巨大工作压力，他答应让我管理一个规模更小的基金，比如1亿美元。

但是，尽管新的小基金的规模只是我原来管理的老基金的1%，但按照我的个性，我仍然会像管理原来的大基金一样倾注同样多的潜力，我仍然会每个周末都在办公室度过，因此我婉言谢绝了我老板的建议。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管理麦哲伦基金的同时，我还为几家大公司管理着一个10以美元规模的员工养老基金，包括柯达、福特汽车和伊顿百货，其中柯达的份额最多。

我管理的这个养老基金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没有任何投资限制，因此投资业绩比麦哲伦基金还要好。比如，这个养老基金能够将其5%以上的资产投资于一只股票，而根据法规规定共同基金就不能如此。

不管我是不是离开富达基金公司，柯达、福特汽车和伊顿百货三家公司都希望我能够继续为他们管理养老基金，但我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除富达基金公司以外，我还收到了无数邀请，由我出面组建一个家林奇基金，成为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那些准备参与组建基金的发起人对我说，只需在几个大城市搞一次时间短暂的路演，（期乐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ID:qlhclub）发售数十亿美元的基金份额绝对不成问题。

从基金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封闭式基金的吸引力在于，无论投资业绩多么糟糕，基金都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客户。

那是因为封闭式基金只能交易而不能赎回，和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默克制药(Merk)、宝丽来(Polaroid)等股票一样，每一个封闭式基金卖方都有一个对应的买方，所以基金份额总数和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一样是保持不变的。

然而，对于麦哲伦基金这样的开放式基金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开放式基金持有人想退出基金，就可以向基金要求赎回，基金就必须根据基金单位净值支付相应的现金，基金份额相应减小。

一旦一家开放式基金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投资者就会纷纷赎回基金，把资金转移到这家基金的竞争对手，或者干脆退出股市投入货币市场，这家基金规模很快就会大大缩水。这就是为什么开放式基金经理根本无法像封闭式基金经理那样夜夜安稳入睡的根本原因。

搞一个规模为20亿美元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林奇基金，就像一家流通股本为2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一样，能够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除非我犯了一连串的重大错误赔光了所有的钱），我可以每年稳拿0.75%的管理费（相当于每年1500万美元），一年又一年，年年都可以如此。

单单就赚钱而言，这个主意太有诱惑力了。我可以雇些助手来选股，把工作时间减到最低程度，让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打打高尔夫，多陪陪老婆孩子，有空再去看看波士顿红袜队、凯尔特人队的球赛，当然还有《波西米亚人》等歌剧。不管我的投资业绩战胜市场还是落后于市场，我都可以拿到同样丰厚的管理费收入。

但是这个安排仍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第一，我对战胜市场的渴望程度远远超过我对落后于市场的容忍程度；第二、我一直相信基金经理应该自己独立来选股而不依靠别人。

因此，即使是管理这样一个可以保证丰厚收入的封闭式基金，我还是会重新回到和原来管理开放式基金一样的工作狂状态。即使是周六也照样会一天到晚待在基金办公室里，在成堆的年报中迷失真正的自我；依然和以前一样，只是一个钞票越赚越多但是时间却越来越少的可怜家伙。



选择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我曾经听说，有很多的百万富翁庆贺自己错过了本可以更加富有的机会。我过去一直对此非常怀疑，能够对大赚一笔的诱人机会说不，这可是很少人能够享受得起的奢侈。

如果你够幸运，和我一样赚了相当多的钱，当赚的钱多到一定程度，这时候你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是继续为了赚更多的钱而生存，辛辛苦苦一辈子只是做金钱的奴隶呢，还是让你赚的钱为你服务，从此成为金钱的主人，让自己享受更多的人生幸福呢？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写过一个非常贪心的农夫的故事。有个魔鬼答应这个农夫，一天之内，他用脚能圈下来的土地，就全部属于他。这个农夫拼命跑了几个小时，就圈到了好几平方公里的良田。

这些土地他一辈子都种不完，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好几代子子孙孙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

这个可怜的家伙已经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他想停下来，他想：圈的地已经足够大了，再继续跑下去圈更多的地，对自己又有和意义呢？

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继续跑啊跑啊，总想抓住这次机会尽量多圈一些土地，直到最后再也跑不动了，精疲力竭倒地而死。

这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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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越来越淡背后，隐藏着一场社会大变迁！


作者：水木然，来源：水木然专栏（smr8700）


为什么现在年味越来越淡？



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没有期待？



为什么周围的一切越来越麻木？



未来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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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拜时代所赐，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先进、科技越发达，人心之间的距离就会越远，人就会越迷茫。

前段时间，世卫组织公布了非常可怕的数据：世界共有4亿人有精神障碍，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还曾说，精神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的重要疾病，抑郁症现在是导致人们丧失活动能力的第五大病因。



19世纪威胁人类的是肺病；

20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癌症；

21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精神病！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物质上的苦不多了，然而人们精神上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看一下现在的日本，我们能预知到很多东西：



日本已经进入一个“无缘社会”：日本每年有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所谓无缘社会：即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人情淡薄、没有关联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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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缘社会”：



是一个没有朋友、与社会失联了的“无社缘”的社会；



是一个没有亲人、与家庭疏离了的“无血缘”的社会；



是一个没有乡愁、与故乡隔绝了的“无地缘”的社会。



这种“无缘”已蔓延至日本的各个人群：老年、中年、青壮年，甚至是少年儿童。



在日本国民中，25%的高龄老人无亲无友；约有54万的年轻人整日宅在家中虚度人生。



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社会变得越来越“智能”，但是年轻人依然需要离家去大城市谋求出路。



大量的年轻人一方面在网络上逃避过多的社会关系纽带，追求着匿名性带来的自由的肆意；另一方面又为孤独而可悲的生活现状而苦恼。



日本NHK电视台观察到“现代人的孤独老死”的现象：



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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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经提前进入发达国家的日本，为什么却又进入了“无缘社会”？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种平衡，物质和精神就是两个对立面，



物质越丰富，人的智商就会越蜕化；

营养越丰富，人的生理功能就越脆弱；

算法越发达，人的思想就越空洞；

知识越唾手可得，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越差；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生相克的，物质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当人类在物质财富这条路上狂飙时，精神世界必然会陷入到无尽的空虚中。



民国时期我们物质很匮乏，很多人都在饥饿中度日，但是却出了很多大师和思想家，如今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瘠，贫瘠到人的精神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的确，人类善于发明创造，然后改造现实世界，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世界的变化越比人类的创新快的多。各种事物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各种变化的周期不断缩短，各种不可预料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们随时都要做各种防范和准备，精神随时都处于紧张和不安中。焦虑，紧张，抑郁，迷惘等负面情绪，已经成为人内心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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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来的最大的挑战，根本就不是人工智能，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癌症，而是人类自己的精神问题。



近年来，社会上发生了很多恶性案件，都是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犯下的，这也让我们警醒。



在之前一个人来伤害我们，往往是为了偷抢我们东西，或者和我们有利益冲突；而现在，一个人来伤害我们，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征兆，这个人甚至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只因为他自己的“精神方面”有障碍，属于精神和情绪极端者，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拿一个路人开刀！我们尽管只是一个路人甲，却随时随地成为别人的牺牲品。



未来心理变态、精神分裂、抑郁、压抑的人会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一个随意的行为，就会将它们引爆，而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种炸弹，生活简直就像十面埋伏……



3



放眼四望，现代人越来越迷惘，自闭，孤独，焦虑，抑郁等，很多人正在异化成一种奇怪的生物，没有理想，没有自我，如同一只只行尸走肉，成为只会赚钱的机器，孤独寂寞又空虚。



很多人早已心如死灰，却只是想争口气，就这么苟活。它们整日忙忙碌碌，其实内心早已死去，生活在绝望的平静里。



然而人们一边寻求着私人空间，又一边渴望着与他人结缘。于是大家在网上交流，互相安慰着“一个人也可以…”。关了电脑手机没了网络，却又对无人可谈心的现实感到孤独。



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座孤岛。失去了血缘、地缘、职场缘，在生命的尽头也失去了身份。



有句话让令人唏嘘：“刚出生时那么得人疼爱，最后送终时却只剩下这个人自己。”



无缘社会似乎离我们很遥远，毕竟中国人最讲亲缘伦理，但是越来越淡的年味，让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出现这种情况吗？有可能。



高速运转，是社会出现的最主要导火线。这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一切行为都被效率主导，每个人都在追求行为的效益最大化。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整个社会的运动模式都切换成了“利益驱动”，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各操各的心，谁也没有“闲心”赔你聊天谈心。



我们见的每一个人、吃的每一顿饭、打的每一个电话、乃至微信点的每一个赞，都需要转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我们越来越冷静，越来越现实，每一次吃饭都是一次谈判，要么是生意要么是工作，每顿饭需要多大规模，由谁来买单，你们都在遵守既定的世俗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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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宁可被网上的明星绯闻所牵绊，却从不曾想主动过给邻座上的同伴打个招呼。



为了谋取更多收入换未来，你背井离乡、抛开父母，一年回一次家，养育之恩都用过年的一个红包来偿还。



你看看现在的你：那么理性、那么麻木、那么机械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就像一台设定了既定程序的机器！



这是一个现实又冰冷的世界，而且今后只会越来越现实。我们已经进入“无利不往”的状态。



人越孤独，越喜欢把自己变的忙碌，其实这都是为了逃避，让“忙碌”成为逃脱一切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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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整日忙忙碌碌，其实内心早就荒芜的死去了。



小时候觉得可以自觉拯救世界，现在发现整个世界都拯救不了自己。



4



未来应对这一切的办法只能一个，那就是修炼一颗强大的内心。



今后拥有强大的内心，远比拥有任何技能/知识/资源都重要，因为这些都会被取代，很容易迭代，而内心越历练越强大。



未来能拯救我们自己的，能抵抗这种孤独感的，只有靠强大的内心，这是应对一切孤独和冷漠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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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学会修心，把每种境遇当成红尘炼心，把无常当有常，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才能抵抗各种焦虑、不安、和抑郁。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未来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修心，只靠蛮力拼搏，人生的痛苦只会越来越多，甚至会走火入魔，走向极端的道路。

浅贝

空降香港的副省级女干部！


卢新宁

江苏女子卢新宁，空降香港的副省级女干部，最新的身份，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从北大才女，到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再到驻港联络办公室，这位女官员，勾勒出不一般的人生轨迹。



2012年，卢新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她说：“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这篇演讲，堪称经典，可帮助我们一窥这位女官员的内心世界。



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卢新宁201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



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



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



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



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



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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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



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会黑暗。



谢谢大家！

浅贝

百年中共为何首次颁授“七一勋章”？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记者：梁晓辉

　　中共百年华诞到来之际，经中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将于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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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社

　　这将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颁授的“七一勋章”。在百年中共历史上，这一党内“最高荣誉”勋章为何首次颁授？

　　2017年7月，在中共成立96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七一勋章”授予办法》，正式确立“七一勋章”为党内最高荣誉。据介绍，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2021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也是该勋章设立后首个“逢五、逢十”的年份，故而“七一勋章”首次颁发。

　　中共为何颁授这一勋章？按照授予办法，“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党员。中共意在通过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

　　事实上，在百年历史上，中共始终注重以颁授功勋荣誉的方式，引领人们见贤思齐、崇尚英雄、崇尚先锋。

　　据考证，中共颁授功勋荣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

　　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设立了中共第一枚军功章——红旗勋章。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8位红军领导者获得了这项苏区最高荣誉。

　　在此后的革命年代，中共相继颁发一系列极具特色的各类功勋荣誉奖章，嘉奖战斗中功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比较有名的如授予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的“坚决顽强”奖章，“解放华北纪念章”“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等，全军士气不断被激励。

　　同期，为激发红区建设热情，中共对于各种模范的评选表彰也一直开展。“春耕模范”“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扩红模范”“纺线能手”……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这些典型推选，既有效动员群众投身建设，也增进了外界对中共的认知。如周恩来曾参赛并摘得“纺线能手”的荣誉称号，一时成为美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颁授功勋荣誉的做法得到延续。一方面，中共树立并嘉奖了一大批抗美援朝、工农建设典型，如邱少云、黄继光、时传祥、李顺达等，另一方面，中共开始着手对奖励制度进行规范化。这一时期，国家功勋荣誉制度首次被写入法律。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奖励制度被进一步完善。中共更注重利用各种渠道对典型人物进行多元化的宣传。除主流报刊报道、面对面宣讲外，诸如《感动中国人物》等现象级电视栏目的热播，也成功让一个个先进人物成为几代人心中的“时代印记”。

　　十八大以来，中共更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安排，成功设计并完成“1+1+3”的制度构建。即中共中央制定1个指导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1部法律，有关方面分别制定党内、国家、军队3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据此，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被确立——“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国家功勋簿。随着此次“七一勋章”的颁授，中国当下五大最高荣誉在中共成立百年之时，将全部颁齐。

　　袁隆平、钟南山、孙家栋、屠呦呦……这些最高荣誉的获得者，成为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时代楷模。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如习近平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

　　通过百年授勋，中共正感召自身和她所带领的中国，继续步履向前。

浅贝

中产的尽头是滴滴，北大的尽头是县城，马云的尽头是普通人


起点财经  2022-03-28 15:50

以下文章来源于智谷趋势 ，作者智谷子


2022年3月，历史上极不普通的一个月。

钢铁枪炮在黑海以北轰鸣，那位在网传照片里总是骑着头熊的人，约莫不会想到，自己的特殊军事行动竟会持续一个月。

中国北方阳春大雪，南方则刚刚经历一场大暴雨，模糊的雨幕下，人们站在MU5735的残骸旁潸然泪下。

疲于疫情两年后，人们开始在家里检测，用上了特效药，更多城市的封控区在变小，香港小声谈起了抗疫的“最小代价”。

钱的流转也仿佛失了方向。等了一整年，美国终于提高利率，紧缩预期。中国的三驾马车，出口因为全球供应链动荡而经历过一波辉煌，消费的动力则仍在修补。

股市的悲观情绪蔓延，楼市却躁动难耐，一左一右，两个市场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其实经过历史上众多的天灾人祸，很多中国人早已养成了一种处变不惊的心态。但面对当前国内外各种的不确定性，所有阶层还是陷入一种诡异不清的焦虑感当中。

叱咤风云的富豪，纷纷消失在聚光灯背后。

诸多伪豪车的车主下海开起了网约车，车载蓝牙里的贝多芬是中产阶级最后的尊严。

挤过高考独木桥，踏着万千人的头颅登顶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正在隐秘而迅速地占领一座又一座十八线县城。

财富、地位、学历，往日的神话纷纷破灭，崭新的浪潮方兴未艾。

富人们的尽头，现在也许是成为普通人。

2022年的腊八节，马云出现在海南五指山一所乡村小学，畅好中心学校。

他身穿墨绿色短袖T恤，跟幕布上的100名乡村教师亲切交流，看起来精神饱满。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似乎马云就是那第一百零一位乡村教师。

每年的腊八见面，已成习惯。

阿里的内网上出现一篇帖子——《腊八节和老师们有个约定 马老师来赴约了》。

不过，阿里2021年8月发布的季度财报中，马云的名字历史上第一次消失了。



湖畔大学被改名，不再招生。



阿里收到史上最大罚单后，马云就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



也许很多人都忘了，那个在聚光灯下风轻云淡的马云。



20年前，37岁的马云第一次来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阿里巴巴还没有淘宝，功守道大师的头脑里也还没有支付宝。



在当时的中国，甚至杭州都没多少人认识一个叫马云的企业家。



张朝阳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角。1997年7月，他登上了《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五个多月后的千禧年元旦，他在岳麓书院发表演讲，湖南卫视全程直播。



但时间来到2017年，53岁的张朝阳再怎么用力，也遮挡不住英雄迟暮的尴尬。马云才是达沃斯论坛上的“明星企业家”，私人晚宴上名流汇聚。



同一年，马云赴美跟即将上任的特朗普交谈，承诺在美国创造百万就业。不久后，马云参演的《攻守道》上映，他在里面单挑7位高手，好好圆了一次武侠梦。



可一切的转变，又来得令人意外。



2020年秋，外滩风云后，媒体们不再能从微博上得到马云的动向，只能时不时发问：马云，去哪了？



在仅有的露面中，马云关心教育与农业，像是海子笔下的“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菜”。



而根据友人的描述，马云干的第三件事是，画画。



在他没有露面的日子里，B站上的年轻人给他贴上资本家的标签。



胡润富豪榜显示，过去一年，马云的身家缩水了33%。



马云曾说过，他对云计算啥的技术都不太懂，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凭着好奇的心态，就总觉得可以搞。对于踢足球，马云或许也是同样的心态。2014年6月5日，阿里注资12亿，广州足球队改名为恒大淘宝足球队。



七年后，马老师和许老板都成了普通人。



恒大债务危机后，许老板把最后一块值钱的肥肉也处理掉了，恒大物业账上134亿存款已经被银行强制执行。



许老板最后的孤注一掷，是大干三个月誓要量产的恒驰5新能源汽车。

弹指一挥间，一个卖房子的富豪，走到了豪赌造车的局面。希望许老板在会上宣布完雄心壮志之后的略显尴尬的笑容，不是对自己命运的和解。



喧嚣之外，这边厢“野蛮人”姚振华几年未见，花光了几百亿，还成了法院公告里“下落不明”的被告。



那边厢刚宣布7折“血本甩卖”房产还债的潘石屹，突然一天连吃15张罚单，总共1.15亿元……



地产、金融、互联网，时代风口上的富人们，纷纷寻找着让自己双脚能够踩实的土壤，跟劳动大众站在一起。



马云的微博认证依旧是乡村教师代言人。似乎只有身处教师队伍，他才能有难得的轻松。

超级富豪们的尽头，或许就是回归普通人。

中产阶级的尽头，是网约车的司机。



对这样的一群人，社会地位是根本的生命线。饭可以随便吃，但人不能随便约，圈子不能胡来。



不过，最近这个熟悉的自然秩序已然崩塌。



如今你在打车软件上随意碰到的网约车司机，奔驰，宝马，特斯拉等车主比比皆是，犹如过江之鲫。

买得起这些车的中产们，按理说不差这十几二十块钱，也不是特别愿意开放自己的隐私空间。



但，他们真的出来营业了。



当小镇青年纷纷成为系统中的骑手，努力晋升为城市居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在城市里下沉。



他们开着自家的靓车，在穿梭的车流中缓缓靠近你，摇下车窗，等待着你上车，来换取一笔微不足道的服务费。



你后排落座，一股五星级酒店大堂的香水味道扑鼻而来，耳边回荡着自己常听的西方经典金曲，过了下个高速路口，车里甚至传出了悠扬的小提琴声。



曾经的互联网大厂高管，曾经梦想公司上市后买下上海大平层的营销总监，曾经的热门板块房地产销售主管，曾经的游戏开发项目负责人……



人生轨迹各不相同的社会精英，关心国家大事，操心儿女教育，见证财富神话，目睹动荡低潮，最后都有可能开起了网约车，靠着香薰和乐曲维持着微弱的与众不同。



新冠带走了一些普通人的生命，也把大批中小企业逼到了困境。有人绝境逢生，有人就此告别商业梦想，转身为助力他人的梦想添砖加瓦。



中产网约车司机们，学不来那位下周回国的男人，深谙美国资本规则，用ppt换美元。



他们也吃不得7x24小时的“日不落”直播的苦，尽管造过手机的老罗，正在靠卖货努力还债。



击溃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加不起的油价。俄乌大战，美联储加息，那些遥远世界的大事，其实就近在咫尺。



他们别无选择，放下身上的浮华，告别过往的荣耀，开车、接客、穿越一个个街道的拐角。



同样都是转动方向盘，如今美国卡车司机已经是一份年薪50万美元的职业。


都是“司机”，咋差别就这么大呢？


北大清华毕业生的尽头，是十八线小县城。



就在富豪们排着队走下神坛，中产们开着伪豪车接客的时候，考上名牌大学的中国骄子们，纷纷上山下乡。



跟几十年前不同，这一次他们脸上的迷惘多于喜悦，带去的是科学技术而不是镰刀锄头。



安徽F县，最近面向部分高校引进教育人才50名，结果初审通过人员名单有257名！竞争比5:1。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批人中的学历含量之高，硕士研究生高达180人，本科生仅有77个，硕士研究生浓度高达70%。


北师大、中科大、中南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的重点高校。



安徽F县不是个例。



前阵子广东山区的某十八县，引进82位人才（国内外双一流硕博学士），没想到却收到了足足800多份申请。



为了一个十八线县城的编制，这些来自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利兹大学、中科院、中山大学、华中科大等海内外最顶尖院校的博士生们已经争破了头。

95后、00后，Z一代，在城市化和数字化的襁褓中诞生。



这一代人，虽然同样寒窗苦读十余年，但走过的路和看过的风景比父辈们都多得多，视野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但本应走向全球化的他们，如今却纷纷选择下沉到农村。



名校生的尽头，已经不是二三线城市的街道办，而是十八线县城。



未来，为大专领导端茶倒水，在养猪场看母猪产子，站在卷烟厂流水线盯机器，将会是一部分95后、00后的生活图景。



无论你过去在五道口多么呼风唤雨，也无论你之前在五角场多么踌躇满志，如今，你必须习惯于开着小摩托穿梭于邻里乡间。



脚上的泥巴湿了又干，饭桌上没有茅台，只有一杯茶叶沉底的新茶，田间地头一览无余，没有什么多余的墙，在遮挡未来。



伴随着年轻一代的学历膨胀，是越来越晚的退休年龄，越来越高的房产价格，越来越式微的行业红利。



僧多粥少，下乡仿佛有了合理的解释。



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潮汐的力量，决定了浪花的形状。



财富激荡，永远都不只是几串数字，而是一代人的际遇。



有人在旧世界里抱着酒瓶昏昏欲睡，有人则已经看见了新世界的朝阳冉冉升起。



当下的美国年轻人们，正进入网上聊天室发出自己的疑问：我该继续读书还是辍学去研究一个去中心化的未来？


中国的10后们则在弹幕网站里，对着摄像头讲述英国的历史、赛车的技巧、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底层逻辑。

长路漫漫，绝非坦途。



中国经济爆发的四十余年间，体制的改革、市场的开放、科技的跃迁、产业的迭代同时出现，乡镇企业、外贸企业、煤炭企业、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服务企业，每一次都有顶尖的企业家轮番创造自己的传奇。



每一天上演的阶层变换，充满着对财富神话的幻想，也到处可见只有中国人才懂的叙事逻辑。



如潮如汐，历史总在不同的阶段循环往复。



这就是复杂的中国。

浅贝

很多人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之死正好印证了毛主席的一句话


原创 公子小羽 栩然说 2022-09-01 08:30 发表于湖南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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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天，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终于离开了。

为什么说是“终于”呢？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存在于历史书上的名字，遥远地定格在了上个世纪，定格在了倒塌的柏林墙、落下的克宫红旗之下。

上一次他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还是2021年的90大寿，拜登和普京双双送上了祝福。

拜登自不必多说，美国作为冷战的“捡漏”赢家，背后最大的功臣就是戈尔巴乔夫，拜登称赞戈尔巴乔夫对自由的忠诚让世界更加安全。

普京的祝福则在不少人意料之外，相比美国的发自肺腑，普京的祝福则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方面保持对过往领导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可借由戈尔巴乔夫安抚国内外一部分反对者。

撇开普京的政治考量不谈，俄罗斯人民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却几乎是一边倒的差评。在你最讨厌的苏联领导人投票中，戈尔巴乔夫高票当选，在2021年的民调中，70%的人对戈尔巴乔夫抱有负面的态度。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西方社会从上到下，对戈尔巴乔夫的一致好评。

俄罗斯国内国外对戈尔巴乔夫大相径庭的评价，正印证了教员的话：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在国内，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认知相比俄罗斯和西方则显得更加客观和辩证。

一方面，一个强大的苏联，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而一个虚弱的俄罗斯无疑为我们北方的战略安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另一方面，从感情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不愿看到曾经代表着人类最高愿景，挥舞着红旗带着我们前进的老大哥倒下，我们也唾弃无能的、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领导者。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普遍的认知中，乃至历史课本中的戈尔巴乔夫都是昏庸糊涂的，甚至有背叛者的嫌疑。

不少史料中也记载了CIA与戈尔巴乔夫联系，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密谈的事迹，似乎暗示着戈尔巴乔夫就是美国安插在苏联的最牛卧底。三年之后又三年，我戈地图都混上敌营的老大了。

所以，钢铁洪流、红色巨人是怎么被戈尔巴乔夫玩死的呢？戈尔巴乔夫到底是蠢还是坏？

这段时间，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在探寻历史轨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或许历史的真相和这些简单粗暴的标签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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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非但不蠢，还是苏联最顶尖的那一批“小镇做题家”。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投美”了，反倒是无数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确实想拯救苏联，阴谋论很难站住脚。

首先就是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之前一些靠政治斗争乃至阴谋诡计上台的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的当选几乎是当仁不让。

唯二的竞争者格里申和罗曼诺夫，不仅年纪比戈尔巴乔夫大，而且一个资历不深厚，一个名字总让人联想到沙皇。在经历了三年三次葬礼之后，苏联高层们都急切渴盼一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领导者，何况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的“保送”下，已经拥有了漂亮且相对全面的履历。

不仅高层信任戈尔巴乔夫，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们也对戈尔巴乔夫抱有期望。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担任边区区委书记时作出了一番业绩。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开放、自由、民主的主张，极大的迎合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需求。

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能力更是出类拔萃。

他在中学阶段成绩就极其优异，16岁获得了政府奖励，同时还是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接着，保送进入莫斯科大学（相当于一个农村做题家保送进了北京大学），然后这个做题家还在莫斯科混的风生水起，当上了学生领袖；毕业之后，戈尔巴乔夫通过出色的交际能力和过硬的工作经历谋得了一份团组织的工作，更是在39岁的年纪就当上了区委第一书记（相当于咱们的省委书记）；即使是在团组织工作期间，戈尔巴乔夫还继续发挥“卷王”特质，卷到了博士学历。

这样开挂的人生，不可谓不是苏联的顶流“小镇做题家”了。

但是戈地图看似开挂的人生背后，却埋藏着招致他未来巨大失败的隐患，这个我们后面会谈到。

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会调查。

看过《毛选》的我们都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教员不仅强调调查的重要性，也非常注重调查的方法，在读书时，教员就曾经和好友用了一整个假期的时间穷游，用脚步亲自丈量中国大地，即使成为了党的领袖，教员也还是会亲自深入工农之中，与他们攀谈，倾听群众的心声。

戈尔巴乔夫却不尽然，虽然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改革最首要的就是要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他一上任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走访调查了不少工厂和农庄。

但是在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的回忆录中，他的调查却又是另一番场景......

戈尔巴乔夫原计划进行“不打招呼检查”，但在检查前又将检查的消息泄露出去，人们便有了充分的时间做足表面功夫。戈尔巴乔夫所见到的不过是人们精心打扮后的幻象罢了。

甚至，戈尔巴乔夫考察时，多次因为担心安全问题，不肯从豪华轿车中下来，只是坐在车上“检阅”了苏联社会。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自以为的“调查研究”。

3

实际上，在调查研究之前，擅长理论工作的戈尔巴乔夫，早就有了一套自己相对完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群众参与管理国家问题:基于地方苏维埃的考察》，这套理论他至今仍然深信不疑。

他去做调查，不是认识事实，批判和改进自己的，而仅仅是不断抽取社会的一个侧面乃至假面，去佐证自己原先的想法罢了。

这点从戈尔巴乔夫对农业的认识上就暴露无遗。

戈尔巴乔夫原以为自己放松农业，赋予农民一定租赁自由后，苏联的农业就会在一两年内迅速好转。戈尔巴乔夫是这么说的：“你看中国搞的农业改革，他们发展得多快啊！”但是事实却啪啪打脸。

首先，戈尔巴乔夫错误的估计了苏联农业的现状，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的农业发展不说是节节攀升吧，也称得上是连年衰退了。

其次，戈尔巴乔夫也错误的认识了中国农业改革的成果。我们不少人和戈尔巴乔夫一样，也以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业就走上了快车道。

实际上并不然，我特地去查了那些年的数据资料，小岗村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确实在“家庭联产承包”的第一年，产量就翻了六倍还不止。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治大国若烹小鲜”，小岗村一个小地方的变化很快，但整个中国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的转变却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有的人学习小岗村，有的人则批判小岗村。

中央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也是一步一步放开的，1978年小岗村跨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央才在政策上真正认可了包产到户。

而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建国后到1992年都是缓慢增长的（直到后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的腾飞），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口中“发展得多快”的阶段。

彼时我们和戈尔巴乔夫“并驾齐驱”的班子虽然没有他年轻，但在政治上却成熟得多。现在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的事，在当年也是一步一步艰难摸索出来的。

就像当初安德罗波夫担忧的一样，年轻领导人做事更为冒进与冲动。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将对“制造业”的改革推到了最前面，可能在我们看来这多少有点奇怪，但是戈尔巴乔夫毕竟是莫斯科大学的博士，他的这一动作在他的理论中也确实是自洽的。

戈尔巴乔夫看到西方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极高的生产效率，不禁心向往之，所以他认识到苏联最要紧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而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呢？

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工具的革新啦，那生产工具的革新就是制造业的进步和发展嘛。

看似很有道理，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往往是另一回事。

很多人总认为高校搞理论的专家教授很牛叉，其实理论相比与实践要简单和单纯的多，一个理论只要逻辑自洽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好理论，而社会治理，包含了众多复杂、纠缠的问题矛盾，需要几年乃至几十年、上百年的实践去不断检验和审视，一个优秀的专家教授一进入社会实践可能瞬间破防。

戈尔巴乔夫的这个思路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一是忽略了人的作用，二是缺乏整体性。

还是教员，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经验时精辟地指出“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十分强调人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彼时的苏联和美国在生产率上的差距，其实更多的不在于科技上的差距，或者说科技上的差距根本上还是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问题的根本出在“人之气”而不是“物之器”上。

无论是科研还是工业还是农业，苏联的劳动者们都长期处在一种“摆烂”、“躺平”的状态中，以至于安德罗波夫甚至都要出动警察逼迫人们去劳动。

你不先去搞人的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反倒去搞机器的问题，这能行吗？

反观我们，首先便是来了一场思想上的大解放，在从上到下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之后，再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便能事半功倍。其实，一直以来，戈尔巴乔夫对我们的改革都是比较赞赏的，可惜他并没有摸对中国这块石头。

戈尔巴乔夫虽然认识到了生产率落后的问题，提出了有一定可行性的解决办法，但是经济和政治、文化、社会的联动，机器制造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互补，该如何解决，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整体性、长远性的规划框架。

他更多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搞改革，而且这种缺乏系统联动的改革，在他的性格特点的加持下，则变得更加破碎。

这个特点就是软弱，而这个特点也曾帮助戈尔巴乔夫迈入政坛，软弱的另一面是灵活机巧。戈尔巴乔夫在人生的几个重大关头，都表现出了这个特质。


4

第一次便是青年时的职业选择。

没有人清楚戈尔巴乔夫究竟为什么选择莫大的法律专业，甚至就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都说中学时自己对物理、数学、历史更感兴趣。

有人猜测，戈尔巴乔夫是出于对当时执法机构巨大权力和莫斯科首都生活的向往，选择了莫大法律专业。我觉得这种猜测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从戈尔巴乔夫后来对工作的选择中就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渴望的是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发展。

毕业后，戈尔巴乔夫由于祖父和外祖父的成分问题，无法分配到执法机关和总检察院，只能分到区检察院。戈尔巴乔夫自己回忆，区检察院的待遇很差，生活十分艰苦，且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于是他便动用在校多年团委工作的人脉给自己找了个下家——区团委宣传部。

其实以我们的眼光看，戈尔巴乔夫做的一点都没错，农村小伙，辛辛苦苦读书十几年，为的就是过上更好的生活，走上更高的位置嘛。

像咱们的年轻人，大学也知道报考计算机专业，考公也知道最好考选调生，或者进大机关。农村小子，能靠自己的工作能力获得贵人赏识提拔，更是非常了不得的。

问题是，这一套，放在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完全没问题，但是放在一个身负重任的领袖身上，则成了致命的弱点。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坚定的品质和毅力，选择专业，他不会坚持自己多年的喜好，而是瞅准了当时最热门的法学。

选择工作，他既不会遵照组织安排，也不会坚持自己最初的选择——法学，而是在法律领域一碰壁，吃了一点苦头，就立马换了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工作。

这和他后来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受挫后，立马转头搞政治领域改革的样子，如出一辙。

戈尔巴乔夫的性格说好听点是灵活，说难听点就是软骨头。

中文互联网上有个说法，为啥苏联后来的领导层越来越拉了，因为硬骨头都在卫国战争中被打死了，剩下的都是软脚虾。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戈尔巴乔夫无疑就是那只软脚虾。

他被中央大机关“退单”的原因不仅仅是出身问题，还有“苏奸”问题。戈尔巴乔夫一家在德占时期能够存活下来，靠的不仅仅是运气，还有为德国军人提供饭食的讨好行为。

戈尔巴乔夫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的村长为了保护大家，做了一些“迫不得已”的行为，但是战后他却因为这些行为被判刑，他至今认为村长非常冤枉。其实这些所谓保命的行为，说难听点，就是当“苏奸”。

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不是小孩了，而是十几岁参与劳动的大小伙子，他此时能躬身给德军煮羹汤，他日后也将向叶利钦、向整个西方低头。

相比戈尔巴乔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同样都是中学生，戈尔巴乔夫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去了莫大，而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是这么说的：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暇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共产主义事业无疑是人类最光辉、最高尚的理想，而通往它的道路必然会充斥着和一切黑暗的旧势力的厮杀，这一路上尸横遍野、荆棘丛生，非有磐石之志，不可能坚持走下去。

列宁倒在了路上，斯大林接过火炬继续前进，教员、铁托、卡斯特罗、切格瓦拉、阿连德等等等等举着火把，从世界各地赶来，无数最高尚的人前赴后继，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奉献给了这个理想。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伟人，他是一个优秀的做题家，是一个优秀的地区领导，乃至退休后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是他并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疑，他软弱的肩头扛不起苏联这杆大旗，他犹豫的脚步无法带领苏联走向正确的道路。

他的死亡，是历史一粒灰尘的坠落，而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幸，红旗仍在飘扬，人类奔向共产主义未来的脚步仍未停止......

浅贝

退休后的特首林郑月娥，沦落到在香港租房住？


黄梅文哲 2023-08-02 20:23 发表于广东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她是香港回归以来的首位女特首。

林郑月娥出生于香港底层，父亲只是个船员，她从小就读天主教办的学校，后来考上了香港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政府工作。

在当选为香港特首之前，她已经做到了政务司司长。

可以说，从底层家庭，逆袭到香港特首，还是一个女性，林郑月娥真的不简单。

从1980年进入香港政府工作算起，到卸任时，她在香港政府工作了42年。

2022年6月30日，65岁的林郑月娥正式卸任香港特首。

担任特首的5年，她和家人住在政府官邸礼宾府里。

卸任时，有热心的记者问她：请问您退休后，住在哪里？

林郑月娥从容地回答：退休后将在香港租房住。

做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居然一直没有在香港买房？

2020年，香港政府官员申报房产，资料显示，林郑月娥在香港没有置业，她的丈夫在中山有一套房子，加一个车库，且是用来自住。

在2017年，林郑月娥就表示，自己在香港置业有困难。

此时，她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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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的香港特首，居然在香港买房子有困难 ？

照说香港政府官员的工资不低，林郑月娥为何一直没有在香港买房？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特首的年薪。

在香港，特首的薪资待遇是很透明的：2020年，香港特首的年薪是521万港币，2021年，香港特首的年薪是508万港币。平均下来，每个月薪水约42万港币。

担任特首期间，她住在政府提供的官邸，所以无需在房屋方面有任何支出，主要是其他的日常开支。

本来，一年500万港币的薪资不低，凑个首付，向银行贷款买房，置业不难。

但是，林郑月娥在担任特首的第三年，也就是2020年8月，她受到了美国制裁。

这个制裁有什么后果呢？

香港的汇丰、渣打、星展这些银行都响应制裁，冻结了香港许多高级官员的相关账户。

林郑月娥的账号被冻结后，她就没法再使用银行账户，只能用现金，就连政府给她发工资也是以现金的形式。

如此一来，她也没法向银行申请贷款。

这是林郑月娥一直没买房的客观原因。

那么，在被制裁之前，她一直在政府工作，薪资也不低，为何也一直没有买房呢？

这个问题，也许要从林郑月娥的成长背景说起。

林郑月娥1957年5月出生于香港一个底层家庭，她本来叫郑月娥，她结婚后冠以夫姓，所以成为：林郑月娥。

她的父亲是浙江舟山人，母亲是宁波人。父亲是船员，母亲没读什么书，一共育有5个子女。郑月娥排行第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

郑月娥童年时，一大家子人（一共8口人）住在香港湾仔一栋唐楼的板间房里。

所谓的“唐楼”，就是没有电梯，没有冲水厕所的房子。

所谓的“板间房”，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房中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群租房。因为家里人口众多，房间里只能摆高低床。

而郑月娥放学回家后，只能将床当桌子写作业，因为住得实在是狭窄，连张书桌都放不下。

虽然母亲没读什么书，但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到了郑月娥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积极努力地为女儿寻找学校。

幸运的是，湾仔当时有一所天主教办的学校，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这是香港著名的女校，当时乐于招收中下阶层子女。

6岁的郑月娥很幸运地进入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从小学读到了高中。

读书期间，郑月娥几乎每年都考第一名，有一次考了个第4名，她回家还痛哭了许久。

凭着优异的成绩，郑月娥顺利地考上了香港大学。

郑月娥从出生到21岁，家里一直租房住，而且因为家里孩子多，又有老人，所以住得很狭窄。

直到21岁那年，她的父亲才终于攒够钱买房，而且还向银行贷了款。

房子买在南丰新邨，是三房的格局，建筑面积为627平方尺，换算成我们熟悉的平方米，就是69平方米。

这在内地人看来，面积不大，但是在香港算是比较宽敞的了。

考上香港大学，成为郑月娥命运的转折点。

港大毕业后，1980年，她顺利进入香港政府工作，此时她23岁。

工作的第二年，她被派到去英国的剑桥大学进修，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她内心十分紧张。在剑桥大学进修时，郑月娥骑自行车遭遇车祸住院。

当时，在剑桥读书的香港籍学生们，得知消息后，都来看望她。这其中有一个正在剑桥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的男生，叫林兆波。

两人由此相识，并且互生好感，后来谈起了恋爱。

林兆波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本来留在英国也有很好的机会，但是为了郑月娥，他放弃国外的大好机会，回到了香港发展，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1984年，两人正式结婚。此时，郑月娥27岁，结婚后，她就冠以夫姓，从此叫：林郑月娥。

郑月娥在1991年生下了长子，三年后，又生下次子。

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林郑月娥每天准时下班吃饭，陪伴孩子，推掉了很多应酬，为的就是与孩子一起吃晚饭。

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在养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没有请过佣人。

林郑月娥任社会福利署长时，因为工作原因，有很多慈善晚会、筹款活动邀请她参加，但是她一概推掉了，原因在与她希望多点时间与孩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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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其实遇到过不少难题：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林郑月娥此时担任掌管财经事务的库务局副局长。

2003年爆发非典疫情，当时林郑月娥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负责社会保障。

当上特首后，新冠疫情绵延不断。

可以说，都是硬骨头，都被她碰上了。

而且，她在成为特首前，三个特首都很赏识她：在董建华当特首时期，她被赏识，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

在曾荫权任期内，她由公务员转为问责官员，担任发展局局长。

梁振英当特首后，同样很看好她，2012年，林郑月娥在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提名下，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

能让三个不同的特首都赏识自己，真的不简单。这倒不是说林郑月娥非常擅长搞好与上级的关系，而是她的工作态度、做事风格，深得上司的喜爱。

2003年，非典事件过后的第二年，林郑月娥升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这是首长级职位，从此她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顶峰时期。

但到了2004年9月，林郑月娥主动申请调任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这个职位与之前的职位相比，下降了两个级别。

此时，林郑月娥47岁。这相当是自愿降级、降薪，让很多港人觉得匪夷所思。

原来，这一年，她的儿子13岁，正是敏感期，她是为了儿子的教育和心理调试，才做出这个决定。

长子林节思后来在接受采访说：“我上中学时，母亲在政府已经担任高职，作为公众人物，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同学们经常以此取笑和攻击我。

我那时年少气盛，常常与这帮同学吵架，影响到了学习，还把坏脾气带回家。

母亲很担忧我的情绪，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主动向政府提出降职调至伦敦，带全家到英国生活。

林郑月娥和两个儿子而后来林郑月娥是这样解释自己宁愿降级去伦敦的原因：

“大儿子当时13岁，从小学升到中学，可能有一些适应的问题，另外，那个时候我作为官员，处理一些很有争议性的事，当时新闻报道有一些不好的新闻，孩子受了一些打击。”

从这点可以看出，林郑月娥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以及身心健康。她很敏感地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并且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在权衡自己的仕途前景与孩子的前途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到了伦敦后，远离了香港的是是非非，长子林节思的心理问题和心态都得到了很多的调节，开始专心学习，后来还考上了剑桥大学。

在伦敦呆了差不多2年半，2006年3月，林郑月娥才返回香港，出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晋升为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

2007年7月，随着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她接受任命，出任发展局局长。当时的特首是曾阴权。

2007年，林郑月娥担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时，她住在东芦的一栋别墅里。

东芦位于山顶，一共有14栋别墅，它属于香港政府的产业，当然能入住这里的，都是级别非常高的政府官员。

房子位于山顶，所以视野极其开阔。从外观看，比较简朴，但房子实用面积有300多平米，还带一个200多平米的花园。

在香港，能有这样宽敞的居住条件，算是很好的了。

2007年7月，林郑月娥升任发展局局长，升职后，她就从东芦搬到了阳明山庄，阳明山庄一共有18座住宅楼，一共1180个住宅单位，房子面积从60多-400多平米不等。

林郑月娥当时租住在阳明山庄一个使用面积100多平方米的一套房子。

当然，这里租金也不便宜，目前100来平方米，租金水平为五万多港币。

2012年，林郑月娥升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当时她就住在港府提供的官邸----政务司司长公馆里。

政务司司长公馆位于太平山顶白加道15号，这个公馆年代比较久，在1951年建成，面积约有1450多平米，环境非常幽雅。

太平山顶白加道2017年郑月娥当选为特首后，因为工作需要，她就搬到了更为宽敞的礼宾府里住。

林郑月娥曾经说：自己希望退休后，在英国找个小镇生活。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两个儿子都在英国上学，而且当时她因为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新闻报道比较负面，所以也有些心力交瘁，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

不过，她从伦敦回到香港任职后，她也一直没有在香港置业。

2017年的时候，林郑月娥曾公开说，自己在香港置业有困难，也就是说，她感觉凭自己的收入，在香港买房子有压力。

在当选为特首之前，林郑月娥的职位是政务司司长。政务司在“三司里”级别最高，也是地位仅次于特首的港府官员，薪资待遇也不低。

现在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是张建宗，2021年薪约445万，也就是月薪37万。

按照林郑月娥的薪资，她要是想在香港置业，也是负担得起的。

两个儿子中学阶段就到了英国念书，后来又在剑桥大学念书。

而丈夫当年也是在剑桥大学一直读到博士，在英国呆的时间也比较长。后来回到香港任职，基本上政府都有专门提供的住房，所以她觉得在香港置业不置业，不影响生活品质。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她的年薪不低，但是她可能觉得花在别的地方更有价值，比如两个儿子的教育、兴趣爱好方面。

有记者曾问她为何不在香港置业，她说两个儿子都不在香港，买房干吗？

林郑月娥很喜欢中国的旗袍。每年她都会做八九套旗袍。

有时，她在外面穿着正式的西装，细看，发现里面是一件旗袍。对中国的国粹服装---旗袍，如此情有独钟，也足见她对中国历史的热爱。

林郑月娥自己是香港大学毕业，丈夫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但她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却非常宽松。

她对记者说，她从来不会要求孩子学什么或修读什么科目。

而且，两个儿子从来没有上过补习班，也没有被要求学小提琴，也没有上过奥数班，结果两个儿子都考上世界知名学府剑桥大学，而且都读的是数学系。

林郑月娥本身就出身于底层，所以她对底层群众的生存状况一直很关心，尤其很关心弱势群体。

即使后来当上特首，她依然不忘从小生活艰苦，说自己从来没有羡慕他人，也不太计较物质条件，还笑着说，现在晚上回家，能洗个热手澡，就感觉比较幸福。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有些孩子的家长去世了，成为了单亲儿童，甚至有些孩子失去了双亲。

林郑月娥非常关心这些孩子将来的生活，她提议设立“护幼教育基金”。

她计划筹资1000万港币，用于资助这些儿童将来的成长，后来，在3个月内筹资额竟然达8300万港币！

当她卸任特首后，有记者问她：你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卸任香港特首职位之后，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想看很多书，更想回内地旅游，黄山、泰山、华山都没去过，还想看电视剧。”

读书+旅游+看电视剧，这便是她退休后的规划，非常的接地气。

按照香港的做法，特首卸任后，可一次性获得约625万港元的约满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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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退休后，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为8万港币。虽然卸任了，但按照香港政府规定，她依然享受一系列福利与礼遇，比如政府专车接送、保镖服务等，还可以使用前行政长官办公室。

另外，她还可终身享用几项福利：1、终身的医疗及牙医福利。2、终身享用香港国际机场的永久贵宾服务。

大家知道，香港的医疗费用特别贵，看牙医也非常贵。香港政府是从2005年开始，为所有前任特首提供支援及终身福利。

所以，林郑月娥退休后的物质保障，相对于普通民众，也是非常不错的。

据说，林郑月娥从礼宾府搬出后，她在香港的九龙租了个面积200多平米的房子，这在香港算得上豪宅了。

按照香港这个区域的租金水平，应该月租金10万港币左右。

林郑月娥今年65岁了，两个儿子一个31岁，一个28岁。

当年，她参选特首前，征求过丈夫的意见，丈夫非常理解她，在背后积极支持她。

如今，大儿子林节思在内地的小米公司工作，而且是总经理级别，想必待遇也不低。

小儿子林约希还在英国攻读数学系，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大赛多次获奖。

一家人的文化素质都很高，都在各自领域里做到了佼佼者。

最让人钦佩的是，她从一个底层家庭逆袭成香港特首，这背后完全是自己的努力。

而且在担任高级官职后，她依然非常低调、朴实，不改本色。

她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香港没有买房的特首了，现在对她的称呼应该是前特首了。

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女人，内心十分强大，不为物质、房子所捆绑，不为世俗所限定，事业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家庭也非常幸福。

敬佩这个在香港不买房的前特首！

浅贝

我们与鲁迅的距离：社会的黑暗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


王晓明 观世相 2023-10-19 09:11 发表于北京

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离世。此时，鲁迅才刚过完五十五岁的生日不足一个月。

在离世前几个月，因长久的肺结核与肋膜炎，鲁迅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体重降到38公斤……这一年 6 月，坚持记录自己工作与生活二十余年的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

鲁迅老得太快了。这种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它更影响心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开始更加依赖许广平的照料：“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鲁迅生命的最后在做什么？他写下了什么文字？翻阅鲁迅书信，除了18日写给内山完造的绝笔信，告知他无法赴会，便是前几日关于翻译和校对的琐碎通信。而去世一个月前，他在所作的《死》中，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那句“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同样出自此文。最后的鲁迅，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铁骨铮铮、冷静本真的灵魂。

下文内容摘自《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一书。

01
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
它更影响心理
鲁迅老得很快。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1928年5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1934年秋末，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做矫正。
到1936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峻地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
图片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的鲁迅
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它更影响心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
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太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之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
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偏颇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渐大，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是趋于软化。每当在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
再往后，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论》中的那段话：“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他在这方面竟曾是如此偏执，一直要到健康很差了，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
当然，唯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不安。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相夫教子，安排起居，她会觉得多么憋气。
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02
“年纪大了，
生活越来越紧张”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1930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
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致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要继续像这样扶老携幼，四面招呼，在心理上也开始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
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活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令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劳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图片       1930年9月25日所摄鲁迅全家福
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话：“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并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1935年和1936年，无论是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还是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相当厉害。
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就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
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坏了。请看他1935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
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
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连自己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他对人世的态度自然更趋激烈。也就从1935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再论“文人相轻”》)，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半夏小集·七》)！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
就连品评古今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主要不在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诟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女吊》)简直是咬牙切齿了。
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当然是逐渐加重的。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甚至不妨说，他的几乎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
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之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势必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1936年9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宁愿背负大堆的“怨恨”离开人世，也不肯稍作宽让之态：他以如此极端的自描来抒发对其“怨敌”的厌恶，显然是一点也不想掩饰对卑劣人世的决绝之情了。
图片1927年，鲁迅赴上海光华大学演讲途中摄
03
对自己的衰老，
鲁迅是非常敏感的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这几乎成为他一个忌讳的话题。1928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
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1936年春末，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地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的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我的种痘》)，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反观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习性，一旦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1920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
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账的心愿。1933年盛夏，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我的种痘》），仿佛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1936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
我想，单从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组散文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的。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和《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几乎所有在语词上是指向“自己”的剖析，其实也都是因“它们”而起。鲁迅已经年过半百，却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认真地打量过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
他有这样的轻重取舍，是不奇怪的，几乎从成年开始，他的心胸，就很快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的了，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天下，就在自以为退居于个人天地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身外的意义之网笼罩住，不自觉地视这个退居为“不得已”。从这个角度看，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
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以这感悟照亮的生活并不狭隘，它一直扩展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但和先前的自荐于“轩辕”不同，这生活的起点是在他的“屋子里”，是从“熟识的墙壁”一步一步延伸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的，而不是像他以前常常理解的那样相反，以“轩辕”为自己寻获人生意义的起点，因此，他这感悟其实是重排了“生活”的内部结构，是要按一种新的先后顺序，重新体会人生，或者也可以说，是要给自己与“远方”的“有关”，垫进一块真正坚稳的“我”的基石。
就此而言，他终于领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可能由此体会他此前意识到确实存在的人世的大悲欢，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太多的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看到人生的这一层可能。但是，他直到现在才领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大欢乐。更何况现在还来了一个“衰老”，它以人心难以抗拒的力量，从另一面劫持鲁迅的领悟，要将它导入对以往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和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鲁迅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吧。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努力以新的方式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的里面，正埋着通向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的地道。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一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连带着也就能看破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坦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做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管自己对自己说话了。
一般来说，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容易引起恐怖的事，因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
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
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一位恶客。
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
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
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04
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图片1927年，鲁迅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联想到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他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就说明他的心境大体还是从容的，社会的黑暗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对卑琐和黑暗的居高临下的姿态。
可是，从1930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1934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要说的话写完、封掉、寄走，而无意继续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
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出关〉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字，会使当时的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不安。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人一种涩的感觉。
他的杂感越作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
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是因为生病，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图片鲁迅逝世当日的书桌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挨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6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他先已布告过的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