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浅贝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作者：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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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毛泽东所在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当时的红军只有四万余人，蒋介石大权在握，一出手就是十万人马。

在很多人看来，对付这么不正规的4万人而出动十万的地方部队，显然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而在红军看来，四万对十万，数量上和装备上好像不占优势，怎么打？比人数，比装备是比不了了，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只能比战略战术了。

经过罗坊会议讨论，确定了方针：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

但是这个方针却不为很多人接受，因为有的人主张进攻，有的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

因此计划才得以顺利实施。

一开始，红军的主力便开始组织退却。以至于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扑了个空。于是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进攻，依然扑了个空。

再加上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彻底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相反，根据国民党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八百里的新态势，毛泽东又提出新的战术：中间突破。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或者张辉攒师，分敌为远离的两部分，以便各个击破。

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

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幅对联，溶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以后的战役里，更是频频用到。

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

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

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

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

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

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大家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起先准备打谭道源，但谭并非草包饭桶，他并没有上当，而是下令坚守阵地。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岗逼近了。毛泽东大喜，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红军第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大部分队伍，分别从龙岗西北和东北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包围，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

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就这么宣告胜利了。

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是以胜利告终。（第四次第五次不是毛主持，况且第五次失败了）

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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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统一战线的结成，日军并没有实现快速灭忙中国的计划。

从当时的整个战局来看，怎么看都是敌强我弱，日本帝国主义，不管在兵力装备，军队教养问题上都要比我们强上一大截。

由于整个正面战场的败多胜少，很多人都选择站成了两队：他们要么是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入草芥的亡国论者；要么就是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的速胜论者。

只有毛泽东在淡定了分析了战争的各方面因素，得出结论是持久战。

早在1936年7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一年之前，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对中日战争的形势做了估计，并且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

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

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对事物进行了预测，真可以说是洞若观火，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预测是无比正确的。

这就好像一个算命先生，对一个人的祸福，生死做了预测：你将会怎么样怎么样做？做了会发生什么？失败还是成功？

只不过算命先生算的是一个人，而他算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势。

1936年，毛泽东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讲到战略退却问题之时，毛泽东提到了《曹刿论战》。

就是课本上那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只不过，我们把它当成故事一听，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它付诸实践。

我想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伟人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他正是看中了这个“规律”，并且利用了曹刿的战术，将持久战分成了三个阶段，辩证的分析了强弱的相对关系，指出了未来的趋势走向。

毛泽东指出，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能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忽略了自己的优势，这就是理性认识。而不是“亡国论”和“速胜论”那种仅凭感觉而来的片面的感性认识。

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论持久战》

据史料记载，《论持久战》一书刚发表，周恩来就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据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回忆：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

这本《论持久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人民最终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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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军事战斗，基本上全都是以弱敌强，不管是反围剿，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双方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处于弱势，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他百战百胜。

不由的让人思考，他是如何做到的？更重要的，我们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

我把自己的思考归结为6点，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1.深入分析事物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了解事物就必须要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读过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这类书籍能够很好的提升人的思维方式。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许多事物最本质的东西。

就好像西游记里面的三打白骨精，只有孙悟空一个人看到了那个村姑和老太太都是白骨精变的，这就相当于看到了它的本质。

在兵法之中，有一句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很多人都能理解但却给不出具体的解释，只有毛泽东诠释了这个“妙”就是灵活性。

其次是分析的全面性。读了《论持久战》，才会真正发现人与人思考问题上的差距。

毛泽东在分析日本的时候先是肯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包括其侵略性和野蛮性，然后又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力量以及整个世界的格局形势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

人在对事物了解的越全面，对于事物的把握也就越准确，才会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的效果。

2.善于借助外力

中国每年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创业者，当然也有很多的创业失败者。

每一个创业者都挺不容易的，他们除了有自己的商业计划之外，还得有足够的资金。但这往往是很多创业者所不具备的，所以就需要融资。

你要用你的想法去打动投资人，你就必须让投资者看到你产品的优点、价值和前景。这样才能借助“外力”去启动项目，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创业活动。

在毛泽东的战争时期，你会看到，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发动部队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在论述战争的胜利原因时，总有一条是群众基础。

最经典的就是淮海战役了，连陈毅元帅都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战争中增加胜算。

我在读《论持久战》时发现一个细节，每次毛泽东在分析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日本本土的反战人士，甚至预想日本军国主义走到一定程度会激起日本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他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争取的，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的劝降也是经常用到的手段。

我们的眼界有时候也要看大一点，放眼整个世界，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正如当时的毛泽东在分析持久战时，考虑到了苏联和反法西斯阵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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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续的学习

毛泽东的读书之多，不光在于数量之多，更在于种类之多。其中包含了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地理，军事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

所以在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上，他总是比别人想的多，看的远。而且事实总是会证明他是对的。

经常逛知乎的人可能知道，那些高赞的答主在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总会在文末加上一条：多读书，多学习。有的甚至会放上自己的书籍照片，照片里的书籍往往都是一大摞。

假如你想从事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你必须得买几本相关领域的书籍，因为那都是前人智慧的总结，他们会在书中告诉你，这条路怎么走容易，那里有坑，哪里是坦途……

现在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以为自己年龄大了，学习能力会有所下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在《看见成长的自己》一书中写道：“20多年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两种可以使人们创造出不同世界的思维模式——僵固式思维模式和成长式思维模式。”

德韦克发现，僵固式思维模式者认为天赋就是能力本身。但成长式思维模式的人则认为，真正哺育天赋的却是反复的学习和长期的坚持。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老了学不动了，那么他就是僵固式思维模式。相反，一个人觉的自己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那么他就是成长式思维模式。

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欢迎点击阅读《说出“活到老学到老”的毛泽东，真正学到老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件》）。

4.勇于实践

任何计划想要落地，都必须付诸行动。也只有在实践中，你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才能调整自己原来的认知。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实践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几位高级知识分子说：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个问题我也疑惑了很久，为什么国民党拥有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毕业生”会输给当时号称“泥腿子”的共产党？

直到前段时间我读到考夫曼写过一本书叫《关键20小时，快速学会任何技能》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书里面将技能的学习分成了两类，即技能学习和技能习得。作者西班牙语考试全优，却没有办法用西班牙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没有办法在正常语速下听懂西班牙人的话。

而他的同学为了学好英语，便抓住一切机会和英国人聊天以此达到练口语的目的。因此他的同学能够毫不费力的跟英国人进行交流。

前者就属于技能学习，后者则属于技能习得。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军官大多属于技能学习，而共产党的军官则是技能习得。

技能习得能够帮你迅速的掌握一项技能，通过不断实践的技能训练，则会让你的技能更加的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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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善于作总结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在抗日战争之前，他还没有系统的学过《孙子兵法》，但他之所以能够打胜仗，靠的就是总结经验。（关于毛泽东总结经验的故事，推荐阅读这篇：《毛泽东：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还记得当年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用现在的话说真是满满的干货总结。

某500强创始人说过：“人活着要做一个奔日子的人，更要善于复盘，这非常重要。”

复盘就是在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就停下来，花些时间把所有的工作梳理一遍，看清楚方向，也想清楚这是不是正确的路径。

复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总结。它的实质是从经验中学习，是学习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一些人会把自己的个人成长，学习状况，事件和活动的回顾，并根据现在阶段的得失来制定下一步的计划。这样你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避免重复的错误，才能走的更远。

记得袁了凡先生说过“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6.克服困难

任何事情都不是轻易做成的，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想想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爬雪山，哪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极大的困难。但也正是这样的困难练就出了一只铁打的队伍，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当贝特兰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时，毛泽东说：

“悲观主义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

我们应当向人民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我想这就是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原因吧，读过他诗词的人应该最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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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史玉柱因为决策失误，一夜之间公司倒闭破产，负债高达2.5亿，成为当时的中国“首负”。

记得以前网上有段关于央视采访史玉柱的视频，视频里的史玉柱受尽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一些无知的人对他评头论足，以至于主持人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停顿了一下说：“不说了吧。”

当主持人问他最近再看什么书，他却毫不犹豫的回答：“毛泽东”。

这以后，史玉柱抓住时机，押宝脑白金，东山再起，也狠狠打了那些当年嘲笑他的人的脸。

现在回到标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因为，有太多的人正身处逆境，渴望逆袭成长，就像当年屡受挫折和打击，却越挫越勇的毛泽东那样。

另一方面，你永远也不确定，即使现在走得顺风顺水，哪一天就会突然“水逆”。

而毛泽东的一生，正是逆袭成长、逆风翻盘、以弱胜强的典范。

当你真正的去研究毛泽东这个人，你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真是太多了，读他越多、越觉得深不可测，也就越觉得深受启发。

如果看了他的著作而没有一点获得感，那真是入宝山空手而回了。

或许你正迷茫，或许你正无助，或许你正面临着强敌，那么你不妨学学毛泽东，相信你也能从中发现你所需要的东西。

最后，用这首我最喜欢的词来收尾吧。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qq6553156

为什么我们发自内心地崇敬毛主席？


原创 明叔杂谈 明叔杂谈 2024年12月26日 18:04 北京


1）202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31年周年。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网民——不仅仅是上了年纪的网民，还有很多年轻的网民，发自内心地对毛主席表达怀念和崇敬之情。

2）对于毛主席的官方权威评价，大家可以参见《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这样的表述：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应该说，这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表述、每一个论断，都是非常科学、非常精准的。

3）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初的人来说，对于毛主席的认识，往往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毛主席是一个伟人。但是，当时中国的偏远山区农村发展还很落后，农民生活还很不容易，我们当时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解，是缺乏切身体会的。到了上大学时期，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外媒的内容，尤其是美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往往是非常肤浅的，评价也往往是不够客观的。他们抓住建国后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和建设过程中所走过的一些弯路，对毛主席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我们难免受到一些影响，内心会产生困惑。

4）我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对毛主席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我因为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曾先后去过四五十个国家采访。我既看到了很多发达国家的面貌，也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带着对世界的理解，我再来看中国的发展，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如果我们没有出过国，没有比较，在看待中国时，往往看到的更多的是问题、是不足，但是，当我们把中国的发展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决定算得上“稳定且了不起”。我不知道听到有多少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说，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惊叹，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羡慕。而今天中国发展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他们那一代人为我们打下的基础。

5）在工作中，我又读了大量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越发理解到，在中国近代那种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极端危险的条件下，毛主席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几年，有网民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这完全称得上是“最牛的创业团队”。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能为中国的革命做些什么贡献，就能知道，毛主席他们那一代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6）据我所知，今天，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人在认真阅读毛主席的传记和选集，大家都在从毛主席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过去几年，我关注中美关系，也从毛主席思想中获益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借鉴毛主席对抗日战争的论断，认识到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再比如，我们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毛主席思想真的是一个智慧的宝库，我们只要认真学习，结合自己的工作，总是能有很大的收获。

7）今天，很多网民纪念毛主席，也是因为毛主席是一个彻底的、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领导人。他投身革命，真的是想改变近代中国以来危险、落后、困难的面貌，真的是想为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创造更公平、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

8）毛主席一家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统计，从1929年毛主席小妹毛泽建牺牲开始，到1950年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属。除了毛泽建、毛岸英外，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杨开慧烈士，大弟毛泽民，幼弟毛泽覃，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用“满门英烈”来形容毛主席一家，绝对是恰如其分的。

9）1950年11月25日，彭德怀发给中央军委的绝密电报，里面记载了毛岸英牺牲的细节。毛主席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主席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几十年后，为人父母的我们，看到毛主席在经历丧子之痛后说出的这些话，又怎么能够不为毛主席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而动容呢？又怎么能够不为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无私精神和宽广的胸襟而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呢？

10）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要感谢毛主席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时，永不放弃，奋发有为，我们还要学习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那种深沉的爱，为14亿多中国人能过上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而继续奋斗，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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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年12月21日 23:00 湖北

遇到困难，主动迎难而上，解决一切拦路虎，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但遇到冤屈怎么办？

你明明是正确的，明明立了大功，结果却对你大罚特罚，甚至一撸到底，然后你应该怎么办？

这样的重大冤屈，8年内连续遇到3次又怎么办？

很多人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其实你最熟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在党史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你以前没仔细看过而已。

毛泽东曾自己说过：

“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这个“受压”，究竟指的是哪种程度的压力呢？
第一次蒙冤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按共产国际要求的“城市中心论”攻打长沙。
但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很快失败了。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
“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件事好像没做错对吧？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应该是大功对吧？
毛泽东率兵退到井冈山之后，中央和共产国际震怒。
1927年1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领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的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对此，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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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转兵前往井冈山，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行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定义为“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这个定义，可以说是很严重了。
当时没有电台，信息传达不通畅，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度严重破坏。
因此这个命令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了，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20岁的周鲁上井冈山传达。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带文件，只能凭记忆传达。
年轻的周鲁传达上级指示时，只记得“开除”，但“开除”什么记不清了，就想当然地说成是“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井冈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毛泽东自己当然更是无法理解，大口大口的吸自己用纸卷的大炮筒烟。
毛泽东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硬生生的从不足1000人，不满一个团的兵力发展成了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把革命根据地搞的风生水起，蓬勃发展。
这个时候，自己突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惩罚。
但是毛泽东没有怨言，面对如此重大的冤屈依然面不改色。
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不能过党组织生活，那他应该干什么？
面对这个询问，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
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于是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对于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但一个20岁的周鲁传达的指示，还是错误记忆的指示，毛泽东立刻就无条件遵从，在一个完全由自己创立的地盘上。
1928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期间，在湘南特委机关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的正式文件，上面明文写着毛泽东是被中央“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湖南省委委员”，但根本就没有“开除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党员，只是被开除了几个重要职位而已。
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井冈山，随后合二为一，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
随后毛泽东当选为第四军军委书记，率领第四军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进剿”，三次“会剿”，并在1929年初打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始终没有撤掉，仅保留了党员身份，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在战场上又打了回来。
第二次蒙冤
1929年5月，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
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而且是绝对领导，不容置疑，这一原则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
在会议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
根据陈毅的回忆录，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由四点组成：
第一，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
第二，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两大之间难为小；
第四，批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与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了权。
7月中旬，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离开了军队一线。
和毛泽东随行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离开龙岩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疟疾，浑身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只得化装成“教书先生”，在永定的深山中隐蔽起来，在此治病和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毛泽东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参加。
红四军党委认为毛泽东在闹情绪，托词不来，于是立即再次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要他马上来开会。
于是毛泽东强撑病体，坐担架赶来，大家见毛泽东“面无人色”，确实病重，就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
所有人都没想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毛泽东被夺了权，并被赶出军队，居然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来开会的原因真的是在生病，而且是重病。
1929年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送交党中央。
1929年8月10日，中央收到了这份文件。
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队建设基本原则。
1929年11月，红四军吃了大败仗，损失了接近1/3的兵力，中央做出指示，恢复毛泽东的工作。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恢复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决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建军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了日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古田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拥有对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
第三次蒙冤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纵横驰骋，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
1930年6月，红四军被改编为红一军团，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最终被发展成了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活捉张辉瓒，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指挥，采用稳扎稳打，铁壁合围的方针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将3万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一个点，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歼灭敌人3万余，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机会后在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
很显然，毛泽东立下了大功。
是不是应该重奖毛泽东呢？
因为中央苏区的辉煌成绩，巨大的地盘和最强的兵力，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决定把中央苏区当成核心红区，但极其反感毛泽东的游击思想。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的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
在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体面的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
随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根据地进行推广。
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太大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人称之为毛主席。
但毛主席的称呼，没有持续太久。
一山不容二虎，中央苏区到底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王明的？
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1932年1月，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让中国革命大踏步的走向胜利。
但毛泽东强烈反对，认为赣州铜墙铁壁，根本不可能打的下来。
于是中央免除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红一军团兵进赣州。
围了赣州很久，实在是打不动，马上中央红军就要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
1932年3~4月，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毛泽东重掌局面，带领红军撤围赣州，跳出包围圈，并出其不意的发动了漳州战役，攻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取得了巨大胜利。
是不是应该给毛泽东颁奖？
当然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撤围了江西核心城市赣州，而且继续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打漳州有用吗，那是大城市吗？都这么慢腾腾的搞，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1932年10月，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集火批评毛泽东。
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直接粉碎敌人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作战目标，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了后方去“养病”，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支持毛泽东路线的高级领导人也被撤职、批判。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被雪藏整整三年多。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的说：
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陈毅曾经这么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真金不怕火炼
毛泽东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勋，结果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被几个到苏联留过学的，20多岁的小娃娃给直接一撸到底。
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你会因此愤怒，因此对党失望，因此怀恨在心么？
普通人也许什么想法都会有，但毛泽东选择了无条件接受党的一切命令。
被一撸到底，我就看书、学习，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消极沉沦。

周恩来回忆说：
在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没有多久，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当时许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参加他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
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后，王明博古等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的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按苏联红军的形态去改造中央红军了。
然后中央红军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领导下，寸土不让，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大搞“短促突击”，和国民党军正面对轰。
结果一败再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余86000余人，关键战略位置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占据，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3日，红军渡过湘江，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极为惨重，仅剩余3万人，濒临全军覆灭。
毛泽东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屡战屡胜，越打越强，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后，就吃了如此之大的败仗。
谁对谁错已经很明显了，要不要立刻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大局？
当然没人去请。
机会，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
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场合，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又教育又说服。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
后来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和博古、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
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的走向胜利。
反复多次后，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和支持。
而这样的聊天，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对自己思想的不懈宣传，这样的事毛泽东已经做了三年多，一直没有任何效果。
但这一次，毛泽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由于条件极端困难，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远在苏联的王明无法对中央遥控指挥。
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参加了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向西，进入贵州，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黎平会议，改变了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按毛泽东的意见，改向黔北进军，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否定了李德个人包办军事指挥权的情况，重申“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三个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用三天时间，集体大辩论，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和指挥没关系。
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批评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张闻天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支持。
刘伯承说：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朱德说：
“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
在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组成中央“三人团”的周恩来，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越过转折点，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
你是不是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遵义会议拿到指挥权后，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服从毛泽东的指令,毛泽东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蒋介石做斗争了？
当然不是。
1935年3月10日，遵义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之后，军委开会，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讨论，召开了苟坝会议。
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能攻占，那么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而且看起来守军也不多。
在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进攻打鼓新场，代价不大，好处多多。
但毛泽东却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重要，周围有蒋介石多股部队，红军进攻此处有被包围的可能性，几份被破译的电报也表明黔军、滇军有向打鼓新场附近移动的征兆，红军不应该冒险。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证据也都展示了，但大家都表示毛泽东多虑了。
最后举手表决，包括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20多个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投票结果是完全的碾压局。
毛泽东急了，他认为此事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自己绝不能退。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凯丰当场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
最后会议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同时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经过一晚上的商量，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
3月11日，苟坝会议继续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议上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讲形势，力陈利弊，最后其他人也从善如流，接受了这一观点。
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并决定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就在这份指令发出去的同时，仅仅几个小时后，我军就侦察到滇军孙渡部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而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围绕打鼓新场进行运动，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战略姿态。
这份情报传回红军总部后，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稍有不慎，红军就会重演湘江战役的惨烈。
蒋介石布下的这个陷阱，参会的20多个领导人都没看出来，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强烈反对。
毛泽东手上的那一盏昏黄的马灯，在暮色中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索，军事决议民主制是为了防止博古李德对军事的专制错误指挥而设定的，但目前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并得到了一致通过，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实际由毛泽东进行指挥。
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统帅地位得以确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团结能力有多强？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近乎于把毛泽东一撸到底。
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是不是应该搬掉博古这个绊脚石？
并不是，毛泽东和博古、李德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遵义会议时，有人劝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不行，那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就会弄僵的。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末期，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李德、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毛泽东下令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张国焘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追过来，用枪指向毛泽东时，李德从后面抱住李特，保护毛泽东。
这是一张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三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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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王明回国，坐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又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否认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红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动把红军置于国民党军的指挥之下，放弃党的领导权。
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把长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一段时间内甚至导致毛泽东“指示出不了延安窑洞”。
但毛泽东依然持忍耐态度，和王明斗争力求做到斗而不破，不撕破脸皮，给予了王明足够的尊重，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从来就不是谁授予的，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这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
1942年4月9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点，多从大局思考，在不妨碍大的原则下，多原谅别人，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提高自己。
这样的人，才能成大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够强，够聪明，就一定可以成事。
但实际上哪怕强如毛主席，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被自己视为战友的人对自己各种反对和不理解，长期的被打压被闲置，这样的事毛主席当年遭遇了八年以上。
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人的选择是怨天尤人，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从此一蹶不振，个别人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有人的选择是对同志们说：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不同的选择，最终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最终带领我们走到了国庆节这一天的，是毛主席这样的人。
你或许很强，但肯定强不过毛主席。
如果你自认能力不如毛主席，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就更要虚怀若谷，更要在忍耐中磨练自己。
否则，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
看党史，不能只看辉煌和成功的那一面，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
因为只有在逆境中，我们才能见到一个人真正的上限。

浅贝

毛主席一生致力于消除民众“亲官、崇官、怕官”的心理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年09月09日 06:38 江苏
文/周伯通

今天9月9号，提醒下不忘初心者，特以记之。

看到一篇文章，说毛主席最后十年是为了权力斗争，这完全是信口雌黄，若是为了权力斗争，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他就是稳稳妥妥地最高权力，他还需要斗争么？

有人说，他把儿子送到战场是为了镀金，将来好接班，这又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镀金需要上战场么？用“蒋经国”的方式镀金岂不是更安全，一生从未上战场，却获得了上将军衔。

如果说后十年是为了权力斗争，争来了给谁呢？他的儿子在1950年就牺牲了，整个家族牺牲太多人了，纵观毛主席一辈子，他什么时候为个人的权力斗争过？倒是被开除、警告、排挤过好几次，每次踢他出局的时候，他都默默承受，自己去农村调研，从不脱党，继续为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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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地位是每在全军快要覆没的时候，他都能扭转时局，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上，所有人一致同意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的，并不是他靠什么手段争来的权力。

毛主席熟读中国所有的历史典籍，他知道中国民众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亲官、崇官、怕官”，自古以来一直是，即使一个很正直的官员，老百姓看到他，都主动上去前呼后拥，说一堆漂亮话给他戴高帽子，弄的正直的官员都飘飘然，最后就觉得他比群众高人一等，最后脱离群众，成为反动派。

这个心理问题，不仅仅是毛主席发现了，几乎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但别的人采取的是讽刺，说这片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奴才，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的苦难，大陆的鲁迅，台湾的柏杨，都说这片土地上带有“种族的劣根性”，柏杨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

读遍毛主席所有的书籍，没有一个字去说老百姓的不是的，即使他在农村里见到了一些“流氓地痞”，他并没有心生厌恶之情，而是写到，“这些人稍加改造，便是革命力量。” 整个社会作的孽，不能单单地推到老百姓身上，反而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让老百姓对于权力的恐惧而造成的，看到问题的源头，他就要想办法解决。

早在30年代的时候，他在文章中写道：“工人和农民是智慧的，而我们这些干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说到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这样讲的，“有些知识分子骄傲的很，说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们翘起尾巴来，是看不起人的。但是知识分子不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他们是做不出来什么成绩的，都只能做些空口说白话的事，误人误己。”

我看到一个92岁的老人和自媒体博主聊天，这老人当年也是个小干部，说“我那个年代谁敢贪污啊，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老百姓又不怕你，我们自己也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 我认为这就毛主席希望看到的效果，所有人都是劳动分子，见面称同志就可以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必须给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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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为什么亲官、崇官、怕官？怕官，我们好理解，自古以来，有皇权在手，他们就喜欢压迫人嘛！但是官员既然是这样不好的形象，那为何老百姓要亲官、崇官呢，让自己的子女发奋读书去当官，因为当官就成了人上人这种心理长期存在，老百姓一面咒骂不好的官员，轮到自己当上了，他却变的更加的不好，若是这种民族心理，中国还有救么？

因此毛主席必须要打破这种荼毒中华民族的怪思想，有一段时间确实做到了，大家都喜欢当工人，不喜欢当官，当官一点好处都没有，收入赶不上工人，责任还重。你看到了1980年，我们搞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人大量辞职，就是干个体户，也不要当官了，你像史玉柱，不就是安徽的公务员嘛，直接跑海南做生意去了，对公务员毫不留恋。

那十年不就是要破除民众的“亲官、崇官、怕官”嘛，现在回头看，确实过激了，矫枉过正，虽然并没有耽误生产，照样大国重器年年都出，但是对于国家机关、以及教育系统的冲击太厉害，再加上有些坏人捣乱，导致运动失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的作者叫胡福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群众实在太愚昧了”，这段历史，官方已经给了明确的定性，我不再赘述了。

毛主席说“官僚主义是人民最大的敌人”，还给官僚主义画了一个像，说：“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老百姓一听到毛主席讽刺官员，心里就很爽，一听到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还不如农民聪明，那是更加的爽，但是轮到他当官了，他就官僚主义了，轮到他做知识分子了，就瞧不起泥腿子了，无论是大学教授也好，还是知名作家也好，还是一些落马的官员也好，大家几乎都是从普通家庭出身的，上了位置以后，却是对民众的挖苦。有些落马的官员还是农民的儿子呢，你上了以后，却干压迫农民的事。

然后老百姓就缄默不语，说话的渠道多的是，他自己却先给自己打一针，说“小老百姓斗不过的，只能忍。”我曾经写过，老百姓对不起毛主席。老人家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他知道自己那样做，后世抹黑的文章将汗牛充栋，但是为了祛除老百姓内心的心魔，他放手一搏，毁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完美形象。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一定要意识到人无完人，做任何工作有对有错，对了，作为经验记录在案，错了，那么就改！不能说抓住一个人的细枝末节的错，非要给他彻底斗倒，那怎么行，以后谁敢做工作，那做错了只能隐瞒，舆论环境只能容忍零错误，工作就无法开展。

“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是毛主席多次反复的提到的，他觉得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群众的监督，但是群众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但是我认为群众并没有准备好，他自己考上公务员，或者他儿女考上公务员，角色一换，你们还愿意听毛主席的教导吗？

我不太喜欢把人分成“左中右”的说法，因为人是动态的，他是根据角色变换而变换的，无论左中右，里面都有进步力量和落后力量，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就是进步力量，有些人，比如创业老板，或刚上任的公职人员，或知识分子，曾经是进步力量，后来得到了很多利益了，就变成了落后力量，就像互联网行业，这个行业是进步力量，但这个行业的老板全是落后力量，剥削的令人发指。

1956年，毛主席开会的时候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那么官僚主义群体是哪些人，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就是公务员，完全错误！是我们每一个人，失业者、工薪族、个体户、企业家、官员，你们都有服务的对象，你上班做服务员，不给消费者好脸色看，甚至骂顾客，你这就是官僚主义，你做了企业老板，喜欢克扣工资，动不动就要求人996，你这也是官僚主义。

所以每个人都要把《毛选》悟透，你拿个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那我们的文化氛围中的“亲官、崇官、怕官”的心理永远调整不好！

那么群众是那些人，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就是无权无势的吊丝，完全错误！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角色转换的时候，你始终把自己当人民群众，那么整个社会就和谐很多。如果角色换了，你当老板了，你当处长了，你就觉得自己不是人民群众了，那么你的日子不好过，下面的员工或老百姓也不好过。

毛主席对苏联回来的儿子说，“你只不过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因此所有人都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我们只不过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

不管我们的角色如何转换，我们都要“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浅贝

毛泽东同志四十八周年忌辰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炮打鼕宫 2024年09月08日 22:58 日本
文 / 欧洲金靴

3月17日下午，会见老挝总理凯山。

4月30日下午，会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等五位客人。

5月12下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5月27日晚间，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6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6月下旬，同国锋同志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

“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说明。

由于病情恶化，中央在不久后令北京医院、埠外医院和解放军301、305医院选派专家和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进行特别治疗，昼夜监护。

7月28日夜，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

中央通过紧急开会，由长江同志、国锋同志、洪文同志贴身互送，转移至202号平房。

整个搬运过程中，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处于半昏迷中，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随着缓慢的呼吸一动一动……战士们心酸含泪，不忍多看一眼。

为避免移动时发生碰撞，长江同志和战士们用布单做了一个软软的担架，在医生的协助下小心翼翼抬上，在国锋同志、洪文同志等人陪护下，安全抬入202号平房。



随后，中央政治局在202房里开会。



根据北京军区、空军、国家地震局和唐山地震报信者李玉林提供的情况，会议研究了唐山抗震救灾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



随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国锋同志写了一份报告：



主席:



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7.5级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据初步了解，唐山市区遭受毁灭性破坏，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倒塌，40余万居民大部分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天津市亡1.2万余人，其中宁河县亡一万余人，伤几万人，市区倒塌房屋1万余间。北京市亡100余人，伤 4000余人，全市倒塌房屋3万多间……



清醒后，艰难地圈阅了这份文件。



随后，河北各地送来了地震情况汇报，他不顾病重，全部都要亲自过目。



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惨重损失、伤亡人数达24万时，他的脸上流下了眼泪，止不住哭泣。



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后来回忆：“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主席嚎啕大哭…”



随后，中央起草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8月18日，他亲自圈阅——这也是生命中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一生爱民至深，唐山大地震的惨况使他受到更大的精神创伤，加重病情，从此便进入难以自我控制的昏迷状态。



从那天起，再也没有坐起来过。



8月26日，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生前索要阅读的最后一本书。



8月28日上午，中央警卫局派车接来李敏。



李敏进入卧室时，仍处半昏迷状态。看到李敏时，使劲地睁开了眼，嘴唇张了几下，但听不清说什么。



对着李敏，艰难地打起了手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李敏听不清，询问站在旁边的张玉凤，张玉凤摇了摇头，表示也不清楚。



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便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拉着李敏的手也松弛下来。



李敏知道他累了，满含泪水地上车走了，前后也就待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李敏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她一直猜不出也想不透那最后的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9月2日，再度病危，中央决定进行值班制，洪文同志和东兴同志一班，春桥同志和国锋同志一班，轮流守护。



9月5日晚9点50分，突然丧失神智。



9月7日，病情进一步恶化。下午，除常来的几位常委，剑英同志、先念同志、锡联同志、吴德同志、桂贤同志等人也赶到。



傍晚，永贵同志也赶了过来，进房间时已经哭的说不清话：“主席呢，主席怎么样了…”



长江同志俯身床前，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点心什么的？”



摇了摇头，两只手指动了动，意思是想抽烟。



晚上9点，中央主要负责人在202南大厅开会，讨论后事。



9月8日早上，突然一觉醒来，吓了护士一跳。福明同志等人立刻赶来，问他要说啥，但他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声。



福明同志赶紧找来纸笔给他，他吃力地写了几笔，划了三道。



众人思索许久，百思不得其解。



“三木！”福明同志叫道。



“你是不是要看三木的消息？”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三木武夫，时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大臣总理。当时的日本，正在进行大选。



众人失语。



都这时候了，他竟然还在关心日本的局势…



医疗组的护理记录记载下了那段悲怆的画面：



8日这一天，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点37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



8日傍晚，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着……



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已完全无法说话。



当晚，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



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



8日晚，护士照常给喂服了安眠药。



十几分钟后，监视器显示心脑严重异常，医护人员立即采取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



9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与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群众、被统治民族、被剥削阶级的斗争统帅、理论教员、革命导师、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心脏完全停止跳动，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始终放却不下的人民。享年，八十三岁。



同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浅贝

那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目的是什么？（人的改造）


原创 教员的追随者 鲲鹏击浪 2024年08月21日 07:10 广东

《毛选》是一个伟大的宝藏。

嗨，大家好，我是鲲鹏，坚持解读《毛选》，提炼成人成事之道，坚持和传承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

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中国不讲阶级斗争就丢了魂、断了根，没了未来（阶级斗争大合集）

在革命早期，党的成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党的建设工作主要地是对大多数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化教育改造。

但是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日，党员数量不但增加，而且党员的知识化更加普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成为了党的主体。

这样，党的成分就更加复杂，党的建设工作也更加复杂艰巨，一面是对老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提升，一面是对知识分子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改造。本质上，都是人的改造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就很难，时间会很长，尤其对知识分子改造就更加复杂艰巨。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社会大潮中先知先觉，比如五四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一方面，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个阶级而存在，为其服务。这就使得其表现出动摇性，没有工农的彻底革命性。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吸收知识分子应当注意）

无产阶级的文化 D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争权夺利。

有人说，是整知识分子。

以上这两点都是缺乏历史意识，或者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来讲的，或者就是故意诋毁毛主席而讲的。

有人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不是目的，这是主要任务，不能把任务当成目的。这样就会变质，就会将革命引入歧途，就会出现革命策略方法的错误，比如将“文斗”为主变为“武斗”为主。

这场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问题。

世界观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就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有斗争。

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而突出。

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的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放松了对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文化教育界是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的，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

当前，文化教育界，“毒教材”泛滥、“反动公知横行”、“审美低俗化”、“娱乐至死化”、部分“媒体汉奸化”党媒要有党媒的样子（敢发声、敢斗争）等等，不一而举。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只要我们还有良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教育界的渗透之深，流毒之广，相比几十年前不是更浅更窄了，而是更深更广更猛了，猛到已经利益共同体固化了。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岔路、邪路、歪路上去了。



人的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改造并不是要消灭其肉体，消灭个体。而是对个体和群体的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改造，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与人民群众，让其知识为劳动者服务，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点必须清楚。



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对于知识分子改造也是如此。



改造思想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强加是不行的。



真的坏人并不多。这个认识一定要有，头脑要清醒。不然就要犯错。



人的改造问题，本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只要是阶级斗争。首要问题就是区分敌我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么？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阶级观点。



只要是阶级斗争，就会有坏人钻空子，有两面人阳奉阴违，扛着红旗反红旗。



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关键时期，要防止坏人钻空子。



宁左勿右，形左实右，表面看起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但永远不是我们要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了。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是人的改造革命。永远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群众。



要真正的实现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就要实现大联合，而要实现大联合就要有两个前提：



一是，破私立公。



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可能奏效的。



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要促进，要经过斗争，不要捏。



所以，还要“唤醒民众”吗？（百年革命经验教训）“唤醒民众”实现人的改造的目的依旧是十分迫切重要的工作，是人的改造的重要策略。

浅贝

那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目的是什么？（人的改造）


原创 教员的追随者 鲲鹏击浪 2024年08月21日 07:10 广东


《毛选》是一个伟大的宝藏。

嗨，大家好，我是鲲鹏，坚持解读《毛选》，提炼成人成事之道，坚持和传承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

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中国不讲阶级斗争就丢了魂、断了根，没了未来（阶级斗争大合集）

在革命早期，党的成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党的建设工作主要地是对大多数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化教育改造。

但是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日，党员数量不但增加，而且党员的知识化更加普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成为了党的主体。

这样，党的成分就更加复杂，党的建设工作也更加复杂艰巨，一面是对老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提升，一面是对知识分子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改造。本质上，都是人的改造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就很难，时间会很长，尤其对知识分子改造就更加复杂艰巨。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社会大潮中先知先觉，比如五四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一方面，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个阶级而存在，为其服务。这就使得其表现出动摇性，没有工农的彻底革命性。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吸收知识分子应当注意）

无产阶级的文化 D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争权夺利。

有人说，是整知识分子。

以上这两点都是缺乏历史意识，或者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来讲的，或者就是故意诋毁毛主席而讲的。

有人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不是目的，这是主要任务，不能把任务当成目的。这样就会变质，就会将革命引入歧途，就会出现革命策略方法的错误，比如将“文斗”为主变为“武斗”为主。

这场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问题。

世界观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就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有斗争。

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而突出。

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的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放松了对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文化教育界是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的，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

当前，文化教育界，“毒教材”泛滥、“反动公知横行”、“审美低俗化”、“娱乐至死化”、部分“媒体汉奸化”党媒要有党媒的样子（敢发声、敢斗争）等等，不一而举。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只要我们还有良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教育界的渗透之深，流毒之广，相比几十年前不是更浅更窄了，而是更深更广更猛了，猛到已经利益共同体固化了。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岔路、邪路、歪路上去了。

人的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改造并不是要消灭其肉体，消灭个体。而是对个体和群体的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改造，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与人民群众，让其知识为劳动者服务，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点必须清楚。

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对于知识分子改造也是如此。

改造思想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强加是不行的。

真的坏人并不多。这个认识一定要有，头脑要清醒。不然就要犯错。

人的改造问题，本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只要是阶级斗争。首要问题就是区分敌我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么？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阶级观点。

只要是阶级斗争，就会有坏人钻空子，有两面人阳奉阴违，扛着红旗反红旗。

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关键时期，要防止坏人钻空子。

宁左勿右，形左实右，表面看起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但永远不是我们要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了。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是人的改造革命。永远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群众。



要真正的实现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就要实现大联合，而要实现大联合就要有两个前提：



一是，破私立公。



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可能奏效的。



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要促进，要经过斗争，不要捏。



所以，还要“唤醒民众”吗？（百年革命经验教训）“唤醒民众”实现人的改造的目的依旧是十分迫切重要的工作，是人的改造的重要策略。

浅贝

江南士绅与阶级固化


原创 龙牙 龙牙的一座山 2024-06-25 11:04 陕西

这里，是龙牙正在爬的一座山。

最近炒得火热的“姜萍事件”是一件你仔细品味，背后份量极其严重的事情。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与阶级固化。
它是一次盘踞在中国身上长达数百上千年的江南士绅集团的诈尸。小把戏很简单，有点像《植物大战僵尸》里那种巨人僵尸，先扔一个小僵尸到你后方去，搞点小乱子。   

这事儿让我想起两年前也是这几天的一个饭局：   
一个朋友的儿子高考，报志愿报“呲”了。
第一志愿估计有点儿悬，第二志愿又是瞎报的，爹妈都忙于生意没工夫盯着他，小伙儿自己在家跟爷爷奶奶一块儿鼓捣的，出了纰漏，第二志愿不想去，赶紧给正在饭局上的爹妈打电话。我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两口子刚才还神采奕奕的，立马跳起来跟炸了锅一样到处打电话，找关系的找关系，想办法的想办法。平心而论，娃挺不错的一个孩子，知识面很广，性格也很谦和，但是不属于那种特别学霸的类型。好端端谈笑风生一个饭局，气氛一下就冷了，所有人心不在焉陪着两口子挣扎了快一个小时，最终也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重点来了，当时省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就在饭桌上。   

这事儿我以前提过，评论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种是心知肚明的，这种一般参加过高考、上过大学，清楚高考的门道，对于这种事情当然知道真假；
一种是打死不信的，这种一般就没上过大学，开口就是谩骂，从评论文字看也是各种错别字同音字满天飞，这种人整死都不信高考制度的公平和死板。
其实阿里搞的姜萍这事儿打的就是这个“认知差”，利用一部分人认知上的缺陷煽动、挑拨情绪，以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明面上的做法是利用只能上中专的这部分人，缺乏对知识、对学习的尊重，缺乏对数学学习难度最起码的了解，缺乏对我国学籍管理制度严格程度的认知，撩拨煽动他们支持一个很明显并没有经过严格数学训练的中专生“自学成才”进入浙大这样的名校；
包藏的私货是给高考制度掺沙子，在现有高考制度中打进去一个“楔子”，增加一条操纵在阿里系的人手里的途径，方便“自己人”；
最终的目的是形成阶级固化，巩固自己已经掌握的财富，形成对知识、对财富、对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全面系统性垄断，寒门再难出贵子，王谢堂前燕，不进百姓家。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是搞清楚自己的屁股在哪儿，屁股在哪儿就说哪儿的话，不要屁股坐在穷人这一边，却生怕富人赚钱赚少了。阿里系搞这种幺蛾子不是第一次了，从阿里系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在暗戳戳的鼓捣“民营资本掌握政治权力”，手段也是一样的手段，他当然会假装一屁股坐在你的立场上“替你说话”，那是伪装的而已。等他真的利用你达到了目的，他真的会履行他的承诺吗？你有什么手段让他不得不履行承诺？
所以人一定要多读书，不要学姜萍，不要藐视知识的力量。不读书、不懂道理、没有眼界，你就会总是干这种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破事儿。这辈子高考没考好，没有问题，我国制度能够保证你饿不死，还能保证你下一代有翻身的机会；要是因此就怨恨、不满，跟着别人起哄要推翻这个唯一相对公平的、穷人家翻身的机会，那就是世世代代受苦的命了。   
图片   
“江南士绅”这种东西在我国存在了已经不止几十年了，而是一个盘踞在我国所有人身上的毒瘤，至少搞垮了三个朝代：明朝、清朝、民国。
从明朝开始他们就把持了整个江南的土地税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还把持着织造、漕运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厘金”，卷积了大量的财富。
他们之间还勾结起来，朝里有人做官、乡下还有“乡贤”，利用朝廷给予士人的优待政策大肆兼并土地，对上隐瞒土地产出，不缴纳田赋、不承担徭役；对下该收多少税收多少税，一毛钱别想少。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了自己的腰包，农民该怎么苦还是一样怎么苦，朝廷却很奇怪的发现自己收不上来税。   
但是朝廷没钱是不行的，国防开支、各种支出是必须的，于是只好加重赋税。
这些加重的赋税会是江南士绅们承担吗？怎么可能！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农民的头上，结果就是朝廷越来越没钱、农民却过得越来越苦，只有“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农民与朝廷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大祸。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土地兼并”问题，高中政治、历史好好学就可以搞懂的问题。   

如果实在是没有好好学高中政治、历史，这里有一部电视剧叫《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通俗易懂的讲了这些旧事，这片子也有不少硬伤，最终结局过于温情脉脉，不过至少屁股没有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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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事情终于发展到了极致，利用文官制度形成的阶级固化与财富垄断，终于最后掏空了整个明朝，农民与朝廷的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从而爆发了李自成起义，彻底颠覆了明朝，最终满清入关，在江南杀了一个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以为杀的都是谁呢？
既有不知死活贪得无厌的士绅；
也有架秧子起哄帮别人数钱的平民。
历史证明，贪婪和愚蠢都是死罪。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朝最终走上的也是这一条死路。清朝末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压制不住，随着广东“十三洋行”与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外国资本、本土民族资本已经遍地开花，但是这部分税收是封建王朝大清的制度绝对收不上来的。这么天量的财富最终落进了谁的手里？
我们熟悉的江南士绅。
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官商复合体”集团利用农民起义和外国入侵对清朝造成的强大压力，顺利攫取了大量的权力，明朝的故事再一次上演，他们最终掏空了清朝。进步意义当然在于结束了封建王朝制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阴暗的一面却是底层彻底陷入了绝望境地。   
图片
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解放前的上海滩。
民国阶段“江南士绅”登上了顶峰，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四大家族”的代言人堂而皇之成为国家领导。随着蒋介石与江南财团的媾和以及随后的“4.12”反革命政变，江南士绅们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掌握了国家政权，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你想都想不到的咄咄怪事：
1、民国所谓“黄金十年”里，除了江南士绅们赚了个脑满肠肥，中国连大清时期留下的工业遗产都丢了个精光，到抗战的时候连个大口径火炮都没法自产；
2、抗战中民间、海外华侨捐款购买战斗机，居然能被“民国第一夫人”拿去美国存银行，“反正飞机放着也要生锈，不如存银行还有利息”；   
3、抗战中，中国的钢铁企业居然在破产！
4、全世界国家军队在二战里都是越战越强，只有蒋记民国军队越打越弱；
5、江南士绅“两头下注”，一边捧着汪精卫一边还拖着蒋介石；
6、抗战结束后大肆搜刮民间资本，日本人统治时期没有破产的企业，“光复”后却关门大吉；
7、贵为“战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短短4年就被赶去了小岛过日子；
历史已经证明了，“江南士绅”作为盘踞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一个毒瘤，掏朝廷、掏外族、掏自己，都是一把好手。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把控金融与税收，掌握文化发言权，攫取财富，他们是不分对象的，像一条“贪吃蛇”，连自己的尾巴都吃。   

这个集团消失了吗？
消失过，但是死灰复燃了。   
这个集团现在对政权、对法律、对教育、对金融的渗透其实已经很明显可以察觉到了，尽管他们的手段确实还是挺高明的，会煽动民意、会愚弄群众、会假装老实、会伪装“善良”，但是毒蛇就是毒蛇，话术再高明也改不掉他们身上那股子神神的铜臭味：贪婪。
贪得无厌，在如今这个教育普及化、舆论自由化的时代是无论如何都藏不住的，再高明的话术也骗不过所有人，总有人会站出来揭露他们的那点小心思。“蚂蚁金融”上市圈钱的把戏被揭露后，这群人的存在其实已经为很多人所熟知，仅仅用30亿的本金就妄图撬动上万亿的杠杆，风险全是银行的、获利全是自己的，太贪了，实在是太贪了。
如今搞个“姜圣人”一类的舆论炒作小把戏其实已经说明了至少“阿里系”这一次江南士绅发动的进攻的彻底失败。胆子大的时候他们敢直接把持国家金融根本，到如今也只敢暗戳戳在教育领域搞点小偷小摸。春风得意的时候敢在国家级媒体上找几个无良文人大肆鼓吹“要政权”，意气消沉的时候也只能整点儿烂活儿好给自己不争气的子女们谋点体制外的福利待遇。
这个事情起哄架秧子的人不少，受限于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搞不清楚自己屁股在哪儿的人多得是。但是所谓“明白人”也不要高高在上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把话说明白比什么都重要，毛主席当年就主张把话说明白，不要搞旧文人自视清高那一套。
阿里搞这一波舆论背后的历史渊薮、思维脉络，还是要讲明白，不过就是“江南士绅”这一中国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经济、文化、政治集团的一次死灰复燃，一切不过旧故事。   
一次不成功的诈尸而已。   
图片   
我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出没一些奇奇怪怪的饭局很正常。写文章的人自有一种“疏离感”，又有“文化人”的身份做引荐和伪装，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相关，有些人又特别喜欢拖上一个文化人装点门楣，我也正好落一个观察人情世故与世间百态的机会。
当然了，笔在我手里，我事先可没有承诺过不会如实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
因此我算不得“背叛”。
最后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天那个“饭局”，是为了什么目的召集的？
是筹划开一家民营中专，收学生赚钱。
如果浙大“破格”录取姜萍这事儿最终成了真的，一个民营企业操弄的所谓“数学竞赛”捧出来的“天才”真的跨越了高考制度与现有学籍制度，轻松进入了浙江大学，我想请你略微思考一下这么一个问题：
是读中专的人更容易享受这条捷径；
还是开中专的人更容易一步登天？
不要当社会主义巨婴。

浅贝

别把毛泽东的事当“抗日神剧”看


以下文章来源于书林斋 ，作者孔鲤

嘴上说着不要抗日神剧，但遇到要分析问题时就不自觉开始个人英雄主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种唯心主义错误到处能看到，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在日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热中出现的这种唯心主义。

大概是跟大量屠龙文与教员文同步出现的，很多人对毛泽东的认知停留在「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上，仿佛遵义会议以前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一个个都不中用，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得对，而唯一需要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工作方式。

朱德第一个就会表示不同意，紧接着还有周恩来、王稼祥……

日前有一篇文章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诚然，《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是一篇好文章，文字诙谐幽默，而且对党史与军史的了解比较细致，描写了毛泽东从「八月失败」到四渡赤水这七年间的变化，其中涉及到了「八月失败」、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通道会议、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这六个事件。

文末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式讨论以及对毛泽东诗词的立意看法，我是比较赞同的。

但由于该篇文章对其它一些细节的忽略，造成了部分读者对那段历史的唯心主义错误理解。

因此我将以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为例，就文中提到的六个事件进一步说明。在描述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第一手的文献，以免在传达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叙述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

将惨烈而又悲壮的革命史简化成简简单单的个人英雄史，这本身是犯了唯心主义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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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当时朱毛红军刚刚会师一个多月，湖南省委就派杜修经来下达命令，要求朱毛会师后成立的红四军向湘南进军。但湘南有向成杰、许克祥吴尚等许多实力强劲的敌军，贸然进军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虽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最终红军还是大队冒进湘南，从而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最终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往赣南闽西开展新的根据地。

粗糙地看，这可以笼统地将错误原因归结为「左」倾思想，但如果深究细节，我们依然能看出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来。

我们先看那篇文章里是怎么描述的：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

这段话是用来展现毛泽东个性的，相比于其他的对实际情况的情况，这是对毛泽东这个人的描写，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之一，但遗憾的是，从历史来看，这段话是错误的。

首先，省委来的杜修经并没有不同意毛泽东。

虽然省委下达了这样的通知，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毛泽东本人，整个边界特委和新四军军委都不理解，也因此在1928年6月30日永新县的商会楼中，召开了一场有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的会议，总共二十多人。在会议上杜修经先转达了省委的6月26日下达的指示信，并且解释了省委决定要向湘南发展的理由。

显然湖南省委认为湖南局势发展就能迅猛向全国发展的想法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和自己的力量。

在杜修经表达了意思后，第一个表达异议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

在朱德提出了反对意见后，陈毅、王尔琢等人也纷纷表态，表示红四军主力如果去了湘南，那么留在这里的几百条枪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边界，根据地将会受到灭顶之灾，所以四军主力不能去湘南，而是要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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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没有？

面对这样的形势，能看清楚的从来都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大家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毛泽东也没有真的像文中说的那样：「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如果说作者是为了艺术效果那可以理解，但如果确实这样认为，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

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发言后，毛泽东开始了。

毛泽东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可以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意思，还能进一步拔高自身行为的意义。

于是就在毛泽东洋洋洒洒的表达中，杜修经和袁德生同意了会议的最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深入各县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7月4日，毛泽东写下了《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这是党内第一次下级公然抵制上级省委决定的报告。

作为一个深受古典哲学影响的人，毛泽东在文中先表达了按照流程研究了省委来信，并且表达了杜修经同志同意了看法，与此同时，还提出省委好几次的态度变化让工作不好做。

这些都聊完后，毛泽东含蓄地表达了不能去湘南以及要开展根据地的原因，同时担心省委批评自己保守，又抢先辩解了一通，最后落笔在全国高潮上，表达了依旧是支持全国高潮的。

可以说，毛泽东在书写报告时，非常讲究策略的，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牛气冲冲，丝毫不顾及他人看法。在阅读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个下级的小心翼翼。——他并没有认为其他人都是那啥。

无论从《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毛泽东传》《朱德传》，还是从《龙开富同志的回忆》《贺敏学同志的回忆》看，杜修经都是同意毛泽东的看法的。

此外，杜修经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他的《八月失败》回忆中看，在开会之前他就已经认为省委的决定不合时宜了，并非文章说的「杜修经觉得此人（毛泽东）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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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细节在行文中被忽视了，而忽视就意味着历史的主要矛盾与叙述对象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类教员文的重点往往是毛泽东一个人坚持己见，但大家都不同意，然后大家都失败了。从整体上看确实如此，但从我们上面列举的史料看，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大家都清楚这样做可能会失败，并且会议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决定。

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八月失败」的结局呢？

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个人英雄主义史往往会将历史的目光放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而忽略掉对历史本质的探讨。

历史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说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

「八月失败」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恰恰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接着往下谈。

就在毛泽东写报告的当天，7月4日，吴尚带着两个师冲入了宁冈，紧接着宁冈告急。于是毛泽东立刻让已经安心在乡下巡视工作的杜修经跟随朱德和陈毅，火速去解围。

7月13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敌人立刻撤退回茶陵。

宁冈之围解决了。

但变故已经发生了。

7月12日晚上，就在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红二十九团来到湖南酃县时，这些从1928年初就离家的农民，突然思乡情切，再加上得知了当时省委的指示信，于是一个个表现出了狂热的样子，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在攻克酃县后的13日当天晚上，便私下决定回湘南。

7月14日，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看到这样的情况，都想把队伍拉回宁冈，但红二十九团听到要回宁冈，士气立马低落了起来，军心涣散。眼见就要酿成大问题，朱德和陈毅开会，商议是否就此去往湘南，他们要求部队等一天时间，由杜修经立刻赶回宁冈，让毛泽东来做定夺。

但毛泽东当时不在宁冈，人在永新。虽然毛泽东让江华把信送了出去，但事出紧急，最终红二十九团还是忍不住开拔。朱德和陈毅眼见形势危急，为了避免大队分裂，决定让红二十八团也一同前往。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八月失败」就此发生。

在这样一段对历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那时，很多人都是可以被说服的，包括充当了「反派」的杜修经，但问题的根本不是出现在这些人身上，而是出现在省委不调查研究就教条地下指令上，出现在基层官兵小生产意识浓厚而缺乏组织性上。

这是根本原因。至于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那并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本末倒置，那必然会变成简简单单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毛泽东具有领袖气质，不在于他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看法，甚至在其它问题比如军队要不要上山，徐向前、聂洪钧、吴光浩也都提出过，又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也表达过更切实际的打法。但为什么其他人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成功了呢？

因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是要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坚定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第一个站起来，带着所有沮丧和觉得失败的人站起来，顶着巨大的压力，审时度势，走向胜利。

这样的精神，是其他人所不能具备的。因此陈毅才会在知道去湘南可能要出事时，在信里给毛泽东说：「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下，我们才会看到，等红军最终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往赣南闽西时，党内出现了一次大争议，并且随之产生了古田决议。


2


文章中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

而且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

上映的电影《古田军号》也表现的是这一点。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根本矛盾后，这里自然就会意识到，这场争论压根不是朱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根本上是党组织和红军军队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质上是由农民和游民这样的小生产者组成的旧式军队改造成现代组织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的矛盾。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三湾改编也好，朱毛会师后的「八月失败」也好，本质上都是这个问题在「作祟」，无论人换了几茬，地方换了几拨，本质没有变化。

萧克在总结「八月失败」时就说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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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阅读一下《毛选》，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毛泽东这些话背后，其实都是烈士们的壮烈牺牲。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

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矛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转化之前，它一定会爆发。这是唯物主义交给我们的。所以当很多人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对朱德等人的斗争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必然爆发的，没有毛泽东和朱德，也会有其他人，那个时候没有爆发的话他们失败了，那以后也会爆发的。事物的发展是一步步的，不能一蹴而就的。

可以说，朱德在古田会议前后的认识上的确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但这种问题绝不是像文中说的「朱德等军人不同意……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那样。

这样的表达不仅是不顾历史，也和在古田会议之前的刘安恭、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刘、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这只是一场朱毛的夺权之争，并没有深入思考。

那朱德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

朱德在1929年5月23日，也就是在让毛泽东离开前委的红军七大整一个月前，写下了这有一篇文章：《加强红军对于政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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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朱德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排斥对红军进行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党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上，朱毛实际上是没有大的分歧的。

那么大分歧在什么地方？

大分歧其实出现在基层。

《朱德传》里是这么写的：

「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

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基层士兵基本上是小生产者，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远见，有自私自利的毛病。

就好比「八月失败」一样，朱德虽然知道不能打湘南，可是面对那样的情况，朱德最终还是妥协。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

朱德实际上认为：

党指挥枪是争取的，但是要慢慢引导，现在急不得。这个说辞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但朱德没有考虑到，这是战争时期，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是不会给我们试错的机会，每一次试错都会带来大量同志的牺牲，所以我们没法温水煮青蛙。正如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里说的那样：

「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

至于说朱德想不建立根据地，那更是无稽之谈。古田会议之前，在打下龙岩后，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就联名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事实上这类教员文，往往将中央来人、省委来人乃至于身边人都潜意识设定成毛泽东的「敌人」，似乎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伟大思想，但正如上文所说，很多想法并不独毛泽东一个人有，大家都会想到，但是在决策时，毛泽东会毅然决然地走下去。这才是重点。

就好比解决古田会议争端的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在信中周恩来极其赞同了毛泽东的想法，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清了党内思想上的障碍。

限于篇幅，这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我就不展开了，但我们会看到，中央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一门心思跟毛泽东作对，而是依然会表现出清醒的头脑。

那么到了宁都会议后呢？

是否还是像文中说的那样：

「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

我想作者确实是读过《毛泽东传》的，在贺子珍的回忆中，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属于不能团结的人，也不意味着他是做着没有实权的工作，更不意味着他在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中都是在做调研和怼其他人。

在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从这份电报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央对毛泽东的确是有意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彻底放弃了毛泽东，中央仍旧在积极寻求自身合法性前提下对毛泽东的归属。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宁都会议后的毛泽东，确实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现在留下来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乡苏怎样工作？》都是那段时期的产物，但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毛泽东对他人工作的指责，事实上《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在中共中央的刊物上刊登了，《长岗乡调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为文件下发了。可见中央事实上是认可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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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毛泽东还做了大量的军事后勤工作，在工作中他积极与中央配合，没有甩脸子的情况发生。

比如由他签署发布的《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汀州不能轻易放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吉安的占领》《地方部队的编制、训练与勤务》《扩大红军》《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等长征以前的文件与文章，就鲜明表现了这一点。

但作者确实在主干上是表达正确的，毛泽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然是逐渐学会了工作方法。只不过让工作更好进行的，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作方法，而是客观实际。

长征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实际。


3

相比于上面提及的「八月失败」、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长征在党史中算得上很热门的了。但作者或者说很多人依旧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就拿通道会议来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么说的：「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

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

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

确实，在党史上这场会议很重要，它意味着与会绝大多数人同意了西进贵州的看法，而反对了李德的看法。这也确实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想法一致的时候，但问题也同样在这里，西进贵州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吗？

或者说这个案例能否用来说明毛泽东学会团结大多数人了呢？

事实上，很多人在研读长征史时，会不自觉地将目光放在红一方面军上，而忽略掉对敌军以及红二、六军团的了解。当李德说要去找贺龙时，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贺龙在哪？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距离通道三百里。

这个客观事实不假，但我们看问题要运动着看。红二、六军团是怎么到那的？

答案是西进贵州去的。

就在通道会议召开的三个月前，红六军团同样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没有北上找贺龙会师，而是同样选择了西进贵州，也同样路过了通道，然后再在贵州与贺龙的红三军（后改名红二军团）会师。这时我们发现，红六军团的路线和中央红军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一点是被通道会议与会者所知晓的。

这时我们再来看看红军长征在这段时间里的来往电报——

1934年12月14日通道会议才开，而朱德和中革军委当时已经做好了要西进贵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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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道会议的这个说法，金冲及在《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里有更详细的解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里不再展开。

换言之，所谓的通道转兵其实是客观条件下的必然。而这个客观条件，才是让大多数人最终认同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不能再死人了。

而真正在遵义会议以前被大家熟知的会议是什么呢？

是黎平会议。

无论是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还是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都更鲜明地表达出在黎平会议上，大家采取了毛泽东的看法，建立新的战略根据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那么广为人知的一渡赤水呢？

就像上文说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了解红二、六军团的走向，我们还要知道国民党军在那个时期的动静。事实上一渡赤水在最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四渡赤水的计划，我们抛开中央发布的那些电报，看一看国民党中央发的电报和报告就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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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时时刻刻根据国民党军的新情况变化的，换言之，不教条，不死板，不硬拼，随时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变化，在每时每刻的高度集中的精神下，完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决胜。

这不是简简单单在开局时就想好，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

站在很多年后的视角看，四渡赤水出奇兵。

站在那时的视角看，四渡赤水是1935年01月19日到1935年03月22日的六十二天，别小看这两个月，没有几个人能在连续两个月不休息的折腾中不消极，更何况对那时的那些红军来说，这是无意义的来回瞎折腾。

所以情绪当然就来了，等不及的士兵开始再一次质疑毛泽东是不是能够成为负责人。——这是会理会议的文件记录。

我们为什么要读原件？为什么要重走一遍这些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因果的，才能明白任何情绪都不是没来由的。只有理解了情绪，才能理解情绪推动下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情绪。

下级官兵有的是小情绪，小情绪是要尽可能克服的；但作为一个领袖，毛泽东有的只能是大情绪，毛泽东必须只能拥有大情绪。

不要指望毛泽东是万能的，毛泽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否则遵义会议上就知道要去陕甘宁了，甚至于和四方面军会师也是要等到泸定会议才能确定下来。

但毛泽东能尽量让自己没有小情绪，所以很快，所谓的战略转移，所谓的西征，统统名字都没了。在刘伯承彝海结盟时，陆定一写了一句话，后来出现在朱德发布的布告中。那是1935年05月，距离从于都出发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在这漫长的八个月里，死了很多人，逃了不少人，留下来的人见证了这个词的诞生：红军万里长征。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结果性的。毛泽东带着这支队伍，也带着这个词，继续走了一年多，最后才来到陕北。

然后毛泽东点了一把火，在熊熊火焰中，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于是这把火烧得更加旺盛。

浅贝

为什么新中国的建立路径，几乎和盛唐的开创过程一模一样？


原创 罗马主义 灼识新维度 2024-04-03 11:50 四川

我小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晚期，满街都挂着“批林批孔”的标语，到处都在“评法批儒”，当时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等到我上了大学，吭哧吭哧地读了几百本书之后，突然发现这事充满了诡异，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太不合乎逻辑了，在我年轻时候学的政治学教材里，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即便有内部斗争，也是马克思思想原教旨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怎么能和法家儒家扯到一起去？

为什么会出现了“批林批孔”这套奇怪的理论？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毛泽东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但是我越想搞明白，结果我却越糊涂，为什么呢？

比如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怎么能把自己比作秦始皇呢？

又比如按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9年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里的记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分别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如果说这篇还能让人理解的话，下首则直接让人震撼：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为什么在毛泽东的眼里，很多共产党人居然是孔子的信徒呢？

这两首诗，其实都是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而作，那这本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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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时候，郭沫若对先秦的诸子百家，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十批判书》就是他思想的代表。

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孔子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学说顺应了历史的变化，为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对中华文明传统思想，试图彻底否定的纠偏努力。

建国后，这本书在1954年再版，1956年以后又多次刊印，本来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是到了1973年，为什么忽然会被毛泽东认为是“大毒草”呢？

因为此时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路线斗争，他代表商鞅和李斯那一派法家，而林彪则代表孔子和孟子那一派儒家，周恩来和邓小平明显倾向于孔子的主张，而郭沫若则是给他们提供了理论炮弹。

因此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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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4日，江青组织驻京部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82岁的郭沫若被点名批评，随后又从批孔子发展成了批周公，开始影射周恩来，成为了“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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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毛泽东的思路普通人很难跟得上，按理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法家，把他的对手都归成了孔子的信徒，这套说法不论怎么解释，其实都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因为道理很明显，商鞅李斯学说，同孔子孟子之间的理论争论，那都是儒家内部不同流派的斗争，可是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八竿子都和他们搭不上关系，怎么能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呢？

这个脑洞实在是开得太大了，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长期难解的谜题。

很多年以后，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才渐渐地明白，毛泽东说得一点都没有错，中国的近代史，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来思想对中国的改造过程，而是中国人利用了外来学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又一次升级而已，它的根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为什么呢？

研究政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还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口号给弄糊涂，无法拨开迷雾，去看清事物的本质。

其实研究政治，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要搞清楚，当时的那些人，到底想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看看当时的局势，我们就会发现，这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导致了儒家政治的第一次大崩盘，何其相似？

只不过当年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冲击，变成了此时此刻，西欧列强还有后来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所以此时的中国人，也和当年南北朝时期一样，一度对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失去了信心，都想着从“胡学”中，去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是想用“西方”传来的佛教代替儒教，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话，那此时的中国人，满脑子也是邯郸学步。

一部分人想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另一部分人，则想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找出路。

但其实这两种想法，最后都彻底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外表虽然套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壳，但想要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里，通过选票来结束军阀割据，对抗日本的侵略，纯属痴人说梦。

所以蒋介石表面上学美国，实际上却是在搞独裁，搞特务统治，不然的话，他就连一个虚假的统一都维持不住。

而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对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唯命是从，想依葫芦画瓢，完美地复刻苏联的成功之路，同样也是一败涂地。

因为两国之间国情的不同，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很多年之后，我们再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彻底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功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你会惊讶地发现，他所有的手法，几乎和隋唐的建立过程，完全一模一样。

两者都是以“胡化”为名，以“中学”为本，最后完成了对儒学的进化，引领着整个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辉煌。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大一统？》一文里面，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从宇文泰创立的西魏开始，以及从西魏演化出来的隋唐，为什么最后能成功？

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号，强迫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北方民族，一律取鲜卑名，搞府兵制，看起来像是倒行逆施，但在实用层面上，却彻底解决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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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他实际推行的所有的政治制度，却是标标准准的儒家政治，靠着这样的政治手法，他最终完成了中央集权，重回了中华文明的正轨，为他的后继者们，彻底统一中国，最终创立了大唐盛世，打牢了根基。

同样，毛泽东在执掌了中国革命的这条航船之后，他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也用“胡人”的理论，完成了对中国所有进步力量的整合。

但在实际的执政层面，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中国“特色”，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延续，而且还实现了又一次突破。

我在《毛泽东到底为中国做了什么？》一文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其实有三次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性地创造了郡县制，让中华文明第一次有能力，调动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可以对周边的威胁，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

这让中国从此在所有国家级别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次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普世价值，形成了独特的内在凝聚力，超强的外在同化力。

这让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变成了全世界仰望的灯塔。

第三次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彻底革命，让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扎扎实实地落实在了，每一个最小的基层组织之上。

他用最短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时代之前，就让全体中国人，做好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准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这个能力放眼当今整个世界，依然无人能及，这将是中国未来，能赢的关键。

所以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自己就是法家的代言人，那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所有政治思想，其实就是法家政治逻辑的自然延续。

我在《儒学新说》的前面部分，已经详细地论证了，我们传统所说的“法家”和“儒家”，其实就是儒学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法家”解决了政治制度的效率问题，但它的副作用太大，因此不能持久，需要用“儒家”来调和。

所以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而汉朝却能鼎盛40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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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汉朝实行了“外儒内法”，把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而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向这条路走去。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绝不放弃党的领导，绝不盲目地西化，这在本质上，其实同汉承秦制，但却又废除了秦政之苛，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为什么中国一搞改革开放，马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苏联一搞改革开放，却立刻就彻底崩盘了呢？

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我应该用更多详细的事例，来论证我说法的正确，我本来已经这么做了，但反复斟酌之后，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篇文章的更新，延迟了这么久的真实原因，因为我已经反复重写了十来次了。

毕竟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非要深究的话，一定会发现，“中国特色”才是实，“社会主义”只是名。

这就像当年宇文泰搞“胡化”政策一样，虽然“胡化”是名，回归“儒家”是真，但那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思想转变过程，直到隋文帝杨坚登基之时，才废除了这项政策。

等到大唐开创之后，儒家才能再次堂堂正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新变成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普世价值，引领着中华文明，彻底摆脱了南北朝和隋末的乱局，再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放在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毕竟“胡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它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包袱，越早丢下这个包袱，我们就越早能轻装向前，彻底解决当下最大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信仰缺失。

一套“名实”不符的理论，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的，而没有真正的信仰，也就不会有人会真正相信，这个国家会有美好的未来。

大唐就是在实现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一致的前提下，才创造了辉煌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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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华文明的每一次成功和登顶，都只能来源于对传统的创新和发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根。

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儒家学说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个成功而完美家庭的道德模式，它的价值观，它的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让它成为所有人类这个大家庭里，共同兴旺发达的根基。

它是目前所有的政治学说中，唯一基于科学观察的成果，毕竟在人类所有已经发明出的组织模式中，没有什么比一个完美的家庭，更让人感到安全，感到温暖的地方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对完美的家庭有不同的定义，有些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落后、狭隘，甚至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只要我们及时的调整，与时俱进，吐旧纳新，儒学就永远没有过时的那一天。

它就可以与日月同辉。

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政治学说可以与之匹敌，因为它们要么受科技、地理或时代的限制，只能在少数地区实施的，要么在根本上，就是基于谎言的。

关于这个论证过程，第一次读我文章的朋友，建议去看看我之前的著述：《为什么他们会上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世界里，只有中华民族穿越了时空的限制，是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唯一一个，能延续到今天的文明，其中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浴火重生的新儒家，它应该怎样地汲取过去的失败教训，不再重蹈旧日的覆辙呢？

它又应该提出一个，什么样全新的世界观，让它能横扫西方那些荒诞的政治学说，再次成为全世界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人，都会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呢？

浅贝

俄罗斯在乌克兰分田地免房贷、用东方智慧让美国痛不欲生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06-03 08:56 江苏
文/周伯通

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还强迫欧洲继续支持武器，美犹财阀说了，“乌克兰的工业、农业、金融均已经被贝莱德和先锋领航接手，等战争结束，凡是支援乌克兰的，都能分到一杯羹，绝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俄罗斯在那一想，这场战打完了，俄罗斯人民没得到一点好处，乌克兰人民也没有得到一点好处，我即使认输，退回去，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和乌克兰也没多大关系了啊。这场仗，打了一个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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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越想越气，咨询一下智囊团，有人说，按照东方智慧，要分清楚主次矛盾，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一定会让美犹财团赔了夫人又折兵，啥也得不到，光屁股回家。

这一下子点醒了俄罗斯，现在军队往乌克兰推进，只要占了一块土地，他们就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说：“你们的地现在被私下里卖给了美国了，就是战争结束了，你们只不过是替美犹财阀打工的佃农，还有你们现在从金融公司贷的款，利息也很高，背后的资金也是来源于美国，他们在放高利贷，一套房子就困住了你们一生。”

俄罗斯说，“今天这土地落到了我们手上，我就替你们做一回主，土地按人头分给你们，以后绝对不能给美国人，还有你们的房贷也不要还了，没人敢上门找你们要钱，谁敢找你们麻烦，我们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乌克兰人有点蒙，说，“你这讲的好有道理，但我们难过自己的心理这一关，这岂不是有点不爱国呀！”

俄罗斯说：“泽连斯基的国，让泽连斯基爱去吧，你们只有推翻盘踞在乌克兰的反动势力，才叫真正的爱国。”

俄罗斯似乎学会美国搞舆论的那一招，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也不等于爱泽连斯基，谁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那才叫真正的爱国。如果你们老百姓帮助国内的反动势力，那才叫真正的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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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这句话是鬼扯的，尤其是和平时间，绝大多数国家的执政者，都认为人民群众都是没有用的，也从来不在乎底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与精英共治天下”特别的省事，美国对外殖民推行的策略就是这样，比如他把控了韩国之后，城市让资本家管，农村让乡贤管，他啥都不用干的，每年拿利息分红就可以了，你看，也没见到韩国老百姓造反的。

但是一到战争时间，事情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你看了都恶心的泥腿子，却变成了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乌克兰现在为何要抓壮丁上战场了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得告诉我为谁而打仗，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为了美国贝莱德集团牺牲全家人，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即使现在发展到无人机战斗的年代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仍然还是人，而不是武器。有人就问了，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入巷战阶段，伊拉克就输了，那不还是美国的电子战厉害么？

完全错了，打败伊拉克的不是美国的武器，是美国花了六年的时间去策反了伊拉克的军队，萨达姆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都被美元收买了，等美国军队来了，几乎没人抵抗，一些人放了两下空枪就投降了。

还有一个疑惑，那伊拉克的人民为何不抵抗美军？那是萨达姆在的时候，人家选择了不抵抗。萨达姆没了，你美军现在过去侵略看看，伊拉克人民一定会抵抗到底！ 这是为啥呢，至少说明萨达姆不走群众路线，老百姓和他没有深厚的感情，他治理国家的时候，肯定是精英治国路线，既然跟老百姓没关系，那我得等你精英打完了，我再来爱国不迟！结果精英没有选择打，全部跑到美国养老去了。

美国打阿富汗，花了20年都打不下来，因为阿富汗穷人多，你走精英路线就走不通，穷人是没有办法，即使变成了难民，周边的国家也是不愿意收留他们的，穷人除了爱国，他没有第二条路走，穷人的爱国的表现，就是和外来的侵略者以及国内的反动派斗争到底，等美军熬不住走了，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国的反动派，也卷走了阿富汗的财富去美国享福去了。

俄罗斯人由于直肠子，脑袋简单，打仗打了三四年了，才明白这样的道理，你若是从第一年开始，就打土豪、分田地，免房贷、免车贷，战争早就结束了，又不是要你拿钱，最后亏出去的都是美国财团的投资。由于没有早一点想透问题的本质，导致第一年乌克兰人爱国热情高涨，纷纷以为自己是保家卫国而战。俄罗斯又把这些人当成完全的敌人，结果越打越仇恨，越打越难打。

所以说军队里的政委，往往比拿枪的将军还重要，枪支未动，舆论先行，只要对方的精神意志垮了，什么先进武器拿过来都没有用。周武王打商纣王的时候，商纣王的人多，武器也多，60万对80万，优势在纣王，但没到2个小时，纣王就输了，只好跳到火堆里自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周武王的政委和商纣王的士兵说，“你们这些人，绝大部分人的身份是奴隶，纣王吃香喝辣的时候，你们是奴隶，从来不把你当人看，现在要打战了，他却让你们挡在前面，受尽虐待和剥削的奴隶，居然要保护奴隶主，这简直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

此话一出，奴隶的思想就动摇了，觉得这话讲的没毛病啊，周武王答应打完了纣王之后，你们都恢复成自由人，不再是奴隶了。于是在牧野战场上，当周军勇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大批奴隶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八十万商军，一下子就土崩瓦解。

什么高科技，什么财富都是虚的，你要看为谁发展的高科技，为谁创造的财富，如果用高科技来剥削人，只是让少数人占有财富，你什么高科技都保不了反动政权的命。

俄罗斯就吃亏在文化宣传上，刚开始打的时候，说威胁到我俄罗斯了，我所以打你，这个师出无名，至少理由不够高大上。你得说乌克兰人民被北约侵略者和乌克兰国内反动势力欺负了，他们把工业、农业、金融全部卖给美国了，还煽动不明真相的乌克兰人去攻击俄罗斯，因此俄罗斯要替天行道，解放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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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宣布，凡是俄罗斯军队所到之处，一律分田到户，所有居民欠的房贷、车贷、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贷款一笔勾销，并号召乌克兰人保护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决不能把到手的利益再交到什么贝莱德手里。

俄罗斯应该大量地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人民，让乌克兰的进步力量拿起武器来，打跑乌克兰的反动力量，做一回堂堂正正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