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差异和注意 （二）

浅贝

　　原帖打不开了，重开一帖。

　　没有比较，就没法分辨。

浅贝

日本G20峰会不是安倍太抠门，而是百姓根本不允许政府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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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瞩目的大阪G20峰会虽然闭幕了，但是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日本政府的小气，甚至有很多网友纷纷调侃，或嘲笑或赞美，五花八门。

虽然空间大小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但当日本记者都吐槽G20会场很狭小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川普、安倍或普京，都悲剧了……


  在大阪G20峰会正式开始前，先举行了一场“数字经济的领袖特别活动”会议，悲剧正是从此开始。先不说会场狭小得一比，座椅也像小学生的座椅一样小啊！据说这些桌椅都是从附近小学借来，难不成安倍要在这里举行小学生家长会?

于是，在会议中，人高马大的川普（1.9米）、安倍（1.75米）、普京等每个大人物都挺直了腰板。因为，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稍有动作，身体就会碰到旁边的人……而且，更搞笑的不是左右的宽度，而是上下的高度。

毫无疑问，这些大人物都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形象，然而此时此刻， 因桌椅太矮小，他们不像坐着而像半蹲着 。呵呵，其他领导人不知道，但看看川普的大肚子吧，估计心里早就骂娘了。不过，这依然不是悲剧的结束，因为还有G20峰会的晚宴。


  呵呵， 白天是开会的拼接板材桌子，晚上就变成了国宴自助餐餐桌 。那么，你还指望晚宴中能吃上什么名贵食材吗？不过，自助餐晚宴倒是有特色日本美食——章鱼小丸子。只是，这玩意就相当于把煎饼果子端上国宴啊！或者也别吐槽了，就看看日本这次招待地球20巨国的会务费吧。

  有网友说， 本次大阪G20会务费总共支出4128万元（263万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呢？基本就是一个日本人从退休到死亡的养老费用……毫无疑问，本次大阪G20峰会的穷酸程度绝对有望创历史记录。而且，别人举办国际峰会都是赔钱，日本这次G20峰会却赚得一比啊。

       不过，一篇来源于《中国日报网》的文章说是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辟谣。


       大阪府政策企划部峰会合作室和大阪市经济战略局峰会合作室今年1月28日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召开2019年G20大阪峰会准备情况”的资料。粗略统计G20相关预算合计535.8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11亿元。

       另外微博上也有人出来辟谣，不过用的是网名，不知道其真实身份。


       我们暂且不去追究日本到底这次峰会花了多少钱，但眼见为实，会场很节俭，吃得也很节俭，看不出哪里有铺张浪费和大排场。很多人都把此举归于安倍。

  话说安倍不仅对自己如此抠门，对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也是如此。在一个月前的川普访日中，安倍就为全世界上演了一次史诗级的抠门表演！


  作为日本令和时代的第一位国宾，安倍当然要请川普大搓一顿啊。然而，两人去小酒馆喝酒时，安倍居然只点了几串鸡肉串……

有网友还调侃道：越有钱的人越抠门，而安倍祖上十八代都是有钱人（贵族）！

  其实大家都冤枉安倍了，不是他小气，而是他不敢大气，因为话语权在日本百姓。日本遏制政府浪费的居民诉讼制度，就像紧箍咒一样，使政府根本不敢浪费。

  为了遏制政府部门的浪费现象，日本实施了有效的司法审查，即行政法上的居民诉讼制度。日本居民诉讼的基本要求是，各自治地方的居民为了监督公共财产的公正、合理使用，即使与自己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有权提起诉讼，请求纠正行政机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财政支出行为。

  如，千叶县地方财政局局长、会计长等12名官员到石川市参观访问。石川市市长以“恳谈会”的名义宴请千叶县官员，期间提供了高级威士忌、葡萄酒、啤酒等饮料。此外还赠送当地名贵土特产。事后从市长招待费中支出32.8万余日元。石川市一普通居民认为，市长的招待费用过高，已经违反法律，因而对市长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市长向市财政返还此项招待费。石川市市长在抗辩书中称，千叶县的官员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地位，以必要的排场和颜面来招待县官员乃社会常识，并且招待费用如何支配属于市长自由斟酌的权限，并无任何违法之处。石川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日本自治省曾向各地各部门发布了《整肃地方公务员纲纪》，其中指出“公务机关之间不得相互宴请，不得赠送、接受赠品”。

  另外《日本地方财政法》第四条第一项规定，“招待费的支出应当以必要且最少限度为之，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即逾越、滥用自由裁量权，构成违法。”根据以上法律法规，石川市市长以高级名酒招待千叶县官员，超出了必要且最少限度；赠与千叶县官员名贵土特产，违反了《整肃地方公务员纲纪》，给本市财政造成损失，判令石川市市长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给付市财政32.8万余日元。

  居民诉讼遏制政府浪费的功能可见一斑，日本之所以发展出居民诉讼制度，得益于政府资讯公开法制的发达以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突破。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提起居民诉讼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公开，即满足人民“知的权利（the right to know）”。所以说政府的任何开支，普通百姓都有权知道。


  日本最早意识到信息公开重要性的是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他于1979年就极为关注政府的资讯公开。1994年细川内阁在行政改革大纲中明确规定审议信息公开制度。而此时日本地方自治团体已制定了600多个信息公开条例。1999年5月7日，日本信息公开法正式颁布，2001年开始实施。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使日本官僚主导型行政体制从根本上得以控制。

另外，日本传统行政法的原告资格遵循严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将公民限制在自身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直接侵害时才能起诉，这不仅混淆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性质，而且过分束缚法院对公共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鉴于法律上公益保护的被动态势，日本的法官认识到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便防止政府违法。否则固守传统理论，就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于是，制定了新的居民诉讼制度。

       所以安倍也一样，时刻处在百姓的监督之中。比如，媒体在2012年收支报告书中发现，安倍曾购买了一只“冰棒”，花费为252日元（约合人民币15元)，这就是著名的冰棍门事件！纳尼？


       节约是日本社会的一大优点。日本民众不会那样爱面子，大量炫耀性浪费，明知吃不完，还是硬点菜，生怕被别人说小气。这在日本民众来看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按量点菜，吃得很干净，绝对不会剩下。更可贵的是，日本人看到谁浪费，就站出来谴责。如果首相铺张浪费，在日本来说算是大事件了。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冰棍门事件后，安倍根本不敢大吃大喝，并确保以最小的开支去办最大的事。回过来看，这次G20峰会向小学借桌子呀，会场布置小呀，自助餐普通随便呀什么的就再正常不过了。

       而且，因办G20峰会，虽然这么节俭，还是有当地居民在指责安倍。由于垃圾箱在会议期间停用，好不容易整理好分类垃圾的日本当地居民被告知，不许丢垃圾。当地媒体也不干了，跑出来指责安倍在日本办G20劳民伤财，浪费纳税人的巨大税负、当地居民生活大受影响。

       所以网友们别再冤枉安倍了，嘲笑也好，赞美也好，他都只能这样做，因为日本遏制政府浪费的居民诉讼制度，话语权在普通老百姓，有千万双眼睛盯着他呢！

浅贝

德国总理默克尔到了中国后竟然这么说……



安吉拉—默克尔，一位经历过苏联统治时期的东德人，以她的低调、朴素、谦和、平易近人等品格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比其他外国政要在北大、清华的演讲，更具震撼力和教育意义！



上一次默克尔访华，抵达南京后，获安排入住市内“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的四百多平方米、可以看到南京全景的总统套房。


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七十多平方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一千八百元，只是总统套房的二十份之一。这种平实、朴素的作风，令国人耳目一新。



早在一个月前，德国方面的先遣人员已到南京对酒店进行了一番考察。因为总统套房面积达400多平米，总理觉得太奢华，而普通豪华套房面积仅是总统套房面积的六分之一，约70平方米。每层都有两间，内设卧室、客厅和卫生间。德方先遣人员反馈给酒店的意见是，总理称：“普通豪华套间条件已经足够好了”。看来，默克尔总理出访入住普通房间已经成为习惯了。

据了解，在索菲特银河住房部里这样的房间有30多套，每一层都有。入住价格每夜为1700多元人民币，加上服务费不到1800元；而总统套房入住一晚，要3万多元，连同服务费则要近4万元，价格相差20多倍。


第二天早上，酒店本来准备了两套方案，房内用餐或是在只为贵宾服务的46楼行政楼层索菲特会所用餐，但默克尔谢绝去专门为其准备的私密性强的索菲特会所，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7楼西餐厅吃自助早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取一种燕麦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而默克尔却拒绝了服务人员，并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面包，并放进自己的餐盘里。

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对德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他们这个平民化女总理，平时就经常到超级市场购物，而且跟其他大婶一样乖乖的排队，绝没什么特权。但对中国公众而言，默克尔的作为实在太震撼了，当她这些故事被中国传媒报导出来，立即在网上被广为传颂，为她喝采。

的确，堂堂一个国家总理，而且是当今最富裕的工业国家之一德国的总理，居然像“乞丐”那样捡掉在地下的面包来吃，实在超出中国人的想像极限。

默克尔为什么如此俭朴？并不是她不懂得享受，也不是德国政府出不起这区区几万元钱，而是她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不能也不敢铺张浪费。


在德国，法律对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即任何铺张浪费都是不可容忍的，都可视为腐败，总理自然也不例外。对德国官员来说，用纳税人的钱大肆铺张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正因为此，德国很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都显得破旧不起眼，官员的公务消费都受到严格限制，其消费清单，公众随时可以查询。如果有官员大肆挥霍公款，那不仅会遭到舆论的质疑，还有可能因此丢掉乌纱帽甚至锒铛入狱。

默克尔送给中国人一份“厚礼”，就是实实在在的“身教”，该有怎样的行为标准，该怎样要求自己。这比一千句批评来得更有力量，更能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德国见闻：钱是您的，资源是大家的

德国是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说到奔驰、宝马、西门子、博世……没有人不知道，世界上用于核反应堆中最好的核心泵是在德国一个小镇上产生的。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一定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吧。

在去德国考察前，我们在描绘着、揣摩着这个国度。到达港口城市汉堡之时，我们习惯先去餐馆，公派的驻地同事免不了要为我们接风洗尘。走进餐馆，我们一行穿过桌多人少的中餐馆大厅，心里犯疑惑：这样冷清清的场面，饭店能开下去吗？更可笑的是一对用餐情侣的桌子上，只摆有一个碟子，里面只放着两种菜，两罐啤酒，如此简单，是否影响他们的甜蜜聚会？如果是男士买单，是否太小气，他不怕女友跑掉？



另外一桌是几位白人老太太在悠闲地用餐，每道菜上桌后，服务生很快给她们分掉，然后被她们吃光。

我们不再过多注意她们，而是盼着自己的大餐快点上来。驻地的同事看到大家饥饿的样子，就多点了些菜，大家也不推让，大有“宰”驻地同事的意思。

餐馆客人不多，上菜很快，我们的桌子很快被碟碗堆满，看来，今天我们是这里的大富豪了。

狼吞虎咽之后，想到后面还有活动，就不再恋酒菜，这一餐很快就结束了。结果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吃掉，剩在桌面上。结完账，个个剔着牙，歪歪扭扭地出了餐馆大门。

出门没走几步，餐馆里有人在叫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是否谁的东西落下了？我们都好奇，回头去看看。原来是那几个白人老太太，在和饭店老板叽哩呱啦说着什么，好像是针对我们的。

看到我们都围来了，老太太改说英文，我们就都能听懂了，她在说我们剩的菜太多，太浪费了。我们觉得好笑，这老太太多管闲事！“我们花钱吃饭买单，剩多少，关你老太太什么事？”同事A当时站出来，想和老太太练练口语。听到同事这样一说，老太太更生气了，为首的老太太立马掏出手机，拨打着什么电话。

一会儿，一个穿制服的人开车来了，称是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问完情况后，这位工作人员居然拿出罚单，开出50马克的罚款。这下我们都不吭气了，同事的脸不知道扭到哪里去了，也不敢再练口语了。驻地的同事只好拿出50马克，并一再说：“对不起！”

这位工作人员收下马克，郑重地对我们说：“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缺少资源，你们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

我们脸都红了。但我们在心里却都认同这句话。一个富有的国家里，人们还有这种意识。我们得好好反思：我们是个资源不是很丰富的国家，而且人口众多，平时请客吃饭，剩下的总是很多，主人怕客人吃不好丢面子，担心被客人看成小气鬼，就点很多的菜，反正都有剩，你不会怪我不大方吧。

事实上，我们真的需要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了，并且还要树立“大社会”的意识，再也不能“穷大方”了。那天，驻地的同事把罚单复印后，给每人一张做纪念，我们都愿意接受并决心保存着。同事A说，回去后，他会再复印一些送给别人，自己的一张就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以便时常提醒自己。

浅贝

莫雷事件，是中国人太敏感了吗？

　　设想一下，莫雷如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冒犯新德里，火箭队在印度的处境会不会变得很艰难？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显然闯祸了。10月5日正随队在东京的他逞能针对香港事态发了一条推特，上传了一张“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的照片。这条推特很快引爆了休斯顿火箭队的中国球迷们，可以想见莫雷的举动让他们多么失望并且愤怒。事情迅速发酵，央视体育和腾讯都宣布不再播出有休斯顿火箭队参加的比赛，一些中国赞助商和商业伙伴也宣布中止与休斯顿火箭队的合作。


　　莫雷5日针对香港事态发了一条推特，上传了一张“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的照片。

　　事情在美国和西方引起的反响也在逐渐扩散开来，美国舆论当然是与中国这边反着来的。一些美国媒体人要求删掉了该推特的莫雷和表示“他只代表自己”的火箭队都要立场坚定，美国民主党参选人之一杨安泽指责说，“中国政府禁火箭队”是糟糕的一步。

　　这件事是世界裂痕不断扩大的时代发生的又一起文化摩擦。设想一下，莫雷如果发一条公开挺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推特，香港的那些示威者会不会把火箭队在香港的标志给砸了？他如果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冒犯新德里，火箭队在印度的处境会不会变得很艰难？

　　所以说从事跨国经营的商业及文化组织都需要管理好针对敏感事务的表态，不可冲动胡来，否则不得罪这头就得罪那头，甚至两头不讨好。有些商业机构意外惹上事，多是技术性差错，或是基层工作人员出了犯忌的言行。莫雷身为火箭队总经理，对火箭队的市场营销负有主要责任，却主动引火烧身，逞冒犯中国内地公众的能，他作为经理人的职业素质不能不说太低了。

　　莫雷显然更适合去做政客，或者当个激烈的电视主持人。火箭队赢得中国市场，是从当年邀姚明前去打球开始的，十几年下来，每一份荣耀都不是白给的。现在莫雷的一个推特就将火箭队的中国市场置于危险之中。这是今天火箭队的不幸。

在姚明火箭队生涯的中后期，莫雷成为球队的总经理（左）。在姚明火箭队生涯的中后期，莫雷成为球队的总经理（左）。
　　美国一些人极力将莫雷发那个推特往“言论自由”上靠。这种解释好滑稽。他的确有称赞香港示威者的自由，但中国的球迷们也有抛弃火箭队的自由。问题在于莫雷个人的自由要以火箭队的巨大商业利益做代价，后者舍不得，这本来就是美国人自己之间的纠结。

　　尊重客户，这是普世的商业规则。莫雷要在维护个人的言论自由和通过尊重中国球迷的感情来保护火箭队的在华商业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当他选择前者时，火箭队就要从该组织的角度进行二次选择。

　　这件事无关中国政府，民主党参选人杨安泽说那样的话，属于一个政客以低劣的方式蹭热点。这首先是个市场问题，火箭队和NBA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全体中国的球迷们都在盯着看。火箭队是否表达歉意，以什么方式表达，以及对莫雷是否做出处理，将直接影响中国球迷对火箭队甚至NBA的热情。
　相信火箭队感受到事情的棘手，因为美国那边同样有一只意识形态的手枪顶在该队的腰间。火箭队有多大的智慧来处理这场危机，把不良影响最小化，将成为一个有意思的样本。

　　此事的最大教训还是告诉人们，看重商业利益的机构，一定要管理好其主要成员的嘴巴。中国消费者并非有超出世界平均标准的敏感，无论在什么地方，捅政治的马蜂窝都有着极高风险。莫雷根本没有碰政治话题的水平，他的智商和情商显然都不够。他将作为一个笨拙的符号被某些MBA课程提及。

浅贝

惊天孟案为何在加国大选中激不起一丝涟漪？



对民选国家来说，大选是检验民意的一块试金石。民意想要什么，参选政党就会千方百计地许诺什么，或者争论什么。因此，只要看一看参选政党的争论议题或纲领，就能知道选民关注什么，焦虑什么，迫切地想要政府解决什么。





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10月21日，加拿大将举行新一届联邦大选。加拿大联邦大选与美国大选不同。美国大选一般指公民选举总统，加拿大大选则是选举众议院议员，然后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总理。众议院各党的席位确定了，总理基本也就定了。


总理既然来自众议院，当然得对众议院负责，受众议院监督。这与美国总统与国会平起平坐、相互监督的制度设计完全不同。


不过，我关心的，不是美加选举制度区别，而是两国大选所折射出的民意诉求，在对华关系上竟然完全不同。


目前，在针对明年大选而开启的美国两党党内初选中，“中国威胁论”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多数候选人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威胁。


在两党初选辩论中，对中国的指责不绝于耳，有的人说“中国正利用科技来完善某种统治”，有的人说“中国贸易行为‘不当’，是‘重商主义’”，还有人直接说“（中国）像海盗”。


可以想见，等到明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直接对决时，对华政策将是每个候选人必须面对的议题。BBC中文网甚至说，“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明年美国大选的必备戏码。


美国2020年大选党内初选



但是，在引发惊天孟案的加拿大，在对华贸易备受压力的加拿大，对华议题竟然不见踪影。主流媒体报道和各大政党纲领，几乎都不涵盖这个问题。


让中国人义愤填膺的孟案，没有在联邦大选层面留下一丝痕迹。


政党和选民关心的，都是国内议题，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医疗保健、儿童福利、枪支住房、难民移民、财政赤字。没有一个政党，阐释如何破解当前的对华关系困局；也没有一家主流媒体，要求候选人做这样的表态。




加拿大各党候选人民意支持率



顺带说一句，即使在这些国内议题上，两大政党纲领也与美国大相径庭。无论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都赞成继续提高儿童福利，增加公共医疗拨款，加强枪支控制，提供更多居民住房，欢迎移民和难民。两党在这些问题上的区别，主要是如何掌握力度和具体操作。


要是放在美国，这些施政纲领不吵成一团才怪！


加拿大的政治家们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对华关系？为什么在油菜籽、猪肉、大豆等出口遭遇重大挫折之时，仍然不见他们思考如何化解？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我们如此看重孟案，如此在乎中加关系进展，他们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


但是，如果了解加拿大人的心态，以及加拿大的经济和社会，就会知道一切都属正常。


首先，加拿大人不光不关心中国，甚至不关心世界。各大政党不讨论对华关系，不讨论如何破解对华困局，不是他们没兴趣，而是加拿大选民没兴趣。


加拿大地处北美的最北端，两边都是浩瀚的海洋，既不用担心外来入侵，也不必考虑侵占别人的便宜，早已习惯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过平常日”。


加拿大地理位置



因此，每次联邦大选，多数选民都不关心外交怎么样。哪个国家好，哪个国家坏，都无所谓。不必说中国，就是美国，都激不起加拿大选民兴趣，成不了热门议题。外交议题在加拿大大选中根本没市场。


其次，对华贸易只占加拿大出口很小的比例，对加拿大经济影响有限。加拿大靠近美国，近80%的出口产品面向美国市场，只要美国消费兴旺，加拿大经济就不愁增长。最近十几年来，加拿大不希望过度依赖美国，确实有开拓亚太贸易的计划，并且已经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


但是，以多数加拿大人心态揣度，亚太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事，能多出口点东西更好，不能拓展，甚至损失点，也无所谓。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2018年加拿大对华出口额为212.67亿美元，仅占其出口总额的4.7%，有的月份更是只有4%左右。


今年，加拿大对华贸易受阻，油菜籽、肉类、豆类等行业确实有点惨，但是多数加拿大人并不以此为生，日子照常过。而且，由于美国消费兴旺，加拿大上半年出口意外增长，经济增速竟然领先G7成员国。


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根本感受不到破解对华关系困局的迫切性。


最后，加拿大奉行“半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没有民粹主义或激进主义张扬的土壤。美国近年来民粹主义盛行，主要是源于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保障不足，让很多人生计困难，甚至难以为继，只有寄希望于一位强人或狂人出来，帮助自己改变命运。


加拿大则不同。小学至高中教育免费，大学也多为公立，对国民收费仅为留学生的四分之一；医疗由政府转移支付，药物费用也逐渐取消，国民没有后顾之忧；儿童、老人、单身妈妈、残疾人等都有相应的补助，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和人的尊严。


这种偏左的社会制度，当然有它的弊端，比如医疗资源紧张，看病要等N长时间；福利支出太多，财政赤字严重；养的闲人较多，经济缺乏活力。但是这样换来的一个好处，是多数人都不会走极端，都不会那么激进。他们就是想过一个不紧不慢、自得其乐的日子。


特朗普式的人物，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基本比较难。


明白了以上三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人不关心加中关系，为什么各党政党不讨论加中关系。


这不是有意忽视，而是深入骨子里的一种“心无旁骛”。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美国市场，早已让加拿大人习惯于自得其乐，很少争强好胜。你表扬他们，他们不一定在乎；你批评他们，他们也不一定在意。


这样的气质好不好呢？没有固定答案。反正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抱着这种心态，世界会少很多冲突，也会少很多战争。


只是，很少有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条件，可以让自己心无旁骛。

浅贝

我的正义，你的正义 - 从NBA风波说开去
原创： 西西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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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一篇支持香港动乱分子的推特在中国引发的轩然大波相信诸位读者都已经很了解了。然而，这个事件的影响远不止在中国，在美国，这个事件的影响同样很大。阿里的蔡崇信蔡老板，发表了一篇公开信。这个信不是给中国人民的，是写给美国人民的。蔡老板明白莫雷的推特会在中国引发什么样的愤怒和风暴，他同样明白，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抵制，会在美国引发什么样的情绪。于是，在这封信中，蔡老板努力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对莫雷的推特产生这么大的愤怒，希望美国人民能理解中国人民，能安抚美国人民的不满。蔡老板的信也的很好，但好像没啥用，这封信被美国人民也骂的够呛。CNN对这封用心良苦的信的评价是“亲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施压”。



做为一个真心希望中美关系改善的人，和NBA网队的老板，蔡老板第一反应是写一封信来设法安抚美国人民的情绪。至少他认为，NBA事件会在美国产生相当大的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安抚美国人民至少和安抚中国人民同等重要。今晚，CNN新闻报道的题目是 CHINA Vs. NBA。美国华裔民主党候选人的推特把事件上纲上线为 “中国政府封杀休斯顿火箭队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直接把这件事定义为政府的封杀。



在美国媒体上，之前的香港并非一个热点，美国人并不很关注国际新闻。然而，这次的NBA风波，把香港事件重新推上了头条。而美国媒体对香港事件的态度，是100%的倾向其中一方。微博上有人说，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向西方媒体宣传香港的真相，揭示香港暴徒放火伤人宣扬仇恨的本质。老实说，真是太天真了，无论是西方主流媒体，还是严格审查下的FB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都没有什么你发声的空间。如果多看看外媒充满偏见的言论和报导，就不会有任何对他们能公正报导香港事件的期望。媒体为政治服务，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人们都会坚信自己心中的正义是正确且普世的，认为其他人与自己不一致的正义是错误的。这一点，站立在世界之巅近百年的美国人尤其明显。他们对自己心目中正义抱有固执的信念，而对其他人的立场和正义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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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起因是，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图片，内容是支持香港，争取自由。不像有些有明确反华观点的好莱坞娱乐明星，莫雷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这个推特也许是他听了几句朋友的忽悠，或者是喝高了，就随手发了一个推特。他很快也意识到不妥，把这个推特删了。但是，社交网络是有记忆有截图的，这个影响就无限扩大了。



香港暴徒烧打砸抢的本质，中国人民都看的清清楚楚。这个推特在中国人民心中引发愤怒和抵制是非常自然的。而NBA总裁萧华发表的声明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愤怒。萧华的声明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两边都不得罪的。大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主张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就算我不同意莫雷的观点，但他发表言论是我们管不了的。同时，他说中国企业中国人民也有生气的理由，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也有抵制的NBA自由。他们的愤怒和抵制呢，也是正常的。



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美之间，因为理念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不同，产生了冲突。对于美国人来说，莫雷发表了自己对政治的一个观点，是非常正常的。而莫雷对香港的观点，也和美国主流观点是一致的。而中国方面对莫雷的愤怒，和后续一系列抵制行为，他们都认为是过激的，甚至认为是政府对商业行为的粗暴干预，是政府背后主导的反美行为。



这个事情在美国引起的对中国的愤怒，并不亚于中国人对NBA的愤怒。比如，美国参议员J.Hawley，写公开信给NBA，要求萧华为屈服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向美国人民道歉，要求NBA取消所有中国的赛事直到中国在香港问题上屈服。美国另一个总统候选人O'Rouke 宣称，NBA应该为把赚钱放在人权之前，向美国人民道歉。参议员Ted Cruz宣称，坚决支持莫雷，NBA在钱面前低头是可耻的。



萧华这个试图两边都不得罪的声明，在美国引发的攻击，比中国还强烈。坦率的说，站在他的角度，能给这么一个声明，也不容易了。毕竟NBA是美国的篮球联盟，不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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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之前所写道，莫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倾向，也没有蓄意要冒犯中国。莫雷这个推特，以及美国各界随后的反应，都是美国对中国不理解所导致的。从这个角度，蔡老板那封试图向美国人民解释的信，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惜没能起到效果。



中美两个国家，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正义（或者说政治正确）。对于美国来说，种族歧视就是一个政治上极度不正确的事情。在中国的，一个大V在微博上说，黑种人的智商比黄种人和白种人低，或者说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上失败都是因为拉丁裔人懒惰人种不行。这样的言论，如果在美国发推特绝对会被骂的身败名裂。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家也就是看看，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但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是因为黑人经受了从十三个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超过100年的作为奴隶的痛苦历程，和南北战争后另一个100年，黑人被种族隔离和歧视的痛苦回忆。也是因为现今的美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这些历史和文化原因导致了任何关于种族问题的言论，都是在美国都是高度敏感的。宣扬种族歧视在美国绝对不属于言论自由。同样，反犹和纳粹在德国也是高度敏感的，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中国同样，在中国同样有1840~1949超过100年的痛苦回忆：那段时间，国家被分裂，领土被割让，险些沦为殖民地。同样在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国家分裂问题，台湾还没有收回。因此任何涉及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在中国，就像美国的种族问题一样，是高度敏感的。美国人无法理解中国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追求。莫雷的言论，好比一家在美国有很大业务的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在微博上公开发表对黑人歧视言论以及对三K党的支持。类似的言论如果在美国社交媒体引爆，这种愤怒估计也不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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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是美国人，他他的言论自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那当然可以发表任何符合美国人的标准的言论。以美国人的一贯高傲，也不会理解中国人的想法，蔡老板那封信也没起到啥作用。指望美国媒体能公正报导香港更不可能。萧华能试图两边都不得罪已经很不容易了，指望NBA能惩罚莫雷，基本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在现在的美国情绪下，事件越扩大越政治化，越难以解决。



很多体育组织都限制运动员发表政治方面的言论，比如国际足联明令禁止球员以任何形式传递政治信息。NBA做为一个美国本土的体育组织，在这方面敏感不足。莫雷的这个推特，把NBA和火箭队卷入了中美的政治对峙之中。



现在这个事情，有两种不同的结局。



一种是双方都无法下台。中国央视、腾讯和相关赞助商停止NBA的转播，赞助。NBA二十年对中国市场的耕耘毁于一旦。NBA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也无法向中国道歉。最终央视、腾讯这些NBA的中国相关方经济上受到巨额损失。美国各界对中国的敌意进一步加深，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进一步扩散。当然，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文化输出，降低一点服务贸易的中美逆差。



第二种是找到一个互相理解互相下台的出路。而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下台只有莫雷能办到。NBA是不可能惩罚莫雷，甚至也无法批评莫雷。但莫雷是可以道歉的。鉴于美国的气氛，莫雷可以说，他意识到他的推特伤害了他的中国朋友（比如姚明）的感情，伤害了火箭队商业合作伙伴的利益，以及中国球迷的感情。他个人对这个事情道歉。这样，中国这边也有台阶可下了。毕竟，即使不谈论政治正确。火箭在中国有很多朋友、球迷、赞助商和合作伙伴，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也应该尊重自己的客户。这样，也许还能有一个双方都过得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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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既没有相互信任，也没有相互理解。这个责任更多的是在美方。美方认为我的价值观就是天条，和我不一致的就是邪恶。美方完全不理解中国的处境和诉求，也完全不想做出努力去理解。在中国也不愿像过去一样跪舔迎合美国的情形下，双方就只能一步步渐行渐远了。



美国的主流观点是要和中国分手，要decoupling。但现在就和美国decoupling，对我们真的利大于弊吗？当然，挑事儿的是美国人，要分手的也是美国。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可能延缓这个进程，给我们自己更多的准备时间呢？主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中美之间是持久战，没有必要每一件事情都分个高低。



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让姚主席和莫雷通个电话，让他知道他的言论对中国的伤害。莫雷的言论至少给了火箭的合作伙伴，火箭的赞助商造成了经济损失，伤害了中国喜欢火箭的球迷的感情，也伤害了姚明的感情。莫雷至少应该给这些人道个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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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大爆发了。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每一方都在坚持自己的心中的正义，而丝毫不去考虑其他人的处境和想法，也完全不愿意去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这样下去这个世界真不知道会变成啥样了。做为个体，能做的就是搞清楚自己是站在那个队里的，然后坚持这个队的正义吧。生为中国人，只能站中国的队，也没啥犹豫的。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内部基本上还只有一个队。不需要像美国英国那样国家内部还要站队。中国的传统是，外界压力越大，内部越团结。日本侵华把中国各派力量压成了一个整体，今天中美之争的外部重压，也起了类似的作用。



也许摧毁人类文明的，不是核武器，而是social media。民粹+社交媒体，威力不亚于二向箔，把丰富多彩的世界，变成非黑即白，非友即敌。



中美之争，是经济之争、军事之争，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之争，软实力之争。中国应该反美国之道而行之。美国搞贸易战，搞保护主义，我们应该更开放更包容。美国输出意识形态，干涉政治，我们主打经济合作，互不干涉内政。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我们强调集体的力量。美国越狂热，越反华，我们反而应该冷静，权衡利弊。



中美之争是长达20-30年的持久战，要不争一时一事的得失，不争一时之气。甚至必要时以空间换时间。NBA这个事情，老实说，适可而止比较好。

浅贝

震惊：美国有多腐败，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中国腐败，并以亲身经历来批判中国有多么腐败，特别是公知也经常说这个事情。西方国家的“透明国际组织”每年发布中国廉洁指数都是七八十名的位置，并且每年有一点提升，也就比印度高一点点而已。这个指数本质上不过是侮辱中国罢了。


那么话说回来，欧美国家就是真的那么廉洁吗？实际上它们的腐败已经制度化了。这种所谓制度化的腐败，只比中国有过之而不及！



美国是个腐败彻底的资本大佬控制的奴隶国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是美国社会默认腐败规则。



比如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刚从学校毕业就被CNBC以60万美金年薪录取，然鹅她一年间只发过一篇短讯，同时还是美国一家著名旅游公司董事会成员，可以领取固定年薪。







美国历届总统卸任后可以各地演讲、出书，每年赚个三五千万美元很轻松，哪里有什么人听课买它的书啊？当然不过是白手套把在任上政策回扣套现罢了！



奥巴马在任期间推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民医保，然后他把推行医保需要开发建设的网站直接给了他的一个铁哥们来做，既没有招标，也没有公示，关键这个网站做的特别差劲，经常断线，而且还实行正常上下班制度（法克，网站怎么也要朝九晚五上下班呢？真是糊弄老百姓啊）。







这个垃圾网站本来只需要两千万美金，最后花费十几亿美金，这个公司给奥巴马捐献了4700万美金竞选资金。



美国2018年枪支谋杀案4万起，还有很多贫民窟根本无人过问更加不会纳入统计数字的各种谋杀案。





按照人口比例换算成中国（中是美4.3倍人口），那么中国将有17.3万起谋杀案，平均每个县（包括县级市，全国大概有2200个）有79起！而事实上，中国的谋杀案非常少，大概可能只有美国的5%-10%。







中国警察有一个口号叫做“命案必破”，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刑事案件“人命重于天”的传统，历朝历代只要不是亡国时期，都会特别重视命案的侦破。





然而，在谋杀案数量如此之高的美国，一个平民的消失，是不会有人来过问的。



奴隶的消失，是没有人关心的。生来无名，死去同样悄无声息。

之所以还有幸存者，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之中而已。







美国的黑人奴隶







数千万黑人，为了能够摆脱不是人的现实，前赴后继，终于迫使美国政府直到1960年代末以法律的名义承认黑人是人。但实际上，直到今天，美国白人歧视黑人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实际上大部分白人也是奴隶，他们不自知而已。

说到这一点，我是多么希望能用毛主席思想去武装他们，让他们翻身闹革命啊！





西方国家是没有腐败的



——因为腐败早已经被纳入法律法规完全合法化了；



腐败所得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白手套费尽周折洗白一番



——因为法律已经让它一出生就阳光灿烂了。



哪里还需要像老鼠一般躲藏在黑暗之中，如那些家中砌墙放置钞票、一套房子堆积纸币的贪官蠹虫一般？



这就好比一神教的天课，教民把自己千辛万苦挣来血汗钱的20%要上缴给宗教统治者。而在很多西方国家，更是由政府直接以税收形式代替收取，譬如某些人心中的样板国德国。一神教这种毫无理由榨取教民财产的行为，已经上升到了信仰的层次！



美国军队私有化雇佣军化了，目前中东地区都是美国的私人武装部队（黑水公司），12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准备从叙利亚撤军，话音未落，黑水公司已经同步在部署兵力了。



这就是霉蝈的狡猾，嘴巴上说撤军，实际上是假撤军。霉蝈永远是双标，嘴巴吐出来的、他们媒体宣传的，永远都和他们的实际行为不一样。标准的双标狗啊！



美国的监狱也早已经私有化了（1984年开始霉蝈政府把监狱交给盈利性公司经营运作），自从监狱私有化30多年来，美国监狱囚犯人数暴涨5倍。监狱公司早已上市，且公司利润上涨了10倍，公司股票上涨了30倍。







事实上，霉蝈的警察是私兵制，是各个州联邦的私兵，联邦有中央层级的警察，州、县也都有各自警察队伍，特别是县级警察队伍的首长还要兼任法官、监狱长等（结合监狱私有化经营模式来看，其中可是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霉蝈警察跨地区调动是很难的。所以霉蝈打压国内屁民暴动，都是用的国民自卫队。



哪里有什么“勤政爱民”这种中国自古以来要求官吏的悠久文明思想？演艺明星可以从政当州长、总统，这在中国历史真是闻所未闻，这说明什么？正说明美国实际权力控制在资本家手中，亮相在前台的不过是代言人而已。



美国的银行等自不必说，人人都知道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属于私人所有。



霉蝈的学校也早已经私有化了，所为的公立学校，不过是每天5个小时的临时看护点而已，只要不出事就是万事大吉、最高标准。最好的学校是私立学校，那是霉蝈的白人精英（资本家）就读的学校。（公立学校参考本文管中窥豹：霉蝈底特律的公立学校，颤抖吧！）



美国五十所大学学费见下图：
　　





举个例子，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费是55,056美元一年，膳宿费是13,244美元一年，合计是68,300美元一年，注意此价格中不包含书费也不包含杂费……

2017年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中，学费在4-5万美元之间的有25所，学费在5-6万美元之间的有20所。膳宿费基本都在1万3至1万4美元之间。加上课本杂项费，学生每年开支在6万8千元到7万6千美元。当然你在大玉米地读的话，那肯定是偏下限，在纽约读的话，一不小心上限都保不住你。





在2017年，73%的美国大学生是在贷款支持下完成的学业。美国家庭第一大债务是房屋贷款，第二大债务是助学贷款，第三大是车贷。根据美联储2017年报告美国大学生学贷总额已经到达 1.56万亿美元，成为全美规模仅次于房贷的贷款市场。2017年，仅有54%的助学贷款处于正常还款状态。而中国的助学贷款是免利息的。





霉蝈医疗也早已私有化（2017年霉蝈全民医疗费用大概2.5万亿美元，但是还是有5000万的人没有任何医保，占到民众比例15%，这5000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流浪汉，露宿街头，每天依靠教堂中午发放的救济面包度日。



美国还有医疗贷款，也是一个很奇葩的创意贷款（和美容贷之类的诈骗犯罪有得一拼）。可见资本家为了剥削奴隶真是费尽心思了。



其他水电气等等，都早已经私有化了。中国部分城市在十年前也差点被忽悠上当，其中部分城市被忽悠瘸腿了。把水厂卖给法国等水务公司，美其名曰提高经营效率和水质量。实际上是政府官员目光短浅，被忽悠贱卖国家资产而已。十年之后的今天，想花当年卖出价格的20倍回购，人家法国公司都不同意！



大家仔细看，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真面目——腐败合法化，宗教工具化，同时所有能私有化的，都被私有化了，都成了资本家的囊中之物。



一个普通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所有涉及到的都被资本家私有化瓜分了。譬如与各行各业打交道的各种中介，遇到麻烦纠纷必须要找的律师行业（2017年美国律师业GDP是1万亿美元），所有的日常生活细分行业，都被资本家控制，可以说整个世界上能够私有化的各行各业都被资本家们彻底瓜分了。



最重要的是资本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平民们进行洗脑，这些手段包括学术研究、各种伪装造假、梳理榜样人物以及舆论操控等。



譬如公知大V们极其吹捧的三权分立和民主选举体制机制，也不过是资本家操纵的愚民套路而已。



美国所谓的三权相辅相成，又相互制衡，是美国虚伪民主最大的“灯塔”。然而这一切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伪谎言！在美国这种资本操控的所谓“民主选举”机制下，资本家才能把利益代言人推向政治中心，并通过制定国家法律法规来攫取资本利益。

  

美国政治架构的确是三权分立，但这“三权”分别对应的是：资本、媒体、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资媒政”三权并不是分立的，也不是相互掣肘的，权力高度集中于资本大佬。



所以看过上面说的这些，你还认为美国廉洁程度很高吗？美国从来没有什么资本大佬被查处，也没有什么高官被判刑！不是美国没有腐败，只是他们习惯了腐败合法化而且毫无抗争意识而已！。

浅贝

“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朋友”



瑞士《世界周报》10月16日刊登了对美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乐评人大卫·保罗·戈德曼的采访。戈德曼是香港英语媒体《亚洲时报》的联合拥有者，时常以“斯宾格勒”为笔名对西方危机大声疾呼（其笔名取自《西方的没落》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荷兰作家莱昂·德温特认为戈德曼作品有意思的程度排在世界前列。翻译本文的目的一是呈现一个有意思的视角，二是展现一个聪明、体面的对手如何看待中国，不代表观方翻译同意其立场。

译：K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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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周报》：当前，美国正处于动荡之中。总统可能被弹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发生这样的事。你对此怎么看？

戈德曼：对特朗普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弹劾，而在于中国和（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目前看来，特朗普政府跟中国的较量很像是在“自摆乌龙”。

《世界周报》：为什么说是“自摆乌龙”？

戈德曼：因为关税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至少跟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样糟糕。美国的出口订单断崖式锐减。美国当前工业数据处于自2009年6月以来最弱的水平。美联储承认美国制造业正在衰退。美国工厂产量正在萎缩。2016年特朗普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拿下了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制造业关键州。这次他犯下的错误可能导致他输掉下一届选举。与这种真实的危险相比，弹劾好比一场假面舞会，走走过场而已。虽然中国也蒙受了损失，但似乎损失不如美国惨痛。

《世界周报》：你曾经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1258年蒙古人对巴格达的围攻和征服。

戈德曼：蒙古人靠自己没法突破巴格达十二英尺厚的城墙。但他们雇佣了上千名中国攻城工程师，后者三周之内便突破了城墙，然后蒙古骑兵冲进去进行屠城。

《世界周报》：那么谁是今天要突破美国要塞的中国攻城工程师呢？

戈德曼：华为就像是长枪的枪尖，因为在中国经济扩张以及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宽带网络是通往其他一切的钥匙。

500

围攻巴格达

华为是一家人才济济的公司。十年前，如果你问别人“你买了什么中国制造的产品？”，对方可能一个品牌都说不出来。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华为。他们生产的智能手机是全世界最棒的。他们毫无疑问主导了5G网络。但华为作为一家公司并没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反而更具有帝国性。

这个帝国公司比我们更优秀，因为它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人才。华为工程师有一半是外国人。他们击垮竞争对手，招纳对方的人才。他们有五万名外籍员工，而外籍员工负责研发工作的比例超乎寻常的高。

我是跟华为打过交道的。曾经有几年我在香港某个中资精品投行工作，当时我跟华为的工作人员有业务往来，帮他们跟外国政府牵线搭桥。华为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比方说他们会对墨西哥政府说，“你们的全国性宽带网络让我们来建。只要接入宽带，你们就可以开展电子商务和电子金融业务，然后我们可以提供配套的物流和融资方案，让你们融入世界市场。”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地球上互联互通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当前，中国是全世界电商渗透率最高的国家，中国的电子支付系统和电子银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先进得多。

《世界周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今年夏天访问瑞士时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发出了强烈的警告：“瑞士应该远离华为。”美国人在欧洲四处传递同样的信号。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阻止欧洲伙伴与华为合作的努力究竟有多成功？

戈德曼：意第绪语（译注：戈德曼是德系犹太人）里有句话，叫做 Soll ihr gor nischt helfen（爱莫能助）。美国围堵华为的战役是一场耻辱的失败，实际上，这恐怕算得上美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政策失败之一。

不久前，美国一名内阁级高官告诉我，在我们还没摸清门道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遥遥领先了，但现在我们开始奋起直追了。他这个说法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仍然没有摸清门道。其次，他们并没有缩小差距。两年前，美国情报界意识到5G不仅将极大助长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实力本身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关切——而且它还会在未来几年内瓦解美国在信号情报领域的优势。

《世界周报》：怎么个瓦解，能解释一下吗？

戈德曼：其实7月份我就在《亚洲时报》的文章里抛出了这个观点。许多其他媒体也就此展开了讨论。中国人在量子通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门通信技术利用远距离量子纠缠效应来产生通讯信号。量子通信系统有个特点，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干扰它，通讯信号就会消失，量子态就会被破坏。就好比一封信，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所以从理论上说，你不可能用技术手段入侵这种通信系统。5G带宽的无比强大之处在于，它可以在普通5G通信中引入量子通信并使其成为标准。

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已经在境内利用光缆使用量子通信技术传输敏感数据。若干个大团队正致力于将量子通信嵌入5G网络。韩国的SK 电讯、日本的东芝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据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么结果就是，两三年后美国将失去窃听其他人的能力。

《世界周报》：尽管美国人反复告诫“不要用华为的5G技术。”但最终西方国家的客户还是需要5G技术的。对欧洲人而言，除了华为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戈德曼：嗯，目前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喊破喉咙也没什么用。华为的某位高管曾经对我说：“我们搞不懂美国为什么不让思科去收购爱立信，给我们增加一个竞争对手。”为什么？因为那会拉低思科的股价，在美国，任何降低股价的事我们一概不做。

《世界周报》：那么政策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答：正确的政策他已经说出来了，就是让思科和爱立信合并，让微软或谷歌参与其中。美国有很多公司可以有效地参与竞争。政府可能需求给它们一些补贴，税收补贴，或者直接对研发进行补贴。你得把各大公司的总裁们都召集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怎么配合？”我认为欧洲国家应该都更愿意跟美国而不是中国合作，哪怕这意味着5G网络全面铺开需要推迟。但问题是美国人拿不出替代方案，所以欧洲人只能干着急。

《世界周报》：许多欧洲人的看法是，美国人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实施监听，而且根据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他们还从全球各地窃取数据。反正给美国人偷去也是被偷，给华为偷去也是被偷，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

戈德曼：好吧，哈哈。中央情报局前负责人曾经对我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窃取大家数据的究竟是我们还是中国人。在我们和中国人之间，你们难道不是更情愿让我们把数据偷走？

《世界周报》：大多数人应该会说：“我们不希望任何人侵犯我们的隐私。”

戈德曼：好吧，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没什么意义，因为加密技术——特别是量子加密技术——的发展反正都会瓦解美国的监听能力。我认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缓兵之计，想拖延5G网络铺开的时间，直到找出应对方案。他们现在只能在困境中挣扎。

要知道，我们每年向情报部门投入800亿美元。这笔钱绝大部分用于信号情报。（信号情报是指外国目标使用电子信号和电子系统所产生的情报，例如通信系统、雷达和武器系统。）而突然之间，美国国安局大大小小的屏幕都要关掉了，他们的权力将大大被削弱。

《世界周报》：这样一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迅速提升，我们得好好想想，这背后掩藏着中国的什么大战略？

戈德曼：在过去一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大国。直到大约200年前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地位才掉下去了。中国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异常现象，他们想重新树立中国的卓越地位。他们认为中国只要在创新和控制世界主要市场方面建立起技术优势，就等于握住了通往繁荣富强的钥匙。

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王朝因为饥荒、瘟疫和异族入侵等原因而覆灭。这个国家历史上不算很稳定。现在这些中国人是第一代不需要担心挨饿的中国人。这样一来，中国基本上消除了整个国家体制脆弱性的主要来源。而如今，中国把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行使权力。电信、物流、电子金融、电子商务以及人工智能等其他技术应用，都是中国扩张的手段。

中国人把每个智能手机都看作一个数据采集器。它将收集关于医疗健康、消费交易、环境交通等方面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上传到云中，交给计算机处理，这会在工业控制、卫生系统、环境、城市规划以及社会和政治控制等领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优势。

《世界周报》：自公元800年以来，中国的边界几乎一直保持不变。我看不出中国人有什么扩张的打算。

戈德曼：这一点我同意。

《世界周报》：那么，他们的战略是什么？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戈德曼：他们想让所有人向中华帝国交租。他们想控制关键技术、金融和物流，让大家都依赖他们。基本上，就等于把其他人变成佃农。

《世界周报》：那他们现在进展如何？

戈德曼：现在还属于很初级的阶段，现在中国想做的基本上就是用自己的转型方式改造其他国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会遇到政治障碍、文化障碍。例如，中国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巨额投资，但这里文盲率接近50%，政治高度动荡，基础设施赤字巨大。短期内没人能把巴基斯坦建设成中国。又比方在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中国在考虑建设全国性宽带网络。还有整个东南亚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它们都可能被改造成中华帝国的经济附属国。如果把印度尼西亚算在里面，东南亚地区就有6亿人口。

《世界周报》：当中国人的目标实现之后，他们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压迫这些“佃农”吗？

戈德曼：我认为，中国人对蛮夷如何自治毫不关心，只要他们在经济和技术上都附属于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讲意识形态的民族，他们是最务实的。

许多美国朋友跟我说，当下的问题在于邪恶的党压迫着善良的人民。我认为那纯属胡扯。在我看来，中共就是中国古代官吏体制的化身，而中国自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以来一直接受这套体制的统治。

拿俄国人做个对比，俄国人开设间谍学校，补贴（境外）地方共产党组织等等做了许多事，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完全没兴趣。白邦瑞（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等批评人士过于夸大了中共的意识形态野心。但我这样说并不代表中国就不危险，也不代表它对我们不构成挑战。

《世界周报》：亨利·基辛格是西半球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论中国》一书中说，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就像是一种三维象棋，他们好像管它叫围棋。

戈德曼：没错。

《世界周报》：那岂不是说中国人有超级大脑？

戈德曼：这样说未免太夸张了。中国之所以凝聚成一个国家，全靠官吏体制的雄心。历史上中国疆域内集结了许多民族、许多语言，它们之间差异非常大。中华帝国通过官吏体制从各省招募最聪明的人，使他们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以此维系整个国家。

《世界周报》：你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戈德曼：最大的误解是认为中国有着邪恶的政府和善良的人民。三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一直在相互塑造。事实上，西方最接近中国体制的机构是西西里黑手党。它里面得有个capo di tutti capi（头领中的头领），只要有他坐镇小头目们就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自相残杀，因为他们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政府。他们忠于家族。所以皇帝是一种必要的恶。民主体制里面最根本的东西是公共信任和个体行事优先（subsidiarity）原则，而中国人对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世界周报》：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把无政府主义者团结在一个国家里？

戈德曼：上世纪50年代流传下来一个关于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和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的老笑话：艾森豪威尔对本-古里安说，“给美国2亿老百姓当总统真是太难了。”本-古里安则回答道，“给以色列200万个总理当总理才叫难上难。”

而中国，则是一个由14亿名皇帝组成的国家。每个人都想当皇帝。每个人都努力为自己和家族捞权力。他们不懂什么叫Res publica（公共事务）。他们没有那种奥古斯丁式的共同的爱，所以国家不是靠友爱共同体团结在一起的。使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是人们的抱负。因此，选贤任能制度务必做到公平公正，这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不论你是什么达官贵人，只要你孩子高考分数不够，北京大学的门就不会对你敞开。

《世界周报》：只要中国精英还让子女去美国常春藤盟校念书，西方就还有希望，对吗？

戈德曼：创新可能是我们唯一比中国人擅长的事。正如我所说，华为公司的创新非常依赖来自西方国家的外籍员工。我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创新。唐朝被认为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中国人已经掌握了时钟、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技术，几乎涵盖了发起工业革命的全部要素。然而，中国的选贤任能机制是以标准化考试为基础的，这并不是维持精英领导制度最好的办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年就是因为谋求不到大学教职，才跑去瑞士专利局坐班的……

《世界周报》：……然后他用私人时间搞研究提出了相对论……

戈德曼：对。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问中国人最担心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们得不到诺贝尔奖？”其实已经有八名中国人在科学领域得到了诺贝尔奖，但他们大都是美籍华人。

中国的制度很难辨别筛选那些不合群的怪人，他们往往能做出根本性的贡献，比如爱因斯坦。我们在这方面要强得多。西方人认为人类个体里有潜在的神性，这就是所谓的神圣火花，而这种概念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因此，我认为我们在与中国人竞争中还是有机会的。

《世界周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说：“我们必须阻止中国人窃取我们的创新和思想。”他这样说对吗？

戈德曼：这种说法既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中国的崛起当然对西方的繁荣与安全构成了威胁，特朗普呼吁西方留意自然没错。倒是前副总统乔·拜登出于维护自己儿子的利益，说无需对中国人多虑。这种说法非蠢既坏。我们当然得堤防着中国人。如果中国人在下一波工业应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的穷日子就来了，安全环境也会恶化。我们将对他们产生依赖性，我可不喜欢那样。

不过，我不认为中国人意图侵略我们，或者按中共模式在美国成立美国共产党。

《世界周报》：你认为中美两国短期内不会进行军事对抗吗？

戈德曼：我觉得不会。研究一下中国武装力量的配置你就会发现，它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中国单兵装备花费约1500美元，基本上就是一杆枪、一顶头盔、一双靴子。美国单兵装备花费18000美元。我们有强大的空运能力。我们的步兵技术含量非常高。中国陆军装备和作训水平还比较落后。他们的强项在于导弹、卫星、潜艇等方面，极其强大。

《世界周报》：中国的军事战略核心在于控制国境线。

戈德曼：控制南海。他们海军陆战队和机械化部队兵力可能达到10万，而且可能不久后就能部署在台湾。但除了维护领土完整之外，他们对其他东西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当然，他们在吉布提有海军基地。未来中国可能会向海军投入更多资源，因为美国对波斯湾安全的兴趣正在减弱。我认为，中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必然会增强，因为它要维护基本的经济利益。但这跟投射帝国军事力量完全是两码事。中国不是苏联。

《世界周报》：有人认为美国跟中国对抗的策略是错误的，两个国家应该成为朋友。中国人对友谊看法跟我们一样吗？

戈德曼：中国人没有朋友。作为个人没有朋友，作为国家更没什么朋友。

《世界周报》：譬如中国农村的某个农民，你能说他没有朋友吗？

戈德曼：我在中国工作时，当地同事告诉我，当你上小学一年级时，你左右看看同班同学们，他们都是你要甩开的对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庭最重要，除此之外就是上级和下级。没有什么平级关系。没有人自发地聚集结社，以平等身份共事。一般而言，你有一个上级，几个下级。这里没有亚里士多德那种政治友谊的概念。

《世界周报》：难道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友谊吗？

戈德曼：人们私下当然有朋友。但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政治友谊的概念，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中国讲利益不讲友谊。有个源于意大利南部的概念叫做“非道德的家庭主义”，人们以无关道德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但在家庭内部又有另一套标准。这也很符合中国社会的特征。

《世界周报》：中国在极力展示其“友好”的一面，这显然符合其利益。他们有庞大的公关战略，在西方媒体上购买栏位来宣传自己，力图让大家觉得中国是个友好的巨人。

戈德曼：但他们外宣效果显然不怎么样。

《世界周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戈德曼：因为中国人完全不懂得西方人的情感，所以很难以西方的方式进行对话。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中国针对西方的外宣。他们在通过金钱和技术获取影响力方面倒是一把好手。

《世界周报》：你的意思是他们无法赢得人心？

戈德曼：对，因为对西方人而言中国体制完全是异质的，跟他们的需求和期望相差太远，以至于根本无法产生吸引力。

《世界周报》：作家吉卜林曾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聚！”现在看来这么说似乎也没错？

戈德曼：西方和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当然，我们必须得和中国做生意。谁都不可能把聪明勤奋的14亿人隔绝起来，那太荒谬了。但是，西方要想成功地和中国打交道，自己必须处于实力地位上。

《世界周报》：特朗普总统采取的策略是威胁对手和展示实力。这对中国人有用吗？

戈德曼：就目前来看，我认为没什么用，因为他常常雷声大雨点小。伊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填弹完毕，锁定目标，随时准备攻击伊朗。”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但实际上我们不会打伊朗。因为如果我们攻击伊朗，波斯湾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干扰。另一方面，中国人对美国这根弦绷得特别紧。有段时间史蒂夫·班农四处散布言论，试图动摇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中国很多高官都认为班农的言论代表特朗普私下的意思，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世界周报》：你的意思是，特朗普在经济上对抗中国的策略很失败。

戈德曼：我认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上次选举时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次我应该还会投给他。我希望他能连选连任，但他最大的敌人可能是他自己，这也是令我感到苦恼的一点。

他号称要重振美国工业，这是他竞选的前提。制造业是美国经济最薄弱的部门。而特朗普能否连任取决于他拿不拿得下几个制造业关键州。由于关税伤害了制造业，他这次连任比较悬，本来可以更稳的。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美国说服其他国家不购买华为5G设备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了。今年华为的5G供应量是60万个基站，而且整个生产过程可以不使用任何美国组件。

我们发明了半导体，发明了显示器，发明了光纤网络，数字经济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美国发明的。结果我们的产量少得可怜，有些东西完全不生产，这是美国的耻辱。

因此，特朗普提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说的很对。但我认为他选择的方法是无效的，甚至适得其反。

《世界周报》：美国输了吗？还能扳回来吗？

戈德曼：当然可以。但怎么才能扳回来现在还很难讲。里根政府时期，我曾经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顾问。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斥巨资直接补贴研发项目，换做今天的美元相当于3000亿，约等于GDP的1.5%。每个大公司都有实验室，都聘有几千名科学家。为现代数字经济奠基的全部发明都来自五角大楼的一个项目。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976年，美国国防部希望让战斗机飞行员能够在驾驶舱里进行天气预报。他们需要一种高速、轻便的计算机芯片。他们开发出来的产品被立即应用于俯视雷达。俯视雷达需要计算机成像，美国无线电公司实验室研制的芯片使这成为可能。国防部预料到了这一点，此项技术使我们在冷战期间对俄国人有了决定性的优势。

如果我们真能像过去那样调动资源，相信我们将取得高于预期的成果。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创新文化，动员人力和企业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

《世界周报》：什么样的战略能够使美国赢过中国？

戈德曼：我举个例子。半导体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投资方向。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进口国，每年进口半导体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今后打算大部分半导体都实现国产。因此，它对各大芯片制造厂商投入了大量资金。芯片制造昂贵得不得了，台积电新开一间工厂要300亿美元。现在有种制造半导体的自组装技术，芯片不用压，让它自己长出来。

如果我们能采用一些实验阶段的技术，并使它们发挥作用，这将抵消掉中国投入半导体制造工厂的1000亿美元。我建议瞄准关键技术，以创新引发行业剧变，抵消中国现有投资的价值。

《世界周报》：你认为中国的弱点在哪里，什么会给它的未来造成实质性问题？

戈德曼：中国好些弱点。首先，它的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和所有老龄化国家一样，中国需要出口资本并雇用其他国家的年轻人，靠他们来支付本国人的养老金。德国也这样做。这算是中国部分战略动机。未来中国抚养老年人的负担将十分沉重，它希望通过自动化、高效医疗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更大的问题是年轻人的抱负。中国每年有上千万人参加高考，其中三分之一读了工程学。这些学生期望未来获得机会。如果中国在技术上失去优势，落后于西方，那么政权稳定性将面临重大挑战。

不要指望靠在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当然会抱怨，但这毫无作用。中国人只尊重实力，而我们的实力在于创新。如果美国能在创新上赢过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拉开差距，自然会取得政治优势。

浅贝

英国教授：中国崛起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是一个文明却“伪装”成国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给近代中国作出过这样的评论，近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常情。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

他对此解释称：自古以来，西方国家的建立，总有一个开端，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概念。在他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随时都是一个起点，每当他们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而是复兴、是回到巅峰，似乎那个巅峰的中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存在一样。

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在《了解中国崛起》的讲演时也曾说道：纵观世界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的大帝国，强国，纵横世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如西方的罗马帝国、压力山大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有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个个都是强悍无比。但是，这些强大帝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是飞灰湮灭后世很难再崛起了。

西方帝国繁多基本都是昙花一现，后世不再有！最明显的例子则是大英帝国，曾经那是日不落帝国，现在日益衰弱，都快被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超过了。而与西方不同的是，古代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国，如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元帝国、明帝国、清帝国等，都来自中国。也就是说，古代中国衰弱后，会不断的重新崛起和复兴，包括现在也是如此。近代100多年衰弱，到现在又在重新复兴，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一无二。



这不仅让人感到疑惑，为什么西方帝国总是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中国能得以永远传承？马丁教授这样解释道，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的复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不是因为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因为近2000年文明成果的认同，当代中国人稍微用心就能分辨出秦朝简牍上的文字，再仔细点甚至能够读出青铜器上的铭文，中国的文字、语法，思维逻辑，其实并没有变，中国是一个早已成熟的文明体系。所以，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民族国家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在马丁教授看来：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必然的！如今中国改变世界的程度远比过去两百年西方的崛起影响要大。而其后中国无论是在经济、科技、文化还是教育上，都有了国际性的强大影响力。

现在的中国开始思考自己在世界的地位以及自己的未来，这是150多年来的第一次。如今的世界正在步入一个“中国化”的时代，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民众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聚焦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感受，更加自信，受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开阔，更为注重环保。而这些内向型转变都将决定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新秩序的未来。

浅贝

为什么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衰落了，中国文化却依然在？

牛弹琴


一直以来，大家都很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人类古文化中唯一的幸存者。



这个问题，前辈学者不太注意，因为他们常常处于国力凋敝、任人宰割的时代，很难正视中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而且他们也没有到全球各地进行对比性考察的条件。到了我们这一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今天，库叔分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他花费几十年时间，走遍全球重大的古文化遗址，寻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文：余秋雨

编辑 ：谢芳

来源：瞭望智库

1

体量巨大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





航拍黄河（陕西段）。



中国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化，体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如果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有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化的地域，在生态类别上都比中国单调。



中国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颇为重视。虽然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可能独自抵达很多地方，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山海经》，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狭小的所在，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这证明，中国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这种空间幅度转化成了心理幅度。



在中国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一道道“隔离带”。



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保障了中国文化群体在生态底线上的整体安全，也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



这种内向的宏伟，让各种互补的生态流转、冲撞、翻腾、互融。这里有了灾荒，那里却是丰年；一地有了战乱，可以多方迁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沧海桑田未有穷尽。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其间主体当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中。



现代的研究条件，让我们可以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先秦时期，人口就有两千多万；西汉末年，六千万；唐朝，八千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两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四亿……



这中间，经常也会因战乱、灾荒和传染病而人口锐减，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为“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正是这庞大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中国文化有了“长寿”的第一可能。



2

从未远征




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所转化成的巨大能量，本来极有可能变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国文化没有做这种选择。这首先与文明的类型有关。



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





2020年7月6日，金山岭长城风光壮美如画。



中国虽然也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草原，是农耕文明“篱笆外”的空间，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那就是万里长城。而大海，由于缺少像地中海、波罗的海这样的“内海”，在古代航海技术的限制下，中国文化一直与之不亲。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伟大，却都具有天然的侵略性。它们的马蹄，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又不知终点在哪里。它们的风帆，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却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终点还是彼岸，总在远方，总是未知，也总免不了剑戟血火、占领奴役。与它们相反，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程序，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



这种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素质。“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企图攫取远方异邦。中国航海家郑和，先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到达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占取当地土地的念头，这一例证最雄辩地证明，中国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远征，也就避免了别人的毁灭性报复。纵观当时世界别处，多少辉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战中逐一毁灭，而且各方都害怕对方死灰复燃，因此毁灭得非常残忍，不准留下任何文化记忆。



反过来说，如果哪种文明在远征中战胜了，那也只是军事上的战胜，而军事战胜总是暂时的。在古代世界史上，很多军事战胜恰恰是文化自杀。文化被绑上了战车，文化的传承者全都成了战士和将军，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躯在异国他乡。



因此，正是中国文化不外侵、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内战，但那些内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宰权，而不是为了毁灭中国文化。因此，不管在内战中谁败谁胜，对文化都不必过于担心。



3

以统为大




一个庞大文化实体的陨落，不会刹那间灰飞烟灭，而总是呈现为逐渐分裂，直至土崩瓦解。



而且，恰恰是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中国文化的“长寿”，也与此有关。



照理，统一有统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而且都十分雄辩，很难互相说服。真正说服我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没有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他说，中国文化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但是，这两条大河都流经很多省份，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凭借着黄河、长江来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轻而易举。



因此，仅仅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这样的文化阐释，论证了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农耕腹地，不应该长时间分裂和敌对。



其实，早在《尚书》、《公羊传》、孟子、墨子、申不害那里，就一再出现过“一匡天下”、“大一统”的观念，而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      



必须指出，秦王朝统治者的“一匡天下”、“大一统”，完全是为了建立独家独姓的极权帝制，其间的种种残暴、蛮横令人发指，不应该获得太多颂扬。事实上，他们也早早地断送了自己的生涯。但是，他们留下的有关“大一统”的文化遗产，哺育了此后一个个追求统一的王朝。



在他们身后的两千年间，出现了大批着力于统一或分裂的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强踞一方而自立为王的分裂主义者，反过来，又可以看到不少以统一为名试图推行独裁专制的政治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以统一还是分裂来断其善恶。但是，如果以概率论统计，两相比较，往往是那些着力于统一的人更有远见。他们中的杰出人士，因大器而握大脉、控大局，是统裂之间的“大者”。由于他们，中国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统一；也由于他们，多数中国人在文化上养成了作为大国国民的心理适应。



正是这种心理适应，指引着历史的步履，使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分崩离析。



4

避开极端




避开极端，其实就是中庸之道。



如果对中庸做最简单的解释，中，是指中间值；庸，是指寻常态。正是这两方面，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延续态势。



中庸与时间有奇特姻缘。无数事实证明，有了中庸，就能拥有更多时间；反之，放弃中庸，则会让时间中断。



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细察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正是中庸，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庸为何能避祸、避亡？原因是，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极有魅力，口号响亮爽利，令人感动，极端主义者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上的好汉，浑身散发着英雄的光辉。因此，他们总是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崇拜者、死忠者，劝也劝不回。但是，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口号不是路标，好汉不是向导，悬崖不是大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



极端主义者不仅割断时间，而且也割断空间。他们迟早连追随者的劝告、建言、修正也无法容忍，把这些伙伴当作叛逆者一一驱逐，孤苦伶仃地坚守着越来越局促的“原教旨主义”。于是，空间的局促又加剧了时间的短促，覆灭不可避免。



中庸与他们一比，总是那么平淡、那么家常、那么低调，引不来任何喝彩和欢呼。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但是，过不久，一条小路找到了，一种谅解达成了，一番口舌删掉了，一场恶斗让过了。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而且是平顺地活下去了。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信奉中庸。古代经典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教导，深契大地人心，结果，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外来宗教，一与中国文化接触便减去了杀伐之气，增添了圆融风范。



为什么在各大文明间，只有中国能够全方位地实践中庸？说到底，这还是与农耕文明相关。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服从四季循环，深知世上难有真正的极端。


冬天冷到极端，春色渐开，夏天热到极端，秋风又起。这种“天人合一”的广泛体验经由《周易》提升，儒家总结，成为文化共识。世界上，其他宗教和哲学，也都有过“中道”的理论，但只有中国，让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长久普及，成了一种谁都无法忽略的实践形态。



正是这种实践形态，避免了中国文化在悬崖边坠落。



5

科举制度




各种“长寿”原因，在实际执行中，还应该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具体项目，自己也要颇为“长寿”，有时间陪着中国文化走过千年长途。



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正是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拉出了一条通向“长寿”的特殊缆索。原因何在？



第一，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溃灭，首先溃灭于社会乱局。因此，必须选取足够的社会管理人才。科举制度的使命，正是以文化考试的方式选拔各级社会管理人才，保全了文化的土壤。



第二，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过良好的管理系统，但是如果地域较大，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自选下属，时间一长，便会与周边产生裂隙。而科举制度全国统一，以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这从文化上堵塞了分裂的可能，反过来又保护了文化。



第三，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由于没有建立代代延续的选拔机制，几代之后就会难以为继。科举制度保证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源源不断。这是中国文化保持有序延续、有效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四，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的产生，必须依靠丰沛的应试资源。科举制度对此创造了一个千年实践：在中国，不分地域、不分门庭、不分职业、不分贫富，只要是男性，都有资格参加选拔。在唐代，连外国人也能应试。这种全民动员，不仅使得备考的生源十分充沛，而且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在全社会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



第五，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就是青年男子。科举制度让全国这一群体的很大部分，都成了极为用功的备考人员、应试人员，而且很多人屡败屡考，终生应试。这就让社会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安全在文化气氛中。



第六，如此规模的考试，所出试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选择。科举考试越到后来越明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范围。这一来，全国千万青年男子，为了做官日夜诵读儒家经典，诵读到滚瓜烂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初衷，只为个人前途，但结果是，那些儒家经典受到无数年轻生命的接力负载。这可谓，经典滋养生命，生命滋养经典。后一种滋养，更是让经典永显青春血色，举世无双。



第七，这么多由诵读经典而终于为官的书生，有没有能力参加社会管理？正巧，他们为了应试而天天诵读的，不是旷世玄学，不是古奥经文，不是隐士秘籍，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拿着这些大道理去做县令、太守，大致属于“专业对口”。于是，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



第八，科举考试并不看重天才勃发、奇思妙想，而总是安排刻板的格式，后来甚至限定了“八股”模式。这会让李白这样的稀世天才难以进入。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只是选拔官员，而不是培养诗人，因此这样的安排并无大错。官员将来要做什么？在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有所创新也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那么，科举考试就是对行政模式的预示。李白不适合从事管理职务，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来非难科举。科举如果随兴而不刻板，那就长不了，结果也就无法辅佐中国文化走长路。



第九，科举考试总体上公平严格，却也会有一些作弊的所谓“科场案”。由于这种案件直击吏治命脉，每次都采取酷刑严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民众由此明白：做官以文化入场，对此绝不能作弊。这种共识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对于官场伦理的奠基性价值，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看不到。



仅此九项，已经足以说明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长寿”所起到的作用。



确实，我们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



由于近两百年的世界局势，中国文化的生命优势几乎全部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这种负面处境又激发了一些人的另类偏激，极言中国文化的至高无上，甚至把其中大量腐朽、专制、低智的糟粕也名为“国粹”涂脂抹粉，结果更是极大地玷污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象。



值得高兴的是，对中国文化完全熟视无睹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国文化移动。



世界上唯一长寿的超大文化，理应不卑不亢地等待别人的提问，再从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一代代改进。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新的改进。再过几十年，由于我们和后生们的努力，中国文化一定会以一个更健康、更平静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并受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