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浅贝

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崔永元冯小刚之争: 江湖道义为何不敌资本套路？）


编者按：近期，崔永元事件引发舆论震动，旁观之余，人们也对事件折射出的资本逻辑和价值危机，展开了深入反思。一些人士指出，中国影视业的市场化值得肯定，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对是非善恶价值观的嬉笑怒骂，以及对历史叙事的恣意涂改，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崔永元手撕影视圈大佬并赢得广泛支持，似意味着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解构过程的反抗。循此理路，本文作者回溯了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精神价值体系演变历程，剖析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如何肢解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要在统合社会主义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深植价值信念的基点，而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全面瓦解中国人的主流价值体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反思和实践矫正的基础之上。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精神与人们实践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神圣性事业，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历史选择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个体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共产主义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质欲望所解构，社会本位的思维逻辑日益被市场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所替代。

换言之，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人生信仰在社会运转中失去了最终动力的功能，中国社会亟须新的时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泽东时代至今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旨在对邓时代的世俗化社会展开历史性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个镜鉴。

作者：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时代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塑造，甚至将其视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到生产组织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内容——其关键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以人们对私有观念的根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保障。毛泽东力图为其政治理念确立精神根基，即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实现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其社会结构是离散的，即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服从于自己的内在法度，按照个体的“良心”法则，以“推己及人”的理路来决策，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毛泽东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人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国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完成了这个使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这是其功绩所在。

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改造，毛泽东树立了两块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大寨精神的伟大力量》的社论，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样“突出了‘阶级斗争’，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试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句话，大寨精神就是时代精神，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五亿农民伟大精神面貌的缩影”。

“雷锋精神”则是另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同志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同志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作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需要人们根除私有财产观念，以无私的观念来建设一个新公有制社会，其历史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恰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另外，学习雷锋所强调的“螺丝钉精神”，也使人在社会活动中确立了个体价值，即个人安分于某一社会角色，但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充分的理解，都从社会整体中获取自我的价值，并且对这一角色充满认同，因为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个体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整体的意义而产生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实现了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

毛泽东意义上的神圣世界，虽然实现了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但是却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作用，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中确立自己在社会整体之中的意义，而且个体的活动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资本逻辑发展的极端后果是，毛泽东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轻人，在资本的逻辑中盲目的随波逐流，精神无所皈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精神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摈弃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泽东思想占领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思想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

正像尼采杀死上帝，复活了人性一样，改革开放宣告着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复活了中国人的人性，凸显了中国人的“人的价值”。尼采曾讲：“上帝死了”，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杀死了上帝”。上帝必死，因为“上帝看见一切，上帝也看见了人类——这个上帝必定要死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证人——活着!”换言之，现代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监督者，他们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连宗教也依然是那种对美的欲求的结果（或者能够经受之）：最后的结论或许是——要把握人的绝对丑陋，没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这种对人的天然本质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哲学中就给予其充分肯定，这也是文艺复兴名号来源的根由之一。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了起来，尼采把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人自己；在市场经济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打开了人欲这个潘多拉魔盒，复活了人，当然也就扼杀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从此，不仅老百姓恢复了人性，毛泽东本人也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社会精神的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财产私有，倒不如说他成功地消灭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与此相适应，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里，与其说市场经济结束了中国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整个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无限的欲望。

改革开放与资本逻辑的兴起

对私有财产占有的欲望成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个体成为精于算计的个人，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但在整个社会来讲，精于算计的个人并不能结成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每个个体的行动都以自我为目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源就是一个“私”字，正如马克思所说：“利己主义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场战争导致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极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经济学层面上，至少在这里，忽略了经济学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许有学者会讲，他们早年已经解决了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这里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从经济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这种说法非常勉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经济运动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撑，宗教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秩序的维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思想信念从禁锢走向迷失，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金钱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论者所提出的，在金钱面前，“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乐趣丧失了。本来是人创造的、人用来为自己服务的金钱，现在反而倒转过来，成了人的主宰”。

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逻辑的承认，也是其兴起的催化剂，因为有市场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资本逻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了价格，套用尼采对一切价值的断言——“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审判官酒神面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现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审判官货币面前”接受裁决，以上论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小市民生存维艰，权力极度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盛行。

应当看到，西方宗教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存在根本不同，其一，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建设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宗教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会，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中已经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奠定在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一前提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毛泽东时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丧失了说服力，同时又没有另一种信仰及时填补民众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裂痕难以弥合。

试举一例，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话语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分田到户”，这种改革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意识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农民的积极参与源于其思维深层中对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农民与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中，其理论结构的整体意蕴，也迎合了这种文化主张。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没有超越农民战争的主张，或者是沿着农民战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层面，没有提出根本的规定。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给了个体解放的物质支撑，却并未给予个体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个体向个体利益回归的三十多年，[16]也是资本逻辑盛行的三十年。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肩。但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有不足，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层次是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层次是军事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针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它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就更没有触及到自然科学层次。邓小平只是在方法论上讨论过科学与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远为深刻，而是因为二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异。毛泽东时代的首要问题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而让中国人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新的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当然不相同。如此看来，以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应当说，毛泽东思想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有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理论，而最低层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有相似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二者共同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这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这层意思。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确立人的信仰，而邓小平理论则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当然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泽东时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邓小平时代则是世俗的世界。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是讲二者因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阐明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试图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层次，他提出以人为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间结构。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向前追溯，“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向前追溯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没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层次来理解，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工作方法，因而没能支撑起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层次，科学发展观仍然仅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依旧没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实则是个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仅仅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终指引。然而，邓小平时代根本没有进行价值信仰设计，人们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书是什么？邓小平始终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成了无人顾及的真空地带，资本逻辑又日益摧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信仰问题的社会效应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本应该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逻辑的耦合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是各种逻辑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突出某一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观历史，其中精神逻辑建构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都会体现某种文化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缓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和设施，被视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整体性地摧毁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设施的行为还是不多见的，直至改革开放后资本逻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才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从沿海发达的城市到遥远的边疆小城，都无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的规律，不断地摧毁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文化元素，快速地由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绩所主导，建起了没有文化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就连离祖国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喀什，也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援疆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模仿马来西亚首都的双子座大楼，辅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起了号称西安以西最高的双子座大厦。

在毛泽东时代，理性的逻辑是真理--世界--国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调转：自我--民族--国家--世界--真理，是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世界的，其所建构起来的是存在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世界出发，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立足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所以，解放全人类是毛泽东的主题，“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 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个人问题都转换为人类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与个人问题消失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之中，不计较个人利益，当然就不会使个人与民族问题成为“问题”。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

换言之，毛泽东讲的是先世界而后个人，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邓小平讲的是个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逻辑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逻辑，是国家在强大后走向世界，他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毛泽东那里，世界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但邓小平时代，在挖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实现革命的理论环节时，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得到凸显，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本意。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希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江泽民也反复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点。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国人只能怀旧，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发地为毛泽东塑像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影响力量。但现实中，老百姓为毛泽东塑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农民塑毛泽东像，但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这些塑像没有达到艺术的尊严，绝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偶像”。为毛泽东塑像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种真理没有外在的偶像，中国人擅长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对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对真理的反叛。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曾为孔子塑像，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变成神，成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绝对性，因为最高的法则只能来自于神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中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时所向往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作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尽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琐者现身，自称是孔子“再临”，但孔子永远也不会是“神”的孔子了。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6年10月刊，原标题为“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浅贝

全文首发 | 李零：我劝天公重抖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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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

”


“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


“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


活字君按

2017年4月号《经济导刊》刊登李零先生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一文，为发表需要，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部分技术处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文的整体面貌，并已通过公众号等渠道在网络传播。李零教授先生对于这个编辑稿的流传，甚感不安，希望广大读者得见全貌，特嘱交活字文化刊发定稿，以正视听。以下为《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原版全文：



我劝天公重抖擞










10月12号，我从美国回来，刚刚知道，咱们这门课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跟韩老师说，我不是党员，这个题目，我讲不了。他说，咱们这门课主要是带同学读经典，你就讲讲《我们的中国》得了。我说，我的书不是经典，书已经印出来，再讲就没劲了。我还是讲讲我身边的事儿，特别是跟教育和启蒙有关的事儿吧，随便聊聊，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判。

我是群众

首先，请允许我做点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汉族，男，68岁。填表，我的政治面貌是群众。我喜欢这个身份，非常喜欢。不过，我要解释一下，群众是复数，我是单数，我只是群众一分子，我属于群众，但跟群众有距离，联系并不密切。

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过有组织的生活。党没入过，军没参过，工人也没当过。我只当过农民和老师，这两种工作，比较自由散漫，更适合我。

有一件事，过去不明白。我没参加任何党派，但不能叫无党派人士；我真心拥护人民当家作主，但不能叫民主人士。后來我才明白，人士二字可不是随便叫的。我国，凡叫什么什么人士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不是这种人。

现在，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中国学问。教书好，书不会跑。我可以一个人在家安安静静地读，安安静静地写，慢工细活，反复修改，一切弄好了，我才和盘托出，与学生分享，与读者分享。

我的老朋友郭路生打小就爱写诗。他说，除了写诗，什么都干不了。我说，我也是，除了做学问，一无所长。我在北大教书，从1985年到现在，三十多年，好像一眨眼。2011年从中文系退休，田余庆教授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诗经》有个说法，叫“蟋蟀在堂”。

我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我在北大没有任何头衔。韩老师介绍，现在有了一个，是我批评最多的那个国家有个学术机关给的。土包子戴洋帽子，有点不习惯。

我知道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这门课，有点像政治课。政治学系，过去在人大叫马列主义基础系，主要研究国际共运史，后來改称国际关系系。早先的国际政治，第一是国际共运，第二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那时的国际关系主要是这两种，后來告别革命，才以欧美为主。北大也如此。

我听说，现在的政治课跟从前不一样，什么都讲，不光讲马列，很好。尽管有人，生瓜强扭，硬推，但马列已经边缘化，这是事实。

马列，我是读过的，没人强迫我读。我读过，一点都不后悔。

马克思是哲学博士，老婆是贵族女儿。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恩格斯是资本家，红色资本家。他用他挣的钱，养马克思做学问。中国有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吗？好像没有。

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这门学问有三大來源，德、英、法各一，都是欧洲国家。不研究西方，不研究资本主义，等于无的放矢。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是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谁都唯唯，谁都诺诺，只有马克思说不。天下之学，逃杨入墨，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1960年代，中国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有些跟西方几乎同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书最好跟非马、反共的书一块儿读，特别是跟CIA推出的洗脑书一块儿读。



马克思的书，从前是禁书。正是因为禁，才有人读。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

过去，上政治课，老师讲什么，我根本不听，宁肯自己读书，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完全是“党八股”，我是读过原典的，印象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书很多，影响最大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最薄，《资本论》最厚，如果加上《资本论》的三大手稿（或说四大手稿），更厚，一般读不下去，大家读过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难读，但有些道理很简单。比如“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现在大家都说，打工仔、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老板过不舒坦，你们就没饭吃。马克思说，错，完全相反。“资本”（capital）这个词，意思是本钱，即第一桶金。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一针见血。他讲商品拜物教，那一章写得真好，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世界变成拿大顶。

现在，发财是硬道理。市场万能，金钱至上，赌神就是上帝。我们每天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

西马解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拿“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作对，认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好，越走越远，违背了初衷。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两部手稿最重要，一部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部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两部手稿，前后有好几个译本，我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手稿，相反，恩格斯一再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两大发现之一（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费尔巴哈》章。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阿尔都塞相反，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他们俩，谁更符合原典，其实是阿尔都塞。这类争论，我国也有反映，周扬、王若水说马克思讲人性异化，不对。胡乔木说马克思存人性弃异化，也不对。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但从1845年起，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资本论》讲异化，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恩格斯说，罗马基督教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咱们的共同点是解救苦难众生。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往往与造反有关，统治者平息造反，必须利用宗教。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无神论、替穷人说话，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头号罪状。

我知道的“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也不是反共分子。

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入境申请必有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

美国电影，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扣子扣到嗓子眼，脑袋上戴个制服帽，说话恶狠狠，一脸凶神恶煞。意大利拍的《末代皇帝》，英若诚就是这幅扮相。

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其中一部，一上来，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另一部说，从傅立叶在美国搞“和谐社会”一直到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照样行不通。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住一美国朋友家，她丈夫是个经济学家。他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说不是。他说不相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于是我告诉他，共产党员在咱们中国，满地都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当然了，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我说，共产党真那么可怕吗？你太太的好朋友某某某，你知道吗，他就是共产党。更何况，现在顶着共产党的名，干尽坏事，而又骂得最欢的，很多正是共产党员。同一个词可能不是同一个意思。

我不是共产党，但见过共产党，大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我都见过。你们见过的，大概只是“改开”以后的共产党吧？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干革命，你就等着杀头吧，不是被敌人杀，就是被自己人杀，没任何好处，请你入你都不敢入。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站稳脚跟，喘过气来，入党的人才多起来。过去，我在人大附中读书，团干部让我读《论共产党员修养》，我想，我是落后分子，反正也入不了团，坚决不读。“文革”后拿出来看，头一段话让我大吃一惊。刘少奇说，共产党可以随便出，但不能随便进，因为什么人都闹着要入，有找不着工作的，有逃婚的，不能让他们随便进。

现在，除了当官，党员已经不太吃香，很多人还觉得挺丢脸，但退他又不退，干脆躲在党内反党。反党是党内的事，社会上应叫反共。刚才我说了，我不是反共分子，我对当下的世界有批评，包括共产党的错误，但绝不会跟着右翼潮流起哄嫁秧子。

学历史，我们都知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共产党。国民党也曾经是个革命党。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怎么从庆祝胜利，受降接收，到吹拍贪腐，丢尽人心，以至兵败如山倒，很多教训值得深思。

古人都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防民之口甚于川，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国民党败走台湾，曾经采取鸵鸟政策，1946—1949年的历史，不许讲也不许教，蠢得很。

最近，赵俪生的女儿写了一本回忆录，特意寄给我。他父亲是我老师的好朋友，既是老左派，也打成过右派（很多右派，原来都是左派）。赵先生吃了很多苦，但九死其未悔，不改初衷，仍然很乐观，很幽默。我喜欢读赵先生的书，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我听很多老人说，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学问好，连体育都好，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会跟老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得人心。现在怎么如此脆弱，前怕狼，后怕虎，左也怕，右也怕，连话都不会说了呢？

我知道的“西方价值观”

哈耶克写过一本书，叫《通往奴役之路》。奴役的反面是自由。他说的“奴役之路”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德军大举进攻苏联，最后被苏联打败，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原因就在，西方概念，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比如我们说的“大公无私”，按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

阿伦特写过一本书，叫《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西方文化有关，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

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曹魏是强者，但被吴蜀联军打败。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感情在希腊一边。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小必自由，大必专制。在他看来，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好像“池塘边的蛤蟆”，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这是自由战胜奴役。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脑瓜。

虽然，希腊长期窝里斗，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马其顿打败波斯，接收波斯，模仿波斯，建马其顿帝国，这是希腊的顶峰，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这段历史，他们也自豪，但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谁都管不了，只能靠上帝领导。上帝是虚拟领导。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他们最服两样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中国的关老爷，我们山西的圣人，既是武圣，又是财神，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美国国徽，白头老雕，一爪抓箭，一爪抓橄榄枝。做买卖得这么做。

我们跟希腊不一样，更像波斯。欧洲历史，近东文明是背景。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埃及、亚述、波斯是他们的三代。我们的“夏商周三分归一统”是一统于周，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之一。

孔子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这话，历来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中国，华夏眼中的夷狄，特点是分种为酋豪，没有君长，有也是小君长。他们，居住分散，见不着人，说不上话，经常在马背上哼哼，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部落和部落间，遇事得商量着办，领导得轮流坐庄，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航海的，住在小岛上的，情况差不多。

华夏不一样，特点是有君长，小官上面有大官，大官上面有皇上，一层层有人管着。这些都是世俗领导。世俗领导都是人。人都活不长，顶多几十年。死了就让孩子当，就跟手艺人一样。中国革命，无教权可反，要反就直指君权，干脆把皇帝打倒。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革命非常彻底，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国家不发达，所谓现代国家（nation），出现很晚，很多都是打出来的，人为凑起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想象的共同体”。他说的“印刷帝国”，就是我们说的“书同文”。“书同文”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

欧洲，自治传统很强。个人也好，地方也好，喜欢讲自治，除俄罗斯横跨欧亚，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地盘很大，一般都不太大。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但战后却是头号霸权。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就连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

自由，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

民主，主要是选战民主，背后是利益集团。几千年来，村里人都懂，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

平等，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博爱，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法国恐袭，有人哀悼，中东每天死很多人，没人哀悼，哭都哭不过来。



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我非常赞同裘老师的声明。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蒋介石反攻大陆，到死都不成功，但给二蒋树碑立传的陶涵（Jay Taylor）说，蒋大元帅虽赍志而殁，但要活到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希罗多德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山东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有蛮风，有古风，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所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且跟你掰哧呢。他们觉得我们很糊涂，连中国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们的讨论很像庄惠鱼我之辩。他者都是相对而言，任何强势文化都不拿自己当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

当年，陈寅恪、傅斯年负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汉学这口气。傅斯年建史语所，目标很明确，他要证明，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但怎么证明呢，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国史学，一条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国小学。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

所以我总是讲，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

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

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北大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没理解错吧。但现在的学校令人失望。

我是闵张改革、燕京学堂的反对者。我一贯反对这种媚外媚俗的所谓国际化改革，但无可奈何，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当年，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感受还是如此。

越剧《红楼梦》有一段唱辞，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

拍马屁，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这个问题。国民党不就栽在这上面吗？我一直说，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

反贪反腐我拥护，但怎么反却是难题。改革三十多年了，问题太多，积重难返。我们要知道，贪腐并不一定都是悄悄进行的，很多都是借着拍马屁，堂而皇之，大干快上，公开进行的。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一时风骚现在可能关起来的人都曾理直气壮。他们以为，贪腐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贪腐。

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不是奔银行金店抢，就是借网络电话骗，没人相信，劳动可以致富。

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

“成功人士”长什么样？我一想起这个词，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最近电视广告频频出现的画面：8848，白金手机，“向成功的人生致敬”，有个秃头又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了。咱们办教育的，不能光培养这种秃头吧，甭管中国秃头，还是外国秃头。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总结这些道，采撷天地灵气，浓缩人生精华，十二个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可惜的是，我在学界近四十年，一直都没按这两句话办事。朋友说，难怪你一直不得烟儿抽。我说，我从来都不抽烟，我要烟儿抽干什么。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   

这是我送给所有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话，也是送给所有同学的话。

我爱北大！

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课

END

浅贝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博弈？这位外国朋友说出了惊人真相！


草根说理  今天

中国经常受到美国的指责，但也有一些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却予以高度的赞扬和支持。

知名的美国作家、国际社会活动家、时政评论家、电影制作人和战地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e Vltchek)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弗尔切克先生多次到访中国并接受新华社、人民网等专访。

本文节选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张玉城博士与弗尔切克先生就“当今国际政治结构下的大国博弈”展开的对话。


正文如下——

作者：您好，您认为当今国际政治是什么结构？

弗尔切克先生：很简单，这是一个西方国家，也就是北美白人、欧洲白人等的国家，美国等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统治下的世界，其余的都是被统治的。

在西方眼里，整个世界都是西方的奶酪，其他人都低欧美白人一等，需要被其统治。

在这种单极霸权的世界中，中国其实是一种平衡力量，没有中国，局面可能会更糟，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

作者：您认为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弗尔切克先生：主要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统治，以及它们的侵略和咄咄逼人。

美国和欧洲实质上是一丘之貉。

例如，以叙利亚为主的中东难民危机，它们都是始作俑者。

对企图挣脱西方霸权统治的国家，西方都是不遗余力的刁难和制裁——

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利比亚、叙利亚、东南亚诸国等很多国家，想独立自主有尊严地发展，也付出了很大努力进行抗争，但它们都太小，实力不够；

而巴西等南美国家观望；俄罗斯好像也没有决定，而且其本身也被欧美霸权制裁着，战火也经常烧到了其周边。

图片
图为叙利亚战争爆发前后对比图，昔日繁华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

只有中国，已从二战前非常落后的旧中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大的新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图片房事几分钟才算及格？

图片点这里看一看！

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科技文化等素质越来越高，还具有灵活的体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力量。

此外，更令人敬佩的是，中国外交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共同繁荣，而不是像西方列强一样侵略成性。

因此，中国，是一种平衡力量，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可以平衡和抗衡西方霸权的国家。

同时，也是唯一的可能和希望——这也是西方抛出“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之一。



作者：您觉得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弗尔切克先生：我并不主张冲突，但也不应该放弃斗争。

我认为中国，一定要读懂西方的强盗逻辑，才会清楚地知道，自强和斗争才是解决方案，与西方大国博弈时的态度才会坚定。

作者：那么，您认为西方的强盗逻辑是什么呢？

弗尔切克先生：西方本身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它们一直迷恋军事武力。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胜者拥有一切”，这些都是西方强盗逻辑的体现。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了多少国家和地区，二战之前的世界势力分布地图展示得清清楚楚，基本上达到了绝对控制和奴役整个世界的程度。

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着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而且还有西方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的控制，这与二战前的形势也基本相同。

西方认为其他种族比其低一等，把整个世界都当成西方狩猎的猎场。

利比亚等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妥协和退让，迎来的是西方变本加厉的侵略。

总之，西方信奉丛林法则，西方打败你就弱肉强食，打不败你才和你谈判，如果被你打败，它们也会投降雌伏。

面对西方的丛林法则，其它国家和地区没有选择，想要独立自主，不能落后只能强大，只能斗争并战胜西方。

作者：我们应该怎样读懂西方的强盗逻辑？

弗尔切克先生：我认为，首先，必须清楚西方的文化和心理。

西方的强盗逻辑不是从来就有的，近代以前也曾被大肆杀戮和长期奴役过。

只是近代的强盛，才使西方在文化和心理上产生了白人群体性的优越感，觉得其他种族都低其一等。

现在西方从心里就看不起其他人，不会从心里面，真心地想跟其他人讲道理，阴谋诡计却是层出不穷。

即使你有理有据也不会使其停止侵略。

调停、和解等通常被其认为是好欺负，西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而不是友好相处。

偶尔表面上的讲道理，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是为了迷惑或欺骗。

其次，不要仅仅听西方是怎么说的，一定要看清楚西方是怎么做的。

西方总是讲“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但却干着奴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

过去几个世纪中，西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如何通过阴谋诡计乃至战争，把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都变成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例如贩运黑奴、几乎灭绝北美印第安人等，不择手段地，疯狂地侵略，疯狂地掠夺全球财富和资源。

即使读懂了西方的强盗逻辑，还要特别指出：中国、俄罗斯两个大国也要深刻反省。

大国要独立自主，就必须自尊自强，具有大国精神。

面对西方的强盗霸权，中国被西方军事禁运，俄罗斯被西方军事和经济制裁。

中国和俄罗斯要团结起来，也要联合其它被压迫的国家和地区，共同与西方霸权强盗积极斗争。

只要发奋图强，先进且强大起来，自然会让西方的制裁自动失效，甚至必要时还可以反制裁西方，乃至使西方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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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一直倡导“合作双赢”，您有何评论？

弗尔切克先生：这个愿望是好的。

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友好善良的中国面对的，可不是类似中国的国家，而是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国家。

美国内心才没有想什么双赢。

要知道，整个世界，都被视为它的奶酪，它只想单赢，只想维护它的霸权。

所以，任何双赢都被视为动了它的奶酪，都是它要真心打击和消灭的，它心里根本不想双赢。

所以，中国的愿望很美好，但现实是与狼共舞。

我想提醒的是，中美对话中，美国为了单赢，也会设下很多的陷阱和诡计，以及各种形态的战争。

中国要清醒地识别其用心、目的和策略，并与之在如网络安全、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和破解。

我非常确定，中国面临着很多危险。

作者：说到大国博弈的本质和战争，西方有“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是说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的大国之间几乎必然爆发战争。

并有统计数据指出，近代大国崛起，挑战现存大国15例，发生战争11例，几乎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您认为中国倡导的“合作双赢”会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吗？

弗尔切克先生：如刚才所说，与狼共舞很危险。

当然，也不是毫无一丝希望。

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

中国长袖善舞，已多年避免参与西方的战争和冲突。

当然，我知道中国人包容，爱好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

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是非常清楚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要保卫中国人民和保卫人类。

现在除中国以外，世界大国都卷入一场或者两场的军事冲突。

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是非常明智的，也是对自己国民非常负责的。

中国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平衡冲突的主要力量。

中国明智且有效地远离了当前国际社会上的一切军事冲突，也很可能有智慧、有能力，巧妙地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战争，成为第五例例外，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夙愿。

这与中国人民息息相关！

与美国人民息息相关！

与世界上很多人们息息相关！

与世界上很多可爱的孩子们也会息息相关！



作为一名外国人，我非常羡慕今天中国的安全和幸福！

非常羡慕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幸福！

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中国要清醒，认清西方的真实意图，精心应对，不能犯错。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最难以接受的。

西方一直将中国视为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认清西方，自强不息，斗争到底。

中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国是世界大国，还要有主导世界的大国精神！

中国声音应当更加坚定，中国力量的展示和运用要更加频繁，敢于使用强大的武力才能让西方退却和尊重中国，才可能真正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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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到未来，中国还提出另一个涉及到全人类的理念，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您觉得这将对世界大国博弈有何影响？

弗尔切克先生：无与伦比！

这是中国面向未来，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立场和目标是什么”这一首要问题。

很好地解答了世界对中国未来道路的疑问，让世界明白了未来中国的立场和目标，展示了中国的伟大主张。

这很好，无与伦比！

目前阶段，由于霸权美国只想颠覆你们，奴役世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反对霸权，各国各族人民相互尊重，友好相处的“命运共同体”。

不过，任何伟大理念的提出，只是第一步，还要中国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还要有中国等国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智慧，以及始终如一的坚定态度来保证才可能一步一步实现。

要始终有决心、有能力，坚定维护中国人民、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才能赢得世界各族人民心灵上的共鸣和热爱。

“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念的提出，集中展现了中国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所做的一切，除了给中国在世界上争取一个更好的地位之外，还是为了让全人类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不仅包括中国人民，而且还包括关心世界各族人民的疾苦，友爱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这迥异于美国霸权的弱肉强食，让世界各族人民能更清楚地看清中美之间的差别。

浅贝

马云并不是问题


图片文 | 栩然  


大家好，我是栩然。

最近，因为女员工被侵害一事，阿里再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

前两天，阿里公布“女员工被侵害”事件初步调查结果：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

截至目前，警方还未有相关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期待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作为普通人，能做的极其有限，前天，我写了一篇文章《阿里如果哪天没了，我一点也不意外》提到过：

一个失掉老百姓信任的公司，也必然会被老百姓所抛弃。

在我看来，阿里的一系列问题都只是表象，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和思考的地方。

本文是旧文，在这个节点发出来，和大家再次回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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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自媒体、媒体、视频都开始狠批马云了，怼得都很酣畅淋漓，好像骂了一个马云，就把情绪和问题都发泄解决了一样。



我想了想，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深入地来和栩然说的读者们聊一聊这件事。



因为在我看来，马云并不是问题。



先别急着喷我，或者换个说法，马云不是问题的根本。



为什么这样说？



还得从近段时间来的几件事说起。



分别是，蚂蚁上市叫停、蛋壳爆雷、社区团购大战和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件。



综合而来，这几件事情不管表象是什么，背后都是一种东西。



这是一个教员他们那一辈人高度警惕、竭力遏制，但从八十年代起开始萌芽，历经四十年发展终于在思想、社会、现实、权力等各个层面扎根，并且逐渐显现出其巨大威力和可怕之处的东西：



资本。



这个东西的复杂性，要具体说起来，一本《资本论》都不能完全讲清楚，所以这里，就以我的理解，将其归纳为三个要点：



第一，发展离不开资本。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助燃剂，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它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看过的一本书里曾经分析过，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腾飞和工业化，只有三条路：



城乡剪刀差，用农产品来养工业发展；掠夺，这个就不用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家的必由之路；利用外国资本，典型的，当年亚洲四小龙都是靠大力引进外资拉动经济增长。



所以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没法深谈的。这就像任何一个富豪的发家史，都是需要美化的一样。



唯有现代中国的崛起，是完全没有通过掠夺，反而是在被侵略得一穷二白、一片瓦砾上建起来的。



其路径，一方面是通过建国初期压低农产品价格，控制农村户籍流动，以及全民省吃俭用、一心一意搞建设，积累起来的雄厚、扎实、全门类的工业基础，一句话“勒紧裤腰带，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大力引进外资，同时释放国有资本和部分民间资本，一下子搞活了经济。



先讲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清楚，虽然我们现在觉得资本可怕，但也必须要承认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推动促进作用。



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四十年，也不能用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扩张是资本的本能。



资本就像基因，繁衍、复制、壮大，几乎是其原始本能的唯一目的。



自然界的生物，一旦没有天敌，到最后就是泛滥成灾，就像美国大鲤鱼。



资本一旦缺乏竞争和管控，一定是走向大规模的垄断，全领域的垄断。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里，设想过资本的终极阶段，叫“终产者”，这个人最后垄断了星球上的一切东西，包括土地、空气和水，每个人连呼吸空气都要向他交税。



这种设想，是基于现实认知的。



资本主义社会周期出现的经济危机，从其本质上说不就是资本扩张到极致，同时压缩雇工成本到极致，导致最后产能远大于社会需求吗？



这还是在生产领域，因为周期较长，所以危机产生的周期也会长；而现在，之所以，我们会感觉资本主义隔几年就会陷入“危机”。



是因为，现阶段，资本扩张的极致就是金融资本，加速了整个资本从疯狂扩张到最终爆雷的进程。



因为当资本发现进入实业，需要经历投入、生产、销售、再投入等的漫长周期，对于增值来说还是太慢了。



于是，就有了金融资本，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金融杠杆、工具、产品，最后达到钱生钱的目的。



我一个搞金融的朋友告诉我，你一旦玩上了金融，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你就再也不想干别的事儿了，因为别的东西来钱太慢了。



某种程度上，这都有点像dupin，人类之所以觉得快乐、愉悦，一般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大脑为了奖励这种行为，分泌的多巴胺之类的化学物质。



而dupin的可怕之处在于，他绕过了这套奖励系统，直接用化学物质刺激脑部产生快感。



所以吸du的人几乎无药可救，因为一旦染上之后，会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金融资本的可怕同样如此，从早期的股市坐庄到最近的次贷危机、P2P，不到最后崩盘，其本身是不可能停下来的。



第三，资本的阶级属性大于国界属性。



说真的，这一条我原本都不想写了。



因为很容易惹到某些人的痛点。



和资本家，还是少听点他们那套“家国天下”的大话。



这个世界上，有爱国的资本家，但很难有自觉约束资本不越国界的阶级。就像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但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一样。



在资本的眼里，世界就是平的。只要有人的地方，有利可图的地方，它都会想尽办法的去。



就像当年的东印度公司。学过历史的都懂，如果不是当时欧洲资本扩张的野心，仅从政府的角度，不一定会发起鸦片战争。



因为英国和日本不一样，他和我们之间没有直接地缘政治冲突。



90年代，一些欧美金融大鳄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通过金融资本手段掠夺财富，其结果不亚于一场实打实的侵略，很多国家深受其害，至今仍没有缓过来。



资本一旦不受控，就可以在国家政治领域翻云覆雨了。一些中小国家，政府没有威权、不断倒台，就是因为包括资本在内的多重力量反复角力。



要不然，孙中山能在上百年前就喊出“节制资本”了啊。



所以，在当代社会，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资本”，所有的资本都是和政治密切绑在一起的，尤其的是大资本、大巨头。



“资本只是工具”、“资本没有立场”、“在商言商”之类的鬼话，哪个成熟的政治家还信，那基本上不用混了。





2



上面说了这么多。



核心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



马云也好、蛋壳也罢，包括前段时间很火的社区团购，都只是资本的代言人。



他们本身不算什么问题。



但如果我们看不到他们背后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资本就像猛兽，我们如果能驯服它，能很好地为我们所用，发展生产力；但一旦脱离控制，放任不管，就会反噬其身，祸害无穷。



在这点上，马云不是最后一个首富，蛋壳不是最后一颗雷，社区团购也不会最后一片战场。



因为资本是生产的要素，但不是生产本身。



我先给了你5毛钱，你想尽办法给我造出5毛钱的东西来。



确实可以极大激发创造潜力和经济活力。



但问题在于，最后真正有谁去监督或者保证造出了5毛钱的东西来了吗？



资本进入市场，通过金融、证券及其各种五花八门衍生品的包装，不断增值。



它们中间的每一道，可能都赚了钱，发了财。



但最后，还是要有人来造这个东西出来，否则整个社会的经济体系就垮了。



这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自嘲的“打工人”，因为其他的人，都不用真正生产，他们的主要任务可能是做表格、销售、运营、公关、宣传，乃至开会。



然后等着，理论上应该有人去做的制造和生产。



但这个“人”是有可能垮掉的，干不动了，没工作了。



寅吃卯粮、提前消费，产能过剩、通货紧缩……



紧接着的，就是构建与此的，整个经济体系的衰退乃至崩塌。



还记得马克思曾引用的那段经典名言吗？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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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危机，已经让后世的经济学家们达成了一致共识：资本完全不受节制，最后一定是疯狂到毁灭自我。



蛋壳的爆雷就是基于此，拿房，用低价（甚至是低于市场价）的房租获客，将租客的租金打包成金融产品（甚至对付不起房租的人提供租房贷），再将此金融产品放入金融市场，拿到更多资金，拿更多的房……



借助于资本手段，两年的时间扩张到了如此大的地步，只要理论上，不停有打工人租房、付房租，这套资本的把戏就可以继续下去，市场就可以继续“一片繁荣”。



但没想到的是，疫情来了、经济下行了，很多人不租房子了、很多人付不起房租了，这个像走钢丝一样的链条，断了。



最后，最受伤的永远是那些买不起房的租房人。



所以，在资本面前，千万别被他一开始的“糖衣炮弹”迷惑。



就像现在的社区团购，看起来一块钱买菜，几块钱买一箱水果，很便宜。



看透了，就知道，这不过是资本进入一个本来是利益分散的市场，借助补贴、价格战等的手段而已，等挤死那些原本分散的中小商家，最终一家独大，利益也就集中了。



蛋壳爆雷后，我曾经问我一个被蛋壳坑了上万元、还被房东扫地出门同学，当时为什么要租蛋壳公寓，他说在他们那里，蛋壳已经挤掉了其他中介，不租蛋壳公寓，就没有房子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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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然了。





3



资本，除了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值得我们警惕的影响。



那就是：资本会改造人的思想。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认知，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物质上富裕了，但从思想上，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这个社会里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的情绪和现象开始四处蔓延。



在抖音/快手或者其他直播平台上，满屏的小哥哥小姐姐，花样地炫耀着他们的名牌包包，名牌化妆品，奢侈的衣服/手表，乃至豪车别墅……



很难想象，会有多少得年轻人将会被他们所影响，做起下一个凡尔赛的梦。



因为整个大脑已经被消费主义和短视、逐利的“成功学”所洗脑，所以为了满足欲望，各种X呗、X条，消费贷。



寅吃卯粮。



新闻上隔几天就会有某十来岁、二十来岁男孩、女孩，因为还不上贷款而自尽或者干违法的事。



更可怕的是，这种思潮和风气还在想着下一代和青少年蔓延。



学习多苦啊，读书多苦啊，人家发发视频就比考上北大清华还有名有利，当网红、赚钱、整容、傍大款才是人间正道。



对这样的现象，有网友说的特别好：





十七岁的年轻人最应该干的，是酒吧蹦迪社会摇，还是备战高考上大学？



如果你家境优渥，又碰巧有自我做主的能力，前一种人生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命”，又有多少人做着同样的“梦”？



有一个街头采访，问“你最喜欢哪个明星”，一位大叔直接摆手说：



我不喜欢明星。这些都不能强国，只能害下一代，你看看你采访现在的子女，你长大了干什么，都是要当明星，要唱歌，没有说要当科学家，当解放军，当教师的……不是你明星推出来（国家就能强大），国家强大都是靠科技人员、广大劳动人民干出来的。








4



再说一点。



在当前中国，资本最让人感到后背发凉的地方。



是在经历漫长岁月的野蛮生长后，已经快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



这也是之前很多资本代言人敢于说一些出格的话的底气所在。



马云去年10月底在外滩讲话中说过一句估计现在十分想吞回去的话：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



记得有一个梗：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一个菜鸟，如果你没有发现菜鸟，那么你就是那只菜鸟。



金融系统最怕的就是系统性风险，马云却说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只能说明他自己代表的就是那个风险。



紧接着的第二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就在同一个金融峰会里指出：无论叫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始终不能忘记金融属性，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否则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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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里还是不能体会马云那番话的可怕之处，这里我斗胆引用下2019年2月23日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所强调的话：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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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外滩讲话后，我看很多自媒体都说马云太飘了。



这样说的人，无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他一个天天喊着要退休的人了，敢那样冒险叫板喊话，只是一句太飘了就能概括的了的吗？



关于这一点，我这篇文章点到即止，大家自行体味。





5



我庆幸的是，我们生在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度。



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虽然当时可能不太懂，但至少有这个底子，等到长大后，被社会暴打了，遇到社会上一些问题想要从更深层次去解答的时候。



这时候再想起教科书上的话来，会觉得当时的教科书写得多透彻啊，只可惜当年我们看不懂。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像我们这样教育中学生，从“剩余价值”去看待资本？会教育他们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世界？ 会天天把“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的话挂在嘴边？



也正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教育基础，像我这样的公众号，去年底才开始正式更新原创，却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和喜欢。



就像在“新羽计划第一期”前段时间的交流里，就有同学深入地谈到了：





资本主义永远是资本主义，还好我们生在中国，这个属于中国人民的国家，其实通过这么多次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我们是值得信任的。



真的，这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看到了很多东西以后才发现的一条真理，如果中国不行，那么中国凭什么用四十年走完了别人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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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如此，资本真想在中国无序扩张，会非常难。



连年轻人、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得懂，你觉得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国家会想不到？



不仅想到了，而且反应速度太快了，非常及时。



从叫停蚂蚁金服上市，到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制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到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再到最近提出，资本要更多流向实体经济。



这些招数一出来，我就觉得，没错了，是我们党一贯的味道。



顶层设计，有备而来，直击痛点，谋定后动，釜底抽薪。



思想、理论、宣传舆论以及政策文件，多个部门相互配合，一出就是连招。



要知道，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真要搞什么反垄断调查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大公司、大资本还可以有很多专业政治代言人、说客（华尔街就有很多这样的），去游说国会、议会，去影响决策，还有各种顶级法律精英，去找寻法律漏洞，去将一个明眼人都知道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为资本攫取利润找理由。



哪怕最后真的判其垄断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也可能引起足够大的风险了。



但在中国，一个会议，一个社评，就可能风向变了，巨头们一个个变得噤若寒蝉。



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也是人心的力量。



社会制度层面，资本永远不能绑架国家。



为什么国家这段时间以来的定调，密集出台的各种反垄断、加强监管的文件，大家都一片拍手叫好？



这不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写照吗？





6



最后的最后。



我想说说，今年下半年最重要的五中全会，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说一件事。



那就是：发展为了什么？



复习一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从这个角度出发，不管是马云也好、牛云也罢，任哪个首富，都只是特殊历史阶段产生的“致富带头人”。



有这样能力强的人、特别的人，能建立公司、搞好管理，带动加速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并从中收获自己的财富。



但一定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



屁股如果歪了，能力越大越危险。



最近，关于大秦的电视剧挺火。



我给大家分享一段，韩非子当年关于秦国的一段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至今仍有很强的教训意义。



他说：禳候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候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此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禳之类也。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



意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举秦国之力大征西讨，不过是造就了个别大政客的利益。



我们经常说，不要把平台的能力当成了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很多富豪，也不要把国家发展所创造出的机遇，当成了自己的本事。



没有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没有温和、宽容的政策支持，没有基础教育的覆盖，没有数亿底层人民辛劳不息的创造，哪里有他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屁股坐在哪，一定要知道，自己立足之地在哪里。



在最新召开的五中全会里，用了很重的分量来再次阐释“共同富裕”。



更重要的是，在由大大作说明的十四五规划说明稿里，单独提到了需要说明的7个重点问题，每一个分量都很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原话如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值得强调的时候，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我们一定要想明白，发展的意义就是为了造就一个“世界首富”？



或是通过上市，批量造就数百个千万富翁？



都不是。



相对于十四多亿人口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就像大河里偶然翻涌的一朵浪花。



这个浪花可能让人惊叹，让人艳羡，惹人注目，但如果没有下面绵延不断、滔滔不绝的滚滚河水，它什么也不是。



静水流深。



那些静默的、日夜不停劳动着的，他们才是中国的大多数，才是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去为之奋斗的目标。

浅贝

白左：人类文明的艾滋病


王陶陶  王陶陶  7月29日

摘要：人类文明最不能容忍的罪恶，就是将白左的观念视为道德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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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涉事不深的人往往将白左视为伟大的道德典范，但事实上，这种认知是极为错误的。

白左的源头：个体的自私和对责任的厌恶

尽管当今世界的白左思潮源流甚多，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成型节点则在于两位有趣的思想家：一位是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启蒙者雅克·卢梭（1712－1778），世界史上最早的左派政治团体雅各宾派，即是标榜卢梭思想的维护者，并推行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早的族群平权措施；另一位则是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家保罗·萨特（1905－1980），现代白左思想就是在他所热衷的“五月风暴”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走向成熟，并逐渐从人厌鬼憎的“颓废品”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萨特本人也被他的媒体崇拜者们称为“世界良心”。

不过，在一个具备健全常识和道德观的人看来，卢梭和萨特这样的“人类良心”，如果扯开被其追随者不断修饰的耀眼桌布，实际上不过是两个不择不扣的人渣。

法国思想家卢梭不仅是一个肆意玩弄女人的风流浪子，更是一个连续丢弃五个亲身骨肉的“好父亲”。从某种程度上看，后世左翼文学家笔下的“法兰西良心”，其作为更像是某些为了还债而卖掉自己孩子的赌棍。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法兰西的良心会用自己的如神之笔将其“扔孩子”的作为，描绘成“保护情人名誉”和“争取人性解放”的“义举”，而心智相对古朴的赌棍则只能将父子亲情化作赌桌上的新筹码。

平心而论，丢弃一个自己的孩子的父亲，已属相当罕见，而卢梭却一连丢弃了五个，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最彻底的“自私凉薄”之人，而这样的人能够被白左文学家称为“法兰西的良心”，实际上使得笔者很长时间内对白左人士和法兰西心怀恐惧。不过，对于被卢梭抛弃骨肉的作为，没有比历史学家保罗·詹森（Paul Johnson）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描述得更恰如其分了：“他们（卢梭孩子）都没有名字。估计他们也都没有活多长…… 卢梭告诉他的情人：抛弃孩子是唯一‘扞卫她荣誉’的办法。然而事实上，最后唯一被保护的是这位名作家自己生活的舒适和自由，以及他自承对于父亲责任的不屑。”

萨特虽然没有卢梭那样惊世骇俗的弃子“壮举”，但他和他的女朋友左翼活动家西蒙娜在标新立异方面则毫不逊色。这位被很多左翼媒体视为“人类标杆”的道德模范，在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上糟糕得一塌糊涂，其程度哪怕是最开放的社区也难以忍受。

如果非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左翼报人笔下的“人类标杆”很可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流氓。早在战前20世纪的30年代，身为教师的萨特和西蒙娜夫妇开始尝试扮演真正的禽兽：在这里，“人类的标杆”喜欢诱骗不同的处女学生上床，随后迅速对她们失去兴趣，而伟大的女性伴侣则热衷于勾引自己的男学生，并将做爱的细节告知她的爱人。与此同时，萨特也是一位迷幻剂和安非他命用品的爱好者，曾经一度因嗜食迷幻剂而精神崩溃。

当然，与伟大的卢梭一样，杰出的左翼思潮领袖萨特同样将自己的性瘾病症和吸毒人生，描绘成一个宏伟勇猛的壮举，将厚颜无耻阐述为对“存在与虚无”的自由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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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萨特和西蒙娜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两个吸毒淫魔的苟合。1943年，一名愤怒的母亲向法院提出控诉，控告西蒙娜和萨特腐化未成年人，作为“皮条客”使萨特诱奸了自己的女儿，然而此案后来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那么，是什么驱使白左的前驱们如卢梭和萨特等，义无反顾地反抗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呢？

白左思潮的鼻祖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将自己思想最本能的动机进行了最彻底的刨析，他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对自己五个孩子的抛弃，本质上就是对约束他放纵之枷锁的抛弃，而这种枷锁就是卢梭身为父亲的责任——即卢梭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的枷锁”也就是“父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等传统道德义务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这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厌恶，同样出现在萨特和她伴侣西蒙娜的人生观中。西蒙娜在她的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这样描述她和萨特的理念，“（我们都认为）婚姻将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责任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们）来说……自由仅仅存在于自由的头脑与心灵中。”

从卢梭和萨特两位白左先驱思想的内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私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绝对厌弃。卢梭冷酷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儿女，丝毫不考虑他们的死活；萨特肆意地玩弄诱骗自己的女学生，却豪不在乎她们的命运。两位“人类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后，是其人性的绝对自私和绝对凉薄。

事实上，1964年开始的美国“反越战”运动和1968年3月爆发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这两场标志着现代白左意识形态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运动，恰恰体现了白左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美国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年轻人因逃避兵役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五月风暴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法国大学生反抗教育部“女生宿舍限制男生进入”的禁令。这两场运动，本身反抗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对个人的约束，即西方新一代年轻人，相比其父辈更加自私。他们美妙包装下的唯一诉求，就是挣脱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他们的约束。

图片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反越战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对社会责任的抛弃和对个人欲望的追求——而现今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政治家，很多受到了“五月风暴”和美国反战运动的熏陶



“政治正确”：确保不道德者的“道德”

无论是卢梭还是萨特，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都是不择不扣的流氓恶棍；不管是五月风暴中的浪荡学生（这场运动随即遭到法国相对保守的大多数民众坚决反对），还是反越战运动中逃避兵役的怯懦青年（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若以传统道德而论的话，相比其父辈，实际上都是严重缺乏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自利者。

幸运的是，这些传统道德的背弃者最不缺乏的就是“文以饰非”的本事。

卢梭以巧妙的哲学构思，将他丢弃五个孩子的举动顺理成章地描述为挣脱人性枷锁的勇猛创举，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试图以家庭道德和“父亲责任”约束他的社会舆论，不过是腐朽肮脏的牢笼；萨特则以重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通过宣扬“存在主义”的信条，把他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美化成对“真正自由”理念的践行；而那些试图逃避兵役的美国嬉皮士青年和浪荡懒散的巴黎大学生，则把他们自私的动机，巧妙地解释成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

另外，为了标榜自己比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更有道德，白左的先驱们——扔掉五个骨肉的卢梭、诱奸学生的萨特和逃避兵役的嬉皮士及希望男女生混住的巴黎大学生，提出了一些听起来更有层次、本质上却违背常理的新道德准则。

卢梭扔掉五个骨肉之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的捍卫者，表示自己时时刻刻都将公民的权利放第一位；萨特不断诱奸不同的女学生，然后声称自己将会为全世界的良知而奋斗，为了体现自己的绝对宽容和公正，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表示将支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圣战士对法军的攻击；美国的逃兵青年不但把越共视为反抗霸权的勇士，同时也把自身描述为帮助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平权”运动的推动者；巴黎的五月风暴青年的技巧则与之类似。

实际上，多元文化、平权运动和反权威等上世纪60年代开始风行的白左道德词汇，本质上是对自私者逃避传统道德责任行为的一种掩盖。

白左美德的本质：不付出的假道德

美德的本质在于责任，而责任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琐碎之义务。

传统价值观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孝子”的美德，只可能扎根于长年累月善待双亲、尽人子之责任的行为之上；“好父亲”的美德，只可能源于一个父亲多年来尽到了养育子女的责任。“好丈夫”、“好妻子”和“好公民”同样如此，都是建立于具体的责任之上的。

但白左的道德则不同，如果这种道德算得上道德的话。

一方面，与传统道德相比，白左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责任的丢弃和对个人名声的追求。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卢梭、萨特、掀起反战运动的美国越战逃兵和五月风暴的浪荡儿们，其思想内涵所代表的乃是对自身所必须肩负的家庭、社会责任之反抗，这些人享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其的哺育，却不想受对应义务契约的拘束，同时还想得到更高尚的名声，于是就提出了一种不需要个体付出责任、却可以得到更好名声的新道德。

在2015年的中东难民危机中，不同道德观秉持者的不同意见和相应遭遇，实际上就体现了白左道德相比于传统道德的无成本优势：主张无限接受穆斯林难民的白左人士，本身并不承担相应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之长期责任，却能够顺理成章地折取崇高的道德美名——这种施他人之慨的背后是对国家、社区和家庭毫无责任感；而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心的传统价值观秉持者，却不得不担忧随之而来的威胁，而且还被抨击为“纳粹”或者“法西斯”的恶名。

事实上，相比于贫困的本国民众，白左人士之所以更热衷于关注中东难民，并非源于他们的高尚，而是因为关心前者只是一种传统价值观中需要长期履行的枯燥义务——即便长久的付出也很难被视为高尚，而对远方毫无瓜葛的中东难民进行关心，就可以很容易被包装成高尚的德行，是一种通过极低成本赚取名声的道德捷径。因此，某些违背常理的现象变得顺理成章：越是远方的无关之人（物），越能够得到白左人士的关心，越是相近之人，越难受到白左人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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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白左人士安吉丽娜对她需要长期尽责的亲身父亲极为冷漠，却热衷于即兴扮演难民大爱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与传统道德偏重于默默无闻的长期付出相比，白左道德更偏重一时兴起的顺手施为和精心策划的修饰摆拍。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没有长期具体琐碎的付出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承担，个体几乎不可能成为传统价值观下的道德模范，所谓君子之德，“讷于言，而敏于行”，即使如此。

但是，白左的道德则完全不同。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卢梭的真实人生都与道德无关，但是这位伟大的修辞作家能够通过感人至深的爱情小说《新爱洛伊斯》把自己刻画为忠贞不渝之人；平心而论，萨特的责任感是极为短暂的，他可以在走下一个情人的香床之后，马上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则能够将这种动物一般的性行为描述为充满时尚意味的“存在主义爱情观”，甚至以此将自己和西蒙娜的淫乱修饰成令人钦佩的爱情典范；与之类似，逃避越战兵役的美国青年们则将自己的怯懦构建成对和平的向往，并大肆包装；法国五月风暴的青年们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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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白左人士或许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和勇气，但却从来不缺乏对镜头语言和修辞手法的把控能力（逃避兵役的美国青年在恢复秩序的美国军队面前）

白左道德：文明癌症的表象

传统道德则要求践行者承担对家庭、社区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付出。也只有在各个成员基于传统道德进行付出的基础上，家庭才能美满，社区才会发展，文明才有可能进步。这也是传统道德虽然枯燥无聊却经久不衰的关键。

不过，白左道德所起的作用则截然相反。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道德，白左道德为那些不想做出长年累月的付出，却贪恋名声的聪明人提供了绝佳的登荣之梯。这种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道德资源进行透支的骗术，即投机取巧者通过鼓吹至高的道德口号，让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承担由此引发的负担，然后自己从中赚取最好的道德名声。

与懒惰之人鼓吹不劳而获的极端福利政治一样，白左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私之人宣扬不劳得誉的欺诈。如果极端福利政治是对勤恳踏实之人的剥削，那么白左道德则是对老实敦厚之人的蒙骗。因此，一个施行了福利政治的国家，消耗的是他人对国家的贡献，勤劳的人将越来越少；一个践行了白左道德的社区，透支的是他人对社区的感情，虚伪的人会越来越多。

今天的西欧社会，普通民众之所以不敢站出来反对难民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丢自己的脸，这本质上说明其对亲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缺乏责任心。

因此，无论是极端的福利社会，还是白左道德，都是一个文明走向衰微时，才会出现的产物，即社会个体变得：只在乎自己的财富和名声，而不在乎家庭、社区的前途；只考虑自己的所得，却不愿意做相应的付出。在这种氛围下，文明的财富和力量就会逐渐枯竭，并终归寂灭。

魏晋之祸

五胡乱华前夕，中原士人逐渐丧失了两汉期间的使命感，其领袖人物大多对社会责任和传统道德不屑一顾，“越名教而任自然”，通过肆意妄行而相互标榜。

名臣何晏喜欢吸毒；竹林七贤阮籍的母亲死前拒绝见母，反而强求别人与自己下完棋；七贤之一的刘伶，热衷于纵酒。然而通过巧妙的修辞和标榜，这些人反而获得了传统道德坚守者难以向背的名声，吸毒的何晏被视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的士林领袖；阮籍则被誉为“礼岂为我设邪”的非俗之人；刘伶成为了“纵意所如”的豪士。

实际上，魏晋风流之后的荒诞作为，本质上不过是自我放纵。而“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大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仅仅是精于标榜者对自己放纵作为的美妙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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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人士喜欢相互标榜，王戎赞美王衍（著名清谈家，西晋的亡国宰辅），“（当世）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王敦则称颂自己的堂兄：“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晋书·王衍传》

1917年的俄国“一号命令”

二月革命期间，为了赢得道德至高点，战胜立宪自由党，在左翼领袖克伦斯基的支持下，俄国苏维埃会议执行主席索科洛夫颁布了“一号命令”，命令允许，“俄国士兵可以拒绝军官的指挥”，“士兵的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掌管，军官无权过问”。

在这一命令的推动下，很快俄国军队就陷入了瘫痪。军人从刚开始的胸口帮着红绳，到后来的敞开军装，再到后来变成劫掠的土匪，俄国秩序与她的军队一起陷入了瘫痪，最终形成了临时政府崩溃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天敌

世界上有很多背叛道德的恶行，但没有一种比破坏道德的恶行危害更大，白左对社会的摧残作用即是如此。

强奸、杀人、抢劫、诈骗仅仅只是违背了社会道德，但白左则是摧毁了社会道德本身。通过对自私的巧妙修辞和夸张，白左人士往往能够把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廉价表演，包装为至高道德的体现；通过对家庭、社区价值观的肆意攻击，白左士人常常将这些最基本道德伦理涂抹成对个性的压迫和牢笼。由此满足那些投机取巧并自私爱名的聪明人，以及一心向善却单纯肤浅的蠢材，最终摧毁调一个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

一个真正理解文明价值的人，必然能够清楚洞晓犯有此类恶行之人对社会的巨大危害。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上任七日后就将鲁国“闻人”少正卯诛杀于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学生不解孔子的作为，孔子解释道，此人（少正卯）有以恶言善（五恶）、破坏世风的“小人之桀雄”，故而非杀不可；东晋名将桓温则将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的悲剧归咎于西晋末年士林风气的败坏，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衍，西晋士林领袖，擅长清谈和自我标榜）

事实上，一个文明的进步和繁荣，不仅仅有赖于她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有赖于正常的道德伦理。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一个向往虚幻美好的文明，是不可能维系的。就像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标榜一样，出于自私的白左道德本质上是文明的艾滋病，她将摧毁文明之明辨是非的本能，并使得微末小疾发展成不治之症。

所以，批判白左，不仅仅是对白左的抨击，更是对文明本身的拯救。毕竟，白左的胜利就是文明的失败，白左的失败就是文明的胜利。

浅贝

《人性的深渊》-论卖淫嫖娼为什么不能合法化也不能刑罪化。



原创 平局  平局  今天


前言：人性堕落和道德滑坡的行为得到合法化之后，并不会就此满足和停止，只会继续向更深的深渊滑落，直至无间地狱。——在平局看来，纯自由主义是深渊，你一直往那边开就会坠崖，而纯保守主义是绝壁，你一直往那边开就会撞山。

最近有很多评论李某迪嫖娼事件的讨论都没有深入问题的核心本质。无论是主张卖淫合法化的，还是主张严肃处罚的人，都只是在讨论表象，而真正深刻的问题，则没有触及。要讨论这个问题，会深入到社会管理学、法学以及哲学层面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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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有一波女权主义者力主严禁卖淫，因为她们认为这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压迫和性剥削。怎么样，听起来似乎这主张没啥毛病吧。可问题是，另外一波女权主义者却和她们打起来了，因为这一波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器官长在女人自己身上，女人100%的权力决定如何处置和使用它们。——怎么样，这个主张听起来是不是也没什么毛病？但两个主张，完全对立。

所以，卖淫嫖娼是否合法化的问题，不要说专家学者总是吵个不停，就连女权主义者自己也吵个没完，彼此对立。

而在网络公知舆论场，卖淫嫖娼这件事是否应该合法化从来也都是没有定论的。假设有一个反美爱国的人士因为嫖娼被抓，那么网络公知一定会大批特批，从道德到法律的角度全方位无死角地批判，甚至会高呼刑事处理、直接让其全面社死。而假设一个崇美媚日的人因为嫖娼被抓，则公知就会开始大呼特呼尊重隐私，个人私德无关大雅，甚至直接大声呼吁卖淫嫖娼合法化。

比如薛蛮子嫖娼的时候，公知就大声疾呼合法化，而某强东被美国人搞仙人跳的时候，公知就大批特批，恨不得将其社死、枪决而后快。某官员要是连续换七八个女朋友出事了，公知就会痛斥中国体制，认为整个社会烂透了，仿佛化身道德圣人。而某富豪要是连续换七八个女朋友还欠银行很多钱，公知则会无比包容地认为这是人生赢家、高端配置、国民丈夫，仿佛道德又一钱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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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在被公知把控的网络舆论场，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一切都是党同伐异的双标倾轧罢了。所以卖淫嫖娼是否合法化的问题，在公知眼里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主要是看谁在嫖。

那么，卖淫嫖娼到底是不是应该合法化呢？合法化之后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是否部分发达国家卖淫合法化之后，就有效地缓解了社会问题呢？在这里，我们主要来思考一下身体处置权归属这个问题。

从最为根本的社会基础来看，人没有对自身身体的绝对处置权。这是一条最为基本最为根本最为原始也最为有效的社会法则底层代码。如果没有这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就会面临巨大的动摇和崩坏。

是的，从法律层面来说，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是没有绝对处置权的！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比如你把自己给杀了，其实你是犯下了故意杀人罪的，只是作为元凶的你已经死了，所以法律被迫放弃对你的制裁而已，但你从法律层面上依然是一个杀人犯。在宗教上，也有自杀者不能上天堂的说法。从人类社会乃至宗教哲学的各个层面，人都是无权处决自己的。

人不仅不能处决自己，人对自身器官也没有绝对处置权。比如你缺钱，但你也不能把器官摘下来卖给别人。按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性器官长在自己身上，自己想怎么用都行。但在平局看来，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肾脏也长在自己身上，如果按照自由派女权者的理论，自己的器官想怎么用都行，那是不是卖肾也合法？如果卖肾合法，那是不是说卖心肝肺也合法？所以出卖性器官和卖肾卖肝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人非法处置自身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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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器官，请问普通人还有活路吗？资本家无限换器官，普通人苟延残喘痛不欲生的场面，就是一个并不太难预判的恐怖未来。

没错，平局是反对卖淫嫖娼合法化的。这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人类社会管理和法律秩序最根本的问题。

那么欧洲美国很多地方或州都是卖淫合法化，很多专家也从性犯罪下降来论证了卖淫嫖娼合法化之后的好处，那这些是否是国外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先进经验”呢？

卖淫嫖娼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导致性犯罪率下降这个问题，我没有看到权威数据，所以暂时不予置评。但平局想提醒大家，韩国也是有红灯区的，卖淫嫖娼合法化产业化很发达。可大家是否还记得“N号房”案件？数万女性被害，很多甚至是未成年。笔者再提醒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些被性虐致死的韩国知名女明星？卖淫嫖娼合法化真的解决性犯罪问题了吗？欧洲某神父被爆性侵超千人，美国儿童色情屡禁不绝。

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卖淫嫖娼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也是吸毒合法化的地区。——因此最核心的关键是：人性堕落和道德滑坡的行为得到合法化之后，并不会就此满足和停止，只会继续向更深的深渊滑落，直至无间地狱。

你让普通的卖淫嫖娼合法化了，他就会去寻求不正常的性刺激。什么N号房、娈童、性变态；你让他摇头丸合法化了，他就会去寻求吸食大麻和冰毒；最后你就只能继续让N号房、娈童、性变态、大麻和冰毒也合法化。而到那时，他可能就要追求性虐杀、乱伦刺激以及杀人合法化了。这并非是某种危言耸听的推断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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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卖淫合法化之后，美国欧洲很多地方都开始了大麻合法化、冰毒合法化、甚至追求非常规性刺激为主的P站等色情网站也开始大行其道并合法化运作起来。人性的堕落是一个深渊，而这个深渊却没有崖底。

当然，人性是复杂的。卖淫嫖娼虽然在我国是不合法的，但却也只是违法但不犯罪。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治安案件，是非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予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以及批评教育为主，个别严重的情况或惯犯也只不过是治安拘留一两周，只有组织卖淫的犯罪团伙才会被量刑。因此，也可以说我国也是存在大量卖淫嫖娼现象的，毕竟性是根本需求，是人性，彻底禁绝也是不行的。

如果说卖淫嫖娼被定性为刑事犯罪，那才是有点过了，世界上当然也有把卖淫嫖娼定性为刑事犯罪的国家，而那些国家往往都社会活力不佳、创新能力较低、甚至被极端宗教和极端保守主义者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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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周小平看来，人性就像是一条悬崖公路，纯自由主义是深渊，你一直往那边开就会坠崖，而纯保守主义是绝壁，你一直往那边开就会撞山。因此这就需要社会管理者对人性和社会治理有着深刻的见解。有人说中国扫黄几十年，卖淫嫖娼现象从未禁绝反而还逐渐升高，然后他就得出禁止卖淫嫖娼其实毫无意义的结论。但其实扫黄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禁绝这个现象本身，而是让社会道德和人性始终被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现在的情况就是，在中国你的确可以选择去嫖，但你在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也必然会知道这是不道德的，是有风险的，是有可能被抓的，甚至是会很丢人的，你会忐忑会犹豫。——这就是扫黄的目的，我们要让违法者心有畏惧，要让不道德者心生愧疚。而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扫黄了，人们随便玩了，可以毫无廉耻，甚至可以成为沾沾自喜的谈资时，那距离整个社会道德和人性向更深深渊滑落的节点恐怕就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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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人性约束程度往往决定着我们的社会运转良好程度，也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得到和付出往往是成正比的，幸福和自律往往也是成正比的。那些高呼卖淫嫖娼合法化的人，包括某个从美国回来鼓吹性乱才是真自由的老妇，都应该仔细想想，你们自己是否可以让你们的女儿和老婆以及老妈优先践行你们的理论。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浅贝

对于乌克兰事件，我们听见的不能仅仅是炮声

​陈先义  昆仑策网  2022-02-27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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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钟声，是对国人的强烈警示：那就是再也不要对那些寡头和超级富豪们心存任何幻想了，关键时刻，这些家伙会毫不犹豫地跑到美国西方的阵营去，他们再不遮遮掩掩，这已经是我们已经看见了的事实。请看刚刚发生在乌克兰的最有说服力的画面。


一个大国，这些年面对的除了连年不断的制裁，就是大兵压境，就是北约不断东扩，如今眼看逼到家门口了，在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换不来和平的背景下，只有背水一战，这就是核大国俄罗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绝地反击。

这些天，俄罗斯三军出击，兵临基辅，从乌克兰每天传来的都是飞机的轰鸣，都是战地的炮声。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认为我们听到的不应该仅仅是炮声，还有警示我们的振聋发聩的钟声。

这个钟声，是对国人的强烈警示：那就是再也不要对那些寡头和超级富豪们心存任何幻想了，关键时刻，这些家伙会毫不犹豫地跑到美国西方的阵营去，他们再不遮遮掩掩，这已经是我们已经看见了的事实。请看刚刚发生在乌克兰的最有说服力的画面。

当战争还没有打响，当美国人建议泽连斯基离开基辅前往该国西部城市利沃夫时，一大批权贵富人的逃离潮便已经开始。

乌克兰媒体是这样描述的：2月15日，乌国内富豪榜上前100名富豪中有96人逃离乌克兰，其飞行目的地包括伦敦、巴黎、维也纳等西欧主要城市。据报道，就在2月13日这一天，载着各种寡头、富豪、议员的私人飞机多达24架。成为近六年以来最高的私人飞机起飞数字。

而到了2月17日，半数以上的基辅最高拉达（即议会）议员以感染新冠为由大批遁逃，据说只有20余人还留在乌克兰的岗位上。

这些情景，不禁想到这样的一句歌词：“带着你的老婆，带着你的赃款，快快逃向西方世界来”。

西方媒体陆续详细披露，逃离乌克兰的这些富豪包括乌克兰首富阿克梅托夫，乌克兰第二富豪、钢铁巨头平丘克，坐拥十多亿美元资产的政客商人诺维茨基，乌克兰富豪榜排名第九位的雅罗斯拉夫斯基，等等，多了去了。按说，在乌克兰需要守卫的关键时刻，富豪们、议员们争先恐后地逃离了乌克兰。留下的都是士兵、平民，乃至妇孺、学生。

这个情景，让中国人不断在私下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我们国家突然发生战争事件（只是假设），那些贪官污吏、那些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那些窃取国家财富的一批富可敌国的家伙们，他们会怎样？多数群众会不假思索的回答，他们一定会逃跑到美国、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平时并没有战乱，他们已经在不断逃跑。这些年，我们“红通令”追逃的那些人哪个不属于这种类型？

乌克兰虽然与我们社会制度截然不同，但乌克兰国难当头“战”与“逃”的众生相，却给我们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

首先，关于怎么看待这些超级富豪的问题。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寡头和垄断者，这些人是一万个靠不住的。他们这些人的财富，如果刨根问底，大多是国家的财富。



在苏联亡党亡国之际，是因为国家私有化，造成大批国有资产流入寡头手中，他们一夜间成为超级富豪。这些大富豪们，根本就是这个国家的吸血虫。



由此我们联想到，我国的国企在前些年被某些人以改革的名义窃取了，这些人岂不也是一批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悖的坏人。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有一天我们国难当头，这些人绝不会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勇士，他们一定是第一批跑向西方的叛徒。这一点甚至不需要经过“危难时刻”的特别验证，因为他们在捞取大批不义之财之后，已经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把自己名下的资财拼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转移。



乌克兰的事件，我们从反面来看，再也不能把他们当成什么“先行者”“领头人”“改革先锋”了，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他们这些人，大量就是发不义之财的坏家伙。这些人，不仅包括那些黑心资本家，还有那些富可敌国的贪官。这些年不断被举报和惩办的那些贪腐裸官，有不少就是这样心向西方的坏人。



现实告诉我们，对待那些这些年来通过非法手段，窃取国家和人民巨额财富，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的那些不法分子，从现在起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再也不要等他们把窃取的不义之财转移到海外，或者一有风吹草动便举家外逃，到那时就晚了。



人民的财富已经被他们裹挟海外了，我们的国家资产已经蒙受极大损失了，我们再采取动作为时已晚。还有对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我们再也不能无视老百姓的呼吁了，对待这样的人，他们不要说在政府为官，就是连一个普通党员的要求也不够格，怎么办？对待这样的人不仅满足于口头批评的问题，而是必须坚决清除出我们的干部队伍。



乌克兰自从被帝国主义颜色革命成功以后，其已经堕入西方阵营，但是在关键时刻贪官富豪外逃的这个问题上，它从反面也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大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待这些年窃取国家财富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一个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把国有资产转移为私有的这个重大问题，已经讨论数月了，但始终止于民间的讨论和不满，本身就说明这些做垄断梦的超级大富豪，他们的势力还是很大的，还有待于全体国民的持续不断的坚决斗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这是当下最为重要的。捍卫国家财富，匹夫有责。



乌克兰富豪贪官外逃的现象，还从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发展，绝不仅仅是要发展经济把财富蛋糕做大，而且要尽可能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才能掌控危机时国家的稳定性和主动权。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我们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伟大决策是多么重要。由此还可以想见，为什么海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共同富裕策略从各个方面加以攻击和反对。在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口，一些人枉顾国家之需要，带走了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叛徒。由此类比，对于这些年来那些拼命向海外转移窃取的财富的超级富豪，我们绝不能再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路人。他们是敌人。



乌克兰富豪、贪官外逃事件，如果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的话，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政策。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我们就是要正视和纠正那些错误的东西，实行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不能允许极少数人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淫奢生活，而许多人只是满足于温饱线，月收入仅仅千元。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靠党的大政方针，还要靠全体人民的监督，靠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坚决地、有效地落实切实可行的政策策略，不能让党的共同富裕的政策成为一句空洞口号。



其次，那就是坚决地查处那些超级富豪的不法财富，这同样是一条反腐的重要阵线。全体人民与窃取国家财富的不法分子的斗争，与惩处腐败分子的斗争一样重要。要看清这些人，一旦国家有重大情况发生，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乌克兰富豪贪官外逃事件，是我们所有国人都应该无比关注的一个重要事件。这记钟声比之炮声一样振聋发聩，当惊醒国人。

浅贝

看到有人反对共同富裕，不禁想起列宁那些至理名言



陈先义  昆仑策网  2022-03-16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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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些人动辄用“反对改革”的帽子压人，实在荒唐至极。祭出“反对改革”、“民粹主义”这些莫须有的政治帽子，是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真理的探索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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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国上下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走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说，全国人民对此无不拍手称快。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存在，有些人对我们的这一伟大国策不断发出质疑。有人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利用报刊网络等媒体，大放厥词，说什么共同富裕就是“杀富济贫”，说什么我们不能搞民粹主义。改革就是要有贫富差距存在，没有贫富差距，社会就不能发展。还有另一种恶言，就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大众对“一部分人暴富却不愿先富带动后富”现象的批评就是否定改革，他们用这样一些百试不爽的手法，来打压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讨论和善意的批评。



这足以称得上是给人民群众扣上了一顶偌大的“反改革”的政治帽子，泰山压顶一般，让人着实喘不过气来，甚至可以致人于死地。



不妨仔细想一想，我们中国超级富豪们的财富增长速度之快、程度之高、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不是已经远远出乎人们所料了吗？难道群众连讨论一下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前几天，某统计机构公布的数字已经证明，中国的超级富豪人数，如今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个数字公布的同时，还公布另外一个数字，那就是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成为超级富豪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即移民海外，这个富豪移民的数字也是排在世界首位。比较起来，这才真是令国人真正感到担心的。



这种奇怪现象，恐怕是当初我们没有想到的。小平同志曾说，将来我们国家能产生百万富翁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十亿百亿千亿富翁都出现了。“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已经被人们当作见惯不惊的寻常事，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实例佐证。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大背景，是全国还有数亿百姓月收入刚刚超过1000元。那么对于这种现象，人民群众进行一些讨论和思考，又有什么不可呢？



任何一种试验和改革，都不能保证每一项措施、走的每一步都是万无一失的。世界哪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事情，最伟大的人都会犯错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了。对我们批量生产大富豪和贪官的现象进行一些合理的及时的反思，这对国家对我们党今后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对保证我们完成第二个百年跨越无疑也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些人动辄用“反对改革”的帽子压人，实在荒唐至极。祭出“反对改革”、“民粹主义”这些莫须有的政治帽子，是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真理的探索和讨论的。



回顾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其实每一步都伴随激烈的斗争（尤其是思想的斗争）。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与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生死较量。此刻，伴随今天复杂的内外形势，我们不禁想到了伟大导师列宁的话，他说，在十月革命后，不法的剥削阶级也是千方百计阻挠贫困百姓的翻身解放，阻挠人民群众走向富裕之路。列宁为此呕心沥血，甚至遭遇被特务暗杀的极大危险。



记得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列宁在十月》里，就有这样一些历史的真实再现，当一些极其仇视工农的地主剥削阶级代表找列宁讨说法、“要真理”的时候，列宁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



“回去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是永久性的，谁也休想叫她开倒车！当你们这些剥削者存在一天，就必须要给我们粮食吃，你要不给就强迫你给，对不对，你要动武力就要消灭你们！这就是我所要给你的真理，我们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请你记住好了！”


无产阶级对待极其反动的剥削阶级怎么办？列宁的话就是榜样。今天，我们面对包括贪腐变节分子在内的非法暴富集团，更是不要忘记列宁的谆谆教导。



面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仇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列宁还毫不客气地断言：



“你们中那些被捕的粮食投机家和垄断者们，我们要立即把这些人枪毙掉！并且把这件事广泛地宣传下去，要说明，以后凡是抓住任何制造危机的人，这些人就是最坏的敌人，就立即枪毙！”


由列宁表现出的极大愤怒，我们可以想见，当初向剥夺者夺回劳动果实所迈出的革命的第一步是多么不易。同样，今天我们要捍卫社会主义劳动成果，要防备那些不法分子窃取国有资产，要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同样也是极端不容易的，所以要以列宁为学习的榜样。



在《列宁在十月》等电影中，一些经典台词至今都在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列宁说：



“同志们，当革命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是说当整个阶级在灭亡，它和一个人的死亡是完全不相同的。人死后尸体可以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体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体在我们的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散发着臭气！布列斯基同志的被暗杀说明了反革命对我们的白色恐怖。被人民意志所判决的叛徒们，一定要无情地消灭他们！我们让资产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工人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加上三倍的警惕，小心和忍耐，大家应当守住自己的岗位。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列宁的这些经典之论，虽然是文学语言，但却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我们推翻七十多年了，但是只要有机会他们还会死灰复燃，还会做他们的复辟美梦。实际上这些垄断买办和极少数党内蜕化变质分子，就是一批这样的人。我们正在进行的“共同富裕”国策，毫无疑问动了他们的蛋糕。



所以，列宁大声向全党呼吁：



“同志们，要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我们的革命正在前进，正在发展和成长。可是我们的斗争也是正在发展着和成长着。”


列宁的话虽然是百余年前的历史了，但是当今天我们与我们面对的敌人做斗争，它依然是激荡人心的号角！

浅贝

中国传播模式和中国体系已蔚为大观，张维为却不知


原创 蔡历  蔡子曰  2022-06-06 05:46 发表于北京

张维为和上海东方卫视搞了一个《这就是中国》的节目，近日他在节目中说：“西方话语目前还处于强势地位，我们必须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打好国际传播的人民战争。”他还说，《这就是中国》也许是中国广播电视史上播出期数最多、收视率最高、对青年人影响深远的思想性政论节目之一，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传播最广的华语思想性政论节目之一。

我多次指出，张维为最大问题在于，他的深层思维、语言方式是西式的、美式的，他的关于传播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思维模式就是西化的。他认为西方的、美国的传播和媒体是先进的，中国应该按照那样的路子走。

其实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本质不同，决定了中国对传播和理解和西方有着本质不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中国传播模式，同时也不会看到中国在传播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觉得张维为最应该做的不是去做节目、去传播中国，而是静下心来先学习，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古以有之的传播模式，学习新中国以来依据这种传播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可以套用毛主席当年批评王明的话，来批评张维为们：“王明的关键、症结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对别人家的文化知道得多，对自家文化却知道得少。

中国文化重实践、践行，而轻口说，在这个基础上，又重尊重而轻宣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以拉为主的传播模式。而现代之西方恰恰相反，重口说和宣贯，以文明灯塔和教师爷自居，形成以推为主的传播模式。而实际又是嘴上主义，心中生意，最终导致其传播模式是虚伪的双标的。

要明白这一点，需要弄透孔子（儒家）的三句话。第一句，“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第二句：“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第三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就是对中国古代传播模式的概括。实际上这不是传播，而是教化。不是传播模式，而是教化模式。中国古代是以教化代传播。更强调让别人主动地向中国学习、主动去了解中国。



也就是说教化和传播中最重要的，不是教化和传播本身，而是让别人形成接受教化和传播的诚心和意愿，然后他们就会主动能动地对中国去学习和了解。



那么怎么才能让别人形成接受中国教化和传播的诚心和意愿，就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我们的实际行为，让别人感觉到我们是真正尊重对方的，真正想建立“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良性关系的，而非象美国一样只知霸权式地利用和盘剥。



新中国以来，中国依然在继承和践行“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的中国所固有的教化传播模式，以行动为本，以口说为末，通过我们的对第三世界的投资和援建，还通过我们与全球各国的贸易，在实际行动中，将中国的理念和形象展示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传播模式，也是人类最伟大的传播模式。这是“不言之教”，也是“无声的传播”。



1953年周总理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对这种传播模式的现代概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所以，中国承诺“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就是不搞推销式的“往教”。但是别国如果主动“来学”，我们不会拒绝。



中国认为，人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心性主体，一个独立自主的思考主体和学习主体，每个人都会独立自主地去思考和学习。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是会独立自主地思考的，会独立自主地判断和选择的，能够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地对制度进行判断和选择，然后建立符合自家国情的制度模式。



这是“互不干涉内政”的要义所在，就是充分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性。



但是，唯有中国文化对个人和国家赋予了如此的独立性，即基于心性-义理的独立。我们认为人是独立的心性人，而国家则是一个独立的义理国家。



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新中国的外交原则，也是中国的教化和传播模式，教化世界，尤其是教化非西方国家，要学会独立，做独立的依靠自己判断和选择的国家，而不能迷信西方意识形态和屈从西方强权。



这意味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还是一个与当时美国和苏联截然不同的全球体系。美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反，但本质却又都是霸权式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霸权，苏联则是社会主义的帝国霸权，毛主席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而中国则是非霸权体系，真正地尊重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并鼓励这种独立，是一个“义理体系”。



经过70年的“刚毅木讷”的“不言之教”和“无声传播”，中国体系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俄乌战争之后表现的更为明显。甚至让非西方国家出现了“二次独立”风潮。第一次独立是二战后脱离西方殖民体系，是基本的主权独立。现在的“二次独立”则更强调内政的独立，判断和选择的独立。



最近印度、越南、乃至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都在强调这种内政上的独立，都在积极谋求对本国独立判断和选择的尊重。



这就是中国传播模式及其 伟大成就。

浅贝

翟东升：平行时代呼啸而来，中国如何主动“去美国化”？

来源：观察者网

2022-10-05 08:29

翟东升
翟东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

【导读】 本文为《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地中国治理》一书的自序，作者认为“美式全球化”已然终结，平行时代呼啸而来，而未来30年的时代面貌，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若干“第三极”之间多主体博弈的均衡解。观察者网已获授权发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翟东升】

所谓平行，是指2010年夏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的“脱嵌”进程不断加速，愈益决绝，导致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

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互动模式仍然有待建构和探索，一部分外围国家试图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往来，对此应采取排他性政策还是予以足够的宽容度？该以相对收益和零和博弈来构思竞争还是应该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最大化？双方的竞争重心会在产业和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与安全上？那些在两大体系之间骑墙套利的第三方会受到何种对待？这些塑造21世纪中期基本面貌的重大时代性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中国的美好愿望，也不取决于美国的一意孤行，而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若干重要的第三者之间多主体博弈之后找到的均衡解。

序言部分将系统地阐述我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勇敢地拥抱平行时代？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中国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

一、重回平行时代

纵观当今世界的国力对比，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两者同其它强国的差距正在拉大。从具体的国力指标来看，中美在许多指标上各擅胜场。

在很多指标上，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超越美国。比如制造业的增加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量，以该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的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的定义方式，学界有很多争论。我认为卡耐基基金会2015年的一项研究对此问题很有启发：凡是拥有家用汽车或者类似生活水平的群体，就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这个定义方法巧妙地避开了货币购买力的国家间差异和年份差异，具有较好的国际比较功能。]，汽车年销售量，智能手机产销量，互联网用户人数，线上经济B2C市场的规模，理工科大学生人数，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能源和资源的消费量，全球五百强企业的数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等塑造新一代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高铁、5G、数字货币技术等等。

在某些指标上，美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紧追其后。比如GDP总量，互联网巨头的数量和市值，线上经济B2B市场的规模，独角兽企业数量，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数量和技术水平，全球排名前一万的大学数量，高被引学者的分布，博士生人数，高被引论文与国际专利数量，公私部门研发总支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军费支出规模，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航母和隐形战机的数量，卫星导航系统等等。上述各个指标都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而其它国家则已经（或者正在）与这两者拉开巨大差距。



白宫发言人：美国将在各个层面与中国接触 强调竞争避免冲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还有一些指标表明，美国在此方面排在第一，而中国连第二还没有排到。在这些指标上，某些经济体排在中国之前，比如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英国），货币国际化份额（欧元、英镑、日元），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法国），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英国、俄罗斯），核弹头数量（俄罗斯），飞机、高级机床和芯片等高科技工业制成品的设计生产能力（欧盟、日本）等等。

概括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国竞技场上，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玩家只能在个别指标上吃老本，而中国已经被世界上多数观察者视为同美国一个量级的全能选手。中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方面，而美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软件方面；中国以规模取胜，而美国在高质量领域仍然有优势；中国以增量追赶，而美国以存量见长；中美之间一旦发生经贸、科技脱钩，美国目前领先的那些指标也将出现坍塌。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那些指标，未来被美国追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落后于美国的那些指标中，有许多可能在2035年之前陆续追赶上，比如GDP总量、财政开支、军费开支、高科技投入等等。

我们一贯希望出现多极化局面，但是世界的现实可能正在向双中心格局演进。我们过去所讨论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双中心格局的出现，使原先的国内国际条件不复存在。

2011年夏，在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我过早地提醒大家“‘美式全球化’已经终结，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在凤凰卫视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我主张中国必须主动而有节奏地“去美国化”，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经历“一人辩全场”的场景。2016年之后，由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所奉行的政策仍然是与中国的“脱嵌”。

其实，读过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当时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但是那也恰恰是中国持续衰落和贫穷化的时期。

1914年至1945年，这30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

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也就是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

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而东方阵营体系则衰落瓦解直至被前者吸收，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

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美国内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机构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比如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借助量化宽松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通常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中国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发展起来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开放本身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足，开放度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东亚发展道路中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中国的国内改革也往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国权势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实现？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

在印度神话中，世上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

储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

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许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更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给中华民族及其执政党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

我经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说，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从中牟利，如同从一个高息揽存的庞氏骗局中投资获利一样。你贪图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却是你的本金。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

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大多数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2012年之前，融入美国体系仅30年，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某些人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了。每念及此，尽管我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但内心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从而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

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的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二、大国竞争的新格局

“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挟新教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势崛起于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世界跑马圈地控制了大洋航道和广大殖民地市场，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了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历史性增长。这是西方为世界所作的贡献，也正是靠了这个“德”，他们才拥有了300年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地位，其中前200年中心在伦敦，后100年迁于北美华盛顿特区，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西汉、东汉或者北宋、南宋的关系。

但是，所有的系统都会熵增，所有的王朝都会衰老。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的福音，还有人道灾难与惨重代价：贩卖黑奴与鸦片，杀戮北美与澳洲原住民，对印度次大陆的奴役和剥削，对欧洲大陆国家的离岸制衡，对伊斯兰世界的分而治之和狂轰滥炸，在上升期，帝国似乎无须为这些恶行承担代价，而一旦进入帝国尾声，则所有的负面后果和报复力量都会汇聚到一起，成为摧毁帝国基业的洪流。

霸权周期的余波，仍然震颤着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大国，它也将随着平行时代的到来，掀起大国竞争中的大变局。

罗马式同盟的辐辏结构与格劳秀斯思想传统曾经使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竞争中一度领先，却也为自己埋下了盲目自信的伏笔，以至于竟没能发觉与收益对等的风险——就像孟德斯鸠看到了罗马辐辏体系开疆拓土、同化文明的无往不利，却没能看到霸权杠杆背后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险途。

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曾与我探讨国际格局，他强调美国依靠的是阵营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单打独斗，它可以调动全球各地盟友的总体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土3.4亿人的能力。而我则回敬他说：“美国的盟友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给自己的国力加了杠杆，而杠杆是有代价的，你们一旦未能兑现对某盟友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友的战略信用，很可能会出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局面，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杠杆断裂被强制平仓（Margin Call）的场景。

一群中小国家跟着你们鼓噪，能够为你们壮声势，这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对抗风险大幅上升而输赢难测的时候，尤其是当动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绝对战争风险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它们就很难再相信你们能‘罩得住’了，因而你们也难以指望它们会愿意为你们火中取栗。因此，这个同盟体系的功能类似于给自己服用安慰剂和镇静剂，其作用就是让美国被虚假的信心所鼓励，走向大国决斗的大战略陷阱。”

而格劳秀斯思想传统在和康德思想传统斗争中的一时胜利——从古希腊和古波斯之间的斗争到20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冷战，使西方国家对制度改良不思进取，忽视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的，与之对立的、带有鲜明大陆色彩的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也有其实践价值。

个体价值本位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注重自下而上的自由选择；集体价值本位将社会或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主张个体应服从整体的需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动员。前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更占上风。

前者诉诸于人性中的贪婪趋利特质，通过因势利导的市场分工和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和整体福利提升；后者则诉诸人性中的避害本能以及集体主义认同意识，通过组织动员来激发一个群体的最大战斗力。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对矛盾曾经表现为齐国与秦国之间的竞争：齐国的管仲改革主张利用市场力量来实现和平崛起，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则强调严刑峻法与耕战为本。最终，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果是秦国统一天下。

200年前，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英国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世界各国市场的大门，以此为基础在英国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对市场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文一教授已经有过非常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论述）。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料图

全球化的幸运儿美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体系，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扩大和深化了全球开放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强势美元政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美国国内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一市场对各类新奇而昂贵的商品的巨大胃口，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因为再昂贵的新奇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到足够多的买家。

冷战中跟着美国走的国家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搭上了科技创新的顺风车，但是那些游离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相对贫穷和艰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每个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外围虽然会遭受来自中心的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制，但是中心所汲取的一部分资源会转化为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然后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反哺到外围地区。

换言之，外围国家之所以愿意跟你走，是因为你能不断地带领它们提升生产力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决定一个体系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因而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之前奢谈创新，就如同要求少年儿童去干成年人的重体力活一样，他们既干不出成绩，也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或者说西方所能容忍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的研发类创新活动以前都集中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或者准中心区域，包括美国、西北欧、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而外围国家负责中低端生产环节。

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车间里的工作岗位，而西方的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获得写字楼里的体面工作。而在这种分工中，外围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实在国内是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果想让自己的所学有所用的话，要么在数量大大缩减了的军工国企和科研机构中艰难度日，要么像印度和俄罗斯的优秀科技人才一样纷纷流向西方。

全球性大国对整个体系的贡献，除了体现在它的科技与知识创新能力外，还体现在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与共享机制。所以，美国国内的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因为世界各国都指望通过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而获得美元这一世界性货币。

当然，为了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从最大工业国变为最大消费国，储蓄率大大下降，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不断强化，中部白人的就业和产业成为牺牲品。

也正因如此，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市场开始逐渐转向封闭，先是搞排除中国的TPP，后是搞高关税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阻碍WTO机制运行。美国原本是全球开放市场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如今正在变成一个反对者和搅局者。

后冷战时代，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一家的军费是排在其后的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中国虽紧随其后，但即便是从宽口径计算，2020年的军费开支也仅仅是美国的40%。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停留在存量的绝对值比较，而是考察军费开支的重心和增长趋势，那么我们将获得大不一样的判断。

三十年来，美军的开支主要是维持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漫长而无用的战争，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做技术和装备上的准备。也许是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美军的采购体系似乎远比民政部门腐败：以单价2000多美元的价格采购舰艇上用的咖啡壶，或者频繁而无意义地调动军舰，以便让负责后勤的那位少将从菲律宾港口补给业务的承包商那里获得更多的雪茄和性贿赂。每年7000多亿的军费中也的确有一部分花在装备研发上，但是美国军事研发的焦点是如何在平叛作战中尽可能地减小己方的伤亡。

众所周知，美军在1960年到1972年的第二次越战中之所以耻辱地败退，不是因为任何战役失败，而是因为美军的伤亡超出了美国民众愿意承担的限度，从而使其远征冒险失去国内政治基础。



越战中士气低落的美国士兵。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正因如此，美军在外征战的一线部队中，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美国籍军人，他们冒险服役的动机主要是获得美国国籍。美军在阿富汗等地也有严重的消极避战行为，平时龟缩在巨型堡垒中，付费给当地的部落武装以求保护。这类现象让人不由得想起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蛮族化过程。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仅是装备的比拼，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包括将领和各级官兵的能力、士气和经验，也包括军队的组织模式、战略思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美军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一直在作战，似乎经验丰富，人员、装备和后勤之间磨合得都很好。

但是在我看来，冷战后30年美军经历的6场以巨大的技术优势针对弱国、小国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在打仗，不如说是在打猎。打猎时，猎手基本无须担心猎物的反杀能力，实在不行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打仗与打猎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手可能拥有比你更长久的战争史、更高的智力和更准的枪法。美军习惯于对弱国、小国的侵略战争，这些经验在战争早期和战术层面上可能有帮助，但是也非常可能在战略层面形成致命的误导。

从美国财政开支结构来看，未来美国军费增长严重缺乏空间。二战以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其联邦财政开支的比例是持续萎缩的，这与大众媒体所宣称的“美帝”过度扩张或者穷兵黩武的说法相矛盾。

“美帝”如果真的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体力不支，只需要放弃扩张、休养生息便可以恢复元气。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导致“美帝”体力不支的原因不是过度扩张，而是它的“内脏”上长了若干“恶性肿瘤”，持续地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身体能量，挤压了维持“帝国”运行所需的资源。

世人皆知，长在美国身上的“肿瘤”是华尔街金融部门，它们盘踞在“美帝”的“脑部”，引发的金融泡沫和危机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数万亿美元。但是美国还长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更加致命的“肿瘤”，那就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系统。

如果说华尔街带来的祸害是脉冲式的泡沫和危机的话，那么美国医疗—医保—医药系统使美国就像患上了慢性中毒：美国联邦财政开支中，这个系统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严重挤压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其科技优势和全球霸权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私两大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上耗资如此之大，其产出却令人失望，因为美国人均寿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之一。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竞选捐赠的行业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恰好就是医疗、医药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华尔街，这并不令人惊讶。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这只是风格的切换而不是方向的扭转。他们进一步确认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组建全球性的反华同盟来对付中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制裁从“横扫一大片”变成所谓“小院高墙”，精准打击。

一时之间，日本、欧盟和印度似乎都有所响应。这一态势，让有些朋友心里发慌，担心我们从此将被国际孤立，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但是在我看来，大国竞争新格局来临，世界重新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既是历史运行的大势所趋，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内在需要。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擅长打压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法兰西、日耳曼、日本和俄罗斯等民族的兴衰故事构成了300年来世界史的主线。西方世界也曾经有多次机会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1949年之后的中国，遇到了奇妙的机缘：前30年学习了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后30年学习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从而成就了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通过学习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积贫积弱的中国突然间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在面对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苏联、越南等地缘战略对手的军事冲突中捷报频传，其中一部分战役堪称世界战略史上的经典案例。通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学习，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债权国、最大消费市场。

当然，这两种从外部习得的体制基因相互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排异反应，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国内任务， 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向更高水平，以中庸之道调和苏联与美国的“阴阳二气”，由此实现苏联体制、美国体制、中国制度之间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辩证关系。

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曾制定遏制中国的战略计划，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其转移了战略焦点；2011年前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曾制定了相当高明的TPP和重返东亚政策，试图用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把中国挤出东亚供应链，但是特朗普的突然胜选导致TPP功亏一篑，而中国作为反制手段所推出的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则实现了后发先至。

特朗普突然上台的背后，既有美国中部白人中产阶级的愤怒，又有外部势力的技术支持。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面对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兼第一大消费国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



商务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贸易大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在英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是一个后来者，其对外经济政策最初以模仿亚洲邻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但是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扬弃这种发展模式中的重商主义元素，表现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低波动性政策已经悄然被均衡浮动汇率政策取代，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基本退出，外汇储备也不再增加。

外资进入金融业的负面清单逐步清零，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在渐进放松。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从接近10%逐步回落到2%的水平，甚至出现了季度性逆差。上海进口博览会更是全球首创，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欢迎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市场开放原则的新的维护者。

从需求侧看，中国对国内进行了实质性的财富再分配，让穷人获得更多财富。一方面，不少贪腐人员被绳之以法，与之有关的资本被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面脱贫。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富人，所以这种再分配非常有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未来一系列因素会进一步放大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速增长；二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其驱动因素是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快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三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容；四是电商向农村地区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

这些因素都将使得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35年至2050年之间的某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将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之和。这样一种预测听起来很夸张，其实逻辑很简单：消费市场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类似劳动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达到7亿人以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同类人口规模之和。

正是因为中国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各个制造业领域逐步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所以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发明出现了井喷之势：每年国人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高被引论文和国际专利的数量接近美国，深圳成为全球硬件创新中心，华为、阿里和国家电网等大企业名列全球创新企业前列。

华为在产业赛道上的成功反超，使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无人区，因而不得不投入巨资去搞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但这并不否定它最初对美欧企业的逆向工程和模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反而恰恰说明一个后发企业在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其科研创新活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新世纪以来的大专院校扩招政策也正在结出果实。每年470万人左右的理工科毕业生规模，约等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理工类毕业生总人数，而且我们大专院校的教学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如此巨大规模的年轻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供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工程师红利，有效提升中国可贸易品（包括制成品和一部分服务）的设计品质、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也会带来一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产消费者。

从各国工程师的横向比较来看，存量上美国、欧盟、日本仍然有优势，但增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工程师技能上，美国、欧盟、日本仍有优势，但数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后危机时代，中国互联网软硬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一大批中国顶尖人才不必再远渡重洋漂泊他国，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就可以找到专业对口、薪酬可观的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的专利和创新产品才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增长，平行竞争的战略机遇逐渐向中国倾斜。在大国竞争拉开序幕之际，中方没有同盟杠杆的负担，而美方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这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的指导下，诞生了中朝“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边关系，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覆盖全球。未来一旦有必要，就“加杠杆”的空间而言，我们远远大于美国。

而美国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站在了一起，却把日本和印度拉到了自己身边，这是美国在外交和大战略层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角关系，冷战期间的战略家们有过许多思考和论述。以我本人的研究来看，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制胜关键不在于绝对力量，而在于“相对较小威胁”的结构性身份带来的安全与行动自由。

过去50年间，美国有多位战略思想家都曾指出，未来决不应出现美国一家同时对付中俄两家的被动局面。但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傲慢和战略自大，竟然将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有着宿怨的相邻大国逼成了“背靠背”的战略协作关系。

大战略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傲慢的大国从自身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出发，最终导致战略灾难，今天的美国正在犯同样的错误。

对于美国国运来说，日本和印度的加入有害无益。日本这个国家具有独特的忠诚精神：它永远忠诚于最强大的那个国家，因此在2035年之后，随着中美国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很可能成为触发“美帝”体系“去杠杆”的关键变量。而印度的战略传统源自其谋略经典——考底利耶所著的《政事论》，其中的重要理念是利用别国之间的矛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向双方索取好处。

因此，印度精英如此概括他们的对外政策：与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剥洋葱，一层层地往里剥会让你觉得充满希望，令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剥到最后是一无所有。金融常识告诉我们，未来美方面临巨大的反转风险，因为杠杆是有成本的，时间越长，盟友们向美国索取的“利息”就越多。当别国有意地针对其盟友体系中的弱者施加压力的时候，或者充分利用其盟友之间的矛盾的时候，美国需要支付的代价将远远超过其从盟友身上获得的好处。

《尚书》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命思想”，精炼地说明了人心向背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亦然，因为全球性大国之间的竞争必然在世界市场体系、国际政治舞台和全球地缘格局中产生广泛影响。平行时代里，拉着几个小跟班耀武扬威的国家无非是跳梁小丑，只有赢得全世界人心的国家，才能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以自强图发展，以斗争谋和平

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是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竞争，因此需要我们坚定信心、转变思维、以“邻”为鉴。

首先，如果平行竞争的时代将持续30年，那么前15年我们应该主动强化参与竞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而后15年则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并且注意给对手的生存留有余地。

过去，中国社会中存在一些不自信的民众，这一方面是受某些别有用心的、崇美恐美的言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我们“不做大哥好多年”不无关系。中华民族的主体人口，自明亡之后，已经有300多年没有为天下掌舵了。

1911年清帝逊位之后，中华大地陷入了事实上的割据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恢复了初步的统一和主权，但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阵营的中心，而是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位，多数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亦步亦趋地追随别人的方向。长久的边缘状态，使得这个国家的多数精英缺乏华夏祖先们所展示出来的那种自信和眼界。

如今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和能力基础，现在差的就是与之匹配的自信、眼界和心胸，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年所说的“心之力”。所以，2035年之前，在表面上看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努力鼓起勇气，敢于直面竞争和风险。

在我看来，竞争早期无须太多政策创新和战略上的另辟蹊径，而应充分借鉴美国、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只是我们的规模比它们更大，质量比它们更高，速度比它们更快，（由于后发优势而）犯的错比他们更少。正如我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第一章中所详述的那样，过去500年大国权势的更替过程中，存在创新与扩散的辩证法。

下一代的领导国家在取代上一代霸主的时候，基本都是先学会后者所创新的核心内容，但是能以5到10倍的规模将对方压倒或者边缘化。至于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如科技和文明创新，是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之后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竞争后期，我们恰恰需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大国心态，因为我估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的相对国力会经历一个加速爆发的过程，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则可能在内政、外交、经济、货币等各个方面经历连锁的“去杠杆”阶段。假如事态真的如此发展，我们就需要再次喊出“太平洋足够宽广”的口号，展示出我们的胸襟与格局。

历史上，在明帝国早期，明成祖对元朝残余势力鞑靼（阿鲁台部）等的清剿，破坏了北方草原的势力均衡，为瓦剌部落的崛起扫除了障碍，从而为之后的长期战略困境和明帝国的最终覆亡埋下了伏笔。我们要深刻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我们应该追求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一种“操之在我”的大国均衡与共生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为敌的丛林状态，也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模式去改造别的国家，更不是击败对手时的酣畅淋漓。

其次，我们需要改变对货币与财富的认知，从贪婪而短视的重商主义中尽快走出来。

什么是钱？只有把这个问题从底层逻辑上弄明白，一个体系的主导性国家才能做出恰当的顶层设计，以实现以我为主、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两大循环。1971年之前，钱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的生产成本是很昂贵的。因此在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的时代，债权人拥有对债务人的约束性权力。



中新社：博鳌亚洲论坛举行“双循环的中国新发展格局”分论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是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之后，钱的源头成了以大国的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相对地位被颠倒过来了。无锚货币时代下，本币债不是问题，反而是向别国征税的一个重要渠道。穷国积累的储备越来越多，富国的债务率越来越高，而后者并未受到来自债权国的任何约束，关键在于定价货币是债务人自己的货币。

人欠欠人，你所挣到的钱一定是某个主体的负债。只要债务人不愿意增加债务，整个世界就挣不到钱，因而最后的债务人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一个体系主导性大国的成功，是让别的民族的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愿意将积累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兑换成该大国发行的信用货币，从而让别人的命运绑定在自己身上。

如果是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国家多攒点金银有其政策价值，毕竟金银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时代，用自己国家年轻人的劳动和生命（时间），用本土的资源和环境，去换取别国可以零成本无穷创造的货币，这种行为不是贪婪而是愚蠢，因为你积累的是别国的主权信用，那么积累得越多，你越是别国的附庸乃至殖民地。

假如中国是一个小国，不得不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那么为了便利，储备一些美欧国债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作为一个被美国确认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继续大规模储备美国国债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外汇储备不是黄金储备，它不是肌肉，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自身血脉不畅导致的水肿。我在很多场合呼吁过，中国应该扭转思维，将手中的外汇储备归零或者换成贵金属储备，并进而取代美国和欧盟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务人，当然，我们债务的定价货币必须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欧元或者黄金。

贫穷带给人的伤害至少有两轮；第一轮是匮乏带来的痛苦；第二轮是心理上对匮乏的恐惧而导致行为的扭曲。有些人非理性地积攒金钱却给自己招来风险，许多国家在初步发展之后民众身材普遍发胖，其实都是曾经的匮乏感带来的第二轮伤害。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同理。沉迷于重商主义的财富错觉，将积攒金钱当作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这种曾经的匮乏感给国家带来的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

一旦愿意接受本币计价的适度财政赤字，一旦愿意放弃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一旦摆脱重商主义的贪愚给我们自己带来的约束，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就会呈现数倍的扩张。如何用好这种持续扩张的市场力量？我认为应该有意识地通过RCEP这类多边协定，将尽可能多的非美经济体纳入到以我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轨道上来，确保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尽可能地向我们的高科技商品和资本开放。

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的开放通常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我们要想重点发展哪个领域，就要努力获得这个领域的全球市场准入权，而在一个开放性的市场体系中，这也意味着我们会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某些相对次要的可贸易品的生产。

考虑到中国规模巨大而又快速老龄化的特殊人口国情，考虑到我们“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我们迟早会放弃许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的产业。

如果逆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行事，我们不仅会浪费巨量的财政资源和机会成本，而且还会自断生路：跟你走的那些国家无法从与你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即便它们由于政治或者安全的原因而不得不停留在你的体系中，它们也无法消费你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因为你不愿意留一点生意给它们做。

有一些朋友缺乏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市场原理的理解，凭着朴素的感情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中国的企业家足够努力，只要中国政府给的政策足够好，我们就能把高中低端产业通吃下来，让它们全部留在中国。这种思维，如同认为足够大力地向上拉拽自己的头发就可以原地飞升一般。

归根结底，中国与西方两个平行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比的是哪个体系的整体市场规模更大，哪个体系的内部分工更加充分，哪个体系的科技进步更快。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不是两个带头大哥之间的一对一决斗，而是两个球队之间的团队对抗赛。那些喜欢个人表演的独行侠球星，尽管自己在整个赛季打得非常辛苦也非常出色，但是所在的球队最终拿不到总冠军，原因就在于他并不理解团队竞争的含义，不知道如何带队。

中国应该把引领整个体系技术进步的那些产业和核心技术抓在自己手中，而把其余部分让那些购买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国家去做。当然，对于中低端的制造业，我们不是一放了之，一送了之，而是要通过“主权在人，治权在我”的海外产业新城，将它们配置到世界各地去，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从而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外部市场搞得大大的，这就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产业链编辑能力的应用之策。

最后，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比的是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的健康稳定。我们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他国的教训，在治理中克服国内矛盾和结构性缺陷。

美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缺陷非常多，中国的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特殊的种族结构，他们自称为民族大熔炉，但其实是一个种族“沙拉盘”，各个组成部分仅仅是靠财富和意识形态的“沙拉酱”搅拌在一起而已，并未真的“熔”为一体。

我认为将来真正会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不是黑人群体，而是拉丁裔群体，因为后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宗教，而且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族群。美国两党各自的群众基础已经出现越来越泾渭分明的差异：共和党支持者基本都是白人，而民主党内有色人种唱主角。

二是美国的金融、医疗等利益集团对美国公共政策的绑架和对联邦财政的吸血，导致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三是美国两党分别被一些大金主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政府网络所掌控，比如共和党背后的科赫兄弟以及民主党背后的索罗斯等人，这些人的操纵和博弈大大降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质量和政策输出的水平。

四是处于历史高位的贫富分化和互联网媒体取代大众传媒的历史进程，使得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盛行，普通民众普遍坚信美国社会的精英在耍各种阴谋诡计来剥削自己，因此两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为四个派系之间的冲突：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民粹派，布什、切尼和麦康内尔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建制派，桑德斯等人领导的民主党民粹派，以及拜登和希拉里等人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

许多人习惯于韬光养晦，这种策略在20世纪末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再相信自己画地为牢、消极防守就能岁月静好、安然无恙，那就未免太自以为是、太单边主义、太刻舟求剑了。我更主张软硬兼施、攻守兼备，放开手脚敢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为历史反复地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求和平，才能获得可持续的、体面的和平。

作为本书的序言，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本书正文内容源于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期间我与观视频的合作栏目《政经启翟》，在栏目中我用40期视频节目向广大网友阐述了我多年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经济与战略思想。我的学生魏子龙对节目文字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王雪莹对本书的数据图表进行了绘制；东方出版社经济编辑部团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对书稿反复打磨，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