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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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斩杀线的底层逻辑


回答一个满级读者的问题。
他说，他理解了美国所谓斩杀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没有兜底的福利。
而是管制不足。
所谓的管制足是什么样的？
比如咱们这里，有个人说他没钱了，他要在街上搭帐篷，要一群人聚在一起。
其实是不允许的。
他会被遣返，而且回村后，定期有人来看他，给他米面油，教他如何重回社会。
如果他要嗑药，他也没地儿买呀，他即便染上瘾，很快也会被发现，被送去强制戒断。
然后继续上面那套流程，就是有人管他，有人教他，有人引导他重新返回社会。
如果他不配合，一辈子摆烂，那他就是个街溜子，就是个三和大神，所谓的屡教不改。
但是，他想要嗑药，想要精神错乱，那是比较难的。
于是他就能够活很久，即便作为一个loser，也能活到老，而不至于两三年后就被斩杀，就变成美国医学院里的标本。
所以问题的根源其实和福利无关，和美国不禁药有关，你把药禁了，这事儿不就从根子上绝了么？
.......
我们来看你这个问题。
首先，美国警察和你平日里见到的帽子叔叔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美国警察的作用更加类似于小区物业保安。
当时很多移民来到了北美大陆，因为有了治安的需求，所以雇佣一批人，这些人就是美国警察的雏形。
今天也是如此，美国贵的社区里，警力充沛，便宜的社区里，没有警察。
也就是说，在美国，警察并不是均匀享有的资源，而是你付费才有的额外项目。
所以美国的警察，更像是小区的保安。
一个小区的保安，为什么要去管另一个小区里的瘾君子，你不觉得这事儿说不通么？
其次，就算这个警察他热心，现实中他也很难去管。
洛杉矶市中心一到夜幕降临，到处都是瘾君子，跟丧尸围城一样，你让警察怎么管？
美国是允许拥枪的，这些瘾君子嗑嗨了，他认得你是谁呀？
你去管他，他照着你脑门子上砰的来一下，警察也是人，又不是钢铁侠。
最后一个问题则在于，在美国，你无权管他的。
他有嗑药的权力，你明白不？
还什么村里有个族叔，用鞋底子抽他一顿，拉去强制戒断，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你是他亲爸爸你也没无权抽他，更无权让他戒断。
所以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其实老美都明白，斩杀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药物泛滥，就如同美国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枪支泛滥一样。
但大家都明白的事情，是无解的。
你去看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
他获奖的理论叫做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讲什么呢？
讲在美国，有两个人，A和B。
A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器官的使用权，给到B，B愿意支付足够让A满意的费用。
那么这笔交易，就是好的，因为双方都满意，而且繁荣了市场。
.......
1993年的时候，陈忠实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白鹿原。
你让白鹿原上的村长白嘉轩听到这番话，估计气得拿鞋底子的手都要颤抖。
因为他觉得你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伤风败俗么？
还大教授，还诺奖。
其实直到今天，国人也是无法接受科斯定理的。
我们就想一件事情，之前有一个创造了以爽为计价单位的女演员。
她就是因为在美国市场上，遵循科斯定理，租用她人器官，从此全面消失在国内的娱乐圈。
所以你看到问题的实质了么？
在美国，科斯定理本身才是他们的公序良俗。
你只能说各个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加以限制。
比如这个州不允许嗑药，或者做个定义，哪些药可以嗑，哪些不可以。
另一个州不允许租借自己的身体，或者器官。
再有一个州对枪支进行管制，阉割掉连发功能，或者不许在公开场合持有，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能形成什么一致性的东西。
比如做这门生意的，你像绝命毒师里的炸鸡叔，总有些州，是他可以游说下来的。
那么你站在美国这个整体的视角下，怎么可能消除斩杀线呢？
说到底，当科斯定理都可以拿诺奖的那一刻，你就应该明白，美国的底层逻辑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既然交易的双方情愿，那就各凭本事，各安天命吧。
你赢了，你是精英，可以更加快速地推动美国的创新。
你输了，你本就应该快点结束游戏。
美国社会不反对你嗑药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你说你都流浪了，还能保持自律，不和瘾君子混在一起。那么通常两三年内，你就可以通过美国提供的福利，再度回到正常社会。
反之，如果你不够自律，你和瘾君子聚在一起了，那么通常这种流浪汉的生命不过两三年，就会提前结束游戏。
那美国巴不得减轻负担。
因为说到底，他们追求的是快，赢家冒出的速度快一点，输了你也早点去投胎。
我那天在流水的中产阶级里面也讲了一套美国人在上世纪30年代发明的理论。
从伯利和米恩斯开始，到后来的阿罗，再到后来的詹森，梅克林等等，他们一以贯之的对信息不对称下博弈论的研究。
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东西是被我们引入了的，或者说，我们是作为学生，向他们学的。
但你也会发现他们有些东西，像科斯定理这种，我们学不来。
因为说到底，双方的文化基因是不一样的。
我们古代农耕文明讲究尊老，而同时期的游牧文明，每当人超过一定岁数，就独自消失在草原上了。
日本人83年还拍了一本电影，讲述日本信州地区的山民，母亲年纪大了，就被儿子背上深山老林。
儿子每走一段路，母亲洒下一粒米，生怕儿子遗弃她之后，自己找不到下山的路.......
这些价值观讲给同时代的农耕文明，不也无法接受么？
美国斩杀线的本质，实际上和日本电影里拍摄的，某些文明对待老人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美国的物质条件好到这个程度，但是骨子里的观念，对于无用之人的观念，是不会变的。
就像我们几千年来，其实蛮穷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也蛮低的。
但是对待无用之人，我们不想这样，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就不想这样。
说到底，这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
我们有句外交辞令很深刻，地球这么大，容得下不同的彼此。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所谓的人生，不过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尊重他人的选择。

浅贝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管制？


一个朋友今天跟我抱怨，说春节准备出国旅游，但外汇只允许兑换5万美元，这太不自由了，这是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连兑换都要受限制？

我告诉他，你这是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为什么？

因为这种资本管制，表面上看是限制了你的自由，实际上是保住了你我的饭碗，甚至保住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1 资本管制

要讲清楚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只看眼前，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

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是何等风光？一个个经济增速惊人，被西方媒体捧上了天。

但是，这些国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们在工业底子还没打牢、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就听信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忽悠，过早地开放了资本账户，允许资金自由进出。

结果呢？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钱，像嗜血的鲨鱼一样涌入亚洲。

他们先是制造泡沫，推高股市和楼市，让当地人沉浸在财富暴增的幻觉里，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通过做空货币和股市，瞬间撤走所有资金。

一夜之间，泰铢崩盘，韩元腰斩，几十年的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韩国甚至不得不发动国民捐金戒指来替国家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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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给当时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也深刻地塑造了后来三十年中国的金融国策。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定下了一个铁律：人民币可以在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但在资本项下必须严格管制。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可以卖袜子、卖手机赚外汇，这是做生意，国家举双手支持；

但是如果你想把卖袜子的钱、炒房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地换成美元转出去，对不起，此路不通。

这道墙最初建立的初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管制资本，纯粹是为了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你要知道，金融战的残酷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热战。

如果你的大门洞开，几千亿美元的热钱瞬间涌入，你的汇率会暴涨，出口企业会全部死绝；

然后热钱获利后瞬间撤离，你的汇率会崩盘，进口成本飙升，通货膨胀会吃掉老百姓的存款。

所以，中国必须资本管制，这也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

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只能取其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要印钱还是收水，必须我自己说了算，不能看美联储脸色），同时我们又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来保障外贸（不能让汇率上蹿下跳搞死出口企业）。

那么，被牺牲掉的，注定只能是“资本自由流动”。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是用局部的“不自由”换取了全局的“稳定”。

看看那些放弃了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吧，土耳其、阿根廷、越南，哪一个不是被美元潮汐收割得死去活来？

中国之所以能在历次美元加息周期中稳坐钓鱼台，靠的就是资本管制的这道墙。

但是，你以为资本管制的作用只有这一面码？并不是。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这道资本管制的防火墙，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但对中国国运至关重要的“意外之喜”——

它把中国人的钱，尽可能地留在了中国。

我们要承认一个很现实的人性问题：资本是逐利的，同时也是胆小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他们本能的动作是什么？

是想把钱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法律体系更偏向富人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不全是道德问题，这是资本的避险本能。

如果没有这道墙，你想想看，中国过去四十年靠着几代人996积累下来的庞大财富，会发生什么？

王总会立刻把北京的写字楼卖了，换成纽约的公寓；

李总会把深圳的工厂抵押了，把钱转到瑞士的信托账户；

甚至稍微有点积蓄的中产，也会忙着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汇丰银行。

这种规模的资本外逃，不是几亿几十亿，而是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美元的级别。

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中国的失血性休克。

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3万亿美元，看似很多，但如果十几亿人每人换两千美元，这3万亿瞬间就会被挤兑光。

一旦外汇储备枯竭，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就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财富，通过汇率贬值的方式，被无偿输送给了西方。

更可怕的是，如果钱都跑了，国内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基建狂魔”，之所以能有高铁、有5G、有庞大的产业链，是因为我们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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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存款。

正是因为资本管制，这些钱“出不去”，它们被迫留在了国内。

既然出不去，资本就不能闲着，它就必须在国内寻找出路。

于是，这些钱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制造业，流向了互联网，流向了国家发行的债券。

说得直白一点，中国资本管制把那些本来可能逃走的财富，强行按在了国内，变成了维系国家运转血液。

这就好比一个高压锅，只有把盖子捂严实了，里面的压力和温度才能上来，才能把肉炖烂。

如果气都漏光了，这锅肉永远煮不熟。

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资本管制就是那个沉甸甸的锅盖。

它让国内的资本即使在预期不好的时候，也只能在锅里打转，哪怕是空转，它也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内空转，肉是烂在锅里的。

这就保证了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去投基建，去进行产业升级，去搞科技研发。

你想想，如果老板们赚的钱都能随便转走，中国拿什么去搞半导体？拿什么去造航母？

所以，现在的逻辑就很清晰了，对资本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八个字：赢家通吃，来去自由。

你在美国赚了钱，想去英国买城堡，去加勒比海买岛屿，或者去瑞士存金条，没人管你。

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官方表述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把这句话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大白话”，那就是：

我们也承认赢家通吃，承认你能赚大钱，但是，赢家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往境外的大额流动，必须受到严格管控。

这个逻辑很容易理解：

你在这个国家赚了钱，享受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和政策红利，那你的财富就不能拍拍屁股走了，必须反哺这个国家。

你可以买豪宅，可以买豪车，可以投资建厂，甚至可以奢侈消费，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只要钱还在国内打转，它最终会通过消费、投资、税收的循环，再次回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

但是，如果你想把在中国赚取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去填补美国的股市泡沫，或者去供养欧洲的贵族生活？

没门！

这不是因为我们仇富，也不是因为我们要搞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原始积累太脆弱了。

欧美国家搞资本自由，是因为他们已经收割了全世界几百年。

他们是庄家，规则是他们定的，钱流到哪里他们都能赚。

我们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身上的每一两脂肪、每一滴血液都不能随便流失。

如果不扎紧这个口袋，中国就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做西方的打工仔，永远别想翻身。

当我们理解了这层深意，再看那些因为转不出钱而抱怨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抱怨是多么可笑。

这道资本管制的墙，虽然挡住了一部分人转移财富的路，但它守住的是14亿人的饭碗，守住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宝贵的本金。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修正：

我们允许资本增值，但不允许资本通过“叛逃”来规避社会责任。

好了，讲透了资本管制的双重逻辑，也就是“防守”与“留财”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为什么说这种看似不自由的制度，反而在全球比烂的时代，成了中国最大的后发优势？

2 资本与国家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制度更好？

很多人是不是直观感觉西方那一套更爽？“我的钱我想去哪就去哪”，听起来多自由，多诱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国内很多公知和经济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觉得中国的资本管制是落后的象征，是阻碍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认知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层面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而且我敢断言，在未来某一天，一众老牌欧美发达国家，最后都会被迫来抄中国的作业。

为什么？

因为西方那套资本无国界的玩法，已经把他们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

我们就拿苹果公司为例。

苹果是全宇宙最赚钱的科技企业，富可敌国。

按道理，美国政府应该从苹果身上收到巨额的税收，用来修缮美国那破破烂烂的地铁，用来改善美国的公立教育，对吧？

大错特错。

真实的内幕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很难从苹果的海外利润中收到像样的税。

苹果公司拥有一支由全球顶尖会计师和律师组成的避税团队，他们搞出了一个著名的“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架构。

简单的说，就是把全球的利润通过复杂的知识产权授权，转移到爱尔兰的空壳公司。

2016年，欧盟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曝出了一个惊天数据：

苹果在爱尔兰的某些年份，实际缴纳的有效税率竟然低至0.005%！

这是什么概念？

苹果每赚100万欧元的利润，只交50欧元的税！

你哪怕是在街边卖煎饼果子，税率都比这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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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几乎所有的跨国巨头都在这么干。

开曼群岛、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这些所谓的“避税天堂”，云集了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

这就是资本主义“来去自由”的代价。

资本是自由了，国家却被掏空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要维持运转，要提供国防、治安、医疗、教育，钱从哪里来？必须依靠税收。

税收的本质，就是一种二次分配游戏——损有余而补不足。

但是现在，在西方制度下，最富有的那群人、最赚钱的那些企业，通过“资本自由流动”，合法的把钱转走了，跑到了政府收不到税的地方。

那政府没钱了怎么办？

政府不能关门啊，警察还要发工资啊。

结果只有一个：把税收的重担，死死地压在跑不掉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欧美的中产阶级活得越来越累，根本存不到钱，一失业就被斩杀的根本原因。

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近60%，但是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后）增长了多少？

几乎是零。

1973年，美国一个蓝领工人的平均时薪，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是23美元左右。

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依然徘徊在23-24美元。

整整40年，美国工人的工资原地踏步！

但这40年里，美国的物价翻了多少倍？医疗费用翻了多少倍？大学学费翻了多少倍？

这40年创造的巨额财富去哪了？

全进了最顶层那1%的人的口袋里，然后被转移到了开曼群岛。

欧洲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很多在欧洲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欧洲的个税高得吓人。

一个德国或者法国的工程师，月薪5000欧，听起来不错，但扣掉个税、社保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到手可能只有2800欧左右。

收入的40%甚至50%都交给了国家。

为什么欧美工薪族的税负这么重？

原因就是政府在大企业和富人身上收不到税！资本长了腿，跑了！

为了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政府只能把刀架在那些跑不掉的打工人的脖子上，因为中产阶级的房产、工资都在国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这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彻底撕裂。富人越来越富，且不承担社会责任；中产越来越穷，且承担了所有的重负。

再看中国。

中国除了严防死守不让钱出去，在内部还有一套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特殊打法。

大家仔细去研究一下中国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一个中国特有的名词——“规模以上企业”（简称“规上企业”）。

什么叫规上企业？工业上通常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在中国，你一旦做大，成为了“规上企业”，你的纳税税率和监管力度，和小微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西方，企业越大，避税手段越多，实际税率越低。

在中国，逻辑是反过来的：企业越大，责任越重，税率越高。

你看一下我们的增值税。

对于规上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通常是13%。这是实打实的硬税，配合现在的金税四期系统，你每一笔进销项都在大数据监控之下，想逃税？门都没有。

但是，对于那些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个体户、夫妻店，国家是什么政策？

增值税率极低，通常是3%，甚至在某些时期降到1%或者直接免征！

在所得税方面，小微企业更是享受各种减免，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实际税负可能只有2.5%或者5%。

大家看懂这个逻辑了吗？

这完全是颠覆西方经济学常识的。

在欧美，亚马逊交0税，街角咖啡店交重税，因为亚马逊能请得起千万年薪的律师团队搞避税，咖啡店老板只能硬抗。

在中国，“规上企业”、“头部大厂”，他们是纳税的主力军，跑都跑不掉，必须承担13%以上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

那些处于毛细血管末梢的小微企业，国家反而在拼命给他们减负，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他们承担了最大的就业。

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占据社会最多资源的“强者”承担最大的社会责任，从而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

如果我们也学西方，搞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会发生什么？

那些大厂、大企业，还有那些日进斗金的直播网红们，他们会立刻聘请最贵的律师，把利润转移到维尔京群岛，把资产变成海外信托。

到时候，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谁来维护？我们的航母谁来出钱造？我们的社保基金谁来填补？

最后只能是你、我，这些月薪几千上万的普通打工人，去承担高昂的人头税。

到时候，我们月薪一万，到手可能就只有五千！你能接受吗？

恰恰是因为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对资金跨境流动有严格的管控，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墙才把巨额的财富强行留在了国内。

因为跑不掉，所以大企业只能乖乖在国内纳税。

因为跑不掉，富人只能在国内消费。

因为跑不掉，资本只能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哪怕是去投一些回报率不高的基础设施。

这就保证了国家不需要把过重的税负转嫁给底层老百姓。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可以不断提高，为什么我们能有钱搞扶贫，搞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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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本管制”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智慧，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早有预演。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是怎么亡的？

很多人说是亡于李自成，亡于满清。

其实，明朝是穷死的。

明朝中后期，发展出了极其繁荣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士大夫、豪商巨贾富得流油。

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极其奇葩。

它实行的是“优免”制度，只要你有功名，你是举人、进士，你就不用纳税。

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土地兼并。

老百姓为了避税，把土地挂靠在官绅名下。

结果就是，官绅阶层占有了国家80%的财富，却几乎不交一分钱的税。而国家财政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剩下20%的自耕农身上。

越有钱的越不交税，越没钱的越要交税。

到了崇祯年间，遇到天灾人祸，国家要打仗，要救灾，但是国库里能够跑耗子。

崇祯皇帝求爷爷告奶奶让大臣捐款，结果这帮富得流油的官僚一个个哭穷，最后李自成进京，从这帮官僚家里搜出了几千万两白银。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自由”的恶果——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且逃避了国家责任。

那清朝为什么能延续快三百年？

因为清朝搞了一项颠覆性的改革，叫“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

特别是雍正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懂“资本管制”的皇帝。

所谓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打破了明朝那个“富人不纳税”的潜规则。

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大地主，只要你有地，就得交税。

它强行把财富留在了国库，而不是流进了官绅的私囊。

中国人善于借鉴历史，中国现在的治国手段，就是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而结合实际做出的：

越是大企业、垄断巨头，越必须成为纳税的主力军；越是资本大鳄，越要接受国家的监管。

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国家反而不断减税降费，那是放水养鱼的对象。

3 终极答案

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世界。

为什么最近几年，全球化在逆转？为什么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欧洲极右翼势力在抬头？

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变得封闭了，而是因为全球化的红利分配出了大问题。

过去四十年，欧美资本在全球化中吃得盆满钵满，华尔街的精英们把工厂搬到中国，降低了成本，利润翻倍，股价飞天。

他们拿着绿卡，住在纽约的顶层公寓，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

但是，美国俄亥俄州的铁锈带工人呢？他们的工厂倒闭了，工作丢了，社区破败了，最后只能沉迷于芬太尼。

资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

巴菲特自己都说过一句很讽刺的话：“我交的税率，居然比我的秘书还要低。”

这正常吗？这绝对不正常。

现在发生的一切——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谈判、关税壁垒、产业回流、供应链重组——

本质上都是愤怒的选民和焦虑的欧美政府，正试图把叛逃了四十年的资本，重新抓回笼子里。

大家注意看新闻，2021年，G7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要设定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欧美国家承认了：我们搞不定资本外逃了，我们必须联手搞一个“资本管制”，谁都别想跑，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这一点税收回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西方正在开始抄中国的作业。

他们终于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去节制资本，去管控财富的流向，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最终会被金钱吞噬。

但是，我得说句实话，西方现在想改，太难了。

因为他们的政权本身就是资本资助的，想让资本家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

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设计市场经济之初，就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底色。

最初，很多人以为这是保守，是不开放。

现在回头看，这简直是神来之笔。

我们不需要像西方那样，等到社会撕裂、贫富差距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补牢”。

我们从一开始就修好了“羊圈”。

中国的资本管制，不是为了限制谁的发展，而是为了保证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所有的船员都能同舟共济，而不是船长和大副带着金银财宝坐救生艇先跑了，留下一船乘客去面对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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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次当你再抱怨换汇麻烦，抱怨钱出不去的时候，请你想一想：

正是因为这道墙，你的工资才没有变成别人的利润，你的税收才没有变成别人的豪宅，这个国家的财富，才真正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管制的终极答案。

浅贝

《大明王朝 1566》里的国库，为何从头到尾都在亏空？


看《大明王朝 1566》这个剧，不能光看戏里的冲突和博弈（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奔着权谋来看这个剧，最终却弃剧的缘故，因为它的本质就不是《琅琊榜》那种爽剧），得把剧里那本看不见的账，把它看懂了才得劲。

这个剧一开场，御前会议就甩出了个终级大难题——国库亏空。

按理说，大明富有四海，百姓年年纳粮，银子应该堆满库房才对。可事实是，朝廷穷得叮当响，连官饷都发不出。

大明的银子，它到底去哪儿了？

这个剧里的人吵了几十集，锅换了一个又一个。起初说是商人沈一石中饱私囊，抄了家，发现是个空壳；后来说是地方官郑泌昌、何茂才贪墨，换了人，国库依旧见底；再后来说是严嵩父子误国，严党倒了，徐阶上台，银子还是没影儿。

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管家换了几茬，蛀虫抓了一批又一批，可年底一算账，赤字反而越来越大。

为什么？因为这笔账，从一开始就算不过来。

首先，收入是有天花板的，但支出是个无底洞。

小阁老严世蕃在剧中有句实话，虽然是在气头上说的，却把问题核心提前剧透了：“那么多藩王，中宫还那么多人，每年开支占去一半。去年修宫殿，又占去三分之一……”

大明的朱家子孙，那是真正的吞金兽。用海瑞的话说：“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

更关键的是，这些皇室宗亲、勋贵官吏，兼并了天下大半的田产，却不用纳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有钱的那拨人，不掏钱。

税负全压在了只剩少量土地的百姓身上。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了，再收就要掀桌子不玩了。

可朝廷那边，嘉靖要修殿，北边要防俺答，东南要抗倭，哪一样不是刚性的支出？尤其是皇帝的需求，谁敢砍？吕芳那么精明的人，也不敢劝嘉靖别修殿。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收入锁死了，支出却刹不住车，这种越漏越大的窟窿，靠正常的税收来堵，根本就堵不住。

其次，所谓的改革，动不了既得利益者，往往还成了分赃的新借口。

既然收不上钱，那就想办法开源吧。

这个剧里的改稻为桑，表面上是经济手段，实际却是政治博弈。

乍一看，浙江改种桑树，织丝绸出口，一年能多出一千万两银子，百姓卖丝买粮，系统收税，这不是看不去很美、很双赢的事嘛。可为什么最后却演变成了现象级灾难事件呢？

因为在大明那个局里，任何的商业行为，最终都会变成官僚阶层的傀儡。

就像剧中的胡宗宪多次关心地方粮草储备问题，尤其是改稻为桑后百姓的吃粮问题时，郑泌昌一句“市面缺粮”就给搪塞了。实际上，有着官商背景的沈一石，却早就提前得到消息囤了大量粮食等着了。

普通的商人，根本没资格跟沈一石这种红顶商人竞争。

一旦改稻为桑真落地了，地方百姓吃的粮食一定是高价粮，而官府为了撇清关系，会继续让沈一石这种白手套冲在明面上。等到民怨沸腾了，再把沈一石抄了，抄家补亏空。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商业死结——

商人依附官僚，甘做傀儡吧，等待你的就是依附势力倒台后的最终清算；

不依附官僚，自己单开吧，你就根本没有做大的可能。

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解决银子的窟窿问题，那还是得动官僚阶层的奶酪才行。把从上到下，从内阁到县丞的官僚阶层，全都动一遍。

用剧中吕芳的话说，成祖朝时期两淮两浙的盐税是一千多万两，“如今只能收一百多万两，今年鄢懋卿一出手，收了三百三十万两”。这也就意味着，剩下来的那大几百万两，都被官僚阶层从上到下集体瓜分了。

而想从他们嘴里把银子抠出来，严嵩做不到，徐阶做不到，海瑞更不可能做到。

海瑞那套“君明臣贤”的打法，恨不得嘉靖把啥啥都停了，然后整个朝廷的人从上到下只吃粗米干饭——这种理想主义的打法，道德上当然能满分，执行时却只能零分，甚至大概率负分（王安石的青亩法就是典型案例）。

因为只要帝制还在，官僚阶层就是皇权的延伸，动了他们，就是动摇国本。

再次，抄家只是一剂止痛药，治不了病。

这个剧的后期，嘉靖也明白严嵩老了，该换人了。换徐阶上来，其实没什么两样。徐阶的首席大弟子赵贞吉，口头禅依旧是“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

最后大明是怎么勉强熬过嘉靖末年的银子窟窿的？很简单，抄严嵩的家，抄鄢懋卿的家，抄严党官员的家。

这已经是最后一招了。

但这招有个问题：面子只能卖一次。

这就像严嵩后来实在没招了，只能向严党刮钱，但这也正说明他已经失去了从其他渠道弄钱的能力——人家顶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骂名加入你严党，不就是图个升官发财么？那你严嵩作为队伍老大哥，不能为队友赚取利益，还要从队友身上刮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混？

也就是说，抄家抄来的钱，终归是一次性。今年抄了严嵩，明年抄谁？难道把徐阶也抄了？那朝廷还怎么玩转得下去？

所以，抄家只能解燃眉之急，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最后，系统的崩溃是必然的。

这剧在一开头，就借钦天监监正周云逸的嘴说了：“朝廷开支无度，官府上下贪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是上天示警！”

周云逸毕竟是钦天监嘛，所以习惯性把问题往“上天警醒”这种玄学上扯。

其实大道至简，整个《大明王朝》这个长剧捊下来，捊到最后，无它，其核心问题就一句话——

当统治阶级需求的无限性，遇上劳动阶级产出的有限性，矛盾就爆发了。

这种矛盾，长期以来靠严党捞钱、清流制衡来维持平衡。严党是捞钱白手套，清流是制衡严党的工具，司礼监是遮羞布。要命的是，这种局面对皇帝最有利，所以就算把这些演员都换了，剧本也还是这样。

蛋糕无法越做越大，而分蛋糕的人却越来越多。结果必然是做蛋糕的人分得越来越少，食利阶层内部分赃不均。

海瑞在狱里跟嘉靖的那场对话，其实是把窗户纸捅破了。他说：“天下大弊不除，倒了一个严党还会有一个严党。”

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个系统还在，就需要有人去捞钱，有人去背锅。严嵩倒了，会有李嵩、王嵩。只要皇室宗亲的禄米不减，只要官僚阶层的特权不动，银子窟窿的问题就永远无解。

回头看这笔账——

大明王朝的银子窟窿死局，说白了就是三点：收入有限，支出无限，且无法向既得利益者开刀。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备棺上疏，骂痛了嘉靖，却没骂醒这个制度。隆庆上台后，国库还是没钱。直到后来张居正改革，给大明强行注入了一口真气，但也只是延缓了死亡。

但这就像给一个将死之人打肾上腺素，不可能让他重获新生，不过是暂时回光返照罢了。

浅贝

我们的经济逻辑在鼓励甚至逼迫人们去成为资产阶级！


当那句“上班永无出头之日”从抱怨变成共识，当网络上“搞钱”取代“奋斗”成为年轻人的口头禅，当“老实人吃亏”成为社会潜规则，一个扎心却无法回避的真相，正摆在每一个普通人面前：

我们身处的经济运行逻辑，正在以生存压力为鞭，以利益诱惑为饵，鼓励甚至逼迫每一个劳动者，拼命挤向“资产占有者”的赛道。

这不是人心浮躁，不是道德滑坡，更不是普通人主动背叛劳动初心。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回望，我们必须清醒剖析：为何劳动者的尊严，正在被资本逻辑不断挤压？为何踏实劳动，越来越难撑起普通人的体面人生？

现如今的社会，劳动在贬值，资产在“狂飙”，

曾几何时，“劳动最光荣”不是一句空话。

那时，靠双手耕耘、靠技艺谋生、靠勤勉工作，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安稳的居所、可期的未来。按劳分配，是社会最核心的分配准则；劳动者，是社会最受尊重的群体。

但如今，这套价值逻辑早已悄然逆转。劳动的回报，正在被资产的溢价远远甩在身后。

看看一线城市的普通上班族，哪怕月薪过万，穷尽半生积蓄，也未必能买下一套刚需房；而那些手握几套房产的人，无需早起晚归，仅凭房租和房价上涨，就能实现财富翻倍；创业者辛辛苦苦做实体，一年利润可能不如投资人一笔短期投机的收益。

对普通人来说，很悲催的是工资跑不赢通胀，储蓄赶不上房价，养老、医疗、教育的“三座大山”层层叠加。对于只依赖劳动收入的普通人来说，“勤劳致富”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窄；“靠劳动安身立命”的安全感，正在不断流失。

这种“劳动贬值、资产增值”的失衡，构成了当下经济逻辑的核心：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掌握稀缺资产，就只能被动承受通胀的洗劫，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以保障。

这是一种生存倒逼，或许你是不想当“资本家”，可是你更不想被抛下。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成为资产占有者”，早已不是野心家的“特权”，而是普通人的“求生本能”。

人们不是天生向往“剥削”，而是被逼无奈做出的理性选择。不买房，就无法在城市扎根，无法给孩子稳定的教育环境；不搞投资，就无法抵御通胀，晚年的养老医疗毫无保障；不利用“信息差”“资源差”借力资本，就只能在底层赛道上被无限内卷。

社会的激励机制，早已明晃晃地偏向资产持有者：资本获利的速度，远高于劳动创造的速度；资产增值的空间，远大于劳动报酬的涨幅。

于是我们看到：

年轻人不再信奉“踏实工作”，转而痴迷“被动收入”“搞钱密码”； 打工人一边骂着“资本收割”，一边拼命考公、买房，想尽办法挤进“资产阶层”；无数家庭倾尽“六个钱包”，只为抓住资产增值的尾巴，避免被时代车轮无情抛下。

这不是个体的“背叛”，而是系统的“裹挟”。 当“只靠劳动活不好”成为现实，当“占有资产才能保平安”成为共识，普通人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向资本逻辑靠拢。

各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撕裂，当“投机”取代“劳动”，社会在失去什么？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逼迫人成为资产占有者”的逻辑，正在撕裂社会的价值共识，消解劳动最本真的意义。

一个健康的社会，本该让“劳动者有尊严，奋斗者有回报”。但如今，我们却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困境：



我们歌颂劳动，却让一线劳动者拿着最低的工资，承受最大的生活压力。



我们倡导公平，却让“出身”“资产”成为划分阶层的核心标尺，努力的价值被不断稀释。



我们呼吁奋斗，却让“躺平”“摆烂”成为年轻人的无奈自嘲，“投机取巧”成了部分人的“成功捷径”。

当劳动不再能实现阶层跃升，当“资产多少”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劳动光荣”的信念，正在从年轻人的心中淡去；“人人争当资产者”的焦虑，正在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价值撕裂的代价，是巨大的。普通人的生存焦虑不断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勤劳致富”的信仰逐渐崩塌。



长此以往，不仅会动摇社会公平的根基，更会让无数普通人，在“追名逐利”的内卷中，失去安身立命的初心。

如果从人民立场出发，我们要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本身，而绝不是也从未是要“人人皆资本家”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逼迫人人争当资产者”，绝不等于反对财富，更不等于否定“通过奋斗过上好日子”的权利。

我们从不反对有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成为富人，从不反对资产通过合理配置实现增值。



我们真正反对的，是“劳动被轻视、资本被纵容”的失衡逻辑；是“不占有资产就无法生存”的生存困局；是资本无序扩张，挤压普通劳动者生存空间的乱象。

站在人民立场，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人人皆资本家”，而是一个“劳动有价值，奋斗有回报”的公平社会：

让按劳分配真正成为分配的主体，让劳动者的回报，与他们的付出相匹配； 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规范资产市场，让“投机收益”回归理性，让“劳动所得”更有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养老、医疗、教育的“安全网”，让普通人不必为了“生存”，被迫卷入“资产争夺战”。

劳动，本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奋斗，本该是一个社会向上的动力。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让劳动者陷入“不做资产者就活不好”的绝境，更不该用生存压力，逼迫每一个普通人背离劳动初心。

贤语：让劳动重新成为，最踏实的“致富路”

“劳动光荣”，不该只是写在墙上的口号；“按劳分配”，不该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原则。

打破“逼迫人人争当资产阶级”的怪圈，需要的不是个体的“道德自律”，而是经济逻辑的“校正”，是分配机制的“完善”，是社会公平的“回归”。

愿有一天，我们不必再为了“生存”，拼命追逐资产的泡沫；愿有一天，踏实劳动，就能撑起普通人的体面人生；愿有一天，“勤劳致富”不再是奢望，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经济逻辑重新拥抱劳动，当资产不再碾压奋斗，当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挺直腰杆，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力量，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走向健康与公平。

最后我再多说一句:当普通人需要仰仗别人鼻息而活的时候，他们眼里的光终究会变得暗淡！当他们眼里的光彻底熄灭时，那这个社会又哪里还会存在什么希望，黑暗终究会到来，直到新的太阳出现，重新点亮他们眼里的光！

浅贝

认清美国决策逻辑，世界需回归常识！


今天碰到朋友们在饭桌上热议美以伊战争，嘲笑特朗普不靠谱，48小时最后通牒自己打自己脸，输麻了。

这是真的吗？
站在传统的地缘、国家层面或者国际传统文明伦理来评判，这个判断很有道理，标准答案。那么特朗普及其团伙，为啥做这么傻叉的事呢？特朗普真的是“特朗普斯基”“川建国”吗？

时移世易，认清美国决策逻辑，找到背后真相，我们应该回归到那最朴实的常识去进行分析和判断。

美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常识：
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
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积重难返；
美国金融领域集中了最聪明的大脑；
美国是一个金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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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这种表现更为明显突出。如科技金融人士更为广泛的直接成为美国政府高层；如美国会“人均股神”；如白宫圈子堂而皇之地“画K线”；如五角大楼招募大量华尔街投行金融操盘手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此浓厚的金融社会文化氛围，如此厚实的金融经济基础，那么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内外政策，显然头号服务目标就是金融。

这从美国近年巨头公司企业的经营状态，也普遍反映了这一点。

如拜登时期问题频发的波音公司，如创新越发乏善可陈的苹果公司等等。在其问题曝光后，全球几乎所有专家的分析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指出：美国这些巨头企业，受背后金融资本影响，不再专注产品和服务本身，而是把核心资源、人力、精力都集中到了如何做市值上。

PPT越漂亮，市值预期越高；
利好消息制造预期，市值越高；
内幕消息制造市场波动，收割韭菜机会越多......

美国波音、苹果这样的企业是如此，作为伪装成国家的“美国”公司，其决策逻辑会例外吗？

或者说把美国看成一个巨头公司，其下属核心业务、核心资产二级企业公司，都在围绕金融市值管理作为首要运营目标了，然后说总公司在老老实实地搞实业经营，你信吗？

美国自己人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一系列内外政策后，总结了一个名为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胆怯”的缩写）的概念。

美东时间3月23日特朗普“自己打脸自己”宣布5天美伊谈判的时机，刚好选择在美国金融市场开盘前。

美东时间3月24日，美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自己也总结：公告往往恰好与金融市场的开盘和收盘时间挂钩。

3月23日特朗普这则通稿的威力怎么样呢？
有心人统计，在特朗普宣布“富有成效”的几分钟交易时间内，美国股市市值涨了2万亿美元；接着伊朗打脸，否认没有任何谈判，美国股市又跌了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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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左右交易时间，一进一出3万亿美元的盘子。

再想想量化交易工具；
市场做空做多机制；
市场内幕交易黑幕.....
你说这个3万亿美元的盘子，特朗普身边的“朋友”们一把捞了多少？

美媒这次也再次谈到了去年在关税大战中，特朗普利用“信息发布权”操纵金融市场的事。去年关税战，特朗普公开炫耀过其一位朋友一天之内捞了25亿美元。

其中特别典型的事是4月2日开启关税战，全球市场狂跌一周后，特朗普在东部时间上午9：30市场开盘几分钟后发帖称：“冷静点！一切都会顺利的“，还有”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第二天，在市场跌至年度最低点后，他宣布对几乎所有超过10%的关税实施90天暂停——这使股市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单日收价。

一如当下，美以伊战争打爆全球金融市场，哀鸿遍野后，特朗普美国开始释放“美伊谈判富有成效”“4月9日停战”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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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看3月13日左右那则美五角大楼2000亿美元招募30名金融操盘手的消息，是不是更加觉得异乎寻常？

五角大楼是特朗普白宫之外最先掌握打击目标及影响的部门，赫格塞思有没有可能是和贝森特这个玩投机交易金融战的家伙，一起合作利用内幕消息捞钱呢？

输了，还是赢了，重要吗？
或许赚了才是特朗普们决策的最底层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混合战，特别是军事+金融的影响，五角大楼以战养战的玩法，或会给全世界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

浅贝

拼夕夕暴力抗法的底层逻辑：再论必须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



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如果以中国历史为参照，古往今来，暴力抗法现象，通常只会出现在四种人身上。

以水浒为例，这四种人，我们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

一是被贪官污吏欺压活不下去的贫民，比如阮氏兄弟。二是目无法纪不知死活的小混混，比如泼皮牛二。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比如鲁智深。四是嚣张跋扈不受规则限制的纨绔，比如高衙内。

反之，有点家产的平民——比如林冲，有点实力的黑社会老大——比如蒋门神，真正的权贵阶层——比如高太尉，是绝对不会暴力抗法的。

因为前者会忍——林冲最后反抗，是已经走投无路、是人家先要杀他，这时候他已经变成了第一类人；中者会找保护伞——蒋门神就找了张都监；后者本身就是法——整部水浒，也没人能够对高太尉造成威胁。

从这个逻辑分析，拼夕夕的暴力抗法事件就显得尤为奇葩，因为明显四不像——既不是活不下去的贫民，也不是不知死活的混混，既不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更不是肆无忌惮的纨绔。

那么，到底谁给了拼夕夕员工暴力抗法的勇气？

答曰：资本，以及资本在向权力渗透过程中制造的权力幻象。

这种基于资本的暴力抗法逻辑，不能说完全与中国历史无关，但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

壹：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纯粹的生产型文明，对于资本，中国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与防范。

因为资本唯一的盈利模式就是金融增值，意味着不劳而获，与生产型文明劳动致富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

啰嗦一句，生产型文明是校尉最近归纳出来的概念，用以描述中国这个人类文明的特例——不管是农耕时代还是工业时代，中国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内部挖潜来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文明跃升，这也是中国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盗文明以及建立在殖民掠夺基础上的西方工业文明最本质的区别。

士农工商，商人为什么被列在最后，并且遭受到统治阶层的持续打压？

从感情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商人逐利，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出卖，卖国、卖祖、卖良心，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但从逻辑角度分析，任何阶层都没有绝对的善恶。

古人吹捧的士大夫之中，同样不乏十恶不赦、唯利是图的贪官、汉奸、酷吏。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同样有很多丑陋不堪、罪恶深重的行为。商人之中，也有品德高尚、仗义疏财的君子。

那为什么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级，会格外给商人打上负面标签？

道理并不复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个阶层、一个群体，掌握了金钱的商人，必然会向权力渗透。

而一旦掌握金钱的商人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士大夫结合，政权就会失控。

这个时候，中华先贤展现出了极其超前的政治视野与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给商人阶层贴上负面标签，制造一道无形的道德屏障，将士大夫与商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阶层彻底隔离，从文化的根上避免了官商融合形成财阀集团。

中国历史上不乏官商勾结，但却从来没有系统性的官商融合——官员士大夫阶层，也许乐于从商人手里拿钱，但绝对不肯屈尊交好商人，更不会容忍自己变成商人。

不管初衷如何，这种基于文化的制度设计，既防止了商人干政，也降低了士大夫作乱的可能——官员可以贪腐，可以享受商人的供奉，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层，官员士大夫却很难操控国民经济，因为他们无法克服道德优越感带来的心理障碍无缝融入商人阶层。

这又导致了两种历史现象的形成。

一是商人再有钱，也无法影响国家宏观政策、无法影响国家行政体系运行。

二是文官出身的权臣逐渐减少，文官造反现象更是完全绝迹。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文官造反的先例，但到宋朝之后就完全消失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士大夫与商人之间的身份差距不断扩大，不能形成成熟的财阀集团。

要想造反，离不开军权、财权，军权并非本文讨论的内容，暂且略过不提，财权方面，没有现成的财阀可供拉拢、利用，权臣也就失去了造反的经济基础。

贰：

在生产力水平地下的早期农业时代，这种制度设计，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可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人类触及了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天花板之后，它的弊端就会逐渐增加，甚至进入弊大于利的阶段。

因为政治层面的绝对稳定，就意味着对经济活力的抑制甚至是扼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政治体制就是最大的生产关系，政治体制的过度稳定，其实就是低水平重复，就是腐朽僵化，就是对生产力发展上限的锁定。

中国的农业文明领先了世界几千年，但却始终未能率先开启工业时代，其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于这种超稳定的统治结构。

所谓的王朝周期律，正是皇权体制锁死生产力上限的结果，导致我们的文明只能在某个特定的高度来回波动。

学界普遍认为，16世纪的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业化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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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萌芽未能成长为工业化的大树，大体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原因。

一是根深蒂固的抑商思想。

有足够的财力组建大型工坊，同时能够确保自己的产业不被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侵夺的，只有当时的士大夫。问题在于，受传统抑商思想的影响，士大夫对经商办厂抱有激烈的抵触情绪——他们愿意扶持白手套去谋利，但自己一定会保持距离。

正因如此，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官僚，往往热衷于兼并土地，但却不愿意投资工坊。

至于工坊主与商人，在政治地位得到保障之前，他们也很难做大做强，也不敢做大做强。

工坊做不大，就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就始终只是手工业而非工业。

二是土地快速兼并与工业化滞后的矛盾。

我们知道，工业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打破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将劳动力驱赶到工业领域。

与此同时，工业领域也要为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让他们不至于饿死。

宋明之前，中国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工业体系，因此，每一轮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必将引发王朝的崩溃，新王朝建立后，才能够重新为失地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因为原来的地主官僚阶层已经被一扫而空。

明朝中后期，中国开始出现工业化萌芽，但受限于制度惯性、思维惯性，国家机器根本没有为工坊主提供政策保护的意识，反而将其视为最主要的盘剥对象，广受诟病的江南织造局、税监、矿监，其本质就是与工坊主争利。

因此，尽管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业化萌芽，也同样陷入了历史的轮回：官僚阶层大肆兼并土地，但得不到国家扶持反而遭受严重盘剥的工商业，却没法为失地农民提供活路，最后逼得农民只能揭竿而起。

三是满清的制度倒退与文化倒退。

尽管满清沿袭了中原地区的王朝体制，但在思想、文化、科技层面却是全面倒退。

一个将书籍、知识收归统治阶层，禁止民间设立私塾，将识字率从明朝的20%-30%干到个位数的朝代，根本不可能催生工业文明。

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的儒学理念，都在排斥官商融合。

因此，古代中国有官僚地主集团、有政治门阀，但绝对没有官僚商贾集团、没有财阀。

因此，古代中国最大的人祸，往往来自于官僚地主集团而非官僚商贾集团。

但工业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可不是这样。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工业化催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推动了工业化，但工业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

或者换个角度理解，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进步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一种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绝非唯一的选择。

因为除了通过侵略、掠夺催生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西方海盗文明、宗教文明，世上还有另外一套文明体系、另外一种构建工业文明的方式——东方基于农耕文化的生产型文明。

正是受限于文明特性，规模宏大、实力强劲的郑和舰队，没有通过向外掠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在百年之后，欧洲人却驾驶着一百来吨的小船，开启了全球殖民，进而在全球掠夺的基础上，率先打开了工业化的大门。

人类文明的瓶颈，往往需要暴力打破，但人类文明要想走得远、走得稳，却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生产与建设之中。

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生产型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后来居上的基因密码。

回到正题。

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里的资本，其实应该理解为资本主义。

资本原本是中性的，人才有善恶。资本作恶，本质是资本家作恶。

但人的善恶分布必须服从统计规律，如果某个国家、某个社会、某个行业出现普遍性、系统性的道德滑坡甚至是道德沦丧、人均违法、人人恶棍的末世景象，那就必然是制度出了问题。

图片西方人均违法的现实，被某些学者强行嫁接到了中国头上

归根结底，导人向善的社会体制才是好的制度，相反，像西方那样，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无限刺激人类动物本能、动物欲望，以追求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制度，本质就是恶的。

资本作恶、资本家作恶，本质是制度作恶。

前面说了，资本原本是中性的，但资本却有一个天然的负面属性，那就是会极大地刺激人的欲望、膨胀人的野心，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无限激发出来。

与此同时，资本也有天然的正面属性——在刺激个人私欲的时候，也会无限激发人的劳动力与创造力。

一切都为资本服务、为资本家服务、纵容鼓励资本野蛮生长的制度是可耻的、罪恶的，过度打压资本、甚至将一切民间经济活动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制度是偏激的、落后的。

跟其他所有人类文明成果一样，资本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工具。

在制度设计上，一定要让工具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让工具被某些见不得光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反过来伤害全人类。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美国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被资本背后的小利益集团控制。

这种服务于资本、服务于资本家、服务于官商利益集团的制度设计，本质就是罪恶的，这才是马克思严厉批评资本的本意。

他批评的绝对不是中性的资本，而是一切围绕资本利益集团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肆：

去年7月，有感于国内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依然在极力鼓吹所谓的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理论，校尉写了篇《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其核心观点，就是一定要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能任凭资本野蛮生长，甚至向权力渗透。

校尉一直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不是劳动、不是智慧，而是道德。

所谓道德，就是压制人类动物本能中有害的一面——人的任何一项动物本能都具有两面性，它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诱导人类作恶的精神毒品。

因此，不管哪个领域的绝对自由，其实都是在无限刺激人类的动物本能，都是反道德的。

人类社会的规则，不管是最先产生的道德，还是基于道德形成的法律、制度，其实都是为了在保护人类动物本能与约束人类动物本能之间建立平衡。

更重要的是，这种平衡，必须公平地针对所有人，而绝对不能给某个特殊群体开后门。

有约束的动物本能，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缺乏约束甚至类似于萝莉岛这种完全没有约束的动物本能，只会将人类文明导向衰败与灭亡。

这个规律，西方工业化进程就是最完美的样本。

工业化之初，资本刚刚打破封建神权与贵族领主的制约，呈现出明显的野蛮生长特点，一边在国内搞圈地运动、童工招募，将失地农民驱赶到条件恶劣、报酬微薄的工厂，一边在国外疯狂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

与此同时，为了拉拢底层民众与宗教势力、贵族领主抗衡，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下，资本又向底层民众让渡了部分利益，因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这个阶段，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

一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极其底下，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极其底下，普通民众也没有完成思想启蒙，所以当时的工人愿意接受资本的盘剥，就跟历史上他们接受教廷与贵族的盘剥一样。

二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启动，欧洲国家的殖民效率逐步提升，工业化的成果开始显现，但资本利益集团的力量与规模依然有限，因此，底层民众包括工人也能享受到部分殖民掠夺与工业化的成果。

正因如此，虽然外部面临激烈的殖民地战争，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并未彻底爆发，大多平缓地度过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普及教育、提高民生，这个时候，如果资本家依然试图垄断绝大多数的工业化红利，就必然与思想得到启蒙的工人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

作为最先完成工业化的欧洲强国，英国于1838-1857年爆发宪章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游行、罢工甚至是暴动，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法国里昂于1831年、1834年两次爆发工人武装起义，1871年组建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德国于1844年爆发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工人摧毁工厂、机器、账册，与军队武装对抗……

为了平息矛盾，资本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政治上给选票、法律上给制度、民生上给福利。

但这样的让步，必然会极大地压缩资本家的利益，因而不得不加大对殖民地的争夺与掠夺，进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说白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列强向外转移矛盾、转嫁压力、掠夺资源的必然结果，就是强盗因为分赃不匀打了起来。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一边通过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向外转移矛盾、转嫁压力，一边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通过隐性经济殖民体系继续掠夺外部资源，在思想上、经济上缓和了内部的阶级矛盾，进而催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黄金期。

这种建立在对外掠夺上的分红模式，注定无法持久——因为外部的资源有限，但人的欲望无限，当西方国家的工人习惯了低劳动强度、高劳动报酬、高社会福利的模式后，全世界也没法供养他们。

更何况，资本利益集团的胃口膨胀得更加厉害。

伍：

虽然都是基于西方宗教文化、海盗文化背景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美欧却出现了微妙的差异。

欧洲是先有贵族国家、先有中央政府，后面再启动工业化、进入资本主义阶段。

也就是说，欧洲的资本寡头，始终受到中央政府和贵族的制约。

与此同时，欧洲也是工人革命的发源地，经历过激烈的社会民主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欧洲大体形成了中央政府（很大程度就代表老牌贵族的利益，尤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资本寡头、工人群体三方平衡的局面。

相反，美国最初的移民，要不是被流放的罪犯、被迫害的新教徒，要不是活不下去的破产农民、追求一夜暴富的冒险者，天然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情绪。

因此，从建国那天起，美国就形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政治体制。

虽然经过杰克逊、林肯、老罗斯福、威尔逊、小罗斯福等人的努力，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扩大，但在内政方面，各州依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地方坐大，最容易出现的弊病，就是被资本各个击破，形成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政治门阀一样的财阀集团。

而地方一旦沦陷，中央政府又岂能保持干净？

道理很简单，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都要经历漫长的地方历练——那些被资本腐蚀、拉拢甚至融为一体的地方官员，到了中央之后，只会更深地被资本操控。

客观评价，在资本与官僚集团的博弈过程中，就短期而言，官僚集团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权力，但就长远而言，资本往往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道理同样不复杂：官员是流动的，财阀却是世袭的。

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廉洁的官员会被腐蚀，贪腐的官员却几乎不可能重新变廉洁，一个廉洁的官员，顶多影响几个身边人，一个贪腐的官员，却能破坏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

更致命的是，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并不禁止官员与财阀的身份转换，在金钱的支持下，理论上的流官，也就变成了现实中的世袭。

中国是脱胎于儒家学说的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美国是脱胎于贵族世袭的精英垄断、富而优则仕，这也是中美文化背景最大的区别之一。

中国的官员士大夫也贪财，但经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之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保持着基本的道德底线，即便那些失去底线的人，为了维持士大夫群体的道德优越感，也不会将自己变成财阀世家。

所以中国有政治门阀，有富商巨贾，但却没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操控国家行政体系运转的财阀。

相反，美国人将财富视为最光荣的人生路径。只要有钱，便会拥有顶级的社会地位，非但没人查问钱从哪儿来，还会有人主动奉上各种特权，包括实际上的司法豁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普遍且合法的政商旋转门现象？

因为美国的财阀与政治门阀往往合二为一，并且被美国社会的法律、道德、文化、民众广泛接受、大力推崇。

懂王、佩洛西等国家级政客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操控政策炒股，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这种粪坑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必然结果。

陆：

在资本三百年如一日的渗透过程中，美国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政治精英，美国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没有努力抵抗。

比如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本质就是为了斩断资本伸向美国政府的黑手。

但这种努力，依然无法抵御资本从上到下、从地方到中央、从白宫到国会山、从华盛顿沼泽到整个美国任意一个角落的全面、持久渗透。

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美国总统公开喊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并在政界、学界、舆论界一呼百应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全面沦陷了。

在制度设计层面，此前的美国，多少还会考虑工人的利益、普通人的利益，此后的美国，却一切都在围绕资本的利益运行。

去工业化、快乐教育、富人减税、政治献金合法化、中东反恐……从此以后，美国任何重大的内政外交，都在刻意配合背后的资本利益集团。

而美国最大的资本利益集团，就是大家熟悉的犹太资本。

在美国，你可以骂总统，但你不能骂以色列，你可以骂基督教，但你不能骂犹太教，你可以反美，但你不可以反犹……

结语：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标题了。

拼夕夕为何敢暴力抗法？

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坐大的资本开始向公权力渗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当地。

从大名鼎鼎的南山必胜客现象就可以推理，在拼夕夕总部所在的城市，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优待甚至是司法豁免。甚至还能像网传的段子一样，对某些被拉下水的公职人员颐指气使、呼来喝去。

正是这种基于资本的权力渗透，让拼夕夕的员工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错觉：资本可以搞定一切，包括国家机关！

继续强调：在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下，在一切交给市场的自由经济学说下，资本必然与权力结合，最终进化成一个只有吞噬本能、没有道德底线的异形怪胎。

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样，都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否则就不是我们参与砍一刀活动，而是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成密不透风、无处可逃的刀阵，无区别地收割我们每一个人。

浅贝

地主家的“小姐”，被世界人民嘲笑


有个抛夫弃子润到国外的女律师最近火了，因为她在外网发牢骚说——她家旧社会的时候是大地主，有着万亩良田，童仆成群，如果不是解放，她就不用辛辛苦苦靠律师，躺着能过上地主家大小姐的日子了。

结果由于推特算法打破了信息茧房，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这位的牢骚。

于是全世界人民都绷不住了，大家表示“原来你在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啊”，“你祖上活该啊”，“这下不得不更粉新中国了”。

“再一次证明了教员的伟大，他们像害怕阳光一样害怕我们的伟大导师”。

“这小妞生气是因为她得靠工资生活而不是当封建领主，笑死我了”。

“我很高兴你的庄园被没收”。

“正如萨帕塔将军所说，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

“新中国干得太棒了，什么时候轮到我的祖国啊”。

“虽然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看完这条推文我就成了共产主义者”。

“感谢这位地主家的女儿，我本来不支持中国革命的，看了她的狗屁言论，我认为我一定要捍卫新中国，她用她伟大的作品说服了我……”

一个弱智润人的伤春悲秋无病呻吟，居然让世界各国人民集火嘲讽，实在是可喜可贺，由此可见，全世界朴素善良的人民群众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讨厌不劳而获当吸血鬼的剥削阶级……唯独没有自知之明的就是那些“精神地主”、“精神贵族”，他们真以为大家会喜欢他们，会和他们共情呢。

更可笑的是，她以为她回到旧社会就可以当大小姐、当人上人，实际上她根本不知道，按照概率来说，今天不知道多少人是世家、地主的后人……难道地主家每一个后代都能得到资源吗？做梦，在生产力落后的旧社会，资源和全力是稀缺而集中的，很多地主大家族的庶出、旁支、小儿子小女儿根本没有任何地位，甚至还不如得势的家奴，你以你是什么少爷小姐，实际上你很可能活不到成年。

所以你以为为什么当年那么多地主家的后代觉醒之后，背叛家庭，投身革命，为穷人而战？因为他们见多了黑暗和罪恶，希望自己能够走向光明。

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的一件事，有人有人在网络上讲自己的祖辈，说他曾祖是教员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一个名人，宁乡的乡绅杨致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写道“县城里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这个杨致泽，是个土豪劣绅，在当年的农民运动中被枪毙了。

这位网民显然是在显摆他们家的“乡绅传承”，没想到，评论区翻车了，广大网友都在说：“枪毙得好”，“土豪劣绅就该枪毙”，“你祖上是个好汉子，好汉子值得一发子弹”。

这个杨致泽，当年在湖南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不但农民要杀他，甚至连商会人士都要求枪毙他，因为他实在作恶多端，杨致泽“当团防局长六年，擅用权威杀人四、五百之多，而且多数是冤屈者。”

1924年7月，县商会和王凌波等清算揭发团防系首领杨致泽侵吞各界救灾款的罪行。1925年冬，黄材商会组织罢市抗税和清算委员会，要求团防局长杨致泽将侵吞财政厅发还给商民的金劵现款退还给商民。1926年3月，县商会与各界发出《快邮代电》，反对叶开鑫盘踞宁乡。

10月17日，县商会与工农代表600余人赴省城，请求枪杀已关押在省城的大恶霸杨致泽，高呼“不杀杨致泽不回宁乡”。这位杨致泽，是国民党都觉得一定要枪毙的劣绅，属于恶贯满盈。

这位网民的心情和意图我能理解，他显摆他祖上是如何发达，其实是在吹他自己是如何血统高贵，同时表达自己的怨恨……

有些人呐，愚蠢、狭隘而不自知，对历史对世界对真实的民意一无所知，还天天幻想着能够回到旧社会当剥削他人、压迫他人、奴役他人的封建领主……实在是太腐朽落后了。

他们暴露了他们真实的嘴脸，他们虽然向往西方、润到西方，但他们并不信仰什么“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他们骨子里甚至都不能算是资本主义信徒，他们是旧世界的封建余孽，他们追求的是那个封建、保守、奴役压迫、吸血国家和社会、一毛不拔的守财奴的世界。

全世界正直善良的人民对“地主”都没有好感，地主阶级作为近代的基层统治者、作为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却自私贪婪，只顾不断积累土地和财富，不顾国家兴亡，不顾国家前途。他们掌握着巨量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力人口，却不肯为社会的进步做任何贡献，反而成为阻碍现代化、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在第三世界，他们甚至勾结帝国主义，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残酷压榨……他们是阻碍平等和进步的毒瘤。

他们牢牢掌握着广阔的土地、庞大的生产资料，与众多劳动力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东西，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无法建立现代的基层组织，无法解放发展生产力。

时至今日，在印度、在南美、甚至在美国，还有大量的“领主”存在。他们拥有大量的私人土地，建立了真正的“国中之国”，这些土地上的矿产、木材、地下水，全部归私人家族所有，甚至就连学校、消防、警察，都是他们的，之前宣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讲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这些领主老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很多殖人向往美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向往民主自由，而是因为他们向往那个人吃人的“爱泼斯坦帝国”，只不过他们根本不配上桌。

今天，全世界善良正直的人民都厌恶把持资源的封建权贵、吸血全社会的寄生虫，只恨没办法把他们扫除干净。

所以，那些有智慧、有理想、但苦于没有找到道路的人民，都很羡慕中国。

今天这位自称地主家大小姐的润人律师，成功地引发了短暂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也算是有贡献。

浅贝

中国永远没有产能过剩，只有生产力不足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6年5月20日 12:26 江苏
文/周伯通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永远不存在产能过剩，我打个比方来说，有人说房地产过剩了，那么请问，杜甫写的那首诗，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个愿望实现了么？并没有实现，哪怕70%的人实现了，还有30%的人没实现，都不叫产能过剩，按照《礼记·礼运》的说法，路上丢了东西没人来捡，家家户户敞开大门，没人来偷东西，东西实在太多了，人人争抢着养别人家的父母，养别人家的小孩，到了这一天，你说产能过剩了，那我才会相信你的说法。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思维路径，也就是吃饱穿暖，一个人都不能掉队，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什么奢侈品的概念，有些东西限于生产力或技术水平，产量很少，因此先只有一部分人能用得上，但是做这个商品的人，脑子里天天想的是，如何生产更多的这东西，让更多的人用得上。

其实你生产的多，比如你生产一万件，价格自然会降下来了，就和你生产五千件得到的利润一样，那我还不如只生产五千件呢！！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算经济账的，他就是要生产一万件，最好生产一亿件呢，即使一亿件的利润和生产五千件利润一样，但我就是乐意咋的了，为人民服务，我就是有成就感，我死了，老百姓也会立碑纪念我。

中国的商人确实有奸商，但我们的奸商和西方蛮夷的奸商相比，都不足一提，即使中国最奸的奸商，都是对“名声”有很重的包袱的，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为富不仁”的话，他就会低调，一般不在公众场合搞演讲，他要是敢高调的话，会一直被人骂到不做声。

中国的商人大多数都会在“名和利”中权衡，虽然他们也看重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总想着做点好事，捞点名声，比如在《地方志》上记一笔，说自己是“乡贤”，如果能记载在国家的历史中，那也不枉活了此一生。现在也有只重“利”，从来不重“名”的商人，基本都跑到美国了，接着就绝后了，这些绝后的富豪，辛苦一辈子，最后活成了洋人的力工而已。

我们国家的文化属性根本就搞不了资本主义那一套，经常有人贬低中国，说中国咋的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啊，利用西方的视觉来审视中国，好像中国文化落后，种族落后似的，请问，资本主义有什么好的？让五岁小孩去上班？让八岁小孩爬烟囱，让五个人睡在一根绳子上？闲着没事养着一群女奴隶奸着玩？

把人从这里卖到那里，那里卖到这里？然后搞“羊吃人运动”，毁掉你的家园，把你往工厂里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英国，毫无波澜，稳步推进！这要是搁中国，早就农民起义了，皇帝头都被砍掉了！因此说，并不是中国搞不了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做人，中国人民不允许资本主义诞生而已，一种极其落后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好搞的呢？

有人讲，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一说到这个词，就咬牙切齿的，说来说去，就是说中国把东西卖的太便宜了。这就是中国和蛮夷的区别，中国不是为了便宜而便宜，因为我们是成本定价法，在成本上加点钱就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买得起！

而蛮夷国家，是市场需求定价法，一个东西，谁能出的起价格，就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定价。比如定价5000元，有4000个人买得起，营收是2000万，假如定价一万元，只有2000个人买得起，但是营收还是2000万，那么西方资本家的做法，果断定价是一万元。如果定价五万元，只有200人买得起，营收假设还是2000万，那么资本家一定会定价成五万元。至于成本是多少，根本不重要!

而中国人干不出这种缺德事，比如成本50块，你让他卖五万块，哪怕是最奸的奸商，也不好意这样去卖，最奸的奸商把50块东西卖500块，他的心里都是很忐忑的。因此说中国文化属性里天生就不适合搞资本主义，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并不是说中国人搞倾销，中国人是按照成本定价法，就是卖的正常的价格而已。

中国人讲究的是要让大多数人买的起，而西方蛮夷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利润最大化，由于成本实在太低，50卖到5万，有点不像话，于是他们只好瞎编故事，讲什么情怀，搞什么圈子，划分什么阶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就是奢侈品的由来。这玩意其实在中国不好使，以前确实能唬住一些暴发户，现在基本没人当回事啊，你身上穿着所谓的奢侈品，人家当你二愣子，纯蛮夷一个。

老外蛮夷们觉得中国不和他们一起走资本主义，气的脑子冒青烟，天天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危害全世界，这群强盗恶人，他们所谓的产能过剩，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利润减少了。

中国人概念中，没有这个过剩词汇，比如你说钢铁、光伏啥的过剩了，真的过剩了么？如果农村家家户户用光伏板发电，然后用免费的电来生活，这个时候你还生产光伏板，那才叫过剩，现在做到了家家使用光伏板了么？根本就没有做到，万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享受光伏板发电用，这怎么能叫产能过剩呢？

美国强调发展的宗旨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掌握世界霸权，能控制别人的国家，能让其他人都听他话，然后他就可以敲诈别人，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

而中国强调发展是宗旨是什么，就是让全人类都吃上饱饭，没有其他任何附加的条件，希望人人能通过劳动，过上温饱的日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农业产能的发展，哪里存在着什么产能过剩的鬼话呢？只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力还是严重不足的！

短生种们从来就没有为人类长远考虑，而是人为的控制短缺，来给人类制造饥荒和灾难。这群玩意太不做人了，他们把不做人的行为美化成“资本主义”，居然说这东西高级，可怜的是短生种们管辖下的短生种，也不知道反抗，逆来顺受，默默地死去。

在历史的长河中，蛮夷们的底层大批大批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任何文字去记载这些不幸的事。这些短生种们，即便是成了富豪权贵，也依然是全身短生种的特性，那就是亡家亡国是常态，现在看到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是有历史的国家，都是亡种亡国之后，新换的一个种，新建的一个国，这就是短生种们的“短历史”！

如果要实现每个人都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国的产能是远远不足的，老外搞的什么分层消费啥的，什么王室、贵族，城巴佬，乡巴佬啥的，在中国不存在，管你什么鱼子酱、松茸、三文鱼，我一定要把产量干到价格降的足够低，一定要干到普通家庭的餐桌上都要出现这些玩意为止！

什么“山珍海味，鲍鱼龙虾”的，我就要干到满大街都是，湖里、江里、海里的产量不够，我自己挖个水塘，搞人工养殖，也得把产能搞上去，非得让每户家庭都吃得起为止！鲍鱼都被干到蒜苗一个价了，我就要让低保户也吃得起，爱咋咋地！

中国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国度，这种文字，在《礼记.礼运》篇里有详细的描述，写的非常具体和详细。只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实现他，文章长也提到了解决办法，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意思就是只有产能过剩了，满足了每一个人了，人就会文明起来，不争不抢的。

搁古代我们做不到，因此有战争有起义。现在我们能做到产能极大的发展了，如果我们还不去做，反而要控制产能，这就是和中华文明相悖的，是朝着蛮夷国家的路子走，这是可耻的，是违背祖宗的决定的，因此我们每个人要知道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中国每一个行业的产能都必须大大的过剩，才能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