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与卓越——突破瓶颈的困难 （落后的案例）

浅贝

娃哈哈的陨落与挣扎：“草根皇帝”宗庆后到底做错了什么？

“三十而立”的娃哈哈，似乎要有大动作了。娃哈哈帝国的创造者——年过72岁的宗庆后，在三十周年庆典上一改“不差钱、不上市”的态度，表示对资本市场产生了兴趣。在几家知名的“不上市”企业中，娃哈哈就是其中的一员，如今一反常态，立刻成为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

娃哈哈如今一年销售各种饮料超过300亿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喝21瓶，虽然年营收已下跌三成，但仍有529亿元的规模，员工人数超3万，累计营收超4600亿，纳税526亿，仍然是中国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饮料企业之一。

“不差钱”的娃哈哈为何退出“不上市”联盟？

中国的A股市场，客观上讲在制度设计上是存在不合理性的。正因如此，A股市场一度被诟病沦为一些企业圈钱之地，一些民企争先恐后来股市圈钱，形成了A股独树一帜的“IPO堰塞湖现象”，作为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老干妈、娃哈哈、顺丰、华为等，都曾明确表示不会上市圈钱，也因此被广大投资者刮目相看。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那么，为什么宗庆后以前对上市不感兴趣呢？这也许跟娃哈哈早期的经历有关。娃哈哈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一家校办企业做起，在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政府牵线将法国 “达能”引入娃哈哈，组建中外合资企业。但是这次的合作，最终在不停的官司中结束。

达能在联合香港企业获得合资企业控股权之后，想要赶走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局面一度十分被动，好在最后在中国商标主管部门帮助下，以商标转让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为由，仲裁委员会裁决杭州娃哈哈集团胜诉。由于资本经营闹得如此不愉快，使得宗庆后对杭州娃哈哈集团挂牌上市缺乏兴趣。

人生总会有起伏，企业也是如此。1987年创立的娃哈哈，用了4年时间就将产值做到了2.17亿元，在2003年实现了100亿的突破， 2013年走上巅峰，营收达到了782.8亿，乐观的宗庆后将2014年的目标订在了千亿。但是事与愿违，2013年成为了娃哈哈的转折点，2014-2016年娃哈哈营收分别为720.43亿元、494.74亿元、455.92亿元，名次从31位跌至104位。娃哈哈业绩下滑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原有明星产品销售业绩的下滑，是娃哈哈业绩整体下滑的主因，自家爆款产品“营养快线”在2009年单品就能突破百亿，在2014年达到巅峰的153.6亿元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115.4亿元、84.2亿元，几乎腰斩。而在瓶装水市场中，娃哈哈的排名已从第四滑落至第六，市场份额也从2015年的6.7%下滑到5.9%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老对手农夫山泉的年营收已经突破150亿元，但娃哈哈近几年在饮用水和饮料市场上却基本没有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娃哈哈的产品没有跟上消费者的需求，包装多年来几乎不变，对年轻人来说，显得非常“土”，直接导致竞争力的下降。为了走出困境，上市，也就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

饮料界的“腾讯”

提起娃哈哈，首先进入脑海的是这几款经典产品：王力宏代言的纯净水、小时候最爱的AD钙奶、八宝粥以及曾经风靡一时的营养快线，这些产品给娃哈哈贡献了大部分的业绩。人们印象中好像很久没见到娃哈哈有什么别的产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娃哈哈一直在不停地推出新产品，它生产过的品种已经超过300种。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那么问题来了，一直在出新品，那为什么好像从来见不到？这就要从娃哈哈的策略和经销体系说起。娃哈哈大部分的产品路线和推广方式几乎一致——复制、模仿。在市场上找已经成功的饮料对标，迅速复制出来，再大肆打广告。

业内有句话，市面上哪款饮料卖得好，娃哈哈就有90%的可能性造出同款。例如非常可乐、冰红茶、呦呦奶茶、启力等，都能找到原型。所以，娃哈哈在业内还有个外号——饮料界的腾讯，当然，这形容并非褒义。

再来说哇哈哈的经销体系，多年的深耕造就了强大的“联销体”模式，全国近1万家经销商、几十万家批发商、300多万个零售终端，可以在短短一周内就把新品铺到农村的每一个小卖部。所以在中国市场野蛮发展的年代里，娃哈哈采用的“复制模仿”策略让它能够获得巨大成功。

但是这个套路已经用了20多年，在当下就显得有些过时了，当传统销售体系和渠道受到挑战，消费者对品牌越来越挑剔，再加上饮料市场越来越细分，娃哈哈的产品就越来越难卖。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频繁跨界 碰一鼻子灰

跨界，是娃哈哈最近几年干的最多的一件事，但可以说是“碰一鼻子灰”。童装上市12年，年销售额始终徘徊在2亿元，突破无望。2010年进军奶粉行业，推出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爱迪生”，市场份额至今不足1%。随后在2012年涉足零售业，开设首家娃欧商场，经营不到3年，便悄然关闭。2013年，在白酒业告别“黄金十年”之时，娃哈哈高调进入白酒行业，推出领酱国酒，但效果都不理想，还被传出内部强制购买的丑闻。

面对瓶颈，娃哈哈近期将中老年保健品、中医食疗产品作为新的突破口，并试图变革渠道。早期宗庆后对马云提出的“新零售变革”不屑一顾，怼马云是胡说八道，当时马云曾隔空喊话宗庆后，“不是技术让你淘汰，是落后思想让你淘汰，是不愿意学习、自以为是让你淘汰。”如今，宗庆后也主动跟阿里合作，营养快线和AD钙奶都已经和支付宝展开试水。

娃哈哈在拯救业绩的路上一直在不停尝试“多元化”的战略，但可以说屡战屡败，反而成了拖油瓶。简单粗暴的“土豪式”砸钱，想靠饮料的强势渠道优势嫁接到新进入的产业方向，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盲目的多元化反而分散了资源与精力。

宗庆后无法不焦急。在2015年经销商年会上，宗庆后曾豪言：2016年娃哈哈将强化对核心城市市场的开发和渗透力度，向城市进军，编织一个“青春加速，王者归来”的不老神话。但实际效果不如人意，《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娃哈哈以494亿的收入排名第70位，相比上一年娃哈哈营业收入直接下降了226亿。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上市或另有含义 仍存障碍

对于娃哈哈这种已经成立30年、销售额近600亿的饮料帝国来说，常年固有的产品思维和销售体系已经很难推倒重来，消费者对娃哈哈的认知也停留在很多年前。中国消费市场日趋成熟，饮料市场更是日新月异，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跟不上时代的产品被淘汰也是必然。让消费者买单，就得迎合消费者的喜好。

根据质量协会的报告显示，随着人们健康消费意识的升级，果汁饮料、饮用水等健康型饮料市场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16年消费者偏好度最高的饮料是包装水，最低的是碳酸饮料，可见碳酸饮料已经逐渐被冷落。大健康概念是近年来主流趋势，消费者对于高糖、高热饮料的偏好度也在持续走低。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要升级，就要舍得花钱。娃哈哈近年来增速放缓是不争的事实，在多线开展、全面升级的情况下，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此时引入外部资本，实际上是降低企业风险的一种举措。但至于娃哈哈什么时间、在哪里上市，宗庆后并没有明确表明。

另外还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娃哈哈由15000名股东参股，要上市就必须直面股东数量不能超过200这一法律规定，对这么多股东进行整合难度较大，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其实娃哈哈要上市的传闻，上半年就已经有了。今年4月1日，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糖果发布公告称，恒枫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计划收购公司不少于50%的股票权，而恒枫香精香料的最终实际拥有人为宗庆后独女宗馥莉。外界猜测，此次收购是娃哈哈谋求借壳上市，但收购最终并未成功。

娃哈哈谋求上市，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上个月宗庆后被问到接班人问题的时候，表示“现在的民营企业肯定一大半不会由子女接班，最后还是管理层接班，因为子女大多是国外留学回来，眼界不一样，实体产业也不太愿意干。”

而正因为考虑到管理层接班的缘故，那么就必须考虑管理层的利益，如此一来，仅靠每年的分红是很难满足管理层的利益需求的，只有上市才能实现管理层利益的最大化。

浅贝

香港“殖民地思维”令李嘉诚惨失2000亿，出路何在？


为何香港屡屡错失科技发展的机遇

华为最初做交换机，是代理一家香港公司的产品，但赚钱后就大量投入研发自己的产品技术，而当初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现在早已经无人知晓了。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兴通讯还是中兴半导体时，是与两家香港资本的合资企业。该公司在最初开发出5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赚取极为丰厚的利润后，两家港资与经营者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港资力主把利润尽快分掉，而以侯为贵（时任中兴半导体总经理，前中兴通讯董事长，现已退休）为代表的企业经营者，包括大股东，都强烈支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最终，双方彻底闹翻，这种局面逼得侯为贵竟然带领全体员工离职，成立集体所有制的中兴维先通，再回过头来与港资已经撤出的中兴半导体合资成立中兴新半导体，由后者再发起成立中兴通讯。由于这个过程如此复杂曲折，大众至今都搞不清中兴到底算国企还是算民企。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兴、华为这两家中国通信业的国际巨头在发展初期都存在港资背景，但为什么那些港资却都没有将产业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的层次呢？本来深圳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今天的位置，是有历史的可能性被两家香港公司占据的。


毫无科技创新梦想的香港资本


香港资本最初到内地，特别是广东一带，很多是在做初级加工业。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企业家是典型的代表。李嘉诚最初是靠生产塑胶花起家的。内地刚刚开放时，有大量香港资本抓住机会在内地开厂，从香港拿定单，交到内地的这些工厂生产。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这一类企业今天依然大量存在。但是，内地（特别是深圳）经过几十年发展，现在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一些巨头甚至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港资起步更早，却至今几乎见不到有技术含量的研发型企业。
深圳大学1983年刚刚建立时，还是一所三流甚至四流大学，而当时香港就有好几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高等院校。香港绝对不是没有实力，更不是没有条件，历史机会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当年香港真的有心，形成“香港研发、深圳东莞生产；香港总部、全球市场”的模式，近乎是完美的历史必然。但很遗憾，这个局面没有成为现实，几乎一个个案也没有。原因何在？



有梦想才可能有现实



美国励志作家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1883-1970）的“成功学全书”是从香港传到内地的。他的理论原理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有梦想未必能实现，但没有梦想肯定不会有现实。
真不知道香港同胞们自己有没有认真看过希尔的成功学著作，他们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就认为，华人公司在技术上绝对不可能超越欧美公司，甚至跟随紧一点都不可能，想都别想，更别提去做了，顶多只能做些加工赚点辛苦钱。这就是当年香港资本在中兴和华为发展的一开始就与它们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实上，如果当年中兴的两家香港投资方不离开中兴，就算他们坐着不动，什么事都不干，今天的香港都有资格在全球通信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中兴则很可能会在香港拥有一个规模宠大的研发中心。不是没看到通信业的机会，不是没看到整个中国的市场需求，否则他们当年就不会投资中兴了。
但当他们的投资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怎么会不是兴奋地选择追加投资占更多股份，而是不惜闹到与被投资的企业当面拍桌子，也一定要失去继续获得更大成功的历史机会呢？那需要令人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做到？
如果已经投入中兴的资本在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后都会坚定不移地退出，就更别提去假设当年与华为合作的那家香港交换机公司会投资华为，然后与其一起成长了，但为什么就绝对不可以？那家公司应该在合作中充分地看到了华为的市场能力，华为要想更大的发展，该公司把自己从华为身上赚的钱返还一点点作投资，为什么就绝对不行？但如果认为华为绝无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大公司与欧美公司竞争，那一切就都免谈了。



为什么李嘉诚的投资也回避科技创新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这么认为还说得过去，但李嘉诚之子李泽楷1999年通过电讯盈科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的股票。时隔不到两年，李泽楷将腾讯股票以1260万美元卖给南非的MIH控股集团。当时的电讯盈科现金流其实非常充足，手持现金逾10亿美元。如果他们不退出，现在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亿人民币以上，比整个电讯盈科现在的市值还要高，相当于李嘉诚最近卖出的香港中环中心价值（总价402亿港币）的几乎六倍。当年那个投资退出还算是赚钱的，但他为什么在那么早就抛掉一个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诚的投资哲学是“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有时最后一个铜板真的并非“显得”或让人“感觉到”是一个铜板，而看起来像是一块金砖。因为在基数是10块钱的时候，就算增长一倍也只是赚10块钱，而基数在10个亿的时侯，即使增长10%的“小铜板”，利润也会是1个亿。所以，越是到最后濒临崩盘的时侯，再多守一小段时间的利润预期就越大，但这样一来，往往最后因追求看起来是大金砖、而实际上是小铜板的小利而套死在山顶上。因此，李嘉诚的投资哲学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腾讯的这个项目在其抛出后又增殖了千倍以上，显然后面真是一个大金库而不止是一块金砖丢了，前面赚的却真的只是一个铜板。
客观地说，当年李泽楷抛出腾讯股份的时候，时间上正遇到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如果有大环境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香港楼市的泡沫也破灭过，并未见李嘉诚慌张，他可是经历过无数风雨、见过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坚定地认为腾讯绝对不可能成长为国际级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泽楷的团队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最初精准看好的筹码这么早就抛弃掉？

李嘉诚现在抛掉了内地与香港上千亿元的资产，作为商人，高抛低吸这无可指责。他对看好了几乎一辈子的房地产前景变化敏锐的商业嗅觉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诚名下长江实业集团发布公告，以402亿港币出售香港中环中心，创造了香港物业交易最高记录，此事引起媒体一片关注。相信他作为该领域长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该交易是经过精心计算后的作品。问题只是，为什么作为香港最杰出代表的商界精英，不会想到借助现在创新的热潮大量投资于中国人的科技创新企业，而是要把变现的大量资金投到英国的水、电、天然气呢？这些基础性的资产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观地说，李嘉诚家族算是香港商界里努力尝试和投资新兴科技最多的企业之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创新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和突破，已经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极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认为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是他应当努力去重点抓住的战略商机。如果只是李嘉诚一个人这么认为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诚和他的家族什么事情都要做，并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对李嘉诚任何合法的抛售投资行为有任何不当地非议，其实这样的指责是太过高看香港资本在今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了，虽然其曾经在历史上起到巨大作用。当年中兴如果不是下那么大决心与投机性的港资坚决分手，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现在内地一些城市让人头疼不已的土地财政问题，别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带着这种深厚基因的投机性港资，其价值是正面还是负面真的已经很难说了。



“殖民地思维”作崇



现在唯一需要讨论的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香港资本始终与内地近几十年逐步加强的科技创新热浪“绝缘”？请读者认真品味一下“绝缘”这个词，当年真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有大量机会早就已经握在港资手上，真的是港资自己坚定不移地绝缘掉一切与科技研发有关的商机。这种“坚定不移”是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资企业，眼睁睁看着身边不断兴起的中兴、华为、比亚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业榜样，却还是永远坚守“初心”无动于衷。为什么呢？这才是香港需要认真深入反思的问题。

当然，香港还是有像曾宪梓先生创立的金利来这样难得的、一直持续追求品牌和品质的做实业者，但香港绝大多数企业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确都不曾用过心思。
何以如此？我认为是香港在过去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时期长期形成的“殖民地思维”作崇。什么叫“殖民地思维”，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就是内心深处潜意识里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为，无论有多少铁的证据反驳这种观念，都在骨子里坚定不移地迷信这一点。什么是自由？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在牢中服刑了27年，但身体上的枷锁丝毫没有阻挡住他持续思考如何将南非建设得更好的思想活动。而在很多可以随意到大街上高喊要自由的香港人身上，你分明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完全没脑子的行尸走肉。如果缺乏以测量数据为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一切自由的口号都只会变成把思想禁锢得如同石头一般的沉重枷锁。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在南京邮电大学学习电子测量的时侯，香港一个城市的电话用户数是360万，整个内地才320万。而到了2017年9月，内地一个月新增的4G用户量为1750.6万，是香港2016年全市人口（737万）的2.38倍。
1996年回归之前，香港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已是1.21万亿人民币，要理解这个数字令人恐怖到什么程度，只需要知道它是当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苏州、杭州、无锡等9个城市GDP的总和即可。二十多年过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币2.1万亿，北京和上海已经各自分别超过香港，而GDP超过万亿人民币与香港算同一数量级的内地城市总数已经达到12个。2017年深圳经济总量超过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悬念。5年到10年之内，香港沦落为中国二线城市的前景基本上已经确立， 还有悬念的只是它会不会继续沦落为三线城市。



整体创新的自信缺乏绝对成问题




我当然不会盲目鼓励甚至简单鼓吹科技创新，更不是要制造“科技创新，一抓就灵”的新迷信，而是要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并深入地研究相应的规律，持续提升对科技创新的判断能力。
以视频安防领域为例，我所在的公司早就有数字视频技术甚至数字视频监控运作基础的，我们也的确仔细调查论证过是否要介入当年IP摄像头这个市场。但这个领域与我们公司原有的市场体系是存在重大差异的。我前几年负责海外业务时主要采用的是渠道营销方式，而在国内基本是直销方式。安防产品在国内主要采用渠道方式，同时，这个产品又是与广电完全不同的专业市场。当年我们公司在做过大量调查研究后主动放弃了这个产品。这个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今天也很难去评估，毕竟，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表面看来有一定基础可能反而是更多的障碍，如同器官移植一样，因基因不同很可能存在排异反应，严重得甚至会引发生命危险。
另一个也是做视频的科达公司在国内会议电视领域算是领导者，它选择进入了安防领域，到现在这个决策是对是错其实也还没最后验证出清晰的结果。在这样一个专业领域如果进不了前三名，那竞争到最后就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
仅从企业的微观上看，各自选择的方向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是，一个社会整体上如果全都对科技创新视如禁区，没有任何自信心，那的确就成问题了。
什么是自信？曾有一个流行的故事说当华为的销售额超过爱立信时，华为高层马上开会讲：大事不好，遇到大麻烦，华为销售额已经超过爱立信了。从这个流行说法里，不难察知这样一种尴尬：中国人往往暗中梦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引领世界，但出于长期的落后形成的思维定势，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明明兴奋到心都要跳出来，仍要强行按奈住激动、故作镇定，矫情得要命。
而宇视科技的总裁张鹏国先生在谈到中国人工智能（AI）视频安防领域的科技地位时，却很平静地表示，中国安防技术对国外（当然包括所有欧美同类企业）全都是“降维攻击”，只是降几维的问题。在中国是第几，在世界上就是第几。从一开始中国AI视频安防技术上就是领导世界的，这个领域从来就没尝过“落后”是什么滋味，也从来就不明白还有所谓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因为自己就是。只有自信到根本不需要自信、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时侯，那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在数码科技负责海外市场时，曾推动设计开发了全球首创的EMR（媒体综合处理平台）这种完全统一平台的数字电视产品，可以将过去上百种不同数字电视产品集成在单一的平台上。有一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广播电视展览会（IBC）上，国内过去的客户听我介绍完这个产品技术后非常激动地问：太好了，你们这个技术与国外公司相比还有多少差距啊？我告诉他们：国外公司？和我们相比嘛，那差距确实还是有的。“啊？啊！好啊，好啊”。为什么中国人都到今天了还老是要把什么“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根本没出息的东西当回事儿呢？自从我所在的“数码科技”公司开发出EMR后，所有欧美公司包括美国的CISCO等全在追随这个事实标准。德国最大的数字电视科技“民族企业”Blankom不仅山寨了EMR整套产品架构，而且连产品名字的创意都是山寨我最初给EMR起的名字“魔术师”，居然叫“变色龙”。不要以为欧美公司不会山寨，人家山寨能力一点儿不比咱差，就是过去我们老是不给人家机会而已。

范冰冰：从没想过嫁入豪门，因为我就是豪门、

义和团香港复辟？




香港一直在自我进行产业降级，不断地降。降到今天，商界的顶尖精英李嘉诚宁可抛掉香港的资产，也从没推动整个香港系统地思考一个简单之极的道理：只有进行产业升级，尤其是科技创新，才能活得更好。但就算这样降级去做服务、旅游、购物其实都有大量吃喝不尽的商机，只要能让内地每人去一次香港，就足够香港活得很好了。
但香港的一些“精英们”却要不断地占中、闹事，一定要闹到生意来源逐步断绝才算死心。前些年当内地游客去多了，生意太好的时候，一些“精英人士们”居然不认为应当抓住机遇扩大服务能力，扩大生意规模，加快与深圳连接的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建设，提升服务质量......而是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制定一堆又一堆莫名其妙的法律规定，限制和驱赶这些生意！总有人极力阻碍连接深港之间的高铁等交通网络的建设，心思都花在以为再改改某些法律条款就能让香港怎么样一类事情上，就如同认为在哪个庙里烧几柱香就能让香港发更多财一样不可理喻。香港大多数的市民显然是反对这种闹法的，可是一个地区的思维是深刻体现在少数精英群体里的，如果香港的精英群体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就算90%以上的普通市民都反对，依然会对整个香港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因为做投资和创业导师的关系，这些年我看过大量内地、港、台以及美国硅谷、以色列的创业项目。创业是很艰难的，客观地说，各个地方的创业成功率都不会很高。但先不管成与不成，内地创业者做的项目本身是什么呢？机器人、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太阳能、新能源汽车、相变存储器、超高速船舶、智慧农业、新材料......基本上与硅谷、以色列创业者考虑的是相同层次的问题。而香港的创业项目呢？改进快餐饭盒以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饮连锁......这类项目当然不是不能做，但如果连香港最具创新力的一批年轻人，最多能考虑的也只是这一类事情，怎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那些考入国际排名那么靠前的香港高校的高才生们，难道除了占领大街打打麻将，搞些莫名其妙的打什么黄伞白伞的运动，对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居然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吗？从部分香港青年人和所谓的“精英”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类社会最具活力的前沿科技思想，而是与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白莲教差不多的行为方式。


十年后的香港与深圳



深圳还算是有特区的政策，而其他内地城市并没什么太特别的政策支持都发展得那么快。香港的政策环境显然比深圳还要特殊自主得多，还想特殊到哪里去？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不是迷信出来的。几十年前，深圳能以成为香港的后花院而感到是一个机遇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如果香港自以为是的部分“精英”群体再不尽快深刻反思真正问题所在，将“殖民地思维”彻底荡涤干净，只要再过十年时间，香港能否还有资格作深圳的后花园，或许都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十多年前就流传一个段子——
深圳特区成立不久，一群母亲抱着孩子在皇岗口岸遥望南方：你们看，那边有好多高楼大厦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后来，是香港的母亲们抱着孩子遥望北方：你们看，那边有好多高楼大厦的地方，那就是深圳。
在科技方面，中国即将全面领导世界。树立这样的决心、信心和平常心，一切梦想都将顺理成章，变成现实。本文的话可能有些刺耳，但并没把香港当外人。回归都二十年了，都是兄弟，香港也该向内地城市的发展看齐了。

浅贝

别了！刚刚，两大手机巨头倒下！

当年羽扇纶巾、倚天屠龙的江湖老大，今安在哉？

诺基亚、摩托罗拉、黑莓……一个一个谢幕，如今又有两大手机巨头做不下去了！

一

一代枭雄，富士通出售手机部门！

近日，富士通在官博上公布将出售旗下手机部门的消息，意味着富士通手机将退出市场，今后日本本土手机品牌只剩下索尼、夏普和京瓷（部分新兴品牌未计入）。

曾几何时，几乎每一个日本科技品牌都拥有手机产品线，例如三菱、三洋、NEC、东芝、卡西欧、松下、索尼、富士通、夏普、京瓷、日立等等。

随着市场竞争，各品牌不断舍去手机业务，并且在2011年前后出现了抱团潮，强者并掉弱者，富士通也在当时收下了东芝手机，全盛时期一年手机销量超过800万台！

二

LG手机正式退出中国！

就在2月2日，一位LG北京办事处代表对《中国经营报》承认“手机业务退出中国了”！

作为手机巨头LG其实已亏损多年，据TechCrunch网站报道，LG旗下智能手机部门LG Mobile仍在以惊人的速度亏损。

这家韩国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亏损2132亿韩元(合1.9233亿美元)，尽管比上个季度的3753亿韩元(合3.3137亿美元)有所收窄，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情况会很快发生好转。

事实上，LG在中国也曾有过辉煌时期，曾推出的经典手机，更是受到了许多用户的喜爱和追捧。

比如，2006年推出的“巧克力”系列，凭借时尚轻薄的外观，一度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滑盖手机之一。

尽管这款手机价格不菲，达到了4000元以上，但一年内，巧克力手机在中国销量仍达到60万台，占据LG当年在华手机销量的20%，销售额占比40%。

2008年，LG手机销量更是超越摩托罗拉和索尼爱立信，位列诺基亚和三星之后，排名世界第三。

然而， 在2G转3G的重大变革时期，LG手机却没能抢占到先机，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功能机上，一步错过，步步错过！

如今的LG，在中国各大商场手机柜台上基本上已没了踪影。

三

两大巨头在中国倒下，背后原因让人意外！

LG在对外媒体的采访时直言：不是我们不行，实在是中国国产手机品牌太厉害了！

换句话说，这两家手机厂商的衰败，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手机品牌的强势崛起！退出中国市场也是无奈之举。

LG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品牌的激烈竞争”是促使其陷入苦苦挣扎状态的主要原因。你可以想象，OPPO、vivo、华为以及小米等品牌，它们凭借有竞争力的中档设备几乎已经占领亚洲市场。

四

中国手机崛起！

近年来国产手机凭不错的性价比在市场中逐渐强势，据国际调查机构GFK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手机市场上国内品牌占绝对主导地位。

不仅仅中国本土，甚至海外市场，许多外国友人已经开始为国产手机疯狂了。我们看到了，中国手机在印度销量逆天！

我们看到了，华为手机点燃海外。

中国企业已经不是昔日之吴下阿蒙，早已经脱胎换骨，脱掉了“山寨大衣”，不断争夺核心技术，越来越多地扮演着“领跑者”角色，走向世界！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丛林里，最终能存活下来的，往往不是最高大、最强壮的，而是对变化能作出最快反应的物种。

而企业，需要其快速做出反应的，显然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变化。

五

写在最后：

酷派、HTC、Vertu的落幕，其实也不用太伤感。试想，诺基亚、摩托罗拉、黑莓……这些当年羽扇纶巾、倚天屠龙的江湖老大，而今安在哉？

多少企业快速成功，又有多少企业分秒之间陨落。机会风口一来，多少企业又将迅速崛起，跃上前台。风口一旦消失，有多少企业无可奈何花落去。

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降到了2015的12年，称得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十来年。

你不主动改变自己，别人就会来改变你；你不主动颠覆自己，别人就会颠覆你。当年如果马化腾没有下决心去搞微信，来颠覆自己的心头肉QQ，现在的腾讯，或许......

在这样一个时代，企业必须步步惊心、步步为营、步步颠覆自我。对很多个人和企业来讲，最宝贵的或许不是资金，而是拥有自我颠覆的勇气。

在这样一个十倍速变化、十倍速崛起、十倍速消亡的时代，只有勇于革自己的命，才是真正保自己的命！

浅贝

　明明很努力却搞错了方向 说的就是TCL和联想的手机业务？

　　作者：刘步尘

　　如果跳不出目前的思路，TCL手机依旧没有未来，这是TCL手机的宿命。对于TCL手机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发布新品，也不是由李东生亲自操盘并代言，而是坐下来好好检讨检讨过去十几年究竟做错了什么？否则，做再多的努力都没用。

　　4月10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TCL集团(3.390, -0.06, -1.74%)董事长李东生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论时表示，“过去两年，手机行业面临残酷洗牌，但TCL依然不会放弃智能手机。”

　　李东生此番表述，基于两个背景事实：

　　一是2017年，TCL通讯销售手机4387.6万台，同比下降36.2%；仅2017上半年，TCL通讯就整体亏损了8.52亿元，成为TCL集团四大主要业务板块中表现最差的一个。

　　一份由GFK提供的sell-out出货量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联想手机国内销量179万台，位居第十，占有率不足0.5%。而TCL手机销量尚不如联想，前十名都没进。


　　二是2018年以来，中国手机行业整体形势趋于严峻，1-3月份，智能手机出货量8137万部，同比下降26.1%。金立、魅族均传出经营困难的消息。

　　这意味着，TCL手机2018年面临的是一个比2017年更加严峻的市场环境，可谓“内外交困”。

　　因此，李东生的表态，看起来更像自己给自己打气。

　　事实也是这样。从TCL已经对外释放的信息，公众依旧看不出TCL手机2018年有复苏的迹象。

　　我愿意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TCL手机，从战略层面审视这个企业的经营之道。在我看来，TCL手机是典型的“精于技而盲于道”，在产品与营销等战术层面用心过多，而战略层面思考严重不足。

　　2004年，TCL手机达致巅峰状态，标志性事件是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但是很快，TCL手机业务急转直下，并从此一蹶不振。当然，不幸不止发生在TCL一家企业头上，当年另两家名牌——波导、夏新，也未能幸免。


　　此后十几年，TCL手机一直艰难生存，勉强凭出口业务维持生计。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严重结果？遗憾的是，十几年来，我们从不曾看到TCL官方对此进行过检讨和反省。我恰恰认为，这正是TCL手机难以东山再起的结症所在。

　　我甚至敢于断言：如果跳不出目前的思路，TCL手机依旧没有未来，这是TCL手机的宿命。对于TCL手机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发布新品，也不是由李东生亲自操盘并代言，而是坐下来好好检讨检讨过去十几年究竟做错了什么？否则，做再多的努力都没用。

　　究竟什么拖了TCL手机的后腿？

　　我认为，TCL手机处境尴尬，实乃三大因素使然：

　　一是品牌形象严重老化。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T、C、L”三个字母对TCL旗下产品根本形不成技术与品质层面的背书，尤其对手机这种技术要求高、迭代周期短的产品，更是如此。

　　二是TCL传统家电企业的身份，不利于经营手机这种产品。虽然TCL是中国著名家电企业，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并不是一家科技公司。在人们潜意识里，手机是对科技要求比较高的产品，只有科技公司才能做得好，比如苹果、华为、三星。


　　也许有人会说，“三星不也是一家家电企业吗？”没错，三星的确是一家家电企业，但三星是一家拥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家电企业，三星研发投入连续多年在100亿美元之上，TCL不具备这样的研发实力。

　　还有，家电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虽然我认为这是偏见，但的确给不少具有家电背景的手机企业造成公众认知层面的困扰。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在中国，但凡贴着“家电企业制造”标签的手机，无一不是经营惨淡。

　　为何三星会成为全球手机的老大？因为三星和华为企业属性相似，都是科技型公司。因此，三星手机能够成功，不意味着TCL手机也能成功。

　　三是产品个性不清晰。华为手机技术优势明显，小米手机互联网色彩强烈，OPPO手机青春时尚……如果你问“TCL手机有什么优势”，我相信99%的人给不出答案。

　　这就是TCL手机的尴尬之处：品牌个性不清晰，产品缺乏差异化优势。须知，没有差异化优势的产品是可以轻易被替代的，因为你没有必须存在的价值。


　　虽然存在了二十几年，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没有存在感，这就是TCL手机。

　　TCL手机曾经有过一次可能崛起的机会，遗憾的是，决策层短见与急功近利心态，最终让TCL失去了这个机会。

　　2016年4月7日，刚刚上任TCL通讯集团全球COO兼中国区总裁的杨柘，在TCL手机春季新品发布会上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一个女医生和100个女人站在一起的时候，自我认知是医生；一个女医生和100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自我认识是女人。

　　他的思考是：“TCL手机要寻找品牌差异化的认知”。

　　怎么实现品牌差异化呢？杨柘给出了他的结论：“TCL手机不在于去秀肌肉，比参数，而要拼气质，做一个知书达理的文科生。”

　　随后，人们在各大机场候机楼看到了TCL手机的广告：“美好，宛如初现”。

　　这是TCL手机多年来第一次重新思考自己的品牌定位。


　　遗憾的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不到一年时间，杨柘就从TCL离职。据说离职的原因是因为TCL通讯当年业绩太差，与李东生的期待相距甚远。

　　在我看来，杨柘入主TCL的最大意义，在于他开始从战略层面思考TCL手机的未来，这是一个重大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契机。俗话说，“在同一个地方栽倒两次的人是愚蠢的”，而TCL手机在同一个地方栽倒何止两次、三次！当一个人栽倒再爬起来的时候，他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往前走，而是认真地想一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栽倒？”

　　唯有思考才有可能改变，唯有思考才能让人变得智慧，而改变需要时间。

　　遗憾的是，李东生的焦躁心态不给杨柘做出改变的时间，他希望TCL手机当年就出成绩，就冲销量。

　　有人这样评价李东生：人很精明，但追求短期效益，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下属没有耐心。

　　李东生亲自挂帅，未必能给TCL手机带来好运

　　2017年12月19日，TCL集团发布公告称，TCL通讯科技董事会聘任李东生兼任TCL通讯科技首席执行官、执委会成员。

　　这一次，李东生亲自披挂上阵冲上手机最前线。

　　我曾经问网友：“你觉得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和格力电器(46.190, -1.26, -2.66%)董事长董明珠相比，谁的个人影响力大？”我得到的答复是：95%+的人认为，“李东生完全没法和董明珠相比”。

　　事实是，即使董明珠个人号召力巨大，其亲自代言的格力手机依旧不为消费者所接受，格力手机已经推出三代产品，但代代堪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甚至不少人认为格力手机事实上已经失败，只是董明珠不愿意承认而已。


　　一个问题是：如果以董明珠那样的影响力都不能让公众接受格力手机，李东生的个人影响力足以让公众为TCL（实际上是黑莓）手机买单吗？

　　我不知道是谁推动了在“李东生”和“TCL手机”之间建立强关联的努力，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无脑的建议。

　　须知，李东生早已被贴上“中国第一代家电企业老板”的标签，这个标签放在今天由马化腾、马云、雷军等一众互联网领袖主导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标签。一个毋庸否认的事实是，在许多年轻人眼里，李东生已经“廉颇老矣”。

　　事实上，即使雷军形象如此年轻，甚至被追捧为互联网精神领袖，小米手机还是聘请了当红明星吴亦凡代言，而不是由雷军亲自代言——虽然雷军是小米手机事实上的形象代言人。

　　因此，李东生本人冲在TCL手机第一线并亲自代言，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

　　这仍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李东生究竟能给TCL手机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

　　至少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人们没有看到TCL手机的变化，甚至变化的苗头也没有看到。相反，当人们看到李东生手里拿着的依旧是密布物理按键的黑莓手机时，瞬间有一种从历史穿越而来的感觉。


　　黑莓固然可以坚守家族基因，好比诺基亚始终不愿意向苹果低头一样，但是消费者可以用自己的脚做出投票。

　　身兼TCL集团董事长及TCL通讯科技首席执行官，李东生手中拥有比杨柘可利用资源多得多的资源，但是至少在过去四个多月，公众没有看到TCL手机的改变。依旧将黑莓手机作为中国市场主打产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家尴尬的企业，它就是联想。

　　和TCL手机同病相怜的，还有联想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李东生主导收购汤姆逊彩电与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与柳传志/杨元庆主导收购IBM PC业务及摩托罗拉手机，无论形式还是结果，都惊人地相似。

　　还有，李东生在TCL手机上表现出来的焦躁心态，和杨元庆在联想手机上表现出来的焦躁心态，同样是惊人地相似。
　当然，摩托罗拉和黑莓，同为没落的手机贵族，这一点也是惊人地相似。

　　过去多年，联想手机业务来回摇摆，始终给人“始终找不着北”的感觉；TCL手机亦然，每年都说要重回中国主流阵营，却年年落空。虽然拥有自主品牌TCL，但TCL手机业务却将希望寄托在完全无品牌所有权的阿尔卡特和黑莓身上，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在前不久，联想抢先发布了一款区块链手机，结果收获的不是赞美而是一大片“蹭热点”的嘲笑。

　　TCL和联想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手机的尴尬，比如李东生说“TCL依然不会放弃智能手机”，但是，现实就是比愿望骨感得多。

　　船行大海，第一要做的绝不是开足马力前行，而是确定正确的航向。而TCL和联想，看起来就像两艘偏离主航道太远的大船。

　　实事求是讲，我对这两家手机的未来不抱希望——尤其在本土品牌大洗牌即将开始的今天。

浅贝

评:联想集团被恒指除名 拿着榔头敲不醒的更是杨元庆


　最近，萎靡不振的联想集团(3.71, 0.00, 0.00%)“屋漏偏逢连夜雨”：5月4日，香港恒生指数(30536.14, 133.33, 0.44%)有限公司宣布，从6月4日开始，联想集团将被从“恒生指数50只成份股”中剔除，由石药集团(21.4, 0.00, 0.00%)取而代之。

　　由于离真正被踢出恒生指数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笔者预估，这个消息将持续发酵，如果没有意外，将成为联想集团今年上半年的最大负面消息，深刻地影响联想集团的股价和市值。

　　恒生指数的成份股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其总市值占香港联合交易所市场资本额总和的90%左右。被纳入其中的企业，是名副其实的标杠企业；被踢出，意味着发生了从卓越到平庸的质变。


　　纳入恒生指数成份股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企业的股票市值和成交额排名。联想集团被除名，意味着联想集团的市值已经大幅缩水，无法满足恒生指数成分股的高标准了，股民对联想集团也是信心不足，“日活”大减。

　　在过去十年被踢出恒生指数的股票，股价平均损失了48%，联想集团是更上一层楼，大大超越这个数，达到56%。联想集团曾经市值过千亿，现在掉到了只有515亿，正好被拦腰斩断。

　　这也是联想集团被第二次踢出恒生指数阵营。联想集团在2000年被第一次纳入恒生指数，六年后被踢出，2013年被重新纳入。现在看来，要第三被纳入恒生指数，难度可能要比以前大得多，用的时间可能更长。目前的联想集团，无论是从电脑、笔记本业务，还是智能手机业务，都在大幅萎缩，急剧下滑，短期内重振辉煌的可能性极小。

　　人类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这是联想集团在意气风发的上升期推出的一句广告语。当时，这句一语双关的广告语，借助联想集团广告的轰炸式投放，几乎妇孺皆知，深入人心。

　　人类进步，确实需要联想，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此联想非彼联想，也就是说人类并不一定要用联想集团的产品，这也是勿庸置疑的。


　　随着科技进步，用户体验升级，联想集团的产品已经跟不上用户不断升级的需求，也落后于竞争对手的脚步太远。技术落后造成的产品质量差劲，带给消费者的体验滞后，是联想集团业绩大幅下滑的根本性因素。基于这个原因，人类没有联想，用户将会更好；被恒生指数除名，意味着联想集团投资价值在萎缩，股民亦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更好。

　　当然，除了用户和股民，确实有一小撮人，尤其是以杨元庆为代表的联想高管值得用“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去质疑。虽然这些年联想集团的业绩在萎缩，但联想集团高管的薪酬却在年年看涨，杨元庆的年薪过亿，是中国企业界年薪最高的高管之一，远远超过格力电器的董明珠。然而，这些年来，杨元庆对联想集团的贡献乏善可陈，在他带领下，联想集团没有重振雄风，而是向着深渊加速滑落。
由于联想的移动业务越做越萎靡，从2013年的中国第一，到2014年的中国第三，到现在被消费者遗忘，联想手机掌门人刘军及其团队曾被杨元庆斥为“拿着榔头都敲不醒”。现在来看，其实，拿着榔头也敲不醒的，更是杨元庆自己。

　　如果联想集团从人才到战略，从管理到产品，没有颠覆性改变，联想集团要重振风，那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企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和时间。联想集团已经错过了太多时间窗口，也没有人才来帮联想集团扛起红旗向前冲。

浅贝

联想中年危机:陷"投票门"被迫辟谣 还被移出恒生成份



　成立于1984年，“奔四”的联想集团(3.83, -0.04, -1.03%)貌似遇到了“中年危机”。


　　最近，由于两年前的一桩旧事，将联想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5G通信的投票上，因为联想投给了美国的高通而不是中国的华为，使得华为败北而归。”这一消息最近在网上广泛流传，而网友对联想的议论也接踵而至。随后，联想和华为也先后对此消息进行辟谣。


　　为何旧事突然在此时炒作了起来？那么当初的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联想在当初的会议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三次投票

　　5G通信的投票发生在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计划）的会议之上。

　　为确认5G通信在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下的使用方案，3GPP共开了三次会，分别是在2016年8月（第86次）、2016年10月（第86次b）和2016年11月（第87次）。

　　在这三次会议上，多方展开了讨论和投票，具体为对控制信道的使用方案、数据信道的长码编码方案和短码编码方案进行投票。

　　在2016年8月的第86次会议上，各方只是提出自己的提案，并没有进行投票。在多方的唇枪舌剑之下，一共有三种编码被提出，分别是LDPC、Polar、Turbo。

　　其中，LDPC由高通主导、Polar由华为主导、Turbo由LG主导。

　　从技术层面来看，LDPC和Polar各有优劣势。相较而言，Turbo落后于前两者较多，因此被边缘化。

　　从专利层面来看，LDPC的推出时间较长，技术也相对成熟，欧美公司掌握的专利也较多；在Polar技术上，华为掌握了较为核心的专利。

　　在2016年10月的第86次b会议上，各方对数据信道的长码使用方案进行投票。一共有4种方案进入最终抉择，分别是：全部采用LDPC、全部采用Polar、采用Turbo+LDPC、采用LDPC+Polar。

　　在此次投票中，仅有华为自己支持全部采用Polar，多数的中国厂商选择支持采用LDPC+Polar，而联想及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选择了支持全部采用LDPC。

　　在长码上性能占优的LDPC“不出意外”地获胜了，被选定为5G eMBB场景的数据信道的长码使用方案。

　　在2016年11月的第87次会议上，各方分别对控制信道的使用方案、数据信道的短码编码方案进行投票。

　　这两次投票，联想及摩托罗拉移动均选择了支持Polar编码，但结果却并不同。

　　在拿下数据信道的长码份额后，LDPC又拿到了数据信道的短码份额；在控制信道的使用方案上，华为主导的Polar最终战胜高通主导的LDPC。

　　联想华为同辟谣

　　那么，在这三次投票中，联想起到了什么作用？

　　据悉，3GPP中各厂商的投票权是以权重划分，而不是一个厂商一票，这一论点在数据信道的短码编码方案的投票结果中获得了证实。

　　会议记录显示，支持Polar编码的共有59家，包括华为、海思、宏碁、ADI、贝尔移动、博通、中国移动(73.75, -0.30, -0.41%)、中国电信(3.74, -0.02, -0.53%)、中国联通(10.9, -0.12, -1.05%)、联想、Marvell、联发科、摩托罗拉移动、努比亚、OPPO、东芝、vivo、小米、中兴等。

　　而支持LDPC编码的共有33家，包括三星、阿尔卡特朗讯、上海贝尔、爱立信、英特尔、三菱电子、摩托罗拉解决方案、NEC、诺基亚、KDDI、高通、夏普、SK电信、NTT Docomo、T-Mobile、Verizon等。

　　可以看到，这一轮投票中，支持Polar编码的厂商数量明显多于LDPC编码。但是，由于Polar编码的支持者所占的投票权重不够高，因此最终结果还是由LDPC拿到了数据信道的全部份额。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在技术层面，5G数据信道追求的是传输速率，主要都是大型封包，恰为LDPC的性能优势所在。而对于5G控制信道来说，本身传输的数据量小，比起速度更注重可靠性，Polar确实在这方面较为擅长。

　　换言之，数据信道的长码编码使用LDPC，一方面是技术优势，另一方是大势所趋，联想起到的作用仅是“跟票”而已。

　　而在战况焦灼的数据信道的短码使用方案投票中，联想及摩托罗拉移动是投了Polar，但因为所占的权重不高，所以未能影响投票的结果。

　　虽然联想此举并未影响最终结果，却成为此轮质疑的由头。

　　为追求事情真相，《国际金融报》记者联系了华为和联想，双方分别给出了如下回应。

　　联想表示，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针对5G的Polar方案投票（该方案由中国移动、华为等中国企业主导），包括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所投的都是赞成票。我们谴责任何造谣行为，也吁请大家切勿相信谣言、对于恶意造谣者，我们保留相关法律权利，依法追究到底。一直以来，联想都非常支持中国5G技术的发展，未来也会为推动5G技术和相关产品的研发而继续努力。


　　而华为则表示，2016年11月3GPP会议上，华为及其他55家公司（包括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基于广泛的性能评估和分析比较，联合提出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机制并获利通过，联想及其旗下摩托罗拉移动针对该方案的投票都是赞成票。至此，5G信道编码技术方案完全确定，其中Polar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LDPC码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


　　联想的掉队

　　除了被质疑“背叛”华为，联想集团近日还再次被踢出恒生指数(30900.83, -251.20, -0.81%)成份股，可谓是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2000年，联想集团首次入选恒生指数，2006年因不达标被剔除，2013年3月第二次入选。近日传出消息称，从6月4日开始，联想集团将被从“恒生指数50只成份股”中剔除，由石药集团(22.85, -0.10, -0.44%)取而代之。如今又一个五年过去，联想集团为何再次被恒生指数抛弃？


　　根据恒生指数成份股名单及编制方法，入选恒生指数成份股的股票必须属于占香港联交所所有上市普通股份总市值90%的排榜股票之列、在成交量上必须属于占联交所上市所有普通股份成交额90%的排榜股票之列，且必须在联交所上市满24个月。满足以上条件的个股进入初选，然后再以公司市值及成交额排名、市场代表性等指标最终选定。

　　截至5月15日收盘，联想集团的总市值仅为464亿港元，在50只成份股中位于最后一名。事实上，联想集团的股价自2015年5月达到历史最高价后，就开始持续不断地下跌。

　　根据联想集团最新的2017年第三财季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7.19亿美元，同比增加3.04%；净利润为-2.22亿美元，同比下降151.85%。

　　公告显示，第三财季，联想集团在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务的收入同比上升8%至92.5亿美元，占比约72%。然而该业务税前利润同比下降3%至4.16亿美元，税前利润率同比下跌0.5个百分点至4.5%。

　　移动业务的收入同比下降5%至20.76亿美元，占比约16%，税前利润为-0.92亿美元。

　　在前三财季，联想集团在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业务的收入略有上升，而移动业务收入和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均有所下降。

　　然而，市场调研机构IDC和Gartner 2017年的PC报告显示，惠普2017年的计算机出货量超过了联想，重新夺回了全球最大PC生产商的称号，这也是联想自2013年后第一次跌至第二位。

　　此外，根据调研机构GFK发布的2017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调研报告，联想去年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前10名中垫底，出货量仅为179万部，同比下降接近60%，市场占有率仅为0.4%。

浅贝

娃哈哈营收跌回9年前：跨界失败 宗庆后松口考虑上市

关于上市，公司现在不缺钱，如果未来要上需要大资金投入的项目，也可以考虑上市。
　曾几何时，江湖上有个“永不上市联盟”，他们是顺丰、华为、老干妈以及娃哈哈。不过，就在去年2月，顺丰在深交所上市。现如今，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又几度松口称考虑上市 ，至此联盟已然土崩瓦解。

　　“不差钱”的娃哈哈流露上市意愿

　　近日，宗庆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上市，公司现在不缺钱，如果未来要上需要大资金投入的项目，也可以考虑上市。对于娃哈哈上市，这已经不是宗庆后第一次松口了，早在去年娃哈哈三十周年庆典上，宗庆后就一改多年来“坚决不上市，娃哈哈不差钱”的老调，表态称，上市以后能加快企业发展，在适当时候娃哈哈也会考虑上市。

　　此外，在今年3月，有媒体报道称，娃哈哈以每股2.6元的价格清退员工股份，这一消息被认为是公司将要上市的前奏。根据新公司法规定，拟上市公司向证监会申请上市的时候，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娃哈哈从1993年就开始实行全员持股，全部股东数量已经超过15000名。所以，如果娃哈哈想要上市，公司就必须要回购员工股份。

　　从坚决不上市到几度流露出上市意愿的背后，娃哈哈业绩下滑的速度也颇让人意外。

　　营收跌回9年前

　　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娃哈哈以464亿元的营收排名141位，而200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娃哈哈以436亿元的营收排名第11名。9年的时间，娃哈哈的排名跌了130名，营收先增后跌，重回500亿元以下。


　　2010年，娃哈哈的营收首次突破500亿元，宗庆后还发出豪言，要达到1000亿元的目标。不过就在第二年，娃哈哈的业绩出现了首次下滑。虽然在2013年创造出了783亿元营收的佳绩，但是之后业绩就开始一路下滑，到了2017年营收跌到了464亿元，距离1000亿元的目标已经相去甚远。

　　娃哈哈的业绩下滑除了与饮料行业下滑的大背景有关，更重要的是缺乏创新。一位从事品牌工作的人士向财联社表示，从营销学4P的理论来看，娃哈哈在产品（Product）上，创新能力不够，导致产品竞争力减弱；在渠道（Place）上，没有积极优化布局；在营销（Promotion）上，仍然坚持传统策略，未开拓新媒体渠道；在价格（Price）上，娃哈哈低价的定位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已经不具优势。

　　根据娃哈哈官网的信息，娃哈哈的产品线目前涵盖了果蔬汁饮料、碳酸饮料、奶茶饮料、饮用水、蛋白饮料、茶饮料等。虽然产品线有所创新，但是这种创新更多的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上。例如，娃哈哈的非常可乐对应可口可乐，锡兰奶茶对应午后奶茶，激活对应脉动。


　　珠玉在前，后来模仿的产品就很难再给消费者留下印象，达不到想要的传播效果，就更加不可能转化为销量了。

　　财联社随机采访了二十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士，在谈到娃哈哈这个品牌时，大多数人表示只对娃哈哈矿泉水、AD钙奶、营养快线这三款产品有印象。这说明，娃哈哈的大部分产品缺乏辨识度，使得产品竞争力逐渐减弱。

　　此外，娃哈哈在渠道布局和营销策略上，与同行相比也已然滞后。在2013年，娃哈哈的营收接近800亿元时，宗庆后接受采访表示，娃哈哈成功的要素只有一条——渠道，即联销体。宗庆后在1994年提出联销体，经销商需要按照年任务提交相应的保证金，完成指标的年终返利，完不成指标的动态淘汰。


　　这在此前的数年时间里，确实对娃哈哈的业绩增长帮助很大。然而，随着娃哈哈的产品竞争力减弱，没有了强大的产品力和品牌力作为支撑，不能给经销商创造持续增长的利润，经销商还会有多大的积极性去推广和销售产品？另外，在新零售背景下，娃哈哈的主要销售渠道仍然集中在超市等，在全家、罗森等便利店中少见娃哈哈的产品。

　　在营销上，娃哈哈的品牌传播力度也明显不足。在新媒体时代，娃哈哈仍然将主力放在传统媒体上，导致广告的投入产出比低下。

　　以农夫山泉作为对比，同样是身处饮料行业的浙江企业，在2013-2017年，娃哈哈的营收从783亿元下跌到了464亿元，而农夫山泉的营收却从90亿元上升到了162亿元。

　　同样是定位低价产品，农夫山泉在前几年也同步推出了高端线，涵盖东方树叶、茶π等产品。在营销上，农夫山泉更是做得风生水起，和网易云音乐联合推出限量款“乐瓶”、1.2亿元拿下《中国有嘻哈》独家冠名权、选择与现象级手游“阴阳师”进行合作等营销策略都获得了极大的流量和销量回馈。

　　两相对比之下，娃哈哈在产品、渠道、营销的策略上都明显滞后，所以带来了两者业绩完全相反的走势。

　　主业不振的娃哈哈，为了开辟多元化发展的道路，近些年开始频繁跨界做生意。
主业不振 频繁跨界

　　娃哈哈作为一家饮料公司，先后做过童装，开过商场，酿过白酒，今年还成立了一家科技创新公司。

　　从业绩开始下滑的2013年算起，当年娃哈哈高调宣布进入白酒业，推出领酱国酒。然而几年过去，市场上仍然鲜见领酱国酒的身影。

　　2014年，娃哈哈投资的娃欧商场，经营不到3年就被爆出亏损严重，拖欠租金等新闻，关门歇业。娃欧商场首期投资就超过17亿元，还计划5年内要在全国开设100家连锁店。然而，最终的结果只能说明这次跨界很失败。

　　今年，娃哈哈甚至还成立了一家科技创新公司。根据娃哈哈的回复，科创中心今后从事的将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孵化和转让。对于一家饮料公司而言，成立科创公司实在是一次很大幅度的跨界了，只是结果如何，有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