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精彩观点、文章汇集

浅贝

　　看到一些好文章、好观点，把它们汇编在一起，便于今后阅读、思考。

浅贝

86岁经济学家厉以宁手写万字演讲稿 称政府应知进知退


　以下为演讲摘编：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怎样持续的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个问题，从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我们知道在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为什么把这两个并重呢？因为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

　　主要的问题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如果方向搞不清楚，往往没有别样的。

　　供给方面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跟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的、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

　　如果企业不能够做到这样，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它的结构调整。所以，一般就把供给方面的改革当作中期的任务。

　　为什么它是中期的任务呢？因为不是短期能完成的，要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而且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无论对什么样的企业，这些都是有用的，它是一个中期的任务。

　　我们可以讲，如果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简单的去刺激需求，可以做好，简单的刺激供给，也可以做好，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政府要懂得及时退出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结构的调整主要含义是什么？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谈到结构性方面一个主要的含义是在这几方面，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就有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的话，实际上供给侧的改革很难推进。即使推进，又反复，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各种情况来定。但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当前应该看得到这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的改革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于市场的主体。

　　关于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政府的调节作用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政府有规划作用、有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

　　但政府的第二个作用，在市场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在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

　　这在许多国家都是有的，许多国家都可以说，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时期，由政府来充当企业主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企业力量不足，政府来代替，其他的西欧国家也有过，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政府及时的退出。

　　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待的时候是企业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政府可以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逐渐解决

　　第三个问题，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刚才讲过了，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起来，但另外还有，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遇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举个例子，供给化开始以后，劳动力从哪里来？劳动力在西欧国家，农民、旧农民，因为农民在农田里头感到了自己的收入太低，他要寻找出路，就进城。大量农民的进城在西欧这是事实，农民进城是为了找工作，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从50年代以后，我们的户口就变成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户口制度是二元的，城市是城市户口，农民是农村户口。

　　西欧没有这种情况，农民进城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了，老婆、孩子都带进来以后，男的可以从事建筑工、修路工、采矿工等等重体力劳动，女的找不到工作，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没有钱不能上学。

　　这个问题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一定要让女的也工作，有收入才能搬出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女的到哪儿找工作？这个在西欧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大问题。

　　怎么解决呢？有赖于缝纫机的发明和推广，这在经济史书里是有记载的，家庭妇女没法工作，缝纫机发明了，于是服装厂就开始了从手工的变成缝纫机大量的使用，只招女工，很少的男工只是缝纫机的修理者。缝纫机多了，缝纫机就便宜了，缝纫机便宜那些工人的家庭也可以借点钱、筹点钱买台缝纫机，妇女因为有孩子，不能都到工厂去做工，家里还有很多家务事，这样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承包各种缝纫业务，这就解决了就业。

　　所以第一个阶段，在西欧解决了家庭妇女问题，这样农民在城里变成了生活比较过得去，渐渐地就搬出了棚户区，其他的农民就顶上了，但其他的农民是来自何处，不是西欧国家本身的农民，而是来自北非、亚洲、东欧的农民。

　　后来又遇到了问题，就业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遇到了什么问题？用电，电开始推广了，电开始推广的过程中怎么办？不好办，他们说我们竞争不过那些使用电的工厂，你怎么可能跟他相比，但是没有想到电很快就普及、推广了，只要你通上了电，一插机器也转了，农民这个时候进城以后利用了电就办起了小作坊。

　　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修理行业，有汽车、有摩托车、要修理，修理要开小作坊，小作坊用上电了劳动率就提高了，渐渐的人就富裕起来了，就形成了蓝领中产阶级。

　　我在德国考察的时候就发现，蓝领中产阶级在斯图加特——就是生产奔驰汽车的地方，整条街都是修理汽车的。他们到这里来，不管现在是哪年的、什么型号的奔驰汽车，只要你说出它的年代、生产的型号就可以在自己作坊里头仿制成当时的元件给你配上去。这是技工时代，技工时代有电。所以两次经验告诉我们，就业问题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

　　现在又遇到了第三次就业的浪潮，第三次就业浪潮在什么关键时候，第三次就业浪潮主要是在这些新的互联网的出现，它带动了很多就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11·11”很普通的一点，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量的销售，我们先不谈，增加了多少就业。

　　比如说快递员，快递员这种新的职业怎么产生的？他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国的快递员有多少自备工具、自己参加某一个组织或者帮助你取得信息，哪儿有货，收货、送货，所以说对就业问题我们发展看来，虽然跟科学技术进步有关，比如缝纫机的发明、比如电的推广、比如网络销售的实现。还有一点，之所以这样，就是经济中需要一种新的机遇，就会产生新的就业。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对这些情况应该清楚认识。

　　政府应解决好诈骗问题

　　在供给侧改革实现过程中还有一个担心，物价上涨怎么办？物价会上涨，这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就要由市场自己来解决。市场感到困难的不是通常的物价上涨，也不是刚才讲的就业问题，而是诈骗的增加。

　　电信诈骗、购物诈骗，还有各种各样的诈骗，都是随着技术发展，这样技术发展以后就一定会产生有人盈利、有人受骗、有人甚至因此倾家荡产。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点，法治的进展是缓慢的，这么大量的诈骗到处在发生，为什么不好管呢？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制定一部法律、法规不是很严密的，经验要成熟，所以它始终是个较量问题，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使所有的诈骗者能够伏法，使所有的欺诈行为能够受到打击，人们都有这种希望，这就看政府怎样使法治问题不断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说，结构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还涉及到法制往往是滞后的，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样的事情。

　　观念的转变并不容易

　　第四个问题，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供给侧改革因为跟结构调整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不要着急，应该把目标中的几个目标完成。

　　刚才讲到第一个目标，是要培育、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不是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不行，“老字号”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了，我是“老字号”，酒好不怕巷子深。现在没这个情况，酒再好巷子深，购买很难，我不去购买，因为跟你竞争的家数很多。

　　“老字号”有它观念的问题，观念上我是“老字号”，现在看看，死守这个观念，“老字号”有几家现在还能够流行的。我们讲同仁堂，同仁堂人家改了，人家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了。全聚德烤鸭，人家也在改了，不断适应，外卖什么都有。“老字号”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里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转过来。我们可以讲创新，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企业家”这个名词过时了

　　“创新”这个词是熊彼特提出来的，100年前提出来的，熊彼特对创新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很多成绩。要不是他死得早，1950年就去世，他肯定是首批，不讲“首个”，首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6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

　　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说什么是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就叫创新？熊彼特的观点，对啊，当时工业化初期，制造业需要不断的生产要素的重组。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100年了，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所以把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看成那么重要。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信息的重组是前提，生产要素的重组是以前发生的现象，现在并不重视它。

　　所以我们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因为谈到创新问题，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到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因为企业家把发明家的许多成果拿来用到经济中去，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知道，发明家的发明是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老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而是创意，先有创意，无数年轻人很活跃，他们在咖啡馆里、在会所、在俱乐部，或者吃饭的时候交谈，就在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了创新，有了创新才有了创业，创意最重要了。

　　无数创意是谁搞的？不一定是实验室搞的，实验室里头也在进行，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各种感觉中发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就行了，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市场的创造可以举一个案例，也是平时讲课的时候经常用到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来，让他们去推销梳子去，指明到和尚庙里去推销梳子。晚上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怎么一把没卖掉呢？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干吗”，一把没卖掉，那就坐着等等吧，看看其他推销员怎么推销的。

　　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这个推销员说，“销了好几十把”，“你真了不起，你能在和尚庙里销售几十把梳子，请问你用什么方法？”我就对和尚说“梳头是木头梳子的第一功能，但是梳子有第二个功能，你经常用木头梳子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活血、名目、清脑、美容、养颜”，“还有这么多好处呢”，这样靠第二功能销售了好几十把梳子。

　　一会儿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了多少”，他就说“我销了好几十百把，梳子都销完了，订单还有很多”。快谈谈你怎么在和尚庙里销了这么多梳子呢？他说“我仔细观察了，庙里的香火挺兴旺，庙里的香客很虔诚，磕头，香灰掉下来，头发就乱了”，他找到方丈，跟方丈说“庙里的香客多虔诚啊，你要关心他们”，“我怎么关心他们呢”“你每天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磕头起来以后头发乱了，就梳一下，头发上有香灰梳掉，这样香客感觉关心他们，不就越来越向往。”“对，有道理，就订购了几百把梳子”。

　　一会儿第四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售了多少？”“好几千把，那点梳子不够，还有好多订单”。“你告诉我们为什么销售了这么多梳子？”“我直接找方丈，“你庙里经常有人给你捐钱？” “对！”“你得有礼品回馈给人家，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方丈就笑了，“谁要木头梳子呢？”“木头梳子是可以写上字的，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写在上面，方丈的字写得也不错，留几个字，人家作为纪念品留下来，并且以后捐钱就更多了，给你送礼的也就更多了，你庙里去办事也更方便了，”“有道理”，订购了好几千把”。

　　四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问题？什么叫新产品，新产品不仅产品是新的，而且也包括旧产品有了新功能，新功能就是新产品。

　　你们大家都在用手机，十来年前的手机也许就一个功能，通话的功能，而今天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你们自己想想你的手机有多少功能啊，这都是新功能。

　　第一个推销员他不懂，一把都没销掉，第二个懂了一点，梳子有第二个功能，头皮痒痒。第三个就不一样了，他把木头梳子改换成了庙里关心香客的工具，因为这些香客我关心你们，每天早上有几把木头梳子放在那儿，供你们梳头、掸香灰，就变成关心香客的工具了。第四个推销员，他能够销售几千把，主要是改变了木头梳子的性质，木头梳子不仅是个木头梳子，而且是一个庙宇的品牌，是一张名片，是一个纪念品。

　　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是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他们都有新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这就是创意，有创意就行。

　　跟熊彼特当初的创新概念不一样的，他当初的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等，这的确是熊彼特100年前工业化初期之前。今天不是这个情况了，今天主要是有创意，有创意以后一上网，资金自然就到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跟100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100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是没问题的，他们在当时情况下也不知道怎么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惟一的就是趁现在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家属也就是当工人，缝纫机工人。

　　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今天的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回来的，也包括那些在农村中出去打工，学会了一些技术，他们是真正的现代的年轻人。很多大学毕业生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他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在聊天中就发现了创意，发现了创意资金就多了。

　　所以中国整个速度在加快，现在我们这么想，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什么样的？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现在能预料吗？那个时候人们还用货币、钞票吗？人人都有卡，就不再要钞票了，钞票就没用了。

　　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人们的就业方式也在变。还有企业家吗？企业家这个名词是过时的名词，真正的企业家，熊彼特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开始，现在尤其不一定是创新者，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是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在探讨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次优选择下的消费

　　第五个问题，需求方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们说需求和供给跟供给的效果一样的，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就是一开始跟大家讲过，是种互动的关系。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看不到现在消费的变化你是不好判断的。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古典经济学什么原则呢？最优原则，消费，我以最小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了。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开始，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提出有限的理性。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现在人经过西蒙，最优是做不到的，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信息那么多，你能做到吗？

　　一个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知道买最优的，你得把全北京的，先不谈外地的，全北京的大商场了解的，能够一家一家看，能够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最好的你的成本已经高了，等你再去买已经卖掉了，所以不是最优的。

　　人家习惯中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就是次优选择。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一盒针拿出来，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所以一般都是次优选择。挑针，第一针一看不太直，放那儿了，第二个不太尖，第三个行了，第四个以后就不看了，我费那个劲干吗。

　　所以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是凑合，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对需求能够做出判断吗。

　　今年的“双11”比去年的销售量大，你敢保证明年一定比今年大吗？也许比今年大。再过若干年是不是有新的形式出来？既定诈骗增多的话，会有这么情况吗，法律又没有根治，所以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消费值得重视，但消费已经跟过去传统消费不一样了，理性人的消费不存在了，因为最优没有了，人们存在什么样的消费呢？就是次优选择下的消费，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消费。

　　第六个问题，宏观调控作用怎么理解？在新常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宏观调控，但在宏观调控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就是宏观调控是为了物价的稳定，这是最早的。因为货币流通量是重要的，你要知道货币流通量多少，必须让它跟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所以宏观调控在货币流通量多少，如果货币流通量多了就会发生新的情况，新的情况是什么呢？新的情况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率的允许下发行多少。实际上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把经济都捆死了，很多因素在变化，人们如果是死守着按经济增长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没有通货紧缩的，通货紧缩的害处比通货膨胀还要大。

　　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现在在中国要谈主要是谈三个问题，宏观调控，第一，重在预调，发现苗头做在前面。第二，重在微调，不要大幅度波动，让它微调。第三，结构性调控，有重点、一贯式的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过去已经吃过亏的，大水漫灌的好处是浪费了资金，滴灌，精准扶贫就是滴灌的表现，一定要做到这样。

　　我们在贵州调研，我之前是毕节地区扶贫的专家组组长，后来是总顾问，就发现毕节能够走到今天跟宏观调控思想有密切关系，首先重作规划，山上人要下来，山上人下来不愿意下来怎么办？盖几套房子在那里，你下来住试试看，是不是比山上好，这样慢慢推下去了。不然不符合他要求，下山以后又跑到山上住了。我们问你干吗跑上去？他们说住那个楼一点都不舒服，也不能养鸡，也不能养猪，我小孩每天吃蛋从哪儿来。所以一定要精准扶贫。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人力资本革命。农民工返乡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更新的表现，现代的农民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在陕西考察，为了保证北京、天津用水的安全，汉江边上新建了丹江口水库，汉江水就流进了丹江口水库，为了保证这股水是清的，所以沿汉江两岸不准使化肥、不准撒农药，最好不要种稻子，种稻子可以用有机肥料，不能用化肥，不能打农药。

　　汉江这个边上好多县，其中一个县叫西乡县，它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种粮食就不种粮食，我这里地有，多得是，我把所有的开发出来种茶树，因为它是全国富硒茶的最好生产地。一听说家家不种粮食、不用化肥改种树了，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

　　回来干吗呢？在外头打工老婆、孩子都分离，家里头没人照顾，父母也老了，赚两个钱还不够路费的呢，还不够回家送礼呢，回来干吗？种茶树，茶叶不施化肥、不施农药，精心的照料，种茶、收茶、摘茶、加工一条龙，劳动力还不够呢，这些劳动力都成为优秀的茶叶工人，这个问题解决了。

　　另外一个县叫洋县，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飞禽朱鹮，建保护区，让它繁殖，这么多年以来，朱鹮已经有200多只，成为了旅游点。朱鹮这种动物有个习性，终身只有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死了，终身不再有第二个配偶了。结果洋县变成了附近很多县还有外省的人办结婚典礼的地方，要学朱鹮忠贞不渝，特别礼拜六、礼拜天来度假，有的年龄比较大了，过金婚的、银婚的都来了，把旅游搞起来了。

　　所以路子有很多，在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是精准扶贫。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发扬创新精神，不管熊彼特的观点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是熊彼特提出创新，一直在为创新论述，这是可贵的。熊彼特时代发明了“创新”这个词，到现在全世界认为，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留下的最精彩的经济学术语是什么？就是创新，其他的经济术语过去了都不用了，但是创新留下来了，所以不能忘记创新的精神。我们现在对于创新要更加加大保护力度，要更加使得供给侧改革在创新之下能够取得进展。

　　上午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浅贝

王石：显然这场股权之争还没有最后结束



　　王石

　　12月18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王石在会上表示，万科由一家小型的国有公司，改造成一家股份制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去年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发生了变化，到今天为止，股份的争执仍未结束。

　　王石的话语中似乎仍然介意宝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其在会上直言“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一段时间第一大股东是政府所有，这是一年前发生的变化。第一大股东被一家民营（企业）所取代，显然关于这场争论还没有最后结束。”

　　王石表示，“在一年半的股份之争中，对手搞我的资料、搞万科团队的资料，那（我）就要证明。说是万科上了市王石把股权放弃了，只拿工资、拿奖金。有一个资料把我四年的工资奖金加起来5000多万，说是占了全体股东的便宜，拿这么高的工资，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对我的误导。”

　　在这点上，王石称“一定要不忘初心，做什么事情都坦荡透明”。

　　与此同时，王石指出，一年一年过去了，万科现在在绿色建筑方面远远走在行业前面，“中国搞的绿色建筑住宅当中两套，其中有一套就是万科建的。”

　　以下为演讲全文：

　　同学们，各位教授、老师，大家下午好。站在这里刚才听了几位发言都涉及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我觉得我是最有资格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论的。因为万科是一家小型的国有公司，改造成为一家股份公司，一家上市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其中相当一段时间，第一大股东是政府所有，这是一年前发生的变化。第一大股东被一家民营所取代，显然关于这场争论还没有最后结束，所以谈它我是最有资格的。但是显然在这个时候就这个话题谈是不大适合的。

　　好在适合的话题还不少。谈到企业管理，谈到一段经历的企业，谈到了创新和面对不确定。我想就在这里谈几点我的感受。第一点来谈谈不确定。即将过去的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出的年份，再加上整个全球处于一种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也不免让我们的企业家、创业者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焦虑。当然我也应该是有资格的焦虑者之一，但是你们发现我这样子像一个焦虑者吗？应该说不大像。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记得我是1983年到深圳开始也，我记得非常清楚在那个时代，下个月怎么样也不清楚，更不要说下半年、明年会怎么样，所以始终处在一种非常非常焦虑之中。这种状态差不多应该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差不多是七八年之后。是不是之后不需要你焦虑了呢？是不是一切就确定了呢？实际上不是。事情的变化储户你的预料，各种变化你无法预计，但是你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确定。我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在中国的今天，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创业家，我相信你从宋志平董事长的发言当中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淡定，我们是多年的交往，多年的私下谈话，我觉得他的淡定不一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经历过那种焦虑，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但慢慢经历过来了，你会适应，你会知道，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常态。尤其像在中国转型当中，这样一个从高速增长开始转向增长速度越来越放慢，整个城市在转型、企业在转型，这种不确定性是个常态。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学会如何在不确定性下处理事情。所以这个淡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你没有那样的经历说让你淡定也不太现实，但至少参加我们MBA、EMBA的各种训练，参加我们各种的论坛来体会，应该学会淡定。把不确定当成一种常态。因为你还要睡觉，你还要吃饭，你还要谈恋爱，你还要生孩子，你还要买房子，你还要上市。所以一定要学会淡定。我因为喜欢锻炼，锻炼之后也要会进行按摩，往往按摩师很容易就说你一定睡眠不好，我告诉他，我说我其他的优点没有，我躺床上一分钟没睡着就失眠了。一般按摩师看到中年人都说你睡眠不好，我说我睡眠非常好，睡眠非常深。你要自己调整自己。刚开始也不是这样，我也焦虑睡不着觉。一定要学会，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的淡定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往往说这一点，就是要重新上路，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如果你的初心不对，你就不安定了。比如说一年半之争，对手是搞我的资料，搞万科团队的资料，一定要证明说怎么样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这样一个王石上了市，把股权放弃了，你就拿工资，拿奖金。做了一年半这样的调查。有一个资料，就是把我四年的工资奖金加起来，大概是5000多万，说是占全体股东的便宜，拿这么高的工资，显然就是本身的一种误导。你一定要不忘初心，你做什么事情你坦荡透明。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很开心。这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公司的文化，你的文化落脚点在什么地方，一定是你非常清楚要做什么样的事。如果你真正去干那些事，你不会到北大光华去讲课，你说我讲的课就是企业伦理。你说你是演戏，那戏得很成功，演了33年了，而且还没有中断的趋势。我们要不要安定，要不要沉着，要不要不焦虑，这个要很清楚。

　　比如说到文化，万科的特点来讲，万科有个绰号，叫做万科运动员有限公司。万科在搞多元化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投入体育产业，我们现在也没有投入体育产业。为什么万科有这么一个绰号呢？就是万科对员工的关心，对员工的身心健康的关心。如果说我们保持着这样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伦理，我们不允许做那件事情，将来会损害公司文化，损害我们员工。比如说一个员工或行贿，或受贿，那迟早会出事，不仅仅影响自己，也会影响一个家庭。所以这就是万科本身从精神上对员工的要求，对管理层的要求，但同时我们知道现在这样一个焦虑快速，变化大，工作节奏非常非常紧张，再加上营养过剩，少运动，基本来讲就是三高。在万科是要求你一定就是体重不要轻易的增加，所以在万科的管理体系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当然有的员工他的基因就是比较重一些，不包括这个。

　　我们对一线公司老总是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一线公司大概人员的构成是150人左右，基本是总重量除以员工数，有一个平均重量，这个平均重量增加的话我们一线老总要扣分的，要影响他的奖金。当然减少太多了也不行。这是万科管理层普遍的现象，郁亮比我还瘦。我曾经两次登顶珠峰，第二次是2010年，三年后我们的郁亮也登上珠峰了，但是他仅仅登了珠峰，人家说你跟着董事长学的，人家登两次，你才一次。但他从珠峰下来不到一个月，他又跑了一个马拉松。如果说第一次登珠峰是效仿我，第二次增加了马拉松就是创新了。

　　我想讲下面的话题，就是如何模仿和创新的关系。我非常赞同宋董事长关于模仿的话，模仿本身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那么长时间，显然后发优势的很重要的一点来讲，我们就是模仿，或者我们叫跟随。但是你跟随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跟随的目标消失了，万科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曾经把美国的和香港的公司当成我们的目标，但有一天他们到万科学习的时候我非常惊讶，我说我们向你们学习的，他们说我们在香港很成功，我们到国内投了五六个城市，不知道该怎么管理，你们万科投了30多个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才发现我们作为一个地域性非常强的房地产企业，我们也在做我们的模仿目标他们不擅长的。比如说我们模仿的帕尔地（音），他的规模最大的时候是150亿美金，我们去年已经超过了200亿美金。而且还是在增加的，你突然发现你的规模已经没有办法再借鉴了，必须要转型。但是我想说到这里，一般说中国的山寨的时候可能有点贬义，就是你并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模仿。比如说外形上，苹果7刚出来，马上就有类似的东西出来了，这个山寨应该是否定和批判地。我们中国到现在确实是如何来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进行跟送，进行模仿是没问题的。刚才有教授谈到我们华为，我们华为之所以能在国际上成功，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创新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保护，所以才在国际上能走到今天，当然也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企业在我们中国称大王，产品一出去，在知识产权方面立刻败下阵来。所以模仿上，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不再非常非常关注，非常非常注意保护。

　　再一个很想说说，现在国际上，国际的通用语言，2011年是只身到了美国，差不多到了2000年底我才回来，在国外待了五年时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语言关，我想我站在这里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国际语言，随着现在的技术的发展，你不会讲语文这不是交流主要的问题。我想说国际语言，如何面对全球变暖，面对资源的大量的浪费，我们是如何的一种态度。我清楚的记住，就是去年和今年两次在参加联合国气候应对大会之前，都是在我们北大开的新闻发布会。去年我记得题目非常非常清楚，从哥本哈根到巴黎。今年的新闻发布会叫从巴黎到马那喀什。我是2007年登乞力马扎罗，那是一座在我的印象当中常年积雪的雪山，我所知道的知识是从海明威小说里面，《乞力马扎罗的雪》，当登完以后我没有发现一片雪，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气候变化。下的雪，下了就化，也就是说在雪季可以看到雪，过了雪季就没有雪了。而且推测再过50年，乞力马扎罗上的冰川也会全部融化掉。我曾经作为一个户外探险爱好者，我在5月1号徒步穿越罗布泊，在那里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差点没能出来。因为根据气候的温度资料在那个季节最高温度不超过45度，当然已经非常非常热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过，如果再到了5月中旬温度会上去。实际上我进去第一天就是49度，第二天52度，我说的还不是地面温度，是空气温度，地面温度差不多是65度。我那次差点严重中暑没出来。当然还有到南极去，在南极点上全身赤裸站了20分钟。你会发现这个地球确实有变化了，由于人高度的消费、能源的消耗、二氧化碳的排放。自然而然，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员工有最基本的，我们对他们的身体，对他们身心健康的诉求的话，我们住的这个地球乃至全人类，我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作为一个中国的领导力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自2003年之后我自然而然就走了一条环保主义的道路，这个道路走得非常非常艰难。我记得非常清楚，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中国说气候变化是迟早的事情，但不是现在。西方排放了200年，我们才排放20年。意思就是我们先发展经济，之后我们再治理。但是一旦你坚信必须要承担责任的话，这是迟早的问题，因为你有野心，你有雄心要把万科做得有影响力，你担心。如果你现在不开始这样去做，当你很大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现在没问题，将来一定会有问题。其结果即使舆论上，即使政府，即使股东，即使一线公司老总都不愿意搞绿色建筑，不愿意搞绿色供应链，我作为一个董事长，作为一个创始人，全力以赴往前走。我坚信我们只有走这条路才有未来。

　　一年一年过去了，可以说到现在万科是个什么局面呢？就是说中国搞的绿色建筑住宅当中两套，其中有一套就是万科建的。万科现在在绿色建筑方面是远远走在行业的前面，在万科所在中国的60个城市当中，只要是万科的地就是所在城市，所在省参观的关于搞绿色建筑面对未来的参观地。我们也知道刚才说刚开始非常难，逐步逐步的从2007年建设部公布了绿色的标准，国家的政策慢慢引导到现在，已经是规定像北京40%投给了土地，必须搞绿色建筑，必须搞住宅产业化。这个绿色建筑业走上了一条如何从模仿到创新，我们模仿的是日本，但是发现日本一个是我们的规范不一样，第二个是日本那一套对我们来讲成本太高。自然背后你会发现模仿中的一条符合中国国庆的，质量非常高的，符合绿色建设的一套工法。一个发展商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建筑公司，他却掌握着绿色建设住宅产业化的工坊，这是万科非常抢眼的部分。

　　既然说到日本，我们如何全球化，还是来更多的吸收、借鉴、学习。显然现在的主流还是欧美为主的基督教文化圈形成的现代社会的文明，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真正非欧美这样的一个经济圈成功的是日本，所以日本明治维新到现在的成功不是偶然，日本的成功其中包括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我们在这方面缺失了。所以面对未来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日本30年的沉默，30年的泡沫经济的沉默说日本不行了。我个人认为面对未来日本是做得最好的，当然他有他的问题，有老龄化的问题，他的岛国的狭隘性。但是如何绿色环保、高科技，等等各方面，日本是走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我们丢掉那些文化，日本是没有损失的，损失的是我们，谢谢各位。

浅贝

任正非回应员工34岁要退休：光想躺床上数钱可能吗


原标题：任正非与员工座谈：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奋斗
　　日前华为裁员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有华为老员工指本次裁员多为34岁以上的运维交付人员以及40岁以上的研发人员，这些大龄老员工离职后生活遭遇困境。但华为官方一直未正面回应。
　　不过，华为CEO任正非日前在泰国与地区部负责人、在尼泊尔与员工座谈的讲话侧面回应了34岁退休没有退休金的话题。任正非在讲话中称，网上传有员工34岁要退休，不知谁来给他们支付退休金？我们公司没有退休金，公司是替在职的员工买了社保、医保、意外伤害保险等。他还称，30多岁年青力壮，不努力，光想躺在床上数钱，可能吗？
　　以下是华为总裁办转发的任正非讲话全文
　　任总在泰国与地区部负责人、在尼泊尔与员工座谈的讲话
　　2017年2月15日-16日
　　非常高兴尼泊尔代表处的进步，你们的一个历史项目概算亏损，从大前年亏损2.7亿美金，到前年亏损3000万美金，到去年盈利2140万美金。在喜马拉雅南麓一路爬坡，辛苦了。听说去年你们都涨了工资，我十分高兴。巴西代表处也历经磨难，终于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们说，再过两到三年能把前二十年的亏损全部补回来，我认为五年能做平就不错了，我就很高兴了。巴西的亏损也有我们盲目领导的责任，不能全怪员工。你们真伟大，从泥坑里爬出来的人，都是圣人。我也向全球在努力扭转亏损的弟兄们致敬。
　　这次有机会去了珠峰大本营看了看你们站点，到5200米，我真的不行了，得慢慢地走，不敢快，英雄不是当年。我想，你们把一根一根铁塔部件背上山的艰难。十几年前，公司在西藏墨脱开通“450”设备的一个站点时，王文征带200名民工，背着拆开的各种部件，4天4夜翻过4座4000-5000米的雪山，风餐露宿，开通了墨脱的通信，为公司在中国保留了一个“450”设备西藏试验区作出了贡献。来回是8天8夜，都是野外啊，想想都流泪了。
　　网上传有员工34岁要退休，不知谁来给他们支付退休金？我们公司没有退休金，公司是替在职的员工买了社保、医保、意外伤害保险等。你的退休得合乎国家政策。你即使离职了，也得自己去缴费，否则就中断了，国家不承认，你以后就没有养老金了。当然你们也可以问西藏、玻利维亚、战乱、瘟疫……地区的英勇奋斗员工，征集他们愿不愿意为你们提供养老金，因为这些地区的奖金高。他们爬冰卧雪、含辛茹苦，可否分点给你。华为是没有钱的，大家不奋斗就垮了，不可能为不奋斗者支付什么。30多岁年青力壮，不努力，光想躺在床上数钱，可能吗？
　　春节期间我去了拉美。以前都跑的是大国体会还不足，这次跑的都是小国，深刻体会拉美员工的艰难。两个相邻国，应该一脚就迈过去了，因经济落后，没有直达飞机。结果要转三次飞机，每次飞40-50分钟，到一个机场等2-3个小时，再飞1小时；再转一次飞机，从下午飞，到第二天天亮才能到，而且全是经济舱。因此，我们要理解，他们不仅跨两个大洋，隔我们两万公里。而且在陆地上，也非常不方便，有效工作时间也不足，在考核基线上，要考虑这些困难。我也经历过两次空中危险，幸亏飞行员迫降成功。员工乘经济舱连续飞行40多个小时，他们这么辛苦，哪里想挤出钱来养那些不想干活的人。公司允许我乘商务舱，比员工还好一些，乘坐头等舱差价是我自己支付的，陪同人员的机票等是我自己支付的，并非公司支付。公司文件中，只有病员才允许陪同。
　　我承诺，只要我还飞得动，就会到艰苦地区来看你们，到战乱、瘟疫……地区来陪你们。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奋斗。在阿富汗战乱时，我去看望过员工。……。利比亚开战前两天，我在利比亚，我飞到伊拉克时，利比亚就开战了。我飞到伊拉克不到两天，伊拉克首富告诉我：“我今天必须将你送走，明天伊拉克就封路开战了。我不能用专机送你，不安全，我派保镖送你。”结果前后一个大车队，十多名保镖，连续奔驰一千多公里，把我送上了最后一架飞机。一路上换车队，就如从深圳到西藏，经过广西换广西车队；经过贵州、云南换当地车队。粤B一直开到那里，那里就太显眼了。
　　我鼓励你们奋斗，我自己会践行。谢谢在叙利亚、也门……奋斗的员工，至今我、徐直军、陈黎芳、彭中阳……都认为也门饭是世界最好吃的饭。

浅贝

解读：“灰犀牛”这个词从哪里来?


这两天，“灰犀牛”这个词火了。比如，《人民日报》日前在头版刊发题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评论员文章中写道：“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今年3月，新华社就关注到了“灰犀牛”的存在。在一篇题为“透视‘逆全球化’表象”的文章中，新华社记者提出，“灰犀牛”比“黑天鹅”更可怕，更值得关注。

那么“灰犀牛”一词从何而来？多年前，一本畅销书《黑天鹅》让大家熟知了“黑天鹅”这个词，如今也是一本书让大家认识了“灰犀牛”。

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撰写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让“灰犀牛”为世界所知。类似“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它并不神秘，却更危险。可以说，“灰犀牛”是一种大概率危机，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很多危机事件，与其说是“黑天鹅”，其实更像是“灰犀牛”，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被忽视。

新华社记者在文章中列举了“灰犀牛”的例子，比如触发本轮全球化逆潮和民粹主义崛起的深层次问题——不平等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复苏持续疲软，中产和贫民阶层生活持续恶化，贫富差距扩大，最终成为触发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诱因之一。

当下，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灰犀牛”。中国领导层正是认识到了“灰犀牛”的存在及其危险性，将防风险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日前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而这无疑是应对金融领域“灰犀牛”的正确姿态。

应对经济金融领域的“灰犀牛”，中国有思路，更有行动。一方面，中国经济苦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各项经济指标看，经济结构、企业效益不断改善，人民获得感和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

渥克在书中提出，应对“灰犀牛”风险，不要浪费已经发生的危机，要真正做到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可以说，每一次危机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灰犀牛”风险。次贷危机中，美国房地产泡沫、信贷过度膨胀等迹象早已显现；欧债危机中，欧洲多国债台高筑、财赤超标问题也远非一日之寒。在这些危机中，“灰犀牛”风险被忽视，得不到妥善应对，最终酿成危机。

从全球视角看，当前全球化、气候变化、难民等全球性问题正面临巨大的“灰犀牛”风险。应对这些风险，各国唯有同舟共济，携手前行。

浅贝

转：
（投资的一些思路）


前些日答应雪球编辑写点东西，今天得空便聊下我新开仓的鄂武商好了。之前我简单介绍过部分思路，也遇到一些反对意见，比如电商对零售的颠覆、行业供应加剧、新经济机会性选择成本、还有估值意义等方面的分歧，下面我分段论述下自己的想法，由于是第一次进入这个领域，有的看法会比较肤浅，就当抛砖引玉吧。

1、  我们谈电商要颠覆零售旧模式时，首先你得判断这个新模式目前是否真具有颠覆力量，如果已走向传统，连自己都要费力去寻找生存和经营控制点的时候，你再指望它来颠覆别人其实是比较难的，这种情况下更应该的是补充融合而非替代与颠覆。那如何判断颠覆性呢，我觉得主要看其对旧模式的杀伤速度以及其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效益，比方说汽车业在颠覆马车业的过程中，汽车业是有过全行业奇迹的，在马车业消亡之前汽车业内的大部分参与者都能迅速崛起，即便是经营不当成本控制不力的企业在旧模式被终结前都可以有个较轻松的发展期，爆发迅速、个体奇迹不断、以不可阻挡之力快速终结旧模式的我们才能说它是具有颠覆力量的新模式，这些我们在手机颠覆呼机的时候也都经历过，那也是众多小手机企业最滋润的时期。而目前，在电商已发展十年的情况下，9成卖家仍不能形成经营利润、生态链各环节不能与平台同步前进，你指望它再有颠覆性力量实在很难具有说服力。

2、  实体零售的经营品类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标靶，它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品类等方式来完成应对，像万达计划减少服装类增加生活服务类、最近银泰又搞都市农场等特色体验等都是体现了实体零售经营风格的易调整特点，零售的品类转型和其他行业不同，不需要付出很多代价，除了地理位置不好转移外，其他一切都可以转变，综合体类型的更可以有多方向结合点，零售业是最早放开竞争的领域，品类和风格的动态调整本来就是常态。电商只能冲击个别品类，实体店的形式作为社会的必然是不可能动摇的，我认为未来电商和实体店应该是个分工、补充、配合协调以及共同提效的互动格局，新经济可以在与旧经济的结合中落地，旧模式可以在新模式的帮助下提效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局面，像O2O业务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结合模式。并且，像现在市场热衷的文化娱乐产业，其实也都需要有实体店作为载体来实现，更多更好的影院、玩具店、创意店、文化中心都是要与实体零售结合的。也就是说今年市场热衷的很多方向其实都可以是综合体类终端的新增长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到新旧间的冲击，也要看到两者结合下所带来的新增长点和积极作用。

3、  供应增加本来在目前的股价水平上本不应太担心，因为从实业角度上，新开发一个实体按投入算大致可做到1倍PS，成熟后比较理想的经营效果也最多达到0.5PS，其间还要面对较长时间的孵化导入期和经营上的不确定，并且新开发区域的位置一般比不上现存门店，所以从情理上来说不如直接在二级市场收购划算，只是由于国内好的百货大多为国营，都是地方金蛋，政府不愿意失去控制权，而中国的零售由于品牌的区块代理等原因还不到以全链优势为主要竞争力的环境，使得中国百货更多以地理位置和日常经营为主要的竞争点，这很大部分取决与政府关系和支持力度，也导致收购方一般不愿意违背政府意愿强行并购而丧失其该地的政府关系，这也是我不关注跨省域扩张百货的原因，而万达的成功虽然与其经营模式有关，但良好的地方政府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没有迹象显示国有股权的机制会有明显改变，我们就很难期望实业扩张行为受资本市场价格影响从直投改为并购，那么两套标准的并行恐怕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既如此，我们对业态、商圈和管理有可能被边缘化的企业即便股价再低也要回避，因为这里的低价或许是警示信号而非机遇。所以在目前高租金和业态转型的情况下我们应尽可能选择有大比例自有物业、且处于当地不可替代的顶级商圈和高消费者认知与区域最强竞争力的综合体和近两年存量业务增速明显好过同行的，那鄂武商很自然的就进入视线。虽然综合体业态未来供应计划较多，但考虑到其他业态及租赁店的收缩以及新增供应的后发劣势和过热供应仅在局部城市不会像其他行业有跨区域冲击问题，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忧。至于武广附近未来两年将新增恒隆和万象城的分流，有人担心会产生广州太古汇对广州友谊这样的定位覆盖与冲击，但太古汇和友谊不在同一区位，友谊业态也较落后，而武汉广场这边却可以提升稳固商圈，产生集聚效应，毕竟由于物理限制，其他要素都可随需要调整，惟独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命门，加上中国零售习惯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商圈发展的重要性是排第一位的。且武商有先发优势和多店的层次集群且已囊括绝大部分高中档品牌，不存在定位颠覆，况且目前股价进入的投资者有比实业对手更低的安全投入，只要股价低到能覆盖不确定，那不确定因素也就没有多少可怕，所以边走边看吧，不必着急下结论。

4、  扩张成长方面，在过去市场对租赁扩张更偏爱些，认为速效快资金沉淀少转身容易，但优劣相随，近期不如意的也主要集中在这些群体。而自建模式对综合体类业态则更适合些，因为商业地产的门槛非常高，最好是先做商业规划再招商然后以此展开建设，这些自然在一个体系内完成比较好，而解决资金沉淀的方式可以通过出售相关住宅写字楼的形式完成，这样可以享其利而不受其害，特别是配套写字楼的方式我觉得更好，一来是可以保证非假期的餐饮客流，再可以缓解假期的停车高峰，像武商的武汉广场过去就这样的形式，只可惜公司未来好象没有这样配套开发的打算，只愿做纯商业部分，当然这样可以减少些非商业类风险，但在资金效率上就会打些折扣。另外，有朋友借鉴美国08年后表现相对较好的商业股像梅西百货（美国时尚百货）和诺德斯特龙（中高端百货）而总结出要定位清晰、及时进入新业态和全国布局这三条，我对全国布局这条持反对意见，一是美国的消费习惯对商圈位置要求度低比较容易新店扩张，再就是上面表诉过的几点，就是中国零售还没有形成整链竞争优势和差异化经营重点以及良好的管理信托责任，而异地扩张又不容易拿到顶级商圈和政府支持，所以我比较赞同省内扩张，充分利用区域供应方支持和消费地理优势，何况我们的很多大省其实规模已经足够，无须过早分心它处。另外我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部分人不会因为收入的变动影响已养成的生活水准，这是人性的规律，解放前经济凋敝之时很多大城市的商业依旧极度繁荣，这说明商业风险是有低到高的传导顺序的，作为综合体类的高端百货，这个时候给予低于行业估值好象不太充分。当然，对增量路径的论证，以我目前的能力还很难展开，但还是之前的那句话，在低位时，如果你不能证明它无那它就是有，在高位时，如果你不能证明它有，那它就是无，这是基本的赔率思考模式与事实无关，何况它目前的报表也表现出超越行业的增长能力了，况且在这样一个理论上可以有无边界成长空间的领域，即便不能充分证明它的路径也别去轻易否定它的未来。当然，商业地产对融资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这是维持持续扩张的基本保障，而武商持续多年的股权争夺令其丧失了直接融资手段，但考虑到其充沛的现金流量和极低的生息负债率，这方面暂时还不构成发展急所，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尽早看到问题的解决以便存量利润的释放和增量启动。

5、  有朋友说，估值低的股票有很多，并且零售业从整体上看也不是清晰时期，为什么要选择鄂武商呢。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大部分表观估值低的公司主要有几个原因，要不是收入规模不能维持或者是需加大费用以维持收入、要不是已触及天花板沦为债券范畴非股权投资者所长、再就是利润没有现金流的支持导致估值基础不存在，毕竟估值的理论基础是长期自由现金流折现，如果我们不能大致定义出一个企业的未来现金流状态，仅建立在预期利润上的低估值只是没有投资意义的估值幻觉。而再把两市所有股票以市值除以去年经营现金流来比较的话，发现鄂武商排名第三，且今年的现金流还会更高，如果去掉结算期因素和毁损型资本支出类，鄂武商这个比值则居两市第一，且历史上它的资本支出都带来了更高现金价值，属于良性资本支出（注：因多数企业自由现金流不像经营现金流那样平滑可比期相较，所以排序上我们先采用经营现金流，然后再对资本支出项进行考核，若是可带来更高现金价值的，我们便认可市值与经营现金流的比对价值，这里涉及到主观定性而非单纯定量）。另外，从PS角度看，鄂武商与同类拥有大比例自有物业的中高端百货相比也相对偏低，我们以市值加生息负债之后的总市值计算的话，他在同类业态内属于估值最下区域，而它存量资产及业态形式却居于顶端，如果和金鹰的股价或春天百货的并购价比，它应在30元附近，和友阿、广州友谊和步步高比它应在20元附近，银座在加上生息负债后比值亦高过武商不少，当然也有估值接近的，但资产质量和这两年的增速却不可类比，毕竟仅从存量资产的角度看，武商拥有行业较强区域竞争力和品牌高度应该是业内共识，当然有人会不认可相对估值法，认为可以是参照系跌下来而非是我们涨上去，近几月其他主流零售相对跌幅远大过它也确实佐证了这个观点并可能进一步缩小相对低估幅度，但我认为从整体上看，零售即便还可以找出许多不乐观因素，但之前的下跌也部分体现了，对可以相对轻松调整品类和经营方向且占据不可替代商圈的零售来说硬要无限放大负面因素恐怕也过于末日情节了，何况从绝对估值角度像上面市值现金流比率的指标看它也拥有了绝对的安全性，我们再换个比方，如果现实生活中有商铺50万买下有20万的年租金流和30万的押金，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非常心动，而把单位换成亿的话就是鄂武商的现状，难道仅仅因为它只能在股市交易就否定这个数字的绝对价值吗。当然有人以常用的PE、PB指标来看或许有不同的结论，但大众使用的方法我们只能作为理解市场的参考，我一向不赞成与大众用相同的方法做决策依据，否则机会又从何而来呢。

6、  为什么不在强劲的新经济里找机会，其实我并不是对新经济持否定态度，我觉得从整体上市场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长期来看新旧经济的增长与回报率还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于个股选择我还是倾向于传统模式，这主要是从回报分布、易识别和可延续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传统模式里的要素更具像、稳定和可延展，投资者比较容易识别其中的佼佼者，这点其实不难理解，普通人在20年前就能确定宝洁、可口可乐等公司在20年后仍占据行业领先地位，但却很少有人能对新经济的领导者进行预判，并且这些不是提高专业能力所能弥补的，即便是这些领域里的顶尖人物、有着更深的行业理解，他们依然无法把确定性落实到个体上，这就是新经济在整体与个体上的回报悖论。并且由于新经济在回报分布上具有更大的不均衡性，使得整体的回报是由极少的超高回报和更多低回报的公司平均而来，而如果我们不能较确定把握超高的那个，那精选模式就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点我们从纳斯达克市场就可以很容易看到。而传统模式则不同，我们很容易在整体低回报中找出更高的机会，它们的优势更容易识别和延续，因此对稳健务实的投资者来说，尽管新经济很美、整体逻辑也够充分，但我还是觉得传统模式更适合我们一些。并且就目前来说，新经济类企业的中期估值已部分体现了它们的优势，虽然估值在投资中的作用可以很不重要，因为就个体而言，总会有一些极好的企业能打破一切估值意义，我之前常说，如果能在20年前买华为、娃哈哈，即便是1万倍的PE买入你依然可以获得傲人的投资回报，对伟大企业来说，定量远不如定性来的重要。但问题是，优秀可以在过程中判断，伟大却只是事后的结论，它的形成是需要机缘和太多意外因素的，事后总结出的确定性在事前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很难在那么久远的事前来确定这些，你只能通过进程中的不断观察来确认你的判断，这就存在一个维持和修正的过程，而一开始的过高价格实际上就剥夺了你修正的权利。所以我认为，即便你碰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企业，但你所能支付的极限也只能到优秀为止，而优秀在估值上是有边界的，虽然可以有多因素叠加所带来较宽的乘数空间，但它仍然应该在我们的可理解范围之内

作者：茅台03

浅贝

成都 重庆 武汉 郑州 长沙兴起！深圳没落？


成都重庆武汉郑州长沙建成一个完整电子产业链要多少年？十年

城市更新完成日，深圳产业衰落时。深圳自己注意不到这一点，继续大搞总部经济，把生产线都赶出去，赶到重庆郑州成都武汉长沙。华为到东莞，比亚迪到惠州，本来是一个警讯。但深圳想的是你总部还在我这里，我继续高大上搞总部经济、搞金融中心。香港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残的。硅谷就是这样变成东亚电子制造中心雇佣的研发和总部基地的。到底是东亚在雇佣硅谷还是硅谷在雇佣东亚，以前分得清，现在很难说了。

惠州东莞毕竟离深圳近，产业配套还在。但是，如果接下来的新一代电子产品和核心元器件慢慢都放到了八百公里以外的武汉郑州重庆成都长沙生产，结果会怎样？产业链会慢慢搬迁转移，一个品牌企业这样做了，其他品牌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竞争也要这样做，十年后可能武汉郑州重庆成都长沙会变成新一代电子产品的全产业链生产服务中心。那时，深圳靠什么玩总部经济？

硅谷可以靠销售隔离地理隔离继续掌握欧美市场，深圳靠什么来掌握内地这个未来十年最主要的新电子产品的消费市场？如果成本更低，企业为什么不直接在中西部做？非要到深圳做？现在深圳的唯一优势，不是靠近什么香港，而只是产业链齐全。而建立一个齐全的产业链，十年就够了。

深圳的城市更新改造城中村，改造一个房价飙升一片，改造完了，全域房价都飙升。哪个大企业愿意去那里重金投资？美日韩台信息工业资本当年为什么到深圳苏州去投资？就是因为成本低、工人多、工程师足、产业配套好。内地城市这些条件现在个个满足，唯一一个产业配套的问题慢慢都会建起来，深圳不是用了二十年全建起来了吗？中西部怎么就建不起来呢？重庆成都郑州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的产业链都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啊！武汉的显示、芯片都在建。深圳可能在睡大觉。骄傲和背叛就会导致资本远离。

现在，京东方、天马、华星光电、紫光都在哪些城市下大单？深圳争取到几个？华为走了，深圳都说我不怕！

我觉得，人的收入到了一定阶段，再往上一层总需要新的模式新的策略，城市发展也是。这个城市对农民工打工妹那么无情，竭泽而渔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我更希望武汉郑州重庆成都搞起来，希望这些城市不仅把大学生而且把农民工都变成市民。这次全国大城市人口大战，武汉是打响了第一枪的，然后成都长沙跟进，现在天津南京都动摇了。

十年前，有人跟你说，深圳东莞将来会出现本国手机品牌，然后还打败美国韩国。大家都会说你在讲笑话吧！

现在，我要是说十年内武汉成都重庆郑州将来会出现内地新一代电子产品品牌，打败沿海城市的大企业，估计嘲笑我的人就更多了！

人生呐，就是不可预料。一个城市当然要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理工男永远是朝着成本低的地方去发展，大资本也一样。美女则会在上升的中后期和成熟期翩翩而来，选择现在看起来最好的地方，城市里一时间充满了现在的富贵者与选择时间窗口很窄的年华兑现者相互追求的迷人气息。然而，什么才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我反复讲，90后的方向是新一线，很多在一线买了几套房的人把我说的当笑话。十年前移民美加澳的人也说，珠三角长三角这种加工贸易地区会发展起来就是一个笑话，美国加拿大澳洲大城市的房地产多好啊！

说多了没有用。偏见和歧视和看法差异总是存在的，是演化淘汰的源动力。偏见也是利润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