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了“美国道路”，转向了“德国道路”

浅贝

东吴香港副董事长、东吴证券全球首席策略官陈李对财联社记者表示，中国的基本国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基本发展道路上，我们已经抛弃了“美国道路”，转向了“德国道路”，即通过发展制造业带动GDP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重制造、轻服务”已经成为未来三至五年，甚至五至七年的基本政策。
基本国策已变为“重制造、轻服务”
近日，网上流传了陈李路演时的一份投资者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提到“中国的基本国策已发生了变化”。
根据这份笔记，陈李提到，过去十几年，中国期望模仿美国通过发展服务业来推动GDP增长。但经过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两次冲击，最高层意识到工业体系的完整和完备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基本发展道路上，我们已经抛弃了“美国道路”，转向了“德国道路”，通过发展制造业带动GDP未来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重制造、轻服务”已经成为未来三到五年、甚至五到七年的基本政策。
陈李后来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让国内意识到有些核心领域必须补短板，才能保障国内的经济安全。新冠疫情目前尚未远去，但中国能率先复工复产，依赖于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国内均可自主生产，不依赖于外部，有着很高的经济独立性和安全性。这都让国内意识到制造业的决定性作用。”
今年制造业融资占比接近四分之三
陈李对财联社记者表示，国内的基本国策已经发生了变化，“重制造、轻服务”，政策、资源向制造业倾斜。主要有以下五个表现：
一是，稳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202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里，专门提出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不再下降。
二是，不再提第三产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过去九个月内，国内几乎所有场合都取消了关于“服务业占比要提高”以及“刺激第三产业发展”的说法。
三是，全社会资源向制造业倾斜，2021年,制造业融资占A股IPO的总规模接近四分之三，创新高。
四是，最近陆续出台针对服务业的政策，服务业‘从没监管到有监管’、‘从一般监管到强监管’的转变，而这很可能仅是开始。
五是，国内出生意愿下降，劳动力总规模从2017年就开始下降，总人口规模也将在未来几年到达顶峰。那么，就不太需要服务业来解决新增就业问题，反而需要制造业解决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相比于制造业获得政策扶持并得到资本市场大力融资，服务业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针对教育、医美、电子烟、电商、传媒、娱乐、游戏等行业。
比如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提到，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未来，学科类培训机构或将进入长时间的强监管时代

浅贝

消失了的敌人


原创 顾子明  政事堂Plus2019  今天

记得19年的时候，写过一个经典系列文章，叫做资本市场的意义。



简而言之，就是相比于美国，我们总体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实现对美的反超和反击。



在这套逻辑的践行基础上，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资本市场，既缔造出了科创板企业为代表的新基建企业，也如脱缰之野马，孵化出来一大批依靠外资的新动能巨头，以及他们的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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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尴尬的是，疫情的爆发，把新动能的路线图搅得稀烂。



一方面，疫情让特朗普下台了，制裁消失了，共同的敌人消失了。



另一方面，疫情又让全球进入封闭状态，无法出海的新动能巨头们纷纷开启了内卷，反而取代了特朗普，变成了新的敌人。



资本的杠杆会迅速催肥企业，但也会带来资本的贪婪，驱使着企业吞噬更多的利益，从金融教育医疗，到衣食住行，他们扑向了国内所有的基础垄断行业。



本应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游骑兵，最终盯上了百姓的菜篮子和钱袋子。国家重金打造的关宁铁骑，变成了纵兵劫掠的拦路悍匪。



疫情冲击的不仅是特朗普下台，让全球闭关锁国，也严重冲击了我们自己。



南北方之间，沿海内陆之间，一二线三五线之间，中心城区边缘城区之间，有钱人没钱人之间，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拉开差距。



而这些垄断平台的存在，又进一步扩大了差距。



最终，通过催肥扶持起来的新动能巨头们，像癌细胞那样，不仅急速繁殖扩张，更不断的榨取了养分，使得其他身体机能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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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政府从疫情中逐步走出来，恢复了各项机能，必将逐步重新获得主导权，并寻求恢复自身所需要的资源。



所以，别看这两天资本市场的副作用这么大，但是并不会阻止上峰的继续动手，因为这是内循环之下的结构性问题，是必须做的事情。



因此，过去两年，新动能的垄断收益普遍将无以为继，甚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像三大运营商至于铁塔那样，逐步变成台前的运营者，赚最辛苦的钱。



只是其中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他们痛骂了四年的特朗普，却是那个真正守护了他们四年的人.......

浅贝

这可能是一次重大方向调整：中国正在“德国化”？


作者： 震谷子
来源：海外掘金（ID：gold1849）



原标题：一连串密集信号显示：中国正在“德国化”，德国正在“中国化”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找到了方法，解决困扰了中国人太久的三座大山。

一连串的动作正密集出台——

住房方面，打压虚高学区房，设定二手房指导价、限制房贷，力度不断升级；

教育方面，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公办学校停招复读生，职业教育的角色日益突出；

养老方面，提出渐进性延迟退休、放开“三孩”政策剑指人口老龄化。

还有反垄断的重锤落下，共同富裕上升为新时期的大战略。

如果上述一切能大致实现……突然，一个国家猛然从脑海中跳了出来，那就是德国。

德国楼市长期稳定、职业教育世界闻名，在养老制度、鼓励生育方面颇有一套。更重要的是，德国人重视劳动和创造，有惠及无数人的科技创新，很少诞生世界首富，但国民富裕程度令人羡慕。

难道，中国把德国当作了新的学习对象？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关注中国可能“德国化”的迹象之时，德国似乎某些方面开始“中国化”。两个大国经历了一次不期而遇。

德国人出现了中国最熟悉的烦恼，房价暴涨，人们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人口老龄化加剧，十年来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

中国正在向德国靠拢，但是否坚定选择德国模式，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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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正在“德国化”？

先从房子说起。

当代西方，两种房地产制度居主打地位。

一种突出资产属性，以英美为代表，强调市场调节，政府管控较少，价格起伏大。

另一种以居住为导向，德法为代表，房产首先是基础设施，受到更多的政府管控，因此价格起伏较小，相对更加稳定。

德国绝对是“房住不炒”的先行者，曾先后出台四部法律为其保驾护航：

《住房建设法》
《私有住房补助金法》
《住房补助金法》
《住房租赁法》

前两部法律保证了二战之后德国的住房供给一直处于平稳状态，目前已经被废止。

德国对买房、放租管控之细，会让中国人质疑它还是资本主义吗？例如：

开发商制定的房价如果超过合理的20%，可以被起诉，超过50%直接被视为犯罪；
对于长期租约，新租房合同租金不得上涨超过10%；
还有各类房地产税制，包括未满10年出售的房屋，需要缴纳25%的资本利得税，超过10年的盈利部分，需要缴纳15%的差价盈利税。

一系列做法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让炒房者无利可图，增加“炒房”的摩擦成本，降低人们的“炒房”欲望。

回归居住本质——理解了这点，来看中国楼市最近的一些做法，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今年以来，高层打击虚高学区房，大城市建立二手房指导价格，探索优化摇号细节，还有悬在买房人头顶的房地产税，通通都在体现一个主题：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也就是我们团队早在2018年就提到的，中国选择了欧陆模式，加强政府的管控，突出居住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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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来说说教育。

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禁止公办高中复读，鼓励毕业生进入职业教育，这本身也是德国教育的特色之一。

2021年高考放榜前重庆，禁止公办高中复读；
2020年4月四川，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
2019年云南，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复读生……

不仅高中复读的通道在收缩，初中复读之路也开始收窄。

复读热逐渐退潮，更多的孩子去读职业技术学校，而不是大学。

过半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中国的尝试，却已经是德国的现实。德国职业教育，最大特色体现在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双元制”。

其实也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每周3到4天在工厂接受实践教育，在职业学校里接受1到2天的理论教育。跟楼市一样，“双元制”也是由政府来进行宏观管理。

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学徒工，而且是带薪实习。这样的教育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就业门槛，而且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

1969年，联邦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1970年，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成立。这一变革从法律和机构层面，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建立了规范。

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的“双元制”。

去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针对“校中校”独立学院（没有社会合作方，仅由高校举办），提出“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

独立学院与高等职业院校合并后，将组建为职业技术大学。虽然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但是层次上属于本科教育，学生毕业后其实是拿本科学历的。

希望借此消除民间对职业学校的偏见，让技能型人才变得跟德国的技工一样，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美誉度。

在德国职业培训网站（www.ausbildung.de），我发现有各类型职业培训，比如培训3年成为一名办公室文员，条件是拿到中学的MittlereReife毕业证书，培训结束后平均工资在2000~2800欧元/月（约合人民币1.56万元~2.2万元），培训期间学徒获得的工资大约一年是1000欧元。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德国本科生的毛入学率大约30%，排名倒数第二，但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德国青年的就业。据统计，德国青年失业率为6.8%，远低于欧盟16.8%的平均水平。双元制职业教育因此被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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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养老。

事实上，中国现行的社保制度，就充分参考了德国社保体系。德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

不过，德国人口也出现了零增长。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德国人口总数为8320万人，自201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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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统计局分析指出，德国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的移民净流入。历史数据显示，自1972年起德国死亡率就已经高于出生率，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输入，德国早就开始负增长。

面对着人口减少和养老的压力，已经是全球退休年龄最晚的德国，今年6月初居然再次传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消息。

6月初，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咨询委员会发布一份养老金现状报告，并建议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8岁。此前的规定是2012年起执行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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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中国作为全球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表示未来五年内“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再配合之后推出的放开“三孩”政策，试图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出生率、增加劳动力和缓解养老金耗尽的危机。

然而，政策在趋同，连民众反应也是一致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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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逐渐“德国化”的时候，德国也出现了中国人熟悉的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楼市里最后一片价值洼地，消失了。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德国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上涨9.4%，创下十多年以来的最强劲涨幅。

德国七大城市——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的平均房价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涨幅甚至达到了12.1%。

这对于稳字当头的德国楼市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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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天蓝色线为德国央行数据；橙色线为德国Pfandbrief银行协会自住房价数据（季度）；绿色线为Hypoport信贷集团数据；紫色线为德国统计局房价指数，2010年数据为基准100，来源：欧盟统计局德国办事处

如今的德国楼市，比中国火爆多了。

我看到微博上有博主说，德国的朋友今年初拿着钱去看房，嫌价格太贵，结果就被别人买走了。等到上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想要买房，结果一问，价格早就涨破心理预期了……

有钱也抢不到房，这就是疫情大放水之后的“资产荒”，在美国和日本都出现过。

德国这一轮上涨，也是由大放水、低利率和疫情拉动的。

2018年德国房价就开始大幅上涨，疫情爆发后，庞大的经济刺激使得便宜钱淹没了社会，同时居家隔离和补贴计划则使得投资者的储蓄膨胀。

尤其是德国去年为了保住就业，给被迫失业呆在家里的打工人发钱，避免这些人换工作，间接增加了不少的潜在投资者。

刺激德国房地产需求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房贷利率下降，还贷压力大幅下降，租房不如买房，需求自然就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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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深色线为名义房贷增长，浅色线为经通胀调整后的房贷增长，来源：德国央行

08金融危机后，全球都进入大宽松时代，德国的房贷利率也是一路下滑。到了2014年的负利率时代，房贷利率更是跌到了历史低位。没想到还有一轮疫情大放水，利率继续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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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种利率的走势，其中最上面深蓝色线为5到1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来源：德国央行

德国的利率于2009年正式进入下坡路，恰好就是德国房价起飞的开端，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利率每一次处于历史低位，房价就会有新一波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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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德国房价指数，深色为经通胀调整指数，浅色为名义指数，来源：德国央行

不过说到底，德国人很少一家好几套的情况，短缺的住房供应才是造成德国这片价值洼地最终消失的核心逻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政府无法实现到2021年底建造150万套新房的目标，相反，德国央行预计，至少在2024年前，房屋供应不足都将推高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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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德国126座城市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数值为正，供过于求；数据为负，供不应求，2023年为转折点，深色为数量，浅色为人数，来源：德国央行

数据冷冰冰，现实更加令人揪心。

因为房屋紧缺和租金封顶政策，别说买房了，德国人差点连租房都租不起。

按照政策初衷，限制涨租是为了让更多人租房住，但现实是房东要么提高选择租客的标准，要么干脆不租了，一空置就把房子卖掉。

租客面对着比以往大得多的非货币成本：你要么让房东看你顺眼，要么祈祷还有房东把房子拿出来租给你。

根据 bulwiengesa 的最新数据，德国租金在2020年继续上涨，在监测的126个城市中，租金同比上涨约2%，大大超过了物价通胀的0.5%。但尽管如此，因为物业价格在2020年也上涨了，126个城市当中有113个城市的租金回报率也下降了，大约在4.3%的水平。

因此，德国吸引了大量投资机构的注意。机构们不差钱，买走了大批存量房屋，引发了租客们的愤怒。比如，瑞典企业Heimstaden Bostad和英国的威廉皮尔斯集团，都拥有至少6000套柏林的公寓。机构会以更高的租金出售来获利，却进一步压缩了住房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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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走势平稳的浅灰色线为现有公寓租金回报率，大致在4%左右，远高于房贷利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说明在德国做出租房有利可图，来源：德国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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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德国名义房价指数未来增长，来源：德国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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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德国化”，可能是一次重大的方向调整。

中国的经济模式，在前几年都还朝着大财团为首的日韩模式来走，但是随着反垄断的巨锤落下，共同富裕成为新时期的大战略，强调实体产业，重视高端制造，即逐步选择德国模式。

在德国模式下，首先遏制财团，打击巨富，然后注重培养制造业人才，激发社会的实干精神，最后用政府福利进一步减少人才奋斗的成本。这实际上是中国高层希望看到的理想状态。

在福布斯富豪榜单上，你几乎找不到德国富豪。在德国，你也看不到像三菱、三星这样垄断国家经济地位的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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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指标很有意思，过去十年，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国家金融业在其GDP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唯独德国是在下降的。

中国房地产业占比从1998年的4%提升到2017年的6.5%，德国房地产业占比同期仅提高了0.8%；中国金融保险业占比从1.8%攀升至8.4%，而德国不仅比二十多年前低，还是逐年下跌。

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德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能够闻名全球，靠的就是源源不断输送制造业人才的职业教育体系。

从国产大飞机到量子科技，从新冠疫苗到人工智能，大国对垒到最后就是拼科研和制造的硬实力。这些都需要燃烧自我的高端人才，而不是人人躺平的社会思潮。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加速了中德两国的互相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微观层面，具体就不展开了。如果说新冠病毒改变了当下的世界，那么中德的趋同也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浅贝

硬科技战场，一场颠覆未来的大变局正在发生


盈虚阁  今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作者米磊


作者：米磊 硬科技理念提出者、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已获授权。文章无关本阁立场。


01

硬科技投资的底层逻辑


量化历史学家认为，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因为农业时代，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是线性的。农业时代最大的危机是“马尔萨斯陷阱”——由于人口的指数性增长超越了技术的线性增长和资源的开发，以致于农业社会不断面临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危机。

而进入到工业革命之后，技术进入指数增长，人口也是指数增长，两者在增速上能够相互匹配，因此，人类社会才得以高速发展。

所以，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人类的贡献，称得上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里程碑，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幅提升人类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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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农业时代，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人类驯化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阳光中光子的能量转化为人类可以食用的碳水化合物，因此在农业时代中光合作用的游戏规则下，其中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是承载阳光的土地，“地主”这个群体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出现大量机器，机器的生产力远高于植物光合作用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可以投资机器，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个时候，游戏规则就使人们从土地拥有者变为了机器拥有者，谁拥有更多的资本投资机器，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引发了资本主义，地主的地位逐步被拥有机器的企业主代替了。

这里面的核心逻辑是，全球的资源和资本一定会围绕在生产效率最高的产业，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初期，资本都会大量涌入到科技创新中，不但支持了技术创新发展，由于模仿有利可图，技术还会不断扩散到全球，比如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很快扩散到欧洲和美国。

但是，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天花板，一旦达到技术效率的天花板后，资本为了追求高利润还会按照之前的惯性不断投入到机器的扩大再生产，但这时就会带来产能过剩，资本主义危机就会出现，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如何消除金融危机？当我们理解了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技术红利衰退带来的产能过剩后，就会明白每次危机的“消失”都是通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让资本再次与科技结合，助力经济再次增长并繁荣。

因此底层逻辑就是：一定要通过创造新的技术，引发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工业革命。

过去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对这个底层逻辑认识不够深刻。

我画了一张图，这张图描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我将整个社会分为三大系统——知识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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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不存在经济系统，因为狩猎采集时期一切活动以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求为主，没有过多的剩余物资进行交换，也不需要货币，原始社会基本上是按需分配。

随着人类通过了解自然规律，总结了越来越多的知识，认识到苹果可以吃、螃蟹也可以吃的时候，苹果和螃蟹就进入到人类的日常“交易”了。

当人类有越来越多物品可以交换的时候，经济系统得以产生。经济系统就是人和物的关系，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系统运转。

本质上，所有的产品和发明，都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进步。没有知识的进步，就不会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比如，工业革命后，人类生产了许多商品，从机械、纺织、到吃穿住行等各种各样的产品。本质上都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结果。

如果仅仅只是站在经济系统去考虑问题，社会系统和知识系统没有得到良性发展，最后，经济系统也不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更高的系统上来看这个问题，只有三个系统都良性发展，整个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才能良性发展。

人类经济社会是在不断熵增的，如果我们不能给社会输入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社会就会变混乱，就会成为一个耗散系统，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就会崩盘。

要想保证经济不断运转，我们就要给整个经济系统输入负熵，这就是知识系统给经济系统带来的价值。

为什么人类要做碳中和？

因为整个人类社会是处在地球生态中的，如果仅仅考虑人类社会，不考虑地球，人类生存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差，极端天气也会越来越多，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

过去，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所以改革开放就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我们的目光都聚焦在经济系统，所有人都会把挣钱放在第一位，一切向钱看。但是目光如果只放在经济系统就会出现一系列负面作用，如果科技不发展，那么整个经济社会就会陷入瓶颈。

再者，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非常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非常重要。

最近，国家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出台了“双减”政策，很多行业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大家很难理解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是不是国家不鼓励创新了？是不是国家不支持企业家创业了？这些都是误解，实际上国家是在鼓励大家去做真正的好企业、去做真正的企业家。

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如果站在三个系统的角度去思考，你会发现：如果你能够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创造出新的价值，推动整个世界健康发展的话，就会受到鼓励和支持。如果仅仅是只考虑了自己的发展，而让系统受损了，那一定会受到系统的制约。

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肿瘤实际上是人类正常细胞疯狂生长的结果，它忽略了组织的需求，把其它组织的养分都为己所用，就从正常细胞变成了癌症细胞。而国家是为了防止“某些组织和器官”超出正常范围内而生长，遏制那些破坏大环境的搅局者。

中国GDP总量现在全球第二，不到十年，可能超过美国。当前，中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转向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心的阶段。现在发展的核心，包括未来三十年所有的核心都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才能发展。如果科技不进步，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发展，就要面临倒退。

改革开放初期，谁能最早地意识到经济建设是核心，从社会的建设转向经济建设，谁就能够抓住时代的红利。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只关注经济问题的时候，经济其实也不能健康发展了，现在要想让经济健康发展，就要转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所以，硬科技会成为未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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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百年来最大变局正在发生
新机遇在全球孕育

回顾硬科技发展史，我将它分为物质、能量、信息、空间和生命，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是物质、能源、信息、空间和生命的革命。

第一次工业（科技）革命以蒸汽机和纺织机为核心，第二次工业（科技）革命以电气化和电报、电话为核心，第三次科技革命以集成电路为核心。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进而推动新的工业革命。

只有掌握了科技创新的规律，才能够抓住下一次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新的技术创新才能带来新的革命，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

我们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就是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在能源、物质、信息、空间、包括生命科学领域都有非常多的发展空间，这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

所有财富的源泉都来自于科技创新，所有经济的发展也来自于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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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总结了发达商品经济中的“康波周期”，他将经济发展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大概是每50-60年就会有一个周期性轮回。

为什么会有这个轮回？我认为本质是因为科技创新的周期和一次大型工业革命的周期大概就是50-60年。无论是从第一次蒸汽机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集成电路革命都是60年左右，上一次的以集成电路推动信息革命到现在基本上已经60年左右。

最近几年，我们进入到上一次科技革命的萧条期，从2008年之后“摩尔定律”接近极限，我们就进入金融危机时代，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在下滑，处在一个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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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中美科技战是最近几年打响的？本质上是因为前些年信息革命高速发展，美国无暇顾及中国，更专注于自身发展。当集成电路发展遇到瓶颈之后，美国的发展速度变缓，中国的追赶速度又很快，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内卷。

站在全球角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作为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发现自己变缓后，它就要打压追赶速度过快的国家，这就是一种内卷。

为什么国内也感觉到一些内卷？就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国后，中国过去从美国获得的技术扩散红利消失了，导致中国自身的发展速度变慢，然后就会导致教育内卷，互联网大厂内卷。

发展速度变慢，就是因为科技创新的速度慢了。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变慢、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问题，核心是要突破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一旦引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大家注意力就会放到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上，就不会互相在存量蛋糕的博弈上发生这么多的摩擦。

现在全球面临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引爆新一轮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机革命，诞生在英国，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在德国和美国，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美国，第四次有可能是在中国，这是我们中国未来的一个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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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面临亟待转型的关键时刻

回头看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时代，过去40、50年实际上科技创新就是以芯片为主，美国20世纪70年代投芯片，80年代投软件，90年代投光通信，2000年投互联网，到2010年后开始投人工智能。

纵观这个规律，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发展每10年是一个“朱格拉周期”，每60年是一个“康波周期”。无论你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只要把握了科技创新的规律，就可以更有效地去判断好未来，不至于在投资上或者企业布局上出现大的失误。

其次，科技创新的发展类似金字塔，是一层一层堆积起来的，有了集成电路等相关基础设施，才有了电脑。有了电脑，就需要把全球的电脑都连起来，需要形成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就是光纤通信的网络。所有的电脑连起来之后，光通信网络不好了，就有了互联网的应用，下一步就走向物联网，走向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

所以，中科创星在2016年人工智能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提出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是未来10年的最大投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就跟互联网到来是一样的，没有硬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商业模式创新和科技的应用是不可能起来的。

所以我们要优先去做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说的光电芯片、物联网、5G、卫星等基础设施，而这些在今天成了新基建。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判断，到现在也得到了一些验证。

四次科技革命的演进规律实际上就是机、电、光、算，两百年前是机械革命，一百年前是电气革命，过去六十年是集成电路和光通信推动的信息化革命，未来一定是光+AI推动的智能化革命。

从中国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GDP从2008年之后逐年放缓，本质是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发达国家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红利的扩散。我们用40年的时间借助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借助欧美国家产业升级，然后把中低端的制造业进行剥离，完成了一次工业革命的起飞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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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上能够完成这样工业革命的国家是不多的，中国很幸运地走过了工业革命，下一步是面向第四次科技革命。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发达国家是不会向中国再开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也不会向我们开放。

中国必须要完成自己的创新驱动发展，完成我们从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移，完成创新的供给侧改革，从承接发达国家扩散的技术红利，变成我们自己的科研机构的技术供给，然后才能够完成未来的创新升级，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转型。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态势虽然很好，但我们的核心技术基本还是受制于人，尤其是以芯片为核心的代表。

2013年的芯片进口超过石油，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投资芯片，原因就是看到了2013年芯片进口超过石油，芯片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战略物资。

其实不仅仅是芯片上受制于人，很多核心材料、核心技术都是这样，我们虽然是全球第一组装大国、第一制造大国，但不是第一制造强国。

我们现在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去转变。我们要从经济大国向科技强国去转型，这是中国未来的核心，所以我说时代呼唤硬科技。


                                                     04
今天的中更需要硬科技精神

刚才说的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是每60年一遇的科技革命的转折点，而且即将到来；



第二个是中国每30-40年发展方式的转折点，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走向创新红利，走向工程师红利；



第三个是全球大国崛起的转折点，每100年有一个大国崛起。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世界老大将近100年了，2050年中国是有机会能够实现超越的。


我们在2010年提出了硬科技，就是基于以上的一些思考和观察。当时大多数人还只是关注科技的应用，尤其是以互联网创新为代表的科技应用，而忽略了以硬科技为代表的底层创新对整个中国经济未来的贡献和核心价值，导致在硬科技领域长期投入不足，以致于中美贸易摩擦之后我们面临着极其被动的局面，而硬科技投入是一定要提前布局的，否则我们不可能产生很强大的硬科技。

我们认为，硬科技不仅是核心技术及其应用，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就不可能有硬科技。

硬科技也是一种志气，我们要追求世界单项冠军，只有科技硬了，技术硬了，国家的实力才能硬，否则在国际上，中国是很难有话语权的。

硬科技最具代表性的八个领域，从光电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到信息技术，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硬科技领域，也是我们一直在大力投入和布局的赛道。

今天的中国，更需要硬科技精神，硬科技精神就像内功。

比如郭靖，就属于练典型内家功夫的，虽然人没有那么聪明，学东西慢。

但正因为他比较慢，反而适合练内功。而练内功练得比较快，就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私心杂念。因为太聪明的人练不了内功。聪明的人有点像猴子掰苞谷，很难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反倒不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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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谈谈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大多数人对回报曲线理解不是很透彻，我们很多人受农业时代的影响，认为“一分耕耘一分回报”，符合线性增长，而且春种秋收也非常明确，当年就有回报。

但硬科技属于指数性增长，硬科技基本上需要10-20年的周期，短期是很难有高额回报。瓦特做蒸汽机做了快二十年才成功，前十几年把投资人快拖垮了。

所以，硬科技前5-10年都是投入期，因为前面基数小，所以增长很慢，后面基数大，增长就很快。总之，硬科技前十年的回报是滞后的，研发投入是十分耕耘、一分回报，很多人无法接受，耐不住这个寂寞，但一旦过了拐点，就是一分耕耘、十分回报。

举个例子，世界五百强中净利润最高的企业是台积电，一个典型的重资产公司，一个长周期投入、短期回报率很低的公司。正是由于台积电坚持长期投资，所以它现在是全球芯片制造业的核心，美国核心的芯片都要靠台积电制作。

此外，台积电的净利润率也是世界五百强里最高的，达到了33%。台积电的市值现在是六千多亿美金，全球前十大市值的公司，台积电已经是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了，这超出很多人的意料。

我们误以为轻资产的公司回报率更高，短期轻资产的公司、模式创新的公司因为前期不需要重的投入，不需要长期研发，它模式创新横向的扩展确实导致回报很快、很高。但是一旦过了拐点，因为竞争力不足，很快就会掉下来。

今天谁要想在10年之内投放一万亿把台积电做出来，还真不一定能成功，这就是硬科技公司的高壁垒性。

的确，周期很长是“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反倒很好，这就是太极的思想，“反者道之动”，有些东西短期看是弱点，长期看反倒是优点。

我们认为，现在是硬科技时代，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太多挣快钱的机会了，任何一个机会出来都有无数人扑上去做。但是，像任正非这样具备战略耐力、战略定力和大智慧家的企业家少之又少，正是，华为每年拿15%的销售额去投研发，才有了今天。

硬科技公司需要耐心资本，很多人说不愿意投硬科技，确实是看不懂，风险也高。但实际上如果你懂硬科技，懂技术，懂科学家，反倒投硬科技回报会更高。

硬科技之所以难，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
第一，长期投入形成的时间壁垒，想复制一个台积电，复制一个高通，复制一个Intel，非常难，因为时间壁垒，短期是追不上的。



第二，先发优势形成了专利，专利不能去模仿。



第三，人才壁垒。硬科技的人才相对稀缺，需要长期积累，无论是做芯片的人才，做量子计算的人才，都非常稀缺，头部公司把人才都拿在手里。



第四，逐步升级形成的阶梯壁垒。美国现在能做7纳米的芯片，是他从几百微米升级到几十微米，几微米，到几百纳米，几十纳米，几纳米，是一步一步升上来的，中国现在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第五，生态壁垒。就像阿斯麦是以全球顶级的供应商加全球的客户才做了这么一家光刻机的平台公司，没有这样的生态，很难做出来。



第六，资金壁垒。做一款芯片和做一个Fab厂投入都很大，投硬科技需要的资本是比较大的，很难做轻资产创业。



第七，技术路线选择的壁垒，技术创新的方向非常多，技术路线如果选错了，损失也很大。比如当年的液晶和等离子电视之争，太阳能的单晶硅和多晶硅之争。

要想投硬科技要有情怀，没有硬科技精神，很难做成硬科技。

如果单纯奔着钱去，很多人不敢投硬科技。但往往当你带着点使命感去做的时候，反倒会获得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回报。

第一，勇担使命。

2013年，我们就看到了芯片进口超过石油，所以当时我们开始大力去投芯片。到现在我们投了一百家半导体公司和芯片公司，整体回报率是很高的，就是因为当时是冷门，现在成了热门。当时的估值很低，现在估值高。

如果没有这种使命感，只按照挣钱去投的话，当时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投芯片的，LP也不愿意支持你。

第二，敢为人先。

就像我们做商业航天的投资，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商业航天太早，不敢投，但是我们在2015年、2016年就开始投商业航天，这就是走在很多人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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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美之间未来一定是从制海权和制空权到制天权之争。五百年前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一代不能错过大航天时代。所以我们希望以大航海的精神去做大航天，去做星际大航海。

第三，啃硬骨头。

今天我们要选择最硬的、最难的事情去做，这才是一个更高的追求，因为简单的事情都被大家做完了，未来只剩下最难的事情。

第四，十年磨剑。

选了最难的事情，就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去把它做好，才能够熬到那个拐点爆发的时代。就像我们挖井，很多人总是挖到一半就跑了。

中国现在正处在从模式创新转型科技创新的历史性拐点，这个拐点实际上需要大家有这种硬科技思想的转变和启蒙。

我一直推荐我们公司所有同事去看《觉醒年代》，我觉得现在特别像一百年前，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是用思想启蒙，用科学、民主去启蒙中国，也是在推动科学在中国的进步。

今天，中国需要相信硬科技。改变世界，我们既要有科学的进步，也要有技术的创新，有硬科技的发展，中国才有未来。所以我觉得一百年前是觉醒年代，今天的中国也需要更多人认识科学和硬科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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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是中国未来30年的核心

我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讲，硬科技是未来三十年的核心，今天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所以，我们从2012年到现在一直致力于做科技成果转化，打通科技到经济之间的通路，通过人才、技术、资本和服务去推动硬科技的发展，推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用他们的科技成果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去推动中国的企业转型升级，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对整个经济的输入，那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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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上海讲到：坚守科创板定位，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

过去的资本，实际上不愿意流向科技，更多的是流向虚拟经济，科创板的推出就是要让更多的资本流向硬科技企业。

大家都说金融是血液，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比喻，硬科技是骨头，实体经济是肌肉，虚拟经济是脂肪。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本是一定要流向短期回报高的地方。

资本流向虚拟经济，有了O2O、P2P、包括炒币，本质还是资本在主导，实际上很多投资人并不是真正在运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完全是被资本的洪水牵着走的。

国家推出科创板是新时代的大禹治水。

提升硬科技和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只让硬科技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让硬科技的回报率提升，而虚拟经济的回报率在下降，因此过去一两年出现大量的资本涌入到半导体的投资，这就是新时代的大禹治水。

如果没有新时代的大禹治水，资本洪水就涌向中国，就会产生大量的决堤，决堤就会导致我们老百姓日子非常不好过。

同时，我认为中国现在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美元资本现在在涌向中国，大家都知道美国过去两年超发了无数货币，美国一直在抨击中国说中国在向美国倾销。实际上，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倾销国，美国把自己泛滥的美元通过科技创新主导和金融霸权剥削全世界人民的财富。

美国有了铸币权，通过美元的超发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所以说廉价的美元也是一种洪水，流向了各个国家，中国现在也受到美元资本的冲击，也是一种洪水。

所以中国现在很多的政策既治理我们中国内部资本的洪水，也治理外部美元的洪水。国家现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很重要的就是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总之，内部要把硬科技和实体经济扶持起来，外部也要防止美元洪水的冲击。

关于科技和资本我们总结了三个主要矛盾：
第一个，是资本追求确定性和科技创新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是中国资本的短钱属性和科技创新的长周期矛盾；



第三个，是中国资本的大钱和早期科技创新需要的小钱矛盾。

中科创星这么多年就是在解决这三个矛盾。

第一个我们在用我们对硬科技的专业性来降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我们投资的300多家硬科技企业绝大多数都发展得非常好，死亡率很低，就是因为可以从专业性上来消除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我们要用企业家精神来消除科技创业的不确定性，就像马斯克、乔布斯，能够用企业家精神来解决创业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尤其解决在科技创新中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我们在做硬科技的基金，用这些去投资硬科技企业，找到更多的长钱去支持中国硬科技的发展。

第三个我们在做硬科技的早期，拿到中国资本的大钱投到早期的项目上。

我们过去忽略了硬科技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作用，就像任正非讲的“根技术”，“根技术”实际上就像半导体和光纤通信一样，它支持了巨大的IT产业，但过去我们对它的价值的评估是偏颇的。我们过去以GDP论英雄，销售额越高，市值越高，但这个观点在今天要变了。

可以看到半导体设备价值每年在全球有600亿美金，支撑了4600亿美金的半导体芯片制造的产值，下游又支撑了电脑电子系统几万亿美金的产值，再往下游又支撑了电商、互联网、大数据、软件业几十万亿美金的产值。可以看到整个芯片业以几千亿美金支持了几十万亿美金的下游产业。

由此可以看出，硬科技和“根技术”对下游的带动是1：100，不能只看硬科技GDP的价值，要看到硬科技对整个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带动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硬科技企业整个的市盈率现在是远高于传统行业或者是下游的应用产业。

最近几年硬科技进行一次估值体系重新的评估，我们提出要考虑硬科技企业的战略性、稀缺性和对下游的带动性，然后加上经济性，中国企业的估值体系是通过科创板的推出之后有了一次重新评估。

我们认为，中国过去的产业生态出了问题，大家更多地愿意为大企业去做下游的组装，做销售，而不愿意去做一些核心的芯片、材料、器件，所以中国一直缺少像欧美，像德国、日本一些隐形冠军企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冠军企业。

但是，没有这些企业，我们的大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华为、中兴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非常困难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硬科技冠军企业，有我们自己的芯片、材料，那我们整个下游的大企业会发展得更好。

因此，我认为，无论整个中国科研界、产业龙头都应该致力于打造产业生态，培育更多的硬科技冠军企业。

中科创星从2013年发起中国第一个硬科技基金，就是要培育硬科技的冠军企业，我们希望投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硬科技基础设施，因为有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硬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投资的方向包括了能源革命里面的储能、固态电池、氢能；包括交通革命里面的自动驾驶、商业航天；包括信息革命的光子技术、激光雷达、3D视觉、5G物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 AI，从信息的获取、传输、计算、存储显示做全面的布局；还包括生命科学领域，材料领域，以上的硬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我们重点布局的。

中国提倡的新基建其实就是信息、能源和交通的革命，这和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国家其实已经给我们描绘了未来的蓝图，中国的国家战略已经制定了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205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所以未来中国所有的政策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调整的。

凡是有利于让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都是国家鼓励的；凡是不利于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都是未来国家政策不鼓励的。

所有的资源围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旋律和目标，想清楚这个逻辑，未来三十年就绝对不会再出现你正在做一件事情，突然一个政策文件出来以后，你所在行业没了，只要做的是利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政策出台就会是对你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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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尾

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

我认为，真正的企业家是同时创造了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只有同时创造这三类价值的人，才是企业家。

如果仅创造了经济价值，那就是商人，因为他只是发现了套利的机会，把这些套利的机会抓住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做企业、做投资的时候，是否同时推动了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进步。

中科创星在做投资的时候企业一定要满足这三个价值才会投资，如果不满足这三个价值，挣再多的钱，我也不支持，也不会投资。

因为这和我们的理想、追求不符，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硬科技投资者，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投资。

什么是真正的长期主义？

我认为不是投一家公司后，持有的时间足够长，挣到足够多的钱就是长期主义。而是长期来看，你坚持的事情对社会、对国家始终是有价值的。

换句话说，从长期看，你做的这件事情创造了知识价值，创造了经济价值，同时创造了社会价值，这样才值得长期持有、长期坚持，这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才是真正的价值投资。

所以我们认为，硬科技投资者应该具备企业家精神，做一个逆熵者，我们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如熊彼特所说，通过创新把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到一起，创造新的产品，然后让经济社会变得更有秩序，更有质量地发展。

硬科技投资家要去发现那些真正能够让社会变得更有秩序的企业家，通过投资帮助他们，不光是投钱，还要帮助他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企业家应该做更富有创新的事情，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来分享财富。而非通过找到经济系统的漏洞，然后把别人的财富“剥夺”到自己的手里，那不是企业家，而是作弊者。

就像发现了游戏里面的一个bug，通过作弊获胜了，这就不是在创造价值，只是价值的一个再分配，而且这种再分配会导致社会大众承受痛苦。

我们一直致力从事推动中国硬科技的发展，我们跟科技部火炬中心共同研究的硬科技课题，在硬科技大会上发布“硬科技树”在能量、物质、信息、空间、生命五大领域找到了两百多个子项。其中的关键核心技术，我认为都是科创板将来要上市和鼓励的，也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和发展的。

中国硬科技树的繁荣发展，能让中国变得更好。

钱学森为什么要从美国回到中国？

其实他就是在给中国种带“核”的苹果树。

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和平六十年发展的机会。

为什么要做硬科技？

没有硬科技，中国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有和平，或者未来几十年不可能有正常发展，这就是我们做硬科技的价值。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活得更好，否则美国的打压会让我们经济倒退。

如果我们这代人扛不住压力，跪了，怂了，那我们的孩子们生活质量一定会倒退，一定不如我们这一代。

我们相信，只有硬科技才能实现中国梦，这也不光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使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过得更好，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跪，更不能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