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本地的一些生态

浅贝

吴英案谜团终于揭开：楼忠福供出斯鑫良！真相震惊高层！！

斯鑫良的落马，解开浙江一个多年来困绕在人们心头的未解“之谜”：浙江本色控股集团原法人吴英最负盛名时身家38亿。

2006年12月，吴英资金掮客杨志昂等将吴英绑架，强迫签署空白文件，吴英上亿元珠宝、银行卡被洗劫一空。绑架者制造假案金额达2亿元。金华中院离奇官司转移吴英资产。2009年底，以吴英非法吸收资金3.8亿余元判其死刑。吴英上诉，2012年1月，浙江高院维持原判。正是吴英案背后的多少离奇给人们留下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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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计划-楼忠福-斯鑫良

1950年出生浙江东阳的斯鑫良，曾任东阳县副县长、东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后官至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斯鑫良与楼忠福同为东阳人，两人同时起步于东阳。楼忠福事业随着斯鑫良一路升迁。楼忠福“出事”不久斯鑫良被调查。至此，笼罩在人们心头多年的一切悬疑引刃而解！显然，正是斯鑫良成为串联起楼忠福、令计划、周永康的关键链条！正是他们撑腰使浙江黑社会“刘汉”导演了亿万富姐“吴英案”！当然，牵扯其中的多少浙江高官和司法官员一定会逐步浮出水面！

“吴英案”谜题

难解之谜一：东阳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涉嫌瓜分吴英财产！本色酒店被楼忠华以超低价拿下转手；吴英的博大花园被查封后重新开业楼家人参与其中；绑架吴英也跟楼家有关。楼忠华一直收保护费，因吴英不向黑势力低头得罪楼氏家族。浙江两级法院不惜冤杀吴英而媚权；这是公权力配合黑社会操纵下的公开“抢劫”。显然，楼忠福是浙江东阳的黑社会“刘汉”，是楼忠福蓄意谋杀“亿万富姐”吴英！在这场合谋的“抢劫”中，黑社会、富商、官场、司法何以如此默契紧密配合？楼忠福绝没有这样巨大能量？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参与制造吴英案？究竟是谁操纵了浙江两级法院？显然，这背后站着很强势的官员？其背后无形黑手究竟是谁？

难解之谜二：吴英欠账3.8亿元，吴英父亲认为吴英剩余资产达5亿多元。吴英一百多家商铺，现价应翻多少倍，却被公安机关违法处置缩水。吴英资产怎么竟由公安机关违法处置？而不是法院依法处置？

难解之谜三：吴英案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联名要求判吴英死刑，这些官员又联名要求高院维持原判。吴英案究竟与这些官员有什么牵扯？这些官员为什么竟然对吴英一片喊杀？这背后岂能没有人操纵？浙江高院判决不公引发民意普遍责疑！吴英案一再出现不合程序现象，吴英案怎么牵扯多少官员敏感神经？是谁操纵司法“杀人灭口”？

难解之谜四：吴英所借资金用于正常经营，吴英最大债权人林卫平认为吴英和他是正常的生意关系，从不认为吴英骗他。被害人、证人没有任何债权人认为吴英诈骗。吴英11债权人有本色集团高管，有其夫妇好友，这是向特定人群借贷，这是商界“借鸡生蛋”企业行为，并非非法占有。吴英若想非法占有，何必买拿不走的房产？民不告，官不究。吴英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人们颇为迷惑的是此案究竟是谁在起诉吴英？既然没有原告，吴英怎么就成为被告？

难解之谜五：吴英案引发数百学者、上百家媒体和亿万公众关注，舆论曾喷涌着对浙江高院判决质疑，社会精英们、学者、律师、企业家及许多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浙江企业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新华社呼吁为制度改良留条生路。中国律师界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刀下留人”，吴英赢得舆论广泛同情。案件背后太多诡异之处？一起普通案件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吴英最终引发最高层关注，2012年4月，最高法不核准死刑，吴英被改判死缓。

难解之谜六：更为离奇的是参与绑架吴英的杨志昂、吴小英被取保候审，未受任何司法制裁。撬动引发吴英案的罪魁祸首怎么这样被轻易放过？这一切只能是司法被高官任意操纵的结果。谁将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中？

难解之谜七：2014年12月22日，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落马。12月27日，广厦集团创始人楼忠福从澳大利亚回国即被从中纪委带走。媒体称这位浙江富豪与令计划家族来往多年，在数十年商业开拓中与该家族有紧密联系。显然，令计划有能力操纵司法，更因为令计划是周永康的人！或许，令计划对周永康打一个招呼就解决问题了！然而，人们不解的是楼忠福怎么搭上令计划这条线？谁是背后牵线人？这成为最后一个未解之谜！

处死吴英为何难以服众？

——简论中央为何不能放任地方豪强以法律的名义谋财害命

文／亦忱

一

美国已故知名思想家塞缪尔·P·亨延顿在其传世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中，曾引用上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时评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话，这样写道：“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

令人深感惊异的是，亨廷顿在引用自己的同胞这段话之后，继续写道：“李普曼先生是在对美国感到绝望之际讲出这番话的。但这番话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更是切中要害。在这些地区，政治共同体因分崩离析而危害其自身；政治机构权力微弱，威望更差，不堪一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政府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

如果按照这位美国上世纪曾指导全球前现代国家进行现代化变革，而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思想家上述理论，来看待中国最近30余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变革，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国家体制，尽管迥异于西方的国家体制，但显然不属于“政府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的失败国家之列。

不过，现在有一起令不少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和法学家们高度关注的东阳女子吴英集资诈骗案，被二审定罪维持一审判决的死刑，将在某种程度上考验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不是“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

二

所谓吴英集资诈骗案，从现有已经公开披露的案情来看，其吊诡和荒诞不经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看点，令人有一头雾水之感。

首先，据吴英案一、二审辩护律师于庭审辩护中，和随后在公众场合言之凿凿的传说。遭受吴英“诈骗”钱财的11个最主要的苦主，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指控吴英这个“罪犯”曾骗取过自己的钱财，而是令人匪夷所思地众口一词地坚持，自己跟吴英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属于民间的借贷。他们竟无一人愿意违背做人的起码良知，指控吴英实施了公诉人和一二审法官们所指称的诈骗行为。

其次，要吴英去死的人，不是吴英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却是案发地东阳一帮在后台运作的神秘官员。这帮官员除了在暗地里试图操控吴英案的司法流程之外，竟然集群去省高院和相关部门上访，坚决要求处死这个并未损害其个人利益的小女子。

第三，早在吴英被二审终审裁定维持死刑的判决下达之前，吴英所拥有的优质资产。已经被案发地东阳市的公安机关，以一种诸如购买吴英的赃物汽车“必须十辆打包购买”的怪诞方式，以低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处理给了特定的出资购买者。据知名浙江律师陈有西在新浪微博上传言，其中，“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至少价值5000万，以450万拍卖成交；38辆汽车，值2000多万，390万拍卖成交；法拉利汽车，值375万，去向不明；珠宝值7000多万，去向不明；博大新天地商品房定金500万，去向不明；希宝广场定金500万，去向不明。”

在此，笔者出于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考量，也为了节省网友的阅读时间，对诸多围绕着吴英案所发生的稀奇古怪之事，在此不赘。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阅读知名刑辩律师浦志强写的博文《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及其它真假莫辨的所谓曝料帖文。

三

毋庸讳言，即使从当下的中国法律常识角度，来看吴英以高息向民间寻求巨额资金的借贷行为，只要依照现行中国金融管理法律的相关规定来比照，其涉嫌违法犯罪，无疑是成立的。那些为吴英脱罪的人，绝对不能离开中国的司法环境，来比照西方的法律看待吴英案，更不能以浙江的民企多有向民间寻求资金支持的行为，以所谓法不责众为由，而要求法院豁免吴英的法律责任。至于在吴英案被定罪以后，国家会如何出台宽松的规范民间融资的相关法律，则另当别论。

不过，以吴英现有的违法犯罪事实，而将极刑加诸其身，显然太过分了。简直有一种令人深感被浙江东阳地方豪强势力强行窒息的意味。

事实上，即使按照东阳官方和浙江两级法院的说辞，吴英案之所以留下一个3.8亿的巨大资金窟窿无法填补，恰恰是吴英所操控的本色集团的正常经营，被东阳的公权强行打断才是最关键的原因。遑论东阳警方低价变卖吴英名下的优质资产，而导致其资本急速缩水。

对此，我们可以试试换过一个角度，来看看吴英案的另外一种结果：如果不是案发地的豪强势力站在吴英的对立面，非要将吴英及其担纲的企业置于死地，而是像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一样，提供破产保护，那么，吴英经营不善留下的亏空，是不是还会有这样大的窟窿呢？相信所有明眼人，都不难得出另外的结论。

四

基于以上早已公诸于众的案件事实，再来看看吴英案所能导致的深远法律后果。

如果吴英案的死刑判决，万一经最高院核准，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效应呢？相信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此例一开，必将给诸多地方豪强势力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只要是打着法律的旗号去谋财害命，将是一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其意味着中国的民企将进入一场严寒将至的冰河期，自不待言。而如果吴英案在最高院的复核中，遭遇不复核的结局，而被发回重审，其结果将迥然不同，也自不待言。

对此，一起六年前发生在浙江因拆迁纠纷引发的特大命案，由于最高院明知地阻断了地方豪强的作为，其引发的示范效应，似可佐证上述观点能够成立。

六年前的2006年8月9日，在浙江义乌江东街道，因宅基地纠纷而引发的的吴广德驾车碾死3人致伤16人的案件，虽经金华中院一审和浙江高院二审判处死刑，但在案发两年之后的2008年10月10日，最高院却历史性地不复核吴广德的死刑判决。从而，不仅给浙江所有面临被强拆命运的住户，带来了抵抗强拆的勇气和信心，而且，最关键的是，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豪强肆无忌惮强拆民宅的嚣张气焰。其最积极的法律后果是，导致整个浙江省成了最和谐的拆迁省份，该省因强拆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几乎难得见诸报端和互联网。由此可见，最高院一个判例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是如何能够改变一地的政治生态。

由吴广德案件的历史性改判，再回到对吴英案的观感，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期：如果吴英以死结案，那些地方豪强正在蠢蠢欲动的地方，将立马依样画瓢，将自己所操控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为一个硕大的屠场。如果吴英可以死里逃生，将给那些正在摩拳擦掌的地方豪强，以当头棒喝，其准备伸出的爪牙，也必将给震慑得缩回去。

最后，本人可以在此作出下列预言：如果吴英被最高院顺水推舟核准死刑，那么，在诸多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无望的地方，必然会有数不清的吴英、李英、王英、张英，将隔三差五被送上审判台。这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立国原则不变的情境之下，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均原罪难脱，因此而构陷一个民营企业家，可谓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吴英死了，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将是中国最富有创造力和经营才干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或是沦为沉默的羔羊任由地方豪强宰割，或是脚板涂猪油抛弃自己的家园移民一走了之。中国社会，也将历史性地从正改革状态，被逆转为负改革状态：在国际经济环境日益恶劣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速趋缓，增量利益不敷分配的情状下，地方豪强必将对存量利益展开肆无忌惮的任意切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将由此再次沦为动荡的恶序社会，也就合乎逻辑地顺理成章。

浅贝

揭秘最土豪浙商楼忠福，被查后老家东阳鞭炮声响彻

广厦集团到底给东阳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直是当地坊间的热点话题。　　
时代周报记者 陶喜年 发自杭州、东阳
　　“梦想不是等来的，是争来的”、“老婆、老总都是抢来的”、“该抢则抢”……
　　2014年12月26日，浙江广厦集团创始人、董事局荣誉主席楼忠福在广州某论坛发表演讲，其霸气的言论获得满场掌声。
　　次日上午，楼忠福登机离开广州，后下落不明。
　　12月31日晚，新浪财经报道称，楼忠福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2014年恰逢广厦创业30周年，楼忠福本人刚好60周岁。11月，广厦集团在浙江东阳举办30周年庆典，明星云集，盛况空前；楼忠福则出版新书《我要富过四代：楼忠福内部讲话》，对媒体高调宣称：“我要富过四代，这句话在中国谁敢说，只有我敢。”
　　言犹在耳，这个自比刘邦的土豪级企业家能否富过两代，现在却成了悬疑。
　　起步于建筑小工
　　楼忠福堪称浙江最土豪的老板，大嗓门，身材矮胖。当面采访过楼忠福的一位财经女记者，形容其为“乡村版曾志伟，浑身上下散发着土豪的气息”。
　　1954年，楼忠福出生在东阳农村，其父是打铁匠，曾在楼忠福幼年时受累当时运动，在农场劳改长达6年。楼家境贫寒，饱受歧视，幼年以爱打架出名。
　　小学毕业后，楼忠福曾放牛度日。16岁时，他被东阳城关修建社的队长于永炎看中，带到嘉兴工地做小工，每天收入1.45元。这是楼忠福第一次远离家门，与建筑业的不解之缘自此结下，开启了其造“楼”的历程。
　　东阳是中国建筑之乡，“楼”是东阳八大姓之一。成名后，楼忠福曾无数次向外人介绍自己的“楼”姓：“我姓楼，左边是木，代表有房子；右上是米，代表有吃的；右下是女，代表有女人和家庭。我楼忠福这辈子，有房有米有女人，啥也不缺。”
　　不过，楼忠福在工地的第一份工作只持续了几个月。半年后，嘉兴的工程结束，楼忠福离开修建社回到东阳。不久，矮胖的楼忠福不顾女方家长的强烈反对，将高他一头的女子王益芳“抢”进家门，结为夫妻。
　　1973年、1974年，楼家的两个孩子楼明、楼江跃相继出生。若干年后，楼忠福退居二线，楼明成为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江跃为副主席。
　　1978年年初，已为人父的楼忠福再次进入城关修建社(此年更名为城关建筑社)，四处打工，工种依然是建筑小工。
　　修建社最早的队友张守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楼忠福没文化也没技术，但年纪轻轻就很有魄力。当年建筑队经理陈福根的父亲过世，队员都要送礼表示，楼忠福将家里造房子买木料的200元钱，全送给了经理。
　　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他却一送成名，经理从此对楼忠福刮目相看。此后，“出手大方”、“善于拉关系”成为贯穿楼忠福整个创业生涯的特质之一。
　　楼忠福很快获得上位的机会。1979年，城关建筑社材料科长因为骑摩托摔伤住院，职位出现空缺，楼忠福直接从小工被提拔为材料科长。
　　为人灵活的楼忠福在材料科长的职位上如鱼得水。为了能够顺利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不但跟东阳木材公司老总交道深厚(此人后被广厦集团挖角)，甚至跟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多位知情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楼忠福的创业史上有一位贵人，是曾担任金华市委书记的郭懋阳。
　　上世纪70年代初，郭懋阳在东阳吴宁镇(时称城关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下村蹲点期间到过楼忠福家几次，对楼的印象不错。1980年，郭懋阳改任东阳县委书记，3年后到金华工作，但楼忠福一直与他保持联系。
　　1984年，楼忠福所在的建筑社，更名为东阳城关建筑工程公司。楼四处活动，在郭懋阳等时任领导的推荐和支持下，“抢”到了总经理职位，这本质是承包这家公司。
　　但很多老职工并不服气。在宣布任命的职工大会上，楼忠福拿起泥瓦刀，向公司公章连砍三刀后宣布：“从今天开始，盖着这个印章的所有事情我都认账，没有这个印章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全场职工被楼此举惊呆。在此之前，很多人已经领教过楼忠福不怕死的愣劲，无人敢再吭声。
　　楼忠福勇夺总经理这一天，事实上成为广厦创业的开始。30年后的今天，从建筑社发展起来的广厦集团，如今已号称中国民营企业第九强。
从老板到官员
　　熟悉楼忠福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楼忠福虽然读书不多，但有几个特点十分突出：一是干事有魄力；二是善于疏通关系；三是善于用人；四是惯用蛮力。
　　抢到总经理职位的第二年，城关建筑工程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此时已有东阳二建，故名“三建”)。至今，东阳三建都是广厦集团最核心的公司。
　　在楼忠福承包东阳三建时期，两个年龄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老臣”楼正文和吴小伟，成为他最得力的左右手。
　　东阳三建成立当年，楼忠福想尽办法筹措160万购买机械设备，壮大三建实力。次年，他又决定盖一栋当时在东阳最气派的办公楼。楼还广发请帖，邀请新闻界、文化娱乐界的朋友到东阳做客：“到东阳来，不管公事私事，随时可以到三建大厦的宾馆住宿、用餐。”
　　1988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三建公司在前进》的新闻，让楼忠福在全国观众面前露了一把脸。
　　楼忠福自称“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逐渐博得了“为人大方豪爽、广交朋友”的名声。在三建利润不多之时，他就组团邀请相关领导坐飞机到深圳考察，不少领导对这位年轻人印象深刻。
　　广厦集团总部1995年迁址杭州后，楼忠福依然保持“好客”传统，几乎每年都会召集相关媒体老总到广厦做客。维护媒体关系之外，楼忠福大举从政府部门、国企延揽人才，包括前文提及的东阳木材公司总经理。
　　赵学飞是吴宁镇的老镇长，退休时正逢楼忠福出任东阳三建总经理，被楼当即聘为顾问。
　　赵是“空降”到广厦的第一位政府官员。按照广厦公司的说法，之后20多年间，从在职领导岗位或退休后进入广厦集团的县处级以上政府官员多达百余名。包括浙江省证监局原局长王宝桐(曾任广厦集团总裁，已离职)、永康原市委书记楼朝阳等。
　　但更多的空降者来自司法系统，包括浙江省高院原副院长杨育林、原审判庭庭长汪功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高洪宾等。工程建设和民间借贷领域一直是诉讼的高发区，广厦集团亦不能例外。有了这些“空降人才”的支持，广厦在全国各地的官司鲜有败诉的案例。
　　楼忠福曾多次表示，东阳三建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除了郭懋阳，东阳县原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原镇委书记吕朝昀等领导，都对东阳三建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有各级政府的支持，豪气冲天的楼忠福四处兼并。1986年，将同在东阳的卢宅工程队、城北工程队并入三建。广厦集团1992年成立后，更是在全国攻城略地，先后收购了北京二建、湖北六建、陕西路桥、杭州建工等老牌国有建筑企业。
　　不过，楼忠福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楼忠福妻子曾经在家里被人绑架；东阳三建1988年连续出现五起安全事故，死亡四人，重伤一人。
　　为了加强管理，楼忠福把东阳三建拆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为了配合这一整合，吴宁镇政府专门成立一个五人组成的建筑管理委员会，由楼忠福出任主任。楼忠福不但仍然是这三个公司的管理者，还成为吴宁镇另外两家建筑企业的领导者，同时还是管理全镇建筑企业的官员。
　　有了政府的官职，楼忠福在东阳根基更深，顺势成立了东阳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铝合金装潢厂、水泥构件厂、花砖厂、汽车客运服务站等公司。楼一跃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企业家，一度出任东阳市人大副主任，后又担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虎口抢夺上市指标
　　“别人要请10个客人吃饭的话，那么肯定得家里有东西才请，但楼忠福如果想请10个客人来家里吃饭，那么他可能邀请都发出了，而家里却连一粒米都还没有。”有人这么形容楼忠福。
　　在广厦的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多次类似没米就敢请客的“壮举”。
　　1992年6月，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挂上了一块新牌—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
　　当时浙江有大大小小将近3500家建筑企业，比东阳三建规模大、资质高、产值多、实力雄厚的数不胜数。楼忠福硬是游说相关领导，抢到了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的招牌。
　　两个月后，楼忠福又着力争取广厦集团成为股份制改革的试点企业。广厦集团原是镇办企业，楼忠福希望通过此举，彻底解决企业的产权、融资，以及经营机制、企业发展活力等问题。
　　在楼忠福努力下，1992年12月，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终于破例批准广厦集团进入试点名单。这也是当年浙江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唯一的一家乡镇企业。
　　股份公司总股本1亿股，广厦集团以其全资子公司—东阳三建全部经营性净资产折成3003.43万股，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以现金认购3796.57万股，内部职工认购2000万股，另外还有一部分公众股。1993年6月，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经过这番运作，广厦集团筹集到了1亿资金，集团的成员企业也增加到28家，横跨建筑、建材、地产、影视等四大行业。
　　1996年10月，楼忠福得知国家建设部有一个上市的指标。此时股份制的浙江广厦成立刚满3年，符合最基础的条件。但浙江广厦毕竟实力有限，在国企林立的建筑行业不过属小弟级别。
　　在建设部一位副部长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楼忠福硬是挫败广州、上海、南京、长春四家国有建筑企业集团，从虎口中抢到了仅有的这个上市指标。
　　1997年4月，浙江广厦上市。
“你可以说他锲而不舍，也可以说他脸皮厚。总之他就有这个能耐，把直接反对的领导说服。从成立集团到公司上市，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一位东阳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2001年10月， 浙江团省委主办的《浙江青年报》改组为《青年时报》，一向注重媒体关系的浙江广厦介入经营，成为国内最早投资媒体的民营企业之一。
　　2005年前后，楼忠福事业达到巅峰。这一年，广厦男篮成立，记录楼忠福创业史的《中国力量：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出版。广厦集团成为一个横跨建筑、房地产、能源、金融、制造、教育、医疗、文化传媒、宾馆旅游等行业的巨无霸公司。广厦集团的广告遍布杭州街头，独领风骚。
　　不过，楼忠福不得不吞下冒进带来的恶果。受土地出让政策改变、房地产调控影响，广厦集团陷入杭州天都城房产项目的资金泥淖。时至今日，杭州特大盘天都城的开发仍未收尾，销售一直不温不火。
　　2014年11月8日，广厦控股集团创业30周年庆典在东阳举行，那英、韩磊、吴秀波、撒贝宁、许戈辉等诸多明星联袂捧场。庆典上，27名广厦功臣获得1公斤纯金打造的“小金马”奖励，楼忠福放言广厦要成为世界500强。
　　楼氏东阳恩怨
　　没有人能想到，这会是楼忠福最后的荣光。
　　12月31日晚，楼忠福接受中纪委协助调查的消息见诸媒体，广厦集团发家之地东阳市区随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
　　东阳是一个盛产老板的地方。郭广昌、徐文荣、楼永良、邵钦祥等著名企业家，都是东阳人。相比这些东阳老板，在东阳最有根基的楼忠福，其民间口碑一直不佳。有关广厦集团、东阳三建的举报、上访，一直没有间断。
　　据东阳民间盛传，楼忠福几乎控制了东阳的方方面面—东阳市区的广福街，即按照广厦方面的要求命名；某些政府领导要在东阳站稳脚跟，都必须获得楼家的支持。
　　2014年2月11日，广厦控股集团工作汇报会在东阳大厦举行。东阳市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悉数出席。据《东阳日报》报道，东阳市委书记在会上指出，广厦控股集团是东阳的一张“金名片”，要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加大扶持力度，合力推动广厦加快发展、做大做强。东阳市市长还在会上就广厦控股集团提出的困难和问题一一进行了交办，并提出了工作要求。
　　广厦集团到底给东阳带来什么影响，这一直是当地坊间的热点话题。
　　支持者认为，楼忠福给东阳带来了一所大学(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座城(万国建筑博览城)、二个公园(西山公园、儿童公园)，还有很多企业(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宏建设有限公司、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贡献不小。
　　反对者则表示，广厦集团在东阳一家独大，对东阳的招商引资、市内企业发展乃至政局，都有不良影响。当年东阳经济比义乌发达，现在却被义乌远远甩在身后，广厦集团作为寡头的危害不容忽视。
　　在许多东阳人眼中，广厦涉足东阳政商生态的一个典型案例，是闻名全国的本色集团吴英案。《21世纪报道》、凤凰财经等媒体，都将该案的一个矛头指向楼忠福。
　　吴英父亲吴永正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公开表示，楼忠福的弟弟楼忠华曾暗示吴英要交保护费，并直接介入吴英案的资产拍卖。
　　原北生药业董事长、也是楼忠福旧部的东阳人何玉良去世后，楼忠福亦陷入瓜分北生药业资产的风波。
　　东阳建筑商周仲明，与东阳三建在安徽曾有项目合作，但后者将工程据为己有，周却被“构陷”入狱，一审、二审全部败诉。代理律师周泽在网上曾公开质疑，广厦系企业网罗了大量前司法官员为己所用—“浙江广厦‘办法院’，谁打官司能赢它？”
　　更有城关修建社的150多名老职工，多年联名上访，指称楼忠福勾结权力，将集体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些老职工称，创业初期，他们常年将工资的15%提取作为积累用于公司发展，但改制时这些都未得到确认，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有意思的是，当年对广厦发展有过帮助的部分官员，也成了楼忠福的反对者，称楼“过河拆桥”。
在熟悉楼忠福的人士看来，楼既有大气、豪爽的一面，也有霸道、蛮横的一面。小学毕业的楼忠福自称是“实践的博导”，如今顶着美国西阿拉巴马州大学荣誉博士的光环。
　　号称广厦集团四大金刚之一的东阳三建董事长楼正文，这样评价楼忠福：“他性格中最让我佩服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沉得住气，越大的问题越稳得住。有时候碰到问题也会很焦躁，但暴躁过了能够马上冷静下来，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困难。所以大家都说‘广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但这次广厦集团能否顺利穿过火焰山，楼忠福能否平安归来，谁也无法预言。
　　楼忠福在东阳市区有一处占地数千平米的别墅，以前主要由父母居住。如今，两位老人均已过世。1月4日，时代周报记者探访此处，但见大门紧锁，里面寂然无声。

浅贝

新光集团债务违约，新光圆成当年是如何上市的?
原创： 浙股君  浙股  昨天
新光集团的牛皮，终于吹破了。



9月25日，上海清算所发布公告称，新光控股集团发行的规模10亿元的“17新光控股CP001”当日到期，然而仅收到该笔短期融资券的部分本金和全部利息；此外，当日新光控股还有公司债“15新光01”有回售支付计划，但新光控股并未按照此前公告的支付回售金额17.40亿元。因此，新光控股的两期债券在同一日都发生了违约。



目前，新光控股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的存续债券共12笔，存续规模共计110.12亿元，其中有11笔的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超过180%，意味着市场已经非常不认可这些债券的价值。



事实上，早在2年前，浙股已经对新光存在的债务问题，进行了公开提示。



2016年4月26日，新光圆成上市。当天，浙股发布一篇调侃性文章：《周晓光：在新光圆成上市挂牌仪式上的讲话》，被新光集团投诉删除。



各位领导、中介机构、各大财经媒体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对于新光集团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在大家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这么多年的煎熬，新光地产终于借壳上市了！



感谢证监会，感谢深交所，感谢义乌市政府，尤其要感谢无私奉献的全国股民朋友们！

因为你们，今天，周晓光我终于得救了！



此时此刻，我感慨万千。



新光集团总部在义乌，但我是诸暨人，我丈夫虞云新是东阳人。我出生在诸暨岭北周村，兄弟姐妹6个，家境十分贫寒。为了生计，我16岁就独自走南闯北摆摊做生意。整整7年时间，我靠一本中国地图，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备尝艰辛，常常独自落泪。



1985年，我跟同样卖绣花样的丈夫结婚。此后就在义乌安顿下来，逐渐有了自己的摊位和门店，专心经营饰品。



十年后，新光饰品有限公司在义乌成立，现在已经是国内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名称“新光”，就来自我们夫妻俩的名字。



心情太激动，有点说远了。我虽然靠饰品起家，但今天借壳上市的，不是新光集团的主业饰品，而是地产业务——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这两家公司都成立于2003年，一个在义乌，一个在东阳，业务和知名度基本局限在金华地区。



新光集团是一家集饰品、农业、房地产、投资、商贸等多元业务于一体的企业集团。为什么单把地产业务拿来上市呢？



一言难尽。



这些年，新光旗下房地产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坊间的传闻很多，一些专业媒体也多次关注新光集团的资金链问题。不怕大家笑话，有次接受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忍不住掉下泪来。



创业20多年，新光一直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和认可，我本人先后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金华市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是，风光是表面的，背后的压力只有我自己知道——义乌、东阳这边的朋友想必也知道一些。



当然，这些困难在财务报表上是看不到的。感谢评估机构中通诚，鼓足勇气给新光地产超百亿的估值——万厦房产59.86亿元、新光建材城52亿元，分别溢价3.4倍，7.7倍，合计估值111.86亿元。两家公司都是我们全资控股的，按照这个估值，我们夫妇就是义乌首富了。



在此更要感谢原方圆支承的所有股东们，愿意花这么高代价购买我们的地产业务。当然，这个方案能这么快、这么顺利的通过，最需要感谢的，自然是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的委员们。



A股是点石成金、创造奇迹的地方。值此新光集团重焕生机的时刻，我代表新光集团对每一位参与者的真诚付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新光地产上市，走过了非常曲折的路程。我们原本打算控股武汉的中百集团，做资产注入，但遭到武汉国资委的狙击，最终功亏一篑。



因为违规买卖中百集团股票，2012年11月、2014年8月，新光集团证券账户两次被深交所处以限制交易措施。直到现在，新光集团还持有中百集团6.23%股份。因为这笔投资，新光近年背上了很大的资金包袱。



后来，我们又跟四川德阳合作，准备借壳当年刘汉旗下的*ST金路。重组方案都公布了，不幸的是，节骨眼上赶上当地政府换届，*ST金路董事长、董秘、保代都被带走，借壳也就黄了。



没办法，2015年12月1日，我们被迫跟*ST金路签署终止资产重组协议书。很多朋友都以为我们借壳没戏了，包括银行在内，各种电话问询电话接踵而至。



好在有领导和朋友帮忙，12月26日，我们就火线跟方圆支承签署协议，转而借壳方圆支承。



2016年1月12日，重组方案公布，停牌半年多的方圆支承复牌。仅仅半个月，就通过证监会审核。速度之快，令很多业内人士吃惊不已。



那天是1月27日，方圆支承、伟星股份、升华拜克3只股票重组上会，赶巧都是浙江的公司。这天真是悬，升华拜克直接被否，我们和伟星股份都是有条件通过。有条件通过的意思，就是虽然通过了，但还有一堆问题要回复——我们几乎走在悬崖上。



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好在今天新光地产借壳成功了，方圆支承也更名为新光圆成。新光集团和我丈夫，将持有公司79%的股份，实现绝对控股。



根据重组方案，新光圆成将配套募集资金32亿元，用于义乌世贸中心、千岛湖皇冠假日酒店及附楼、新光天地三期等项目所需及补充流动资金。作为新光圆成的全资子公司，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再也不用为资金问题担忧了。



当然，借壳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为了借壳上市，我们承诺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2016至2018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40亿元。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房地产形势如此，只有拜托大家多买新光的房子。如果房子卖不动，新光圆成就要现出原形了——不过也不要紧，100多亿市值的股票一抵押，什么窟窿都填上了。



朋友们，是A股拯救了新光地产，也拯救了相关银行、及与新光有资金业务往来的朋友们。今晚，让我们一道举杯庆祝，不醉不休！



感谢大家见证新光圆成重组更名仪式，谢谢大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光集团债务违约了，停牌中的新光圆成，却依然有269亿的估值。



7月1日，新光圆成公告，拟现金收购Five Seasons所持有的中国高速传动（0658.HK）约51.00%-73.91%股权。公司整体估值约163亿元-184亿元，新光圆成需要拿出83亿元-136亿元……

浅贝

债务阴云笼罩 新光集团遭遇“至暗时刻”

来源：经济参考报

公司面临易主、债权人蜂拥而至、诉讼或仲裁缠身……知名企业新光控股集团从爆发债务危机，到近期集团及其下属3家公司分别向法院申请重整，仅仅过去了半年多时间。负债累累的新光集团“星光黯淡”，一度光环加身的“饰品女王”周晓光恐将退出资本市场舞台。法律界、金融界人士认为，这或将成为近年来浙江省最大的非金融类破产企业。

从一手缔造全球最大人造首饰时尚品制造商的“创富典型”，到跨界经营房地产、借壳踏进资本市场高杠杆扩张埋雷而屡陷争议，这位名噪浙江商界多年的知名女企业家的“创业神话”将何去何从？新光集团的遭遇将给当地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赶赴浙江义乌展开独家调查。

债务阴云

周晓光是谁？作为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从沿街叫卖刺绣到上市公司“饰品女王”，她与丈夫曾以330亿元的身价位居胡润百富榜中。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白手起家一步步创造财富的传奇故事，却因巨额债务危机出现，难掩结局的悲情。

4月3日，上市公司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去年9月，新光集团爆发债务危机，新光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周晓光、虞云新虽然竭力制定相关方案、通过多种途径化解债务风险，但仍不能彻底摆脱流动性危机。为了妥善解决债务问题，考虑到新光集团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义乌新光、上海富越铭城、上海希宝实业属于适应市场需要、具有重整价值企业，故申请重整。同时，上海富越铭城持有新天国际77.78%股权，后者拖欠新光集团债务且缺乏清偿能力，故新光集团申请对新天国际重整。

笼罩在破产阴云下的新光集团现状如何？

位于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通宝路115号的一大片厂区，被郁郁葱葱的绿植环绕，这里是周晓光所创立的新光控股集团总部所在地。记者看到，公司门前巨大的景观喷泉还在汩汩冒水，偶尔有车辆和工作人员进出大门。

大门两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流行饰品新光研究所”等牌匾整齐排列，无声宣示着大型企业惯有的气势。和此前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到新光参观学习时的车水马龙相比，现如今显得冷清了很多。

记者试图进入厂区，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下，称进入的车辆和人员都要做登记并告知来访目的，且要记者现场拨打电话确认，“没有新光的人陪同不能进厂。”

一位刚从厂区走出的新光员工告诉记者，厂区还在照常生产，并未停工，她并没有听说网上关于公司破产的消息。记者根据网上近期发布的新光控股集团对外招聘电话，以应聘者的身份联系上了企业，结果被告知运营策划经理、客服专员、销售经理等多个岗位已经停止了招聘。

处于风口浪尖的周晓光在哪里？记者电话联系上周晓光本人。“我下午有三个会议，已经排满了，而且也没有想说的。”电话中，周晓光的声音略显疲惫和沙哑，以身体不适、忙于会议为由婉拒了采访。记者随后又赶到周晓光入住的位于义乌世贸中心的酒店，守候多时也未见到她本人。

义乌市促稳办给记者的一份书面回应显示，自去年9月新光集团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义乌市委市政府已建立工作专班，应企业申请派专业团队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全力争取全国集中司法管辖权，积极保障企业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维护员工合法权益，风险化解工作有序开展。目前，新光集团已经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重整申请。下一步，重整工作将按法定程序推进。

兴败之间

事实上，在义乌本地很多熟悉周晓光的企业家看来，新光的危机在十几年前就初现端倪。

有企业家说，他们很早就预言新光会出问题。企业做大了，没法控制资金成本会非常危险。“拆东墙补西墙，负债累累，最终资金链断裂。”

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这位企业家透露，新光集团疲于应付来自各地的考察团，当时有的接待团队人数近50人。熟悉新光的人说，公司准备的礼品堆成小山。“一年要花多少精力搞这些？”

公开资料显示，新光集团股东会决议破产时，未清偿金融机构债务达122亿，未清偿到期债券103亿。

从小商品起步，多元化跨界到房地产、金融、互联网和投资等领域，新光的发展急剧膨胀。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周晓光共在14家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共投资2家企业，其中投资金额最大超过18亿元，共任职39家企业董事长或董事。

义乌本地一位知情人士称，走到靠司法重整还债这一步，是企业拼命加杠杆的结果，市场上对新光高负债问题早有质疑。企业后期债务越来越大，不甘心就这么倒下去，才会有“搏一搏”的想法。

该知情人士认为，新光发展到后期，接触到的企业家层次、对接的资源越来越高端，心态变了，不再满足于原先的主业，向并不擅长的领域拓展，希望在短时间内积累财富，过于冒进才会超常规地扩张。

打开新光的投资版图可以看到，新光这些年的投资涉及行业多、地域广。地产、农业、旅游等无所不投，地域远到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阿克苏等地区。旗下全资控股子公司新天集团在新疆有13家分公司，产业涉及旅游、能源等领域。旗下西域旅游开发公司开发天山天池5A级景区、天山滑雪场、天山高尔夫球场等项目，该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在新三板挂牌。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光资产的快速扩张，大量是通过负债实现的，和主营业务关联小，累积了大量风险。新光的财报显示，核心业务饰品及贸易增长乏力，这两年主要靠上海希宝主营的有色金属贸易支撑，然而2018年该部分业务毛利从5%以上骤降一半。

一方面核心业务增长乏力，一方面债务又“滚雪球”般增长。从2011年开始，新光就开始拼命加杠杆扩张，不断发债。其很多发债公告称，发债是为了偿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补充流动性资金。“每年贷款利息都要几十亿，财务成本控制出现了致命的问题。”知情人士说。

风险几多

记者在义乌多方走访了解到，无论是义乌本地企业家还是金融机构或是政府相关部门，都对新光集团“跌落神坛”唏嘘扼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义乌本地上市公司董事长万分感慨，周晓光夫妇一步步走到今天万分不易，身上也深深烙有浙商的“四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光就是义乌企业的一张‘金名片’。”义乌本地一家商业银行支行行长说，现在这个标杆倒了，或多或少对义乌企业家和外界的信心产生影响。

金融界人士表示，新光债务危机刚刚曝光那会儿，金融机构很关注，开会都会问起，这关系到上级行贷款审批权限上收的问题。

事实上，新光破产事件对义乌本地金融机构的影响正在慢慢趋于平稳。从各家银行下放的审批权限来看，几乎都已恢复到先前的水平。

对实体企业来说，尤其是新光起家的饰品行业，破产危机的影响总体可控。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部分饰品商铺，商户均表示，虽说新光起家是饰品，但早已脱离主体业务，饰品部分早已承包出去。

一些企业家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光的危机带来的影响总体可控，在本地企业中尚未发现有形成蔓延之势，也暂时没有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记者了解到，新光集团的大多数债务主要来自银行以及一些投资公司。

新光集团上市公司新光圆成18日发布最新公告，梳理了其截至2019年4月17日的9项重大诉讼，原告涉及上海宝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涉案资金共超过35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涉案标的超过14亿元。

公告称，2018年4月，新光集团将其对浙江网仓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贯礼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创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计享有的13.34亿元债权转让给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作价9.5亿元，原告按约向新光集团支付了债权转让款。由于债务人财务状况恶化，原告主张提请还款以致成诉。

前路何往

据业内人士透露，新光分为控股集团及上市公司两个板块，目前控股集团先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上市公司暂未进入。若两者都进入破产重整后，从规模上来说或许是近些年来浙江省最大的非金融企业破产。

4月18日，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交所问询函公告称，新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比例为98.30%，累计司法冻结比例为100%。鉴于新光集团重整申请尚未得到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如未被法院裁定受理，则新光集团的质权人可要求行使质权，处置质押股份，或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冻结并拍卖、变卖公司股份，则存在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动的可能；如重整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则新光集团可能面临全部资产（含公司股份）偿还债务的风险，亦可能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管新光集团后续将走向何处，周晓光的沉浮给当地企业家带来了多重启示和反思。

首先就是对“企业生死”的思考。“为什么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会死掉？因为对自己没有准确的把握。”义乌市一家光电企业负责人说，做企业要扎扎实实、稳稳当当，不能盲目跟风扩张，步子迈太大。

采访中，多位企业家数次提及了“战略定力”。“战略定力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上述光电企业负责人说，企业好的时候银行和机构会主动上门提供资金，政府会提供资源，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有些企业被说动了，就千方百计去融资，无形中增加了财务成本，但企业是不是真的到了增资扩产的时候呢？企业应该心里有本账。

新光的例子再准确不过地表明了，在风云变幻的商界中，保持“战略定力”对企业家和企业意义重大。企业顺风顺水时，会有人围着你转，给你送“伞”，此时尤其需要“战略定力”，围绕自己的主业，挖一口深井。

在采访中，一些周晓光的同乡颇为感慨地说，如果新光到今天仍没有丢掉饰品的主业，那么周晓光当年“要把新光打造成施华洛世奇那样的国际品牌”的梦想是否会实现？

2018年9月22日，就在新光爆出债务危机前几日，集团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在一档访谈节目上，周晓光回眸40年创业路，说了一番在今天看来别有深意的话：那些苦难也好，寂寞孤独也好，只有自己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哪怕是什么都没有，从头再来，我还是能够重新站起来。

浅贝

吴英案谜团揭开：令计划、楼忠福、斯鑫良等公权力与黑恶势力勾结的强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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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本色控股集团原法人吴英最负盛名时身家38亿。

2006年12月，吴英资金掮客杨志昂等将吴英绑架，强迫签署空白文件，吴英上亿元珠宝、银行卡被洗劫一空。绑架者制造假案金额达2亿元。金华中院离奇官司转移吴英资产。2009年底，以吴英非法吸收资金3.8亿余元判其死刑。吴英上诉，2012年1月，浙江高院维持原判。正是吴英案背后的多少离奇给人们留下难解之“谜”！



令计划-楼忠福-斯鑫良



1950年出生浙江东阳的斯鑫良，曾任东阳县副县长、东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后官至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斯鑫良与楼忠福同为东阳人，两人同时起步于东阳。楼忠福事业随着斯鑫良一路升迁。楼忠福“出事”不久斯鑫良被调查。至此，笼罩在人们心头多年的一切悬疑引刃而解！显然，正是斯鑫良成为串联起楼忠福、令计划、周永康的关键链条！正是他们撑腰使浙江黑社会“刘汉”导演了亿万富姐“吴英案”！当然，牵扯其中的多少浙江高官和司法官员一定会逐步浮出水面！

“吴英案”谜题！

难解之谜一：东阳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涉嫌瓜分吴英财产！本色酒店被楼忠华以超低价拿下转手；吴英的博大花园被查封后重新开业楼家人参与其中；绑架吴英也跟楼家有关。楼忠华一直收保护费，因吴英不向黑势力低头得罪楼氏家族。浙江两级法院不惜冤杀吴英而媚权；这是公权力配合黑社会操纵下的公开“抢劫”。显然，楼忠福是浙江东阳的黑社会“刘汉”，是楼忠福蓄意谋杀“亿万富姐”吴英！在这场合谋的“抢劫”中，黑社会、富商、官场、司法何以如此默契紧密配合？楼忠福绝没有这样巨大能量？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参与制造吴英案？究竟是谁操纵了浙江两级法院？显然，这背后站着很强势的官员？其背后无形黑手究竟是谁？



难解之谜二：吴英欠账3.8亿元，吴英父亲认为吴英剩余资产达5亿多元。吴英一百多家商铺，现价应翻多少倍，却被公安机关违法处置缩水。吴英资产怎么竟由公安机关违法处置？而不是法院依法处置？



难解之谜三：吴英案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联名要求判吴英死刑，这些官员又联名要求高院维持原判。吴英案究竟与这些官员有什么牵扯？这些官员为什么竟然对吴英一片喊杀？这背后岂能没有人操纵？浙江高院判决不公引发民意普遍责疑！吴英案一再出现不合程序现象，吴英案怎么牵扯多少官员敏感神经？是谁操纵司法“杀人灭口”？



难解之谜四：吴英所借资金用于正常经营，吴英最大债权人林卫平认为吴英和他是正常的生意关系，从不认为吴英骗他。被害人、证人没有任何债权人认为吴英诈骗。吴英11债权人有本色集团高管，有其夫妇好友，这是向特定人群借贷，这是商界“借鸡生蛋”企业行为，并非非法占有。吴英若想非法占有，何必买拿不走的房产？民不告，官不究。吴英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人们颇为迷惑的是此案究竟是谁在起诉吴英？既然没有原告，吴英怎么就成为被告？



难解之谜五：吴英案引发数百学者、上百家媒体和亿万公众关注，舆论曾喷涌着对浙江高院判决质疑，社会精英们、学者、律师、企业家及许多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浙江企业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新华社呼吁为制度改良留条生路。中国律师界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刀下留人”，吴英赢得舆论广泛同情。案件背后太多诡异之处？一起普通案件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吴英最终引发最高层关注，2012年4月，最高法不核准死刑，吴英被改判死缓。



难解之谜六：更为离奇的是参与绑架吴英的杨志昂、吴小英被取保候审，未受任何司法制裁。撬动引发吴英案的罪魁祸首怎么这样被轻易放过？这一切只能是司法被高官任意操纵的结果。谁将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中？



难解之谜七：2014年12月22日，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落马。12月27日，广厦集团创始人楼忠福从澳大利亚回国即被从中纪委带走。媒体称这位浙江富豪与令计划家族来往多年，在数十年商业开拓中与该家族有紧密联系。显然，令计划有能力操纵司法，更因为令计划是周永康的人！或许，令计划对周永康打一个招呼就解决问题了！然而，人们不解的是楼忠福怎么搭上令计划这条线？谁是背后牵线人？这成为最后一个未解之谜！

延伸阅读：

处死吴英为何难以服众？ ——简论中央为何不能放任地方豪强以法律的名义谋财害命

东阳女子吴英集资诈骗案，被二审定罪维持一审判决的死刑，将在某种程度上考验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不是“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

所谓吴英集资诈骗案，从现有已经公开披露的案情来看，其吊诡和荒诞不经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看点，令人有一头雾水之感。

首先，据吴英案一、二审辩护律师于庭审辩护中，和随后在公众场合言之凿凿的传说，遭受吴英“诈骗”钱财的11个最主要的苦主，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指控吴英这个“罪犯”曾骗取过自己的钱财，而是令人匪夷所思地众口一词地坚持，自己跟吴英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属于民间的借贷。

其次，要吴英去死的人，不是吴英集资诈骗案的受害者，却是案发地东阳一帮在后台运作的神秘官员。这帮官员除了在暗地里试图操控吴英案的司法流程之外，竟然集群去省高院和相关部门上访，坚决要求处死这个并未损害其个人利益的小女子。

第三，早在吴英被二审终审裁定维持死刑的判决下达之前，吴英所拥有的优质资产，已经被案发地东阳市的公安机关，以一种诸如购买吴英的赃物汽车“必须十辆打包购买”的怪诞方式，以低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处理给了特定的出资购买者。据知名浙江律师陈有西在新浪微博上传言，其中，“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至少价值5000万，以450万拍卖成交；38辆汽车，值2000多万，390万拍卖成交；法拉利汽车，值375万，去向不明；珠宝值7000多万，去向不明；博大新天地商品房定金500万，去向不明；希宝广场定金500万，去向不明。”

毋庸讳言，即使从当下的中国法律常识角度，来看吴英以高息向民间寻求巨额资金的借贷行为，只要依照现行中国金融管理法律的相关规定来比照，其涉嫌违法犯罪，无疑是成立的。那些为吴英脱罪的人，绝对不能离开中国的司法环境，来比照西方的法律看待吴英案，更不能以浙江的民企多有向民间寻求资金支持的行为，以所谓法不责众为由，而要求法院豁免吴英的法律责任。至于在吴英案被定罪以后，国家会如何出台宽松的规范民间融资的相关法律，则另当别论。

不过，以吴英现有的违法犯罪事实，而将极刑加诸其身，显然太过分了。简直有一种令人深感被浙江东阳地方豪强势力强行窒息的意味。

事实上，即使按照东阳官方和浙江两级法院的说辞，吴英案之所以留下一个3.8亿的巨大资金窟窿无法填补，恰恰是吴英所操控的本色集团的正常经营，被东阳的公权强行打断才是最关键的原因。遑论东阳警方低价变卖吴英名下的优质资产，而导致其资本急速缩水。

对此，我们可以试试换过一个角度，来看看吴英案的另外一种结果：如果不是案发地的豪强势力站在吴英的对立面，非要将吴英及其担纲的企业置于死地，而是像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一样，提供破产保护，那么，吴英经营不善留下的亏空，是不是还会有这样大的窟窿呢？相信所有明眼人，都不难得出另外的结论。四

基于以上早已公诸于众的案件事实，再来看看吴英案所能导致的深远法律后果。

如果吴英案的死刑判决，万一经最高院核准，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效应呢？相信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到，此例一开，必将给诸多地方豪强势力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只要是打着法律的旗号去谋财害命，将是一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其意味着中国的民企将进入一场严寒将至的冰河期，自不待言。而如果吴英案在最高院的复核中，遭遇不复核的结局，而被发回重审，其结果将迥然不同，也自不待言。

对此，一起六年前发生在浙江因拆迁纠纷引发的特大命案，由于最高院明知地阻断了地方豪强的作为，其引发的示范效应，似可佐证上述观点能够成立。

六年前的2006年8月9日，在浙江义乌江东街道，因宅基地纠纷而引发的的吴广德驾车碾死3人致伤16人的案件，虽经金华中院一审和浙江高院二审判处死刑，但在案发两年之后的2008年10月10日，最高院却历史性地不复核吴广德的死刑判决。从而，不仅给浙江所有面临被强拆命运的住户，带来了抵抗强拆的勇气和信心，而且，最关键的是，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豪强肆无忌惮强拆民宅的嚣张气焰。其最积极的法律后果是，导致整个浙江省成了最和谐的拆迁省份，该省因强拆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几乎难得见诸报端和互联网。由此可见，最高院一个判例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是如何能够改变一地的政治生态。

由吴广德案件的历史性改判，再回到对吴英案的观感，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期：如果吴英以死结案，那些地方豪强正在蠢蠢欲动的地方，将立马依样画瓢，将自己所操控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为一个硕大的屠场。如果吴英可以死里逃生，将给那些正在摩拳擦掌的地方豪强，以当头棒喝，其准备伸出的爪牙，也必将给震慑得缩回去。

最后，本人可以在此作出下列预言：如果吴英被最高院顺水推舟核准死刑，那么，在诸多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无望的地方，必然会有数不清的吴英、李英、王英、张英，将隔三差五被送上审判台。这是因为，在当下的中国立国原则不变的情境之下，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均原罪难脱，因此而构陷一个民营企业家，可谓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吴英死了，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将是中国最富有创造力和经营才干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或是沦为沉默的羔羊任由地方豪强宰割，或是脚板涂猪油抛弃自己的家园移民一走了之。中国社会，也将历史性地从正改革状态，被逆转为负改革状态：在国际经济环境日益恶劣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速趋缓，增量利益不敷分配的情状下，地方豪强必将对存量利益展开肆无忌惮的任意切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将由此再次沦为动荡的恶序社会，也就合乎逻辑地顺理成章。

浅贝

义乌14家医疗机构开通了这项“便民服务”，在你家附近吗


义乌14家医疗机构开通了这项“便民服务”，在你家附近吗




浙江自2016年8月启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截至2019年7月31日，全省异地共开通529家，并全部开通了省内异地就医服务，其中跨省住院496家，长三角门诊323家。义乌这14家医院位列其中。


　　　　　
有关“异地就医结算”，还有这些事儿你应该了解↓↓↓


服务范围：
　　参保人员在省内跨市统筹地持卡就医，通过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系统在定点医疗机构实时刷卡结算。

待遇标准及办理程序：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待遇，执行参保地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标准。异地就医办理程序执行全省统一的业务规范和目录标准。

医疗费用结算：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由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与个人实时结算，属于个人负担的费用，由个人直接支付，其余部分由就医地经办机构与相关定点机构进行结算。

1

哪些人群能从中受益？

01

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

02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在异地居住生活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

03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退休后在异地定居并且户籍迁入定居地的人员

04

异地转诊人员

符合参保地转诊规定的人员



２

该如何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医保？

★通过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或“浙里办”APP等方式进行备案，经办机构采集必要的信息；

★选择跨省异地就医的省市；

★一定要带上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卡。

注：完成上述“三步”后，在定点医疗机构名单中选择适合就医的医院即可！



3

跨省异地就医医保结算哪些政策得注意？

★就医地目录：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标准；

★参保地待遇：执行参保地的起付线、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

★就医地管理：就医地经办机构要为异地就医人员提供和本地参保人员相同的服务和管理，包括咨询服务、医疗信息的记录、医疗行为的监控、医疗费用的审核等。



4

如何获得异地就医的有关信息?


★参保人员可以登录全国社保网上查询系统（http://si.12333.gov.cn）查询已开通的统筹区、全国联网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本人备案情况、参保人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等；

★也可以拨打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的电话咨询。


（点击可查看大图）

　　已经在参保地完成备案的人员，可以在网站上注册，完成实名验证后，即可在线查询本人备案登记和异地就医结算信息。

浅贝

周晓光深夜发朋友圈：我选择坚强地站起来，让新光浴火重生



深陷债务危机的新光集团一度“星光黯淡”，但知名浙商、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并没有被“深渊”吞噬。

昨天晚间，周晓光在社交平台公开回应了新光集团遭遇的债务危机，这是新光遭遇生死存亡危机之后，周晓光本人首次作出公开回应。

“我选择坚强地站起来”

昨天晚间，沉默许久的周晓光发了一条朋友圈。她表示，在债务危机发生以后，她一直在拷问自己，经过这次重大的挫折，对她自己，对整个家庭及企业，都是一次深刻至极、痛彻心扉的历练和洗礼。

周晓光坦言，作为新光的当家人，“我选择坚强地站起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竭尽全力给债权人，给合作伙伴，给新光集团和各级政府及社会一个诚恳的交代”。

周晓光表示新光饰品板块是新光集团的初心，是新光浴火重生的根据地，她将全力以赴回归饰品板块，带领新光绝地反击。

周晓光朋友圈全文

债务危机发生以来，我一直在拷问自己，这些年在创业道路上的得与失，在重大战略判断上的成与败，在许多关键问题处理上的对与错；危机发生以后，各种艰难、困苦、责问、非议铺天盖地而来，我也曾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也曾经失落和迷茫。这次重大的挫折，对于我，对于我们全家以及整个企业，都是一次深刻至极、痛彻心扉的历练和洗礼。我们从社会的最底层奋发崛起，就像一颗小草，在岩石的重压下倔强地生长。作为新光的当家人，我选择坚强地站起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竭尽全力给债权人，给合作伙伴，给我们的新光家人，给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关心支持我们的朋友一个诚恳的交代。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也必须要做到，因为经历了这次磨难，我也逐步找回了自己的初心。新光饰品板块是我和先生的初心，也是新光浴火重生的根据地，我和先生会全力以赴回归到饰品板块，和大家一起拼搏、奋战。对此我充满信心，也衷心希望各界朋友一如既往给予我们支持帮助，为我们已经打响的这场“绝地反击战”喝彩、加油！

据了解，昨天新光集团举办了新光饰品“集结号”100天战役誓师动员大会。周晓光现场发表讲话，她把这次会议比作红军长征之遵义会议，期望借由本次会议及其后的系列动作，系统解决新光饰品二次创业的路线方针问题、组织架构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寻找正确的路径，科学的方法，同时打造一支钢铁之师，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取得这场“生死之战”的胜利。她表示，将和家人、团队一道勠力同心、全力以赴回归到饰品主业，打赢这场硬仗。


△周晓光现场发表讲话

新光饰品创始人之一、集团副董事长虞云新在大会的动员报告中坦承公司存在的困难。“我想大家都清楚公司目前的处境。近一年来，公司的前景，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后会怎么样？有很多因素都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危机发生前的那种日子已经结束了，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归零’的状态：从零开始，再次创业，重新奋起，置之死地而后生，从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争取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就是，新光饰品重新崛起！”


△新光饰品创始人之一、集团副董事长虞云新

一直在转发其他财经新闻的新光集团公号，今天凌晨2：00左右也发布了此次大会的报道。报道中说，数百名新光集团员工参加誓师大会，多位公司管理人员及员工代表宣读誓词表达心声，周晓光、虞云新等高管带头在军令状上签名。

浅贝

女首富变老赖，800亿资产还不起30亿债务，多年奋斗一朝输尽

[size=0.13]侃见财经
[size=0.13]2019-09-07



[size=0.19]富不过三代原本只是一句戏语，但是在现实的版本是，不少富一代连他们这一代也撑不过不过。
[size=0.19]去年到今年不少富豪很糟心，不断下跌的股市，让质押在机构和券商中的股票爆了仓，其中一部分人更是成了“老赖”，不仅坐不了飞机，而且也做不了动车，动辄几千公里的出差，要么只能坐个绿皮车，要么就只能不辞劳苦自己开车去。
[size=0.19]近期，贾跃亭宣布卸任法拉第未来的CEO。不仅如此，FF还宣布全球招募董事长。被问及原因时，贾跃亭称：“我只想把FF做成，然后尽快还清债务”。
[size=0.19]在此之前，FF官方曾发布消息称贾跃亭已经还了30亿美元（约合214亿人民币）的国内债务。如果还债属实，那么这笔资金可能会比在乐视网套现的200亿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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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19]马云说：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size=0.19]如果说FF真的下线，那么贾跃亭还债的梦想可能就能实现。当然还有很多和贾跃亭类似的商人，比如庞青年，前一段时间还火热的水氢车，现在就嚷嚷着要破产，并且他本人也是第三次被列入“老赖”的名单。
[size=0.19]对比这些人，突然发现老贾还是有一定担当的。不过，也不排除这是对巨亏百亿乐视的一个交代。
[size=0.19]一年前还是浙江女首富的周晓光，因为两笔债务违约跌落“神坛”。也许她也从未登上过神坛，所谓的神坛和女首富也只是外界强加给她的“枷锁”。
[size=0.19]30亿的债务将这个号称800亿资产的女首富彻底暴露在了阳光之下。像她这样的，最近半年并不少见，比如东方园林的何巧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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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19]由贫到富难，由富到贫易。往往几十年的积累，一朝就可能万劫不复。前几年还顶着妖股的光环，准备斥巨资收购吴奇隆和刘诗诗的稻草熊影业的暴风集团，最终也倒在了暴风之下。其董事长冯鑫也锒铛入狱。
[size=0.19]实业难，做实业起家的商人更难。1962年生的周晓光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很难。
[size=0.19]从1978年涉足商海到1986年，将近9年的时间，周晓光吃尽了苦头。从最初的沿街叫卖刺绣，到最后流动在全国的大中城市。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早早地承担起来照顾1个弟弟和5个妹妹的重任。
[size=0.19]1985年这一年，周晓光嫁给了同样来自浙江刺绣制品小商人虞云新。第二年他们结束了漂泊的生活，创立了新光饰品公司，并将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造首饰和时尚饰品制造商。
[size=0.19]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三五年上几个台阶，用不好可能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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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19]习惯了赚快钱，原本实业那种最慢的资本积累方式可能会被嗤之以鼻。能安全地走过十几年不容易，更何况从苦日子过来的人。可能这也是人性最脆弱的一面，越白手起家的人，就越要通过做大来证明自己，很显然周晓光就是这样的人。
[size=0.19]成为全球最大的人造首饰制造商之后，周晓光显然不满足于当下，于是她不断的跨界、不断的扩张。截止目前，新光集团涉足的产业有饰品、制造、地产、金融、互联网、投资等多个行业。
[size=0.19]盲目跨界的背后是催命的杠杆。上市就成了解决资金短缺的最佳方式。
[size=0.19]在借壳方圆支承之前，新光集团曾尝试过借壳*ST金路，可是重组方案公布后，*ST金路董事长、董秘、保代等却因违法被带走，新光集团的第一次资本之路夭折。
[size=0.19]第二次，周晓光则借壳方圆支承，为了成功上市，她使出了浑身解数。她以旗下地产借壳成功，募集资金32亿，并且承诺三年40亿的净利。
[size=0.19]为了完成业绩目标，她和她的家人曾经自己买了自己旗下的房子。不过，显然这并不能完成这么大业绩目标。她也曾经想过其他办法，比如耗资百亿收购H股上市公司中国传动，但人算不如天算，这笔收购最终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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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19]债务危机的大山很快扑面而来，新光圆成被大股东新光集团违规担保，占用资金超过9亿。周晓光最引以为傲的唯一一家上市公司新光圆成被ST，在暴雷之前这家市值180亿的公司，如今只有36亿。
[size=0.19]4月，新光控股旗下三家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走到这一步这个商场叱咤了几十年的周晓光似乎放弃了最后的挣扎。
[size=0.19]事实上，假若有一点机会她肯定会救上市公司。申请破产重整之后，新光圆成（现ST新光）的控制权可能会发生变更。到时候，周晓光再想翻身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况且周晓光也质押了其所持有几乎全部ST新光的股份。
[size=0.19]对于违规担保和债务问题，不少股东在深交所互动易上问的时候，董秘的回答永远是正在努力解决，但是资产处置需要时间。
[size=0.19]去年9月，周晓光及其新光集团被最高法院列入“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常说的“老赖”。贾跃亭没做过首富，但他想积极还债，早点回来一家人团聚。周晓光也想还债，去年其家人还买了旗下公司一千多万的房产。
[size=0.19]一路走来高光了几十年，有人说富不过三代，现在看来这是一句大实话。

浅贝

2019年全国百强县（市）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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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12月7日报道，12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华夏时报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果发布会：《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9）》暨全国百强县（区）报告”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对外发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研究员致辞。县域经济课题组组长、《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主编吕风勇，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郭宏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课题组组长邹琳华，分别就报告主要内容作了汇报。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发展研究室主任欧阳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何杨教授代表专家发言。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发展战略部主任汪红驹主持并作会议总结。

　　一、400强样本县（市）研究发现

　　报告原则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三项标准，在全国遴选出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0强样本县（市）作为研究对象。报告对2019年400个县（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

　　2019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百强县（市）分布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达62席。江苏百强县（市）占23席，比上年减少2席；浙江和山东百强县（市）分别占21席和18席，浙江没有变化，山东减少1席。河南、福建百强县（市）也较多，分别占8席和6席。河北占4席，湖南占3席，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和陕西各占2席；辽宁、吉林、江西、广东和云南各占1席。山西、黑龙江、海南、广西、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等8个省区无缘百强县（市）。

　　2019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依次是：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义乌市、长沙县、慈溪市、宜兴市和龙口市。

　　2019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散布18省，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目居首，安徽数目增长迅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浙江达到26席，比上年减少1席；安徽达到19席，增加4席；江苏占13席，与上年持平；山东占2席，比上年再减少1个。此外，福建占6席，四川占5席，河北和陕西各占4席，河南、湖北、湖南和贵州各占3席，山西、广东和云南各占2席，辽宁、江西和宁夏各占1席。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广西、重庆、青海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缘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2019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市）依次是：安宁市、平湖市、岱山市、德清县、嘉善县、界首市、闽侯县、太仓市、昆山市和中牟县。其中，德清县和界首市都至少连续3年排在投资潜力前10位。

　　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回落态势，三大地区全面陷入调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更是巨大，西部县（市）投资接近零增长。

　　400样本县（市）经济增速比全国更大幅度回落。2018年，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为20.2万亿元，实际同比增长7.03%，相比2017年增速回落 0.54个百分点，而全国只回落0.2个百分点。

　　三大地区全面进行调整，中部地区县（市）表现较为稳健。分地区来看，2018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分别为12.31万亿、5.63万亿和2.26万亿，同比实际增速分别6.70%、7.59%和7.50%，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0.26个百分点、0.08个百分点和0.9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已是连续两年回落。

　　云南县（市）超越贵州，增速领先。福建县（市）高水平上高增长，令人刮目。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来看，云南、贵州和福建样本县（市）总体经济增速分别达11.33%、11.32%和8.70%。新疆、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增速都不足5.00%。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黑龙江、云南、湖北、辽宁、河北、陕西和福建样本县（市）总体增速比上年都有所提高，其他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较上年有所回落，其中重庆、广西、宁夏、新疆和陕西样本县（市）总体经济增速回落幅度都在2.00个百分点以上。

　　各地区消费总体增速均现回落，中部地区消费表现平稳。2018年，400样本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体增速为9.7%，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增速分别为

　　9.2%、10.5%和10.8%，分别回落1.4个、0.6个和3.7个百分点。

　　消费占GDP平均比重上升幅度增大，中部地区提升最快。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继续下滑，400样本县（市）消费占GDP的比重继续呈现增加之势，由36.9%上升到38.2%。其中，中部地区县（市）提高了1.5个百分点，在三大地区中提高幅度也最大。不过，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部分受到一些县（市）经济增速较低，以及部分县（市）数据调整等消极因素影响。

　　投资增长大幅减缓逼近GDP增速，西部则显著低于GDP增速。2018年400样本县（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总体增速为6.8%，回落3.0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这一增速分别只有6.3%、9.9%和0.5%，分别比上年回落2.8个、0.7个和10.0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县（市）总体增速已是连续三年下滑，西部县（市）连续两年下滑。

　　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由降转升，六省县（市）出现负增长。2018年400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总体增速为8.6%，比上年提高

　　5.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增速分别为9.2%、6.6%和9.0%，分别提高5.4个百、4.1个和7.2个百分点。“营改增”和部分样本县（市）对统计数据和税收数据进行核实调整，降低了上年财政收入基数，是2018年县（市）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此外，2018年许多县（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也贡献了许多地方税费。

　　9县（市）人均收入超60000元，义乌独超70000元。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0元的县（市）中，江苏、浙江分占5个和4个。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0元的达到33个，比上年多出7个，除了福建省石狮市外，尽为江浙县（市），其中浙江更是达到25个之多。400样本县（市）中，浙江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到52854元，是唯一超过50000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208个新城（区）研究发现

　　样本共包含208个新城（区），除了个别具有主城区性质和功能区性质的城（区）外，其余新城（区）基本都包含在内。208个新城（区）共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计算了全国新城（区）发展指数，前100名即为全国百强区。

　　2019年全国百强区：广东全国百强区最多，占21席。江苏次之，占16席。重庆、浙江和上海分别占10席、7席和7席。山东、湖北和四川各占6席，北京占5席，天津、河北和福建各占4席，江西占2席，湖南和陕西各占1席。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新城（区）将进入全国百强区。

　　2019年全国百强（区）前十名依次是：深圳龙岗区、广州黄埔区、佛山顺德区、南京江宁区、常州武进区、佛山南海区、杭州余杭区、上海嘉定区、深圳宝安区和苏州吴江区。其中，广东占据全国新城（区）前10名的前3位，以及第6位和第9位，共计半数。

　　研究还发现：全国新城（区）比400样本县（市）增长动能略强，但消费增长稍显乏力。2018年，全国新城（区）GDP规模平均值比400样本县（市）高125.0亿元，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11%，投资增长率平均达到7.81%，分别比400样本县（市）高0.04个和1.14个百分点。不过，全国新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分别比400样本县（市）低0.50个百分点和0.35个百分点。

　　发展动能方面，全国百强区强于208个总样本，但弱于全国百强县（市）。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以外，全国百强区在GDP规模、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人均储蓄额、金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等方面，其平均值都显著大于或高于208个新城（区）总样本。与400样本中的全国百强县（市）比较，全国百强区在GDP规模和人均储蓄额等数量指标方面的平均值要大于全国百强县，但是在动态指标方面，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平均值都低于全国百强县（市）。

　　新城（区）的发展情况与其所属城市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全国百强（区）属于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新城（区）数量分别为25个、39个、19个、15个和2个，分别占各类样本数量的比重分别为83.3%、72.2%、46.4%、39.5%和4.4%。

　　三、主题报告研究发现

　　主题报告一：县域房地产市场持续活跃，但平稳度有所增强。

　　2018年100样本县（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由上年的13.7%放缓至8.5%，商品房销售均价增速由上年的13.6%提高至15.3%，不过二者变动幅度比2017年都有所缩小。100样本县（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增速为18.4%，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样本县（市）房价收入比平均值为5.50，上年为5.19，中位数为5.08，上年为4.73，总体继续呈现攀升趋势。25个有数据可查的县（市）中，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下降的达到18个县（市），整体继续保持了去库存化态势。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尽管对地方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具有积极影响，却很难对地方财政起到关键性作用，经济发展状况应该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最高的50个县（市），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达到10.0%，而其余增速较低的50个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只有4.7%。但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却会受到上一年度房地产市场状况的显著影响。同时，100个样本县（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公共财政收入平均比值达到0.97，近乎相等。2017年商品房成交面积增速最高和最低的50个县（市），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95.7%和59.5%。

　　主题报告二：贫困县（市）发展动能较强，但内部分化严重，财政能力严重不足。

100样本贫困县（市）总体GDP增速7.94%，高于400强样本县（市）。不过，黑龙江、海南、甘肃、宁夏和山西贫困样本县（市）GDP增速平均都不到5.0%。2018年，100样本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平均只有29.6%，而生活服务业比重高，工业化程度低，意味着贫困县（市）就业机会偏少，财政自给能力不足。2018年贫困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低于400强样本县（市）2.5个百分点，而支出高于后者5.8个百分点。贫困样本县（市）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率衡量的公共财政自给率总体上只有0.12。同时，贫困县（市）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平均值略低，但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更高，并呈现中间低两端高的分化局面。尽管，贫困县（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高，但两极分化同样也非常剧烈。贫困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略高于400样本县（市），但是绝对水平却只相当于后者的73.1%。

　　主题报告三：城市行政等级差距对县域经济影响较大，需调整不公平优惠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县域城市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与上一等级城市差距更大，其平均比值只有0.66，中位数为0.5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平均达到0.93，中位数为0.94。虽然县域城市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总支出与上一等级城市差距明显缩小，但其平均比值也只有0.72，中位数只有0.61。这表明，县域城市与上一等级城市的差距，更多表现在公共产品提供的保障能力方面，而不是私人物品的购买能力方面。建议切实落实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改变竞相打造大中城市中心增长极的做法；重新审视优惠产业政策，鼓励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更多在县域城市布局，减少不公平竞争政策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

浅贝

“城市有机更新”为何令园区企业焦虑不安

新华网客户端2020-10-12 07:47:29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图集

“城市有机更新”为何令园区企业焦虑不安
义乌市福田街道有机更新指挥部。 记者刘荒摄

义乌是一座以小见大的城市。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义乌，一个叫小商品市场。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背后，当地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以贸促工、工贸联动，形成义乌市场独特的业态优势。

今年6月，距义乌小商品市场4公里的荷叶塘工业功能区（以下简称荷叶塘园区），传出被列为城市有机更新区块的消息，当地众多中小企业主焦虑不安，担心土地和厂房被征迁……

“现在是摸底调查，市里还没决定拆不拆，企业不用太紧张，该买设备买设备、该生产生产。”荷叶塘园区所属的福田街道党工委书记盛庆生说，最近3个月他一直这样安抚他们。

与基层官员的从容淡定不同，更多宗地企业主则忧心忡忡。园区征迁的决策是否科学？企业主的吁求是否合法有理？800多家园区中小企业将何去何从……记者为此展开调查。征迁消息让众多企业主慌了神

“已经两个月没睡上安稳觉了。”义乌市南吉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勤说，6月21日，突然传出荷叶塘园区征迁的消息，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无心生产了。

紧接着，街道干部两次上门，询问是否愿意搬迁。有着20多年企业管理经验的吴勤，一时间束手无策。他不无懊恼地说，“去年我买第二块地时，政府还说不会征用呢……”

今年5月，浙江小龙人袜业有限公司出资4300万元，从法院竞拍获得毗邻的10亩工业用地，又订购了2000多万元的机器设备。

“新设备还没安装，工厂就要搬迁，真好比是晴天霹雳！”公司总经理方有成苦笑着说，“现在睡前醒后想的全是这个事，搞得最近连员工每天都得看过老板脸色才安心”。

一心想把事业做大的福建人陈钰，在义乌打拼了16年，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厂房。今年6月17日，这位外贸公司负责人终于如愿以偿——在荷叶塘园区投资2300万元，购买了4.9亩土地和4400平方米厂房。

4天后，听说园区拆迁的消息，一脸惊愕的陈钰仍半信半疑。直到7月8日，社区干部登门动员征迁，他才开始恐慌起来——把刚买来的机器设备，一股脑地运往深圳厂区……

义乌毛纺厂老板郑定来的“有机更新”经历，回忆起来更加曲折。去年8月，他在新凉亭工业区的7亩土地和1.2万平方米厂房，刚被后宅街道“有机更新”征收拆掉了。

“好不容易在荷叶塘安了‘新家’，谁知刚生产两三个月，又要搞有机更新。我都不知道还往哪里搬，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可能被有机更新。”63岁的郑定来向记者诉苦，由于接二连三摊上这种事儿，老伴竟患上抑郁症，现在每天要吃20多粒药。

7月16日，荷叶塘园区100多名宗地企业主，来到福田街道有机更新指挥部，以按红手印等方式表达反对征迁的诉求，吁请政府保留这个小商品市场的重要货源地。

据盛庆生介绍，荷叶塘园区占地1166亩，共有工业宗地152宗，涉及企业836家，员工1.8万人；除152家宗地中小企业外，承租企业684家，2019年规上工业总产值9.81亿元。

义乌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贾文红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品质提升，很多产品都在金华、温州、宁波及广东等地生产，但义乌制造仍占小商品市场的四分之一。 “街道没有能力安置征迁企业”

7月5日，《义乌市城市大提升行动方案》出台，明确提出“加快主城区15个区块有机更新”，要求“福田荷叶塘工业功能区区块12月底前完成收购”。

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主任吴璀正证实，国贸大道西侧的荷叶塘园区已纳入全市第二轮有机更新范畴，但摸底调查、征收评估等具体工作，由福田街道负责组织实施。

9月7日，在福田街道办事处三楼。盛庆生指着办公室墙上的街道区域规划图说：“荷叶塘园区和周边的7个村，这次规划要一起改掉。更新后引进什么产业，目前还没有定论。”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选择这里搞有机更新，一是园区企业规模小，亩产效益低；二是厂房出租率高，工业用地不姓“工”现象突出；还有所谓环境脏乱差问题，主要针对国贸大道东侧的农村居住区。

记者在荷叶塘园区走访看到，除个别施工路段外，园区马路宽敞、绿道成荫，沿街的厂房规整，生产秩序井然。当地人回忆，这些工厂多兴建于2005年前后，设施设备还比较新。

贾文红向记者透露，荷叶塘区块有机更新方案尚待论证，除引进北京中关村科技型企业外，前期招商还有智慧仓储等方案。“园区好企业还要想办法安置。”这位女市长快人快语。

尽管对园区征迁与否的追问，当地官员多含糊其词，但悄然推进的征迁准备工作，足以令这些中小企业主提心吊胆。

义乌市水晶之恋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龙反映，由于园区路灯不亮，有人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市政部门却答复：荷叶塘园区纳入征迁范围，路灯不予维修。

事实上，福田街道同样被园区征迁的消息打了一闷棍。2019年12月底，这个街道投资1597万元的园区市政设施改造工程分段开标，目前工程已全部停工。据施工方透露，工程进度刚好过半，建设方提出按实际工作量结算。

“街道先投入37万元，恢复路灯照明。”盛庆生解释说，今年整个园区市政工程预算8000多万元，已完成2000万元；6月份接到征迁消息后，立即要求这些项目全部停工。

这个“不可能前脚修马路后脚再拆园区”的疑团，足以解开企业主的误解：如果应当预见或具有支配可能性，人为造成逾千万元损失的“烂尾工程”，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宗地企业的信息更不对称。“有的企业主心里没底，要求安置后才同意拆。”盛庆生坦承，“街道没有能力安置他们”。同意征迁的企业都怎么说？

“我们土地和厂房还有30多年使用期限，不能说没就没了吧？”义乌市青橙子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海华说，来企业走访的街道干部只问拆迁意愿，却不提征迁方案和安置措施。

然而，在《2020年福田街道荷叶塘工业功能区有机更新工作方案》中，“12月底前有机更新签约全部完成”“明年3月底前所有房屋腾空”等“攻坚计划”赫然在列。

“目前，街道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做征迁工作。我们提醒企业不要有侥幸心理，政府一旦下决心就必须拆，不可能再建工业区了。”街道一名参与园区征迁工作的官员说。

一些宗地企业主反映，为推进征迁工作，由街道、公安、税务、安监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对土地产权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这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希望政府部门信息明确，别老吊着我们，搞突然袭击。”他们对所谓“先放风施压，后放水分流”的“策略”非常反感。

对于“街道经过三轮调查，有40%企业不同意征迁”的说法，这些宗地企业主并不认可：“上次光按红手印反对的都超过65%！”有“知情人”爆料，反对拆迁的宗地企业共123户。

9月23日，记者再度向盛庆生求证同意拆迁的企业数量时，他不置可否地说：“拆迁决策和征收价格都没出来，企业可能还会变，现在我也不敢说了。”

据当地官方初步调查，目前园区宗地企业自用的26家，部分用于出租的78家；完全用于出租的48家，租金合计约1.94亿元。他们认为最大的阻力来自出租厂房的宗地企业。

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同意征迁”的宗地企业主，在承诺不透露其身份情况下，他才澄清自己是被迫同意的。

“荷叶塘不少宗地企业虽然厂房出租，但绝大部分出租企业都从事工业生产，只有极个别为方便工人生活，将工业用地做商超、餐饮等。”他说自己同意的前提，是补偿价格要合理。

在福田街道陈协斌副主任等人带领下，记者又走访了两家“同意征迁”的宗地企业。今年63岁的龚辉潮，从16岁开始鸡毛换糖摆地摊，创办了义乌市顺辉拉链织造有限公司。近十来年，他在荷叶塘的厂房全部出租，一年租金收入200万元。

“如果能引进更好的企业，评估价格高一点，我们愿意为义乌发展做奉献”。龚辉潮向记者坦言，自己在稠江街道还有50亩土地和厂房，现在一半生产拉链，一半仍在出租。

几年前，从玩具生产转行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王圣来，将玩具厂以130万元/年价格出租，在远郊租用70亩土地生产水泥砖。“征收价格随大流，相信政府不会亏待我。”他说。

对于工业用地要姓“工”，王圣来淡然回应一句，“我玩具不做了，厂房空着也不现实”，便再无下话，只顾低头泡茶了。

据福田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方国栋统计，荷叶塘园区共有生产类企业458家、仓储类企业198家、电商类企业180家，多数企业仍以工业为主，并在小商品市场设有摊位。 “不是搬不搬，实在是无处可去”

“他们再晚来一刻钟，900万元设备合同就签了！”7月8日，约好上海设备厂商签合同的王海龙，却迎来街道征迁动员工作组。

王海龙不同意拆迁，但也不敢采购设备了。他提出搬迁至少需要2年时间，对方称，明年3月底前全部拆完，劝他早点外出找厂房。他忍不住回应一句：“这不是杀鸡取卵吗？”

“街道干部警告我不要乱讲话，说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叫我们早做准备。”王海龙回忆道。

据了解，由于义乌市目前多个镇街工业区都在征迁，且采取货币安置为主，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搬迁，土地急剧升值、厂房租金一涨再涨。方有成举例说，最近一宗10亩工业用地7600万元成交，加上各种税费，价格比他四个月前竞拍同等面积土地高出一倍还多。

虽然心里极不情愿，最近仍在四处找厂房的王海龙，感觉越找越灰心——“以前每平方米月租才八九块钱的厂房，现在价格翻了两三倍，可还找不到过渡的厂房。”

最近两个月，吴勤几次跑出去找地，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这家年产值1.5亿元的外贸企业，重新建厂需要按海外客户标准装修，客户还要进行验厂，这些都需要充裕的过渡时间。

“今年疫情再做这种事，很多企业就更困难了”吴勤深有感触地说。

浙江雪芙蓉化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昆盛担心，化妆品企业异地建厂，重新审查至少一年时间，客户、订单和员工都会流失。“现在已经不是搬不搬的问题，实在是无处可去！”他说。

除了找地难、房租贵，货币化安置形成的税收负担，也让他们感觉“哑巴吃黄连”。去年9月，郑定来投资3800万元，购得10亩土地和8000平方米厂房，现在连一半面积都买不到。

“即使现在完全按市场价格征收，增值部分需要补交25%的企业所得税和25%的增值税，再买地时这个窟窿谁给补？”亲历过拆迁的郑定来认为，与同比例土地安置相比，这笔征迁损失账谁都会算。

一些中小企业主呼吁，中小企业是义乌发展的根本，小商品市场之所以复制不了，恰恰在于几十年积累而成的产业生态。也有人质疑，招商引资不应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如果义乌中关村能搞成，搞个义乌华尔街岂不更好？

“园区征迁要有一个滚动的办法，比如柳青工业园区，两年前我们就把好的企业安置了。”贾文红坦言，企业搬迁不同于个人搬家，往往都涉及设备、仓库等问题，政府要建标准厂房给企业过渡。宗地企业压力就像考试一样大

事实上，这种以“土地提效、产业提质、城市提能”为名的工业用地有机更新，远不止于荷叶塘园区。近两年来，义亭、苏溪、北苑和后宅等镇街的多个工业园区，都已纳入有机更新范畴。

2018年5月，义乌市率先在浙江省推行工业企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完善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低效工业用地的再利用或二次开发。

他们在企业已分为ABCD四类，实行差别化管理和要素配给的基础上，对新增工业用地亩均税收未达到约定标准50%的、连续两年被评为D类或连续三年被评为C类企业的，均有权解除土地出让合同。

“现在宗地企业压力大，就像孩子考成绩一样。”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曹耿介绍，今年全市亩均税标准已由去年的1万元/亩提高到3万元/亩，远高于过去每年10%至15%的增长速度。

按照规划，义乌市将利用3年时间，完成2万亩以上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占全市工业用地总面积的一半，意味着还将有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有机更新等“生死大考”。

以荷叶塘园区为例，2019年，宗地企业A类3家、B1类16家、B2类61家，C类和D类各35家和19家，纳税总额1.09亿元；园区3亩以上宗地的亩均税收10.34万元，略低于全市10.6万元/亩的标准。

然而，即使像亩均税收超过72万元/亩的纳税大户——南吉针织，依然缺乏安全感。公司总经理吴勤坦言，产业环境离不开配套企业，这几年最大的困扰就是有机更新，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

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荷叶塘园区自辟建以来，共发生62宗土地交易，仅近三年来宗地交易就有21宗，表明土地市场更新速度加快。

按照义乌“用地15亩以上的规下企业，不得列入B类以上等级”的规定，占地面积近20亩的义乌市叶之茂食品有限公司，今年5月被直接从B类企业降为C类，后者明确为不予安排新增工业用地的企业类别。

前不久，这家公司创始人叶南东向来调研的市领导请求，征迁时给5亩用地指标也行。“按照我去年交税160万元计算，马上就能变回B类企业了。”他愁容满面地说。

小龙人袜业去年也被从A类企业降为B1类。总经理方有成说：“我们1个亿的销售额，研发投入220万元，没达到2.7%的比例，虽然纳税700万元，只能下降一等。”

对于“亩均论英雄”评价机制中出现的“一刀切”现象，义乌市江苏商会会长季子林有自己的看法：“企业经营有好有坏，行业利润有高有低，而每年按10%至15%增加亩均税收依据何在？对企业生产要素行政化干预是否合法？”

记者在园区走访时感到，这些历经商海沉浮的中小企业主，既有对园区拆迁自身利益的关切，也充满对义乌未来发展的担忧。他们认为，有机更新是一种生态多元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的更新。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荷叶塘园区有机更新还没有启动，调研中会更多听取群众意见，义乌要当改革的模范生，但依法行政是底线，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还要敢于担当进取。

园区到底拆不拆？记者离开义乌时，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荷叶塘园区企业微信群里，以后日子怎么过、义乌的未来在哪里的讨论依旧。一些企业主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抗争到底，也有的企业主考虑去浦江、东阳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