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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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一个国家、家庭延续强盛的一条主要途径，以前并不在意，也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现在感觉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归根结缔出在教育上。
　　教育出了问题，一个家庭就失去了希望，也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兴旺。
　　教育最怕急功近利；
　　教育的方向一定要正确；
　　教育的方法一定要妥当；
　　德、智、体全面发展一定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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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母亲忏悔录：17岁进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退学

　儿子两岁识千字17岁考入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退学

　　母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甚至喂饭而今忏悔：“是我害了他”

　　这是一个有关神童和他母亲的故事。

　　1983年6月，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因为母亲曾学梅从小的悉心教育，从两岁起，魏永康就被人称为“神童”。

　　他的“神迹”有：两岁掌握1000多个汉字，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八岁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

　　但像古时“伤仲永”一样，神童魏永康并没有在长大后依旧延续神奇。2003年7月，已经读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就被学校劝退了。

　　从此，“神童”魏永康和母亲曾学梅，就陷入了命运的“漩涡”之中。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 张丹

　　2003年，魏永康被学校劝退时，怒气冲冲的母亲曾学梅来到北京。“我当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曾学梅指着中科院的大楼，让儿子跳楼，“这么好的条件不争气，你去死！”

　　“神童”儿子

　　●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1岁3个月大的魏永康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

　　是什么让母亲讲出如此绝情之语？故事还要从1984年的冬天说起。

　　1984年12月，湖南的天气愈发寒冷，华容县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为了带孩子，31岁的曾学梅把1岁6个月大的魏永康，带到自己的单位饮食公司，“那天特别冷，饮食公司也基本没什么客人。”

　　在几乎所有员工都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曾学梅身边仅有1岁多的永康。“你会写字吗？”一个员工逗着还不怎么会走路的魏永康。正在地上爬来爬去的魏永康点了点头。

　　“嘿！你写字，每写一个字，就给你一粒花生米。”说着，他向永康晃了晃手中的一把花生米，顺便给了永康一粒。

　　尝到又酥又香的花生米后，魏永康明白了，只要写下字，就能得到花生米，于是他就用粉笔趴在地上写了起来。

　　从最简单的“人”字开始，魏永康为了能够获得花生米使出浑身解数，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也因此，获得了七八十粒花生米。

　　当魏永康已经不会再写其他字后，大人们沸腾了起来。这是魏永康最初的“高光”时刻。其实，曾雪梅在魏永康1岁3个月时，就开始教他写字，到了魏永康两岁时，他已经能够掌握1000多个汉字。“神童”的称呼就此传开。

　　“名扬”全省

　　●1991年10月，年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

　　“这是他们称呼的，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曾学梅说。

　　尽管如此，但魏永康的“神迹”在偌大的县城中，已传得神乎其神，被越来越多人知晓。4岁时，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后来，魏永康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级，到1991年10月，年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

　　也是从1991年开始，湖南省内的媒体发现了这个小县城中的“神童”，并进行了报道。“华容神童”进一步升级成了“湖南神童”、“天才少年”。

　　此前，曾学梅对儿子一直坚持着“默默无闻”的低调态度。但自从媒体报道之后，曾雪梅的名字，连远在邵阳的娘家人都得知了。

　　1978年恢复高考时，许多家乡的同学、老师都来信，让曾雪梅回去报名参加高考， 但那时，曾学梅已经结婚。尽管放弃高考，她还是坚持每天学习，特别是在儿子出生之后，她开始用自己的学习方法影响儿子。

　　“墙壁”教育

　　●在魏永康床边的墙面上，写着“睡觉之前看此墙”。

　　曾学梅学习时，喜欢将需要记住的东西写在墙壁上，同时，她还将自己心中的想法，编成“打油诗”写在墙壁上。

　　走进魏永康的家中，除了客厅的墙壁挂着魏永康父亲魏炳南的遗像，其他并没有任何挂饰，墙壁上大多写着四句的“打油诗”，和一些数学公式，以及一些日语和英语。

　　墙壁上一人多高的位置，贴着一张书本大小的“名言警句”：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这句“名言警句”，是曾学梅教育儿子时经常去强调的一点，只有“知识”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智商。

　　曾雪梅说，客厅墙壁上的“打油诗”和日语、英语，都是她写下的，老旧的墙面曾经写满过了一回，已被粉刷掉了。

　　她的“学习”方式同样影响到了魏永康。在魏永康曾经居住的房间内，临近床边的墙面上，写着“睡觉之前看此墙”，下面则是些需要记住的公式。以此来强调自己需要记住的内容。

　　魏永康在学习方面的天分和智商确实让人叹为观止。从上中学以后，获得了各类的奖状和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化学二等奖、三等奖”、“物理学竞赛二等奖”、“（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获奖等等，令他的“神童”之名更加“名副其实”。

　　1996年，13岁的魏永康以总分602分考进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当地年纪最小的少年大学生。

　　一路“陪读”

　　●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

　　从魏永康8岁上中学开始，曾学梅就开始了她的陪读人生。

　　1991年，在中学领导的安排下，曾学梅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所小房子。在“智商”教育一路凯歌之时，曾学梅对魏永康的“情商”教育似乎并不怎么看重，甚至完全忽视了。

　　1994年，曾学梅从百货公司下岗，这也让她更加专注地将精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

　　除了学习，家里任何事情曾学梅都不让魏永康插手，每天早晨连牙膏都要挤好，给儿子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甚至为了让儿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耽误看书，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

　　魏永康自己曾说，小时候妈妈总是把他关在家里看书，从不允许他出去玩。只要有女生打电话给他，他妈妈都说他不在家，担心分散他的精力。因此他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周围的同学也渐渐疏远了他。

　　从小学到大学，魏永康的生活都是曾雪梅一手包办。“我心想，他将来长大离开我，人这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的，不晓得他已经形成习惯，改不过来了。”曾雪梅说。

　　1996年9月，魏永康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湘潭大学。曾学梅强烈要求陪读。考虑到魏永康年纪确实太小，生活尚不能自理，学校特地安排曾学梅做勤杂工补贴家用，还划拨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供他们母子无偿使用。

　　母亲陪读的生活，也一直持续到魏永康大学毕业。

　　“恨他不死”

　　●她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让儿子去被车撞死。

　　2000年5月，17岁的魏永康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成为硕博连读研究生。曾学梅并没有感到会有什么问题。她觉得“儿子那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的”。

　　但事与愿违，脱离了母亲的照顾后，魏永康“失控”了。他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就往外跑；房间不打扫，屋子里臭烘烘的，袜子脏衣服到处乱扔；他经常一个人窝在寝室里看书，却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为此他有一门功课记零分，而没写毕业论文也最终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

　　2003年7月，魏永康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就被学校劝退了。

　　“我当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曾学梅说，当她来到北京的中科院后，指着中科院的大楼，让儿子跳楼，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让儿子去被车撞死。“这么好的条件不争气，你去死！”

　　曾雪梅咬牙切齿地骂，父亲魏炳南则骂她：“孩子压力已经那么大了，你还这么骂他，是火上浇油！”

　　“他都这么不争气了，他去死！我还管他！”曾学梅说，自此之后，她和儿子几乎不怎么交流了。

　　“是我的错”

　　●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全部都是我的错。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我不怪他，只怪我自己的教育方法太狠了，对他也太狠了。”如今的曾学梅老泪纵横，她开始后悔的所作所为，如果当时能够鼓励儿子，或者不骂儿子那么狠，孩子也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魏永康离家出走了，最长的一次，整整39天，魏永康用了近500元钱，跑了16个省市，先后去了杭州、宁波、舟山、上海、郑州、茂名、湛江等地玩，待到他去玉林玩时，魏永康把剩下的钱弄丢了，落了个身无分文的境地。

　　最后，还是警察将魏永康带回到了曾学梅的身边。

　　魏永康的这次出走正是因为挨了母亲的打，“是我的错，真的全部是我的错，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全部都是我的错。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曾学梅看了看客厅的墙壁上的英语、日语，告诉记者，这是她当年自学的：“将来他出国了，就可以不用带翻译，我都能给他做翻译了。”

　　过去的时光却不能倒转，她和儿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我有心结，他也有，但千错万错还是我的错。”

　　人到暮年

　　●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你家永康怎么样了？”

　　今年，曾学梅已经63岁，丈夫魏炳南也在2009年去世。而儿子魏永康在经历了几次求学失败，已经工作了近四年时间。

　　每个月，魏永康会给曾学梅打一个电话，但谈话的内容却异常简短而且形式化，“怎么样？”“放心呀！”“保重呀！”基本上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

　　如今，曾雪梅已经“百病缠身”，吃的药比饭还多，就是靠吃药过日子。“脑萎缩、脑梗塞、慢性胃炎、双肾囊肿、骨质增生，从头到脚都是病。”

　　由于病情的恶化，她已经很难听清讲话了，她也多了一个“外号”——聋子。

　　“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你家永康怎么样了？"她说，每当她听到别人这么问她，她都会避而不答，直接找理由离开。

　　而当下雨天碰到迎面而来的熟人时，她会将伞斜着挡住自己，只因怕人问起儿子魏永康的近况。

　　2010年，魏永康结婚生子后，一年里一半的时间，她生活在湖南邵阳，这是她的娘家，也是儿媳的娘家。

　　魏永康的人生轨迹

　　1995年，12岁，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三等奖。

　　1995年，12岁，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

　　1995年，12岁，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

　　1999年，16岁，湘潭大学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20周年物理知识抢答竞赛二等奖。

　　从2003年，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后，始终都没有找到未来的“出路”，之后的求职、求学之路则一路坎坷。

　　2005年10月，上海一家航天研究机构知道魏永康的情况后，邀请他去上班，由于生活的“不适应”，他辞去工作，此后，魏永康曾在深圳、南京等地工作，在他辗转求职的过程中，他还曾参加过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最后没有成行。目前，魏永康已在一家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工作4年。

　　继续教育

　　●在儿媳“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的强烈要求下，她只能将自己的教育穿插在孙子的“游戏”之间。

　　“我想着把孙女接过来，我来教育她。”曾学梅说，孙子现在已经六岁，孙女也已经两岁，她将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孙子、孙女身上。

　　在孙子、孙女面前，曾学梅被禁止提及的一句话，就是“你爸爸在你这个岁数，已经……”将孙子、孙女的童年与儿子的童年作对比，是绝对不允许的。

　　她曾经与儿媳商议，她来教孙子文化知识，而儿媳教他生活能力、做人做事。但“实验”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曾雪梅不愿意在邵阳当地治病，怕增加儿子一家的负担，所以，他一直在邵阳与华容之间奔波，“儿子、儿媳都不让我回华容，每次都是我偷偷回的。”

　　“每次到儿子家，就看到孙子的玩具又多了，而之前教的东西已忘了一半。”曾学梅说，在儿媳“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的强烈要求下，她只能将自己的教育穿插在孙子的“游戏”之间。

　　在2000年魏永康到北京上学后，曾雪梅还专门教过一个同事的孩子，尽管只教了一年多时间，但是那个孩子之后也高分考入了全国重点大学。

　　但当儿子退学之后，她也开始反思教育孩子的方式。

　　“我曾经写过一本教育孩子的书，还希望能够在永康毕业的时候发表，当时已经写了三四万字。”曾学梅说，在儿子退学后，她一气之下，将她写的那本书全都撕了。

浅贝

清华高材生仲加杰挪用80万美元公款炒股 巨亏后潜逃14年


仲加杰仲加杰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何欣）因为一时贪念，清华大学高材生、大型国企业务经理仲加杰挪用80万美元公款炒股，股票大跌后因无法填补窟窿而从香港逃亡回内地，并被列为红色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潜逃14年间，仲加杰以帮人打游戏赚钱为生，在得知“自首可以从轻处理”后，他主动投案自首。日前，市一中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仲加杰有期徒刑十年。

　　检方指控称，1999年至2000年间，仲加杰利用担任香港企荣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的职务便利，采用收取货款不入账的手段，将公司公款8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662万余元）汇入香港大福财务公司，用于个人炒股。案发后，上述钱款均未归还。

　　法院审理后认为，仲加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鉴于仲加杰通过电话方式主动向司法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系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最终，仲加杰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浅贝

政府不让他出家，他就把企业干到世界第二，还捐了60个亿

1990年，曹德旺来到福清石竹山，他是来庙里出家的。

这一年曹德旺44岁，他是福清的知名企业家，一直做玻璃生意，从1985开始涉足汽车玻璃领域，1987年又获批兴建与政府合资、专营汽车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规模已达基本建设投资3500万元，产值5000万元，很受当地政府重视。

曹德旺的出家举动影响很大，甚至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们觉得必须要把曹德旺劝回来，不然福耀那一大摊子可怎么弄。

领导们苦劝无果后，只好请出庙里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对曹德旺说，「曹总，您今生有佛报，却无佛缘。静下心，好好地去把企业办好，别动这个念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还是听从了老和尚的话，下山好好办企业去了。

这家企业，如今已发展成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其国内市占率为70%，国际市占率为23%，客户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车制造商。此外，曹德旺还向社会捐赠了超过60亿元人民币，被誉为「中国首善」。



曾经沧海

曹德旺为什么想出家，这得从他的早期经历说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里家世代经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学做生意多年，赚了不少钱，回国后则在上海广泛投资，是永安百货的大股东。内战时期，他们家从上海迁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货轮连同船上的财产，在运输途中沉没了。

好日子结束，苦日子开始。

曹德旺从小就过着一天两餐的清贫日子，但母亲不让他跟别人说，怕被人家瞧不起。从五年级开始，他帮母亲扒树叶或茅草，供烧菜之用。由于这些活要在课间干，所以会弄一身汗，他就跳进浅水沟洗澡。谁成想这事给他惹来了麻烦，教导主任将他抓成「玩水」的坏典型，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上批评他。他气坏了，觉得委屈，便在教导主任蹲厕所时，向其脑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头砸，但又怕家里赔不起。

事后自然是对方上门理论，而他母亲则不断给人家道歉。这事本可以就这么了了，但曹德旺心里却过不去，觉得没脸回学校，便辍学了。

之后，14岁的曹德旺开始给村里放牛，此外帮母亲捡柴和挑水。闲暇时，他则自学哥哥用过的教材，还用赚到的钱买了《新华字典》和《辞海》。

15岁那年，父亲开始带他做贩卖烟丝和水果的生意，他们从福州进货，然后用自行车运到高山来卖。父子的分工是：儿子负责采购和运输，父亲则负责销售。每次进货大约30斤，要骑行100多公里，来回三天时间，每回凌晨2点起床，晚上7点半收工，不避寒暑。

这个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润很薄，一天也就挣3块钱，还要提心吊胆：当时政府不让干这个。后来他父亲在售卖烟丝时被工商局逮了个正着，烟丝和自行车都被没收了，这个生意也就结束了。

「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多年后，曹德旺在其自传《心若菩提》中这样总结。



独闯商海

此时，曹德旺已经不再认可父亲的权威，他甚至对母亲激动地说：「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我要出去闯一闯。」

独闯商海的第一个项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种，然后贩运到福州卖，后来他发现这样并不赚钱，因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种。镇上一位干部告诉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润很高。他便兴冲冲地跑去江西，发现真的很赚钱，于是开始专门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贩运而不再种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经赚了3000元，那时盖一个房子也就2000元。

发了财的曹德旺决定最后干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采购非常顺利，许多村民甚至赊货给他，一位公社干部还入了股，不过没有出钱，而是说可以做他的「保护伞」。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发了，没成想刚一进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货，说这是「投机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赶回老家，去找他的「保护伞」，岂料，那人突然宣布自己得了重病，而且会「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彻底凉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储蓄，还欠了村民好多债。

后来，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赚钱，他参加了一个修水库的工程，给人拉板车，每天三个来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吨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钱则只有3元。此外他还在工地上做过炊事员和修车工，每项工作都做得极其认真，深得领导赏识。

工程完工后，曹德旺获得了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有1000多块。此外，工程负责人还帮他解决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让他得以回本还债。

回首过往，曹德旺觉得今后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做生意了。



先客后主

结束破产风波后，曹德旺想过几年轻松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术员，同时负责销售工作。多年历练之下，他的销售能力突飞猛进，帮单位赚了很多钱，自己也挣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经挣了6万多元。

1976年文革结束，曹德旺觉得可以搞点新生意了。此时一个朋友告诉他，做水表玻璃非常赚钱，他听后很动心，便跑去上海考察，发现的确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镇子上找企业办，提议兴建一个玻璃厂。

镇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议，不久便兴建了高山异形玻璃厂，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采购员。

这个结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为办厂子的想法，以及厂子最初的人才、资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却被边缘化了，甚至一度差点出局，原因是他是个农民，厂子没法给他安排编制。

曹德旺没有抗议：他也觉得一个农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进入玻璃行业，只要有本事，还怕走不远？之后他便在被分配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门道，并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业务和专家人脉。

由于体制缺陷，玻璃厂从建立之日起就不断亏损，到1983年4月，镇政府实在亏不下去了，决定尽快找人承包，而找来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为别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会有这一天，但他却不想乘人之危，他许诺给镇政府一个超越后者预期的条件：到年底前上交6万元利润，超额部分他拿60%，留20%做发展基金，另20%则做员工福利。

接手之后，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结束了「大锅饭」，实行三班倒，工厂24小时运转，此外，他还新招了60名工人，将工人工资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当时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资料显示，如此激励之下，高山异形玻璃厂的产销量从原来的几十万片猛涨到200万片，工厂净利润22万元，曹德旺本人则分得约6万元。

这个业绩让曹德旺获得多方认可：当年，他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并当选福清县政协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联副主委。



合资办厂

镇政府尝到甜头后，决定继续与曹德旺合作，希望双方以合资形式办厂。

合资方案是，镇政府以账面资产17.5万元入股，曹德旺则出资17.5万元，双方各持股50%。曹德旺的钱不够，他就以个人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了8万元，另外从一个关系好的外地政府借了3万元，剩余的6.5万元则是找了三个合伙人。

1984年，曹德旺又碰到一件大好事，他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项目——汽车玻璃。

当年6月，他带母亲去武夷山游玩，期间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开车的司机则不断提醒他，千万不要让拐杖碰到玻璃，因为「赔不起」。曹德旺被司机的话逗笑了，他就是做玻璃的，心想一块玻璃能贵到哪儿去？

可他一打听吓了一跳，这东西还真是贵得要死！查阅的资料显示，以马自达汽车为例，换一块前挡风玻璃要6000元，若急，8000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中国的汽车，不论什么类型什么牌子，车窗一破就用胶纸糊上：有的是舍不得买，有的则是买不着。

曹德旺了解到这些信息后乐坏了：这简直是一个利润丰厚的空白市场！可他又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人做呢，于是就去请教专家。

一位高人告诉他，中国的汽车大都是外国产的，牌子多且杂，作为配件的汽车玻璃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大企业也就不愿意做，而小企业又大多没有技术能力。要做这种生意，一是要有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二是要有耐心和恒心，要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做，而且要从维修市场做起。

曹德旺觉得自己完全符合条件，于是就决定干。他很快就说服了镇政府，然后联络行业专家，请人家来高山厂指导工作，解决技术难题。1985年元旦，他还向上海送出第一批培训员工，而这一天也是合资协议生效的日子。

为了让高山厂能在技术上不落伍，曹德旺在购买图纸、模具和设备上特别豪爽：他第一次买一套价值2万元的图纸只谈了几分钟。1987年，他在赴芬兰考察时又看上一台要价190万美元的高端设备，能每40秒钟造出一片价值几百元的边窗玻璃。他当时压不下价来，而且没那么多钱，回国之后，他就去反复说服镇政府，最后于次年6月以108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该设备，是该设备的全球第一个买家。

几年发展下来，曹德旺判定汽车玻璃比水表玻璃更有前途，于是在1987年春向镇政府提议合办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专营汽车玻璃，定名福耀玻璃。同时他提议停办高山异形玻璃厂，以集中资源到福耀，而高山厂1986年的产值已达596万元，利润为101万元。

为了让镇政府批准所请，曹德旺让渡了大量个人利益，但他的事业却上了一个大台阶。就像我们开篇所提到的，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基本建设投资达3500万元，产值为5000万元，是当地的明星企业。



看破红尘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1990年，企业办得好好的，44岁的曹德旺为什么想出家？

直接的原因是曹德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他当年读了一本叫《弘一大法师李叔同》的书，反复读了三遍后，他决定出家。

李叔同是近代的一位传奇僧人，一生63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曹德旺对他的评价是：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

「看完李叔同的传记，回头看看自己，虽然生意做的不错，但每天都必须坚持工作16小时，每月出满勤，得到的亦不过是三餐果腹。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这么辛苦吗？」

曹德旺的困惑似乎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困惑，即每天拼命工作的意义何在？

一般而言，有三种动力支撑一个人拼命工作：一、为了家庭；二、为了企业；三、为了赚钱本身，而曹德旺在这三方面都遭遇了困惑。

先说家庭。曹德旺1968年结婚，妻子叫陈凤英，是一个没读过书、老实巴交的女人。当初结婚不是因为相爱，而是为了找一个人照顾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的母亲。曹德旺夫妻可谓患难多年，可是双方却无法交流：妻子始终停留在过去，对于生意和艺术一片茫然；曹德旺则自学了企业经营的各种学问，此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

苦闷之下，曹德旺开始去外界寻找知己。20世纪80年代初，在承包高山异形玻璃厂前后，他爱上了一个让他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不过这段恋情并没有发展下去，而是被曹德旺亲手结束了。当时，曹德旺调查了100对典型夫妻，抽样涵盖工人、医生、干部、老师、商人等群体，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满意，包括那些外界看来的「天作之合」。「我认为不需要再去考虑什么换家庭的事情了，再换，就是换1000个照样也没有用啊。」

爱情没了，寄托也就没了。



再说企业。曹德旺在与镇政府合办高山异形玻璃厂时曾遭遇过一次诬告，让他对办企业本身也产生了怀疑。

1986年3月，全国掀起了农村整党整风运动，曹德旺并不是党员，却被当时镇领导班子的一些人给告了，说他有「经济问题」，而且「十分严重」。

曹德旺因过于耿介而与这些人在办厂时发生过冲突，他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还是决定去县政府申辩。当天，县里各部门的领导都到场了，曹德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三个小时，每一条都无懈可击，就是态度不够好：他在申辩过程中竟然竖了中指！这害的一向支持他的时任县委书记陈元春，不得不对众人赔笑说，「他是个农民，我们要包容他。」

事情并没有完，那伙人又把官司告到了福州市，福州市不行又告到福建省，福建省不行又告到了中纪委，最后北京和省里组成联合调查组，但仍没有查出问题。北京的领导气得大吼：这不是胡闹嘛！县里也于随后改组了高山县的领导班子，将那伙人分调到其他地区。

最后说赚钱。曹德旺赚钱的动力一直源于「过好日子」的愿望，这让他从14岁到44岁起早贪黑地干了三十年。但这个动力随着他的发迹变得越来越弱，他不喜欢奢侈的生活，最奢侈的事情也就是盖了几栋房子，而他妻子也不爱花钱。既然花钱不了那么多钱，那又为什么去拼命赚那么多呢？

曹德旺不是那种赚钱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赚钱本身就是意义，就能确保幸福。家族的经历告诉他人生无常，钱赚多了不一定幸福，而且守不住。他家本来是大富之家，但一场战乱就让一切归零，他自己在生意场上也是起起落落，最近一次是他被人诬告后，他的三个合伙人因害怕受牵连而要求退股，而他们的股份价值已从当初的6.5万元涨到了十几万元，这害的曹德旺不得不举债收购。这些债虽然后来都还了，但却让曹德旺看清了财富来去无常、飘忽不定的本质，因而对赚钱本身产生了怀疑。

总之，到1990年，曹德旺在尘世间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因此想遁入空门。



重组福耀

从石竹山回来后，曹德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事业，他觉得唯有把企业办得受人尊敬才有意义。

曹德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推动公司上市。1990年夏天，他去新加坡出差，一位银行行长建议他将公司上市，告诉他这样对公司健康、长远发展好。回国之后，他便向省里申请赴境外上市，而当时国内也正推动股市发展，省里得到一个名额，就给了福耀。

一番运作之后，福耀确定于1991年6月22日上市，之前先发行1600万股原始股，每股1.5元，共融资2400万元。原始股的认购非常踊跃，兴业银行买了200万元，省、市、县三级政府、媒体以及事业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好多人也都买了。

然而没多久，社会上就传起一个流言，说福耀股票不能上市了，曹德旺是想卷款跑路。听闻消息后，那些认购人都来找曹德旺退股，而此时股价已从1.5元涨到了2.5元。挤兑之下，曹德旺只能举债回购股票，钱是从高利贷借的，利息1分到2分，总共回购了约400万股。看着那些股票，曹德旺苦恼得不行，时常流泪，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1992年，曹德旺得到了兴业银行的帮助，用银行贷款还了高利贷。之后，他全力推动股票上市，到北京求助中汽华联的领导，去跑国家体改委。1993年6月，福耀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当日收报于40.05元，创福建省首批上市公司股价之最。

到上市时，曹德旺总共持有近500万股，在清偿了所欠债务后，他净赚将近2亿元。不过，他并没有沉溺在发财的狂喜中，而是继续推动福耀的发展。

当时，福耀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定位不清：除了福耀玻璃之外，福耀当时还有工业村公司、装修公司、加油站、高分子公司、配件公司和香港贸易公司等，是一个多元化集团。

上市之前，曹德旺曾拿福耀的报表给香港交易所的一位总监看，希望对方指点一二。结果对方说，「你这个是垃圾股。你小小的公司什么都做，谁敢买你们的股票？！你的公司必须重组，只做最擅长的，其他的都卖掉。」

听完这番高论，曹德旺一开始是犹豫的：重组，说得轻巧！那方方面面的关系是好搞定的？但后来他开始重视这个意见，彼时，他读了一本叫《聚焦法则》的西方管理书籍，也说办企业应该搞专业化经营。那段时间，他还去美国参观了福特博物馆，发现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都是专业化经营。

从美国回来后，曹德旺就将专业化经营定为福耀发展的天条，随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最后只保留下汽车玻璃业务。



管理嬗变

1994年，曹德旺接触了国际著名汽车玻璃供应商法国圣戈班，双方一见钟情，并开始谈判合资事宜。

曹德旺引进圣戈班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公司因重组而产生的资金压力，二是吸纳对方先进的生产流程、设计思路、工艺路线和培训经验。

具体合作方案于1995年获批，并于1996年春节后执行，其中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是，双方在福耀之下成立万达汽车玻璃公司，圣戈班以约1.28亿元人民币获得51%的股份，曹德旺则获得不低于15%的股份。此外，福耀还获得了圣戈班上海汽车玻璃包边厂49%的股权。福耀一方可谓收获颇丰。

不过这段合作只持续了三年，而且公司从账面上看非但没有盈利，还陷入了连年亏损。同时，双方在人事上还发生了摩擦，谁看谁都不顺眼。显然，分手已成必然，关键是怎么分？

曹德旺向圣戈班开出了优厚的退出条件：将后者最初的入股资金100%返还，无需其承担亏损责任，但要求其在5年之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中国投资同类工厂。最终，圣戈班接受了曹氏方案。

曹德旺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通过三年近距离学习，已经完全了解了对手：国际巨头也不过如此嘛。他相信只要再给他五年时间，圣戈班就是再回来，也不是对手了。

在向高手学习方面，曹德旺简直是不遗余力，一有机会就向人家要经验。2008年5月，他受邀参加韩国KSA标准协会的高管研讨会，其间，他热情赞颂了韩国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呼吁韩国企业家将这些管理方法，作为一种产品卖给中国企业。

除了韩国人之外，曹德旺还跟所合作的日本原料商请教。有一段时间，由于汽车厂的降价，福耀陷入赚不着钱的局面，曹德旺就要求日本合作商降价15%，但对方死活不肯。怎么办？曹德旺想出了一个双赢方案：你不降价可以，但你得帮我改善生产流程和设计工艺，让我能从制造上压低成本。结果日本合作商接受了他的提议，从而大幅提升了福耀的管理水平。

当然福耀更重要的管理还不是技法，而是一种自我驱动的苦行僧式精神，而曹德旺是这种精神的源头。

曹德旺每天四五点起床，没有休息日，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球，还是一个人打。他说自己没有朋友，也不去混什么圈子，或者出席这会那会，他觉得没意思。那什么有意思呢，就是工作，去研究那块汽车玻璃。

也许，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管理



对战美国

除了以上国内成就外，曹德旺还取得了一项享誉国际的成就：他在美国和加拿大打赢了两场反倾销官司

2001年年初，应世界第四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美国PPG的申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福耀等5家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商展开倾销调查，并于4月初步裁决福耀等生产的ARG挡风玻璃涉嫌倾销。次年3月，美国商务部则最终裁决，向福耀等中国企业加征11.8%的反倾销税。

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展开了对福耀等中国企业的倾销调查，申请人同样是美国PPG。

美国PPG这是要把福耀赶出北美市场啊，怎么办？

曹德旺组织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并于会后决定，不管被诉的其他中国公司怎么回应，自己都要应诉这两场官司。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如果不应诉，就等于承认了倾销，而这将导致连锁反应，接下来就是退出整个国际市场，而随后也将失去中国市场，因为全球八大汽车厂都是全球采购。

曹德旺觉得不能等死，更何况，福耀根本就不是倾销，怎么能让人家扣屎盆子呢？他展开了反击，其对策如下：2002年10月，他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了中国反倾销研究所，他亲任理事长，并邀请时任外经贸副部长龙永图担任总顾问，另外，他从国内外聘请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对策。据报道，他还在美国砸下300万美元，聘请了美国最好的反倾销律师。

福耀最终赢得了两场官司：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终审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挡风玻璃没有对加拿大国内工业造成侵害；2004年10月15日，美国商务部则终审裁决，福耀出口至美国的汽车挡风玻璃视同「零倾销」，而此前多加征的税费将予以退还。

这两次胜利意义非凡，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第一个反倾销胜诉的案例，而且帮福耀打了一个大大的国际广告。



慈悲为怀

曹德旺终于做出了一家为国家争气，让世界瞩目的公司，这也算没辜负他当初下山的心愿。而在商业成就之外，他还在慈善领域不断贡献着，并将其视为礼佛的一种方式。

「佛经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布施是六度的第一条。谦虚诚实，与人方便，这些都是布施的方法。布施则又分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只能算是小善。」曹德旺说。

曹德旺所说的「小善」可不小，在一般人看来，那已经是令人仰望的功德了。汶川地震时，他捐赠了2000万；玉树地震时，他捐赠了1个亿；西北五省特大旱灾时，他捐赠了2个亿；福州市修路及危房改造时，他捐赠了3个亿；福州市新建图书馆时，他捐赠了4个亿……

2011年5月5日，曹德旺更捐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福耀集团股票，在北京设立了当时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其父亲的名字命名）。



截止目前，曹德旺对社会的总捐赠已经超过60亿元，且均为个人捐赠，未动用公司一分钱。因为这些善举，曹德旺在2010年被媒体评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或称「中国首善」。

曹德旺慈善事业的独特之处还不在于其捐款的数额，尽管这个数字已经很惊人了，而在于他的心境——「我捐款是没有条件的。不像有些人捐款，是要拿一块地、一个项目来换。」

所谓的「没条件」，不仅体现在他不把慈善当买卖做，还体现在他对慈善本身也不设条件，这一点在救人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2007年5月，福耀北京分公司聘用的一名20岁实习生得了白血病，该生来自河北农村，与母亲相依为命，无钱自救。当时一些主管不建议援救，因为该生并非签约员工，而且得的是白血病。曹德旺却坚持救人，说那孩子才20岁，而他最终掏了七八十万医疗费。

如果说这还是救与自己相关的人的话，那曹德旺在救不相关的人方面也非常积极。

2006年，他在飞机上看报时得知吉林双辽一户农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无钱抚养，他很快就联络了那家人，为对方开与福耀双辽职工相同的工资，但并不要求对方去上班。不久后，他又在《海峡都市报》上得知另一户农家生了三胞胎，家长无钱购买孩子必需的保温箱，他就主动联系医院资助了保温箱，还于后来向那家人支付三个孩子到18岁前的生活费。

而像上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曹德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说「佛教是我的灵魂」，而他的行动证明了这句话的分量。

由于在商业和慈善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曹德旺还在2009年5月31日，获得了有「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是获得该奖的首位华人企业家，而此前获奖的西方企业家包括戴尔计算机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星巴克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eBay创始人彼埃尔·奥米迪亚。

浅贝

阿里5名工程师“秒杀月饼”被劝退 马云参与决策


新华社杭州9月14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张璇）记者14日晚从阿里巴巴集团获悉，针对此次参与“内网秒杀月饼”的5名员工，作出全部劝退的决定。
　　参与决定的包括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CEO张勇等多位核心管理层人员。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人力官蒋芳在公开信中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但必须要坚信正确的方向和公司文化。
　　阿里巴巴方面回应，5名员工有炫技嫌疑，并使用工具作弊触及了诚信红线。

浅贝

中国教育到底缺了什么？2016年09月21日 14:23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直从事媒体和出版，我的这些经历让我对教育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第一，在媒体的时候见过听过很多家庭教育的故事，曾经有段时间做记者，跑过教育的线。这个多年的积累让我有了一些观察和思考。
第二，我来往中美二十多年，恰逢中国巨变的时代，来来往往之间，华裔的生活从相对的封闭走向开放，中间有很多巨大的经济和生活的变迁，教育观念也随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些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还有一点，我个人的大家庭中，包括我的上一代，比如我妈妈早期就留学英国，我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中国接受教育，然后去西方留学，其中不乏学霸类的人物，名校毕业，我们家算是比较典型的亚裔家庭故事的代表吧。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姐姐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所以我对今天闲聊的话题亚裔父母的教育观有特别多的个人亲身体会。
我不是一个教育学的理论学者，我可以说是在事业和生活中都是一个教育方面的实践者。这些年我一直在出版童书，后来又做了《少年时》，这是引领少年时代的孩子思考前沿世界性话题的科普人文读物。所以，我会从我直接的观察和个人的经历来聊一聊亚裔父母教育方面的问题。
超级学霸Michael的故事
先从Michael的故事讲起。可能一些人看过我《和Michael对话》，很多平台都转载了。Michael是我姐姐的孩子，很特别，有一些非常天才和特质的一面，从小就表现出来了。很多文章说他是华裔学霸，其实是小看他了，即使在学霸中，他也是超级的。他被三所最优秀的大学，哈佛，MIT，和斯坦福都录取了，他最后选择了MIT。现在他从MIT辍学了，自己创办了公司，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硅谷创业，在MIT他只念了一年的书。他在数学、科学、计算机三个方面都是全美拔尖的，数学是当年全美奥数竞赛12名优胜者中最年轻的，计算机获得全美高中奥林匹克公开赛同年级组第二，然后科学是Siemens半决赛得主，进了MIT在五十个州每个州选一人的顶尖夏令营。
如果今天在这儿我们只是说他的成绩，那聊的话题可能就是申请大学攻略了。我觉得他是被华裔父母教育出来的，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华裔男孩的形象，数学优秀，科学厉害，钢琴弹得一流。但其实他后来的蜕变才是我比较震撼的，也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
当时他在我家住了几个周末，我们之间有过几次对话聊天。有时候我们一起开亚裔父母的玩笑，讲他们的特点，也算是自嘲吧，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经常犯一些低级错误。我们当时觉得特别enjoy这些有意思的谈话，借了当地图书馆的一个大厅，把我们家里的对话搬到了社区，分享给了大家，因为我们这个社区越来越多的亚裔父母搬入。我和他的对话里提到了一个问题，Michael在高中最后一年到处跑，但是小时候他看起来比较内向，也不太愿意和同龄人打交道，从印象中典型的亚裔孩子的形象，到现在变成到处和人打交道，是什么使得他变成了现在这样？他当时开了一句玩笑说，这个是他从亚裔教育脱离的一个过程。
他说大多数亚裔家庭有一个问题是不培养社交能力。一般说来，大家会认为，社交能力大家一提起就是交朋友。其实，社交能力包括很多方面，一个是专业的方面，社交圈的建立和人交流谈判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个人成长方面的，包括交朋友和个人魅力如何，能够吸引别人和倾听别人的能力，以及处理personal relationship男女朋友之间，还有家庭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现在很多成年人在personal relationship方面处理得不是很好。他认为，这些方面的能力亚裔父母根本不管，并且亚裔在对付冲突和压力方面本身比较谨慎，所以父母一代比较容易忽视social方面的能力。他认为要设法脱离只有一种单一文化的环境，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
我问他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哪个时间段，他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的回答我还记得挺清楚，因为我非常有所触动吧。他回忆说是大概5年前吧，他成为美国奥林匹克竞赛12名优胜者之一的时候，他思考了很长时间，觉得这个头衔代表什么呢？是表示他在美国是top12的数学家，还是仅仅只是个title? 最后得出的答案就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头衔。他觉得这些奥数题对真正世界上的问题根本没用，孩子们学这些对社会的意义也不太清楚。他觉得自己学了很多的计算机，数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怎么用呢？如果想要用这些去影响别人，得先成为一个领导者。如果想成为领导者需要有很多资源，他说这些他都没有。
从和Michael的对话中能看出来孩子对父母的教养是有很多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的。不仅华裔如此，印度裔家庭据我所知也是如此。 这些二代的孩子都开始逐渐脱离原生家庭的教育，寻找一个自己可以融入更大群体的路，有一种我要去闯荡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父母辈熟悉的这种精神。我们后来和姐姐姐夫也打电话，聊这段时间对Michael的了解和他的对话，他们觉得他是最近几年开始有了点“反叛”，他们夫妇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教育思想实际上还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在面对孩子培养出来，连大学也不念了，铺开的路他不去走，走上一条未知的路，他们也是有些思考的，现在也都接受了他的这种改变。
我觉得Michael提到的有些事情是我们亚裔父母经常做的，非常典型，值得思考，他批判的比较厉害，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是亚裔父母爱逼着自己的孩子做自己认为好的事情。
我的孩子今年12岁，已经开始在晚饭桌的对话中抗议不要谈论college和job。晚饭桌上交谈的话题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真正关心的事情，因为这个时间是很多家庭难得聚在一起的时间。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dinner time talk是非常值得家庭成员珍惜的，也是教育者研究的话题。
第二点是亚裔家庭特别谨小慎微，比较服从权威。
对话中，他提到一些事情，我们这个社区有的家庭不太接受，比如怎么可以和老师吃饭得A，快两次被学校开除之类的，有些家长还表示很后悔带自己的孩子去听对话，会被教坏。Michael自己也说了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当你make trouble之后，you have to know how to get out of it. 就是当你惹了一个麻烦，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麻烦。这个能力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从亚裔家长的角度来说，一般都会比较担心孩子惹麻烦。
第三点是喜欢抄别人的，比如别人家的孩子如何优秀，照着打造。
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会支撑你走很远
除了这几个方面，和Michael的对话中，他提的还有一点我想和大家多聊聊。当时有观众在下面问，Michael你这么优秀，你父母对你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说是“让我在家上学了几年”；那么你父母做得不够的地方？他回答说是 “emotional support”。翻译过来就是缺少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
我今天正好利用这次分享来谈谈我在这方面的看法。
我回想起自己16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第一次搬家到紫竹院对面的小区，之前我们一直住在五棵松，没有搬过家。搬完家以后，环境很陌生，谁也不认识。北京人可能都知道，当时有那种一格一格的小铁皮信箱，我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贴着4分钱的邮票，一看是我爸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我们刚刚搬了家，你已经远离了你熟悉的朋友和环境，可能还不习惯。别着急，这是你收到的第一封信，以后你会在这个信箱里收到越来越多的信。我已经订了一些杂志，很快这个信箱将会成为你和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有了它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这个信让我挺感动的，现在都一直记着，也经常谈起，去年杨家出版家谱的时候，大哥还收录了进去。
还有一次是在中国上高中，我闹着要去学校和大家一起听新年的钟声，听完再回家。我爸当时没说什么，但有一次饭后散步的时候，我爸和我提起，他年轻的时候非要参军，我爷爷就和他说如果不去参军，他一定供他读完大学，奶奶拉着他的袖子不让他走，他还是义无反顾就那么去了。后来他回想起来还在军营的时候，有一回站在山顶上看到下面有一所灯火通明的大学，就觉得多么渴望能够有机会念书。
当我回想起来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现在知道了，这就是父母给你的情感上的支持，这个力量可以持续很久，在我成年的时候，我还在享受着一份健康的心理。其实我父亲并没有说当时爷爷让他上大学好呢，还是他自作主张地去闯世界是对的，他就是讲了那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了一个力量，就是说教一百遍也没有用而可以达到的力量。就是当时在16岁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这个情感上支持的力量那么的大，我至少知道，自己不管做了什么决定，他们都会和我站在一起。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些发生在中国的青春时代的小故事，可以让我远渡重洋留学生活多年以后，还流淌在我的记忆中，产生着魔力，支撑着我的成年生活。
12年前，美国密执安等几所大学的教授，对将近3000多人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调查发现在儿时获得过父母更多情感方面支持的孩子，在成年甚至老年以后，都比较容易少地发生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疾病。
这些年可能因为大环境的变迁，我们变得特别重视外面的世界，重视追赶一些以前没有的世俗的标准。作为父母，我们特别紧张，看很多养育方面的书，现在网店和书店里这方面的书也琳琅满目。我们心里生怕孩子养不好，也特别关注别的国家的教育，在微信里经常可以看到对比中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文章。我常常在想，在追逐这些看得见的教育标准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慢慢丢掉了parenting中看不见，但是可以产生长远影响的东西。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自己确实需要一些内心的支撑，有一些是可以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找到的，家里做得好的，其实是可以形成价值传递给下一代的，而不仅仅是取得世俗罗列的成就。
那孩子们需要的，从外面得不到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劲的，可以传承永久一代一代的。我们应该开始重视这种家庭教育的力量。我在这儿分享几个漫画，大家可以对比着看一看。这些画来自Buzzfeed网站，这个网站是美国社交媒体时代很有影响力的新媒体，最先捕捉那些在社交媒体流行的话题，后来演变得比较严肃起来。看这些漫画上画的，应该都是亚裔父母，孩子倾诉的时候父母通常会给出的几个答复，和孩子期望得到的几个答复。这些回复我看了，也不需要我们成为多么高大上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学习做得到的。








这种图片对比挺有意思的，前面这张是父母习惯脱口而出的话，后面这张是要思考一下，碰到这样孩子的问题怎么去回答，才能给他一个充分的emotional support。
说到这儿，我还想在这儿交待一句，我现在真实地认为，虽然Michael这样说着，但是我姐姐家还是很support他的，MIT那么好的学校不上，去创业，可能十家有十家都会犹豫吧，他们也没拉着不放；而且现在女儿想玩儿音乐，也不照着妈妈安排的大学去，她也支持孩子，还同意用些时间想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从事音乐。够放得开的了！不论怎么样，我们这样一个走传统路线，一路走精英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也在新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下，有了“任性”的下一代。
为什么说中国孩子缺少创造力？
下面我想说的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总说的——亚裔孩子的问题，尤其华裔孩子的问题，总说中国孩子缺少创造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深入聊这件事。
这个和华裔传统教育中的一些理念和长期的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较遗憾的是，这种缺陷在时间上会延续好几代。很多知名的学者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孩子杰出的人才少，创造性的人少，譬如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就提过中国出众的人才少、杰出的人少、 拔尖的创新人才少。钱学森也说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在亚裔的父母中， 对杰出人才的培养， 最近这些年，印度裔显示出比华裔的厉害。至少在美国的学界、政界、商界都出现了不少印度裔的领导者和优秀创新的人才。有一句话说，“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kid”，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成功优秀与否，需要大的一个整体环境的自然培育，而不是在某个方面被硬灌出来的。这个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配合的综合条件，是一个很大的圈子。 有的时候家里做得好，在学校里攀比，一下子就不能形成好的习惯，长期养成；有的时候学校做的好的，家里一下乱了规矩，就不可能有好的良性循环。
学校方面， 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很重视求同不求异，不太重视个性化教育，包括求知的欲望和天赋的能力，可能有时候客观的条件也不允许重视太个性化的教育。因为都是很大的班上课，老师也少，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孩子的需求。没有个性化的教育，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和人的差别减少， 大家训练得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种优秀的、创造性的人才就不容易出来。
家庭方面 ，华裔家庭强调个性的教养是比较少的。就举例我们家，批判一下。我们家老大16岁， 他有时候就会反问我们，你们老觉得我不show respect，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白人同学，是怎么和自己父母对话的？ 他们都是比较平等的那种。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反思，孩子的爸爸是比较严厉的，有时候还有大家长作风，我相信这样的华裔家长还是挺多的。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爸爸开车，带他和两个印度裔好朋友一起打球，爸爸说他做事情怎么老是显得不自信什么的。回来后他告诉我说， 在他的朋友印象中，他还是挺骄傲的那种人， 结果爸爸指责他是不自信的，这不是在打翻别人对我的印象吗？！还当着我好朋友面这样说我，能不能回家说说就完了 。我就对他说呢，你直接和爸爸说，可以告诉你爸爸，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孩子就照着说了，说完后，第二天回来就笑着又告诉我了，孩子爸爸又带着他们三个人出去，第一句话就说：“Warren今天不让我说话，我就不说了”，这个事情非常搞笑，怎么和孩子平等对话，好像教都教不会似的。
这只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情，在华裔社区，到处可以听到不尊重孩子意愿和个性发展的更严重的例子，好像强压自己的价值观给孩子已经成为亚裔父母身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华盛顿邮报》最近刚刚报道过一位华裔父亲的义举。一年多以前，他的儿子在高中毕业典礼结束的当天，被醉酒驾车的另一位同学撞车身亡，一个孩子刚刚绽放人生要上大学展开新生活，做为父亲，他的痛苦可想而知。这位父亲在今年三月捐赠120万美元给儿子没能上成的马里兰大学，专门用于研究亚裔移民子女的问题。
报道中有一段父亲回忆的和儿子的对话，我看得是眼泪直流。觉得非常值得全段翻译出来，分享给大家：
Paul李想念他的儿子，他说，他曾经反复想起一个往事。当Calvin上中学的时候，他说他想打职业美式足球。父子二人都是达拉斯Cowboys的球迷。“儿子，你回去好好学习，”爸爸说：“你不会成为一个美式足球选手的。”儿子追问为什么。这位父亲后来说，他的回答成为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他说：“你是华人。”儿子哭了。“当我想起这个事情，我不能原谅自己。”这位父亲说：“我即便知道他可能最终不能成为一名美式足球选手，但是当他那么小的时候，我就那样打碎了他的梦想....我知道其他的华裔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在用同样的方式。我不想再让这种情况发生。”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对话每天在亚裔家庭的饭桌上上演，对追求个人梦想的亚裔孩子是无法弥补的伤害，可能延续一生。这个父亲之所以有此义举，正是孩子生命换来的觉醒。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不知不觉地划过，但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形成的伤害可能是非常巨大的，个性教育要是再不引起亚裔家庭的重视，现在这个时代就跟不上了，跟不上以后社会的变化，跟不上全球变化的趋势的改变。现在这个知识的传递方式，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学习，我们和孩子已经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单就知识方面来说，有时候其实孩子们懂得比我们还多，当然社会经验他们还没有，还需要付出很多失败和尝试。 知识的获取管道已经变得容易了，所以后边就是创造力和整合力这些能力的竞争。
虽然我们家长看了很多微信的教育文章，思想观念上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在真正实施的时候，能不能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养成习惯，日日践行，这是比较难的，家长自己本身的习惯都需要改变。我觉得亚裔父母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有的时候不惜血本，不惜实施镇压和强迫手段，也要让孩子有一技之长。但是就像我们家，老二下棋是自然养成，我们没有push。有天他说是要一辈子玩儿棋，我看他爸当时的样子，好像“吓得差点钻桌子底下去”。亚裔父母就是这样，一玩儿真的就害怕。孩子稍微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模子就紧张。我们不仅特别喜欢用自己四十岁的价值观去限制十几岁二十岁的激情，还特别喜欢用一些已经过时了的传统糟粕的一些理念去引导现代孩子的生活。
再举例说说考大学这件事，很多家长就是在追随大流，别人上什么，我们也上什么专业。 这个过程就是在追逐大流，这个追来追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毁掉孩子个性的过程。有的家庭，12年好像都是为了一个好的大学，为了一个好的工作。其实，教育的本质其实是要想清楚，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什么。结果呢，现在我们都将”我是谁“变成了，”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要和另外那个优秀的人一样。“
我观察到，比较有意思的，亚裔的父母很少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或者试图真正去改变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他们更愿意特别勤恳地付出，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中，施压更加严厉的攀比， 追逐教育的金字塔，目的是跻身精英阶层。为什么要培养有个性的孩子，我们总是想不到这是一个教育的常识。接受教育，是为了摆脱和改变现状而不是为了去适应现状，而现在我们好像搞反了。一个有独立见解和独特个性的人才可以创造，可以创造的人才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中任何创新的举动，都是为了改变现状中不好的东西，或者改变现状中没有效率的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研究出来一个新的方式方法，找到一个新的路子。就算是为了考大学，也应该看到，美国的大学早已经意识到了申请系统和政策的局限，教育者们都在研究，招生程序如何能够更准确、更有意义地评估年轻人对他人和社区的贡献，尤其是那些种族、文化和阶层背景差别很大的学生。哈佛在十几年以前，就出过一个报告，说现在都是家长在累垮孩子，都是努力迎合他人的目标。 其实，小孩在闲暇的时候，只有可以喘息的时候，才能帮助他们真正发现自己的激情和热情。
我看到的报告有这么一种说法，非凡成就不是基于对他人成就的模仿，而是基于两点。第一点就非常震撼，是配合自己独有的节奏。第二点是偶然的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以一种新颖的独到的方式，抓住了某件时代的精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力量。
从第二点，可以看出来，成功的偶然的因素还是挺大的，所以没有必要盲目的追逐成功。我曾经听过一个美国大学咨询师的讲座，她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不同于一般的咨询师，她讲得很透彻。印象比较深一点，大学的申请过程并不公平，要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你不可控的因素。你要掌握的是你可以控制的。其实每一所大学都在全球寻找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不需要一模一样的人，怎么将自己的独特不同表现出来，才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不仅仅是要做得更好，而是要不同。Be different,not just be better.就是说，如果你进入一个大学，对于整体学生群体而言，如果把你抽走， 对整体是否有影响。要做填补空白的人，而不是和同伴一模一样的人。
昨天我还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一个家长送孩子去哈佛念书，说新生里有一个孩子是肯尼亚来的，第一次做飞机就是来哈佛上学，从来没有用过手机，从来没有睡过有床垫的床，但是他会说五种语言。那么，他在学生中肯定是一个特别的人，可能有潜力成为整个校区很特别和有所贡献的人。
打孩子脱口秀鼓舞亚裔人
我说的一些特点排列，可能也是弱点排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的时候弱点也是我们的一些优点。在北美经常听到的亚裔父母和家庭的一些共同特点，大家听着玩吧。
1，总是在餐厅里面叫热水。
2，总是争着抢着支付餐费。
3，喜欢coupon。
4，喜欢拿远房的亲戚比较，说这个不如别人，那个不如别人。
5，谁都是叔叔阿姨，见面一定要喊人。
还有两点，顺便提一下。
第一点就是， 奥运会刚刚结束， 微信上很多人在讨论美国体育和中国体育的区别。 其实体育在美国有特别大的魅力，孩子们很小开始玩体育，上小学之前就在社区里踢足球了。 我先生十几年前带着老大踢球的时候，教练组中没有亚裔，现在也非常少，他在社区里做了三年的足球教练，都是业余的志愿者。老大比较害羞，刚开始需要被拉着进去踢球，但是最后一直坚持了八年。其实每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一群人在一起怎么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种精神孩子通过体育，很小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到。我昨天在社区的微信群里，还有妈妈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亚裔涌入我们的社区，但是学校活动的志愿者却越来越难找， 她自己当过一二年级女生的篮球教练，现在女生足球因为缺少教练快要办不下去了。这个也是亚裔很少参加公益的一个例证。公益教练是一个冲突性比较强的工作，在比赛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家长或球员中有问题的时候，教练要去解决，而亚裔不太愿意这种时候出头露面。
第二点是， 现在夏天刚刚过去，怎么过夏天，亚裔也是非常不同的。有一次我和孩子爸爸在小区散步，碰到老大同学的爸爸，他们是犹太家庭，就问起孩子的假期怎么过。他说就是在做足球裁判，天气非常热很辛苦，但是很锻炼孩子，因为有时候裁判要和家长们打架，做协调。后来，还约了一些朋友出国旅游。这个小孩马上要上11年级，再有两年要上大学了。旁边另一个家长说， 他家孩子在银行打工。后来我就和孩子爸爸感慨，几乎我们认识的所有亚裔孩子，不管是韩裔，印度裔和华裔，暑期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补习功课。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是我的两个孩子推荐的， 我们家一起看，笑得前仰后合，非常有意思。他这个视频讲的是北美的白人父母和移民的亚裔父母（印度裔和华裔）在该不该打孩子的问题上，教育孩子的不同。他说的有一个事实， 亚裔确实有棒打出孝子的说法，在美加打孩子是不允许的。
这是一个印度裔加拿大的喜剧演员Russel Peters，他是我看到的将亚裔笑话讲得最好的，他中学时候受过欺负，学拳击帮助自己对抗校园欺凌。后来在舞台上表演脱口秀，有一段时间，不管走到哪儿，一有机会就跳上去表演，后来，他在YouTube上一举成名，全世界各地都在看他表演，得了很多奖。他用幽默解说各种种族和文化的偏见，加上自己的原生亚裔家庭的故事，常常可以赢得全球性的认同。他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我讲亚裔的笑话，不是挑起亚裔偏见，或者只是轻描淡写一下，而是希望通过幽默，鼓舞亚裔人。
这和我今天讲亚裔教育问题的目的很相似，我把亚裔的这些特点讲出来，是觉得确实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有的家庭多一些，有的家庭少一些或者没有，因为这些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还影响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我们有时候去强化它们，有时候又特别无意识地展示着它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是多么的急迫和重要。
当我们说教育时，在某个意义上，我们跟孩子一样无知。而今很多教育者在思考教育的方法；而我们，在旧的教育方法中被教育的一代，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比孩子强。就像是我们小多在做《少年时》，我们的作者和编辑也都在跟孩子一起学习。不是为了学习新的知识，而是学习如何用新的方式来学习新的知识。我们关注全世界各个国家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在直面自己的弱点。
有些像是弱点的特点，其实是可以变成我们非常强项的地方。有一些调查说，为什么亚裔的孩子很容易在学业上优秀。其实有两点华裔做的比较好， 和虎妈教育没太大的关系。第一，父母更强调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能力。第二，孩子的同伴之间的会互相影响，在学校里都非常努力。
我对整体亚裔或者华人对教育的重视和通过教育来改变一个人，一个国家命运的期待还是挺乐观的。大家现在觉得父母做太多了，over parenting 或者overhelping，很多人都说我们太焦虑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过程，在很多这种做法之后肯定会有好的东西沉淀下来。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已经在家庭教育中尝试很多上一代父母没有尝试的方式；而且有很多民间教育机构，包括公立学校都在尝试改变，一土就是个很好的尝试。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尝试都能成功，但是不尝试肯定不能成功。
前两天看到一本书， 里面讲了一些能力， 可能被现在的教育忽视了。这本书叫做《How to Raise an Adult》by Julie Lythcott-Haims，她是斯坦福大学本科咨询的Dean，她讲了八点18岁孩子应该具有的能力：“18岁能和陌生人交谈， 18岁能找得到路， 18岁能管理好自己的作业、工作任务和截止期，18岁能帮家里做点事，18岁能处理个人事务， 18岁能处理生活中的起伏，18岁能挣钱和管理钱，18岁能冒险”，没有一个是强调学习成绩的，都是强调软性的能力。
最后，祝群里的父母Happy Parenting！大家都悠着点，别焦虑，我们也别把parenting 当做一代人的事情，全部包揽，恨不得什么都要改过来，我们只要传递一两点好的品质，下一代再传递一点，可能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浅贝

党报谈Note7：萝卜快了不洗泥 只顾逐利迟早迷失


　人民日报10月21日消息，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宣布，因可能存在电池以外的“其他技术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停止生产、销售盖乐世Note7型手机，并对已出售的该款手机进行召回。自今年8月初上市以来，三星Note7手机不断出现起火爆炸的情况，在经历了爆炸、召回、换机、再爆炸、停产停售和二次召回的一系列“虐心”过程后，三星手机爆炸事件终于开始进入具体的调查和反思阶段。
　　韩国SBS电视台认为，三星依靠着“品质第一”的理念，才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手机爆炸对三星“品质第一”的形象产生了巨大打击。而Note7的停产停售，将给三星带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三星的手机品控去哪儿了？路透社评论认为，问题在于三星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赶在苹果公司推出iPhone7之前，匆忙推出新机型。有韩国行业专家曾查看相关监管机构的文件，并与三星的工程师进行了沟通，认定三星为Note7增加了“太多复杂的创新功能，以至于最后自己都无法控制”。他们同时也在仔细研究三星的供应链，以确定匆忙上市是否导致了技术问题或偷工减料。
　　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市场更新换代无比迅速的今天，即使是大企业，为了在“恰当时机推出关键性产品”，把产品质量抛诸脑后，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始于2009年的丰田召回事件。当时丰田汽车因为零部件出现缺陷，在全球范围召回近千万辆汽车。对于丰田公司忽视产品质量的懈怠，从政府到社会舆论，批评异常猛烈。迫于压力，丰田高层公开诚恳道歉，强调“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宣布放弃夺取全球15%市场份额的目标，从而退出全球销量第一的争夺战。
　　既要控制成本，又要保持领先于对手的扩张速度，还要保证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这在一些企业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后者也往往最容易被“牺牲”。无论是德国大众在部分柴油车上安装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还是日本高田公司篡改安全气囊的测试数据，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金字招牌”竟然成了部分企业弄虚作假、欺瞒消费者的幌子，由此带来的“多输”结果，相信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回顾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创始之初，都是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贴心的售后服务换得消费者口碑。随着规模的扩大，外包项目的增加，除了需要应对拼抢市场份额的竞争，跨国公司还面临着各环节协调效率低下，全产业链把控不严的风险。这是企业在规模扩大之后的新挑战。毕竟，移动互联时代，类似产品间的质量比较，已变得空前立体和全面。企业如果放松了对产品质量的把关，无异于是“自废武功”。
　　1995年，乔布斯曾对媒体说：“毁灭苹果的不是增长，而是他们变得非常贪婪。他们并没有沿着初始愿景的原始轨道走下去，即将某件产品打造成家用电器，并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而是去追逐利润。”企业求利无可厚非，但搞不清“本”是什么，迟早会迷失方向，终被市场所抛弃。这或许是三星手机爆炸事件，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浅贝

安徽省政协主席去世1个月 其妻在党报撰文悼念

《爱人 导师 兄长》
安徽省政协主席去世1个月 其妻在党报撰文悼念

　　我和明方的婚姻从三条约定开始，即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习上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支持。这是我俩的共识，也是我们婚姻的座右铭。

　　我们于1980年1月17日结婚。 3月份，他专门回了趟农村老家，把母亲接来与我们同住。正如他在《母亲给我的家教》一文中所写，他的母亲——我的婆婆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我们一直亲如母女。

　　两个独立的青年，婚后朝夕相处，总会有一些细节需要磨合。开始我对他的要求很高，他一句话说得我不爱听，或有一件事办得我认为不合适，我就会不高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和我对面坐下，把事情摊开来谈清楚。他说：“夫妻间有矛盾不应该过夜。 ”当然，每次都是顺利地解开疙瘩，心情舒畅地进入梦乡。

　　组建了家庭，自然就有了家务要做。很快我发现，做完家务之后，我会去休息，可他却是去看书学习。几次下来，我下决心，家务尽量自己做，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习。

　　有一天晚上，我的父母来看我们。我和婆婆陪着父母聊天，他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当时还没有洗衣机)，看得我父母都不好意思了，他却觉得：我又陪爸妈聊天了，又帮晓南干活了，两不耽误，多好啊！送走了我父母，他又去看书学习了。

　　1981年1月，我们的宝贝女儿出生了，全家高兴极了。早上我忙孩子，他负责做饭。婆婆白天帮我们照看孩子。到了冬天，婆婆身体不太好，为了不耽误我的工作，他把农村的亲戚找来帮忙。1982年夏，组织上通知他到黑龙江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基础科脱产学习，两年住宿全日制。 1983年夏，我所在单位组织部也通知我去省委党校与他同一专业学习，同样是脱产两年、住宿全日制。我犹豫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家怎么办？当我回家表示想放弃时，婆婆第一个表态：“去！怎么能不去！大家都克服克服就行了。 ”明方也接着说：“我不赞成两个人只能保一个的说法，谁有能力谁就去做。 ”

　　因为从我们那一期开始要考试，按50%的比例录取。当年考试的科目是政治和写作，政治考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治。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政治经济学，于是在那一阶段，他每晚请假回来给我讲一章政治经济学，讲完又帮我把后面的问答题归纳总结。我连夜整理出答案，背下来。我记得当时的简读本共有十三章。他的辅导，使我对政治经济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入学考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随着他工作变动，1986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了北京。到了新的单位，我的工作比较忙，有时不能按时下班，每当我愧疚地打电话告诉他今天又不能按时下班时，他总是重复一句话 “没关系，别着急”，让我安心地开会、工作。后来他让我买些速冻饺子放冰箱里备用。记得婆婆去世后，上初中的女儿第一次煮冻饺子，结果父女俩吃了一锅片汤。

　　婚后，伴随着我们家庭生活的是平静、快乐。举家搬到合肥后，我父亲在世时，每年冬春交替，都会把我父母接来住一段时间，至梅雨季节来临他们再返回北京。我姐姐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腰部受伤，随着年龄增长腰伤越来越重，明方让我把姐姐接来合肥做艾灸治疗，有了明显好转。他的哥哥、嫂子等亲属也常来看望我们，一次次欢聚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刚结婚时，在工作上、学习上我还不太服他，认为自己也不比他差多少。 1982年，他开始写《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一书，我协助他做文字加工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被触动了，感觉我还远没有了解他。他那丰富的知识面、超常的思维能力、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令我折服。我感觉他就像一座宝藏，无法看清全部内涵。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实践的增加，他那一次次精彩的讲话、一场场生动的报告，让我感觉他的思想如天空高不可测，他的学识如海洋深不可探，我对他常常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他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所以我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来到安徽后，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安徽人民干点实事。”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一次我知道他要给大学生做报告，就问他：“你给现在的年轻人讲理想信念，他们能听进去吗？ ”他说：“能听进去，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就在我们身边，是融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他说：“共产主义理想的本质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实现各项事业更好的发展、创造最广大人民更美好幸福的生活。这是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所以，它也必然能够为大家所接受。”我们的女儿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她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有信仰的人活得多么充实、多么快乐、多么有信心、有激情，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富有、幸福！明方就是这样言传身教地引领着全家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行。

　　他对孩子的关心是更高层次上的关心。女儿刚上初中，他就找出一本名为《通俗哲学》的书让女儿读。当时我还不理解，担心孩子读不懂，后来的实践证明，哲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对孩子的成长进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临来安徽工作时，他对女儿说：“爸爸要为安徽6000万人民服务去了，你能理解爸爸吗？ ”直到女儿长大，有了女婿，他对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仍然是“有空多看点儿书”。

　　平时我在工作中遇到不太好把握的事情或写材料思路打不开时，就会问他，常常是他一句话就一语中的，使我茅塞顿开。久而久之，遇到问题时我就会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给句话呗！ ”

　　我们刚认识不久，他就对我说他是个“宁让身受苦，不让脸发烧”的人。他平时讲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自我修养，保持良好心态。他每月工资多少自己不知道，孩子参加工作后他也从没问过孩子挣多少钱。他说：“当官就不要想钱，想多挣钱自己当企业家去。 ”

　　有一次我把两个人半年的工资结余及我的奖金凑了个整数存到银行，下班回家我告诉他存钱的事，不料他眼一瞪，用审视的口气问：“你哪来的钱？ ”我连忙做了说明，他才点了点头，松弛了表情。孩子们也都理解他。女儿对别人说：“我爸爸不会同意我到私企去干，更不允许我自己干，我就老老实实在国企干吧。 ”女儿、女婿的工作中也会负责一些信息化项目建设的事情，我们丝毫不用担心他们走歪路。2012年10月，他的《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一书出版了，至今已第13次印刷。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全家一致意见，稿费全部捐献。这本书将永远滋养着我们全家，引领着我们全家。我相信，人的精神可以超越肉体和时空，以至永恒。

　　刚结婚时，看到单位女同志织毛衣，我也想买毛线织，可他却说：“织那个干什么，有空多看点儿书。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他就像一个温润、睿智的兄长，关爱着我，呵护着我。在他身边，我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

　　他看到我要经常为他熨衬衫，就建议我每次等洗衣机到最后漂洗时暂停一下，把衬衫从水里拎出来直接晾干，从此我再也不用熨衬衫了。看到我每天都要洗袜子，他又建议多买些，每周用洗衣机洗一次就行了。我不太适应合肥的潮湿，手上常长湿疹，他就尽量不让我做饭，而是去食堂吃，尽管他是那么喜欢在家里做饭吃饭的氛围。每次搬家，我最大的压力是书太多、太重，这时他就会说：“放心吧，一切有我！ ”甚至有时我在他身边不经意地叹口气，被他听到了就会立即问我：“你怎么啦？ ”弄得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随意叹气了。他还说：等他彻底退下来，我想去哪儿旅游就陪我去哪儿。

　　2016年7月，他似乎已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和一位共事过的同志说了，但没有告诉我和家人，让我仍快乐地生活在他身边。直至8月12日他住进医院，省委保健办的同志、所有的医护人员以及女儿女婿按照他一贯的做法，对他病情深层次的急剧变化依然瞒着我。我能眼见的症状都在明显好转，所以我还坚信他一定会治愈。退了休的我每天十几个小时陪着他、照顾他。因为结婚后，我和他能整天形影不离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所以我仍然很快乐，筹划着出院后，怎样陪着他尽快康复。他一直都希望我快乐！他也希望他周围的人都快乐！

　　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他是伟大的，你是幸福的！ ”是的，我是幸福的！

　　现在，我家里的一切陈设都没有改变。我感觉他的信息无处不在，包裹着我，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醇厚，让我踏实，让我心安。

　　虽然我现在见不到他的身影，但我会用我的余生去等待……

　　虽然我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但我会用我的余生去追寻……

　　为了我们这一世的情缘，为了我们绵绵不尽的爱，我要带着他一起好好生活……

　　为了我们亲爱的、引以为荣的孩子，为了我们挚爱的所有亲人，我要带着他一起快乐地生活……

浅贝

王明方病逝的原因大家可能不清楚，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安徽政协主席王明方去世真相的详细介绍。

9月16日上午9时55分，安徽省政协主席王明方在上海因胰腺癌病逝。

王明方1952年11月生于黑龙江，幼时家境贫寒，读初中时因为省吃俭用，得过严重的胃病。1995年，王明方由人民邮电报社社长、党委书记，空降安徽省，任省长助理；1998年升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2002年由安徽省委秘书长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根据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中央和中组部的两个相关文件，省部级副职退休年龄是65岁，但60岁以后要安排在人大、政协等“二线”。所以，2011年，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明方转任安徽省政协主席。




“今年8月初在全国政协北戴河培训中心，全国政协干部培训班讲课以后，就基本没有参加过大型公开活动，先是在安徽治疗，病情恶化后转到上海治疗，不治逝世。”相关人士告诉周海滨微说

2014年，中央第五巡视组进驻天津，组长即为王明方。《中国纪检监察》发表了滕抒根据任爱军口述整理的打虎文章《“武爷”：举报人一路换三次车牌》，王明方带领中央第五巡视组与“武爷”斗智斗勇。

“比如，开会，我们故意打开收音机制造干扰，防止窃听。”甚至，他们还请相关部门把会议室、居住房间全部扫描了一遍，确保信息不泄露。

“避开敏感地点，到北京去谈。”巡视组工作人员大胆提出的这一思路，立刻得到时任组长王明方、副组长贺家铁同意。为确保举报人安全，巡视人员让举报人换了一个新手机卡。

清明刚过，巡视组一名同志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说某中央领导办公室给组长带了本书，问什么时候给他送去。

“这不是施压吗？！”组里的同志为组长捏了一把汗。

王明方思考片刻，“他是中管干部、公安局一把手，是巡视的重点对象，巡视情况是要向中央如实报告的。”

“让他送来！”组长毅然决然。

后来拿到书才发现，这只是狡猾的武长顺向他们耍的一个花招。那本书根本与“中央领导办公室”没有半点关系。

其实，发迹于公安系统的武长顺，不只是送书这么文气。“周海滨微说”还了解到，武长顺除了送书，还送过“炸弹”，在一次政协系统内部会议上，王明方说，“在天津，还收到了炸弹，不过炸弹是假的。”

除了天津“打虎”，王明方还以政治理论素质高著称。“政治理论功底很高，理论文章经常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发表，高层经常圈阅。”不具署名的相关人士向“周海滨微说”惋惜道。

王明方幼时家境贫寒，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在1994年病逝。王明方出生在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岁多父亲就病逝了。“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她的家教是不可替代、万般珍贵的。”2014年4月12日，王明方在《人民日报》第12版刊发文章《母亲给我的家教》，回忆说。

小学毕业时，全班来自5个村的同学，只有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考上了初中。上中学要到镇上，离家30里路，需住校。每月伙食费有七八元钱就足够了。可哥哥工分钱领口粮都不够。我上学的钱从哪来？母亲早就盘算好了，我上中学去了，她也带着行李上县城去找地方当保姆。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在我们那十里八村是未曾有过的事，当保姆，让人笑话，说是伺候人，很低级。还有的说“这老太太不知天高地厚，供儿子念书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顺垄沟找豆包。”母亲毫不顾忌，毅然决然地说“我儿子顺垄沟找豆包，识字也比不识字强。”母亲准备十几块钱让我带着上学了。

我上学的经济来源断了，就极度紧缩开支，每天只吃六两饭，不吃菜，自己捡来白菜叶用大粒盐腌成咸菜就饭吃，每月只花3元钱饭费。这样过了两个月左右，胃出了毛病。母亲知道后，果断决定让我休学，带我到县城，住城郊姐姐家治病。

7月13日上午，安徽省政协机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这是王明方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道与法——领导者的智慧》一书中，王明方坦言：“这些年来，在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带领下，不知负责处理了多少事情，包括分管了近九年的干部工作，包括处理了许多特别重要的复杂事、棘手事、惊险事……”

“告慰伟大事业，离别难得精神”、“沉痛哀悼尊敬的明方主席”、“聆听主席的几次党课，引人入胜”……安徽政协的微信群、朋友圈里纷纷哀悼这位为数不多、任上去世的政协主席。

附文1

“武爷”：举报人一路换三次车牌

3月的天津，春寒料峭。晚上八九点钟，静谧的海河沿岸行人稀少。

沿着河边，一行3人边走边聊。外人看来，他们是平平常常的散步路人。其实，那是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同志在秘密研究工作。

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们面临的巡视对象有着特殊的身份。此人就是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44年、当公安局长11年，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兼公安局局长、人称“武爷”的武长顺。

“他是公安局长，对付他，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巡视人员说的这个“担心”，并非因武长顺是威震津门的风云人物，而是他手中掌握的公安特殊手段。

“我们担心手机、会议被监听，担心打草惊蛇。”巡视人员说，据反映，武长顺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嗅觉灵敏，为人狡诈，手段毒辣，反调查能力非同一般。

调查他，是对巡视人员能力、智慧和胆量的考验。尽管人物特殊、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只要干部群众反映集中，再难啃的骨头也要啃！

锁定武长顺，源于大量干部群众的反映。

2014年3月28日，中央第五巡视组进驻天津 。天津干部群众反腐败热情高涨。3个月间，巡视组收到来信5000多封，来电3000多个，来访4000多人次。

其中，大量内容涉及武长顺。

巡视组收集整理情况后，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有关武长顺违规经商办企业、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问题开始调查了解。考虑到武长顺身份特殊，安全，成为巡视组最大的担心。

“工作信息安全、举报人安全乃至天津社会治安状况都与我们所定的这个巡视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巡视组同志说，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反复斟酌，谨慎有加。

“比如，开会，我们故意打开收音机制造干扰，防止窃听。”甚至，他们还请相关部门把会议室、居住房间全部扫描了一遍，确保信息不泄露。

这不是胆怯，而是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

当时，众多举报人中，大多慑于武长顺的威力，不敢接受巡视人员的约谈。而拿到第一手证据又是当务之急。怎么办？

“避开敏感地点，到北京去谈。”巡视组工作人员大胆提出的这一思路，立刻得到时任组长王明方、副组长贺家铁同意。为确保举报人安全，巡视人员让举报人换了一个新手机卡。

一切准备妥当。周末上午9点，举报人来到中央纪委。一进大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长年遭受武长顺打击报复，一些人总觉得“背后有把枪指着自己”。即使到了中央纪委，那颗习惯性紧张的心依然难以放松。一进办公室，来人就赶紧抠下手机电池，“不瞒你说，一路换了我三次车牌！”他知道，一旦被盯上，武长顺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

这次深谈，进一步印证了武长顺的一些问题。

正当武长顺的问题线索逐渐明朗之时，新的威胁又向巡视人员逼近。

清明刚过，巡视组一名同志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说某中央领导办公室给组长带了本书，问什么时候给他送去。

“这不是施压吗？！”组里的同志为组长捏了一把汗。

王明方思考片刻，“他是中管干部、公安局一把手，是巡视的重点对象，巡视情况是要向中央如实报告的。”

“让他送来！”组长毅然决然。

后来拿到书才发现，这只是狡猾的武长顺向他们耍的一个花招。那本书根本与“中央领导办公室”没有半点关系。

较量，在无声地进行，调查也一步步深入。巡视组根据掌握的大量信息，来到被武长顺控制的汽车检修场、驾校、停车场……

“这条路上怎么划了这么多线？”

“马路刚修好，有人连夜就在地上打好格子了”，“路也不是他们修的，打上格儿就收钱”，“乱收费还挺横，动不动就是一句’不服找我们武爷去！’”老百姓义愤填膺。

疑点一一得到印证。

2014年5月28日，巡视结束。武长顺问题线索被迅速移交，纪律检查部门旋即对其立案调查。

7月20日，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听到这个消息，天津一些群众走上街头，燃炮示庆。（滕抒根据任爱军口述整理）

附文2

母亲给我的家教（王明方）

今年农历三月初六是清明节，正是我母亲的百年生日。母亲享年80岁，这些天来，我格外怀念母亲。1952年初冬时节，我出生在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岁多父亲就病逝了。母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她的家教是不可替代、万般珍贵的。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都长我10多岁，我记事时，哥哥、姐姐都长大成家了。这就使母亲对我特别地疼爱、呵护，走到哪把我带到哪。 前院的堂二舅母家是左邻右舍大人孩子的聚会点。小学时期我经常跟着母亲在这里听她们唠家常。这中间常听到母亲发表议论或评点事情和别人不太一样，常常是说一些一辈辈流传下来的老话儿。

现在看来，那些话好像很平常，但没有读过书的母亲能传承着那些朴素的道理，并使我耳濡目染，是多么难能可贵。

母亲总是特别强调做人。她常讲：“做人不能丧良心”“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要走得正、行得正，脚正不怕鞋歪”“吃凉饭，花脏钱，早晚是病”“心宽不怕房屋窄”“知足常乐，不能有福不会享”等等。在待人处事上，母亲经常讲“人心是肉长的，以心换心”“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说话要知深浅，做事要懂倒正”“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有误会有疙瘩，说开了就好了，有遮着盖着的，见了面就清楚了）”“不知哪片云彩有雨（说话做事都要留余地）”“不能有心采花无心戴”……我享受着这些灵魂上的初乳般的哺育，长到20岁才告别我极其依恋的母亲，到哈尔滨去读书。

我刚记事就常听母亲念叨，“你父亲没念过书，他发过誓，当裤子当袄也得供儿子念书。你长大好好念书，念到哪我供你到哪。”

小学毕业时，全班来自5个村的同学，只有我和另外一名同学考上了初中。上中学要到镇上，离家30里路，需住校。每月伙食费有七八元钱就足够了。可哥哥工分钱领口粮都不够。我上学的钱从哪来？母亲早就盘算好了，我上中学去了，她也带着行李上县城去找地方当保姆。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在我们那十里八村是未曾有过的事，当保姆，让人笑话，说是伺候人，很低级。还有的说“这老太太不知天高地厚，供儿子念书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顺垄沟找豆包。”母亲毫不顾忌，毅然决然地说“我儿子顺垄沟找豆包，识字也比不识字强。”母亲准备十几块钱让我带着上学了。学校给我评了每月3元钱的助学金。我省吃俭用，一元一角钱够我一个星期的饭费。我想念母亲，惦记母亲，但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的，各项活动也都积极参加。到初冬11月份的某一天中午，总务处张老师来通知我：“到街里的旅店找县中医院张院长（是张老师的大哥），你母亲捎东西来了。”我高兴得连跑带跳，见到来征兵体检的张院长，他告诉我说：“你母亲在我们家帮忙，托我给你捎来了钱和棉鞋。她挺好的，你别惦记，放寒假就去看你妈妈。”母亲给我带来了20元钱，一双棉胶鞋，还有她做的棉鞋垫。当时心里松了许多，但是想到母亲在人家干活，心里还是有说不出的滋味。不过眼下读书不愁钱了，心里踏实些了。

可是，好景不长，到1966年春，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加之张院长家庭变故，母亲被解雇了。学校原来知道我母亲当了保姆，第二学期也没再给我助学金。我上学的经济来源断了，就极度紧缩开支，每天只吃六两饭，不吃菜，自己捡来白菜叶用大粒盐腌成咸菜就饭吃，每月只花3元钱饭费。这样过了两个月左右，胃出了毛病。母亲知道后，果断决定让我休学，带我到县城，住城郊姐姐家治病。母亲攒下的几十元钱，都花在给我治病上了。

初中一年级暑假过后，我兴致勃勃返回学校上初中二年级，可是只上了一天课，“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停课开始大串连了。

1967年，学校继续停课，我幼稚地盼着学校上课，总是惦记回学校。母亲就想方设法出去挣几个钱，支持我回学校。当时，母亲特别嘱咐我：“上学校不能整人，不能当坏小子”，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回学校，农忙时节，就和妇女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虽然那段时间学校一直没能复课，但母亲支持我回学校，使我有了两大历史性的收获。一是在老师引导下，开始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这开启了我对哲学学习求索的理性人生。二是有位同学建议我给报社写稿，挣稿费作饭费。于是我就写开了，见啥写啥。刚开始相当一段时间稿子发出去，泥牛入海，后来虽然知道没有稿费了，但我出于兴趣，也想将所学知识派上用场，就坚持不懈地写了下去。没钱买稿纸，用废大字报代，信封用报纸糊。幸好那时信封右上角剪个口，注明稿件，邮寄就不用贴邮票。如此耕耘，终有收获，地区报社吸收我为通讯员，安排参加培训。此后，稿子多数都能采用了。

我在省城读书、工作，成家后立即将母亲接来，几年后我调到北京工作，她又跟着我们到北京，至母亲去世这两段共13年，是母亲享福的美好时光，也是我们尽孝，享受特殊意义家教的宝贵岁月。

晚年的母亲让我最感动的是，她把智慧运用到生活里几乎达到了极致。她特别想帮助我们多做些家务，同时她的身体越来越力不从心，特怕生病给我们增加负担。于是就把帮助我们干事情和照顾自己身体很好地统一起来。母亲长期的过度操劳再加上寒冷的气候环境，得上了肺气肿、肺心病，我们尽力保养着母亲的身体，专门雇了保姆。到后几年，她的身体是弱不禁风了。但母亲奇迹般地调控着自己的身体，到北京的7年里硬是没得一次感冒。到后几年不能帮我们做家务，就天天盯着天气预报，嘱咐我们大人孩子每天穿好衣服。她自己则预感有凉，先加衣服，稍微觉热，略减衣服，流鼻涕了，自己想办法，团个棉球堵住鼻孔，还真管用，堵一堵就好了，后来我感冒流鼻涕也用这办法。饮食也是自己把握有度，清淡自然。更重要的是老人家自己的心保持着平和、宁静，能随遇而安、随遇而悦，这是母亲晚年人生的最高境界。最后母亲是一觉未醒，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人生在世，作为儿女，完全理解父母的心是不容易的。其实，不论多大年纪的儿女，哪怕已是70岁、80岁了，在父母眼里仍是孩子。和母亲晚年的这段生活，我深深领悟到，作为儿女，积极干事走正道，是对父母的最大孝心；作为父母，身体健康精神好，是对儿女的最大支持。为人子女者，善顺父母心，谓之大孝；为人父母者，善传子女道，谓之大慈。（201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第12版）

王明方简历：

1972.06——1974.11，在黑龙江邮电学校市内电话通信专业学习；

1974.11——1976.11，历任黑龙江邮电学校团委副书记、书记；

1976.11——1980.05，任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工业处副处长；

1980.05——1983.06，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内电话局副局长；

1983.06——1985.04，任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副厅级）（1982.07—1984.06在黑龙江省委党校党政管理专业学习）；

1985.04——1988.12，任邮电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80.09—1986.07在长春邮电学院函授电信工程专业学习）；

1988.12——1994.01，任邮电部教育司副司长；

1994.01——1995.09，任人民邮电报社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

1995.09——1997.12，任安徽省省长助理；

1997.12——1998.02，任安徽省委常委，省长助理；

1998.02——1999.10，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1999.10——2002.11，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02.11——2003.05，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委秘书长（1999.10——2003.05兼任安徽省直属机关工委第一书记）；

2003.05——2011.01，任安徽省委副书记（2002.12——2011.09兼任安徽省委党校校长）；

2011.01——2011.02，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

2011.02——2011.07，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11.07——，任安徽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中共九届省委委员。

浅贝

他花了五年时间研究177位百万富翁的生活习惯，结果很震撼！


所谓运气，就是你那么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刚好碰上这个机会，而你又有眼光和行动把它抓住。而所谓“风水”、“财气”，就是你经营好自己，不抱怨不恐惧积极感恩，“一分精神一分财，十分精神财自来”，你的好状态自然也会吸引一批好状态的人，人和人之间是有磁场的——遇到最高的自己！

所有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有他们能成功的原因。

他们从普通人转变成有着七位数财产的成功人士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富有的习惯”。这个短语是托马斯·科里生造的，他花了五年时间研究了177位自力更生的百万富翁的日常习惯。

1.他们经常阅读



富人更愿意学习，而非娱乐。科里写道：“88%的富人每天会至少阅读30分钟，内容以自学和自我提升类阅读为主。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了娱乐去读书，富人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

科里发现他们倾向于阅读三类书：成功人士自传、个人修养或发展类书籍、历史类书籍。

2.他们坚持锻炼



“76%的富人坚持每天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科里写道。有氧运动包括跑步、短跑、快走、骑自行车等。

“有氧运动不仅对身体好，对大脑也有很大帮助”，他写道，“有氧运动可以增加神经元（脑细胞），体育锻炼还可以增加体内葡萄糖含量，葡萄糖就是大脑的燃料。大脑获得的养料越多，发展就会越好，你也会变得更聪明。”

3.他们结识其他成功人士



“你会和你常常来往的人一样成功，”科里写道，“富人总是在寻找目标明确、乐观热情、心态积极的人做朋友。”

另外也要避免与负能量的人或影响接触，科里强调：“负面的、消极的批评会让你离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远。”

3.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



“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可以让你产生长期的幸福感，最终转化为大量的财富”，科里写道。有太多人犯了追逐别人（比如他们父母的）梦想的错误，富人则不断完善自己的目标，坚韧且激情满满地追求它们。

“激情让工作更有趣”，科里写道，“激情给你提供克服失败、错误、拒绝的能力、坚持和重心。”

4.他们坚持早起



在科里的研究中，一半以上自力更生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士至少在工作时间前三个小时起床。这是对付日常工作突发情况的一种解决策略，比如开会时间太长、路况太堵、要去学校接生病的孩子等等。

“这些突发情况会对我们产生心理影响，改变我们的潜意识，最终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已经失控”，科里写道，“早晨五点起床，完成你今天工作中最重要的三件事，这会让你重新掌控你的生活，给你一种你在主导自己生活的自信感。”

5.他们有多种收入来源



“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不会依靠单一的收入来源，他们有多重收入方式。在我的研究中，65%的富人在他们赚得第一笔百万美元之前，已经有至少三种收入来源了。”

额外的收入包括房地产租赁、股市投资、副业的部分所有权等。

6.他们有自己的导师



“找到自己的导师可以让你更快积聚财富”，科里写道。“成功的导师不仅仅是会对你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指导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可以定期地活跃在你的成功道路上。他们与你分享有价值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要么来自于他们的导师，或是来自于曾经失败的打击。”

7.他们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



“只有当你有积极的精神态度时，你才能获得长期的成功。在我的研究中，积极向上是所有自力更生百万富翁的标志。”

问题在于，大部分人无法确定他们的想法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解释道：“如果你停下来听听自己的思想，感受它们的存在，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想法都是消极的。但只有当你强迫自己去看清内心时，你才会意识到这些消极思想的存在。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是最关键的。”

8.他们不从众



“我们总是希望融入到社会中，适应这个社会，并成为其中一部分，因此我们总会尽力不让自己过于突出。”但是，“无法让自己与他人区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成功的原因”。

成功人士创造自己的圈子，并把他人拉进来，科里说：“你需要让自己突出，然后创造你自己的圈子，让别人来加入你。”

9.他们帮助其他人成功



“帮助其他人追逐目标和梦想并获得成功，这也可以让你从中受益。如果没有其他成功人士，那么成功也是很难定义的。如果想要成功，最好的方式是首先帮助其他人。”

但是，你不应该给所有人都提供帮助，科里说：“你只应该帮助那些乐观的、有明确目标的、积极的、追逐梦想的人。”

10.他们每天花15-30分钟时间思考



“思考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科里发现了这一点。富人倾向于在早晨独立思考至少15分钟。

“他们每天早头脑中思考很多事情”，他解释道，话题既包括事业和财务，也包括健康和慈善。

他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做才能赚更多钱？我的工作让我开心吗？我锻炼时间足够吗？我还可以参与哪些慈善活动？”

11.他们寻求反馈



“因为害怕批评，所以我们很少向他人寻求反馈”，科里写道，“但是，反馈是了解做事正确与否的关键。反馈帮助你了解自己是否仍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反馈是批评，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元素。”

此外，反馈可以让你改变重心，体验新的事业或道路。正如科里所说：“反馈中提供给你的信息，让你可以在任意企业中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