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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为什么那么穷?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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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22 18:4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苏北为什么那么穷?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崩溃



[color=rgba(0, 0, 0, 0.3)]原创 镇长助理 大树镇巡抚

从大好平原到贫困地区,苏北经历了什么?
这一切,源于19-20世纪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性崩溃。
01
一、大崩溃前的苏北社会
首先介绍一下大崩溃之前苏北地区的地方结构。
在清朝统治的中前期,苏北地区和全国许多地区在结构上是没有决定性差异的。在普遍的农村中,士绅代表的乡村权威和中央官僚代表的中央权威构成了二元制度,共同维持地方上的秩序。
虽然国家机构只有县级,但通过与乡村权威的结合,共同管理基层社会,这里的乡村权威可能是士绅,也可能是宗族家长,成分是不固定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央政治精英与地方政治精英相互合作以维持对基层政权的管理,这在全国大同小异。
但是,相比于肥沃的苏南地区,苏北地区虽然曾经也是一块肥地,但自宋金战争黄河改道之后,黄河夺淮入海,本地的农业情况可以说得上逐渐衰落。

简单来说,自明朝洪武以来,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北流之间,黄河在苏北地区决口95次基本占据黄河决口次数的一半,其中在清初到咸丰时期的210年间有67次。

清代苏北地区可以算得上黄河泛滥的中心区域,基本上三年一次,而且清代的黄河灾害威力相比于明代有了巨大提升。

但是为什么清代长期以来黄河连续泛滥,但苏北地区的大崩溃却迟迟没有爆发呢?因为尽管种植业崩溃,但苏北仍然有可以维持人民生活的产业。

总而言之,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四种:

第一,采矿。徐州地区的煤铁矿业自古以来就比较兴盛,因此可以吸纳大量人口。

第二,盐务。两淮地区是全国的盐务中心,每年能给中央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当然也提供了大量就业。

第三,河工。由于漕运总督署位于淮安,在运河修筑和维护方面,往往会就近招工,也可以提供就业机会。

第四,漕运。也就是漕船的船工人口。


古代漕运图画

综上所述,苏北地区虽然很早就因为“夺淮入海”而进入了农业崩溃的程度,但由于有着许多独特的产业可以吸纳就业,再加上身为漕运转运中转站,沿河村镇和城镇经济也比较发达,避免了在危机时分大量失业者和破产者的集中出现。

苏北经济的脆弱性,就因此暂时被掩盖了。

此外,由于区域位置重要,因此中央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对当地的河道进行修缮。因此虽然清代黄河决口频繁,但是每次绝口之后很快都能维修完毕,毕竟漕运是清廷的生命线,不会坐视泥沙淤积堵塞漕运的。

小农们并不是因为城镇的生活更好,而主动放弃耕地前往城市。他们只是因为在农村活不下去不得不前往城市或者矿区而已,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危机是因为当地仍然维持着对灾民的赈济留养功能,这就是大崩溃之前的苏北地方。

02
二、大崩溃中的苏北地方

随着清朝后期苏北地区四大支柱产业依次走向崩溃,苏北经济的脆弱性被渐渐暴露出来。

首先,是黄河北移。

黄河连年北上(详见前图),运河北段实际已经堵塞无法使用。因此尽管清政府非常努力疏通漕运,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放弃,改用海运或者其他方式。

第二点,是盐业衰落。

随着清末张謇为首牵头的盐业改革的开启,原本淮盐垄断的局面消失了,淮盐产业一下子就受到了重创。


电视剧《大清盐商》剧照

再加上清政府为了振兴农业,大搞废灶兴垦的工程,因此本地盐业接连遭受持续性打击。

紧接着太平军出现,不断攻击扬州一带,淮南盐商全面破产,淮北盐商也因为太平军堵塞运输途径而紧跟着破产。

而洪水大规模泛滥,加上漕帮、盐商的资本日渐匮乏,对矿区的开采也有极大影响。

因此,在19世纪中期,苏北连贯性地出现了运河断流、漕工河工失业、盐商破产、矿业停办的情况,原本苏北依托的四大支柱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全盘崩溃。

同样,由于不再能给清政府提供大量的盐业收入,也不再是南北运输的交通节点,因此在中央看来,也就没有了长期投入巨资维护当地的必要,针对农业恢复和水利设施修复的财政拨款迅速减少。

自此,整个苏北经济已经陷入崩溃,到19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大量人人口失业的情况。

03

苏北的经济崩溃了,苏北的地方政治和社会结构呢?

随着清王朝自身的衰退,本身原有的二元制权力体系就自然而然的开始向乡村精英倾斜,乡村精英的权威是逐渐增加的。

而在苏北地区,又出现了捻军作乱的情况,这时候的苏北乡村权威就必须承担起政府放弃的责任,也就是举办团练乃至成立堡垒,对付捻军。

捻军和太平天国时间接近,是华北地区多省作战的农民军,最早在河南起义。这些地方的乡村精英开始主动承担责任,弥补中央撤退后留下的真空地带。


捻军起义

自咸丰到同治年间,地方文生举人乡绅率领村民与捻军作战致死的不计其数。仅同治元年捻军进犯沭阳,当地乡绅举人为避免家乡受灾,就拼死抵抗,前后死了一个举人,9个生监。

在这种持续的低烈度战争中,苏北地区的乡村精英持续损失,接替监生举人们的往往就是所谓的乡村豪民或者其他的人,整个乡村精英群体不可避免的开始出现劣化现象。

不仅仅是长期作战中大量乡村精英战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南方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子弟们往往都难以在家乡继续维持,他们更愿意去南方的先进城市生活。

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政治权力真空的情况下,良绅们普遍战死,良绅子弟们更愿意南下(因为家财都打光了,或者家里长辈们都战死了),接替良绅的就是在军事活动中迅速崛起的土豪劣绅。

与那些读诗书重传承、吃相相对好看的儒生相比,土豪劣绅们更相信手里的枪炮和私兵。村镇的治理从原本的中央-村镇精英二元制,变成了完全依赖宗族族长与团练领导者个人道德水平的模式——而这些宗族族长与土豪劣绅们的个人道德水平是很让人怀疑的。

由此,在苏南地区看不到的情况在苏北几乎频繁可见,霸占公产,剥削佃户,肆意逮捕农民,并且对于自己逮捕的农民可以肆意杀戮,如活埋,焚烧等等。

但这一时期,清政府仍然勉强维持了城市和大型村镇的秩序,类似剥削杀戮事件仍然主要存在于基层小村镇。且在清政府的主持下,破产农民还可以从苏北迁徙到其他地方,或者在政府的管理下去新的区域垦荒种地。

但随着1906年苏北水灾,到江皖大水整个苏北皖北全部泛滥,地方结构进一步瓦解和经济崩溃,紧接着来到的就是匪患丛生的会党横行。这加速了农民的全面破产,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求出路。


1906年的江皖大水情形

关于这个混乱时期的惨状,有许多文字记录。比如在大水横行的地方,常有百姓云集,他们把将要死掉或者刚刚死掉的人拉到路边的坑里,把大腿手臂上的肉砍掉煮食。

整个江皖大水共计造成了数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灾。但此时清王朝自身也已经到了崩塌的边缘,自救尚来不及,何谈救援地位已经不重要的苏北呢?

04

紧接着到来的就是辛亥革命。

江北贫瘠,在新军编练、警察制度的设立等方面均不如江南。江南编练新军一师一旅,而且严格按照要求整训部队,军人多是良家子。而江北新军实际上是运河巡防营改编,士兵素质很差。


因此我们就可以在江北的辛亥革命中看到很搞笑的地方,江北新军仅有一协,也就是1旅,这个13协在起义之后第一件事并不是维持治安,而是去攻城劫掠百姓。

尽管蒋雁行(直隶河间人,时任江北护军使,后官至北洋陆军中将)迅速接管13协,自立为江北都督,然后将军队分成四个部分四处剿灭乱兵叛匪,但整个淮徐偌大区域,两三千人怎么可能剿的过来。

更不必说这些人本身素质极差,随着革命派军官南逃,保皇派军官北上,蒋雁行手头的一个旅,有军官的部队恐怕连一个团都不到了。这些没有军官的士兵,很多便就地逃亡了,或者直接就地变成了土匪,这样一来,苏北地区的土匪也产生质变了。

原本只是小股土匪,他们的补充往往依靠拉拢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武器也不过是大刀长矛土枪土炮,但随着新军陆陆续续加入匪帮,土匪们开始拥有各种新式武器。

随着北洋军阀混战,在十余年内,苏北土匪从火绳枪和铜铸土炮,发展到了新式步枪,机枪,迫击炮。原本足以抵抗土匪的围墙塔楼也完全无法抵挡,整个苏北最后依靠土豪劣绅维持的农村秩序也在土匪的围攻之下彻底崩溃了。

虽然土豪劣绅的所谓秩序,也是残忍而毫无道德的,但那也是秩序,即使是最恶劣的秩序依旧要胜过无序。

于是在渴求秩序的苏北社会中,最后登场的强力组织出现了——秘密会社。

这种历史悠久的、原本只是游民或者船夫之间的秘密组织被迅速扩大。仅以徐州为例,在解放前,就有青帮,先天道,一贯道,无极道,红枪会,纯阳社等等大小会堂三千多个,有组织的信徒有十几万。它们在恶劣环境中规模迅速扩大后,也开始走向畸形化。


苏北“一贯道”集会

帮会们从单纯的结盟,到谋求自己的势力,到开始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但秘密会社确实是具有一定的现实的自救功能的。

所以在中央权威撤离,良绅撤离或战死,土豪劣绅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无路可退的农民们在失业河工漕工的带头下,选择大量加入帮会道门。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崩溃,到20世纪初的中央秩序退出,整个苏北经过了几十年的溃烂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终于达到了崩溃的巅峰。

这一区域极其缺乏管控,所有的地方性自救和秩序重建措施也全部失败,农业、商业、工业全部停滞,文化教育仅剩下帮会道门的邪教组织还在继续。

除了依靠军队占据城市的军阀外,农村基本上是以帮会道门为组织的农民、失业工人,剩余的土豪劣绅、拥有了先进武器的土匪三家混战。

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农民也就只有四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是南下,前往南方生活。
第二是抛开道德和羞耻心加入土匪。
第三是加入土豪劣绅的堡垒做奴隶似的佃户。
第四,加入帮会道门,成为类似土匪的组织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一些帮会道门之后,为了显示勇敢,往往要服用少量红砷(即杂质含量多的砒霜),据说吃了后和土匪砍杀可以止痛,并且有兴奋剂作用,是真是假暂不清楚。

可以看到,在六七十年里,苏北地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各阶层,已经全部混乱,如果说竞选人间地狱的话,我觉得这里是很有资格的。

05

三、秩序的重建
随着蒋介石基本统一了江苏,南京国民政府从三个方面开始尝试重建苏北。

第一,打击土匪和土豪劣绅,培养新的乡绅阶层。

国民政府在调集重兵之后,开始对苏北地区的土匪进行歼灭。1930年的剿匪战争中,因为土匪实力雄厚,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动空军进行侦查和轰炸。

之后,国民政府又将中原大战收拢的西北军一部拉到徐淮地区进行剿匪,才勉强将当地大股土匪消灭。

其次是消灭土豪劣绅。针对当地土豪劣绅压榨百姓以及勾结土匪的情况,凡是勾结土匪的土豪劣绅,敢有抵抗抓捕的,就地格杀勿论,将原本毫无组织十分混乱的土豪劣绅集团也被打压了下去。

但土豪劣绅也并不是就此不存在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先是假装从良,然后在清党时期,故意指责当时参与苏北剿匪的国民党基层行为举止是压迫良绅,有通共嫌疑,给苏北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第二,建立基层新秩序。

考虑到苏北长期秩序混乱,短时间内重建乡绅基层完全不可能,所以国民政府直接在苏北推行了保甲制度,将整个苏北地区纳入了军事化管理的模式,由国家组织民众进行剿匪,进而取缔了一些民众自发的帮会道门组织。

当然帮会道门也进行了反扑,在20世纪30年代苏北刀会就曾在淮安地区发动叛乱,甚至有打进南京城做总统的口号,刀会起义先后有好几次,不过都被国民政府以现代军事手段轻易镇压。

通过保甲制度的建立,原本分散的权力被重新收拢回了中央,国民政府以强硬的手段一定程度缓和了苏北的社会问题。

但问题不是这么好解决的,譬如,对于苏北地区的剿匪行动就一直持续到1935年。在1935年的剿匪行动中,光淮安一地就仍然有两千多土匪,并且有一千多只枪,甚至土匪的反击中还俘获了国府的督导专员,可见苏北匪势之盛。

第三、就业问题。

对于苏北持续的劳动力流出,国民政府的措施是大办公共工程,以工代赈,用公共工程维持当地民生之需,主要包含水利工程、公路、电话线和电报线等等。

通过这几种手段,国民政府基本初步重建了苏北的地方秩序,1850-1930这80年之间的大崩溃得到缓解。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加上国民政府自身也极为腐败低效,种种问题都没有被彻底拔除。


抗战爆发时,日本人的入侵迅速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在日占时期,各类牛鬼蛇神重新出现,类似初夜权的黑暗事件在苏北地区屡见不鲜。

这一地区真正的秩序恢复,则要归功于解放后我党在苏北地区的努力了。

06

四、总结

苏北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夺淮入海)造就了脆弱的经济基础,之后在晚清支柱性产业衰败后进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辛亥时期的转型期加剧了这一进程。

文中所述的苏北地区崩溃并不仅限于苏北,在鲁西南、豫东、淮北地区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淮北枣庄徐州这个三角区域则是其中的重灾区。


逃难至上海的苏北难民

可以说,1920年代的苏北就没有健康的地方。这里没有现代化教育、没有农业、没有工业甚至没有安全可言,人们大量逃离。留下来的人身上唯一的本钱就是生命,因此在投资中唯一的投资方式就是赌命,所以许多文学、纪实都提到,近代苏北地区的人相比于苏南都有一种“不拿人命当回事”的态度。

加上在49年新中国成立前,苏北都是向苏南、上海乃至武汉输出难民最多的地方之一,难免在当地留下深刻的不良印象。

但好在,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真正重塑了苏北。无论从水利工程、农工业发展和社会组织,苏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1全国百强县中,宿迁的沭阳、泗洪,盐城的东台、射阳、建湖上榜,徐州的邳州、沛县都上了榜,而临近的苏中的泰州和南通,竟然所有的市辖县都进入了百强。


徐州邳州市风景

只是,尽管苏北秩序早已重建多年,甚至已然堪称富强,可昔日近乎百年的崩溃时节的历史阴影,仍然在暗处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局部的社会风气,并不是那么容易抹去。

治愈历史创伤,抹去历史印象,要积极主动,要有所作为。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总有一天这片饱含苦难的土地,不会再为人茶余饭后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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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2 18:50 | 只看该作者
苏北为什么那么穷?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崩溃

原创 镇长助理  大树镇巡抚  2022-02-20 20:59

从大好平原到贫困地区,苏北经历了什么?
这一切,源于19-20世纪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性崩溃。

01

一、大崩溃前的苏北社会


首先介绍一下大崩溃之前苏北地区的地方结构。
在清朝统治的中前期,苏北地区和全国许多地区在结构上是没有决定性差异的。在普遍的农村中,士绅代表的乡村权威和中央官僚代表的中央权威构成了二元制度,共同维持地方上的秩序。
虽然国家机构只有县级,但通过与乡村权威的结合,共同管理基层社会,这里的乡村权威可能是士绅,也可能是宗族家长,成分是不固定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央政治精英与地方政治精英相互合作以维持对基层政权的管理,这在全国大同小异。
但是,相比于肥沃的苏南地区,苏北地区虽然曾经也是一块肥地,但自宋金战争黄河改道之后,黄河夺淮入海,本地的农业情况可以说得上逐渐衰落。
简单来说,自明朝洪武以来,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北流之间,黄河在苏北地区决口95次基本占据黄河决口次数的一半,其中在清初到咸丰时期的210年间有67次。

清代苏北地区可以算得上黄河泛滥的中心区域,基本上三年一次,而且清代的黄河灾害威力相比于明代有了巨大提升。
但是为什么清代长期以来黄河连续泛滥,但苏北地区的大崩溃却迟迟没有爆发呢?因为尽管种植业崩溃,但苏北仍然有可以维持人民生活的产业。
总而言之,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四种:

第一,采矿。徐州地区的煤铁矿业自古以来就比较兴盛,因此可以吸纳大量人口。

第二,盐务。两淮地区是全国的盐务中心,每年能给中央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当然也提供了大量就业。

第三,河工。由于漕运总督署位于淮安,在运河修筑和维护方面,往往会就近招工,也可以提供就业机会。

第四,漕运。也就是漕船的船工人口。

古代漕运图画

综上所述,苏北地区虽然很早就因为“夺淮入海”而进入了农业崩溃的程度,但由于有着许多独特的产业可以吸纳就业,再加上身为漕运转运中转站,沿河村镇和城镇经济也比较发达,避免了在危机时分大量失业者和破产者的集中出现。

苏北经济的脆弱性,就因此暂时被掩盖了。
此外,由于区域位置重要,因此中央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对当地的河道进行修缮。因此虽然清代黄河决口频繁,但是每次绝口之后很快都能维修完毕,毕竟漕运是清廷的生命线,不会坐视泥沙淤积堵塞漕运的。
小农们并不是因为城镇的生活更好,而主动放弃耕地前往城市。他们只是因为在农村活不下去不得不前往城市或者矿区而已,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危机是因为当地仍然维持着对灾民的赈济留养功能,这就是大崩溃之前的苏北地方。

02
二、大崩溃中的苏北地方

随着清朝后期苏北地区四大支柱产业依次走向崩溃,苏北经济的脆弱性被渐渐暴露出来。
首先,是黄河北移。
黄河连年北上(详见前图),运河北段实际已经堵塞无法使用。因此尽管清政府非常努力疏通漕运,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放弃,改用海运或者其他方式。
第二点,是盐业衰落。
随着清末张謇为首牵头的盐业改革的开启,原本淮盐垄断的局面消失了,淮盐产业一下子就受到了重创。

电视剧《大清盐商》剧照
再加上清政府为了振兴农业,大搞废灶兴垦的工程,因此本地盐业接连遭受持续性打击。

紧接着太平军出现,不断攻击扬州一带,淮南盐商全面破产,淮北盐商也因为太平军堵塞运输途径而紧跟着破产。

而洪水大规模泛滥,加上漕帮、盐商的资本日渐匮乏,对矿区的开采也有极大影响。

因此,在19世纪中期,苏北连贯性地出现了运河断流、漕工河工失业、盐商破产、矿业停办的情况,原本苏北依托的四大支柱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全盘崩溃。

同样,由于不再能给清政府提供大量的盐业收入,也不再是南北运输的交通节点,因此在中央看来,也就没有了长期投入巨资维护当地的必要,针对农业恢复和水利设施修复的财政拨款迅速减少。

自此,整个苏北经济已经陷入崩溃,到19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大量人人口失业的情况。



03



苏北的经济崩溃了,苏北的地方政治和社会结构呢?


随着清王朝自身的衰退,本身原有的二元制权力体系就自然而然的开始向乡村精英倾斜,乡村精英的权威是逐渐增加的。



而在苏北地区,又出现了捻军作乱的情况,这时候的苏北乡村权威就必须承担起政府放弃的责任,也就是举办团练乃至成立堡垒,对付捻军。



捻军和太平天国时间接近,是华北地区多省作战的农民军,最早在河南起义。这些地方的乡村精英开始主动承担责任,弥补中央撤退后留下的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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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起义


自咸丰到同治年间,地方文生举人乡绅率领村民与捻军作战致死的不计其数。仅同治元年捻军进犯沭阳,当地乡绅举人为避免家乡受灾,就拼死抵抗,前后死了一个举人,9个生监。



在这种持续的低烈度战争中,苏北地区的乡村精英持续损失,接替监生举人们的往往就是所谓的乡村豪民或者其他的人,整个乡村精英群体不可避免的开始出现劣化现象。


不仅仅是长期作战中大量乡村精英战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南方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子弟们往往都难以在家乡继续维持,他们更愿意去南方的先进城市生活。



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政治权力真空的情况下,良绅们普遍战死,良绅子弟们更愿意南下(因为家财都打光了,或者家里长辈们都战死了),接替良绅的就是在军事活动中迅速崛起的土豪劣绅。



与那些读诗书重传承、吃相相对好看的儒生相比,土豪劣绅们更相信手里的枪炮和私兵。村镇的治理从原本的中央-村镇精英二元制,变成了完全依赖宗族族长与团练领导者个人道德水平的模式——而这些宗族族长与土豪劣绅们的个人道德水平是很让人怀疑的。



由此,在苏南地区看不到的情况在苏北几乎频繁可见,霸占公产,剥削佃户,肆意逮捕农民,并且对于自己逮捕的农民可以肆意杀戮,如活埋,焚烧等等。



但这一时期,清政府仍然勉强维持了城市和大型村镇的秩序,类似剥削杀戮事件仍然主要存在于基层小村镇。且在清政府的主持下,破产农民还可以从苏北迁徙到其他地方,或者在政府的管理下去新的区域垦荒种地。



但随着1906年苏北水灾,到江皖大水整个苏北皖北全部泛滥,地方结构进一步瓦解和经济崩溃,紧接着来到的就是匪患丛生的会党横行。这加速了农民的全面破产,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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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的江皖大水情形



关于这个混乱时期的惨状,有许多文字记录。比如在大水横行的地方,常有百姓云集,他们把将要死掉或者刚刚死掉的人拉到路边的坑里,把大腿手臂上的肉砍掉煮食。



整个江皖大水共计造成了数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受灾。但此时清王朝自身也已经到了崩塌的边缘,自救尚来不及,何谈救援地位已经不重要的苏北呢?



04



紧接着到来的就是辛亥革命。



江北贫瘠,在新军编练、警察制度的设立等方面均不如江南。江南编练新军一师一旅,而且严格按照要求整训部队,军人多是良家子。而江北新军实际上是运河巡防营改编,士兵素质很差。



图片


因此我们就可以在江北的辛亥革命中看到很搞笑的地方,江北新军仅有一协,也就是1旅,这个13协在起义之后第一件事并不是维持治安,而是去攻城劫掠百姓。



尽管蒋雁行(直隶河间人,时任江北护军使,后官至北洋陆军中将)迅速接管13协,自立为江北都督,然后将军队分成四个部分四处剿灭乱兵叛匪,但整个淮徐偌大区域,两三千人怎么可能剿的过来。



更不必说这些人本身素质极差,随着革命派军官南逃,保皇派军官北上,蒋雁行手头的一个旅,有军官的部队恐怕连一个团都不到了。这些没有军官的士兵,很多便就地逃亡了,或者直接就地变成了土匪,这样一来,苏北地区的土匪也产生质变了。


原本只是小股土匪,他们的补充往往依靠拉拢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武器也不过是大刀长矛土枪土炮,但随着新军陆陆续续加入匪帮,土匪们开始拥有各种新式武器。



随着北洋军阀混战,在十余年内,苏北土匪从火绳枪和铜铸土炮,发展到了新式步枪,机枪,迫击炮。原本足以抵抗土匪的围墙塔楼也完全无法抵挡,整个苏北最后依靠土豪劣绅维持的农村秩序也在土匪的围攻之下彻底崩溃了。



虽然土豪劣绅的所谓秩序,也是残忍而毫无道德的,但那也是秩序,即使是最恶劣的秩序依旧要胜过无序。



于是在渴求秩序的苏北社会中,最后登场的强力组织出现了——秘密会社。



这种历史悠久的、原本只是游民或者船夫之间的秘密组织被迅速扩大。仅以徐州为例,在解放前,就有青帮,先天道,一贯道,无极道,红枪会,纯阳社等等大小会堂三千多个,有组织的信徒有十几万。它们在恶劣环境中规模迅速扩大后,也开始走向畸形化。



图片
苏北“一贯道”集会



帮会们从单纯的结盟,到谋求自己的势力,到开始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但秘密会社确实是具有一定的现实的自救功能的。



所以在中央权威撤离,良绅撤离或战死,土豪劣绅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无路可退的农民们在失业河工漕工的带头下,选择大量加入帮会道门。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崩溃,到20世纪初的中央秩序退出,整个苏北经过了几十年的溃烂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终于达到了崩溃的巅峰。



这一区域极其缺乏管控,所有的地方性自救和秩序重建措施也全部失败,农业、商业、工业全部停滞,文化教育仅剩下帮会道门的邪教组织还在继续。



除了依靠军队占据城市的军阀外,农村基本上是以帮会道门为组织的农民、失业工人,剩余的土豪劣绅、拥有了先进武器的土匪三家混战。


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农民也就只有四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是南下,前往南方生活。
第二是抛开道德和羞耻心加入土匪。
第三是加入土豪劣绅的堡垒做奴隶似的佃户。
第四,加入帮会道门,成为类似土匪的组织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一些帮会道门之后,为了显示勇敢,往往要服用少量红砷(即杂质含量多的砒霜),据说吃了后和土匪砍杀可以止痛,并且有兴奋剂作用,是真是假暂不清楚。



可以看到,在六七十年里,苏北地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各阶层,已经全部混乱,如果说竞选人间地狱的话,我觉得这里是很有资格的。


05



三、秩序的重建

随着蒋介石基本统一了江苏,南京国民政府从三个方面开始尝试重建苏北。


第一,打击土匪和土豪劣绅,培养新的乡绅阶层。



国民政府在调集重兵之后,开始对苏北地区的土匪进行歼灭。1930年的剿匪战争中,因为土匪实力雄厚,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动空军进行侦查和轰炸。



之后,国民政府又将中原大战收拢的西北军一部拉到徐淮地区进行剿匪,才勉强将当地大股土匪消灭。



其次是消灭土豪劣绅。针对当地土豪劣绅压榨百姓以及勾结土匪的情况,凡是勾结土匪的土豪劣绅,敢有抵抗抓捕的,就地格杀勿论,将原本毫无组织十分混乱的土豪劣绅集团也被打压了下去。



但土豪劣绅也并不是就此不存在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先是假装从良,然后在清党时期,故意指责当时参与苏北剿匪的国民党基层行为举止是压迫良绅,有通共嫌疑,给苏北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第二,建立基层新秩序。



考虑到苏北长期秩序混乱,短时间内重建乡绅基层完全不可能,所以国民政府直接在苏北推行了保甲制度,将整个苏北地区纳入了军事化管理的模式,由国家组织民众进行剿匪,进而取缔了一些民众自发的帮会道门组织。



当然帮会道门也进行了反扑,在20世纪30年代苏北刀会就曾在淮安地区发动叛乱,甚至有打进南京城做总统的口号,刀会起义先后有好几次,不过都被国民政府以现代军事手段轻易镇压。



通过保甲制度的建立,原本分散的权力被重新收拢回了中央,国民政府以强硬的手段一定程度缓和了苏北的社会问题。



但问题不是这么好解决的,譬如,对于苏北地区的剿匪行动就一直持续到1935年。在1935年的剿匪行动中,光淮安一地就仍然有两千多土匪,并且有一千多只枪,甚至土匪的反击中还俘获了国府的督导专员,可见苏北匪势之盛。


第三、就业问题。



对于苏北持续的劳动力流出,国民政府的措施是大办公共工程,以工代赈,用公共工程维持当地民生之需,主要包含水利工程、公路、电话线和电报线等等。


通过这几种手段,国民政府基本初步重建了苏北的地方秩序,1850-1930这80年之间的大崩溃得到缓解。但是由于时间短暂,加上国民政府自身也极为腐败低效,种种问题都没有被彻底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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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时,日本人的入侵迅速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在日占时期,各类牛鬼蛇神重新出现,类似初夜权的黑暗事件在苏北地区屡见不鲜。



这一地区真正的秩序恢复,则要归功于解放后我党在苏北地区的努力了。



06



四、总结



苏北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夺淮入海)造就了脆弱的经济基础,之后在晚清支柱性产业衰败后进入社会经济全面崩溃,辛亥时期的转型期加剧了这一进程。



文中所述的苏北地区崩溃并不仅限于苏北,在鲁西南、豫东、淮北地区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淮北枣庄徐州这个三角区域则是其中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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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至上海的苏北难民



可以说,1920年代的苏北就没有健康的地方。这里没有现代化教育、没有农业、没有工业甚至没有安全可言,人们大量逃离。留下来的人身上唯一的本钱就是生命,因此在投资中唯一的投资方式就是赌命,所以许多文学、纪实都提到,近代苏北地区的人相比于苏南都有一种“不拿人命当回事”的态度。



加上在49年新中国成立前,苏北都是向苏南、上海乃至武汉输出难民最多的地方之一,难免在当地留下深刻的不良印象。



但好在,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真正重塑了苏北。无论从水利工程、农工业发展和社会组织,苏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1全国百强县中,宿迁的沭阳、泗洪,盐城的东台、射阳、建湖上榜,徐州的邳州、沛县都上了榜,而临近的苏中的泰州和南通,竟然所有的市辖县都进入了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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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邳州市风景



只是,尽管苏北秩序早已重建多年,甚至已然堪称富强,可昔日近乎百年的崩溃时节的历史阴影,仍然在暗处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局部的社会风气,并不是那么容易抹去。
治愈历史创伤,抹去历史印象,要积极主动,要有所作为。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总有一天这片饱含苦难的土地,不会再为人茶余饭后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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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2-24 19:12 | 只看该作者
铁链女事件,为何省调查组才能讲清楚?​!


华山穹剑  2022-02-23 20:50
以下文章来源于胡锡进观察 ,作者胡锡进

江苏省调查组2月23日公布了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最新通报回答了这段时间舆论的所有主要疑问,确认了杨某侠就是小花梅,排除了杨某侠是李莹的可能性。

江苏省还撤了从县委书记到县长的丰县一批干部:县委书记被撤职,责令县长辞职!有17名公职人员被处分,董某民等多人被逮捕。

这些结果回应了公众的关切,伸张了正义。相信这些结果对拐卖妇女、虐待妇女儿童者以及对官僚主义者都是一记严厉的警告。


对照之前的通报,可以发现从徐州市发布第三份通报指出杨某侠是云南的小花梅开始,调查的基本线索就步入了正轨。



然而之所以江苏省的通报更能得到信任,除了调查组的级别高权威性强之外,还因为它给出的信息和证据更加具体,各鉴定单位是谁十分明确,而且针对了公众的几乎所有代表性疑问。



比如之前的通报均没有提李莹,好像网上传播极广的这个疑问不存在一样,让一些人怀疑官方在刻意回避它。而最新通报不仅给出了杨某侠不是李莹这一结论,而且给出了DNA比对排除这一可能性的结论产生过程。



再有,最新通报将事实结论与对犯罪嫌疑人和对履职不利公职人员的处理情况同时公布,彰显了政府调查处理此案的严肃性,这个态度恰是公众高度期待的。



事情发生在基层,人们知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要的就是政府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态度,对这种态度的确认是公众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



江苏省的通报对多名丰县被处理干部都做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定性。整个事情让人生气、揪心,丧事容不得喜办,但老胡想把这一突出的定性单拎出来点赞。



铁链女事件逐渐发酵成轰动全国舆论场、甚至传向世界舆论场的重大事件,一些官员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无疑是这当中最大的酵母。如果在事件发酵的早期,丰县县委县政府就以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坚决态度全面调查此事,依法依规处理涉案人员和玩忽职守的公职人员,事情的后续就会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但是丰县匆匆下“不存在拐卖”的结论,甚至连杨某侠是云南人、她怎么来到的丰县这么重要的信息都漏掉了,其调查敷衍、能多简单结案就多简单结案的态度近乎粗暴,因此不仅未能平息舆论,反而吸引、激怒了更多人。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很可能带给公职人员顶级厄运的,这是铁链女案发酵至此传递出的最强烈信号之一。



刚遇到事件时,不要因自己有权力就简单粗暴;事情一旦发酵起来,不要缩手缩脚推诿回避,一心只求脱责自保。



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勤奋工作,为真正解决问题勇于担当,这应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遇事或不遇事时一以贯之的态度。



我想说,总有一些“倒霉”的概率是专门给形式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预留的。



反思:铁链女事件,为何要三级跳到省调查组才能讲清楚?
丰县铁链女的事终于有了详细的调查结果,我相信江苏省的通报取信了互联网上的大多数人。



然而我想说,这不是胜利,铁链女作为一个基层事件,县里说不清楚,徐州市说不清楚,最后要三级跳到江苏省委省政府组织调查组,才做到把充斥互联网的质疑大体驱散,这当中只有教训,只有要认真改变基层工作作风、下力气修补官方公信力的紧迫性。



铁链女事件的来龙去脉最终由官方讲清了,但是公众更深刻的印象是:官方对敏感事件的调查通报是严重存在对一些环节不实陈述可能性的。而且这种不实陈述一旦发生,纠正它需要很高级别的官方下挺大力气才能做到。



整个事件无疑进一步侵蚀了官方公信力,接下来一旦再有敏感事件发生,形成巨大舆情,公众如果对官方最初调查结果报以怀疑态度,将不值得惊讶。换句话说,要消除铁链女事件的负面影响,需要很多努力和相当一段时间的消化。



我以为,当围绕一个基层事件形成敏感舆情时,当地政府排除主流媒体参与,对澄清事件的过程实施强管控,然后由官方开展调查回应舆论,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高风险的,很不适应互联网舆论场的现实。



丰县事件发酵起来后,主流媒体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当事人被“雪藏”,形成丰县单薄调查面对互联网质疑迭出和一般性不满同时涌来的局面。丰县又没有展现彻查此案并且对域内相关问题刮骨疗毒的决心,当地官员急于敷衍了结此案的态度几乎一目了然。丰县调查结果不被信任是必然的,他们打败仗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如果在事情刚刚发酵起来的时候,丰县开放媒体与当事人的接触,村镇两级干部积极配合媒体开展深入调查,那个县能有什么损失呢?县委书记和县长会走到被就地免职的那一步吗?丰县、乃至徐州地区过去买卖妇女现象频仍,这从来不是秘密,有什么值得掩盖的呢?



就是一种惯性的工作作风:不相信媒体,对舆论总报以警惕,喜欢让事情更加“可控”,能少披露点信息就少披露点,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这样的为官做事态度与互联网文化发生了撞击,激怒了更多公众,丰县因此掉入无法自拔的激烈漩涡中。



丰县的这件事表明,民意是控制不了的,它也特别抵触被控制。铁链女事件再离奇,它也只是这起舆论事件变得轰轰烈烈的一个由头。



舆论真正瞄准的是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掩盖”或“疑似掩盖”的态度,只有这个态度成为靶子时,舆论事件才会形成无穷无尽的发酵力。所以前四份报告被舆论详细对比不一样的地方,用来质疑官方的可信度,这成了此次公共舆论事件中最大的炒点。



我想说,各地政府千万别“惧怕”舆论。舆论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群众,与舆论友好相处就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式。



不错,舆论由于是开放的,很容易有别有用心的势力混进来带节奏,但不能因此就把舆论等同于那些不良势力。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大多数时候不会错,不良势力想带节奏,也不能跳出那些基本价值取向。



遇到敏感事件的地方政府需要拥抱公众的价值取向,急公众之所急,在这个基础上引导舆论,实现对事件的妥善处理。



有些基层政府一出问题就往“敌对势力操纵”和“媒体大肆炒作”甩锅,这种态度严重偏离公共舆论事件的基本逻辑,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



中国有着非常复杂、多样的基层,总不能一出基层敏感事件,就三级跳到省委省政府,甚至动用全国的一些资源进行澄清吧?基层事件应该在基层的范围加以处理,媒体力量应当成为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的主力之一。



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治理才能在宏观上轻松起来,把精力投向处理一个又一个问题,即使有人煽风点火带不良节奏,也会大多数时候被各种声音的汪洋大海有效冲淡。



延伸阅读:







被免职丰县县委书记:这种愧疚将伴随我的下半生


2022年1月27日,一则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视频在网络流传。20多天以来,这一侵害妇女和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正义不应缺席。中央要求,彻底查明事实真相,依纪依法严肃追责。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丰县开展调查,采访多位当事人、基层干部以及公安、纪委办案人员,追问事件真相。



一、她究竟是谁?



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角,隶属徐州市。事发后记者赶到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这里处于黄泛区冲积平原,四周田野已经长出青密的麦苗,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
“杨某英”“杨某侠”“扬某侠”“小花梅”“李莹”……关于“八孩女子”的真实姓名与身份,疑点重重,扑朔迷离。
记者在丰县看到,1999年节育手术证明上用的姓名是“杨某英”,出生日期是“76年6月”;2011年做的假身份证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可结婚证上又是“扬某侠”,出生日期为“1969年6月6日”;2021年欢口派出所为其办理的集体户口与身份证,登记姓名为“杨某侠”。警方调查认定,这些名字都是同一个人,是办证过程中任意编造的。
那么,患有精神障碍的她到底是谁,来自哪里?徐州市公安机关组织警力调查,江苏省公安厅、公安部相继派人支援,最终查证其真实姓名是小花梅,原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后嫁到云南省保山市,1997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
徐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巧全向记者介绍,警方查阅当事人结婚登记档案时发现,“婚姻状况证明”中有“福贡县亚谷村”字样。语言专家通过辨识口音,发现其所说方言为某少数民族语言,并从其只言片语中得知“红旗小学”等线索。经多方线索印证,警方初步认定“杨某侠”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
警方介绍,办案人员前往亚谷村,带着“杨某侠”的结婚登记照片与现实生活照片,与其他人照片放在一起,供相关人员辨认,发现可能是小花梅的线索。其后,警方又找到小花梅的云南户籍底册,显示她于1977年5月13日出生。
随后,警方又据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的线索前往河南找到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光某英(原名花某英),并获得小花梅母亲遗留衣物。2月9日、13日、20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专家将从这些衣物上提取的小花梅母亲生物检材,以及光某英和多位亲属的血样,分别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确认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或亲缘关系,认定“杨某侠”为小花梅。
“杨某侠”是否为走失的四川李莹?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杨某侠”与李莹母亲进行DNA检验比对,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分别鉴定,认定“杨某侠”不是李莹。
二、她遭遇了什么?
1月30日晚,记者在丰县一家医院见到了小花梅及其大儿子。只要大儿子一离开病房,她就情绪激动,立刻从病床坐起。
1999年7月,小花梅为董某民生下大儿子,2011年至2020年间又生下7个孩子。董某民称,大儿子是接生婆接生的,老二、老三在镇卫生院出生,其余的孩子都在家中分娩,多是他剪脐带。
一直在医院陪护母亲的大儿子告诉记者,记忆中,妈妈一直有病,但过去症状较轻,小时候还接送自己上下学。最近两年,妈妈病情加重。董集村一位邻居受访时说,去年10月还看到小花梅披着被子走来走去。
据董某民亲属和村民证人证言、勘验检验、司法鉴定、书证、铁链等物证以及董某民的供述,2017年以来,董某民在小花梅发病时对其实施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有病不送医治疗等虐待行为。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董某民,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
8名子女都是董某民和小花梅生的吗?徐州市公安机关将8名子女与小花梅、董某民进行DNA检验比对,得出结论:8名子女均与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后又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DNA检验鉴定,结论一致。2月20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结论仍然一致。
“八孩女子”身份确认后,警方又顺藤摸瓜,找到将其带出云南的桑某妞。2000年12月,桑某妞与其丈夫时某忠曾因其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七年。警方介绍,桑某妞将小花梅带到江苏后,卖给了东海县的徐某东。小花梅在徐某东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不知去向。
2月22日,丰县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桑某妞、时某忠,以涉嫌拐卖妇女罪依法批准逮捕;对犯罪嫌疑人徐某东,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离开东海县后,小花梅出现在丰县欢口镇董集村。24年前,从东海县到丰县200多公里这段路程,她是怎么过来的?围绕小花梅如何从东海县到丰县的问题,公安机关展开深入侦查调查。经进一步审讯深挖,董某民交代,小花梅是1998年6月其父亲董某更经刘某柱(丰县欢口镇人)介绍花钱买来。经审讯,刘某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均为丰县欢口镇人)及谭某庆、李某玲夫妇(河南夏邑县人)。据4人交代情况,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更。相关犯罪事实仍在深入侦查中。


三、谁失职渎职?
从1998年现身董集村到2022年1月事件曝光,历经24年,小花梅的悲剧为何没有被及时发现、制止?
记者找到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他反思工作作风不实,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据纪委调查,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徐州市纪委工作人员2月1日赶赴丰县,指导县纪委监委调查,问询160多人次,收集的1998年以来的相关材料达一米多高。记者通过走访群众、民警、纪委等了解到,在这一事件中,县、镇、村三级多人失职失责。
——严重违规,“结婚登记”造假
2000年,先是董集村村委会会计邵某征明知小花梅非本村村民、身份不明,违规出具婚姻状况证明。随后,时任欢口镇民政助理于法贞未按婚姻登记相关规定要求双方婚检,在女方户口证明、身份证缺失的情况下,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并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
——弄虚作假,“计生管理”失控
1999年小花梅生下大儿子后,采取了节育措施,2010年节育措施失效。2011年生育次子后,董某民以照料孩子为由拒绝本人采取绝育措施。在其生育第三子后,欢口镇为规避上级督查,在两人均未结扎的情况下参照已结扎管理,致使超生管理失控。
——没有“进村入户”,特殊群体排查“空转”
2017年,丰县综治办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患部署开展排查,要求相关职能部门“逐门逐户”了解,每季度动态监测并上报。但欢口镇综治办负责人、派出所所长等疏于职守,未能及时发现小花梅被铁链锁、未得到治疗救助等问题。
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受访时均表示之前不知晓“八孩女子”事件。“作为地方主官我感到很愧疚。这种愧疚将伴随我的下半生。”娄海对记者说。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和纠正。”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沉重地对记者说。
事发后,丰县第一份通报草率发布“不存在拐卖行为”,引发舆情持续发酵,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通报,经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17名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作出处理。
因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给予县委书记娄海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给予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
徐州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伟,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欢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邵红振等3人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
事发后,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三级党委和政府认真检讨反思,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针对此次暴露出的问题,近期,江苏省统一部署,开展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专项排查整治。
“对农村特殊群体缺乏保护和关爱的现象见惯不怪、麻木不仁”“人民立场不稳不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时讲、处处讲,但在‘最后一米’悬了空、走了样”……丰县县委和县政府在反思中表示。
近日,丰县开展常态化排查,要求村(社区)干部每月走访辖区所有家庭。
欢口镇党委副书记王广宇对记者说,按照上级要求,对于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在脱贫后要进行动态监测,“以前主要监测家庭经济收入和物质保障,今后要吸取教训,加强对生活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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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1 13:53 | 只看该作者
那么大规模的城投债,到底用不用还?


原创 九边 九边 2023-01-11 08:46 发表于北京

1

如果小伙伴们平时比较注意新闻,肯定没少听说“城投”这个词,今天仔细给大家从根子上讲讲,这玩意道理不复杂,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细节复杂到爆炸,几乎没人能完全说清楚。

首先大家要有个常识,就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我国除了东南五省那几个,其他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财政都不够用。尤其最近十几年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需要更多的钱,地方上就更捉襟见肘了。

这一点很多小伙伴可能理解不了,城市化盖楼有开发商,政府需要钱干啥?

你想想啊,政府想把一块地上盖居民楼或者搞工业园区,是不是需要把那块地上所有人都拆迁了?是不是需要“七通一平”(也就是通水通电平整土地)?这些看着好像没啥技术含量,其实是个资金密集型业务。需要大量的钱和人力,但是开发商又干不了这事,只能政府去处理,这下地方政府更缺钱了。此外还有一些基建项目,比如不收费的国道,没有门票的公园等等。

既然不够用,就得筹钱,由于咱们国家法律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向银行贷款,也不能发债。

这倒也正常,防止他们瞎花钱把自己搞破产,到时候还得中央出手救助。

一般的做法是中央政府从那几个财政盈余的省份把钱收上来,然后再给剩下的兄弟们分下去。如果钱还不够用,就得发国债筹钱,再转给地方政府。但是这样做依旧钱不够用。

既然政府不能借债,企业总可以吧?

于是各地政府成立了一些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去银行贷款搞项目,这些企业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不过这些平台的名字一般不叫这个名,而是叫什么“xxx投资公司”,比如第一个这类公司,叫“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这也是为啥大家一般把这些公司叫“城投”。

这些城投公司,表面上跟政府关系不大,可事实上它和政府完全深度绑定了。

也不复杂,你成立个公司就去银行贷款银行能贷?当然不行了,你得抵押房子才行。哪怕有政府背景也不行,银行会要求你资产抵押,这些城投公司也得抵押点啥。于是有些地方把土地公路自来水都放到城投名下,然后城投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去贷款。

这也是为啥很多人说,“城投债就是地方政府债”,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一码事,因为政府的锅碗瓢盆都在城投公司里放着,然后抵押给了银行。

既然政府往这些公司投了那么多资源,金融机构往往觉得将来就算出事,政府也不会见死不救,属于“隐性担保”,所以金融机构也愿意借钱。

甚至有人干脆觉得城投公司就是政府的一个壳。大家买理财产品,有些债基产品,其实就是金融机构买了城投的债,然后开放给老百姓,给老百姓分点利息,顺便风险也分了出去。

等到将来城投建设的项目开始盈利,再把借的钱还回去,皆大欢喜。

这个模式整体运转是很成功的,这么多年来,城投公司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大量的公路,旅游项目,工业园区,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个模式,也就没有大家口中的“基建狂魔”。

借钱搞基建这事说起来倒也正常,毕竟当初美国也是从欧洲借钱搞,后来很多运河、铁路债券暴雷,让债主赔的底掉。不过也有很多欧洲老财炒债券过程中发了大财,有赢有亏,大家才义无反顾地坚持投资。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大部分城投的项目,都有基础设施的性质,比如修了个公园,或者修了一条道路,这些是很难有收益的。事实上如果这些项目赚钱很容易,根本不用政府推动去做,大家争着抢着就把这些事办了。

比如我家附近就有个大公园,那个公园也是一个城投公司在运营,公园不收门票,也几乎没有任何可盈利项目,里边还维持着一个巨大的人工湖,养着一堆工人。维持费用可想而知,如果这个公司借了钱,除非市政府掏钱,靠他自己估计下辈子也还不上。

所以很多城投项目,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法盈利,银行借给他们钱,主要也是觉得这些项目有政府背书,将来肯定会还。

于是在合理需求之外,滋生出很多完全不合理的项目,反正银行掏钱嘛,地方为了凑GDP,疯狂贷款上马各种项目,造完再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所以说讨论城投债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项目是大家必需的,比如公路、风电、水电、化工产业什么的,这些项目花钱多却暂时不太赚钱,可是对整个社会有正面价值,尽管城投欠了很多钱,但是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却是正的。

有些项目纯粹就是瞎胡闹。比如独山县的旅游项目,比如湖北那个拆了建,建了拆的关公像。

不能把这两种混在一起讨论。这段时间不少人吵来吵去,其实就是故意混在一起。反对城投的人把所有城投都说成是独山县奇观,支持城投的人又全部说成是水电基础设施,所以鸡同鸭讲。

2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土太大了,以至于除了物理定律其他定律都不太好使。

最明显的一个,这两年马督工疯狂集火的“贵州水司楼”项目,这个项目如果建在东部发达省份,大概率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哪怕在西安,可能也能混个小号的大唐不夜城。

此外大家观察下自己所在的城市,都会发现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对于一线城市和东部发达城市,这些园区可能确实有不少产业。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内陆城市来说,这个园子既不高新,也没啥产业。但是为啥还是有这么个东西呢?也是从东部发达省份学过来的。

甚至“城投公司”这个模式,最早也是东部的创新,1995年上海开始操作,后来效果很好,才在全国推行,这些年在西部却出了问题。

城投大爆发,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那4万亿并不是政府印了4万亿给大家花,而是中央财政出了1.18万亿,剩下的钱向老百姓和金融机构借的,这里边地方城投就没少借。借到钱后去搞基建,修公路,盖房子,推动了房地产的大爆发,我们顺利挺过了那场危机。

但是由于这些年不断努力借钱,就有了这段时间大家所说的“60万亿债务,平均每人5万”。

有一说一,这个并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地方,尤其是东部省份,他们欠了不少钱,不过赚钱很快,过一些年基本都能还上。

这就好像你欠花呗十万块,还不上成老赖了。你们公司欠银行几个亿却情绪稳定,这当中主要的差别就是现金流,也就是你们公司赚钱比你快,欠钱多也没事。

东部发达地区欠银行很多钱,不过他们并不担心,债主也不担心,慢慢还呗。大家去看看那些城投债,就会发现借得最多的,就是江浙地区,他们经济发达,一个接一个上马产业基地,这些都需要借钱搞,其中大部分都有城投公司参与。

但是很多西部省份的债务,那就够呛了,比如这次遵义道桥,每年的收入还不够维持支出的,理论上下辈子也还不上,所以这次干脆宣布展期20年。

这里就有个问题,难道债主们脑子有毛病,不知道西部的盈利能力?

他们的脑子严重正常。

首先前文讲的,这些城投公司在他们看来都是政府的壳,政府一般来讲不会不还钱,如果地方政府搞不定,就可以去找自己的妈,也就是省政府和中央。

还有些债主,就是当地的小银行,比如河南的村镇银行之类的,这些银行愿意和当地合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信用不好,它就得支付更高的利息。西部城投一般利息比较高。比如这次出事的“遵义道桥”,它之前借钱的利率是7.5%。大家觉得政府项目绝对不会不还钱,还有这么高的利率,自然是抢着认购,换你你也一样去认购。相对而言,山东和浙江那边很多项目利率只有3%-4%之间。

也就是说,西部地区信用不太好,利息要比东部高一些,东部西部又有共同的亲妈,亲妈将来一定会管,风险低收益高,大家争着抢着借。而我们知道,现实世界里,风险低的收益也低,这就有了一个“制度性套利”空间,太多人跑去套利,终于大到还不上了。

问题是现在欠这么多钱了,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国家会怎么办,不过债务问题从来也不是个新东西,甚至可以说,从苏美尔人最早的债务记录到现在,解决债务就那么几个办法。只是每个解决方案都附带一堆麻烦,都很疼,因为债务就是代价,代价总得有人承担。

3



按照这个逻辑,基本就是三个方式:

债主(也就是借钱出去的人)承担;

欠债人承担;

别人承担。

债主承担好理解,欠钱还不上破产,债主的钱要不回来了。城投是公司,公司这玩意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破产而生的。

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挺吓人,那么多钱借出去,破产了就不还了?那借钱的人怎么办?

不怎么办,记住教训,下次别随便借就行了。

大家想想,为啥国家一开始不让地方政府找银行借钱?就是为了防止他们过度的借钱冲动。

这就好像你有个不靠谱朋友,你明知道他可能还不上钱,你还借,他将来不还钱了,你跟别人说你很委屈,又有多少人会同情你呢?

此外为啥有那么多金融机构愿意借钱给那些非常不合理,明显还不上的项目呢?他们就是看准了收益高,将来肯定还。所以说“刚性兑付”会滋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你投资赚了钱,开开心心自己花去了;你投资赔钱了,别人承担后果,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现在这个问题也一样,大家不要觉得我在这里书生意气,将来肯定会有城投公司直接破产,记得我上文说到的政府对“城投”的“隐性担保”不?为啥是隐性呢?因为法律规定不准明着担保,就是为了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有法可依。

事实上前几天财政部部长刘昆接受采访时表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推动形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

这串“黑话”啥意思呢?也不复杂,市场化和法制化,意思是如果欠钱还不上,就去法院走破产流程,破产之后清点下公司的桌椅板凳,能还多少还多少。至于那些债主赔得底掉,自己认亏吧,下次别犯低级错误。

这倒是有点像美国的那个破产制度,我以前理解不了为啥还不上就可以不还了,那些借钱的人活该做冤大头了呗?

后来也就明白了,唯一能对你的钱负责的,只有你自己。你坚决不借,别人能用枪指着你的头借钱?既然你自愿借出去了,对方还不上,那你只能是认亏,下次小心点。如果你把钱随便借出去,最后要不回来,国家给你兜底,那就是纳税人出钱,相当于有好处你收,出了事别人担,简直无法无天。

这个说法说来残酷,不过细想下,我们生活中哪件事不是这样运转的呢?除了你爹妈,又有哪件事别人替你兜底呢?

当然了,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失控性质的破产,毕竟城投欠钱很多,绝大部分还是有资产的,尽管大部分景点不盈利,还是有不少确实是盈利的,慢慢赚钱慢慢还。

但是肯定会破产一批,打破大家觉得投资政府项目不会亏钱这个迷信,因为这个迷信本身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

这会放任地方政府搞一些不合理的投资,然后老百姓和金融机构盲目出钱,最后项目一地鸡毛,没啥价值,中央用纳税人的钱给擦屁股。这种事偶尔还行,经常出肯定出事。如今面临的问题就是屡教不改,怎么办?只能是让大家吃几次亏,吃了亏自然下次小心了。这倒是有点像买那种PXP理财产品,不吃亏改不了贪便宜的毛病。

而且国家从2017年就一直在提一件事,叫“打破刚性兑付”,也就是除了把钱放在大银行当存款,其他的投资都有风险,都可能损失本金。事实上存款也有风险,只是比较小。

这个政策看着残酷,不过长期来看并不是坏事,老百姓应该有这方面的觉悟,尽快意识到这一点,少投资一些,说不定还可以保住本金。

说到这里,其实说的只是最严重的一部分,事实上绝大部分债务到不了破产那种境地。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解决方式,欠钱的人承担。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国家破产,还有救没?》,里边就讲到了内债和外债的差别。

内债就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借给政府的和国企的,外债也就是欠别的国家的。一般来讲,外债是必须还的,合同到期就得还,你一旦说你自己还不上,就没人借你钱了,后果非常严重。

因为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依赖国际大市场,中东的石油你需要吧,中国的工业品你需要吧,电力设备,挖矿设备,手机电脑什么的,你们不会自己生产吧?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硬还。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前段时间斯里兰卡就发生了一次,外汇耗尽,还不上债主的钱,水电油都停了,国家差点暴动。

内债就不一样了,欠的都是自己银行的钱,没啥不能商量的,比如遵义道桥,尽管这个公司目测下辈子也还不上这么多钱了,但是万一过一些年,遵义政府找到了新财路,赚了钱,可能就把这些钱给还上了。

或者再过一些年,东部省份经济恢复了,给西部加大转移,西部节省着点花,每年还一些,也不是不可能。就算下辈子也还不上,只要坚持还利息,那就没凉透。

这次协商20年还,前十年还利息,后十年还本金,本质就是债主和欠债人达成了协议,准备双方共同承担成本,不过明眼人都看出来,债主将来要承担大头。

所以说,如果出现债务危机,大概率是一部分破产,一部分跟银行商量下,今后慢慢还。

那能不能通过放水把债务稀释掉?当然可以啊,这也就是第三种债务解决办法,让别人承担。

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但是这样做有个毛病,非常大的毛病,会破坏大家对未来的预期。

用通胀稀释债务,其实就是通过贬值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把债务给稀释了。这个看着很机智,不过后患无穷。

很简单的道理,你为啥把钱存银行?因为准备将来老了花。如果告诉你,接下来十年货币每年贬值10%,你还敢存吗?事实上通胀的本质,就是谁存钱,谁承受代价,谁借钱,谁享受好处。欠钱最多的就是富人,反倒是穷人没保障,抠抠搜搜也要存点,最后给富人补贴了。

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彻底完蛋了,所有人都不敢存钱,所有人都想欠债,到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啥叫消费主义。

那时候就变成傻子才存钱,聪明人一拿到钱,第一时间换成没法通胀的资产,比如买核心地段的房子,或者直接换成外币。反正货币一到手立刻脱手,因为放在手里就贬值,到时候咱们的货币连自己人都不要,那还咋国际化?而且全社会谁都不敢存钱,大家想想,那样的社会多可怕?

这也是为啥我国对通胀极其敏感,当然了,美国也敏感,这次把全世界搞得鸡飞狗跳,不就是因为通胀的事嘛。

所以说吧,适当的通胀是可以的,可是想通过通胀来赖掉债务,代价太大了,蒋委员长,魏玛共和国,委内瑞拉都这么干过,啥结果大家都知道吧。也就是说指望通胀稀释债务,需要巨大的勇气,破坏掉整个社会预期的勇气,一般正常国家都干不出来。

所以现实里国家处理债务,一般这三种办法糅合起来。

可以让一些实在离谱的直接破产,地方政府和债主们都长长记性,知道以后别搞那些非主流项目了。代价就是这些地方政府今后可能再也别想借到钱了。

此外每年不能搞恶性通胀,温和通胀总可以吧?通胀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各国都会维持一个温和通胀,既不会过度稀释大家的存款,又能刺激大家去消费,除了日本人,油盐不进。这个不多说,大家自然懂。

剩下的可以全国一盘棋,变成国家债务,慢慢还。这里就要说一下,国家债务和个人债务完全不是一码事。

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一个富人,他欠了好多钱,而且资不抵债,他应该变卖家产积极还债呢?还是过年再买辆豪车、尽量去炫富呢?

当然是后者,因为那样可以给自己赢点时间,一直借新还旧。一旦大家发现你有可能还不上债,都去你家躺着要钱,不给钱就不走。而且也没人敢借钱给你,正在运转的项目也黄了,可能本来过几个月能还上钱,结果直接给挤兑死了。

对于国家来说,逻辑是一样的,只是可以省了“炫富”那一步,毕竟手握印钞机,没人怀疑国家会还不上钱。

那就好办了,可以借新还旧,大家注意下,一直借新还旧,其实就是不还钱只付利息,仔细体会下是不是。荷兰人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干脆钱不还了,搞成了永续债。

如果还不理解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借给政府一百万,政府给了你一张借条,答应每年你用这张条子可以领4万块利息。哪天你想换成钱,政府不给你换,你去菜市场吼几嗓子问问谁要,有人给你100万,买走了借条,他每年拿着借条去政府领4万,将来需要钱,也可以把这个条子卖掉。这就是永续债,政府不还钱了,只支付利息,只要大家相信政府一直付利息,那个条子就可以卖来卖去。

荷兰那么小,竟然连续打赢欧洲强国,变成首屈一指的强权,靠的是啥?不就是会借钱嘛,把信用玩到了极致。后来光荣革命“夺舍”了英国,荷兰高层一夜之间变成英国高层了,又传给了英国人,英国人接着暴走了,接下来是美国人,套路差不多,基本就是荷兰人那一套,一直借一直还,培养强大的信用,借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借你的钱,造我的舰,最后把你打趴下。美国现在也是全世界借钱造航母,一码事。

你可能纳闷,还有这么好的事,那政府是不是可以无限借债?

当然不是啊,那成庞氏骗局了,迟早崩。

政府借钱的边界,就是能不能付得起利息。一般来讲,除去各种公共开支,剩下的钱全部可以用作利息去借债。

美国日本的债务跟GDP的比例都比咱们高得多,也是因为他们利率低,每年支付的利息比较少。

但是这么搞本身就是在钢丝上跳舞。大家哪怕有基本的生活常识,就知道欠债最可怕的就是越欠越多,越来越失控,最后掉坑里出不来。关键是没钱的情况下最容易做短视操作,然后越陷越深。这一点上国家和普通人差不多。

也正是因为你只要一直能付利息,就可以一直借,一边借一边还,从来不赖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借给你。

这也是为啥美国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就意识到,欠债对于国家来说不是坏事,反而是资产,慢慢还就是了,认真还钱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今后说不定就可以发永续债,不用还了。

如今美帝霸权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就是美债。美债其实就没准备真的还,一直借新还旧,两百年不违约,信用无出其右,所以才能以那么低的利息在全世界借钱。不过如果一直扩张下去,等到连利息都还不上,迟早崩溃,不过美国显然也知道这事。

所以说,如果能处理好,控制好节奏,不要恶化,不要越欠越多,控制在一个适当范围内,债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是坏事,就好像你家一年能赚10块,有百八十万的房贷也没事,慢慢还呗。但是如果有五百万的贷款,那你完蛋了,大概率要出事。

对于国家也是一样的,中国现在债务和GDP的比值接近1:1,跟发达国家比不算高,但是这几年增幅很快,如果能控制住增幅,也没啥事。比如你仔细选址,借钱修了个水电站,将来的收益顺利还本付息,这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借钱在山里修了个度假村,根本没人去,这笔钱就相当于死了,成了代价,看看将来谁承担吧。如果控制不住这种低效债务增长,很快每年GDP增长的那部分,都不够还利息的。

所以说吧,债务本身并不可怕,有点债是好事,政府只要避免低效投资不断上涨,避免债务不断恶化,以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债务规模,尽管不太好,不过也基本可控,只是别再继续无限制扩大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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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5-30 15:42 | 只看该作者
河南不让收割机下高速?真相就这么简单



原创 老桃 桃溪读书 2023-05-29 10:45 发表于河南

老桃是河南人,地道的农民出身,家旁不到一公里就是麦田,所以对今年小麦收成这个事从头到尾都比较了解。

今年的天气对于河南不少农民来说很是郁闷:前段时间小麦授粉的时候就刮风下雨气温很低,一下大雨授粉很容易受影响,容易空穗和增加死粒。眼看着最近麦穗终于黄了,谁知道又开始刮风下雨了,地里都是湿的没法下脚。

麦地不像马路,土很松,地很虚。下好几天雨的湿地收割机根本进不去,一进去必陷,陷进去找个救援,最便宜的拖拉机没百十块钱谁帮你?何况拖拉机也不一定能拉得出来,土地实在是太软了,弄不好都陷到地里了,一亩地收割费现在大概才30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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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机手不傻,所以都不下地,农民也清楚,收割机下地不但收割不成,要一救援额外费用扯皮、还把地弄得一团糟。

收割机一般是外地来的,大概流程是:本地有一些农村小老板或者村主任主动和外地的收割机团队联系,缴纳一定预付款,然后约定时间来收割,收割机团队收割后返点。

去年不知道为啥老桃所在地收割机不多,但今年收割机却特别多,到处都是。其实这在农业上很常见:供应少-需求紧张,供应多-需求不紧张(出价低),出价低-供应少....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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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年太特殊了,南阳几天前就有案件报道:

5月23日,南阳唐河县公安局毕店派出所接到安徽省吴先生报警,称其与唐河县的王先生签订协议,组织80余名农机手,驾驶40余辆农业机械奔赴600余公里来到唐河准备进行秸秆打捆作业,并收到了7万元预付款,然而天公不作美,5月19日到达唐河后因下雨等原因迟迟无法开工,王先生为避免损失欲解除合同,索要预付款,遭到吴某团队拒绝,双方又不敢单方面撕毁合同,否则将赔付对方违约金,于是矛盾越来越大双方剑拔弩张,欲发生肢体冲突。

来源:平安南阳
老桃看了下历史天气,唐河这10天的天气真是令人无语之极,几乎天天在下雨,难怪收割机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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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下雨收割机没法下地,农民也没法下地,一是地湿,你手工割麦,那麦得打捆先放地里吧,还是会受潮发霉。二是粮食不值钱,一亩地就那千把块左右收入,又不交公粮了,年轻农民也不太在意。

现在农民主要靠务工收入,种地都是顺便的(现在农村是这样,你有地不种就有人说三道四,岁数大的经历过粮食短缺才愿意主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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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年个别地方麦田里小麦发霉发芽主要是因为天气原因,授粉不好,收割又不能及时。但收成不好,必然会对价格有影响,老桃对今年的小麦价格看涨。

河南上百台收割机无法下高速?老桃是这样看的

一、拦的是不合规的板车,之前没有拦,是不合规的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年供大于求,就开始拦了。如果这个事儿是天气好发酵出来,挨骂的肯定就是那些车了,可碰巧连续下雨了麦子发霉了,收割机手借助自媒体裹挟舆论……

二、河南现在收割机并不少,其实他们真下了高速进村了还是哭,真接不到多少生意了,今年收割机太多了。天气如果是晴朗、地干的话,很多收割机就在路边等了,在抖音把定位调到驻马店、南阳,其实有不少农民在直播,也有网友发布视频谈收割机没法下地的事,都是抱怨麦子下雨发霉收成不好,没农民抱怨说缺收割机的,都是些没种过地的自媒体起哄。

三、其实大家应该呼吁的是:下年再有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用之前保障奥运的方式,提前把云层给打散,或者人工降雨集中一天把雨水下完,别这样在关键时刻下一周多雨。这才算真正的为民生,放100台收割机迎合舆论,真不算什么,也改变不了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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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10 14:31 | 只看该作者
南阳,差点就成功了


原创 老船长 米筐投资 2023-10-10 06:59 发表于河南

1

国庆假期,身在外地,但目光却被家乡的另一个城市一直牵绊。

南阳。

很可惜,是被骂上热搜的南阳。

9月29日到10月2日,2023中原迷笛音乐节在河南南阳举办。

迷笛早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音乐节,能办一场迷笛音乐节,对城市的影响不可小觑。比如今年五一期间的烟台迷笛音乐节,就直接带来了大约15亿元的收入。

对南阳来说,这本是一场美梦,一场能赢得线上传播、线下经济的美梦。

“举办一个节,带火一座城。”这是南阳争取迷笛音乐节落地的初衷。

机会千载难逢,南阳也使出全力。

早在一个月之前,南阳就开始了全民动员。

安全保卫、医疗救助、交通接驳等等工作早就开始了调度、联动。音乐节期间,南阳组织了300多辆接驳车,全市的志愿者甚至超过了4万人。

有市民专门为乐迷提供“免费搭车”,有乐迷把沾满泥泞的鞋子脱在酒店房外,第二天发现早已被酒店工作人员洗好放在房门口。

甚至,在音乐节开幕当天,市委书记、市长都跑到高铁站迎接乐迷。

这都彰显出一座城市的温暖。

音乐节也非常成功。4天共接待乐迷15万人次,创下迷笛30年47届音乐节的最高票房纪录,现场观众人数也打破历届迷笛音乐节最高纪录。

但美梦在醒来之前总是美好的,温暖也很容易转变为透心凉。

音乐节结束后一天,不少乐迷开始在网上发文称财务被盗、丢失,包括帐篷、衣服、电脑、手机。

矛头指向了周边的村民。

一个视频开始传播:一位正在捡拾物品被抓到现形的村民,面对镜头毫无惧色的说“那里没有人”。

根据官方的通报,仅仅归还的身份证就有79张,电脑3台,手机17部。

“盗窃事件”开始在网上发酵,南阳也被骂上热搜。

在这之前,除了天气不好外,音乐节的一切都十分顺利。

但一件事情,足以把南阳的美梦变成“噩梦”,音乐节变成了南阳的“音乐劫”。

一个多月的努力,最终以负面形象收场,太过遗憾。

2

三年口罩之后,所有人都在寻求一个突破口,以甩掉心里的憋闷。

城市,也是如此。

南阳,是一座典型的三线城市。

2022年,南阳GDP为4555亿元,在河南能排在第三位,仅次于郑州、洛阳。

即便在全国百强城市中,南阳也能排在61位,与江西赣州、安徽芜湖处在同一水平。

但要知道,南阳的常住人口有961.5万人之多,户籍人口更是超过1200万人。

且多年来,南阳常住人口一直排在河南第一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人口千万城市。

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南阳常住人口滑落到971.3万人。

十年时间,南阳人口减少55万人。而七普后两年,南阳人口又减少了近10万人。

人口的流失,对三四线城市来说,早已成为正常现象。

但对南阳来说,城镇化率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另一羁绊。

2022年,南阳城镇人口502.1万人,而乡村人口达到459.4万人,城镇化率只有52.2%。

且不与东南沿海城市的高城镇化率相比,南阳的城镇化率甚至还达不到河南全省的水平(57%)。

农村人口比重过高,显然造成了两个后果:

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导致人口流失。

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比还比较高。

2022年,南阳三次产业结构为16.1:32:51.9。

而省会郑州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4:40:58.6。

这组数字,像是两个时代的城市。

2022年,南阳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308.29千公顷,占了河南省的12%。

南阳粮食产量715.53万吨,占了河南省的10%。

在粮食跟政治挂钩的河南,南阳的农业也是举足轻重。

但带来的结果便是,工业实力不济,文创产业落后,以及整体的形象更为乡村。

今年元旦假期,隔壁湖北襄阳举办跨年活动,吸引了很多南阳人跑去游玩。

南阳市委书记甚至公开表示:

南阳挣钱襄阳花,“我们应当感到羞耻”。

南阳,着急破局。

这才有了举全市之力把迷笛办好的决心。

3

乡村,恐怕是南阳绕不开的主题。

此次的音乐节“盗窃事件”,又体现出一种城乡割裂。

不完全统计,2023年上半年,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有506场,直接创造了24.97亿票房。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就至少有60多场音乐节。而在往年,有十多场就算不错了。

音乐节的举办城市,也完全覆盖一二三四线城市。从北京上海到南阳邯郸,所有城市都开始卷起来了。

但音乐是典型的现代城市娱乐,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受众更多。

在农村,人们并不了解什么是音乐节,更不会理会什么摇滚精神。他们对物品的所有权认知,也停留在“没人要我就可以占有”的层面。

南阳在这次的音乐节筹办中,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只是忘了举办地周边的农村。

摇滚乐迷和老乡们,像是来自两个次元世界,有着不同的经济水平和道德观念,才在南阳碰撞出一出闹剧。

往大了说,这是城市文明与落后农村的碰撞。

而这也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建立以来,长期遗留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潜在威胁。

城市在努力向上破圈,却忘了身后的农村。

对那些想破圈的三四线城市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和经验。

在淄博烧烤爆火之后,南阳也专门去考察学习,看得出来转型的急切心情。但对这些三四线城市来讲,怎么转型、转到什么赛道、以什么契机转型,都是值得仔细摸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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