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息及分析（二）

浅贝

被束缚的宽松：731政治局会议的七个政策信号

　　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朱振鑫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RuShiYanJiu）
　　今年的年中政治局会议比以往来的更晚一些，去年是7月24号，今年是7月31号，这可能和总书记前段时间连续出访有关。虽然时间晚，但今年的关注度比去年高得多。一是国内政策处于拐点期，市场对宽松政策的走向存在很大分歧。二是国外贸易战处于高峰期，如何应对存在不确定性。总体来看，这次会议延续了近几年的风格，公报虽然简短，但干货很多，市场关心的问题基本可以找到答案。
　　第一，对经济的总体判断出现两年未有之变化，但并不像2014年那么担心下行压力。对经济形势的描述是“稳中有变”，打破了过去两年不变的“稳中向好”、“总体稳定”，因为过去两年的经济复苏周期的确结束了，二季度实际增速从6.8%掉到6.7%，名义增速跌幅更大，从10.2%掉到9.8%。不可否认，压力和上个季度相比大了很多。不仅因为国内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P2P爆雷、疫苗事件等），还因为“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美贸易战）。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只是用了“稳中有变”这样一个从未用过的新提法，而不是像2014年底那样明确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当时GDP即将跌破7%的底线）。显然，在总体形势的判断上，中央看到了目前的下行趋势，但并不认为压力像2014年那么大。一方面，这次下行幅度、速度比当时差得远，2014年底GDP单季度下行0.3个百分点，这次只是0.1的波动；另一方面，现在的底线也比当时高多了，即便后两个季度持续下滑，今年保6.5%的目标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重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2014-2015年那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宽松短期还看不到。从上次423会议结束到现在，市场一直在争论2018会不会重演2014年的大宽松，就等这次年中会议定调。近两年的宏观政策大体经历了两次拐点，第一次是2016年年中，提出“抑制资产泡沫”，政策从松转紧。第二次是今年一季度，没提“管住货币总闸门”，更强调“扩大内需”，从紧开始边际转松，于是我们看到了定向降准。这两次拐点略有不同，第一次很明确，是方向性变化，第二次目前存在分歧，到底是转向2014-2015那样的大宽松，还是适度微调、定向宽松，没有明确答案。
　　中央这次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永恒不变的主基调，但真正的门道在后面的具体政策描述里，上次是删掉了“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强调“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次变化明显，重提“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也就是说：目前还是微调，不是转向，稳健的基调不能丢。至于新出现的“内忧外患”，更多的还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所以中央特别强调要“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用结构性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总量政策还是辅助，这和2014年有本质区别。
　　当然，政策能不能持续保持定力要继续观察，但客观来说，现在再去放水对经济是弊大于利。一方面，现在放水不会有效刺激实体。过去十年三轮大宽松，经济反应越来越迟钝。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另一方面，现在放水会导致挤泡沫、去杠杆的努力付诸东流。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现在放水，流动性不会定向流向实体，而会像2014年那样涌向金融市场，制造新的泡沫和杠杆。有人说货币宽松可以去杠杆，但过去十年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每一次宽松都会让杠杆上一个台阶。十年前全社会杠杆率只有170%，2008年宽松后上升到190%左右，2011年宽松后上升到210%左右，2014年这一轮宽松后最高达到249%，而全球主要国家这个数字都在100-120%左右，最高的日本也只有200%。2016年货币政策收紧以来，去杠杆立竿见影。2016年杠杆率降到238%，2017年虽然又有所上升，但并未超过前期高点。如果2018年再次宽松，全社会杠杆率超过前期高点只是时间问题。
　　退一步讲，货币宽松其实不单是靠央行，关键还在于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这次金融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手脚都被捆住了，宽松也会被束缚。央行把货币放到银行只是第一步，只有经过加杠杆，货币才能向外扩张。上一轮货币宽松靠的是金融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起加杠杆，原因是监管极度宽松，而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了，金融监管强化、地方债务管理强化，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央行放水，水也很难流出金融体系。
　　第三，宏观政策重心转向财政政策，可能成为结构性微调的主要手段。上次会议对财政政策没有单提，这次加了一句“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2014-2016年上半年，财政是很宽松的，中央的表述基本是强调“力度”、“更加积极”，2016下半年到2018年，财政一直是偏紧的，中央的表述基本是强调“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这次明显不一样了，重新强调财政要“发挥更大作用”，直接支出“扩大内需”，上次出现类似的话是在2014-2015年，当时紧接而来的是数以万亿计的PPP，是数以千亿计的专项建设基金，是说不清多少规模的政府性产业基金、引导基金。不出意外的话，2018的下半年我们也会看到更宽松的财政，形式上可能和过去相比更有针对性，专项债、专项资金、专项基金可能会增加，比如针对现在中央最着急的核心技术领域。
　　第四，供给侧改革重心有变化，特别强调补短板，去库存不提了，去杠杆有微调，去产能常态化，降成本弱化。最大的变化是上次会议没提补短板，这次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这和前面的积极财政对上了。去库存依然不提，因为显然现在已经不是问题。去杠杆有明显变化，上次没特别提，这次说了不少，坚定去杠杆这个说法不是重点，重点是强调“把握力度和节奏”，这和市场的感知一致，以强化金融监管为核心的去杠杆措施最紧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会常态化，甚至会有细微的放松，比如“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像资管新规这样的政策会有更多的缓冲期。去产能和上次说法有变化，上次是市场化法治化，这次是打通制度梗阻，一个意思，说的就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刚兑下的僵尸企业。降成本上次点名了融资、用能和物流成本，这次没细说，主要是问题弱化了。

第五，改革开放方面重心转向开放，改革提的不多，开放力度更大、更具体。过去几年的会在这部分一直强调的是对内改革，国企、财税、金融基本每次必提，这次没提，主要是这几块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分歧，还是没找准发力点。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不出意外的加大了对开放的关注，有两点说的很具体，一是大幅放开市场准入，类似上半年金融业开放的政策会继续推进，二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11月5-10号举办，规格会比较高，不仅是主场外交、主动开放的窗口，关键是向外展示一下进口的肌肉，这是贸易战其他国家攻击我们的一个痛点。
　　第六，房地产再次进入政治局视野，对房地产不是好消息。房地产作为一个市场化产业，没有问题的时候不会进入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范围，一般政治局讨论房地产都是偏“紧”的定调，这次也不例外。一季度的时候房地产还比较稳定，所以423会议并没有提，但过去一个季度，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货币宽松的预期开始让很多人憧憬地产调控的放松，中央这次新加的一段话算是把这个预期浇灭了。“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中央的政策取向显然和2014年不同，2014年定向降准之后不久我们就等来了“930地产刺激新政”，但这次的930恐怕不会有了。
　　第七，和经济无关，但可能比前面六点都重要。这次会议的最后一段值得认真学习，核心是“政治性”、“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浅贝

政治局会议解读：政策转向核心在财政，重点是基建

　　来源：中信证券

　　近期，市场走势颇为迟疑。尽管23日国常会释放暖意，但沪指仍走出了四连阴。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四个字：不敢相信。

　　明明前一秒还在去杠杆、强监管，这就转向了？为什么要转向？转向力度有多大？去杠杆不搞了么？

　　正如我们8月策略所说，“宏观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市场将在迟疑中不断确认”。今晚政治局会议重要信号，无疑给了我们定心丸，从而可以得出四个重要判断。

　　1． 宏观政策确信转向了。

　　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

　　这跟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显不同。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三大攻坚战，其中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并且，去杠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地方债务和基建。后续，我们就看到上半年整顿非标，社融断崖式下跌，基建投资从15%下降到5%。

　　而这次政治局会议则明确提出，将补短板作为供给侧改革重点，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则放在了第三点，且要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同时，还提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结合7月23日国常会提到的金融要与财政更好配合，要为融资平台提供“合理融资”， 可以预见，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政策出台，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财政和金融对于稳定经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手段。

　　2． 政策转向根源在于外部环境变化。

　　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向好，外需强劲，国内供给侧改革如去产能、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大的形势基本稳定，扭转了2012年以来的持续下行。因此，中央决定趁着外部环境的大好时机，赶紧处理掉经济中所积累的高杠杆问题，为经济长远发展创造良好基础。这实际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含义。

　　然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着实出乎意料。特朗普特然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并扬言中国如果反制，则要对5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这打乱了去杠杆的既定部署。

　　经济在去杠杆“排雷”过程中，本来已经出现各种违约的副作用，结果外部环境又不如人意。市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出现持续杀跌，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同时，经济失速的担忧也急剧上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整既定的宏观政策，势在必行。

　　事实上，从6月份开始，央行已经在做一些微调，包括低信用等级债券纳入MLF抵押品、定向降准、放松资管新规执行细节、放宽MPA参数等等。甚至，网上还传出了央行和财政部的“对战”。这反映出宏观政策协调的客观要求。此外，发改委也在各种场合表态要把稳增长放在重要位置。然而，这一切都是部门层面的，囿于最高层一直未有定调，很多政策难以放手去做。

　　直到上周国常会的召开，实际已经释放了信号。当然，惯性思维下，大家不敢相信。而这次政治局会议则明确告诉大家，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必须得放松了。否则，经济可能有失速风险。

　　3． 政策转向核心在财政，重点是基建。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换言之，财政当前的作用“还不够大”。

　　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上面这句话。首先，从去年底的赤字率目标看，是从2017年的3%将降到了2.7%，赤字率反而下降了。这与当时去杠杆、整顿基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想法是一致的。而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基建投资增速已经到很低的水平，成为经济最大的拖累，理应通过提高财政力度、支持基建投资。

　　其次，从当前宏观政策的困境看，中美两国经济周期、货币周期出现分化，美国不断加息，中国难以加息甚至需要维持流动性的“合力充裕”。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汇率贬值。上半年以来，人民币贬值幅度已经接近10%。如果汇率进一步贬值，突破7的心理关口，不排除会出现恐慌。

　　因此，必须稳定汇率，而此时财政是最好手段。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稳定经济预期，稳定利率，从而也就能稳住汇率。

　　相反，货币政策无论是紧还是松，都会导致汇率进一步贬值：如果紧，则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汇率贬；如果松，则加大利率下行压力，也是贬。

　　因此，此时也只能靠财政。

　　4． 去杠杆不是不搞，是时机延长。

　　正如很多人所想，会议既然说了要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那说明去杠杆还要继续，不要期待这次转向力度特别大。但我们认为，去杠杆不是不搞了，而是时机延长了。

　　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政策出台时机。结合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资管新规执行细则、MPA考核放松等一系列政策，我们认为去杠杆的力度会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增加货币供给，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这是必然之举，也是必须之举。
　今年上半年，去杠杆、整顿非标导致社融急剧萎缩。虽然去杠杆的主要目标是国企和地方债务，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民企首当其冲。今年以来，民企违约大量增加，不乏一些龙头。在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背景下，总量的货币紧了，水一定会先在民企干涸。尽管央行做了很多定向的创新性的操作，但我们明显能感受到其中的难度。

　　为此，货币的总量适度宽松也是必须的。这从会议的另外一个侧面信号可以反映出来。那就是，会议专门强调要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这实际上担心货币适度放松后，又把房价上涨预期燃起来。因此，我们也可以期待，后续肯定会有更多调控措施来控制房价，以防止货币适度放松后带来的恶果。

　　总之，我们认为宏观政策确信转向了。

　　这是在外部环境突变后的必然选择，而财政发力是最好选择。

　　当然，财政发力既有刺激投资，也有刺激消费。而这次明确提出了基建。因此，可以预见基建增速的失速到平稳的回归。

　　正如我们八月投资策略标题“觉醒”所指示的，随着政治局会议的定调，相信大家对政策的迷雾有了更多清醒认识。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相信市场也会被慢慢推着往上走，具体可关注三条主线。

浅贝

高善文对当下宏观经济问题的解读

　编者按： 这两天，安信证券高善文博士的“热度”确实有点“高”了，引起了不少争议。记得多年前高善文在出版的《经济运行的逻辑中》曾提到，他曾经写过调侃自己职业的对联：上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

　　所以，有争议是正常的。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专业人士引发的热点事件中，大众通常更容易被感性的表达所吸引，但是对于得出结论背后的逻辑推演和证据往往会忽视。对很多业内人士而言，他们关注高善文更多的原因在于其多年以来的专业研究一直以来都在重点回答三个问题：一是经济走向，二是政策立场，三是资金松紧。无论判断是否正确，其初衷都是希望能够积累对宏观经济的认知，更好地作出判断。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近期高善文博士对几个热点问题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一、关于去杠杆

　　中国的宏观杠杆问题表面上是总量问题，本质上是结构问题；表面上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财政问题。着眼于主动去杠杆的总体要求，本质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操作方操作方法，一种是财政去杠杆，一种是金融去杠杆。这两种操作方法均着眼于减少经济活动中的债务积累，但存在以下重要差异：

　　（一）在信贷市场上，在信贷总量下降的同时，财政去杠杆将伴随着利率的下降；金融去杠杆伴随着利率的上升。

　　（二）在外汇市场上，财政去杠杆将带来资本流入的减少和汇率的贬值倾向；金融去杠杆将带来资本流入的增加和汇率的升值倾向。

　　（三）在实体经济领域，财政去杠杆和信贷利率的下降将造成民营投资被“挤入”市场；金融去杠杆将导致政府、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投资均被“挤出”市场。

　　（四）在出口领域，财政去杠杆通过引导汇率贬值进而可以刺激出口；金融去杠杆通过引导汇率升值将抑制出口。

　　（五）尽管两种去杠杆都倾向于直接减少总需求，但财政去杠杆通过对出口和民营投资的积极影响倾向于缓和和稳定经济活动；金融去杠杆则倾向于通过抑制出口和民营投资进进一步造成经济的收缩。

　　（六）如果信贷市场存在隐性担保以及所有制歧视，财政去杠杆将减少和缓和这些扭曲；但金融去杠杆将加剧扭曲，造成民营经济受到信贷减少更显著的影响，从而容易形成““误伤”。

　　（七）财政去杠杆通过诱导利率下降，信贷扭曲缓和以及出口和民间投资的改善，有助于稳定权益市场；金融去杠杆通过迫使利率上升、加重信贷扭曲、抑制出口和民间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抑制权益市场的表现由于这些原因，在中国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如果遵循财政去杠杆的路径，将更容易取得成效；如果遵循金融去杠杆的路径，可能事倍功半，还容易出现风险事件。

　　二、关于房地产的长期忧虑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地区和城市之间差异和分化巨大，建立长效机制需要立足供需平衡，因城施策，不宜一刀切。对于绝大多数二线以下的城市而言，关键在于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破除供应障碍，并合理控制住户部门杠杆；对于少数特大城市而言，在顺应 “都市化”红利、积极扩大供应的同时，要对市场进行分层，立足于通过政府补补贴、限制产权等手段面向低收入群体和社会重点人群进行定向供房，保障其居住权，并对其余社会群体继续立足于市场化配置。

　　对房地产市场长期的忧虑在于：大约 2025 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会基本结束，然后中国会很快进入到另外一个浪潮，即老龄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影响，中国的青壮年人口、即 20 到 40 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可能在 2030 年以后加速下滑，并持续很长时间。这意味着，从那以后，我们所面临的房地产市场基本的供求趋势，特别是需求趋势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逆转，即人口流入基本枯竭，城市人口逐步转向负增长。

　　2025-2030 年之后我们很可能会面临完全相反的情形，在一线城市人口停止流入的背景下，会发现房价面临的下跌压力是不可阻挡的，到那时候政府会不断出台种种鼓励购房政策，包括降低利率等，仍会发现房价的下跌难以抑制，正如东京后来把贷款利率降到 0，又鼓励外国人购房，但是房价下跌的趋势依旧持续很长时间。

　　三、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值的空间有限

　　本轮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起始于 4 月中旬，与美元指数反弹的起始时间高度重合，美元指数上行可能是本轮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原因。美元指数从四月中旬开始反弹，节奏上呈现先快后慢，而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呈现先慢后快，人民币贬值在节奏上转折的时间点大概在 6 月 20 号左右，正好与国务院释放定向降准信号的时间点一致，距离美联储鹰派加息过了两个交易日。货币政策节奏的差异和信贷环境的改变或许可以解释四月以来人民币贬值节奏上的变化。

　　随着去杠杆政策边际的放缓以及货币政策的宽松，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在岸汇率已突破 6.8，人民币汇率指数从 7 月以来也持续走低，目前已经达到年内最低水平。中美在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基本面的差异决定人民币兑美元长期汇率水平，美国经济的持续向好以及加息节奏的加快使得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压力较大。

　　往后看，六月下旬以来美元指数维持震荡，市场可能已经逐步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货币政策和经济复苏节奏上的差异完成定价，考虑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信贷市场偏紧的局面难以大幅改善，宏观经济依旧保持韧性，人民币兑美元持续贬值的空间有限。

　　四、关于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经贸关系近来摩擦不断，矛盾加剧。在这背后，当然有特朗普以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为导向的理念和风格的影响，这些影响未必具有长期性。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经贸领域对华奉行强硬路线，正在成为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两国经贸关系的基础，正在经历重大和不利的变化。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如何更好地管理未来的摩擦和冲突，需要系统性的思考。

　　要管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继续把经贸关系视为长期最重要的压舱石。一方面要全力维护好 WTO 这一多边机制，同时对于WTO 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应该就双方共同关切的核心利益、核心关系、核心做法建立准则，以此准则为基础，再进一步覆盖更多国家，从而完善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确立一个更加牢不可破的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这可能需要经过一段充满对抗性的过程，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如何实现这一前景，无疑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需要超越目前贸易争端的、面向未来的系统性思考。

　　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趋弱，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欧、美欧之间的自贸协议近期开展顺利，美国进一步出现在贸易上孤立中国的迹象， 这一点值得警惕。美欧近期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共同促进美欧零关税，并表示会与有类似想法的伙伴紧密合作，推动 WTO 改革，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其中所列行为均暗指中国，大有孤立中国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美欧所达成的是共识而非协议，双方在政府采购和金融监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较大，而且欧盟内部国家利益诉求不一，客观上增加了达成一致协议的难度。因此短期来看，美欧在贸易上孤立中国存在诸多困难，不过美欧贸易摩擦的缓和，美日欧在贸易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使得中国未来在全球贸易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五、关于宏观经济政策

　　面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显露和金融市场压力的进一步积累，近期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全面修正。具体来看，央行发布资管新规细则的通知，在核心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对过渡期问题、净值核算问题、投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并适当弱化了部分领域的监管要求，比如明确公募产品可以投资非标，对老产品不提阶段性压降要求，过渡期内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等。银保监会出台银行理财细则，基本精神与资管新规保持一致，同时降低理财销售门槛，对过渡期内现金管理类产品估值方法和过渡期后确实无法处置的非标资产处置不做一刀切处理。国常会对下半年政策进行微调，表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督促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引导金融机构保障融资平台融资需求等。

　　以资管新规的实施细则为着眼点，以货币政策的宏观审慎框架为依托，以积极财政政策为缓冲，去杠杆的政策开始从上半年金融单兵突进的阶段过渡到各项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发力的阶段，经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明显缓解。
“去杠杆”就像给经济的病体做手术，需要专业的知识、周密的准备和高超的技巧，不是简单依靠喊口号、表决心就可以实施的；也不是依靠“放水、收水” 的关于农业灌溉的形象类比可以理解和推断的。

　　未来经济和市场的走向将取决于这轮政策调整效应的落地进度和程度。

浅贝

中信建投：土耳其变局背后新兴经济体的宿命与反抗
中信建投：土耳其变局背后新兴经济体的宿命与反抗

　土耳其里拉近期的大幅贬值，引发市场对于新兴经济体出现危机的担忧。尽管市场喜欢将新兴经济体当作一类国家来讨论，但实际上，新兴经济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征是千差万别的。我们通过——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净债权占GDP的比重——两个维度，将新兴经济体分成四类。土耳其属于有债务的制造国，容易受到海外利率上升的冲击。但是，某个新兴经济体发生危机，可能导致海外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下降，某些与发生危机的国家类型不同、经济与金融联系都不大的经济体，也会受到资本流出的冲击，造成危机的传染。

　　从理论上看，新兴市场国家不能以本币获得外部融资，是其经济脆弱性的根源。这种特点使得一旦外部环境出现了变化，就可能导致一国陷入资本外流、国内资产价格下降、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一国受到多大影响仍取决于国内经济的稳健性。长期来看，很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史就是一部汇率贬值史，反映了经济政策的失当。贬值相当于通过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居民对海外商品与服务的购买力，来保持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相当于通过掠夺居民的储蓄，为政府前期不当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买单。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危机都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是衡量新兴经济体稳健性的试金石。从历史上看，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次新兴经济体系统性的危机，如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龙舌兰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并且呈现出了从一个国家向多个国家蔓延的特征。

　　由于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元融资的依赖度有所增加。而从13年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步收紧以来，新兴经济体至少受到了四轮大规模的冲击。而4月以来，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遇到的问题已经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五轮冲击。但通过正确应对，此前情势已有所缓和。而土耳其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尽管土耳其实际上在6月以来也进行了多次加息，但是总统埃尔多安似乎仍然执著于非正规的货币政策，并且在6月的大选后有持续干预货币政策的倾向，这使投资者不安，而美土关系交恶，美国制裁土耳其的消息就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了近期里拉的大幅贬值，对于新兴经济体产生了一轮新的冲击，也使得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产生了担忧。

　　目前，土耳其财长表示未来将确保货币政策独立，将实施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因该言论也缺乏足够的细节，未能挽回市场信心。我们认为，如果土耳其财长兑现自身承诺，回归正常路径，那么土耳其目前的危局有缓解的可能性。而从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整体的稳健性是有所回升的，因此，基准情形下土耳其的困境引发新兴经济体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大。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土耳其与美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继续采取非正常手段应对外部冲击，使得土耳其丧失外部融资能力的可能性。如果外债违约等极端情况发生，可能导致风险向新兴经济体，甚至是欧元区蔓延，需要我们未来进行持续观察。

　　正文

　　一

　　引言

　　2017年，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加快，而其股市也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青睐，相对于发达市场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超额收益。但是在2018年以来，尤其是4月以来美债利率的上升与美元指数的走强，导致新兴市场出现了显著的调整。而近日，随着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政治关系恶化，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18%，创下2001年以来最大单日的贬值记录，这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巨震。从巴西雷亚尔、南非兰特再到俄罗斯卢布，新兴经济体遭到了普遍的冲击，全球股市也都受到了重创。市场普遍担忧土耳其的危机，继续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蔓延，对全球市场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从历史上看，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加脆弱，国内股市与汇市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且在多数情况下问题可以在多个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传染，这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因此，本文先对新兴经济体的特征进行梳理，探寻新兴经济体脆弱性的根源，并对历史上新兴经济体危机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结合本次土耳其危机的背景与趋势，来判断在当前美债利率回升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何去何从。

　　二

　　新兴经济体的差异与共性

　　2.1 新兴经济体经济特征千差万别

　　尽管市场喜欢将新兴经济体当作一类国家来讨论，但实际上，新兴经济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征是千差万别的。例如我们熟知的、在新兴经济体中有代表性的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其经济特征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特征也就决定了它们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国内受到的影响可能也是迥然不同的。

　　因此，根据上文新兴市场国家脆弱性的几种不同来源，我们可以以两个维度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分类。首先是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衡量一国经济对于资源出口的依赖度，这一比例越高一般代表一国经济结构越单一；其次是净债权占GDP的比重——衡量其对于海外资本的依赖度。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划分，我们可以将新兴经济体分成四类。


　　首先是拥有净债权、但初级产品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债权制造国，这类国家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主，包括中国、韩国等，这类国家的工业结构相对完善，储蓄率相对较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相对要更强。其次是债务制造国，这类新兴经济体广泛的分布在亚洲、欧洲，土耳其、墨西哥等国也在该行业之列，这类国家工业化往往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对于海外资金有较强的依赖度。第三是债权资源国，包括沙特、俄罗斯等国，这类国家一般利用丰富的资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对于外部冲击能起到一定的抵御作用。第四则是债务资源国，很多拉美国家都是这类经济体的典型，经济结构的单一和对外部融资的依赖，使得危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单从经济特征上看，第二与第四类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海外利率水平上升的冲击，而第二与第四类经济体更容易受到资源品价格波动的冲击。但是在现实中，当外部冲击逐步开始向危机演化时，不同特征的新兴经济体往往会受到普遍的冲击，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2 新兴经济体危机的传染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尽管经济特征存在差异，但如果某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这可能造成海外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整体风险偏好的下降，某些与发生危机的国家类型不同、经济与金融联系都不大的经济体，可能本身经济是相对稳定的，但也可能出现因风险偏好下降带来的资本流出，即便实施相对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也不能将这种风险完全隔绝。

　　资本流动状态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一些国家出现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是债务危机的风险，引来股市与汇市的剧烈调整。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造成危机的内外部因素本身就存在着自我强化的作用。如果外部冲击出现，投资者风险偏好发生变化，导致资本流向逆转，会给本国货币带来严重的贬值压力；而货币当局为了抑制货币贬值，往往又要收紧国内货币政策，这又会给国内资产价格带来下降的压力。而资产价格的下降又会使投资者的信心受到进一步的影响，资本外流继续加剧。因此，资本外流加剧——货币贬值——国内资产价格下跌，新兴经济体常常陷入这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论是哪一类新兴经济体，都可能出现这种正反馈的过程，使得经济陷入困境。

三
　　三　　

　　新兴经济体：受伤的为何总是你？

　　3.1 新兴经济体的原罪

　　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起飞与开放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靠的是吸引海外资本，拓展海外市场。但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新兴经济体一般又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几乎没有新兴经济体货币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货币。因此，在与海外商品与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的会积累大量的外币资产与债务。而外币资产与债务在很大程度上又不取决于其本国的政策。在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高度联动的背景下，当发达经济体政策宽松，维持极低利率之时，其投资者为了追求高收益，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一般也会出现大幅增加。而无法以本币进行海外借贷，也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艾肯格林看作是新兴经济体的“原罪”，这是引发多种危机的重要原因。一旦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带来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就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也常常遇到资本流出的问题。例如在2016年实施了负利率之后，日本实际上经历了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现象，大量日本金融机构增加了对于更高利率的美债的配置。但是，日元在2016年却反而出现了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外市场仍有持有日元的意愿，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货币互换获得外币，相当于是以日元为抵押向海外市场借入美元的。海外投资者出于对日本货币宽松极限降至的担忧，押注日元升值，愿意持有日元。因此，这一过程并不会影响日本央行的外汇储备。即便经历相对严重的资本外流，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一般也不会出现国际收支危机。


　　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由于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一旦海外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投资者对其融资意愿一般会也会随之下降，本币便会出现较大的贬值压力，如果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会大量消耗本国的外汇储备，这又使得市场对于汇率的信心进一步动摇，并可能导致本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

　　而智利的例子也能证明这个问题。智利是拉美地区最为发达、开放和政治稳定的国家之一，其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均居拉美地区之首，被世界银行称为“拉美经济奇迹的发展样板”。自90年代以来，智利的财政一直处于稳健的状态，多数年份甚至还有盈余，1995年后标普的主权债务评级就达到了A-，其对于居民借入的海外资金实施无息的准备金要求，这种资本管制方法被很多学者推崇为“智利模式”。但这样一个非常稳健的新兴经济体，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中还是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金融危机以及其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损害了智利的外部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智利本应放松银根以刺激国内需求，就像同样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澳大利亚那样。但是，由于本币不是国际货币，风险偏好的下降带来的海外资本流出，还是给智利比索带来了严重的贬值压力，迫使智利央行不断上调国内政策利率，导致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股票市场在1998年的跌幅最多接近40%。

3.2 不当政策带来的脆弱性
　　3.2 不当政策带来的脆弱性

　　如果说本币尚未国际化的原罪，决定了当海外货币政策变化时，新兴市场国家都将面临一场大考，那么考试的成绩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自身因素有关。克鲁格曼曾经说过，新兴经济体为了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往往倾向于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但是又不能执行维持固定汇率制所必须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讲，汇率变化代表了两国之间竞争力的变化。在美国，美联储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法定职责是维持2%的通胀目标和促进就业最大化。而政府的财政扩张也要遵循较为严格的立法程序。在80年代以后，美国进入了所谓的大缓和时期，经济的波动性显著下降，经济保持了相对稳健的状态，而通胀也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而言，央行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很多国家政府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采取了高福利的政策，导致国内财政赤字大幅扩张。但是，一国的福利水平是要依靠国内收入水平的提升来维系的。当高福利超过了一国的承担能力时，通过印发钞票而筹资便成为政府难以抵挡的诱惑，因此很多国家存在超发货币的倾向，这也致使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持续性的高通胀。如果美国每年的通胀水平在2%左右，很多却新兴经济体常常出现高达两位数的通胀，那么这样的经济体自然难以维持与美元的汇率稳定。


　　而在多数经济体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不当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仍然会使一国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更加脆弱。尽管理论上，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该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但由于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往往使得在发达经济体的宽松周期中，该国自身的问题被掩盖。直到资本流动方向逆转暴露了前期积累的风险，预期的剧烈变化仍然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硬着落的风险。

　　长期来看，不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历史就是一部汇率贬值史。贬值相当于通过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居民对海外商品与服务的购买力，来保持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从本质上看，贬值正是政府通过掠夺居民的储蓄，来为其不当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买单的一种方式。

　　3.3 经济结构单一

　　很多新兴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在经济景气周期内为其带来大量财富与收入的同时，但也造成了部分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这些新兴经济体往往又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过于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例如智利与秘鲁相对依赖铜矿的出口、阿根廷相对依赖农产品(5.490, -0.04, -0.72%)、沙特与俄罗斯又依赖于原油等，这就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十分敏感。这也是其脆弱性的来源之一。

　　但实际上，大宗商品经常受到复杂的宏观环境影响，其价格的波动幅度一般要远远高于工业制成品。如果我们观察美国分产品的PPI指数，我们可以发现，与能源与非能源原材料相比，消费品以及其他资本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持续的下跌，可能会对部分经济体的经常项目收支带来较大的冲击，进而诱发部分新兴经济体股市与汇市的持续调整，国内通胀高企。例如2014年油价大幅下跌后，俄罗斯与委内瑞拉就出现了严重的冲击。而近期阿根廷危机与此前遭受旱灾以及农产品价格下降也不无关系。

四
　　四

　　历史上新兴经济体危机的原因与过程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的危机都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是衡量新兴经济体稳健性的试金石。从历史上看，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次新兴经济体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基本都发生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并且呈现出了从一个国家向多个国家蔓延的特征。

　　4.1  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一般都属于经济相对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经济体。拉美国家外债的快速膨胀发生在1970年代。这一时期，石油危机下油价的大幅上涨使得石油美元的出现，美元流动性处在相对宽松的状态。拉美国家也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财政收入有所提升，这也刺激了这些经济体采取了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外大规模举债，增加了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在1970年，拉美国家的外债总额只有212亿美元，而到了1982年时，这一数字达到了3153亿美元。而在这之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国的债务负担又最为沉重，占拉美地区的比重达到了68%。


　　而在1979年后，为了抑制顽固的高通胀，美联储大幅收紧了国内的货币政策，到了1981年中，联邦基金利率一度超过了20%，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5%以上，创下了二战后的最高水平。货币的紧缩政策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其他经济体为了避免资金外流，也开始了政策收紧，这使得国际市场上资金的借贷成本大幅上升。美元也在这一时期同步走强，这些因素都使得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加重。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这一时期内又开始出现下跌，这使得拉美国家的经常账户进一步恶化，减少了政府获取外汇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墨西哥在1982年8月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危机便扩展到了拉美国家的其他经济体。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速的大幅回落，国内通胀也大幅上升，经济陷入了长期困境。

　　这一时期，拉美经济体货币的贬值幅度令人咂舌。墨西哥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1984降至了1980年的约10%，而阿根廷比索大约仅相当于1980年水平的千分之一了，巴西在这一时期甚至引发币值的下降进行了4次货币转换。巴西与阿根廷国内的通胀水平最高达到过5000%和20000%，这就相当于该国居民的储蓄几乎被洗劫一空。

　　拉美国家在80年代中后期普遍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改变了原有的进口替代的战略，而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所谓的布雷迪计划，减免部分国家的国际债务，也使得墨西哥等国的借贷成本大幅下降。而为了稳定海外投资者对于国家的信心，拉美国家普遍又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阿根廷甚至恢复了货币局制度。在这一系列举措的作用下，接近10年的拉美债务问题才最终走向了尾声。

4.2  1994年龙舌兰危机：从墨西哥到阿根廷
　　4.2  1994年龙舌兰危机：从墨西哥到阿根廷

　　拉美债务危机的消褪带来繁荣景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尽管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开始趋于稳定，但是国内通胀却仍然处在高位。阿根廷1991年实施货币局制度后，在随后两年国内CPI同比增速均在10%以上，墨西哥的水平也是类似的，远远高于美国的水平，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币值出现了高估。币值的高估削弱了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它们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增长也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在这种情况，1994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又出现了重大的调整，在国内经济开始加速，失业率出现下降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6次，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3%上升到了5.5%。这也给拉美国家带来了资本外流加剧的现象。


　　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外部冲击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墨西哥开始选择了让国内货币贬值。1994年12月20日，美元对墨西哥比索在1个交易日内从1：3.46贬值至1：3.94，贬值幅度达到了15%。但是，货币的贬值非但没有解决墨西哥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这种贬值反而引起了海外投资者的恐慌，资金加速撤离、国内资产价格下降、贬值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再次出现。墨西哥比索在随后几年的贬值幅度超过了100%，而墨西哥也经历了比1982年更加严重的衰退，GDP增速由1994年的4%左右降至1995年-6%。

　　而墨西哥的问题也很快向其他拉美国家传染，尤其是阿根廷。尽管墨西哥与阿根廷直接的贸易与金融联系并不多，但是在墨西哥危机发生后，投资者对于拉美地区的风险偏好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资金也开始从阿根廷撤离。在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背景下，资金的外流相当于基础货币的收缩，这就造成了其国内信贷紧缩，部分企业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储户对于银行信用的担忧，又使得阿根廷出现了银行危机。而居民出于对比索贬值的担忧，在从银行取出比索后又争相将其换为美元，这又使恶性循环不断加剧。最后在IMF的救助下，阿根廷才勉强维持了币值的稳定，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却是难以避免的了，整个拉美地区的股票市场在墨西哥危机的作用下都出现了显著的下行。

4.3 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到全世界
　　4.3 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到全世界

　　1990年代初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一次温和的衰退，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维持了国内的低利率，这使得很多资本开始流入新兴经济体寻求高收益。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加快，国内经济增速不断提升，开始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流入。尤其在1994年墨西哥危机爆发后，整体表现相对稳健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海外资金的大量流入使得其泰铢、林吉特等新兴市场货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而这些国家的央行又意图维持其货币相对于美元的稳定，大量买入美元，这就造成了本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得信贷扩张加剧，资产价格泡沫隐现。


　　而东南亚国家相对于拉美经济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与日本的经济联系相对密切，尤其是日元经历了80年代后期的大幅升值后，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尤其是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这也是这些经济体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而在1995年后，由于日本银行业出现了严重的坏账问题，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降至0.5%，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分化加剧，日元开始进入了贬值周期。日元的走弱，也刺激了投机者开始了大量的日元套息交易，使得海外资本加速流入这些国家，造成了它们国内资产价格泡沫继续累积。而1995年也是一轮美元牛市开启的时间。对于盯住美元汇率的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元的升值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经常账户进一步恶化。

　　而到了1996年，随着美元升值的持续，外需的收缩已经使得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而泰国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的薄弱一环，其国内股市和楼市开始出现了回落。而1996年日本经济同样身处困境，银行坏账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开始收缩海外资产，这也使东南亚国家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剧，国际收支继续恶化，货币面临贬值的压力。泰国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开始买入泰铢，卖出美元，这又相当于国内货币的收缩，使得信用趋紧，并带来了国内市场的进一步下跌。国内资本市场的下跌又加剧了资本外流，泰铢贬值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当泰国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之时，资本外流、国内资产价格下降、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再次在泰国发生。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危机也波及到了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甚至韩国与日本在1997年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亚洲金融危机。

五
　　五

　　第五次冲击：新兴经济体的宿命与反抗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很多新兴经济体都在危机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不断有人呼吁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去美元化，扩大其他非美货币的使用范围。但实际上，由于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执行的超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元融资的依赖度反而是在增加的。美元在跨境借款中的份额已经从2008年的45%持续上升至当前的62%，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于新兴经济体依然有着较强的溢出效应。而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之际，很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5.1 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已经受到了4轮冲击5.1 2013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已经受到了4轮冲击
　　事实上，自从2013年美联储开始酝酿退出QE，引发了所谓“Taper Tanturm”之后，关于新兴经济体是否会出现危机的讨论从那时起便不绝于耳，新兴市场国家从那时开始已经经历了四轮规模较大的冲击。


　　在2013年5月到2013年末，美债利率一度大幅上行，超过3%，美元也迎来了一波短期的升势，前期资本流入规模相对较大、并且国内经济存在一定过热的印度与印尼首先受到冲击，货币出现了快速贬值。但这次恐慌的是由于在美联储长时间的宽松政策后，美联储释放了退出的信号造成的，此后美联储多次安抚市场，包括承诺长时间维持低利率，市场情绪随即有所缓和，并未带来时间过长的冲击。

　　到了2014年，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缩减QE规模，而欧元央行执行负利率的政策，欧美货币政策分化的扩大，美元迎来了一轮快速升值。而页岩油革命带来的原油供给提升，使得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下降，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国内通胀高企，货币加速贬值。这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以来受到的第二次冲击。

　　而到了2015年，在经历了前期的紧缩政策后，部分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普遍采取了进一步的宽松措施以应对经济下滑，这与美联储政策收紧的方向背道而驰。这种政策方向的差异，给亚洲新兴经济体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冲击。尤其是在2015年8月后，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主动将人民币贬值3%，这更是激起了全球对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恐慌情绪。前期资本流入规模大、外部敞口高的马来西亚受到的冲击最大，马来西亚林吉特的贬值幅度接近20%。

　　而在2016年，发达经济体黑天鹅事件频出，已经使得美联储放缓了加息的节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新兴市场面临的压力。但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元指数再度迎来了一轮快速升值，土耳其等国股市和汇市再次面临较大的压力。

　　5.2 土耳其发生了什么？

　　2017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之中，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速普遍有所提升，而美元指数又在2017年陷入颓势。因此，尽管2017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速度有所加快，加息三次，但是新兴经济体在2017年的整体环境是要优于2016年之前的。阿根廷在2017年中发行的长达100年的世纪债券还获得了超额认购。而近期似乎面临货币危机冲击的土耳其，其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土耳其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是对短期外债依赖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接近100%。高额的短期债务，使他们在美债利率上升的背景下，容易出现流动性风险。这是他们近期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而土耳其的问题又与其国内政治相关。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自2003年就任土耳其总理以来连任总理两次。在其任期之初，他大力推进国内的改革进程，控制住了国内高企的通胀水平，与东南部的库尔德人达成和平协议，获得了国际投资者的认可以及美国的支持。在他任上的15年里，土耳其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5.4%。但埃尔多安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位伊斯兰保守派，在2016年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推动土耳其日趋保守化，通过修 宪公投，将土耳其转向总统制国家，埃尔多安得以全面控制行政和立法权。他关闭媒体，逮捕法官和反对派议员，并有望连任至2028年。这使得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这一政治风险又带给土耳其资本外流的压力。

　　埃尔多安在政治上的转变，需要土耳其在经济上更强劲的增长，才能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他对货币政策保持了较高的干预度，指责利率为“邪恶之母”，希望逼迫央行降息以扩张信贷，他甚至自封为“利率的敌人”，并表示6月的土耳其大选后土耳其央行应听命于总统。这种态度使得土耳其在2017年的通胀率超过了11%，汇率也经历了大幅的贬值。

　　而在埃尔多安6月再次连任总统后，有关美国牧师布朗森的问题又引发了美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外交纠纷。布朗森在2016年土耳其政变期间遭到逮捕，并被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起诉，已经被关押21个月。近日，他被监狱释放，改为居家软禁，而美国则认为布朗森没有涉嫌犯罪的证据，要求土耳其恢复其自由。在遭到拒绝后，特朗普表示要对土耳其采取“大规模制裁”，并宣布冻结土耳其司法部长哈米特以及内政部长苏里曼在美账户，并禁止美国企业与其进行交易，此举再次受到土耳其方面的报复。而在上周，土耳其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赴美国就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讨论，而在10日代表团结束了在华盛顿访问回国，但却并未找到明显的解决方案。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美国现在与土耳其的关系不好，他已经授权将自土耳其进口的钢铝产品关税税率增加一倍至50%和20%。这一系列情势的恶化导致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

　　而土耳其里拉的贬值，也使得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产生了担忧。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三国银行对于土耳其的风险敞口达到了135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一国银行业对于土耳其的风险敞口就超过800亿美元，而土耳其全部的外汇储备不过820亿美元。而土耳其对海外银行40%的负债都是以外币计价的。随着近期里拉贬值的加速，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已经开始密切关注欧元区的几家大型银行在土耳其业务的相关情况。而周五里拉的贬值也导致了欧洲银行股的重挫。欧元兑美元汇率也跌破了1：1.15，创下了超过14个月以来的新低。


　　除了与土耳其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的欧洲，很多与土耳其相距遥远的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资本外流的冲击。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货币同时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危机似乎有像新兴经济体蔓延的迹象。在此影响下，全球风险资产价格都出现了显著的调整。

　　5.3  新兴市场什么值得担心？

　　实际上，在4月美元指数开始反弹，美债收益率上行以来，不止土耳其一个新兴经济体出现问题。事实上阿根廷等国也出现了类似货币危机的征兆，但是它们通过加息、申请IMF援助等果断的措施，已经使得危机相对平息，并没有出现风险的蔓延。尽管土耳其实际上在6月以来也进行了多次加息，基准利率已经上调至17.75%，投资者对于里拉的负面情绪当时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总统埃尔多安似乎仍然执著于非正规的货币政策，并且在6月的大选后有持续干预货币政策的倾向，这使得投资者不安，因此美国制裁的消息就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周五土耳其里拉大跌后，埃尔多安表示目前土耳其正在面临一场经济战，呼吁民众将欧元、美元、黄金换成里拉，这一言论引起了里拉更大程度的贬值。在埃尔多安谈话结束后，埃尔多安的女婿、财长阿尔巴伊拉克（Albayrak）宣布土耳其将采取新的经济路径，新经济路径的第一阶段将持续到2019年，目标是经济的再平衡；第二阶段将是可持续和健康的经济增长；第三阶段将是更公平的分配。土耳其将确保货币政策完全的独立性，实施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重塑预算平衡并改善其质量。但这与他在今年春季宣称的——政府要对央行货币政策增大影响力——的言论大相径庭。而且，这一言论也缺乏足够的细节，也没有立即采取加息行动安抚市场信心，未能起到挽回市场信心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土耳其未来何去何从仍然取决于是否将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风险的蔓延。如果土耳其财长兑现自身承诺，采取果断措施加息，并积极与国际组织沟通，那么土耳其目前的危局仍然有缓解的可能性。尽管短期土耳其里拉仍然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但是土耳其依然会保持自身获得外部融资的能力，以避免债务违约等极端情况的可能。




　　尽管新兴市场在3月后出现了普遍的调整，但是从整体上看，在2013年后，新兴市场已经受到了持续的冲击，对于海外短期债务的依赖度都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对美元汇率相对于2013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重估。而且在经历了2013年以后的资本外流之后，多数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都已经采取措施限制信贷的无序扩张，因此新兴经济体整体的稳健性是有所提升的。而在2017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背景下，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实际上有所回升，加息的举措暂时不会引发经济进入衰退。

　　未来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持续，新兴经济体可能会持续受到资本外流的考验，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后周期时代，美联储加息也已经接近下半场，强势美元周期已经接近尾声，新兴经济体整体的外部环境仍然是可控的。因此，在基准情形下，我们依然认为土耳其的困境引发新兴经济体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大。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土耳其与美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继续采取非正常手段应对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如果未来土耳其发生外债违约等事件，这可能导致风险向新兴经济体，甚至是欧元区蔓延。这需要我们未来进行持续观察。

浅贝

大基建归来：印钞放水 与2008年四万亿刺激有何区别？


内有去杠杆和产业转型期的经济下滑之痛，外有中美贸易战封锁打压的夹击，为稳经济、保增长，中国的大基建正在归来。

不知你是否有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印钞放水拉动经济呢？

8000亿！大基建归来

先看一则新闻：

近来，发改委投资司分赴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实地调研，目的是为了做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什么意思？房地产要建长效机制，大基建也要搞顶层设计。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是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大基建的顶层设计，则是为了下一步利用基建拉动经济制定规则。

是的，ZF印钞、基建刺激经济的一幕将再度上演。

首提基建稳经济是在央行和财政部互怼后、于7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其中提到：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在安排地方财政赤字8300亿的基础上，要加快1.3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度，争取早见成效。

7月26日，总理在西藏考察总投资2700亿元的川藏铁路时指出：要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加快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7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抓住主要矛盾，采取争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

由此，加大基建、稳定经济的方针得以确认。8月初，中铁总公司人士确认“2018年铁路固定投资额将重返8000亿以上”，而原计划的安排7320亿，是自2014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除川藏铁路外，和田至若羌、西宁至成都、盐城至南通、南昌至景德镇至黄山、长沙至益阳至常德铁路均计划于2018年下半年集中开工，铁路基建投资加速推进的态势相当明显。

于是，很多人会自然的联想到：央妈要放水、财爸要花钱，这洪水滔滔流向哪里？肯定是钱要变毛、物价要涨、房价要飙啊，2008年四万亿刺激的成果可历历在目。

基建刺激经济，为何中国能？

放眼全球，因印钞放水而造成恶性通胀的国家无疑是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了：津巴布韦曾出现100万亿元的纸币——这么多钱也就只能买两个鸡蛋。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今年委内瑞拉通胀率将达1000000%——就是说，去年一个馒头1块钱的话，今年得卖到1万块。

也因此，大家对货币放水深恶痛绝：钱多了，钱就变毛了，财富被洗劫；钱多了，房价就涨了，更买不起房了……由此推论出——被收割、被洗劫、做了接盘侠……

问题来了：为什么津/委两国印钞放水造成了恶性通胀，而中国自2008年以来的大放水却没有恶性通胀呢？

因为中国印钞放水创造了增量财富，津/委只是纯粹的印钞增加了货币量、却没有增加财富数量。就像一个超市一样，中国印钞不仅增加了货币的数量，还增加了超市里商品的数量；而津/委两国只是增加了货币的数量，并没有增加超市里商品的数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而津/委两国只是二三千万人口的小国。

人口多就能通过印钞刺激经济、创造出新的财富吗？当然不是。1.8亿人口的尼日利亚、12亿人口的印度就很难通过印钞刺激经济。

为什么呢？因为尼/印两国的工业体系不完善，人口虽多只能在农村从事效率低下、价值低端的工作，这些数量巨大的穷人生产不出大量的商品、也没能力消费大量的商品——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新的需求。

政府通过印钞花钱刺激经济，只能发生在工业体系完备、且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这是大国的红利、天然的优势。

现代工业体系，大致可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而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这些完备工业体系的国家——从布料皮革的制造、到鞋袜衣帽的生产、再到商品的流通配送；从钢铁的冶炼、到零配件的制造、再到汽车机器的组装……

每一个行业的上下游零部件、半成品、制成品都能生产（目前中国缺的是原材料和高科技，如石油/铁矿石和芯片），这就是中国能放水拉动经济的根本。

经济是劳动的相互交换

经济就是商品和服务的彼此交换，而商品和服务又都是由劳动创造的，经济的本质就是大家彼此交换各自的劳动。

农民种田收获了粮食和蔬菜，把粮食/蔬菜出售后换到了钱，再用钱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衣袜鞋帽、电视冰箱、子女教育等；工人制造出工业品，出售后换到了钱，再用钱去购买商品和服务：米面肉油、房子车子、旅游电影……

有人会问：A先生，你只是写写字，提供了什么劳动？创造了什么社会财富呢？

真是个好问题。

我做的是脑力劳动，劳动的成果是你看到的文字。

因我写的是财经，就会影响到你的投资理财决策，你正确投资会赚更多的钱——实质是把资源配置到更合理的地方，所以收益更高。城市写字楼里的广大上班族，做的就是协助社会资源更优配资的活，从而加速商品的生产、劳动的交换。

一个国家，只要产业种类足够多、上下游产业链足够长、人口数量足够多，人们就可以彼此交换劳动、满足对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从而让经济活跃起来。

基建拉动经济的原理是这样的：

政府要修建一条高铁，于是开始印钞，一部分钱流入了设计/勘探，带活了这个行业。

中铁公司要购置车厢，带动了设计研发、整车组装、零部件供应、钢铁铝等原材料、钢铝冶炼等上下游行业的兴旺。中铁公司要铺设轨道，带动了钢铁上下游产业链——从钢铁冶炼到制成铁轨、枕木上下游产业链——从山石开采到制成水泥枕木等一连串的繁荣。

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物流、通讯、金融等需求。就业由此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劳动交换由此完成。而这所有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组装物流等都在哪里完成呢？对的，全在中国，是用人民币创造中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人民币是由中国政府印的。

尼/印/津/委等国要想修铁路，因工业体系不完备，需要外国人设计、需要进口钢铁、水泥、车厢……反而促进了他国的工业和就业，可其他国家只认美元，尼/印/津/委等国印的钞票别国不要啊。

既然如此，基建不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永动机吗？为何还会因基建放水招致吐槽一片呢？

基建放水拉经济的副作用

当基建不足时，印钞扩大建设非常有益，但到达一个度就会过剩、产生浪费——高铁修得太多，超过需求、上座率就会低，车票收入不足以支付债务的利息；高速/机场修好了，车少、乘客少，过路费和机票收入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这就是债务负担。

地方政府债就是这样来的：前些年大量印钱刺激经济、建设新区，修了地铁、修了桥梁道路、铺了水电管网等，而今空无一人，没有使用产生不了收益，也就还不了之前的贷款。

有人会说：高铁/高速/机场等建设不能仅考虑经济收益，还要考虑国家战略——中西部虽然需求少，但必须建设，否则东部越来越发达、西部越来越落后，这会影响国家安全统一。国家印钞就维持着呗。

有道理，但会产生副作用：一轮基建刺激后，印出来的钱若找不到新的投资项目，大概率会进入楼市、股市等资本市场，进而推高价格、产生泡沫。推高股市负面作用较少，因为股票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但若推高房价则会带来民怨——房子是能住的、且具有民生公益属性，这就是这些年货币放水最大的吐槽点。

而今中国经济“内忧外患”，在内外夹击下不得不再次采用基建刺激经济的老路——2008年四万亿出台的背景，其严峻环境远甚于当下，想想当下、再推测至十年前，就会对政府政策多些理解。

打打嘴炮、事后诸葛亮似的高谈阔论一番谁都会，真正面对困难、力挽狂澜的去解决问题真的太难。

世界太复杂，智慧的人不会偏激的只看一面，也总是在付出与回报、成本与收益、得与失间做出一个抉择——现实中，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

这次基建刺激经济的总基调是：不大水漫灌，要精准刺激，（印钞放水要）相机而动适时预调微调。

但求这次能如人所愿，但愿这次放出的水不再最终流向房地产。

浅贝

​经济下行压力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有哪些？

经济下行压力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有哪些？

文丨学经济家

4月19号官方高层会议的决定里，很罕见的提到这一句，正好对应了我前一篇刷机学反复介绍的“结构性宏观”和“组织行为学”：


既然官方能公开提到，那就壮壮胆子把结构性因素列出来，基础框架一篇就能明白。体制性因素嘛…就不猜测了。为了减少情绪和立场的打岔儿，模拟某个美国投资基金的内部讨论的体裁，先旁观他们的就事论事。

“结构性改革”有哪些绕不开的基础架构？

研究员A：各位好。今天我主讲中国的经济结构、结构性改革需要达成的基础框架、可能路径和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

这和我们以前讨论的市场机会或者行业机会大不相同。简单说，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本应该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平相当，不论是有形资本存量，管理、技能和研发等无形资本，追求财富的动力和勤劳等亲商精神。如果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和力度理想的话，那会在几年内“浮现”出人均2-3万美元GDP的状态，而不是“发展”到人均2-3万美元。

在我看来，人均财富未能“浮现”有几大结构性的障碍，和美国日本韩国西班牙的历史结构一对照就非常显眼：

①

中国有83万亿元的国企净资产，超过国债和地方债总量。换句话说，他们政府的实际负债率是零。你想象一下美国政府加抽2倍的税把国债清零，那一半以上企业会倒闭，会穷的不如墨西哥。

②

他们有5-6万亿美元的资本输出，却拒绝5-8万亿美元想进入中国的外资。作为对照，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股票和国债约占GDP的一半，韩国台湾股市的约3成、日本股市的约5成由外国人持有，大多数OECD国家的外资持有的股票债券占GDP在30-60%之间。而中国呢，2.5%吧。

③

他们有超过美欧总和的M2，但可流通土地不到1%。美国1亿套私人住宅大约30万亿美元的财富，但中国有2亿套农村住宅，政府不准流通，不准贷款，也不鼓励搬迁到市郊，至少十几万亿美元的财富没能浮现出来。而另外几十万亿美元的城市住宅又被过度追逐，处于泡沫危险中。

④

奇葩土地制度导致他们还有2亿户6亿多农民，户均耕地仅有0.6公顷约1.5英亩，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在2200美元左右，不到城镇居民的4成。短期看是产能过剩、进口不足、支撑不住已有债务的循环，长期影响是打击生育，10年以后是老龄化主导一切了。


因为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存在，中国比东亚模式还要糟一些，老龄化更早也更剧烈。日本韩国台湾都经历了一个高速城市化20年、人均GDP增长20倍（名义美元）的一个腾飞过程，而中国其他方面都能达到20倍，唯独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重大的缺口。

投资经理B：天哪，这每一项都是几万亿美元的钱，但我一个都不知道。难道这几年来我研究和拜访中国所接触的，不是fakenews就是fakeresearch？！

研究员A：不奇怪，您这是标准的美国主流精英，对美欧以外的认知是运行在虚拟机系统上的。

投资经理B：那经济增长停滞、债务危如累卵，其实是这个结构的后果，就好像发烧是感染的后果。从投资收益率、收入循环角度看，高税率、高社保费率，相当于从企业家和工薪过多的抽水；农村土地制度是关断了一半人的水源。这两条修正过来会涨到飞起…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研究员A：问题不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所以正确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没能改过来？”，“这次哪里有可能改？”。

先说第一个最反常的国债国资结构。中国是抽取重税重费来积累国有企业资本、公共事业资产，结果把买家割没了，那资产也白积累了。增值税率此前为16%，约是美国日本消费税的两倍；社保费率接近40%，如果加住房公积金则约50%。太多现金流被政府抽走，一方面压制企业家的利润、新增投资雇佣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压制了工薪收入和消费。而减税降费会导致一个双倍改善，一是企业利润率上升，会追加投资、雇佣、加薪；而更多的雇员薪酬又会提升消费，变成企业的新增收入。这是投资人最想看到的事情：利润率和营业收入同时增长，双击。

这个空间可以有多大呢？

看一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呢，非金融国有企业净资产67万亿，金融国企净资产16万亿。政府净负债呢，国债约16万亿、地方债约20万亿。政府经营性的净资产就比公共债务多出来47万亿。这不包括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20万亿净资产，和几十万亿政府和国企持有的可出售土地中超过账面价值的部分。

换句话说，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实际是零，按照通常GDP的60-100%的公共债务比率计算，可腾挪空间非常大。83万亿国资除了必要的合并、出售、偿还地方债务、补偿离职的国企和政府雇员外，大部分划转社保，可以把社保费率降低到20%以下。地方政府的贷款、欠帐以及当地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全部用省市县镇级的买主自负的地方债置换，以房产税和土地出售作为还款来源，估计约三四十万亿元。

这样看来还有二三十万亿元的减税空间，足够把增值税率落到美国日本消费税率的水平，5和8%两档，经济增速可以连续保持在10%以上。

第二项是开放资本流入，卸掉外储肿瘤。这需要减税和国资改革，国债和流通股票扩容几倍，否则真没多少可买的，一是规模不够大，二是公司治理很糟糕。中国很多国企，甚至民企，经常执行一种“做大做垮”的自保策略。业务尽可能多元和复杂，债务尽可能高，这样可以避免上级官员把你换掉。几十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或者GE的家电业务，一个额外收获就是，官员们不太想动你了。

投资经理B：像是HP收购康柏，公开说是协同效应，真实想法其实是稀释股东，缓解创始人家族股东的压力。

研究员A：对。但惠普只是偶发的，而中国的190万亿资产的国企们大半如此，因为赚钱自己也分不到，反而有可能被一纸调令干掉。我想他们大多数是非常希望挣脱的，拒绝改革的其实是具体任命和管控他们的那些人。

回来估算一下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外资流入占GDP的30%（而达到平衡时GDP约150万亿元），那大概会流入6万亿美元。为了避免大幅升值，需要开放进口，贸易大幅逆差，并且把外储抛出——他们的养老金、保险公司还有居民也需要配置海外金融资产，企业家们也需要海外投资。

但中国一直拒绝资本开放，宁可勒紧腰带输出几万亿美元。传统观念认为资本约等于剥削，当初反对加入WTO，认为外资会让中国失业破产、贫穷动荡。还好他们失败了，这十几年来上万亿美元的制造业FDI，以及同步落地的厂房设备、管理技能规则和海量订单的现金流，是中国远胜过印度的主要助力。

当下反对资本市场开放的，是上面错误的升级版，坚信拉美和东亚危机是由邪恶的外部金融资本导致的。事实是拉美和东亚的错误，是限制外商投资，把看好的机会留给自主产业、国有经济或者裙带关系。这才是大错的根源，因为债务是硬的，而国企和裙带们是不可能赚钱还债的。次要错误是不肯贬值一直撑到垮坝，最后的错误就是归罪于外部势力，卸掉国民对自己的不满。如果外资导致危险，那欧美吸收的外资可比他们多的多了。

外商来投资教育医疗金融娱乐，或者仅仅是购买国债股票赚点高息补充养老金，那也提升了这边的能力和收入。这笔钱变成对美采购了话，又提升了美国工人的收入，银行追着他们放贷，他们就又多买了中国的商品、再次拉动中国的就业和收入。西班牙葡萄牙的那些下午三四点就不怎么认真干活的人，没有三星高通、谷歌微软、默克辉瑞、花旗美林、波音丰田，也能收入两三万美元，就是因为他们完整的加入了这个游戏。

但是不被英美敲打着的都不太情愿加入，表现出民族主义或者重商主义。其实背后都能找到管制利益，比如操控企业才能保证当期还有退休后的长期利益，自然要阻拦那些不肯跪下叩头的外资–你不服从，行业里就都不服从了。所以管制国家和外部必然有贸易摩擦，乃至战略和军事摩擦，而追究到最后还是官员精英们的小算盘。美国的官制是特例，经济相关的联邦官员都是短期的，还要回到华尔街商界或者律所，收入要高几倍，就不愿意使坏被同行鄙视和抛弃。

投资经理B：怪不得当年和日本谈判那么久也基本白搭。我还一直以为日本人民族性什么的。这次中美谈判估计也会是如此，你发烧了，他泼冰水，就这么一遍遍的折腾，开不准药方。

研究员A：研究美国以外的与制度和政策相关的市场机会，绝不可以忽略官制。严重损害总体利益的却长期持续的，那多半是某一部门官员的权力边界比较硬。不过这正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世界。

回到农村土地住宅流通、农民收入这两条上。2亿农户、6亿农村人口、1.3亿公顷土地。土地面积差不多，农户数量差100倍。依靠进城打工和转移支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2200美元，不到另一半城镇人口的40%。

而且3亿农村劳动力中有1亿人60岁以上，还有1亿人未来10年超过60岁。如果农地还这么碎片，那年老抛荒就足以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跌了。


可惜这十几年来一直反向操作。东部城市极度缺地，（类似于加州房价几倍于其他州，而旁边就是大片葡萄园）；而内陆城市则给与大量扩张指标，修建了可以承载几亿人的新城但空着。这是所有债务中最难处理的，因为未来三五年婚龄人口（1996-2000年生）比前几年高峰（1986-1990年生）要减少40%，而开发中住宅、储备土地和为储备土地所借的债务，都处于历史最高位。

现在有点儿周转不动了，所以急忙宣布了一次减税，争取时间。真正解决方案呢，还是是得允许70-80%农户迁到城镇郊区。财政余力尚可、可以扩张的城市需要购买“宅基指标”，进城农户把指标款又变成了城市的首付；其在农村的农地经营权需要转让给专业农户。用一亿多套新建的联排独栋，把储备土地和债务、过剩建材家电产能消化掉，同时这六亿人的人均收入看齐城镇居民。他们的就业则需要放开教育卫生体育娱乐和其他服务业的资质限制、用地限制，降低租金和管制压力，让服务业充分自由发育，像其他OECD经济一样占到70%。

除此以外，都各种凶险，拖延的窗口期也快没了。


从上图可以看出，未来10年中国将有2.3亿人左右退休，20年后是每年死亡约2300万人，按照现在模仿香港的城市化路径下去，生育率也会和香港差不多，那时新生儿估计每年800万人吧，增长率和资产价格的收缩会比日本更严重，日本毕竟还有55%左右的独栋，生育率能接近1.5。

投资经理C：信息量很大，需要花些时间弄清楚。看着中国农民的年龄结构，我回头研究一下美国农地和加拿大林地。

投资经理B：要留意美国乙醇汽油每年就消耗1亿吨玉米，现在要求取消的声音不小，另外还要评估俄罗斯的小麦潜力。

研究员A：一亿吨玉米大约是中国粮食产量的1/7，或者他们现有城镇住宅占用土地的6倍。他们总是说中国粮食再进口一亿吨就全球粮食危机，其实是为了保自己的官位和经营了一生的人脉，干扰决策和阻拦执行不会受到什么惩罚的。

我复述一下中国应当达成的结构：

1）国资划转社保，采用市场规则而非政治和官僚规则；社保费率减半，取消住房公积金；

2）省县和重要的镇，所有隐性负债应当全部转为买者自负的债券，征收房产税支撑新增债券；

3）增值税率下调到5%和8%，赤字用增发国债地方债弥补；

4）通过宅基指标交易，将75-90%的农户城镇化，新住房以联排独栋为主；

5）专业农户经营规模扩大3-10倍，农地和住房都可以抵押贷款流通，经营风险由农业保险和政策性银行分担；

6）国债和股票几倍扩容，对全球开放；资本开放、卸掉外储、汇率浮动；

7）教育、医疗、体育、休闲等行业由地方自主；

8）促使印度、印尼、非洲等经济体开放市场，鼓励企业家转移普通制造业；再多十几亿人离开贫穷，中国的电力电信铁路机床汽车等行业才有市场支撑。

这大概是一个人均2-3万美元经济体最基础的资产负债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城乡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

投资经理B：这些我就明白了，太熟悉了，OECD都是这样子的。

研究员A：愿望很美好，可是现实中的发展目标或者解决方案，通常是从保住和扩张部门权力的角度出发，或者避开某些部门的忌讳，反而往往成为结构冲突、经济停滞和金融风险的源头，所以路径是很不确定的。

浅贝

审计师遇上“难题怪题” 18家银行年报延期“交卷”


　每年3月、4月是银行年报密集披露的时期，日前年报季已落下帷幕，部分银行2018年的年报却并未如期而至。

　　根据中国货币网披露的信息，经《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0日，有20家银行发布了2018年年报延期披露公告，其中包括13家农商行、6家城商行以及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截至发稿，这其中仅景德镇农商行、浙江温州鹿城农商行分别于5月中旬、下旬披露了去年年报，其他18家银行的2018年年报目前仍然“缺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当中有7家银行已是连续数次“失约”。

　　一个难以忽视的现象是，去年农商行“爆雷潮”的阴影似乎并未褪去。根据公开数据梳理，上述18家银行中，有8家农商行近年来资产质量明显下滑，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盈利表现也受到拖累。

　　多为“审计工作仍在进行”

　　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金融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应于每年4月30日前向投资者披露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包括发行人上一年度的经营情况说明、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等内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中国货币网披露的信息发现，截至目前，仍有18家银行尚未披露2018年年报，其中包括11家农商行、6家城商行以及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

　　11家农商行分别是：山东邹平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邹平农商行）、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广饶农商行）、山东诸城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诸城农商行）、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寿光农商行）、山东博兴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博兴农商行）、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桐城农商行）、铜陵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铜陵农商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贵阳农商行）、南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南昌农商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柯城农商行）。

　　6家城商行分别是：吉林银行、保定银行、锦州银行、湖州银行、邯郸银行和攀枝花市银行。而从延期的原因来看，各家银行公告的年报延期原因则是五花八门。

　　多数银行将年报延期归因于审计工作尚未完成，例如邹平农商行、桐城农商行等6家银行就直言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或“尚未结束”；诸城农商行等3家银行则称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无法如期完成该行2018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寿光农商行等3家银行表示年报尚未完成。

　　多位审计机构从业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尽管确实会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因人手不够、工作量大而忙不过来的情况，但该理由还是比较牵强。

　　某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表示，需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审计机构无法按期提交报告，正常都能按期完成。事务所会提前预估每个项目所需的人手，人手不够会提前招聘。如果是工作量太大，审计机构配备人员不足，这是审计机构的问题，不排除一些小型事务所可能存在人手不够的情况。如果是企业自身问题导致报告延期，不能说是审计机构的问题。

　　“但是从职业的角度，延期是不允许的。所以多数情况都是企业无法确定数据，或者企业与事务所对某些数据有分歧。”上述人士表示。

　　也有审计机构从业人员表示，审计工作开展之前都会有时间和进度计划，如果无法按期完成，则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若未能按期完成审计报告，可能是在审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增加审计程序、收集更多资料等。

　　此外，吉林银行等3家银行的年报延期原因则是“尚未完成内部审批程序”。

　　湖州银行在延期公告中仅提及“已向中国银保监会湖州监管分局申请延期对外披露2018年度报告”，并未表明具体延期原因。湖州银行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延期是因为该行董事会比较晚开，“4月份刚开的”。

　　7家银行再度“失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8家银行中，有7家银行曾在去年的年报披露时间点就已“失约”。

　　从中国货币网披露的信息来看，寿光农商行已是连续第4年延期披露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因“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本行2015年审计报告”而延期披露，此后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的年度报告均因相同的理由，即“年报尚未完成，相关内容尚需完善”而延期披露。

　　类似于这种连续数年延期披露年报的情况并非个例。

　　吉林银行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的年度报告均因公司尚未履行完毕当年年度报告的内部审批程序而延期披露。同样，南昌农商行、浙江衢州柯城农商行以及攀枝花市银行也是连续第3年延期披露年报。邯郸银行和恒丰银行则是连续2年延期披露年报。

　　作为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近年来，因之前两任董事长先后被查、高管内讧等话题而处于舆论漩涡中。在2018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公告中，恒丰银行解释称因2018年“年度审计工作尚未结束”，这一理由同样出现在该行去年的年报延期公告之中，而该行2017年的年报至今尚未披露。

　　根据恒丰银行2019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书，截至2018年9月末，该行资产总额为1.05万亿元，较年初缩减21%。2018年前三季度，该行实现净利润26亿元，而2017年及2016年，该行分别实现净利润76亿元、92亿元，对比之下，单靠去年第四季度的表现追平2017年净利润的可能性较低。

　　8家资产质量下滑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18家银行中，有8家农商行近年来资产质量明显下滑，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盈利表现也受到拖累。

　　去年，相关评级机构对这些银行出具的评级报告中，部分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及债项等级遭到下调，有些评级展望被调至负面。

　　资产质量因素是否会影响到银行年报披露进度呢？在一些审计机构从业人员看来，两者也会有一定的联系。比如，银行要证明某项资产不会坏，那就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这当中可能就会有时间问题。

　　连续4年延期披露年报的寿光农商行，在去年“姗姗来迟”的2017年年报中，因未按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而被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

　　审计机构认为，若足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及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该行2017年度的净利润将减少7.54亿元。而根据寿光农商行当年的利润表，该行2017年全年实现净利润仅0.66亿元。这意味着若按审计机构的意见足额计提相关减值准备，该行当年将大幅亏损近7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去年7月，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寿光农商行出具的评级报告指出，2015年以来，该行信用风险集中暴露，资产质量大幅下降。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4.22%，2018年一季度末和二季度末，这一指标分别上升至7.94%、8.37%。2017年末，该行的拨备覆盖率降至100.84%，已是不达标，而该指标在2018年一季度末进一步下滑至53.99%。

　同样在山东地区的邹平农商行，资产质量也是不容乐观。去年7月，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对该行出具的评级报告显示，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达到9.28%，同比上升6.8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下滑至59.28%，远低于监管要求。而根据邹平农商行2018年一季度信息披露报告，2018年一季度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上升至10.49%。

　　尽管桐城农商行尚未披露2018年年报，不过今年1月，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行出具的评级报告中，披露了该行2018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相关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至12.25%，同时拨备覆盖率降至25.20%，远低于监管最低要求。资产质量的下滑加大了拨备计提压力，2018年该行母公司口径净利润为0.70亿元，仅为2017年的43.73%。另据公开资料，诸城农商行和铜陵农商行同样于去年不良贷款率明显上升，且拨备覆盖率均低于监管最低要求。

浅贝

乌镇再无土豪夜宴


过去5年的互联网大会，总是要等到秋末初冬的时候。所谓水乡冬日别有风情，是一种刺骨难耐的湿寒，大佬们围在火炉边，靠着一杯黄酒来暖身子。


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十月的阳光还带着小春的气息，互联网大会就急匆匆地开幕了。看见没，这次拉着雷军到水边畅谈5G的央视女记者，还穿着小裙子呢。





壹
从“丁磊饭局”到“东兴夜宴”


每年四季度在乌镇召集的这场“互联网大会”，是一个规格相当高的国际论坛。但是，对于互联网大佬而言，每年的乌镇大会，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吃饭。

吃饭好啊，可以交朋友、不忘谈生意、还能排座次。


2014年，首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作为最老的“70后”的丁磊，一时兴起，拉上田溯宁、张朝阳、沈向洋等8位大佬攒了个“老男人局”。


一年又一年，相同的是饭局，不同的是局中之人。


2015年，“丁磊饭局”的排场开始扩大，李彦宏、刘强东等11位互联网大佬都赫然在位。随后的2016年，饭局再次扩容到17人。


到了2017年，直接来了20多位大佬，干脆玩成了“流水席”。那时有人笑称，市值超过5万亿的“互联网行业半壁江山”，都在这四张八仙桌子上。





2017年，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是多少有点高光的一年。


彼时而言，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8月，滴滴成功干掉Uber，在中国共享出行领域“一家独大”，象征着中国互联网行业野蛮生长与白刃混战，接近尾声。


2014年9月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万”以及在随后11月的首届乌镇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互联网+”等概念，意味着中国互联网行业作为一个集体的正式登场。


“补贴——扩大用户数量——培养用户黏性——盈利”：互联网行业的模式与生态，天生就对资本有着吸血般的渴求。


但是对于一家公司，能否拿到钱来烧，不仅取决于项目质量，取决于资金松紧，还取决于宏观环境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所以，烧钱是一场马拉松，而资金方与项目方则如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对项目方而言，大浪淘沙，赢家通吃，最后剩下的是金子；而对资金方而言，ABCD一轮轮地转手，最终一定是交到那些“南山高盛”、“西溪高盛”、以及一些低调的大型风投私募的手中。


这个过程，便是人们口中常说的：互联网上半场。


2017年，丁磊的“百家宴”已经人多人杂，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见面点头握手，说不定还要派名片。剩下的呢？就负责夹菜转盘子了吧；


于是，另外两位大佬——王兴和刘强东——干脆自己组局，拉上程维、姚劲波、张一鸣、宿华（快手）、周源（知乎）、王晓峰（摩拜）等人。


这些人，与其说在一起吃饭，倒不如说是上朝。


众星捧月，在一众西装领带之间，谁敢只穿一件圆领衫呢？


王兴和东哥，一左一右。而雷军周鸿祎来捧场，虽不是坐在下首，但也得离聚光灯稍微远那么一点点。


一句话：这些“局中之人”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公司，都是“南山高盛”参投的。





局中杯酒，局外江湖。从“丁磊饭局”到“东兴夜宴”，不变的是乌镇的饭局，变的局中之人，是中国互联网江湖的格局版图。


聚义堂，排座次，版图已定，握手言和。2017年的乌镇大会，从某种意义上，仿佛吹响了中国互联网混战与厮杀的上半场的结束哨音。

贰
疆埸从未平静


但是，正如微软CEO比尔盖茨所说，微软距离破产只有18个月。互联网行业，从来都不会真正“握手言和”。


“通过烧钱积累起来的用户，是冲着补贴来的，一旦你开始收费，客户就会离开。同时只要有新的玩家进入，通过烧钱抢客户，那么竞争就又来了。所以在这个壁垒低、竞争无处不在的行业里面，虽说赢家通吃，但好日子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2017年1月，美团在南京推出叫车业务，共享出行行业的争夺，再度盘桓开战。这距离滴滴干掉Uber“坐稳江山”，连半年都不到。据说当时滴滴高管尽数从北京南下，去考察美团叫车的业务模式。





事实上，不仅是美团，曹操专车、首汽约车、神州租车……无穷无尽的老二老三老四都在这个行业里默默地盯着那个“No.1”，随时准备好把它干掉。


淘宝垄断网购和电商领域长达10年之久，但是夹缝中仍能杀出一个拼多多。大树底下不长草，但可以长蘑菇。


重资本的京东，以物流见长，“上午下单、下午送达、送货上门”一直是京东引以为傲的服务，也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但是当美团推出了“菜篮子”业务之后，农贸市场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被打通，京东到家以超市为核心的业务模式，又面临挑战。


曾经听到有人夸美团菜篮子，说“下单买了一只鸡，拿到手的时候那只鸡的体温还在”。可见其新鲜程度，自然是天猫和京东超市没法比的。


还有头条于今年上半年推出搜索业务，火烧百度后院……


不知不觉，BAT的光芒已经稍显暗淡，“TMD”（头条T、美团M、滴滴D）虽然不雅，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行业的一批新贵正在冉冉升起。


2017年底，随着乌镇饭局的进行，网上一首打油诗开始流传。


在当时，这不过是几位“大佬”的自嘲与调侃，也不怕网友广传，而且第一句是不重要的，可以是“周周回国贾跃亭”、“家里最丑刘亦菲”、或者是“北大还行撒贝宁”，等等；但是站在今天，重新审视，忽然发觉这几句打油诗的后几句，几乎是一语成谶。


“不知妻美”刘强东，去年8月深陷出轨与性侵事件；


“悔创阿里”杰克马，今年9月份退休，离开了他一手建立的阿里。


甚至连没有登上“打油诗”的百度李彦宏，在今年5月的一次关于AI的演讲现场，被一位极端网友一瓶凉水从头顶倒下去，惊呆之余，只剩一句“What’s your problem”给自己打圆场……


风在变。
叁
喧嚣逐渐褪去

如果说内部激烈的竞争使得互联网行业一刻都不能宁静，那么宏观大气候的冷暖，也随时在影响着这个行业里面每个人的生存状态。


同样是2017年，高光时刻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出现了一个极度刺耳的不和谐音符——2017年5月，悟空单车破产清算，吹响了中国互联网下半场的开场哨音。


随后，便是漫长的破产清算跑路潮，一家接一家，一个行业接一个行业。共享单车、网约车、充电宝、信用借伞、小贷、P2P、互联网金融……


甫一开始，人们并不在意，觉得只是个别公司资金链断裂，烧钱游戏无法继续而退出；然而随着事态发展，担忧和质疑越来越深。第一步是对具体某个行业盈利模式的质疑（例如共享单车），第二步便是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玩法的担忧。


在美国，华尔街对硅谷说：“你们必须继续亏损，这样才说明你们在搞新的点子出来，投资者才会信你们的故事，买你们的股票，你们的股价才会继续上涨。”


在中国也是差不多的，只有不断地扩大烧钱规模，才能给投资人画更大的饼，才会有更多的PE进来接盘。


有分析师担心，一旦互联网公司开始盈利，说不定他的股价就要下跌了。


小蓝杯还在不停地“劫富济贫”，拿投资人的钱请那些买不起星爸爸的上班族喝咖啡；烧钱的游戏在继续，还有大量的行业没有被互联网的力量“洗礼”过。


这当真的是魔幻一般的现实。


但是，行业局部的小逻辑之上，还有宏观经济的大逻辑。全球经济在放缓，“闭眼撒钱”的年代已经过去，各国的货币政策，都在松与紧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债务高企，挤压消费，我们在汽车行业已经清晰地看到。


不要觉得消费习惯养成了就不会变。当人觉得叫外卖的“配送费”和“餐具费”难以接受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家门口的小店吃饭。虽然古人云“由奢入俭难”，但“量入为出”永远是人类的本能；与活下去相比，没有什么是“刚需”。


在人类的基本需求，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所衍生出来的种种“富贵病”之间，我们可以衡量新经济的泡沫的尺度。


近闻，滴滴将开启新的一轮融资，估值为630亿。而滴在过去6年之中总亏损估算已接近400亿，而烧掉的钱高达550亿！如果把烧掉的钱看做本金，而当前估值看做收益的话，那么6年的总收益率仅为16%。


这说明作为一家运营中的公司，像滴滴这样的玩法，能够为股东（投资者）带来的收益是极为有限的（平均每年3%都不到）。且这630亿如果想要变现的话，需要打多少折让，还是一个未知数。


总而言之，站在2019年的尾巴上，对于此前如蒙眼狂奔一般的互联网经济的模式的质疑声音，已经非常之大。


当喧嚣逐渐褪去，整个行业也许即将面临一次深刻的反思和重新定位。

肆
这个冬天有点冷


六年来，乌镇还是乌镇，那些枕河而居的小酒馆和咖啡店，见证了这里来来去去的互联网大佬们，就如同见证了这个疯狂与冷静、激情与理智并存的时代。





今年的乌镇大会上，丁磊的饭局仍在继续，但捧场的只有李彦宏。吃了一半，孙丕恕（浪潮集团）加入进来。


饭桌上，李彦宏对丁磊说：“今天有点冷，咱们喝热的吧。”这一幕被记者抓拍到。当时，李彦宏和丁磊，还都穿着短袖。


这仿佛是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隐喻：寒冬将至，人们却还没做好准备。

浅贝

出文件了！2020地方债，投向何处？
老兵财眼  今天


昨天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比去年增加了30%~~
老兵好奇的是：
一个月前，有个会议
整好提到了“地方债反腐”~~








老兵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一个月前，1月17日的时候，《2020年反腐重点》居然把“地方债反腐”作为了重点~~~如果老兵没有记错，这应该是首次把地方债写进文件吧~~哪这个文件精神，大家要好好学习了，每年几万亿的蛋糕，传导链条很强烈的~~想研究的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新闻，就在下面~




老兵此前曾经调侃过一个逻辑：说是从政策弹药箱的角度来看，我国有一个最销魂的工具，一直忍住冲动，碰都没有碰过，这就是地方债，是可以让央行印钞直接买的~~，现在世界各国都这么干的，凭啥我们不干？？？

老兵今天告诉大家：为啥不干？因为干之前，必须严厉反腐才行，上面几万亿下去，下面大笔一签，就贷出去了~~~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这几天疫情的专项贷款，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为啥一直没有动了~~








美团申请的这部分是能见到的，武汉医务工作者能得到实惠，其他几个，感觉有点扯远了的意思啊~~~

老兵说句不该说的：有些市政施工，修了挖，挖了再修，过几天又开始挖，这么个败家法，家业再大，也扛不住啊~~~

很多地方，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年，为了守住“中国经济奇迹”，到底经历了什么拆弹奇迹~~

老兵只用简单说一下，大家心里都有数，老兵从不打诳语：现在地方债显性+隐形的，百万亿是有的，大家去看下面楼部长当年的讲话，节约利息1.7万亿啊~~~这是节约的利息啊~~~~




还有央企国企，这个数据，就更是模糊的了，老兵估计百万亿也是有的~~但是国企好一点的是，这3年金融攻坚战，通过债转股，通过混改，或者通过直接关门，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地方债这个东西，难就难在，你不能随便关门~~最好的方式，大家去对照达里奥的四种债务去杠杆模式：
（1） 减少地方政府开支来偿还地方债不大现实；
（2） 通过均贫富的途径似乎也不大可能
（3） 大概率只能采取债务减记和债务社会化的方式实现去杠杆。



老兵说的大白话一点：
（1） 要么借新还旧；
（2） 要么通胀分摊！

老兵实话实说
咱们这边还算克制了
美帝那边，欧洲那边，还有日本
人均负债都是7万美元以上
我们这边，连号都排不上啊~~~
老兵还是一句老话
在这个放水的年代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浅贝

楼继伟：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当年的英明预见


作者：楼继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

本文选自2018年1月28日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重点说，是因为太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出颠覆性错误。当前，我国M2与GDP的比例超过200%，与日本的水平大体相当，超过美国91%的两倍。

但从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国1个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为-0.01%，美国为1.1%。我国货币环境更为宽松，资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体制存在严重的扭曲。

过度的混业（我们称之为“综合经营”）造成一系列金融乱象，名目繁多的中国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缭乱，同业、通道、嵌套、资金池、庞氏融资性的万能险、P2P、非标、现金贷等等层出不穷、相互叠加，结果是不断抬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同时，风险传染的渠道极不透明。

相比于美国十年前的金融市场，各种衍生品风险收益特征是有定义的，如MBS、CDS、CDO等，也都是经过备案的。

我国则更为混乱，需要穿透到产品底层，才能识别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我国的金融机构，除常规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外，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交易市场创新设立更是眼花缭乱，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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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因此，眼下更为迫切的任务是打好风险防控攻坚战。我认为，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能够打赢这场攻坚战，仍同美国十年前的场景对比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高层的认识。习总书记在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求，“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我记得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在卸任后同我会谈时说，2006年他上任后不久，就感到金融风险就像将至的暴风雨扑面而来，但社会无共识，自己手中无武器，眼看着风险爆发。

第二，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认识。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后，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要求资产回表，收紧同业，严控地方政府变相发债等等，金融机构也在加强风险控制。

这说明全社会已认识到“灰犀牛”事件。当时的美国金融界，除极少数如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蒂姆·盖特纳等发出警告外，全社会没有共识，“灰犀牛”只是一种现象，整体上没有防范由“灰”变“黑”的认识。

危机积累和整治共识形成的速度在赛跑，前者一直跑在前面，直至雷曼倒台，“黑天鹅”出现，整治乱象和救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共识才逐步形成。

第三，对关键风险点的认识。习总书记早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实际上是指出房地产金融化，和金融脱实向虚是最重要的宏观风险点。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每人都拥有住房的“美国梦”，深入人心，而不去管有没有实际能力。在金融市场上，以房贷为底层资产的MBS，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充斥。最终两者交织传染，相互激励，风险爆发。

第四，整体环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和财经渠道系列会议，除了合力拯救全球经济外，对加强金融监管迅速形成共识，并不断具体化。

我国对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基本上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主要金融机构比较健康，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美国当时没有这个环境，危机爆发时，风险集中暴露在七大主要金融机构。

作出上述比较，绝无幸灾乐祸、盲目自信之意，而是要汲取前车之鉴，特别是我们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前面所举述的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

我十分认同刘鹤同志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第五，对未来金融模式的反思。横览世界，中国是混业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市场，风险高企，这不禁令人反思。

一些地方领导以往热衷于发展地方交易市场，现在也发现难以监管，区域性市场难免风险外溢，一旦出险，收拾起来十分棘手，也都在审慎处理和认真反思。

我很难对未来的模式做出定性的判断，这里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点，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真正回归本源，我们是否必须要坚持大混业模式？是否有能力承接混业经营带来的金融监管复杂性的挑战？是否有必要让金融机构承担混业监管真正到位后的高额合规成本？是否有必要让实体经济支付过高的名义利息？无论这是因为高额合规成本外溢，抑或是因为过度混业、多重衍生造成的高风险定价。

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

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

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

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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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月诺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指出，“美国应当向其邻居加拿大学习。

更具体地说，加拿大更加严格地限制银行业的杠杆作用，并且限制了证券化进程。毫无疑问，近年来加拿大的这些约束，使银行家失去了许多提出那些所谓聪明想法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这些约束都是正确的”。

就我的国际比较观察，加拿大的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最“枯燥乏味”的，金融当局严格规范控制混业，限制衍生品产生和交易，防范金融风险传染，着力保护金融消费者，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加拿大的银行系统仍被标普和IMF评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银行体系。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