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饭共产主义

浅贝

米饭共产主义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3-12-09 22:40 发表于湖北

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能否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最吸引人，也是争论最大的一个点，叫按需分配。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产品是按需分配的，你再也不用为了活下去而被迫劳动了，劳动从负担变成了人们的第一生活需要，工作的目的从获取生活必需品变成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有不少人强烈质疑这一点，他们认为按需分配绝不可能实现，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尽的，在无尽的欲望面前，再多的社会产品都是永远不够的，因此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阶段，人类都不可能按需分配。

如果不能实现按需分配，那自然谈不上共产主义。

事实上，按需分配是可以实现的，甚至我们都已经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阶段的按需分配。

要让一个复杂的理论脍炙人口，必须要简单粗暴，必须要通俗易懂，让人民群众一听就能理解。

因此我今天造了个新词，米饭共产主义。

人的欲望确实是无止尽的，但我们并不是要无条件的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欲望。

那不叫共产主义，叫空想主义。

按需分配，满足的是基本的、正常的需求，并非不合理的需求。

比如说，你每天要吃饱饭，不吃饭就会死，这就是基本的、正常的需求。

比如说，你每天要适当补充一些蛋白质，也就是吃肉，确保自己有个强壮的体魄，这也是基本的、正常的需求。

但如果你说你每天必须要吃龙肝凤髓，要吃野生熊掌，哪种动物稀有你就要吃哪种，地球的吃腻了就要吃外星物种，无法满足你这个需求就不算共产主义。

那你这种程度的共产主义，人类的生产力再发展1亿年也达不到。

但人类目前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米饭共产主义的要求。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一点是恒定不变的，但落实到表象的共产主义，却是在不断变化的。

现在人们心中的共产主义，我们还在努力，但以前人们心中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实现了。

解放前，无数的中国人前赴后继，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

你找一个1948年的解放军战士，问他什么是共产主义，他宁愿牺牲也要去实现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你？

是人人都可以敞开肚皮吃虫草，人人都能开劳斯莱斯么?

当然不是。

那个年代的解放军战士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是虫草，更不会梦想自己去吃这玩意，也不知道什么叫劳斯莱斯，他不可能去想象一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他们梦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人都能吃饱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人人都能穿花衣，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解放前，无数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的亲朋好友，生活水平是这样的。

图片
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亲戚的孩子，是这样的。
图片
树皮这东西，你没吃过，他们吃过。
图片
1942年河南饥荒时期，《太康县志》记载，当时一亩良田只能换几十斤小麦，一个十七八岁的黄花大闺女只能换80斤粗粮。
背后谷满仓，但瘦骨嶙峋的饥民只能看着满仓的大米流口水，这就是解放前普通中国人的日子。
图片
在大跃进时期，光明日报发布了一篇“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社论，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光明、最美满、最幸福的社会。到了那个时候，人们真正进了天堂。每天吃的不像现在这样，只是粮食管饱，而是有许许多多的花样，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天天有肉，顿顿是荤，不光吃猪肉、牛肉、羊肉，而且鸡、鸭、鱼、虾也不在话下，海参、鱿鱼也不会多么稀罕。牛奶、羊奶成为人所共有的饮料，老弱、残疾和小孩，还有更好的饮食和营养。苹果、橘子和香蕉，则更成为饭后调剂生活的普遍果品。穿衣应有尽有，十分华丽，决不像现在这样，“一片黑”、“一片蓝”。
这个描述夸张么？
非常夸张，简直就是按着放卫星的标准去描述共产主义，因为这个描述远远超过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了当时老百姓的想象力极限。
解放前，中国人吃不饱饭。
解放后，中国人的生产力一时半会也没发展到那个可以随意吃饱饭的水平，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依然要饿肚子。
1961年6月，人民日报社办公大楼4层的楼顶，工作人员牵着毛驴在压小麦。
图片
为什么人民日报的媒体工作者要去压小麦，还要在人民日报大楼的楼顶压。
因为1961年，中央政府认识到缺粮的严重性，开始大规模进口粮食，把中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国。
因为外汇不足，而当时国际市场上大米的价格明显高于小麦的价格，于是中国就大规模的出口大米，进口小麦，等价置换，但中国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热量来维持生命。
因此全国磨小麦，鼓励国人少吃大米，多吃面粉。
只是为了生存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受过正统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编辑，文化水平超过当时99%中国人，生活水平也处于社会中上游的知识精英，认为人类最光明、最美满、最幸福的天堂，就是粮食管饱，而且有许许多多的花样，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天天都能吃上肉，甚至连鸡鸭鱼也不在话下，牛奶随便喝，苹果香蕉成为饭后普通果品。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今的中国人回头再看这段话，好像，我们已经实现了啊。
今天的中国粮食绝对管饱，中午哪怕吃个10块钱的盒饭，里面都一定是有荤腥的，肯定有肉有油，你想饭后吃个香蕉苹果，也没有人说吃不起。
如今超市里的大米只要2块钱一斤，可以煮出2斤饭，够你维持一天生命所需。
今天的中国还有人对着超市里的大米流口水，却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最后被活活饿死的么?
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
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解放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那个最光明、最美满的天堂。
在粮食领域进入了共产主义后，我们惊讶的发现，传说中不可能实现的按需分配，也同时出现了。
在如今的中国，米饭，是标标准准的按需分配。
一个月薪5000的普通打工族，把所有的工资换成大米，能煮出5000斤米饭。
很明显，他无论如何都吃不了这么多。
那他有没有浪费大米，吃一碗仍一碗呢？
也没有。
他需要多少大米，就向社会索取多少大米，吃饱了就不要了。
和饥荒年代连盘子都舔干净的吃法相比，如今吃大米的方式是稍微有点浪费的，很多人并没有把碗底的饭给吃完，但整体浪费的幅度是可控可接受的，并没有出现很多人买几百斤粮食倒着玩这种故意浪费的事件。
从结果来看，这种食物分配的方式，是标准的按需分配。
为什么有钱人吃10万一顿的山珍海味，把那种一只一斤的超大鲍鱼当饭吃都没人管，而有人无缘无故倒点牛奶去给自己喜欢的明星打个榜就引来了国家的重拳出击。
因为鲍鱼再大再罕见，归根结底它也就是一个普通食物而已，并不是生活必需品。
这东西只要被人吃了，就不算浪费，让有钱人花重金吃了还有助于共同富裕。
而仗着自己有点小钱，买牛奶故意倒掉，而不是给穷人喝，这就彻底破坏了按需分配的原则，破坏了共产主义，当然会被共产主义铁拳给收拾。
米饭共产主义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自助餐。
在自助餐领域，人类也实现了按需分配。
理论上来说，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去考虑，买了自助餐门票的人，应该只吃最昂贵的海鲜，吃帝王蟹吃到吐。
自助餐厅配置的那些米饭稀饭，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吃。
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
帝王蟹肯定要吃，但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吃一点炒饭炒面等廉价食物。
我曾经在一个人均400+的高档海鲜自助餐厅，看到有人在里面吃外面售价4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他这种吃法就是一种共产主义行为，吃饭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满足自我需要，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按需吃帝王蟹，按需吃热干面，在自助餐厅里，一切都是按需分配。
这么多自助餐厅的老板活下来了，没有倒闭，就说明在食物领域按需分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理论上来说，要想把自助餐厅的门票价值最大化，你应该去之前故意三天不吃饭，吃完之后可以三天不吃饭，扶着墙进餐厅，扶着墙出餐厅。
但实际上也就是最初的几年，中国人刚从饿肚子年代解放出来时人们才有这样的想法，现在这样的人已经绝迹了。
为了这么点食物搞坏自己的身体，脑袋有病才会这么做。
当食物紧缺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食物的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也说过，共产主义要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
什么才叫生产力高度发达?中国人如今已经进入了米饭共产主义，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入的，能否给其他领域的按需分配提供借鉴价值？
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是400公斤，而中国2020年自产+进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480公斤，一半以上是拿来做饲料的。
仅仅只超过了一点点，我们就达到了米饭共产主义。
而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最低的时候是207公斤。
从这两个数据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当粮食的平均占有量超过最低生存标准的一倍以上时，我们就会进入米饭共产主义。
中国目前的粮食占有量也就刚刚超过了这个临界点，就触发了米饭共产主义。
我们刚进入米饭共产主义其实没几年，因为以前的中国粮食产量并不高，最近20年才飞速暴增的。
图片
从这个标准去看，实现共产主义并不困难，其要求并不算很高，人民群众面对物质时的个人欲望控制，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在穿衣领域，中国也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
那些500一件的高档衬衣，5000一件的奢华外套，纯粹是轻奢品牌的溢价，并非生活必需品。
穿衣领域的生活必需品，是那些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
中国庞大的产能早已远远超过了穿衣领域最低需求的一倍，因此我们也实现了穿衣共产主义。
你非要那些售价几千几万的昂贵衣服，那我们确实没办法，但如果你只是想穿那些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按需分配，你绝对不用对着一件几十块钱的衣服流口水，然后默默转身回家。
虽然你穿衣可能略微有点浪费，再也不打补丁了，再也不和父辈一样把一件衣服穿10年了，破了就仍，第二年就换新的穿。
但总体来说，你还是按需分配的，需要几件穿几件，并没有故意买几十件衣服当抹布用。
10件衣服也就几百块钱，你完全浪费的起，出门玩一趟花的钱都比这个多。
但你为什么不浪费？因为你觉得没必要。
你的初始动机也许不是共产主义，但你的行为结果，是标标准准的按需分配。
按需求吃饭穿衣这就是共产主义了？那美国岂不是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他们那边也这样啊。
按需分配米饭，这只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而已，但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就不能拥有。
不管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乃至于封建主义，都是一种生产关系，无所谓谁好谁坏，必须匹配对应的生产力才能发挥出其最大优势。
你回到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对应那落后的生产力，封建主义就是最合适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行。
谁能发展当前的生产力，谁就是好的生产关系。
谁开始遏制当前的生产力了，谁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生产关系。
比如说在米饭领域，中美两国都已经进入了按需分配的阶段了，但中美两国的本质制度差别，导致了对于米饭生产力截然不同的态度。
七八十年代，农业科技爆发，米饭的生产力大幅提升，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标准。
出于本能保护，资本主义开始遏制米饭的生产力，就如同数百年前封建主义遏制工业革命一样。
如今世界的粮食生产力如果全力释放，就算地球有100亿人也养得活，但如今每天都有至少8.4亿人在遭受饥饿，吃不饱饭，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遭受某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饥饿、微量元素缺乏等。
因为有人故意压制了人类的粮食生产力。
七八十年代农业科技爆发后，美国的粮食产量节节飙升，其生产出来的粮食数量之多，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粮食数量太多之后引起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卖不出去，本国人不需要那么多粮食，而需要粮食的非洲人又出不起钱来买粮。
粮食过剩后，价格不断的下滑，按理说是要下滑到非洲穷人买得起为止。
但此时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发挥了出来，不断下滑的粮食价格严重伤害了美国农业的整体利润，这不符合资本的需求。
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法案，开始大规模的进行休耕补贴，鼓励农民主动休耕。
中国这边天天头疼农民抛荒，想方设法鼓励粮食生产，而美国那边政府直接给补贴，鼓励农民抛荒，两国差异之大简直就是离谱。
在以前，美国农民休耕是为了恢复土地肥力，因为以前肥料不足，休耕可以有效提升土地的氮磷肥，但自从农业技术革命爆发后，各种肥料充沛供应，休耕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美国农民已经很少去这么做了。
从1985年开始，只要农民自愿休耕，美国政府就对休耕的土地给予补贴，这片地你什么都不用做，既不用防风固沙，也不用放牧牲畜，让他荒着就可以了，政府会给予你一笔补偿款。
多少地应该休耕，哪些地可以休耕，由美国政府统筹安排。
休耕制度推出后，美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有效降低，粮食的价格稳住了，众多农场主非常满意。
这是比倾倒牛奶更离谱的浪费现象，以制度的方式，强行降低每年的粮食产量，只为了提升粮食价格。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机制来说，这么做无可厚非，粮食价格的下跌严重伤害了美国农场主的利润。
我种地产粮是为了赚钱的，不赚钱谁干啊，难不成我辛辛苦苦种地当雷锋，只为了喂饱外国人？
集体主动减产寻求更高价格，保护农民的利益，这难道有问题？
这么想天经地义，没有任何问题，美国政府这么做，也算是履行了其资本主义政府的义务和职责。
但毫无疑问，从发展全人类的角度去看，在这么多人类缺粮的大背景下，美国主动休耕减产的行为，是一种严重压制生产力的行为。
人类明明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因为美国生产关系的限制，如今我们不能获得更多的粮食。
美国农民没有错，美国政府也没有错，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但吃不上饭的穷人也没有错。
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力也就算了，但现在是有这个生产力，美国强行限制，只是因为不赚钱。
在粮食这个单项领域，可以认为全人类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的临界标准，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
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崩溃？
因为如今人类的生产力，只能在少数产品领域实现按需分配，大部分领域还不行，人类对源源不断出现的新产品还充满了渴望，而这些新产品的产能并不足以按需分配。
在产能不足的领域，资本主义依然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其生产关系运转正常，并没有达到压制生产力的程度。
只要人类的科技源源不断的发展，各种各样科技产品不断的涌现，理论上资本主义是可以无限续命的，因为新产品刚面世的前几十年，总是产能不足。
只要一个新产品问世，那么在刚问世的前几十年，这个产品的领域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占优势的，直到产能增长到可以满足全人类。
但这里面有个悖论，人类科技进步的越快，老产品的产能提升的就越快，产能进入按需分配境界的产品数量就越多。
人类的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越来越快，必须不断的全面淘汰老产品，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命力。
一旦科技发展速度停滞下来，一旦大量产品的产能跟了上来没有被及时淘汰，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马上就会出现各种光怪离奇，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比如最近十年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奇葩事情。
但如果人类社会的科技始终超高速发展，而且是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智能机器人技术爆发把劳动力价格打到接近为零时，资本主义的运转还是会出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想良性健康运转，必须不断的发展新科技来解决社会矛盾，而科技发展到一定地步，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无法健康运转，这是一个无法突破的死循环，也是马克思当初预测的未来。
目前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进入了米饭共产主义，衬衣共产主义，自行车共产主义，收音机共产主义，彩电共产主义等等。
曾经昂贵无比，人人争抢的工业品，如今已经基本达到了按需分配的境地。
但还有更多的工业品，我们生产力不足，无法做到按需分配，因此无法全面体现出我们的制度优势。
但只要这些工业品的产能达到了人类最低需求的2倍以上，随时都可以进入按需分配的境界。
评价一个主义是好是坏，只看这个主义是不是让人民变富了，是不是让人民过的更好了，是不是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并没有什么弯弯绕绕。
当绝大多数人类产品的产能都进入按需分配的境地后，不赚钱就没办法运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陷入全面混乱，资本会本能的压制人类的生产力，以提升产品价格来获取利润，最终从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变成落后的生产关系。
整个人类的生产力在快速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那一天的。
米饭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是一个开始。

浅贝

蒙元与满清的统治，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原创 老李犹太人历史 老李观历史 2023-12-04 16:22 发表于广东

爱国主义是指国家的个人或集体对自己国家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国家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

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解放与平等。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通常是指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出发点的思想与行为。

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国家与民族之间是一体化的关系，也就是人们认为，国家的利益代表的就是民族的利益，这种思想很明显是受到了近现代一些学说的影响。

因为这些人但凡多了解一下古代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了解中国古代汉人与周边众多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也不会认为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一定是一体的，相反国家常常成为统治民族用来压榨和剥削被统治民族的锐利工具。

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中多如牛毛，世界各国的各民族，尤其是人数众多体量庞大的民族群体，他们往往更容易遭受到一些人少稀少且凝聚力强大的少数族群和部落的统治，例如东欧地区的斯拉夫人或南亚地区的印度人，更是在历史上长期接受异族的统治，一直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在缺乏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看来，国家存亡与否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

因为只要坚信国家主义且否定民族主义的存在，那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有被人灭国的概念，国家也绝不会消失。

我们可以拿印度人举例，印度人在历史上曾被众多其他异族侵略和统治过，例如古代的印欧人（所谓的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亚历山大远征）、贵霜、白匈奴（嚈哒）、突厥、乌兹别克人、阿富汗人、蒙古人、英国人等。

对于印度的人们来说，只要印度教不被灭亡，那么印度就一直存在的，如果有其他的异族来侵略，直接欢迎他们的统治就行，唯一的条件便是不能消灭印度教，印度教极其种姓制度能够很好的维系印度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异族统治者的权益。

因此几乎每位侵略印度的统治者，最终都成为了印度社会的人上人，而印度的本土民族这世代为奴去供养那些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异族，成为他们的燃料奉献自己。

这种国家主义对于人数众多的本土民族是一种很残酷的迫害，在印度如果你的出身不好，那么这意味着只要你留有后代，你与你的后代永远都是这个国家的阶下囚。



图片​


你能劝印度低种姓的人爱印度么？这对他们未免是一种诅咒，因为对印度低种姓人来说，自己连当正常人的权利都没有，活的还不如动物，只是永远的奴仆。



当他们遇到高种姓的人，他们还得虔诚的趴在地上亲吻高种姓人的鞋子，亲完还得用干净的布将自己留下的吻痕擦干净，因为对高种姓印度人来说，他们太脏了。



这就是缺乏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内核思想，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国家不存在灭亡的概念。毕竟侵略者将印度人的国家灭亡以后，这些侵略者可以建立新的国家，而印度人很快就接受自己新的国民身份。



这也是许多以宗教文化为主体的民族与国家的通病，因为对宗教文化来说，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与民族的人，都可以信仰他们创造的宗教逻辑，因此只要接受了宗教文化的世界观，他们就会成为符合该宗教信仰所塑造的新的同质化群体。



但汉人不一样，因为汉人信仰的只有自己的祖先，最重视的也是自己的祖先，而全体汉人都拥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意味着汉人的信仰有很强的基于血缘的原则。



这种原则使得侵略汉人国家的异族统治者很难驾驭这个数量庞大的民族，要时时刻刻都盯防汉人的反抗。因为在汉人看来只有与自己有着共同血脉的族群才能统治自己，他们只相信自己人，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以神仙宗教打造的其他宗教统治者。



这就是源自于血缘的世代传承，我们伟大的祭拜祖先的文化，让我们不会像印度人那样对外人的侵略俯首称臣，我们会反抗到底直到复国成功，因为这就是汉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我们的千年历史核心思想就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会贯通。



《谕中原檄》是指元朝末年吴王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出兵北伐时所颁布的檄文。檄文历数元朝蒙古统治之昏暴及华夏人民流离之惨状。



朱元璋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的纲领。



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了北伐蒙古驱逐胡人的军事行动，为明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意味着汉人历经百年的收复故土和一统中华的大业终于完成。



对印度人来说，什么是复国？侵略者已经建立新的国家，有什么好复国的？大家都已经是自己人了，没必要打打闹闹，如果谁不服从新统治者，就是不服管教。



对斯拉夫人来说，什么是复国？在历史上对于斯拉夫人的各个部落来说，既然彼此之间实力相当总是分不出胜负，又不服气被另一个同族部落的人统治。



那么索性大家一起投票，邀请北欧维京人来皇帝，这样大伙就都福气了，于是莫斯科公国就这么诞生了，真是充满戏剧性。



然后罗斯人异族统治者与众斯拉夫贵族联姻，然后一起贩卖斯拉夫底层人到外国当奴仆赚大钱，跟印度可谓是一丘之貉。



现在的欧美国家，犹太人握有很大的政治地位，他们搞的选票制度，甚至能选出曾经是仇敌的族群当自己的国家领导者。



例如众多欧洲国家都选出了犹太裔官员当自己的统治者，要知道曾经这些欧洲国家可都是反犹的，现在难道也成了印度？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是典范，他们对自己的族人土耳其心狠手辣，以宗教立国的他们不仅无视土耳其人的利益，还专门从欧洲国家找其他族群的人当国家宰相统治人民，甚至就连苏丹后宫佳丽也都是异族女奴，这意味苏丹基本上都是混血儿。



也就是说，从血统的意义上来讲，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在血缘上对比全体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已经不属于同一族群了，指望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对土耳其老百姓抱有同情心，又怎么可能会实现呢？

关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到底该如何选择，我们的祖先早已在历史中告诉给我们后人最好的答案，但却不被我们重视，甚至被许多人诋毁，这是一种悲剧。

浅贝

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董宇辉事件，瞬间看透


以下文章来源于八角楼上 ，作者小庄楼主

1
后台好多人让我聊聊东方甄选这事，那我们就换个角度来聊。
形势逼人，俞敏洪来了一招以退为进，罢免了东方小孙。
接着俞敏洪和董宇辉合体直播，老俞也给了董宇辉一个合伙人身份，并且承诺了更高的待遇和更大的自由权力。
但我依然觉得，从董宇辉的角度来说，迟早还是得走。
东方甄选是原来的新东方既有利益集团搭建的一个平台，公司管理模式自带传统管理制度的基因。这种基因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打工人在公司里都听到过的一句话——标准化。
很多人对标准化的理解是将程序规范，流程规范，生产规范，运作规范，这确实是标准化的一部分含义，但都不是主要的。
标准化最核心的含义是要将打工人规范，那些所谓的流程、运作的规范，都是服务于终极目的——将打工人规范。
而将打工人规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就是要削弱他们的不可替代性，独立性，打压其议价能力。
比如，一个工厂工段上的生产工序，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工序尽可能拆分，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序，要尽量拆分成几个人去完成，一道复杂的工序，要尽量拆分成几道尽可能简单的工序。
如果只是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去看，有些拆分是完全不必要的，由一个熟练工人去完成，有时候比用几个人分别去完成其中各个部分要好得多。
但是领导并不会只从一个角度去想，他们还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量工序依靠工人的技术熟练来完成，那么一旦工人要抗议，要增加工资，要争取待遇，就会造成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同样技术纯熟的人代替。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典型的不规范，是不可控因素，必须要将这种不可控因素扼杀，以保证对工人管理的绝对规范。
换句话说：工人越原子化，越螺丝钉化，越标准化，就越容易控制。
这一点不仅是在传统生产型企业里早已成为领导层普遍的共识，就是在互联网科技企业里面，也十分普遍。
本质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上层管理制度中的反映。
2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记录了，在资本主义早期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自动化工业的过程中，所爆发的厂主与工人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根本上还是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冲突。
因为，我们如果站在资本的角度去看，员工是什么？是商品。
这种劳动力商品在资本看来，跟他购买的原材料、燃料、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没什么区别，都是一个生产要素而已。但是偏偏劳动力生产资料又有其特殊性，劳动力的主人有自己的思考，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在资本看来就麻烦了。
所以要标准化，就是要将打工人也编制到程序中，尽可能将其“燃料化”，大家都跟燃料一样更受控，更容易替代。以前大学的时候很流行一本书，专讲稻盛和夫是怎么管理企业的，里面就有大量对拆分工序，拆分工人，削弱其可替代性的论述，只不过那个时候对这一操作的理解还不深刻。
所以其实所谓的“去董宇辉化”是很好理解的，这几乎是具有典型传统管理制度和意识的新东方，刻在基因里面的战略选项，且很难以某个具体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
而我们从董宇辉的角度去看，支撑在他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呢？
有很多人说，是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所吸引的千万级别的粉丝，其实这仍然只是一小部分。
加入到这次舆论风波里面的网友，很多可能从来没进过东方甄选的直播间，甚至很多人从来没听过董宇辉的小作文，也没看过他的带货演讲，这个群体为什么会涌进来？
因为虽然他们不了解董宇辉，但是他们几乎都被自己所在的公司“标准化”过，其中很多人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标准化”的生产规则下，因此毫无发言权，任人替换，为了保住一份“螺丝钉”的工作只能昏天黑地的卷，可说苦其久矣。
所以此时董宇辉显然已经不是他本人的代名词，而是一种对这种将打工人“标准化”的制度的反击者的代名词。
虽然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啥支持董宇辉，为啥一起跟着愤愤不平，但是一看到东方小孙在直播间里那势气凌人的架势，简直太熟悉不过了。
自己在自己公司，因为这种“标准化”而毫无打工人的地位和尊严，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很难被“标准化”的人，难道还不表达一下支持吗？
所以，这事不仅已经跳出了东方甄选内部那几个人的矛盾，而且也跳出了董宇辉粉丝与东方甄选的矛盾，而是变成了社会阶级矛盾的一种反映。
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从董宇辉个人的选择去看，他回到东方甄选只会弊大于利。
其一，新东方几乎不可能改变其管理基因，恰恰相反，这次事件只会更进一步加深新东方对个人IP的敌视，使其更进一步因为感受到头部主播的风险而加剧其“标准化”战略的进程和决心。
其二，董宇辉重回新东方，意味着这次风波里面那些支持他的，但又不是其粉丝的这群人，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次斗争的挫折和失败，其后必影响其粉丝量。
相反则不同，如果他选择离开，那么这群原本不是他粉丝但在这次事件中支持他的人，会因为感受到胜利而必然有一部分人转化成其新粉丝，而这个群体是十分庞大的。
至于回去以后同事间、主播间还是不是那么好相处，互相之间是否尴尬，反而是次要因素了。
图片
3

聊完董宇辉，我们再用马哲的思路，去看看整件事的起因。

事件的起点是从东方甄选的文案小编们的愤怒或者说不甘开始的。

他们当然是有理由愤怒的，因为他们作为千千万万个打工人的缩影，都是拿着最微薄的工资，承担着最繁重的工作，但却只能勉强维持在生存的边缘线上的一员，所以他们积攒了愤怒。

可是他们并没有搞清楚制造这种愤怒的源头，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这种举动到底是想争取什么，于是他们只能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了董宇辉。

就好像18世纪起来罢工的那些工人，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了机器，感性地认为是机器分走了他们的工资，是机器使得他们的工作随时可以被替代，是机器造成了他们生存的困境，于是他们愤怒地想要捣毁机器。

社会长久的运行规则，私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私有制下按资分配的秩序在暴力机器的维护下是那样的不可撼动，这一切的原因使得没有人会去或者敢去质疑它的合理性。

于是愤怒的对象，往往变成了身边跟自己命运相似，但却突然因为某种特殊的机遇而跳出这个圈层的人。

当大家处于同一个命运的时候，相互之间往往抱之以同情，而当突然有一个人跳出这个命运的时候，这种同情就很容易转变成愤怒。

如果事情发展到这里，那么它仍然是东方甄选这一家公司的事，是他们内部几个团体之间的矛盾，所以在他们的管理层看来这至少不算是一件大事，人家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

但是随着他们的CEO东方小孙亲自下场，给广大的网友群众开了一场训斥会以后，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了。

这时候，这件事就不仅仅是他们一家公司的事了，而是变成了广大网友群众的事。

如果有人把网友群众的事当成了小事，这个人多半就要倒霉了。

因为，他们忽略了群众联合的力量。

4
“谁养活了谁”，“谁成就了谁”，这根本不是一个辩经问题，是辩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打工人来说，他们不是董宇辉，他们没有那么强的不可替代性。

大家身份其实都跟东方甄选的小编差不多，你的身后随时都有可替代你的人，你不干，换另一个人上去也可以干。

这种现象在产业工人那里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当老板说是老板养活了工人的时候，对于工人来讲，不是没有反驳的依据，而是没有反驳的权力。

因为你一旦反驳，那他随时可以撂下一句：你走吧，门外有的是人愿意干。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一点我们之前的文章写过无数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掌握在了少数人的手里，绝大多数打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因而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

当一个人的生存权掌握在另一个手里的时候，你是很难争取到什么公平的权力的。

因为这种生产秩序本来就不公平，在不公平的秩序下去争取的“公平”，当然还是不公平的。

所以尽管是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在这种生产规则下，劳动就只能通过出卖给别人，为别人去创造价值，还得被别人指着鼻子说：看，是我养活了你。

因此双方不可能平等的去探讨谁养活谁的问题，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长时期处于这种地位，但是他们又没有权力去反抗。

一家公司可以随时开会研究怎么积累利润，怎么创造剩余价值，怎么维护股东利益，这些都是那样的合乎常理。

可是一旦反过来，员工集会讨论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何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如何争取劳动法保护自己的时候，这就不再合乎常理，而是变成了非法，影响治安。

于是最后就出现了，但凡网络上有那么一件小事代表了他们相似的处境，他们就会用网络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情绪。

有时候，他们甚至连自己想表达什么，想争取什么都不清楚，他们仅仅只是通过点赞某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网上，他们通过一个个网络事件，感受一下联合的力量，以此来表明自己对这种不公平地位的不满。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网友的争论到了最后，跟事件本身相关的人已经没什么联系了，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为网络当事人发声，而是借助网路联合的声音为自己发声，也为很多陷入相似的处境的人发声。

这样一来，任何一件所谓的小事，都有可能通过网络的发酵变成一件大事。

所以，这不是什么饭圈文化，也不是什么不理智的人带节奏，这些说法都颠倒了主次。

之所以小事变大事，是因为这件小事暴露出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东方甄选，也存在着于社会各个角落。

浅贝

北极鲇鱼Vs东方树叶


原创 顾子明 政事堂2019 2024-03-14 22:35 辽宁

3月14日，广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深圳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黄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

值得关注的是，“北极鲇鱼”的爷爷钟庚赐，一直在深圳交通局任职，于2007年市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局长的身份退休。

而毕业于大连理工港工专业的黄敏也一直任职于深圳交通局系统，用了20多年的时间一路晋升为市交通局的一把手。

2001-2007年，黄敏出任市交通局副局长期间，北极鲇鱼的爷爷钟庚赐正好是黄敏下属的分局局长。

2017年，黄敏晋升深圳市副市长，2020年跻身市委常委，成为前海蛇口的”掌门人“，2021年被明确为常务副市长，是深圳市排名最靠前的正厅级干部之一。

2023年3月，钟庚赐的孙女”北极鲇鱼“在网上发帖，炫富家里存款九位数，家人“感觉贪了”，引发舆论声讨，面对网友的指责，鲇鱼表示，”家里没有厅级干部的不配骂我“。

经过数个月的调查和网络发酵后，

23年10月，深圳市纪委公布北极鲇鱼调查结果，市管干部钟庚赐被开除党籍，收缴违纪违法所得，11月，常务副市长黄敏被免去副市长职务，此后再未有公开露面，24年3月，广东省纪委宣布省管干部的黄敏落马。

值得关注的是，23年10月跟钟庚赐一起开除党籍的交通局副书记李福民，正好是黄敏在担任市交通运输委书记时的副手。



除了钟庚赐之外，另一位姓钟的钟睒睒今年也深处舆论漩涡之中。

昨天，这位中国首富发了一则朋友圈，表示自己的母亲因为自己被莫名网爆，受此影响而去世。

并特意用一张有日期记录的健康照片，以及”没有基础疾病“，将母亲之死归结于网友的网暴。

图片

据朋友透露，钟母走的事发突然，钟睒睒没赶上见最后一面，对此非常的自责。

图片

根据钱江晚报发布的讣告，钟母47年参加革命，有离休干部资格，是我党的一名老革命。

此外，根据诸暨日报，1925年1月，中共党员的钟子逸接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家乡诸暨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诸暨城区支部成立，直属中共上海区执委领导。

这位诸暨党支部的创建者，正是日后中国首富钟睒睒的祖父。

而值得关注的是，同期召开的中共四大，全国仅有党员994人。

图片


今天，政事堂把北极鲇鱼和东方树叶，这俩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事情，硬凑到了一起来写，是觉得两者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黄敏，作为深圳的常务副市长，移动通讯巨头腾讯就在他的辖区，作为前海特区的掌门人，大陆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第一线，能调动的情报资源难以想象。

钟睒睒，胡润中国首富，在老一批企业家纷纷陨落之际，他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而且还是根正苗红的红三代，浙江宣传还专门撰文《爱国情怀岂能这样消费》。

可只要一个“故事”，让舆论的浪潮起来了，哪怕强如他们的实力背景，在人民大众的愤怒面前依然不堪一击。

对此，政事堂的判断是，随着新媒体的不断下沉和传播速度提升，人民大众的舆论力量正在急速的扩张，再次形成规模化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一旦被调动起来，无论是商业巨擘还是高级官员，在压倒性的实力差面前都无法阻挡。

对照美国国会企业争夺中国的tiktok，我方宣传系统全面推进学习美国的Sora，各方对于这种“讲故事”力量的争夺，将很快会开启。

而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每一次拥有新式“讲故事”能力的群体，都将拥有掌握别人命运的力量。

浅贝

以色列炮火肆无忌惮，伊朗人民却作壁上观


文/周伯通

对于伊朗这个国家，中国人民以前一直是持同情态度的，苏莱曼尼将军被暗杀的时候，国内的网络都是对伊朗表示支持的，觉得他们有反帝反霸权的勇气，然而现在再来看，至少大部分中国网民除了嘲讽，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感情了，这次被以色列狂揍，我们的外长亲自还打电话过去了，伊朗的回复更是让人失望透顶！

打电话给伊朗，就是试探下，你们有没有报仇雪恨的想法，敢不敢把反帝反霸权坚持到底。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回复是，“希望国际社会发出要求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的一致声音。感谢中方对伊方立场的一贯理解和支持，相信中方将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这个回复的意思是，希望中国去帮他打，他自己回到家里躺着睡大觉去，弄的中国都很无语。接着中国就给以色列也打了电话，说，不要把事情扩大化，有事情要协商解决，当务之急是立即采取措施避免冲突升级。以色列外长萨尔回答的倒很干脆，我们不会袭击中国在伊朗的项目与人员，在以色列的中方人员我们也会保护好，你不要插手这个事，这是我们和伊朗的私人恩怨。

我觉得中国对伊朗真的算是仁至义尽了，以前一直想帮他，他老是出卖中国，比如孟晚舟被抓就是伊朗干的事；我们和印度有矛盾的时候，他占印度；他还伙同大毛子想暗戳戳地坑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在替伊朗的内部遮丑，伊朗国内五月份发生的大事，我们国内媒体基本没有什么报道。

伊朗国内五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声势浩大的大罢工，至少有155个城市参与了罢工，工人们的诉求揭示了伊朗工人遭受剥削的严酷现实，油价上涨，物价上涨，交的社保和医保都在上涨，而医疗服务却是一塌糊涂，所有的民生用品都在上涨，只有工人工资不涨。而且国家对工人的生命非常漠视，2025年4月26日，阿巴斯港爆炸，该事件造成57名工人死亡，而事故的责任至今未被追究，一旦涉及到官员的责任，他们就想蒙混过关，这不就是不把老百姓当人呗！

伊朗的货运司机、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也加入了此次罢工，他们抗议那些巧取豪夺的货运公司和中间商平台，这些公司将抽成的佣金从13%猛增至45%，这些平台已经作恶到不能用资本家来形容了，完全是一副奴隶主的嚣张跋扈的心态，而伊朗政府不但坐视不管，还以国家稳定的名义，却去镇压罢工的人员，霍尔木兹甘、法尔斯和克尔曼沙赫等省份发生的大量司机被逮捕。

接着石油工人也在抗争，伊朗是产油大国，但是油储量如此丰富的国家，经常还搁那说亏损，石油工人的工资一再被降低，还解雇了不少工人。还有很多退休工人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他们抗议的是退休金不公，稍微有点特权的人退下来，退休工资高到离谱，而普通工人的退休工资能维持温饱都有点够呛，不同级别的退休工资竟然能相差200倍。这些抗争表明，伊朗全体国民对现政府已经失望到极点了。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五月底，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以色列是知道的，被以色列掐住软肋以后，以色列疯狂地暗杀伊朗高层，一点也不担心伊朗民众的反抗，他们知道伊朗民众和高官们已经不是一条心，也不是一路人了！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以往的一段历史，八国联军过来的时候，清朝的民众一脸的麻木，甚至还有老百姓借梯子给西方蛮夷使用，看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击清军，大家都搁那看热闹，甚至还非常开心。在民国时期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在河南地界，老百姓帮助日军打国军，为啥会这样呢，因为老蒋在河南作的孽实在太多了！现在伊朗的情况也是如此，前两年伊朗前总统莱西坐直升机发生了意外，估计也是以色列干的事，结果伊朗的民众听说总统死了，大家在家里放鞭炮庆祝！

现在我们很多人讨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都是从国家层面来讲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以色列确实是做的太过分了，他是把另一个国家往死里整啊，再加上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这也注定了他要站在美国的一边，因此和中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我们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当然是不喜欢以色列的，但是要从伊朗人民的角度讲，这就一言难尽了，因为现在伊朗大部分老百姓都希望他们的统治阶级倒台，幸好这群伊朗的庙堂之上的人也不争气，若是有点硬气的话，我们中国帮了他，将来说不定伊朗的人民还要恨我们！

现在中国是不管伊朗的事情了，伊朗搁那说，“你得帮我，否则我要向犹太人和美国投降了！” 中国心里想的是，“你不要犹豫，你要投降的话，赶快去投降吧！” 即使伊朗向美国或以色列投降，你拿什么东西去投降呢？宋江投降了，并不是吃喝有人伺候，躺在那儿享福啊，他得带队伍去打方腊啊，你要是不去打方腊，要你投降干嘛，把你当爹养着吗？那伊朗要是真的投降，他要打谁呢，我怀疑他要打中国，这群人的脑筋，一般正常的人是琢磨不透的！

这个伊朗，混到如今孤家寡人的状态，纯属自作的，他在中东本来是有一群小弟的，抵抗之弧的各成员国被以色列轰炸、暗杀，伊朗闭着眼睛当做没看见；叙利亚政府倒台，伊朗第一时间居然向美国和欧洲下跪，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大毛子带出来的徒弟，真是一路货色，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顶用，把自己的小弟都卖光了，卖就卖呗，还想不劳而获，不拿出点诚意来，还想中国出面帮忙，简直想的太美。伊朗和大毛子一样，心心念念的想融入西方，被西方国家耍猴一样，耍了无数次，都还不死心，还一门心思地要去做西方人的走狗！

不过我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觉得伊朗还是有救的，为啥呢，伊朗的政客们虽然蠢到无以复加，蠢到卖国无门的地步！但是他们民众的智商还是在线的，他们还能分得清楚是非好歹的，不像有些宗教国家，民众脑子被洗的跟智障一样，自己都吃不上饭了，还要把所有的责任都甩到外国人身上。至少伊朗民众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们还努力想着推翻神棍政权，想让国家获得新生！

伊朗的事情，好就好在投降，很有教育意义，最近唠一点伊朗的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因为我不喜欢犹太人，当然希望伊朗能好。但是通过伊朗的事情，我们应该得到警醒，就是任何时候，国家上层一定要和多数的老百姓一条心，不要以为统战了一些有钱人就能高枕无忧，国家有难的时候，有钱人跑的比谁都快，要让老百姓全力以赴对抗外来之敌，平常一定要对老百姓好一点，只想着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伊朗的现状就是一面镜子，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不是说说的虚伪的口号，关键时刻，他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浅贝

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


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引子：

一说市场经济，就会引发某个群体不可描述的颅内高潮，好比婆罗多见了蜥蜴。

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就是万灵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政府在管控市场，都是因为国企在扰乱市场。

因此，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全面私有化、只要彻底放开市场管控、只要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说了算，中国经济就会腾飞，老百姓就会过上好日子。

这么反逻辑的理论，普通人不懂也就罢了，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居然也为之鼓吹，这绝对不是蠢，而纯粹只是坏。

因为在校尉看来，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就是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变成丛林社会的弱肉强食。

壹：市场经济与人性

市场经济好不好？

老祖宗的中庸理论也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罢，都在阐述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市场经济同样如此。

世间唯一的绝对，就是从来没有绝对。

因此，完全抛开政府管控、绝对自由的市场，就跟完全置于政府管控之下、绝对不自由的市场一样，都是非常极端的存在，都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最基本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甚至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规律——人性。

人性分两部分。

一是源自动物生存本能的兽性，可以称为人的自然属性；二是在人类社会道德、法律约束下形成的、能够压制动物本能的人性，可以称为人的社会属性。

兽性就是生存本能，因而都是自私的、残忍的，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

所谓人性本恶、人性本私，就是针对人的自然属性说的。

相反，人类后天培养的社会属性，则多是积极的、向上的、向善的，这才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是真正的人性。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就是针对人的社会属性说的。

正因为人性具有两面性，不管哪种形态的社会体制，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方面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即压制人类源于兽性的生存竞争本能，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人与人的竞争，也即激发人的生存竞争本能。

老人家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野蛮其体魄，是为了提高人的竞争实力、促进人的竞争意识，文明其精神，就是要把这种竞争约束在道德范畴之内。

图片

市场经济也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要在激发生存竞争本能与压制生存竞争本能之间取得平衡。

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完全交给市场调节，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要撤掉对生存竞争本能的制度约束，完全释放人性之恶，把市场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都把300年前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奉为祖师爷，堪称西方圣人。

图片

因为亚当·斯密说过一句名言：什么都不要管，把一切交给市场。

只是，这是亚当·斯密的本意吗？

校尉一直说，过去的时事，就是今天的历史。因此，要读懂历史，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事。

亚当·斯密出生于1723年，其经济思想则集中体现在1776年完成的《国富论》中，也是美国独立的年份。

这个时候，虽然欧洲列强已经开启全球殖民将近三百年，但工业革命刚刚启动；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挫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将近两百年，但始终面临法国的挑战，全球霸主地位并不稳固。

也就是说，在国际地缘政治层面，依然处于列强争霸时代；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链、市场经济、现代金融、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理论，依然是一片空白。

这一点，也体现在《国富论》的行文中。由于缺乏通用的学术用语，亚当·斯密不得不引用最浅显的日常生活事例，来说明现在看起来很理所当然、当时却能把人搞晕的市场现象。

比如亚当·斯密提出，货币本身并无价值，生产才是衡量国民财富的标准。这里的生产，其实就是生产力；这里的国民财富，其实就是后来的国民生产总值。

正因缺乏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撑，当时的欧洲列强，其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重商主义。

而所谓的重商主义，其实就是殖民掠夺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其实就是小院高墙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也是亚当·斯密重点批判的对象。

重商主义认为，金银等可以充当货币的贵金属本身就是价值，因此，从全球殖民一直到工业革命诞生之初的三百年中，欧洲列强所有的国家行为，都以掠夺金银为最高追求。

这也可以完美地解释，为什么英国能够反超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从美洲掠夺到了天量的贵金属之后，没有用来发展国内的生产力，而是用来购买瓷器、丝绸等奢侈品。因此，无敌舰队迎来一次惨败，西班牙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工业生产能力不能确保战场一定胜利，但却能保证失败后还可以卷土重来。

相比此前殖民者对金银的追求，亚当·斯密认为，蕴含在商品之中的生产活动或者说劳动力才是价值所在——商品的贵贱，是由生产它所需付出的劳动强度、劳动复杂程度决定的。

这种认知，刚好可以印证校尉对于美元霸权的看法——美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能够换来商品，因此，在中美所代表的全球最大工业国与全球最大消费国、金融国的博弈中，掌握商品的中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甲方。

美元之所以可以维持强势，只是美国霸权的惯性作用。当惯性消失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中国才是真正的甲方。

参见《驳洋屁论：中美脱钩，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甲方》

可见，亚当·斯密提出“把一切交给市场”的时代背景，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统治阶层，依然在用殖民掠夺时代零和博弈的思路，来应对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初步成型的全球化市场环境，列强一边拼命扩张殖民地，一边通过关税壁垒、将本土与殖民地打造成一个个封闭的小生态圈。

这种状况，对于追赶者来说，属于短期利大于弊、长期弊大于利。

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关税壁垒，追赶者可以保护竞争力不足的本土产业；但就长远而言，分割的全球市场，既不利于做大全球经济的蛋糕，也会将本国与全球市场割裂开来，削弱自身的竞争力——闭关锁国，肯定没有出路。

不过对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英国来说，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推动全球化都是最有利的。

咱们老祖宗说，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美国人说，达则门户开放、退则门罗主义，英国人说，达则交给市场、退则关税壁垒，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强大了，就要向外扩张影响力，因此要大力推行全球化，弱小时，就要关起门来猥琐发育，给自己留一口饭吃。

这就是亚当·斯密提出“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历史环境。

他的本意，是让英国放弃高关税、放弃以掠夺金银为第一目标的重商主义，通过搞活国内、国际市场，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英国的工业优势。

只是在那个年代，源自小农经济、殖民经济的历史惯性过于强大，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亚当·斯密才说“把一切交给市场”，但这并非简单地摈除政府作用。

相反，对于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从经费支出的角度，提出了三条明确的职能。

一是国防费。

政府承担国防开支，组建一支职业化的常备军，“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因为在那个年代，欧洲各国依然广泛采取君主制。而欧洲的君主制，其实就是贵族共和制的延续，军权长期分散在各级领主手中。

对于军权的集中，不管是老牌贵族、还是新生的资本家，都有着本能的抵触。国王对此也不积极，因为他需要承担更多的军费。

正因如此，早期资本家在殖民地的拓展，很多都是自行组建雇佣兵。

比如开启股份制的尼德兰（也即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通过自行招募雇佣兵来实现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

它甚至还可以发行货币、与他国签订协议，其实就是一个弱化版的国家。

图片位于印尼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遗址

补充一句，虽然都叫东印度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位于印尼，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位于印度。把美洲、印尼都当成印度，可见当时欧洲列强对于世界的认知，依然处于非常蒙昧的状态。

因此，在欧洲各国深受封建领主制度影响、中央权力有限的时代背景下，亚当·斯密提出由中央政府承担国防开支，其实就是要求强化中央军权，乃是典型的大政府思路。

二是司法经费。

政府承担司法经费，“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者压迫”。

亚当·斯密之所以提出这条，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司法人员的薪酬，大多来源于办案的手续费——“英国各法院的主要费用，最初似乎也是取给于法院手续费。”。

这就必然带来三大弊端，一是“各法院都尽可能兜揽诉讼事件，哪怕本来不是归自己管辖的案件，也乐于受理”；二是层层设卡、人为制造繁琐的司法程序，以收取更多的手续费；三是大面积的司法腐败。

三是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

亚当·斯密明确指出，公共工程与公共机关“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也就是说，被自由经济学派奉为祖师爷的亚当·斯密，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设施、民生机构应该交给市场，而是应该由国家统一负责。

由此可见，某些人大力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铁路私有化、电力私有化、电信私有化、公共服务私有化，连亚当·斯密都不认可。

综上，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也绝对不能等同于后来的自由经济学派。这就好比，孔子的思想，也已经被后来的儒生扭曲一样。

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是为了破除当时的行政壁垒。好比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虽然《国富论》中，确实没有明说要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亚当·斯密对政府提出的三大职能要求，尤其是第三条，正是为了在活跃市场、发展经济与政府调控、保障民生之间达成平衡。

读前人的书，重要的不是对部分文字的理解，而是对全文思想精髓的体悟。

强调两点：

一是亚当·斯密一直反对“小政府主义”，试图为政府争取更多的职能。

二是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但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促进经济发展、制约资本无序扩张，而非把“看不见的手”交给资本控制。

正如《国富论》所言：这些只支持国内生产者而排斥国外生产者的人，尽管只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受一只“看不到的手”引导，往往会达到一些并非出自他们本意但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资本家只是市场的参与者，而非市场的控制者。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不该由政府全面控制，但更不能由资本控制。

这就好比经济领域的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绝对容不得含糊、动摇。

叁：为什么不能把一切交给市场

人类历史好比开车，没有哪种政策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而是需要根据道路情况进行调整，该加速就加速、该减速就减速、该左转就左转、该右转就右转。

把某种极端化的政策当成万灵药，就好比开车一直踩着油门、同时把方向盘往一边打死，翻车乃是必然。

发展自由市场与加强政府管控，就是一对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的政策工具。

当人类社会从小农时代封闭的内循环经济体系、走向工业时代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的时候，沿袭自封建时代、殖民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太过僵化，因此要大力发展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将政府职能聚焦到提高国防安全、提供公平交易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全民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民生领域。

这也是《国富论》的主要观点。

当自由市场发展太过，国家政策被资本绑架、经济发展成果被资本侵吞的时候，加强政府管控、约束资本无序扩张，尤其是制止资本向公共服务领域、民生领域的渗透，就变成了必然的选择。

尽管在《国富论》中，因为无法预测自由市场泛滥、资本肆虐引发的后果，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监管作用、如何通过政府行为来约束资本，亚当·斯密并未提出预见性的建议，但对于资本的劣根性，亚当·斯密已有清醒的认识。

比如亚当·斯密指出，资本的利润，来自于对工人劳动价值的扣除，而非资本家的劳动所得；特许公司与政客勾结，通过垄断获取高额利润、破坏市场竞争；资本家联手操控市场、损害公众利益。

亚当·斯密推崇自由市场的原因，就是试图通过激发人类的自然属性——也即本文开头提及的人类继承自动物的生存本能，来实现利他的目标——也即人类的社会属性。

“我们决不能指望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中获得我们的午餐。我们只能借由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来获得我们的午餐。”

不管是亚当·斯密用日常生活常识列举的例子，还是校尉归纳的有点拗口晦涩的理论，都指向同一条人类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要想实现利他，首先要激发利己。

但我们更要谨记，如果利己主义脱离了必要的限制与约束，便会演化为全人类的灾难。

给你自由，可以，但不能给你自由过了火！

在人类历史上，皇权更替、军阀混战，归根结底，就是国家失能、制度失灵，失去了对野心家的压制，使得整个国家因为个别人的野心而遭受磨难。

同理，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资本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勾结政府官员、绑架国家政策，由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对象，变成看不见的手的控制者。如果政府不主动干预、提前干预，自由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大家熟悉的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以此为主因引发的二战，就是自由市场过了火，而此后的罗斯福新政，就是对自由市场及其背后资本的管控。

将自由市场与政府管控对立起来，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任何自由都有边界。

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不能侵害他人利益；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同样不能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

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约束自己，因而要有法律；我们也不能指望资本与资本家会自我约束，因而必须要有政府管控。

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难以摆脱的经济危机，还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带来的恶果，都已经充分证明：把一切交给市场、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最为贪婪、愚蠢、短视的资本！

图片
国足白斩鸡，就是最典型的让市场说了算。它们带来的恶果，就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彻底毁灭。

可以想象，如果在整个中国，也搞让市场说了算，又会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

肆：国企

国内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重点，一是政府对市场的调节行为，二是国企的存在。

客观评价，国企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利用政策性的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比如一边以亏损为由获取财政补贴、一边给员工尤其是领导层发放高额薪酬；比如一边享受体制红利一边享受市场回报；比如屡禁不止的贪腐现象……

但国企有两大制度性优势，是私人资本永远无法做到的。

一是国企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为全社会提供最基础的民生服务。

中国的普惠制民生服务，比如性价比极高、几乎没有地区差异的电力、高速交通、城市公交、能源、通信、邮政等，都是通过国企实施的。

这些民生服务，很难交给市场去调节，否则我们就会跟美国一样，铁路长年失修、地铁没有无线覆盖、公共交通价格高昂、电力价格飞涨，甚至消防都要自己花钱。

这些民生服务，普通人再有钱，也没法通过市场购买，只能以政府指导、国企实施的方式，惠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二是国企必须承担国家义务，必须为国防军工、基础理论研究、国家税收、海外利益拓展等提供支撑。

国防军工，我们有中核工业、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空工业、船舶集团、兵器工业、兵器装备、中国电科、中国电子……

基础理论研究，我们有中科院下属的一系列研究所，以及科技类央企之下的无数科研机构。

国家税收，我们有中国烟草、国家电网、工商银行……

海外利益拓展，我们有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冶集团、中国化学、中国中铁……

校尉始终认为，在中美博弈所代表的制度竞争中，国企尤其是大型骨干央企，是我们特有的制度优势、拳头武器。

虽然这个武器谈不上完美，但这个武器威力无穷。

在国内，这个武器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信网络、电力网络、邮政网络，敷设到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任何一个角落，为全面脱贫、抢险救灾、边境安全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比如2025年1月7日的西藏定日县地震救灾。

地震发生于上午9时许，不过十几分钟，无人机抵达震区，第一时间传回灾区图像，此后，中国军队2小时抵达海拔四千多米的震区、8小时搭建帐篷安置灾民、11小时开始为灾民提供热饭热菜。

图片

当天晚上18时，也即地震发生9小时后，三个受灾乡镇的通信恢复；次日，县城与受灾乡镇的电力恢复。

这是在人烟稀少、海拔超过四千米的绝域高原，如果没有连通雪域高原的公路网，没有广泛分布的通信、电力应急抢修队伍，就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在国外，这个武器极大地加强了非洲、东南亚、中亚、拉美等国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为中国产业链提供了最好的互补——作为第一工业国的中国，就跟最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一样，迫切需要打破市场壁垒，在全球寻找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地与消费市场。

区别在于，欧洲殖民列强可以通过武力强行占领殖民地、强行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主观的文明特性，还是客观的外部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动用武力。

就跟郑和下西洋一样，今天的我们，用一带一路倡议，重新诠释了“通四海之好”的历史宣言。

区别在于，当年的郑和舰队，变成了浩浩荡荡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军。而这支大军的骨干与先锋，正是大型国企。

区别在于，由于缺乏对等的贸易伙伴，下西洋的壮举难以为续，今天的我们，却正在努力培养西方国家之外的合格贸易伙伴。

在中国人设想了几千年的大同世界中，在中国人最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中国好，就一定要带动世界好，世界好，中国才能更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结语：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西方伪史论的争议甚嚣尘上。

上周末直播时，校尉也说过，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西方历史，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质疑西方历史，因为西方的早期历史缺乏权威的信史记录。

这种质疑，校尉认为，不应该包括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因为这是明确记载了的史实。

实际上，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他的《国富论》，正好反衬了国内公知、买办的虚伪与双标。

他们一边全力维护西方历史，一边歪曲亚当·斯密的思想精髓。声称西方历史不容质疑的是他们，将《国富论》断章取义为绝对自由市场的也是他们。

就此而言，我们更有必要怀疑西方的历史——刚刚发生的二战历史都可以篡改，亚当·斯密这样的西方圣人都能歪曲，那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