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浅贝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作者：栩先生

1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毛泽东所在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当时的红军只有四万余人，蒋介石大权在握，一出手就是十万人马。

在很多人看来，对付这么不正规的4万人而出动十万的地方部队，显然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而在红军看来，四万对十万，数量上和装备上好像不占优势，怎么打？比人数，比装备是比不了了，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只能比战略战术了。

经过罗坊会议讨论，确定了方针：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

但是这个方针却不为很多人接受，因为有的人主张进攻，有的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

因此计划才得以顺利实施。

一开始，红军的主力便开始组织退却。以至于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扑了个空。于是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进攻，依然扑了个空。

再加上山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彻底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相反，根据国民党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八百里的新态势，毛泽东又提出新的战术：中间突破。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或者张辉攒师，分敌为远离的两部分，以便各个击破。

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

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幅对联，溶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以后的战役里，更是频频用到。

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

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

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

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

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

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大家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起先准备打谭道源，但谭并非草包饭桶，他并没有上当，而是下令坚守阵地。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岗逼近了。毛泽东大喜，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红军第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大部分队伍，分别从龙岗西北和东北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包围，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

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就这么宣告胜利了。

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是以胜利告终。（第四次第五次不是毛主持，况且第五次失败了）

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统一战线的结成，日军并没有实现快速灭忙中国的计划。

从当时的整个战局来看，怎么看都是敌强我弱，日本帝国主义，不管在兵力装备，军队教养问题上都要比我们强上一大截。

由于整个正面战场的败多胜少，很多人都选择站成了两队：他们要么是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入草芥的亡国论者；要么就是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的速胜论者。

只有毛泽东在淡定了分析了战争的各方面因素，得出结论是持久战。

早在1936年7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一年之前，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对中日战争的形势做了估计，并且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

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回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

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对事物进行了预测，真可以说是洞若观火，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预测是无比正确的。

这就好像一个算命先生，对一个人的祸福，生死做了预测：你将会怎么样怎么样做？做了会发生什么？失败还是成功？

只不过算命先生算的是一个人，而他算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势。

1936年，毛泽东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讲到战略退却问题之时，毛泽东提到了《曹刿论战》。

就是课本上那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故事。只不过，我们把它当成故事一听，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它付诸实践。

我想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伟人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他正是看中了这个“规律”，并且利用了曹刿的战术，将持久战分成了三个阶段，辩证的分析了强弱的相对关系，指出了未来的趋势走向。

毛泽东指出，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能只看到敌人的优势而忽略了自己的优势，这就是理性认识。而不是“亡国论”和“速胜论”那种仅凭感觉而来的片面的感性认识。

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论持久战》

据史料记载，《论持久战》一书刚发表，周恩来就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

据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回忆：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

这本《论持久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人民最终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3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军事战斗，基本上全都是以弱敌强，不管是反围剿，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双方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处于弱势，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他百战百胜。

不由的让人思考，他是如何做到的？更重要的，我们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些什么?

我把自己的思考归结为6点，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1.深入分析事物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要了解事物就必须要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读过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这类书籍能够很好的提升人的思维方式。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许多事物最本质的东西。

就好像西游记里面的三打白骨精，只有孙悟空一个人看到了那个村姑和老太太都是白骨精变的，这就相当于看到了它的本质。

在兵法之中，有一句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很多人都能理解但却给不出具体的解释，只有毛泽东诠释了这个“妙”就是灵活性。

其次是分析的全面性。读了《论持久战》，才会真正发现人与人思考问题上的差距。

毛泽东在分析日本的时候先是肯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包括其侵略性和野蛮性，然后又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力量以及整个世界的格局形势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

人在对事物了解的越全面，对于事物的把握也就越准确，才会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样的效果。

2.善于借助外力

中国每年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创业者，当然也有很多的创业失败者。

每一个创业者都挺不容易的，他们除了有自己的商业计划之外，还得有足够的资金。但这往往是很多创业者所不具备的，所以就需要融资。

你要用你的想法去打动投资人，你就必须让投资者看到你产品的优点、价值和前景。这样才能借助“外力”去启动项目，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创业活动。

在毛泽东的战争时期，你会看到，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发动部队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在论述战争的胜利原因时，总有一条是群众基础。

最经典的就是淮海战役了，连陈毅元帅都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在人数不占优势的战争中增加胜算。

我在读《论持久战》时发现一个细节，每次毛泽东在分析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日本本土的反战人士，甚至预想日本军国主义走到一定程度会激起日本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他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争取的，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的劝降也是经常用到的手段。

我们的眼界有时候也要看大一点，放眼整个世界，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正如当时的毛泽东在分析持久战时，考虑到了苏联和反法西斯阵营一样。

4

3.持续的学习

毛泽东的读书之多，不光在于数量之多，更在于种类之多。其中包含了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地理，军事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

所以在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上，他总是比别人想的多，看的远。而且事实总是会证明他是对的。

经常逛知乎的人可能知道，那些高赞的答主在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时，总会在文末加上一条：多读书，多学习。有的甚至会放上自己的书籍照片，照片里的书籍往往都是一大摞。

假如你想从事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你必须得买几本相关领域的书籍，因为那都是前人智慧的总结，他们会在书中告诉你，这条路怎么走容易，那里有坑，哪里是坦途……

现在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以为自己年龄大了，学习能力会有所下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在《看见成长的自己》一书中写道：“20多年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两种可以使人们创造出不同世界的思维模式——僵固式思维模式和成长式思维模式。”

德韦克发现，僵固式思维模式者认为天赋就是能力本身。但成长式思维模式的人则认为，真正哺育天赋的却是反复的学习和长期的坚持。

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老了学不动了，那么他就是僵固式思维模式。相反，一个人觉的自己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那么他就是成长式思维模式。

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欢迎点击阅读《说出“活到老学到老”的毛泽东，真正学到老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件》）。

4.勇于实践

任何计划想要落地，都必须付诸行动。也只有在实践中，你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才能调整自己原来的认知。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实践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几位高级知识分子说：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个问题我也疑惑了很久，为什么国民党拥有正规军事学校毕业的“毕业生”会输给当时号称“泥腿子”的共产党？

直到前段时间我读到考夫曼写过一本书叫《关键20小时，快速学会任何技能》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书里面将技能的学习分成了两类，即技能学习和技能习得。作者西班牙语考试全优，却没有办法用西班牙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没有办法在正常语速下听懂西班牙人的话。

而他的同学为了学好英语，便抓住一切机会和英国人聊天以此达到练口语的目的。因此他的同学能够毫不费力的跟英国人进行交流。

前者就属于技能学习，后者则属于技能习得。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军官大多属于技能学习，而共产党的军官则是技能习得。

技能习得能够帮你迅速的掌握一项技能，通过不断实践的技能训练，则会让你的技能更加的娴熟。

5

5.善于作总结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在抗日战争之前，他还没有系统的学过《孙子兵法》，但他之所以能够打胜仗，靠的就是总结经验。（关于毛泽东总结经验的故事，推荐阅读这篇：《毛泽东：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还记得当年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用现在的话说真是满满的干货总结。

某500强创始人说过：“人活着要做一个奔日子的人，更要善于复盘，这非常重要。”

复盘就是在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就停下来，花些时间把所有的工作梳理一遍，看清楚方向，也想清楚这是不是正确的路径。

复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总结。它的实质是从经验中学习，是学习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一些人会把自己的个人成长，学习状况，事件和活动的回顾，并根据现在阶段的得失来制定下一步的计划。这样你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避免重复的错误，才能走的更远。

记得袁了凡先生说过“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

6.克服困难

任何事情都不是轻易做成的，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想想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爬雪山，哪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极大的困难。但也正是这样的困难练就出了一只铁打的队伍，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当贝特兰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时，毛泽东说：

“悲观主义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

我们应当向人民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我想这就是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原因吧，读过他诗词的人应该最有感受。

6

1997年，史玉柱因为决策失误，一夜之间公司倒闭破产，负债高达2.5亿，成为当时的中国“首负”。

记得以前网上有段关于央视采访史玉柱的视频，视频里的史玉柱受尽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一些无知的人对他评头论足，以至于主持人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停顿了一下说：“不说了吧。”

当主持人问他最近再看什么书，他却毫不犹豫的回答：“毛泽东”。

这以后，史玉柱抓住时机，押宝脑白金，东山再起，也狠狠打了那些当年嘲笑他的人的脸。

现在回到标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因为，有太多的人正身处逆境，渴望逆袭成长，就像当年屡受挫折和打击，却越挫越勇的毛泽东那样。

另一方面，你永远也不确定，即使现在走得顺风顺水，哪一天就会突然“水逆”。

而毛泽东的一生，正是逆袭成长、逆风翻盘、以弱胜强的典范。

当你真正的去研究毛泽东这个人，你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真是太多了，读他越多、越觉得深不可测，也就越觉得深受启发。

如果看了他的著作而没有一点获得感，那真是入宝山空手而回了。

或许你正迷茫，或许你正无助，或许你正面临着强敌，那么你不妨学学毛泽东，相信你也能从中发现你所需要的东西。

最后，用这首我最喜欢的词来收尾吧。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浅贝

毛泽东：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李栩然  历史有态度  









1月1日

读历史，态度▲很重要，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吧。






历史有态度君：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

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今天态度君特意换上了“新装”，有没有帅到你呀！

其实之前的头像是李栩然先生百忙之中亲自操刀设计的，但是没想到，某一天后台收到了粉丝朋友毫不留情的“嫌弃”：头像太丑...

审美受到了质疑，学长为此还偷偷伤心了好久。

但为了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同时迎接新的一年，态度君决定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未来，希望态度君能一直陪伴大家，品读历史，共同成长。








1





世界上一直都存在着两种“牛人”。




一种像毛泽东这样，基本上没有拿过枪，也没有好好学过什么军事课程，但就是天生会带兵打仗，“用兵真如神”。




除了四渡赤水这些经典之作，就是在井冈山上兜圈子，毛泽东都能兜出一套先进的游击战理论来，许多年以后还能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斗争。




遵义会议上，曾经有人嘲笑毛泽东，说他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当时就反驳了：呵呵。老子明明没有看过《孙子兵法》。




我觉得以主席的天赋之高，别说是拿着《三国演义》了，就算是拿着一本《金瓶梅》，估计也能打胜仗。



第二种像林彪一样。虽然林彪在政治上已经成了反面典型，但不得不承认他在军事上的才华。




与毛主席不同的是，这种才华更多靠的是黄埔军校扎实的理论学习，长期的战斗经验积累，以及超越常人的勤奋。




关于打仗，林彪有一句名言：思考、判断、定决心、下命令。




说白了就是谋定而后动，所以他战前往往做足功夫，而且不厌其烦地关注细节。




林彪有个小本子，记满了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和损失等情况。




打完一天仗所有人都累得要死，他却经常一个人对着这些枯燥的记录搞“人工大数据分析”，研究战术。




除了记数据，林彪还特别喜欢记地图，硬生生记住了许多作战地图，有时候就凭着脑子里记的地图来作军事部署。




天赋之外，光是这种勤奋都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当然，不管是天才如毛泽东，还是人才如林彪，说实话，这种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离我们都很远。




但我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质。




再然后，我发现生活中许多优秀的人，同样也有这样一种特质。




喜欢搞总结。








2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接见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时，突然问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一脸懵逼，正要弱弱地问一句：“靠手？”




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井冈山时，毛泽东总结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报给中央，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遵义会议时，又亲笔题注了《中央关於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打头第一句就是：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耳光扇得是掷地有声啊。




遵义会议后土城打了败仗，毛泽东又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




直到1960年，还亲笔写了一篇《十年总结》。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




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林彪自然也学到了这一招。




打完仗后，其他人都会打扫战场、修整部队或者分发战利品，只有林彪干一件事：




总结。




他要求6小时出简报，24小时内出详报，逼着下面的人搜集材料。




他则反复研究，进行复盘。




辽沈战役的时候，他就是根据某个不起眼的战斗缴获报告，准确判断出了敌指挥部所在地。




平型关大捷后，他甚至亲自写了一篇《平型关战斗总结》。




没什么修辞，全是干货。




比如“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使敌人的炮不好放，”




从上面这些大实话，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林彪同志不会写鸡汤。








3

我上高中时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是靠我党的会议串起来的？




一大，洛川会议，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八大，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好的同学，可以继续往下数）。



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因为每一次开会都是对过去的总结梳理，都是对未来的思考谋划，也都是一次新的起点。



再去看看国民党，对比非常明显。



我看到的一段史料里就曾经写过：


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创立，1913年正式定名国民党，直到1924年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召开一大之前，整整三十年时间从未召开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未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动纲领，内部思想涣散，山头林立，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



开会总结，也是我党能战胜国军的一大法宝。




管理大师德鲁克在谈到个人成长时，提到自己的一个方法：

回馈分析法（feedbackanalysis）。




德鲁克说：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 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




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




所以说，做一次总结，就有一次收获。古今中外，好的方法都是通用的。







4





比克服困难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克服困难的动机。——尼采





我曾经说过，人生虽然参差多态，却总是有迹可循，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像是已经提前写好的程序，按照既定轨道走下去。




要想跳出那些既有条件的影响，往往需要付出非凡的努力。




所有的努力，又都需要内心有强大的意志和旺盛的斗志。




乔布斯说的，你必须要意识到，这个世界，是由一群并不比你聪明多少的人所组成的。




大多数普通人能做的事，你也可以做到。




真正决定你们之间最后差距的，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的动机到底有多强大。




而在我看来，总结除了能发现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也是在寻找内心深处的动机，在回顾自己的初心。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了达成目标我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我还是不是当年那一个我？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大学里有个曾经优秀的同学很颓废，经常挂科。




大三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看望快十年没见的小学班主任。




老师在教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年纪很大了，现在早已退休，身体不好，很多事记不住了。




但却记得我大学同学，不停地说起他当年是多么优秀，讲了他一年级第一次考了双百分，三年级第一次当大队长，五年级时到市里去演讲……




我同学当场没忍住，哭了。




他说，“如果不是老师提起，我都早已经忘了自己当年曾经那么优秀过。”




这种深达内心的情感是最底层、最基础的动力。支撑着他后来玩命考研，并最终改变了人生轨迹。







5

而现在，同样也到了应该做一次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世界，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人生，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让自己活得更精彩。




这就是我的初心。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唯有改变本身。




围绕这样的初心和目标，未来“历史有态度”将会为大家分享更多好文，同大家一起，探索更多的未知和可能。






每个人都有束缚自己的“茧”，未破之前，都过着虫一样的人生。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破茧成蝶，也希望“态度君”能一直陪伴大家。

——

这是一次总结，也是一次新的起点，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浅贝

请看证据：庐山会议前毛主席苦口婆心反浮夸


（点击上方【昆仑策网】可关注）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对于大跃进，毛泽东主席是支持的，但对于浮夸风是反对的。这就是毛主席的一贯思路与决策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事物；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即高瞻远瞩，也脚踏实地，重视细枝末节。



不像他的许多同志，急功近利、形而上学、目光短浅。大跃进期间，比谁都左，参观试验稻田，被告知亩产一万斤，竟然还问“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搞一搞深翻，还能再多点。”（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等到浮夸风的灾难造成恶果后，又气馁泄气，不琢磨如何纠正执行总路线过程中的浮夸错误，而是推卸责任，怪到总路线上面。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没有错，只不过，这人祸应该谁来背？是不是搞浮夸风的中央与地方领导干部，包括说此话的人，以及会场上热烈鼓掌的大部分人？



如果因为说了这句话，或者听了这句话鼓掌，犯错误的责任就变成别人的了，就说明，七千人大会上的这些领导干部们，大部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执行总路线过程中犯下的冒进错误，也并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把错误怪罪到路线上，自己执行的冒进错误就可以免了，这样的思路，难怪毛主席事后感慨，“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可笑的是，现在的很多人，无视历史，把大跃进与浮夸风挂钩，绑架在一起，然后污蔑毛主席支持搞浮夸，这样才好把饿死人的罪名安在他头上，给其他真正需要负责人的一线领导干部卸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即“庐山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毛主席在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曾给各级干部写过一封公开信，苦口婆心教育这些从小队级到省级的干部们，不要搞浮夸风，甚至鼓励下级干部不要理睬上级的浮夸指令。



毛主席从1953年起就退居二线，以观察国际形势为主。尽管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但因为退居二线，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只能用写公开信的方式去纠偏。



看看下面这封信就知道，当时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许多人欠缺管理农业的能力与经验，还好大喜功。



而毛主席则是事前防患于未然，事后勇于替部下承担责任的人。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无论是农业知识、领导才能、脚踏实地作风还是胸怀与人品，他都领先他的同志们一大截。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党内通信》
（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



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



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



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浅贝

解读邓小平发言：为什么必须要打越南？



40年前，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对“中越作战”的项目做了复盘。资料罕见，全文如下：


报告王尚荣同志作了，我不算报告，讲几句。
——(邓公很低调，“这几句”其实真心不短……)
这次对越自卫反击战，决心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惩罚作战，所谓有限度，就是打击深度浅一点，时间短一点，目的是教训教训这个狂妄的东方古巴，取得我们中越边界的比较安定的边界线。同时也是对于柬埔寨反对越南侵略的一个支援。当然，从更广泛意义上说，这是我们扩大反对霸权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行动。
——(邓一上来先定性，文风朴实，比喻生动，举重若轻，这与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
现在，这个仗今天真正完了。五日宣布结束战争，部队开始向后撤，到今天撤完了。这十一天，在回来的路上扫了一些洞，藏在这里，藏在那里的一些物资，一些小村子，也扫了好几千上万人。大家知道，党中央、中央军委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经过反复考虑，差不多经过两个月的考虑，才下了这个决心。我们党、我们人民当中很多担心这个问题，能不能搞得好，连锁反应有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打得好打不好。
——(治大国如开公司，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任何项目最大的风险都是决策风险，邓是想透了才出手敲越南。看看下面他如何复盘的？）

这些担心是对的，是个严肃的问题。中央、中央军委经过反复考虑，下了这个决心。今天看来，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当时，下决心时，最大的担心是怕北边苏修有强烈的反应。所以我们下这个决心时，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的分析。
因为影响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不是南边仗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北边反应有多大，北边反应不大，那影响就不大。但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越南仗恃有苏越友好条约，仗有这个条约大举进攻柬埔寨，仗这个条约在中越边界闹事，搞得我们不安宁。他们在北方的军队有二十万人，有七个师布置在我们边界线上，还有公安屯，边界长大约一千七百公里，队伍密集。同时，越南经营同中国对抗，打仗好多年了，就在我们加紧援助他们的时候，有的工事搞了七年，有的搞了三年，到处是工事，屯积大量的物资，好多物资都是我们援助的，大米、弹药、武器，这次搜回来一批。
越南就仗恃有苏越条约才敢这样。他也想仗恃这个条约把苏拖下水，也仗恃这个条约认为我们不敢采取相当规模的惩罚。就在我们出兵前几天，他还估计我们只有两个师的小范围的行动。我们下这个决心，也确实清醒地估计到北边的反应有多大。
——（邓公思路清晰，直指要害——“打越南简单，怕的是苏联背后攻击”。为什么？因为有《苏越友好条约》！越南的猖狂全在于此！）
这个不但我们在考虑。大家知道，我访美时一路上讲要教训越南，美国不赞成。我采取较大的行动，怕引起苏联的大的反应。但同时我们也摸到了一点气候，美国一边反对我们惩罚，另一方面通报我们一点情报，说苏联的军队根本没动，而且告诉我们，在几千公里边界上有54个师，告诉我们没有满员师（一万二、三千人）。
比较充实的师，大约占满员的70%—80%。这样的师大约占三分之一，第二种师也是三分之一，占满员的50%—60%（6、7千人）等于我们的简编师，还有架子师，大约四千人左右，占三分之一。这样的情况，就可以具体分析了。
——（邓公头脑冷静，苏联如果在北边进攻，来一个“围魏救赵”，我们就很被动了。如果陷入双边作战，两边被夹击，那可就难受了。越南的猖狂全在于此！）
所谓下决心是有风险的，风险主要来自北方。风险无非是大、中、小，大的、中的、小的。
中央分析，大的牵涉到苏联战略重点转移的问题，现在苏战略重点在西方，它的四分之三强的兵力布置在欧洲，所谓东面一百万人，占四分之一弱，而在装备上，主要装备更现代化、更重要的装备在欧洲。所以，如果要进行大规模向中国进攻，它的战略重点必须转移，起码要从欧洲调一百万人，这个来不及，我们行动时间不长。中央考虑，大风险肯定可以排除。
中等风险有没有？中央考虑一般也可以排除，但要立足于中等风险，所谓中等风险，或存在东北，或存在新疆，用相当的兵力向我进攻，或存在新疆乌鲁木齐，或存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满洲里、绥芬河，中等起码的两个集团军，不可设想一个集团军孤军深入，那我们可以给它插断，这次越南也是这个办法。一个集团军是五个师，两个集团军十个师以上，这无论摆在东北或在新疆都不简单，很难设想就起那大作用。所以，中等风险一般也可以排除。我们要立足于中等风险，在新疆、东北作了准备，华北也作了一些准备。
还准备小一点的风险，特别是在新疆，它有六个还乡团，六二年跑了六万多人，它组织了六个还乡团，也许组织六个还乡团在边界上那个薄弱的地方打一下。今天可以说了，小的也没有。我们怕屁股后面发生问题，我们也估计，苏联它怕不怕屁股后面的问题，它反对美国，也有个后方问题，后方是欧洲，而且是它的战略重点最大的是这个，这个考虑清楚了，就比较容易下这个决心。
——（邓公提出问题后，开始分析：将风险分为：大中小三种情景！苏联陈兵欧洲来不及，大风险可以排除了；孤军深入会被拦腰截断，中风险也排除了；还乡团骚扰新疆，虽有可能但也不怕。况且中国担心后方的苏联，苏联要是动中国，也得担心后面的欧洲。反而形成均衡的稳定态势，所以嘛，邓公深深抽了口眼，用四川腔喊了声：“打！”）
我们说这个仗必须打，有三大理由要打：一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对东方的古巴要采取必要的制裁，来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因为世界上都怕苏联，因为这个，对古巴也怕，我们作了相当多的批评。
在国际战略上说，苏联这两年战争步伐加快了，扩张行动加速了，它得分比较多，美、日、欧比较软弱，怕事。我们告诉它打算，它也怕有风险，我说风险我们自己承担。同卡特会谈后，我说了三句话：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行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人不会鲁莽从事。
我也摸到一些气候，官方语言打官腔，同私下讲的不同。还有它在朝同在野的人不同，相当的人很赞成我们的行动，就是官方也不是很反对。美国这次搞了个双撤军，苏联舰队南下到我国南海，它也派第七舰队加强巡逻、监视。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别国的行动，这是对苏联讲的。现在国际反霸处于软弱状态，问题发生在我国，东方的古巴在我们眼下，十几个师进攻柬埔寨，在我们边界闹事，我们是无所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权衡过来，还是有所作为，用自卫反击理由更充足，但这个行动不止是个边界行动，说小的关系到印支形势，东南亚局势，说得宽些，关系世界局势，必须搞。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Richard Holbrooke 和 著名主持人Charlie Rose 聊天时透露，邓公访美时，每当聊起越南，就会因情绪激动而颤抖。Richard Holbrooke认为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无论毛邓，都是真正不怕死的人，都坚信life is a perpetual struggle.(人生就是永不停止的奋斗)，都见多了死亡与风险。邓对时局洞若观火，确信了美国的尺度后，才放手去做，可见其谨慎。）

第二条，我们要求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有比较稳定、可靠的环境，让苏修、越南在北方、南方天天威胁我们，搞得神思不宁行不行？心神不安不行，我们心不踏实，倒是利用这个机会，试一下，量一量。越南吹得可凶啊，说什么它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苏越百战百胜，永远是“百战百胜”的，可了不起，而又把我们作为头号敌人，在我们边界不断闹事，如果我们不采取反击，它气焰会越来越嚣张，推动北边也来，它以为我们怕苏越条约。
苏在阿富汗、伊朗得手，在越南、在东方的步伐加快了，对我们的威胁加强了，所以我们需要中越、中苏边界有个比较安定、比较稳定，取得这个条件起码取得这自信，它们不敢随便欺侮我们，要试一试、量一量苏修。报纸宣传这个没有好多用处，抗议没有用处，联合国决议也没有好多用处，特别警告一下苏联，这样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也比较放心。
——（邓公三起三落，曾统领60万大军总前委，曾与毛夫人对着干，一生中怕过谁？越南这么叫嚣，自然是捋虎须。27天打完就撤兵，证明苏联的条约不过如此之后，小试身手，班师回朝。）
第三个理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三十年没有打仗了，我们军队究竟行不行？我们确实没有多大把握，军委作了决议，要加强训练，看起来平时训练效果有限，不是说没有用处，战前训练了一个月多，但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还要看实战，中印边界用兵少，提拔相当一批干部，一批宝贝，没有实战不行，这是很好的机会，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解放军还是人民解放军。说实话，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
仗要打才会，上过一次火线同没有上过火线的不同。世界上知道我们三十年没有打过仗，不一定打过越南。我们营以下干部没打过仗；团级干部只是部分打过，当时不过是兵、排长，可能有连长；我们的师长，当时不过是营、连长，打过仗；军长是团长，比较好一点，指挥过一个团就不同，确实比较担心，放出去打一打，这次这方面收的效果最大，是最大的效果之一，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部队有过战争锻炼考验，这是了不起的，这会产生大批干部。
——（最后一个理由竟然是锻炼队伍！哈哈哈！）
有这三条理由，我们决心打这一仗。部队情况，要考虑风险，担心影响四个现代化，还有国际舆论会不会骂我们。总的看，骂我们不太厉害，联合国内，不结盟国家主张双撤军，我们双手赞成，这是很好的事情，就是批评我们的语言也比较温和，我们也准备他们多骂一个时候。当然，我们也担心一个打不好。
放鸭子，这一点放心了。当然也暴露许多问题，前五天伤亡大，过了五天就不同了，前五天伤亡大，队伍展不开，干部不晓得怎样把部队摆开，密集得很，敌人利用炮火，利用山沟，伤亡不少。但有一点，不管伤亡多大，我们没有“放鸭子”，非常英勇，干部战士非常英勇，这是非常可贵的，英勇加上兢业就好办了。总的说，战争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就国际上说，推动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事业，对柬埔寨是一支援，对苏修是称了一下它的份量，这一点国际意义最大。
——（邓老师开始收了，意义的第一点：教训了越南，敲打了苏联，此意义最大）
第二点，我们在自卫反击战中，提高了中国国际威望，起码这一点兑了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从朝鲜战争开始，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后来中国有相当时期的动乱，对中国不相信，中国人究竟有多大本事，靠得住靠不住，交朋友够不够格，这次恢复了名誉，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在国际反霸上不是无足轻重的。欧洲人总希望我们有一定份量，能够帮助对付苏联，使苏联不敢为所欲为，软弱的中国不是它所希望的，我们希望强大的欧洲，它希望强大的中国。为什么国际上愿意拿钱、设备，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强大了可以牵制苏修，假如你软弱，帮助你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
第二点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威望，这对四化有利，对于扩大世界反霸势力有利。对于与苏联签订这样那样协议，我们不反对，比如限制战略武器等，但那没有什么用处，对苏联有什么约束力？需要的是做扎扎实实的事，为中日友好条约、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美国、欧洲建成一条线，三个世界划分，同美国结成统一战线，是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毛主席的战略就是建立这一条战线，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欧洲、美国一条线，这就把美国放在统一战线里边，这是毛主席制定的，不是新提出来的。我国的国际威望提高，可以推动这个，在美国，我说你为什么对古巴在非洲横冲直撞，为什么不教训一下？他不敢吭气。我们在行动上就使他们看到老虎屁股是可以摸的，他们不敢摸。
——（意义第二点：邓公在重新定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价值。看来所有价值都是相对价值，在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博弈中，将自己卖个好价钱。邓公耿直。）
第三点，因为通过这个斗争，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就比较放心。称了一下南边的越南，也称了一下北边的苏联。随着我们国际威望的提高。它资金、技术给我们也比较放心，这有好处。第四点，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就我认识，这是第一件大事，了不起的大事。
——（不点评。）
现在仗结束了，但事情是否完了？没有。是否边界事件就没有了？不是。越南就那么死心，不干了？不但在柬埔寨，在我们边界还会闹事，但总比较谨慎，总要收敛一些。我们摧毁了他的边界军事设施，摧毁它的战斗能力，包括物质，起码几十公里不能插秧，季度过了。如果它继续搞，还可以搞得更厉害。军事力量，包括经济力量，昨天越南它提出，在中国军队撤回中国境内一周后开始边界谈判，我们五日提出，它响应，我们接过来，开始谈了，也许我们不光提边界问题，范围要宽一些，还要提领土自卫问题，柬埔寨问题，要高姿态。
至于谈判，也许谈十年、十五年，从苏联谈判，六九开始，十年了，同越南谈判就比苏联快？不见得。但还是要谈的，边界问题也不是就完了。但我们五日声明已经说了，如果以后越南还在边界闹事，我们保留教训的权利，自卫反击的权利，这个话我们还是要继续讲。但不管怎样，这件事告一段落，看来国际反映是好的。特别是有的说，我们选择的时机是非常适宜的等等。
——（邓CEO开始安排后续工作了。）
我们这个仗打完了，我们应该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总结经验。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如在军事上说，包括军队体制，建军的方针，怎么样训练队伍，都有一系列问题要考虑。如简编师，证明这个制度非改不行。一个师要补充几千人，结果一个班原来的兵只有两个。要补充七八个，完全没有训练就拉上前线，这次争取了一个月训练比较好。这个制度不好，还有好多问题要总结。
但有一条要特别提的，即杀鸡也要用牛刀。这次人员、武器比越南超过好几倍，高平战斗至少五比一、六比一，谅山战斗、老街战斗都是几比一，甚至六比一、七比一。这次作战地形，我们没有打过，中国没有这样复杂的地形，山高、密林、路窄、沟深、洞多，这要不是大包围、不是密集，我们会很困难，对越南不可小视，不可低估，这次打死的多，捉的俘虏比较少，四万多。我估计会超这个数，会超过五万。伤几千人我不相信，我们的伤亡是四比一，它倒四比一，靠不住。不管怎么样，打痛是打痛了，它的神话破灭了。我们也吃了小亏。
总结经验很重要，整个国际战斗经验要总结，战场包括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团的，要好好总结，教育我们的部队，作为部队的教材。另外，要提高警惕，告诉大家所谓我们吃亏，十二日吃了小亏，我们一个营，由于指挥关系被敌人包围，回来了一半，损失了一半，这说明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越是胜利越要谨慎。本来作战前后保持联络交替掩护，这是军事常识，前后失去联络是指挥错误，也不是放了鸭子，吃了亏。这件事提醒我们，对边界斗争，一句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越南就会软下来？靠不住，还要提高警惕。总结经验，包括提高警惕。
——（坦白讲，这一段是最让我震惊的。邓可谓务实到极致！要知道现在是1979年，邓已经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一把手了！邓小平在总结经验中，对简编师制度提出要改。小米“杀鸡也要用牛刀”的理论看来是源自于邓公喽？要求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团都要做战后总结、都要做培训教育，都要做成教材传承下去。这样的队伍，怎么可能失败？最好的MBA就是军队，看来真是有道理。人命面前的责任感，责任驱动下的学习能力和投入精神，才是个体成长最好的动力。在这段中，邓反复提到：谨慎、警惕、总结，令人肃然起敬！）
第二，打了仗，国际条件有利，提高威望，国内对人民是个振奋，要好好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经济方面来。认真抓，好好抓经济工作，好好抓一下。怎么抓？不多讲了。问题多得很，特别是体制问题，人浮于事，整顿起来抓起来也不容易，得罪很多人。如企业也好，科研机关也好，政治机关非取消不可，发生一批干部转业问题。如用经济办法管理企业，干部升降，用实际成绩考核干部，这就那么容易？很复杂，得罪人，而且这种形式那种形式的抵制，大道理双手赞成，遇到问题拿小道理，切身利益就反对。真正实现三中全会精神，要好好发动，抓经济工作。
——（谈完军事谈经济，聊完细节聊人心，邓公之思路清晰，张弛有度，参加这种会议你肯定不会打瞌睡！）
第三，现在还有很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这一时期发扬民主，我们处理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也带来许多问题，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全国取得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国际上，中国的名誉比较好，但真正仔细一看，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多得很，这闹事现象，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不是少了。下乡知识青年、这个那个问题，确有反革命，利用发扬民主破坏安定团结，破坏四个现代化。
这里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个伟大旗帜，这是实现安定团结最重要的，也是整个国际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新中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整个历史，后果比赫鲁晓夫还严重，而且是损害中国的威望，我们许多问题要抓粗一点，从大局着眼，不能搞得太细，这一点并没有刹住。
我讲了，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但比起他的伟大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大字报反对，我愿继续让人反对。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他的思想，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就是改变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没有这一点行吗？这是谁的？现在有些文章以这样那样方式暗示，不是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而是伤害，很不利。这一点不要上当，要告诉人民、党员不要上当。
——（毛泽东是政党的旗帜。Richard Holbrooke认为无论毛还是邓，都是希望“make China great again！”邓比赫鲁晓夫更强大、犀利和明智。当然毕竟邓是BOSS，而赫鲁晓夫只是经理人。）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先放一放，当前关键是安定团结，一个是要把过去遗留问题处理好，向前看，现在还是向后看，包括报纸宣传机关，有些问题讲不清楚，向前看，没有解决，不向前看有什么希望？要向前看。上海，冲市委，冲的结果怎么样？还是七十年代的教训，冲垮了，四个现代化就有希望了？弄得天翻地覆还有什么安定团结？所有领导机关精力都对付这个问题，那还有什么四个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国家的发展还有什么希望？
——（每个人都超越不了他所在的时代，当然，每个人也超越不了他所在的局面。邓毕竟是以76岁高龄第三次登上历史舞台。他能一个人说了算吗？当1967年他的弟弟邓蜀平跳湖自尽，1968年长子邓朴方从四楼摔下，腰部以下全部瘫痪，那时候他在江西拖拉机厂沉默抽烟。每个人都是棋子，身为一枚棋子，在约定条件下，能将自己的职责发挥到极致，足矣！）
要讲个别与整体的关系问题，眼前与长远的问题，民主要继续发扬，搞民主集中制要坚持，但也要有法制。不守法行吗？讲什么“人权”，为什么不反驳？连外国的人权运动，给卡特写信，拥护他的人权。有人问我，我说，观点不同不谈。帝国主义有什么人权？你在中国看了多少人？讲人权你没资格。我们民主墙有人给卡特写信，要维护人权，为什么不反驳？用活生生事实教训它。有人跑到越南大使馆。这人还不逮捕？反对中越自卫反击战，这还不追究行吗？
还有个傅月华，据我了解，捕得完全正确，有人要求释放，国际人权机构要打电报要求释放，我看要公开审判，国际记者参加。我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民主总还要守法。现在有些事，如跳舞，正常的我们说可以的，但有那么一些坏分子，女的流氓，为数不多，为什么北京市不把她们统统逮捕起来？或者组织劳动。该办的还是得办，否则安定不起来。他理直气壮说损害了人权，出卖情报给苏修使馆的人，现在外国使馆的人都不满意，很多人反映，告诉我们情况，那些人怎么乱搞，还有卖情报的。
安定团结的局面，包括惩治这些坏人。不这样，四化没有希望。现在一个叫总结经验，包括提高警惕。仗打完了，全党全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上来，搞经济工作，安定团结的局面，这许多事够我们处理，事情很多，仗打胜了，加重了我们的工作，不是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就讲这么多。
——（邓的表达方式直截了当！够硬。)

浅贝

韩毓海：七天七夜！毛主席写下的这篇雄文震古烁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向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

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毙敌1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 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

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表达对中华民族的歉意。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全体成员时，与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握手。


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

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 （伪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

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

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延安军民举行抗日动员大会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

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论持久战》指出，
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

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

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



平型关伏击战


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

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

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丸山真男

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

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
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

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
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
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

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

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5年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读懂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今天！

浅贝

1965年毛泽东因何发怒？“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国“赤脚医生”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中国网文化2019-12-19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赤脚医生”为牧民群众诊治疾病

【导读】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终于使他在1965年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

毛泽东发怒作出“六二六”指示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着，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中药，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有利。1958年他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医院中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于是转而探索另一个解决方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1965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

毛泽东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 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发怒后，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由于毛泽东这次发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在作出“六二六”指示时，并没有谈到“赤脚医生”这个词。但他的指示中有一条——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毛泽东还划定了培养这样的医生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3年医学。这些只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基本构想，在他的头脑中，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在执行毛泽东指示中，大体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养的乡村医生名称也不同。但不管怎样，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催生中国“赤脚医生”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在学习中，她十分刻苦。后来她自己回忆道：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

由于王桂珍在班上学得认真，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之一。当时，江镇公社第一批卫生员有28个。这些卫生员，实际上仍是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农民生病，还是要到公社卫生院来。换句话说：公社培养的卫生员还是没有像过去乡村游医那样走村串户到农民中去给农民治病。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了 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的这种类似过去乡村游医一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也参加部分农业劳动的方式，并没有引起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卫生部门的重视，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学雷锋的范围来宣传。因此，王桂珍的事迹，当时仅局限于上海基层。

与王桂珍的事迹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人——黄钰祥。黄钰祥，1953 年苏州医专毕业。20 世纪 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直接为农民治病。他在工作中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看病难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而这都是不合格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仍然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他在认真为当地农民服务的同时，也注意用自己所学，教当地卫生员以医学知识，以便有更多的人来为农民治病。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他开始积极参与江镇公社培养当地乡村卫生员的工作。他也就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内的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的老师。同时，他也经常下乡为农民治病，深得农民的喜爱。黄钰祥的事迹也得到了当地党政部门的肯定。

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正如黄钰祥所说：“赤脚医生”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

但是，无论是王桂珍还是黄钰祥的事迹，当时只是被当地政府所肯定和宣传，而宣传的重点，也是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赤脚医生”这个词，还没有在宣传中成为重点。王、黄二人的事迹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自然也不为毛泽东所知，“赤脚医生”这个词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

情况到1968年有了改变。这一年，上海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3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二人的事迹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广范围推广的经验，上海市于是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采访中，消息灵通、思想敏感的记者们意识到，王、黄二人的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相合的。于是他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写作过程中，记者们对王、黄二人的事迹做了认真分析，同时反复体会毛泽东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60年代初期关于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指示，觉得江镇公社王、黄二人的做法，是切合毛泽东指示精神的。因此，调查报告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泽东指示和王、黄二人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和说明。写作中，记者们对文字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并且首次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黄二人的称呼——“赤脚医生”，并直接将全国人民都生疏的词“赤脚医生”用到了标题上，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天，在全国有影响的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北京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3个重头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当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阅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批示很快下达，并且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更重要的是，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5 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么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赤脚医生”催生农村大队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考虑到了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

1966年8月10日，这个处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 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中共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于1968 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 ：“此件照办。”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

从此，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在大队一级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

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还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受到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为其医治。

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而且，当年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能够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有限，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痛消炎针剂、红汞、碘酒、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当年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落实到占人口90% 的农民身上的工作，是“赤脚医生”做的。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都曾产生世界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随之传到国外，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 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出版革命组”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正规医院里的医生也人手一册，供他们为病人治病时参考。许多普通百姓也买来阅读以增加一些医学知识，对照它来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情况；生病的人也通过它来了解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有人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今天世界许多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赤脚医生”手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 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 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 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也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只要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就竖起大拇指。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不存在了，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至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历史名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现状，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还应该肯定，毛泽东当年的批示中饱含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至今仍然闪烁光辉。“赤脚医生”与大队合作医疗这种形式，在今天现实环境条件下，当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实际上，其中很多好的做法，好的经验，甚至是主要经验，已经为现在中央推行的“新农合”所吸收，成为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摘自《湘潭》 来源：文汇网

浅贝

大战当前谈谈我们的民族精神
原创 至道学宫  至道学宫  昨天


图丨志愿军消灭鬼子

文丨白云先生



毛主席论汉奸现象



在抗战时期，有一个现象，让很多人非常迷惑。这个现象是，国内的伪军数量，远比当时的侵华日军数量还要多。这也是当时我们抗战打的那么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做出合理的解答。直到毛主席给出了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大家看毛选看的仔细的话，会看到毛主席谈汉奸的这段话。



概括的来说呢，毛主席认为，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真可谓是一语道破真相。伟人就是伟人，一句顶别人一万句。



出现了那么多的汉奸，应该怎么办呢？难道应该都杀掉吗？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呢？对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是这么说的。手上沾有人民的血债的，要杀掉。手上没有血债的，要改造。因为汉奸也是中国人。汉奸人数那么多，都杀掉也不是办法。人是第一资源，改造才是上策。



那怎么改造呢？治病要除根，就得从根本上下文章。



为什么会出现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呢？因为我们的国力弱，列强比我们的国力强大。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的资本家也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一直受人欺负，是现实中的失败，让很多人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不行了，不用再努力了，就是打不过人家，人家什么都比我们强。然后汉奸们再上纲上线，为了跪的理直气壮，还为自己的民族失败主义，寻找民族劣根性这种理论依据。认为我们现在不行，是我们的祖宗不行造成的，是我们的文化不行造成的。



不过他们的这个理论依据，实在是讽刺的很。因为我们的祖宗，一直都是史上最强大的。我们的文化，也一直是史上最优秀的。自己挨打骂祖宗，自己不肖怪祖宗，这就太恬不知耻了。



汉奸现象只是证候，但不是病因。当我们的民族出现了汉奸，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生病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把民族的病治好，就得要强国，要民族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更直接的来说呢，就是要超过美国。等我们什么都超过美国了，国家强大了，我们什么都行，别人什么都不如我们，更打不过我们，我们的这口气争回来了。没有人再欺负我们了。那么自然而然的，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这些现象就消失了。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消失了，汉奸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我们这个民族，也就痊愈了，也就复兴了。



毛主席的民族复兴超级工程



辨证施治，病因找到了，施治的理论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形成可执行的方案，去推进这个超级大工程。这个工程的名称，叫做民族复兴，副标题上写的是，超过美国。因为超过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就标志着我们民族复兴大业完成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那就说明我们尚未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我们作为一个弱国，要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在路线上和实现路径上，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得学习比我们强的国家，这样才能快速消化他们的技术优势，然后再超越他们。



作为新中国民族复兴大业的总设计师，毛主席给这个工程，分成了三步走的分期施工，和三套方案。



基于这个路线，这个超级工程，被主席分为了三期工程。在第一期工程中，是向苏联学习。我们学完了，苏联这个国家也很快就解体了。第二期工程，是向美国学习，也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这第二期工程，目前看也已经学完了。至于我们学完了之后，美国会不会向苏联那样解体，大家不妨再等等看。这第一期工程和第二期工程，都是主席生前就设计好的。



第三期工程，在毛主席看来，超过美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是我们拿回历史上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怎么把地球和人类管理好。就像历史上我们一直做的那样。这个也是主席所期望和设计好的。



目标定好了，路线定好了，任务分解也都定好了。这个超级工程，工期需要多久才能完工呢？主席连工期也计算好了。



主席说：

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个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在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是第一方案，新中国从建国开始算，用五十年就能超过美国。按照这个方案来算的话呢，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超级工程就完工了，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了，怎么工程逾期了呢？因为这第一方案，是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如果进展不顺利，中间有曲折和反复，那上限就是花一百年的时间，超过美国。

第二方案，主席是这么说的：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让我们今天读起来仍感到热血沸腾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是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牛皮来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一百年完工，这个是上限，而实际上，是不需要一百年那么久的。这段话里面毛主席说，很可能75年我们就完工了。50年太少，100年太久，那么折中一下的话，就是75年。75年超过美国，这就是第三套方案了。

75年完工的话，那就是2024年，我们全方面的超过美国。49年建国都到年底了，如果从1950年新财年开始算，则正好是2025年超过美国。我们有个计划叫中国制造2025，大家还有印象吧？

这么巨大、长期、复杂、艰苦的一个历史工程，我们一代代的人前赴后继的去建设它，设计方案完备合理，可操作可执行，目标可控，过程可控，品质可控，结果可控，还能把工期精确到个位数，都不带有误差的。这个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能做到。这难道不骄傲吗？我们中国人太伟大了，太值得骄傲了。

民族自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们之前的文章写，我们这几年肯定能超过美国，很多人半信半疑。抱着了民族怀疑主义的思想来看待这些事。那是他们不知道，这背后的多么伟大的力量在驱动着多么伟大的一个事业。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离这个事业的成功，已经触手可及了。

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每一期的工程都成功了，更细的每项大战略大任务，我们都成功了。一种持续成功的能力，一种目标可控、过程可控和结果可控，这种稳定输出正预期结果的能力，让我们相信，我们未来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全程都能稳定输出，并且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成功，这才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必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我们有。而且我们用这种能力，历史上一直都是最成功的民族。

反观其他的民族的崛起，都是偶然成功偶然崛起，我们出了乱子，他们就趁乱崛起了一下。我们的成功是长期的，他们的成功是短期的。我们的失败是短期的，他们的失败是长期的。纵观历史，犬戎，匈奴，突厥，蒙古，贱奴，日本人，最近的西方人，都是如此。

很多民族的失败，充满了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成功，则充满了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和他们恰恰相反，我们这个民族的失败，充满了历史的偶然；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功，则充满了历史的必然。

这个历史规律，非常好总结，规律性特别强。我们因为某种偶然原因，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陷入了短暂的衰落期。其他民族，趁着我们跌跤的时候，趁机偶然崛起了起来。等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带着必然成功的历史定律回来的时候，这些曾经偶然崛起的民族，则又很快的必然的衰落了。

我们人口这么多，人最聪明，能力最强，长得最好看，组织能力最强，能十几亿人组织起来，完成超级伟大的共同事业。为什么我们这么优秀，古人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天地钟爱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天地用他们最精华的气，造就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所谓中气生中国之人，偏气生夷狄之人。

这就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最强源泉。


批判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如果没有一些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很多人容易被短期的困难和失败，蒙蔽了眼睛。错把别人的成功，当作长期的成功，甚至是永久的成功。错把我们的困难和挑战，当初是长期的失败。这就形成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以至于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很多人又掉队了。错误的认知，又导致了错误的方法论，进而又造成错误的结果，以至于事业出现偏差。最终重新变成了民族悲观主义者和民族失败主义者。



洋奴哲学，是说外国人说的都是对的，外国人说行才行，外国人说让动才能动。怀有这种思想的人，能超过外国人吗？显然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这种事。奴隶怎么能想象怎么超过主人呢？这是不能联想的事情。



爬行主义，是说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时候，亦步亦趋，外国领先一步我们就学一步，外国人停下来，我们就不敢走。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这样能超过美国吗？我们敢把外国人挑翻在地，踩在脚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是说不敢质疑和打破美国人的权威。在学习的过程中，丧失独立和自主性，不敢做开创性的理论和实践，不敢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沦为外国人的附庸。更不能用别人的知识和经验，来结合我们的实践，解决我们的问题，完成我们的事业。这样是好的学习吗？显然不是。这样能超过美国吗？显然不能。



这四个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错误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造成的。我们向那些偶然和短期的成功者学习，是为了超过他们，成为必然和长期的成功者——这才是我们事业的目标，这才是我们的初心。而不是向他们俯首称臣，匍匐在他们的脚下。——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这四个现象，是当前新形势新时期中，造成民族悲观主义，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怀疑主义的主要根源。要杜绝它们，就需要改造历史观，改造世界观，和改造我们的学习。



百年马拉松和山顶上的决战，最后关头，需要民族乐观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



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对中国来说，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是阳谋，而不是什么阴谋。我们的这些事都是公开讲的，美国人对我们的计划和事业，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们在努力的超过它们，它们则在努力的阻止我们超过它们。为了能够早日超过美国，我们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忙建设。美国为了能阻止我们超过它们，它们殚精竭虑吃奶的劲都用上了，针对我们捣乱搞破坏。我们这两个国家的目标，刚好是相反的。美国那边的战略家，把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形象的称之为百年马拉松。我们有百年复兴计划，它们有百年捣乱计划。



我们是以百年为计在搞建设，美国是以百年为计在搞破坏。对于美国人对我们成百年的搞破坏这个事，毛主席是这么评价美国的行为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为止。



很多人不理解，为啥美国人老是针对我们，总是要搞我们，总是要捣乱。因为这是一场百年马拉松。写好的剧本就是这样的。



前几年，奥巴马还没卸任，那时候美国人已经强烈的预感到了他们会失败。他们当时的口号是，美国要再统治世界一百年。眼瞅着百年马拉松输了嘛，就想着不认账，重新再开一局，重新再比。到了特朗普，又讲什么要重新伟大。危机感又更加的重了。所以，什么规则都破坏了，什么事都提前到来了。最后的决战也提前到来了。



原本我们以为呢，大家都是阳谋，按照双方谈好的规则，先让你们跑十圈，我们比个一百年，然后在倒数第几圈超过美国。大家君子协定，尊重规则，尊重比赛的结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位置上，重新成为历史的主导者，美国也回到美国的位置上，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但是美国抵赖了。山顶上的决战提前爆发了。



最后的冲刺也开始了。——我们冲刺搞建设，美国冲刺搞破坏。



最近的这几年，美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搞破坏，会不择手段的搞破坏。人造瘟疫，人造蝗灾，人造自然灾害……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国总体战，我们能想象到的，和我们无法想象到的，它们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这些事情会常态化和长期化复杂化。什么时候，它灭亡了，它的百年捣乱计划结束了，这些事才算完。



我们当前的战役，只是山顶上的决战，一系列战争中的一部分。这一百年的困难都没有阻止我们的步伐，更何况是这为期几个月的小战斗呢。大家千万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小困难给吓住了。我们要把视野放到百年变局里面，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现在的困难和挑战，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小步。



在这个阶段，大战当前，我们必须得站在山顶上，迎接决战。这最关键的几年，我们在民族精神上，尤其需要民族乐观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那些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怀疑主义者，都会被从山顶上踢下去，成为历史的弃儿。



从1949到现在，我们走过了70年，按照第三方案，很快我们就可以打赢山顶上的决战了。这场决战的周期，上限可能就是5年左右。不会太长，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这个战争，不会打到100年的第二方案那么久。毛主席说过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打到一百年那么久，都对不起毛主席。



在这一路上，我们迎着列强的百年捣乱大计，我们的百年复兴大计，一步一步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下一个成功，下一个胜利，感到信心百倍吗？我们太应该有信心，太应该乐观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成功和胜利。我们应该都怀有这种民族乐观主义精神，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在这山顶上的决战上，新的时代，新的历史，在新旧世界的转折点上，呼唤着英雄辈出的民族脊梁，在这山顶上，打败敌人，把它踢下去。所以，在决胜时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民族英雄主义精神。英雄的民族，她的英雄的人民，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心，走向山顶，走向决战，锐不可当走向最后的胜利，也是最辉煌的胜利。



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毛主席）

浅贝

毁灭人类的不会是核弹，只会是圣母



上次我写完毛泽东，很多人给我留言「创业后我才真正懂了毛泽东」或「30后我才开始了解毛泽东，40岁后我才读懂毛泽东」
上次我写完核弹，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不能再增加核弹头了，会毁灭人类」
这样的言论不在少数，论坛上非常多，甚至很多人指责环球时报，认为这样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
其实，能毁灭人类的，不可能是核弹，只会是圣母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有一种就叫善良
文|坏土豆
公众号|一个坏土豆 ( iamhtd )
为什么我们说毛泽东救了中国，是因为毛泽东永远心系人民吗？
是的，毛泽东心系人民，但是救中国的，一定不是因为他的无私和悲悯，这些，只能算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世上，心存善念，悲天悯人的人多的去了，当中国遭遇天灾人祸、被外敌入侵，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仁慈的人也多的去了，有情怀的文人层出不穷，尤其是诗人，留下多少千古绝句

如杜甫，关于人民疾苦的诗句留下的是最多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一系列的作品脍炙人口。
但是，杜甫救了几个人呢？那些握笔的文学家，都成不了英雄
除了拿起剑的辛弃疾，可能在文人中做了最实际的贡献

这个世界上，善良永远拯救不了人类，多数时候，善良都是毁灭人类


毛泽东能成为千古一人，是因为他坚定的意志力，超出人类的极限
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所面对的局面是：
1、苏联在战争爆发之初，是明确已经表态不进行空军支持，不派驻援军，甚至那个时候武器援助都没有谈好，并且已经发电报建议金日成退到中国境内组织流亡政府，等待时机。
一直是3个月后才开始派空军进行支援，战争初期实际情况就是中国军队孤军深入，独自抵抗最强大的26国联军。

2、国家其它领导人大多数不支持出兵朝鲜，彭德怀挂帅，原话为：如果苏联能够给予我们支持，我们就可以出兵。
但是当时这个条件并不具备。
3、国家刚刚结束战争，所有人都想休养生息，中国，已经打了太长时间的仗了，人民都怀着炽热的心情希望搞建设，士兵们都希望解甲归田，回到家园，都希望和平。
4、面对26个最强国家，以中国的家底和装备，能打赢吗？怎么可能？
无论谁在毛泽东这个位置上，都会99.99%的几率做出不要出兵的决定，因为：
1、美国没有说要打中国啊，只是进攻朝鲜，谁说美国一定要打中国呢？是的，无论真假，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给自己安慰剂，美国不会打中国的，不要想多了！
2、美国对丹东进行了轰炸，应该真的是误炸吧？一定是误炸！

3、我们如果出兵朝鲜，99%的可能性会输，中国去抗衡全球最为强大的美国，没有任何的胜算！
4、即使我们不出兵朝鲜，美国占领朝鲜后，最多骚扰我们的边境，带来的损失是有限的，我们集中力量搞建设，等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再去和他们干；但一旦打输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英雄的决策力，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毛泽东就是那0.001%的人，出兵朝鲜，毛泽东没有任何的犹豫，只是在考虑，这场仗怎么打。
不怕死的人才能活下来，毛泽东对敌人从不抱一丝一毫的幻想

如果在1950年，中国没有出兵朝鲜，美国的导弹基地就会修在中国的家门口，最重要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全境赤裸的暴露在美国眼前，不仅仅朝鲜失去，后续的越南战争也会输掉，让越南成为美军的坚定联盟，美国将完美的包围中国
不仅仅没有后续70年的国际威望，中国将持续在边境受到美国的侵扰，要知道仅仅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帝的飞机到中国境内轰炸了多少次
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不要说现在的中美能有一战之力，现在中国能不能挤入二流国家都不确定，甚至于早被美帝分割瓦解！
毛泽东，肩负全国人民众望所托，不允许他对敌人有一丝一毫的幻想，不允许他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善良终于毁灭了苏联
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公知们疯狂的反毛，有很多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让十多万中国士兵战死在异国，更是反人权，对解救回来的战俘进行审查，简直是反人性！人家美国多好，战俘回国，如英雄一样的受到欢迎
如果公知们没有收西方世界的钱，他们确实有一颗天真善良的心，堪称圣母，但是能毁灭国家和民族的，从来都是圣母。
公知们说的对不对，我们先看看苏联
1989年8月23日，爱沙尼亚、布拉多尼亚、立陶宛三个国家，两百万人手牵手，组成600公里的人链，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步履蹒跚的孩子，穿过高山穿过田野穿过公路，要求民族独立。


这一幕，让戈尔巴乔夫感动的热泪盈眶，戈尔巴乔夫说：他们想离开苏联，就让他们离开吧，我们剩下来的人一起留下来，把国家搞好。
戈尔巴乔夫太善良了，苏联的解体，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如同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快速开始倒塌，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
而戈尔巴乔夫，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叶利钦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更迫切的想让那些争取自由的民族独立，他对美国的苏联援助计划深信不疑，瞒着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独自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了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而后，叶利钦对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信不疑，他坚定的认为美国说到就能做到，对美国承诺的给予俄罗斯的援助深表感谢，并在美国的建议下，开启了500天的休克疗法
1992年初，休克疗法的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

没过多久，物价扶摇直上，企业纷纷压缩生产,最终导致了卢布的崩盘。社会市场价格体系崩溃，所有人的终生积蓄贬值到百分之一，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国民经济，俄罗斯的寡头纷纷携带资产出逃，俄罗斯如同被人在心脏部位捅了一刀，一直血流不止.......
而美国一再承诺的援助永远没有出现，在中情局的建议下，美国希望继续肢解俄罗斯到更多的国家，不接受你的投降，赶尽杀绝，不留后患
从休克疗法的改革开始，卢布几乎变成了废纸！也可以说整个前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的实体经济和广袤土地蕴含的矿山资源土地，已经完全被前苏联人民自己在美国推崇的自由民主的旗帜下，自愿、公平、兴高采烈地卖掉了。
善良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怀着悲悯的心，终于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推向了深渊

这一系列激进的「休克疗法」给俄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罗斯人不仅未能从精英们所赞美自由民主中得到幸福，也未能从精英们吹嘘的市场经济改革中获得实惠，而且一系列的灾难即将来临
数以百万计民众陷入贫困，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和养老金，原苏联社会主义规定的一切生活福利保障都没有了
俄罗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劳动生产率急剧低下，居民忍饥挨饿没有人管，莫斯科冬天的大街躺着失业流浪汉的死尸，光头党盗匪抢劫横行，为了吃饭俄罗斯妓女遍布世界各国……
那些渴望自由、从苏联解体的那些加盟共和国呢，一个过的比一个惨

俄罗斯之外的第二大加盟国乌克兰，现在国土沦丧，东部领土长期战乱，而且经济崩溃，惨不忍睹。除此之外，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三国，经济发展缓慢，而且陷入领土纠纷不能自拔，国家也是穷困潦倒

而相对稳定的摩尔多瓦、白俄罗斯，那都是穷到非常，摩尔多瓦更是欧洲最穷，人均GDP才1900美元，连非洲都不如

这个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善良、天真、民主、自由的信念摧毁了苏联，但是冷血强硬的普京却让俄罗斯止血了

普京，从一开始，对分裂主义就是不抱一丝幻想，对车臣恐怖分子冷酷镇压，从未想过任何可能的和谈，在攻占车臣首府后亲自驾驶战机飞抵格罗兹尼。面对车臣屡次来袭的恐怖分子，普京更是毫不心慈手软，在媒体面前告诫：

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机场击毙，在厕所抓到就溺死在马桶里！

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们去见上帝！



最后呢，车臣的总统对普京无比崇拜，车臣成了俄罗斯的死忠盟友

更是上台就关闭了俄罗斯金融市场，撕毁国际信用，阻止资金外逃：我去你TM的信用，你们什么时候对俄罗斯讲过信用了？

而到了今天，被戈尔巴乔夫他们送葬送的苏联终于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连苏联攻占法西斯德国，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果，都被美国所窃取。



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不允许苏联的这一战果出现了人类的记忆中，容不下这面红旗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输了，不仅民族跌入深渊，连说话的权力都不再给你！



多数汉奸都有颗善良的心
公知们总是疯狂的攻击人类的勇敢与气节，满清入关，吴三桂、尚可喜等汉奸变节投降，史可法慷慨赴死，被讥讽为腐儒。
满清宣布剃发令，英勇的扬州人民誓死抵抗，1645年5月20日，扬州城破，全城几乎被屠尽，这一幕，被很多公知怒骂，认为不应该反抗，葬送了数十万性命
我真想问，如果否定扬州人民的抵抗，那中国算什么？
日本犯我领土，对日本的投降派和汉奸说错了吗？真的没有说错，为什么要抵抗啊，中国根本打不赢啊，没有任何胜算啊，为什么白白牺牲那么多人呢？
如果没有南京保卫战，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

如果没有我党组织的敌后武工队，就不会有一些日寇的烧杀抢掠
大家投降了多好?不用打仗了，不用死人了
胡适在北大的代表言论就是：抗日三日必亡国，更有一句名言传颂：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这才是自由平等的国。
这句话被中国一些公知口口相传，感动得热泪盈眶
为什么让我去打仗，为什么让我去送死？我的命不是命吗？
终于，汪精卫为了和平挺身而出，甘愿做汉奸，言出为了沦陷地区的人民争和平，争权力，带着数百号国民党精英投敌，汪精卫挽救了多少沦陷区的人民，还让他们去当伪军，给他们饭吃......
汪精卫是不是很善良？多少人给他辩护：卖国，国家岂是汪先生卖得了的？
汪精卫没有卖国，只把中国的气节和精神买了个底朝天，告诉全世界：
中国人人皆可欺辱

如果按照公知们的逻辑
只要敌人打到城下，威胁屠城，马上开门献城投降，因为我不能让人民遭受威胁；
只要敌人实力比我们强大，马上谈判，该割让权力割让权力，因为我不能让无辜的人们面对死亡
那中国还有吗？
真的可惜，我不知道这些人读过历史没有
台湾桃园三角湧屠杀、旅顺大屠杀这些屠杀是因为中国反抗了吗？在整个台湾被日本殖民期间，光大型屠杀就有20多次，大量的妇女被强征慰安妇
不是投降了嘛？不是屈服了嘛？为什么还要杀呢？


为什么不能退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坚定的意志力，不会对帝国主义抱一丝一毫的幻想
在读毛泽东传记的时候，最打动我的是，朝鲜前两次战争后，美国提出谈判，但同时所有人都看到美国在扩军备战，军力扩大到了350万，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提高了5倍。

而我军这个时候气候严寒、粮食短缺、弹药供应不足、士兵非常疲惫，彭德怀建议让士兵在三八线以北休整

毛泽东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美国是因为被我们打疼了，吃亏了，才欲盖弥彰，扯起了和谈的幌子



要求彭德怀继续进攻，以战争压迫美国谈判

残忍吗？冷酷吗？

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创业才读懂毛泽东？

因为在艰难的创业阶段，面对你的竞争对手，你的资源严重不足，你的资金忽略不计，你的人才根本找来不来，你的产品远远不如对手

这个时候所有心慈手软，心怀善意的创业者，为员工全面考虑的管理者，甚至为员工找借口的管理者，深怕员工受委屈的管理者，全部都失败了

公司破产，所有的员工失业，你被所有的员工怒骂和不耻，你把所有人带到了沟里！

你的善良一文不值！



只有意志力坚定的管理者，坚定的赏罚分明、杀伐果断，甚至不近人情，对员工严厉要求，每天被人痛骂的创业者才带着公司和员工走到了最后，迎来最终的胜利，和员工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赢得尊重和感激。

很多人说：为什么对志愿军战俘不能像美国那样，给与英雄一样的待遇？中国没有人权！

能给吗？

西方世界每次发起的战争，抢劫而已，打输了，抢不到东西，最多换个地方继续抢就可以了，会有什么影响？

二战期间，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丢的一个比一个快，日本人刚一露面他们就投降，为什么？又不是我的国家我的土地，丢了就丢了，凭啥让我去拼命



中国军队能吗？脚下是河山，背后是人民，退一步万劫不复！

如果把战俘当英雄，让我们怎么去面对冻成冰雕的志愿军战士，如何去面对邱少云、黄继光这些英雄？

你和富二代的孩子打架，人家比你人高马大，手下一堆马仔，你除了拼命，怎么去赢？

美国是在打劫，中国是在拼命，能输吗？把战俘当英雄，谁还去拼命？

这个仗能打吗？40度的严寒，缺衣少粮，面对的，是全球最精锐的美军



战士们的艰难处境，毛泽东、彭德怀能不知道吗？还能怎么办？心软吗？投降吗？

让美军进驻我们的家门口，今天打我们一下，明天再打我们一下，让中国世世代代受美国人的欺负？

你放心，什么时候中国全球第一，日本是我们小弟，我们带着日本去美国打野，你被俘了，解救回来你必定是英雄，一定不可能有人追究你的责任！

为什么有人说：40岁我才真正懂得毛泽东

当你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时，多数时候，你无路可退！

我承认战俘为抗美援朝做出了牺牲，他们一样为祖国的崛起做出了努力，但是，命运让我们无法选择，只能如此。



不要忘记了美国在中国南联盟大使馆扔下的炸弹

不要忘记美国强行驶入我南海领空，让空军英雄王伟陨落长空

不要忘记美国在新疆煽动的一起起事故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十一万先烈，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宝贵生命，换来了祖国的明天，没有他们，不要说现在的中美博弈，中国依然将任人宰割，现在最多和印度一样，13亿的人口，至少11亿人生活在贫苦中

但是有些人，却一面享受着11万英雄的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生活在十一万先烈给给予的和平环境，却对抗美援朝横加指责，良心可安？



善良是最大的危险

疫情爆发，我们看到了

美国指责我们，说中国防控不力，需要对疫情负责，有人说：我们就不能道个歉吗？

你真善良，真天真，你以为道歉就完了？



美国污蔑中国制造病毒，当中国提出特朗普病毒和赵立坚指出美国有可能是发源地的时候，有人说：怎么这么没风度，调查清楚了吗？

生怕错怪了美国

你真纯洁，真淳朴，敌人都在磨刀了，你还想和他们讲道理

当美国发动一堆盟友联合准备要中国索赔的时候，胡主编说：我们聊聊核武吧
很多人说：千万不要，核武会毁灭人类的
你太有爱心了，太有责任感了，美国就喜欢你这样的

美国军方一直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为什么，因为美国知道，毛泽东从未对敌人抱任何幻想，从来寸步不让，从来有拼命的勇气和随时进攻的魄力！
面对赫鲁晓夫直接怒怼：什么叫联合联队，你给我解释解释，到底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再不敢提联合舰队的事情了
面对赫鲁晓夫的核威胁，毛泽东说：大不了爆发核战争，中国六亿人，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
毛泽东反人类吗？希望中国人死吗？此言一出，开始广积粮，深挖洞，赫鲁晓夫战战兢兢，随后中越自卫反击战，苏联敢提核战争吗？

面对帝国主义，毛泽东的原则就是中国的原则，美国敢过来放肆吗？
朝鲜战争之处，外交部三次电告美国不许越过三八线，美国当耳边风
越南战争，北纬17度，毛泽东画了一道线，说：你越过这道线试试！
终其越南战争20年，美国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布林顿森林崩溃，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前线官兵死亡5万以上，无论对比越南有怎样的军事优势，终究未敢越过此线一步！
现在可能要打仗，还没打你就怂了，还打个毛线
胡主编如果说要增加核武，全中国人民热烈欢呼，你看美国怕不怕？
美国就喜欢你们这样热爱生活，畏惧战争，过日子过傻了的人，就喜欢这些承平日久，热爱和平的人。


中国有尚武精神吗？
尚武精神，中国已经缺乏的太久了，美国拍战争片，拍英雄片，中国只拍爱情片，拍喜剧片
几乎10年了，唯一的一部颂扬中国英雄的片子「花木兰」居然是美国人拍的，真是让人心中五味陈杂

吴京拍部「战狼」，居然还有人敢嘲讽，方方之流，一面给美国递刀子，一面希望阉割中国的民族精神，说「战狼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神经病」
真TM的狗都不够你日的
一个所有的文化中出现的都是娘炮，没有一个硬汉的中国文化，出一部战争片还有人嘲讽，这样的中国，简直就是美国理想的圣地
中国不是韩国，美国不会拿韩国当对手！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爆发，日本自卫队贪生怕死，运送救灾物资，担心辐射不敢降落，最后是美国战斗机完成任务，小泉颜面扫地，记者招待会上嚎啕痛哭
后电令自卫队救灾灭火，自卫队认为离辐射太近，抗命不从，高呼：企业闯的祸，凭什么让我去背锅，我才不要去送死。
最后日本政府没办法，让黑社会强迫欠高利贷的市民去救灾。
美国完全放心了：你这样的日本太合我心意了，等我干倒了中国，就你来坐老二吧。你要修改宪法，可以，放心没问题。
日本自卫队事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小泉善良吗？善良，是啊，日本自卫队没错啊，都是人命，凭啥让人家去送死呢，人权第一，自由第一！

中国如果要威慑美国，别的都不用多做，找个最好美的环境，每个省修一座英雄纪念碑，将抗美援朝英雄的名字刻在上面，所有的学生必须有一次到纪念碑祷告，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所有的青年夫妇结婚的时候，必须到爱国主义纪念碑来献花。
这，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亏欠那曾长眠在异国，在严寒40度的气温下，冻成冰块也要和美国拼命的十一万英雄的！
这份情，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永生永世！
只要我们记得这份情，有这个动作，看看美国怕不怕，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什么是圣母

那个号称人类文明灯塔的美帝，从来不会有什么底线，也不会有什么道德，过去不会有，未来也不可能有

一边高呼着人人生而平等，一边几乎把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赶尽杀绝，好不手软

一边高举人类文明的旗帜，一边在监狱中肆意虐待萨达姆，审判时话都不给人说，辩护人直接蒸发



一边喊着自由文明，一边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任意将人类推入战争，立国200多年，几乎没有那年不打仗

一边疯狂的掠夺非洲，一边拿些残羹冷炙出来坐慈善，让无数圣母感动得一塌糊涂一边抢中国的钱，一边高呼让中国自由民主，用抢的钱拿出一点点修了几个大学，让无数公知竞折腰

永远不要忘记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击事件、新疆事件

永远不要对美国，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

在三体中，大刘已经做了最好的诠释，保护人类安全的一定是冷酷无情的罗辑，而最终摧毁人类乃至甚至宇宙的，一定是最善良，最圣母的程心



同理，如果中国有危险，一定不是核弹所能带来的，而是善良的汉奸带来的

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圣母，今天的美国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们能对自己的宠物狗爱若性命，能守护可爱的小鸭子过马路，对动物保护组织的一举一动极其关切，对环境保护更是踊跃支持，他们时时刻刻在展示着自己的善良和爱心.......

但是他们唯独对寒风中感染病毒即将死去的人无动于衷，这些，泛不起他们心中一丝波澜

为什么要管他们？关我屁事！我不得病就行了。

浅贝

离开中国，再无家园！漫谈矮大紧翻车


文|坏土豆 陪我的国一起逆袭



原来经常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对德国恨不起来？」

问完问题还非常内疚，我不禁笑了。

纳粹德国犯下反人类的严重罪行，当然应该谴责。但是你若是觉得自己对德国恨不起来，并且认为自己不恨德国是不对的，那你不是难为自己吗？

我们恨日本，那是人的自然感情，日本人跑我们家来杀人放火，拆房子拆地，你要不恨日本，那你不正常。

但是你说你要非常恨德国，那你也不正常，当然，要搞清楚「谴责」和「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有基本的判断标准，知道纳粹德国是反人类就够了。

你说你要去恨德国什么呢？因为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可是英国还贩卖了1000万非洲人呢，贩卖的过程中，10个人里面至少死5个，1000万非洲人到了南美，过程中至少死了1000万非洲人。

那你恨不恨英国？英国在印度殖民的时候，至少祸害死了几千万印度人，印度人还是对英国亲热的很呢。



小小的比利时在非洲殖民的时候，就导致了1000万非洲人丧命，犹太人的命是命，非洲人的命也是命，你恨不恨比利时？

你要不恨英国，不恨比利时，就别难为自己要去恨德国，先操好自己的心，再去想犹太人的事，毕竟现在还没世界大同，否则你就是瞎操心。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是不同的，所谓「独立思考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否则，就会「盲人摸象」。


但是最终人们所形成的观点，一定是带有阶级性、国家性或个人立场的，只是全面性的程度不同而已。否则如波兰人恨俄罗斯「苏联」人制造的「卡廷惨案」是对的，你要是跟着起哄，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就如同土改革命，利国利民，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基和工业发展的基础，让几亿一穷二白的贫农拿到了土地。连国民党跑到台湾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搞土改，否则估计蒋介石早崩了。不搞土改，我们今天就和印度差不多，搞基建的地都不知道怎么来。

土改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只对99%的中国人来说是好事。有的人不这么看啊，如同方方写「软埋」，她就觉得不好，因为她不是站在国家和多数人的立场上，只站她个人立场上，就如同她是恨国党，有理有据，不说别的，本来知识是她们的特权，结果新中国一成立，劈里啪啦三下五除二，全面兴办教育，把文盲全给搞没了，她的特权也没了，她能不恨吗？

恨怎么办，去美国去不了，人家美国不欢迎文科，人家要理工科的，想做奴才，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结果只好跳脚骂街，美国一有需求，赶紧一本「日记」送过去。



方方的逻辑很好理解，所以我写方方从来不骂她，但是您要祖上是贫农，国家打土豪分田地，让你脱了贫，您前脚接过土地眉开眼笑，后脚帮地主骂国家，我就不知道说啥了。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逃不开自己的阶级属性，除非是周恩来那样的千古才出一人的伟大英杰，自己革自己源生阶级的命。

站在自己的阶级说话，真不算什么大错，如果真的不满意这个国，自可以去别的国，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行，如同赵立坚说的：「中国来去自如」

有人说美国好，是真的没骗你，但是美国只对他好，因为他能哈弗大学一捐捐10个亿美元，子女可以直接到哈弗大学去读书，在中国，就只能去参加高考，自己挣那么多钱，优越性发挥不出来，能说中国好吗？


但是他说是对的，你说就要想想清楚，你要说中国不好，就先要掂量掂量，甭说给哈弗捐一两个亿，美国大学一年5万美元的学费合计人民币30多万掏不掏得起。你不能一边读着5000元人民币学费的北大，一边骂街说中国教育不好。



美国好，那是真的好，企业税比中国低了至少20%，撑起美国税收的全部是个人所得税，不要真当美国人傻，不知道储蓄，是没办法储蓄，到手的钱就那么多。

从美国连续几届总统上来，干的都是「劫贫济富」的事情，大企业的税收一降再降，当然会有个好听的名头，叫工业回流。曹老板都承认，美国的税收对企业家是真好。资本主义社会不白给，必然是资本家的天堂，资本家当然说美国好。

中国的企业家相对苦逼点，税收比美国重，但不重没办法啊，否则中西部地区开发、扶贫、基础建设、科技兴国这些钱怎么来？我们怎么用短短几十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家美国自然是不需要花这个钱，别说基础建设是真的不如中国，GDP的最大头支出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医疗，还要和资本家明着分钱。就说病死10几万人都不带眨眼的，还动不动把确诊病人往养老院送。





所以，有钱人去美国没啥问题，但是你要跟着说美国好，那就是智商堪忧了。

如矮大紧这样的加入美国，真的没人怪。毕竟，矮大紧自己也在节目中说了：「每个人都有用脚选择自己国家的权力」。

这句话真的没说错，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某国人。

人的很多感情是互通的，如对英雄，林则徐禁烟抗英，英国一样竖他的雕像；杨靖宇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日本人还是向他行礼。

作为人类，可贵的品质有很多，全球通用，勇敢、善良、坚强、宽容、乐观......

但始终认为，人类最认可的品质是忠诚，此为所有品质之首，对民族忠诚，对事业忠诚，对家庭忠诚......



对祖国忠诚！

当然，您要实在看不上这个国，换个国家，对新国家忠诚，是真的木有问题。

但是！

人最恨的就是朝秦暮楚的「三姓家奴」，这个不是在中国，是全球都痛恨的。就好比动物那么多，为什么只有狗狗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成为了人类的好朋友，有人要吃狗肉，有的人就要去拼命，原因无他，就因为狗狗的忠诚品质，让很多人对这个动物产生了感情。
狗狗如果不忠诚，那地位连猪都不如。
在全人类的寓言故事里，批判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人，从最早我们在英语课堂里面学习的蝙蝠的故事，到中国的古代笑话：媒婆问姑娘，张家后生生得俊，李家后生家里有钱，你要嫁那家？姑娘说：我能不能到李家吃饭，到张家睡觉。
全球200多个国家，不分人种地区，都尊重忠诚的英雄，都唾弃三心二意的叛徒。
中国不允许有双重国籍，是新中国建国后的传统，您要到哪边就到哪边，我们给您自由，但是您甭想便宜都占了。
如同周恩来1953年3月1日，发表讲话：「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里面谈到：

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任潮先生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严办，这是正气。张东荪在解放前与美、日、蒋、共四方面都有联系，有人说他是「押四宝」。
过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后仍在搞这些活动就不可饶恕了。说毛主席厚道，共产党宽大，这是对好人，对能改过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对敌人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张东荪事件应引起严重注意。
一个国家的三姓家奴越多，一个国家越干不好，美国干不干得好，是真的没啥问题，所谓资本无国界，美国一来可以印钞洗劫全球，二来干死了就干死了，资本家可以随便跑欧洲跑澳洲，不会有啥损失。
但是中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要没了就再没有这样的国，说中国千不好万不好，但我只知道98年洪灾、08年地震、20年疫情，只有中国有人民解放军能以命相搏，保人民平安，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中国，再无家园。
只有中国，有人民警察
只有中国，有人民解放军
只有中国，有人民政府
......
周恩来的话很清楚：三姓家奴，别来祸害中国。
曾经有人恬不知耻的给民国招魂，书曰：「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要不清楚我就告诉你，为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文盲率高达80%，且那个识字率判定的标准比现在印度好不到哪里去，会写名字，写几个字就叫识字。那个时候没几所大学，还有美国拿掠夺中国的钱修了一批大学培养亲美知识分子，而且文科生占了8成以上。

2020年中国一年毕业大学生800多万人，啥概念？民国一年小学毕业生50万，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我们现在一年干了民国20年的总和的50倍以上。

您要现在让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和民国一样，保准出来的个个都是大师。但这样的大师时代，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出现了。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知识垄断对中国的危害，从抗日战争开始，就教战士们认字，战士们每天都有时间来认字学习，很多部队在行军途中，战士们的背后都贴着大字条，让后面的战士们认字。这些事情，也就他们干了。

49年建国后，连续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0年时间全国已有近三千多万人脱盲。这期间，中国的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发展起来，人民群众精神面貌得到很大改变，为大规模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57年一年毕业500万小学生，

66年一年毕业500万初中生；

......

当知识不再成为所谓大师们的特权，不再被他们所垄断，他们能不恨毛泽东吗？90年代开始的反攻倒算，是最庞大的一波。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脱离不了阶级属性，您要是和方方之流一样，祖上是贵族，骂几句也就骂几句，要和我们一样，父母都是新中国出身，没有显赫家族，一样识文断字，但却还去做被打破的特权阶级的粉丝，人家还不给你分日记的稿费，那就不仅仅是忘恩负义，还是蠢。



新中国把教育重心放在基层小学从下往上走，这个功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刨了儒家垄断的根.....

回到主题，矮大紧为什么翻鸟车？

我写文章没骂过方方，只骂过方方的粉丝，人家卖国挣到钱了，方方的粉丝一毛钱没挣到，还跟着瞎起哄，该骂！

我没骂方方，是因为方方忠于自己的阶级。当然，她是个啥阶级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无产阶级。

这都没啥，如果某个人的爹是地主，一个人占了全村的地，新中国到了，地分给了全村人民，她要一点怨气都没有，不嘟囔两句，那也不正常。最怕的还是那个「三姓家奴」。

姑娘说：我能不能到张家吃饭，到李家睡觉？

矮大紧说：我能不能到中国挣钱，到美国花钱？

觉得在中国，限制太多，美国多自由，有钱什么都好办。

到了美国，才发现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钱没自己想的那么好挣，人家美国多精明，让你那么轻松挣钱？要挣钱可以，那就明确反华，其它的文科生不要。

要反华，没这个胆量，毕竟自己祖上也算是为国家好歹作了贡献，真心丢不起这个人。

不反华，没饭吃。

于是，想办法打擦边球

二战期间，美国给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没有美国给的石油、钢铁，日本军工主义的战车早就崩溃了，陶行知从美国回国演讲说：我回国抗战去了，如果我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其中有54.4%是被你们美国人炸死的。

这点，日本人承认，美国人也承认，数据铁证如山，但是矮大紧不想承认，矮大紧说美国从来没杀过中国人。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92共识台湾承认，美国承认，全球近200个国家再怎么反华，这个基本事实不敢不承认，但是矮大紧不想承认，矮大紧说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并不准确。

矮大紧说中国人全世界最不严谨；

矮大紧说中国人全世界最爱占便宜；

矮大紧说中国和美国最大区别就是潜规则；

矮大紧说八国联军只是向清政府要人；

矮大紧说汉人最没音乐细胞；

矮大紧说汉服就是树叶子；

矮大紧说草原民族比汉人心胸辽阔；

……

好吧，你要说矮大紧收了美国人的钱，我绝对不相信，美国人的钱那么好挣？但是我还是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逃不开自己的阶级属性。

什么是阶级属性，就如同矮大紧在节目中对大学生说的：您还找工作呐？清华是国之重器，怎么能想找工作的事。

咱先不说美国人教中国人爱国这个事情挺滑稽，这句话就是阶级属性，矮大紧从不缺钱花，所以他认为所有人都不应该缺钱花，所以矮大紧在节目录制中说：你不也是美国绿卡吗？

矮大紧可能认知错误，觉得美国给中国发了14亿绿卡。

这个就是阶级属性，胡适一边找小姐，一边喊着不抵抗日本，一边高呼民主自由，经典的话语流传很多，如：美国人来了，有自由有面包，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什么都没有。

但是胡适的作品永远也不会有如夏衍的包身工，这个对他是陌生世界。



很多人觉得毛泽东看不起知识分子，这真的是个谬论，1968年毛泽东接见北大学生罕见发火：

毛泽东在召见开始时就说得很明白：「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在谈话中，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为什么中国的公知，最终被扔进了茅坑，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做到毛泽东的要求，为人民服务，只能被时代抛弃。

毛泽东曾经希望新一代年轻人像他们年轻时那样在大风大浪的斗争中获得才干，成长起来，在他的身后把他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然而，当年的毛泽东是凭着对中国广大底层百姓的深刻了解，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带领他们为解放而奋斗，才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成为无可争辩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的这些要求，历来的公知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如同1950年抗美援朝，那些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在一线，如巍巍那样创造最可爱的人那样的作品。

于是乎公知被扔进了茅坑。

为啥矮大紧翻鸟车？其实和他进入美国国籍没一毛钱关系。现在的中国，成熟开放，和1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不会去砸日本车，更不会说敌视美国人民。

而且美国要搞中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尤其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中国的使命是：14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美国一算账，惊出一身冷汗，你这个目标要达成，我们还怎么剥削全世界，那我们美国人不是要吃草。

中美之间，以后只能是7分竞争，3分合作，关键他美国还不敢竞争，现在背了一屁股债，国债全国人民不吃不喝，猛干两年活，才能还完。他美国能干吗？当然不能干，开航母去抢多好，干活多累。

于是就拼命的埋雷挖坑使阴招。不这么干不行啊，搞不赢啊。

今天拿台湾说事，明天拿香港说事，后天挑拨挑拨三哥，反正三哥脑子不好使，再过两年撩拨撩拨日本，恩，那个啥岛我不给你了吗？

这个时候，全国人民都看眼里了。

这个时候，一个美国人跑过来，说我来给大家讲历史，讲人文，讲时事。于是画风很神奇，您的国要搞死我们，您过来给我们做教育。

一个在美国国旗下宣誓效忠的人，过来普及中国人文与历史.....

这个时候都甭说有没有夹带私货了，自己懂事点都应该去避嫌。更别说一个美国人教中国人认识中国了，这种反智的画风，真心看不下去。

天大地大，您干啥都好，您可以当医生，当体育教练，当美食家....但历史人文这块，不容玷污，不许碰。

您要祸害祸害美国去，给哈佛上历史课去，别来祸害中国。

听矮大紧讲「抗美援朝」，先不说对不对吧，不停的说「我军」、「我党」，我真的不乐意，不好意思，先烈们的勇气和荣耀，是留给中国人的，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自带这份光环。



你已经把你的那份丢地上了，你那份自己给弄脏了，就甭想再捡起来了。

那是我家的，是「我军」，不是「你军」。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属于光荣的中国人民的，跟您没关系！

浅贝

金一南：中共，为何让对手胆寒！（深度好文）

金一南  华山穹剑  前天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球拥有了9100多万党员！



世界第一大党、世界最坚强政党、世界最牛创业团队……



这些赞誉，属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光辉的背后，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面，却足以令所有妄想与之为战的敌人胆寒！







一、中共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政党



建党之初，在上海石库门的小屋子里，谁看好中国共产党了？



1921年建党，当时中国社会200多个政治党派，中共成立了，只是其中一个。



每天成立的组织和解散的组织一样多。



就连当时发起成立这个党的中间的一些人，也没能想到，共产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共产党是在凄风苦雨中成立的。



当时，党更像是一个瘦弱的小孩，这孩子能长多大许多人没把握。







共产党刚刚成立不久，就出现问题。



1922年陈公博脱党，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7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个代表，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有7个，



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这7个人，我做了这样的假设，如果历史是可知的，他们会不会做这样的糊涂之事？



当然，如果可知的话，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28年之后夺取全国政权，



用得着当汉奸吗？



用得着当军统特务吗？



不知道未来，就这样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13个人中——



王尽美1925年牺牲；



邓恩铭1931年牺牲；



何叔衡1935年牺牲；



陈潭秋1943年牺牲。



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人：



毛泽东！董必武！



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



党内的领导人，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敌人消灭。



周恩来曾感慨：“敌人可以在三五分钟内消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无法在三五年内将他们造就出来。”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政党遭受过中共这般炼狱地火似的考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领导人相继遇害。



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伴随中国革命的胜利，党后来的领袖都是无数牺牲者中的幸存者。



他们的意志是由严酷的环境造就的。



这种严酷、凶险的环境是难以想象的，苏俄也不能与我们相比。



列宁被捕流放2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2次，布哈林被捕流放3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生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7次。



但蒋介石的政治术语中，根本没有流放这个词，



他的常用词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



正是中国革命的残酷性，大浪淘沙一般，淘汰率极高。



  



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



中央一号向忠发被捕叛变、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



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被捕叛变、



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还有：



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



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



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



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等，



统统当了叛徒。



中共的淘汰与筛选从党的高层领导就开始。



有些共产党员极度现实地抛弃梦想，现实到葬送了自己。



张申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共建党“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之后如果有第三个重要领导人的话就是张申府。







张申府（上图），北大教授，李大钊的左膀右臂，与李大钊共同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他发展夫人刘清扬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又介绍周恩来入党。



历史地位是何等重要。



张申府与毛泽东也发生过深度关系，



毛泽东当时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也就是临时工。



做这项工作要填写图书卡片，毛泽东的字龙飞凤舞，张申府将他训斥一番，要求重新填写。



1925年，因党的发展前景不明甚至暗淡，张申府脱党了。



1938年发起成立民盟。



1948年被民盟开除。



为什么呢？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胜局已定。



张申府在这时写文章《呼吁和平》，支持蒋介石“戡乱政策”，骂解放军是“匪”。



张申府夫人、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离婚启事：



“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



并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时人惊呼：“申府糊涂啊！”



张申府回道：“我那篇文章得了3000块大洋的稿费，我当时真的很需要这3000块钱。”



真是令人又惊又怒。







龚楚（上图），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之一，与澎湃、毛泽东相提并论。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由龚楚带领上了井冈山。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后来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称之为“朱、毛、龚”。



1935年龚楚背叛共产党投向了国民党，



1949年龚楚又背叛了国民党。



1949年，解放军解放两广，龚楚作为国民党中将被迫起义，向当年他作为朱毛龚红军高级领导人时手下的连长后成为营长的林彪投降。



后来，龚楚跑到了香港，又前往南美。



1995年7月，龚楚在家乡广东乐昌市长来镇去世。







张国焘曾经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中共极具领袖气质的人物。



张国焘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点。



两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



两个人都完成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



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



两个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都卓有成效地创建和领导了两块最大的苏区。



按照共产国际的眼光，两人脑后都有反骨，



两个人都要走自己的道路，且都有一把刷子。



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逃。



周恩来带着李克农追，



一路从延安追到武汉，苦口婆心劝张国焘。



但，他未回头。



张国焘叛逃的时候距离中共胜利还有十一年。



1947年，张国焘任军统中将，是戴笠手下的特务。



1947年至1948年，张国焘见中共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立刻急于撇清与国民党的关系，成立第三党，他想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调和。



但是大势已去，



1949年，张国焘跑到香港，



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我一直想：



张国焘最后的神志中，他是否记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他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的情景？



二、长期被边缘化的毛泽东终成中共核心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



陈独秀、



瞿秋白、



向忠发、



李立三、



王明、



博古，



我们按照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渴望的选择。



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



还有其他道路？全试过了，没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走的是独立自主之路。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政治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理论——毛泽东思想，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



我认为，第三条同样重要。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毛泽东的路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不但成为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领袖，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路线。



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找到了一条完全独立的道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22500人，两个月后剩800人；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



这支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



就这么点人数，就这么点力量。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没有，相反，党处分了他！



秋收起义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跑到了远离长沙的井冈山，这是严重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就撤销了他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但是，职务被撤销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撤销了就不干了。



毛泽东被三次撤销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在干。



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



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



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影响。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而要改变现状。



中共历经艰难，但是最大的幸运就是出现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先有伟人后有伟业，先有真人后有真理。



怀抱理想主义做事业，多数时候会头破血流，



但如果能够成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事实证明，党的核心是伟大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党的核心聚集大批坚定的信仰追随者



有一批坚定的信仰追随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



1935年9月，红军打下榜罗镇，当时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在邮局找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登载着阎锡山的讲话：“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报纸还进一步披露：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



毛泽东发现那张报纸的时候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红军到了陕北之后，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



他还发现，红二十五军实际上已经把陕北完全掌控了。



红二十五军是从鄂豫皖苏区直接打到陕北的部队。



从战斗序列上来说，红二十五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在张国焘领导之下的部队。







红二十五军的主要指挥者是徐海东（上图）。



徐海东与毛泽东从未谋面，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



徐海东能不能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



张国焘当时已经另立中央了，



徐海东到底是听中央的还是听张国焘的？



毛泽东心里打鼓了。



他试探性地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向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



当然，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试探。



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来，问他，我们还有多少钱。



供给部部长说，我们大概还有五千多，将近六千大洋。



徐海东说，那我们自留一千，另外五千大洋，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



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石头落了地。



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复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一生征战，九次负伤，其中六次重伤，但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是在关键时刻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坚持党指挥枪，服从中央指挥。



这是我们党的奋斗史上最艰难曲折的一段。



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仅仅是因为有正确的主义，正确的路线，正确的方针和纲领，我们还有一大批像徐海东这样忠于主义、忠于信仰的战将。





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



当时有“黄埔三杰”之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陈赓在黄埔毕业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蒋介石把陈赓这个连调为总司令部的警卫连，陈赓担任连长。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有一次第三师和广东军阀林虎的队伍相遇，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



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背了三里多路，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了河，方才脱险。



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



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



仗着这一层关系，如果陈赓待在国民党里，可谓“前程似锦”。



但陈赓从内心看不起蒋介石。



2005年一位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回到大陆，和陈赓的家里人说，陈赓当年看不起蒋，其实是缘于一件小事，他嫌蒋介石在作战指挥间隙还打开收音机听上海的股市，认为蒋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陈赓离蒋而去时编了一个什么理由？就像我们惯常的理由一样，老母病重，需要照顾。



陈赓就这样走了。



他先去苏联学习，再回到上海时跟着周恩来的特科“红队”干。



1931年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作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鄂豫皖苏区没有办法治好他的伤，只好把他秘密转移到上海，正好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把陈赓给指认了，蒋介石一听说把陈赓抓了，大喜过望，他想把他劝过来。



一天，蒋身边的人兴奋地跟陈赓说，校长要来看你。



陈赓坚持不见。



来人说，委员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你不见也得见。



蒋介石进来后，陈赓在病房里抓起一张报纸挡住脸。



蒋明白了，陈赓不想见他。



蒋只好离开，到了病房的走廊尽头还大喊，怎么就这样了呢，怎么就这样了呢！



蒋介石一辈子杀共产党人无数，但他唯独放了陈赓。



他知道，杀了陈赓，无法向历史交代。



就这样，陈赓因心中之共产主义信仰仍弃蒋而去。







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为胸中主义和心中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



这批人，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便可用一生去奋斗。



三、中国共产党人时刻牢记历史使命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


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



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1949年蒋介石检讨失去大陆原因，全是政治原因，没有一条是军事原因。



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这一刻终于知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



他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条：



一是组织严密；



二是纪律严厉；



三是精神紧张；



四是手段彻底；



五是军政公开；



六是办事调查；



七是主义第一。



七条之后，蒋介石又补写，“干部不准有私产”，并把它作为中共最重要的优点。



这几条最后聚焦到“民心”。



这是对蒋介石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的总结。



心，在人类的世界里，有着超越其文字本身的含义。



人们往往用它来表达最纯粹、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我们内心最热切、最在意的期盼。



中共领导人的词汇中有：同心、信心、关心、核心、心连心……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坚定的信念，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守。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由一个又一个胜利组成的最终的共产主义胜利。



中国共产党全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在于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中中国共产党的担当。



1840年到1949年，这前一百年，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人都是为了三个字，“救中国”。



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救亡的命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但是由中国共产党来终结的。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无论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新华门内永远不变的五个大字——



为人民服务。



这是共产党所有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







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军委原委员张阳、房峰辉，空军原政委田修思，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建平，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



全军先后查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枪林弹雨中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将军的数量。



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



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



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







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



我们当年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



而在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



还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



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看到仍然高扬的旗帜？



答案是肯定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历史使命，不断前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终结和下一个命题开始。



前一百年救亡，后一百年前行；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后一百年依然坎坷。



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根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