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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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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7 11:03 | 只看该作者
王儒林口中让企业出3.9亿买公务机的贪官是她


王儒林谈反腐举案例:一副市长贪6.44亿超9县财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3月6日下午在山西团开放日中列举腐败案例说,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组织了十二家企业,花了3亿9千万,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按正常的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生活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
  而据《中国经营报》早前报道,王儒林所说的这个贪官,就是晋商银行原董事长上官永清。

  政商“关键一环” “圈子”中的上官永清

  本文刊发于2015年10月17日

  编者按:作为曾经的金融机构负责人,上官永清与地方高官、商人牵连颇多,甚至因此被誉为山西政商链接中“关键一环”。也因此,官场、商界对其被查颇感“风冷”,舆论则认为此番或将能够揭开更多官商迷雾……官商积弊所演绎的离奇故事、惊悚传奇,尚待深寻缘由,更需见效良药。

  山西“飞行俱乐部”及山西“汾酒会”两个圈子的重要成员,拥有“30多年金融从业经历”和大量高官人脉的上官永清,在7月下旬被查后,其本人亦被指山西“官商连结关键一环”。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获悉,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此外,记者调查发现,上官云清或存在年龄、简历造假。

  “官商关键一环”被查

  2015年7月23日晚,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中央纪检部门带走。24日,上官永清的办公室被搜查,24日晚,山西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经省委批准,山西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官永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随后有消息称,其司机蔺建刚也被带走。这些天来蔺建刚的电话一直处于呼转状态。

  在此前的7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高建民来到山西国投,宣布了两项任命:由太平保险副总孙海潮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工总行信贷部主任聂大志担任副总经理。孙大志、聂海潮二人分别来自深圳和北京。其中孙海潮是晋籍,晋城市阳城县人。

  接近同时“空投”到晋的还有两人——晋商银行行长和副行长,但其中来自农总行的一位行长人选出现临时变化,没有到任,而宁波交通银行副行长方健则上任晋商银行副行长。

  山西国投、晋商银行是上官永清最后任职的两个机构,上官永清作为晋商银行筹建组组长和第一任董事长,自2008年8月~2014年7月担纲晋商银行掌门人,自2014年7月到任山西国投到被带走,刚好一年。

  和上官永清一同参加7月21日高管任命会议的山西国投某高管告诉本报记者,任命宣布后,上官面带愠色,和身边人说:“我也不想干了”。

  2015年春节前,上官永清曾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山西金融圈风声鹤唳。

  据本报记者了解,上官永清被调查,或和一些具体事件有关,如在2010年~2014年间与一些吕梁煤老板的贷款交易;另一类事件涉及非组织活动:上官永清是山西汾酒会圈子的重要成员。记者从接近办案人员的有关人士处得知,上官永清被调查之后,在其家中抄出70箱纪念币,有面额50元的建国50周年纪念币、面额100元的龙币等。

  在近十七八年中,上官永清和山西省多名政府领导关系异常密切。一位退休的太原市委常委在较早时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山西官场在十多年前就有人分别称上官永清和原晋中市委书记、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为“三申夫人”和“四为书记”——“四为”被解释为:年轻有为,敢作敢为,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并明言二人有诸多“合作”。上官永清在政府领导中的特殊地位和她作为大型国有控股金融单位筹建者和主要负责人的国企领导角色,使其成为上述多名官员连通商界,取得或运作资金的重要通道。

  据本报记者在山西金融界的调查,自去年年初山西强力反腐以来,浦发、民生、招商、兴业和中信在山西的支行,分别有在职及退休(或调离)的主要负责人员被牵涉,部分带走调查或判刑。上官永清被查是这些金融领域案件的一个高峰。

  简历或涉假

  上官永清是晋城市沁水县中村镇北山村人,属于撤地设市前的晋东南地区人。但从小随着在临汾市翼城县当干部的父亲在翼城长大。

  北山村都姓上官,属同一家族,曾有二三百人口。近十多年来陆续向山下移民,目前已经是一座空村。迁移出的上官氏集中在山脚下的张马村。

  在此居住的一位上官永清的本家堂叔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的父亲很早就在翼城县委办工作,永清一家随迁翼城。据其妻回忆,上官永清小名“小清”,应是1959年或1960年生人,“今年也有五十六七岁了”。山西省信用联社一位曾经举报上官永清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据他调查,上官永清生于1959年。

  在目前公开的上官永清履历资料中,其生年记为1963年。履历称,上官永清于1978年~1982年在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读书,按该履历推算,上官永清“15岁上了大学,3岁就上了小学”,这早已引发诸多质疑。

  记者在一个干部微信群中看到了一位现在山西省某群团机构任职的干部对上官永清的评论:“三假干部”,指上官永清年龄和履历造假,该干部曾在临汾市委担任领导。

  大学毕业后,上官永清进入临汾地区工商银行,上世纪90年代初期配合派下来的林明行长工作。据临汾当地报纸的一名老经济记者介绍,其时正值国企“破三铁”、“股份化”改制,上官永清经常下企业,她会跳舞,也很活跃。

  1998年9月,上官永清从临汾调到晋中地区任工商行榆次分行行长,2000年晋中地区撤地建市,上官永清由县区一级行长直接升任第一任晋中市工商银行行长,在级别上跨出第一步。2002年10月,上官永清调离。

  上官永清在晋中的时间段(1998年9月~2002年10月),和申维辰在晋中任职的后期(1998年4月~2000年5月,任晋中地委书记,2000年5月~9月任晋中建市后首任市委书记)重合。

  2002年,上官永清从晋中调任太原,到新组建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任职。华融太原办时任总经理曹耕夫,上官永清任副总经理,正处级。

  不久曹因上官永清举报离职,后病逝,上官永清以副总经理身份主持工作至2006年调离。据本报记者了解,上官永清履历中所说的曾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总经理”并不准确。

  2004年,全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山西省作为“第二批试点”省份,开始着手筹建“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社”(以下简称“联社”)。参与组建工作的两名人士间接通过中间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上官永清当时竭力运作要到这个新机构担任副职,但并不顺利。2006年,上官永清获得越级提拔,进入联社任党委书记,在仕途上跨出了第二大步,成为正厅干部。

  上官永清在联社因以“书记身份插手银行业务”引发不少矛盾和针对她的举报,并不如意。2007年至2008年,她寻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担纲组建晋商银行。

  曾领衔组建晋商银行

  2008年,是山西省异常多事的一年。8月1日,娄烦尖山铁矿特大排土场垮塌,死亡45人;9月8日襄汾溃坝,死亡262人。9月14日,孟学农请辞,空降王君任省委副书记、代理省长。而在这年5月,上官永清被委以重任,负责组建以太原市商业银行为基础,增资、升格为省级金融机构的晋商银行。2008年8月6日,晋商银行组建领导小组和筹备组挂牌,上官永清任筹备组组长。

  “晋商银行”最初是山西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秘书长刘俊平为解决山西民企资本外流和民企融资困难“二难并存”现象而提出的概念,意欲组建山西民资银行。但最终还是成为山西省和太原市两级国资绝对控股的一家省级国有控股银行。据本报记者了解,在同期组建的城商行中,“晋商银行”获得的政府资源是独一无二的,成都市是给地,杭州市是给污水处理厂,只有山西给的是真金白银:省政府出资4.8亿元为第一大股东,太原市政府保留3.2亿元股份,而后由山西省国资委召集部分国企开会,命令其各自出资1亿元,太钢、山西焦煤、国际电力、潞安集团、晋城煤业等都成为法人股东,共筹资20余亿元。晋商银行增资扩股后,资本金达到32亿元。

  2009年2月28日,晋商银行挂牌,上官永清当选为第一任董事长。当年秋天,上官就给晋商行高管改革了工资制度,上官永清和行长阎俊生拿最高年薪:170万元。

  记者采访了多名原太原市商业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据他们透露,太原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更名为晋商银行,实质是让国有资本出资,化解了太原市的一个“定时炸弹”,又搭建了一个新的省一级的“玩耍平台”。重组之前,2005年6月的数据显示,太原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22.9%(规定要求为不得小于8%),资产不良率为24.75%,不良资产总额34.54亿元,被中国银监会确定为所有监测指标皆不达标的“六类行”。在濒临破产同时,一些问题信贷和贷款核销业务也面临暴露风险——太原市商业银行的信披问题被银监会列入限期整改事项。

  2006年1月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3月下旬到太原市商业银行听取汇报,明确了“建设晋商银行”的危机化解方向。7月,时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范堆相就组建晋商银行一事做调研时要求“进一步加快组建步伐”。次年,这一思路概括为“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探索建立晋商银行”写进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2008年8月,上官永清领衔的筹备组成立。

  2009年初,太原市商业银行翻牌为晋商银行,在两级政府和多家国企注资重组后,其中14亿元不良贷款以“新股东1.8元购买1元股份”的方式直接消化。同年2月28日,在迎泽大街黄金地段原湖滨饭店地址上筹划建设的30多层的晋商银行办公大楼奠基。晋商银行以一副“不差钱”的姿态横穿出世。

  晋商银行开发了“1+N”信贷产品,即基本的贷款再加上若干承兑票据、贸易融资、存单质押等一系列产品,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充分满足每个客户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据媒体报道,在上官永清带领下,两年内“晋商银行的利润翻了7倍,相当于原太原市商业银行10年的发展速度”。

  曾有媒体问上官永清,“当时决定任命您做董事长的时候,您是否犹豫过?”她说:“没有!党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后悔和犹豫过。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了,就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认认真真地履行岗位职责,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责任尽到,把工作做好。”

  有分析认为上官永清利用晋商银行成立后,注入大量国资,“钱多”帮助有关省官员安插其关系人,形成了庞大的“亲友关系网络”。

  “飞行俱乐部”和“山西汾酒会”

  晋商银行组建后,上官永清以董事长身份实际总揽了该行的行政和业务两大事务。太原市商业银行原董事长被安排为“副监事长”、原行长任副行长。不良资产处理由上官亲自负责。

  晋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2010年10月,晋商行“首家异地分支机构”——晋商银行吕梁分行成立,晋商银行和吕梁孝义、柳林、交城、离石等地煤老板的合作广泛展开。这也使上官永清涉足多个“圈子”。

  据目前网络上能搜索到的信息,2012年11月,一个叫山西晋商飞行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在太原市学府街汇都大厦挂牌成立,投资方为介休新泰钢铁公司。本报记者查阅的该飞行俱乐部工商资料显示其经营正常,但留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记者实地寻访发现,公司地址也不真实。

  10月9日,记者致电新泰钢铁公司,请其董事长回应俱乐部一事,办公室负责人员接洽本采访事项后未再回复。

  据记者调查,晋商飞行俱乐部有十多名吕梁老板为成员,他们筹资购买了一架CRJ145型商务飞机,由北京航空公司托管,飞机编号为B-8216。记者向太原机场工作人员查询,该飞机停放好久没有飞行,最近于一个多月前飞走。相关人员透露,该飞机主要为上官永清及其贵宾服务。

  上官永清的另一重要“圈子”则是“汾酒会”。

  “山西汾酒会”是对经常在相对固定会场参加聚会、活动的以山西高级别官员为主的一个官员群体的称谓,其在北京的会所是位于旧鼓楼大街152号的山西汾酒会所。据知情人士介绍,该“会”,总人数有近40人;目前很大一部分被调查,如聂春玉、申维辰、王茂设、洪发科、杨森林等。

  记者向汾酒集团内部人士咨询得知,“汾酒会”与汾酒集团无关,“是一个姚老板开的。”

  本报记者调查到,该“姚老板”为山西芮城人,曾任山西某大学校长,善社交,和运城的山西籍高官交好,曾和去年4月被调查的山西中盛审计事务所主任薛锦萍关系紧密。姚在去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今年出来后居住在北京。

  山西汾酒会所系姚在八九年前从北京市某官员手中租下的一个临街四合院投资改造而成,最先是山西官员子女在京聚集、相亲的一处场所。9月底,姚以“回芮城老家居住修养”为名婉拒了本报记者对更多事件的采访。

  据接近山西汾酒会的人士介绍,上官永清因和山西多名高官关系密切,且是该群体中少有的金融界人士,“据信为山西的官商连结及处理官员个人资产提供了具体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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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7 15:05 | 只看该作者
王韬:俄罗斯真是“缺钱认怂”吗?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人意料地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自15日起开始从叙利亚撤军。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胜利论”到“认怂论”各种评价纷至沓来。
  就算俄罗斯“缺钱”,也不至于到这份上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开支其实相当节约,据俄罗斯媒体公布的直接花销,不过每日几百万美元,至今五个半月的军事行动,总开支不到5亿美元,即便如西方媒体所声称的那样加上间接成本后,花销也仅仅10亿美元左右。就是再多炸半年一年,成本也不会大幅升高。
  相对于俄罗斯2015年约合800亿美元的军费,以及2016年实际削减了不到5%,但因为汇率变动约合5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来说,仍然只是个零头。假设能保持这种花销速度,半年10亿,一年20亿美元而已。俄罗斯有足够的钱继续维持在叙利亚空袭很多年。
  俄罗斯提供给叙利亚政府的援助,据估计也并不多,同样只有10亿美元上下,主要是提供叙利亚政府自身无法生产的武器弹药、机械设备、食品药品和其他辅助设备。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远比在东乌克兰还要少的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俄罗斯不得不花费巨资,援助被战争破坏的东乌克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东乌克兰两州的作战主体虽然是当地的军事起义军,但也正因为他们是起义军,能作战已经很好了,要他们管理和负担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经济那就太勉为其难了。这些重任,最后完全是依靠俄罗斯的援手。
  据估计,俄罗斯在军事上也就花费了十几亿美元,却在无底洞的民生援救和难民安置上,花费了200亿美元以上的代价,这超过军事开支十倍以上的民生包袱,才是俄罗斯不得不寻求收手,而非一路向基辅挺进的根本原因。
  一路向基辅挺进,虽然俄罗斯在军事可以做到,但若把整个东南乌克兰各州都吞下去,俄罗斯将不得不多养活上千万而不止几百万人的生计,一直开支到战后重建完成,可以恢复造血能力为止。这是全世界(可能除了中国以外)包括美国在内任何国家都负担不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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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难民
  叙利亚政府或多或少还能控制自身区域的经济和民生产出,维持基本秩序,这也是巴沙尔总统为首的叙利亚政府能坚持五年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所以俄罗斯只要提供他们急缺的食品药品即可。而庞大数量的叙利亚难民,众所周知,则是直奔欧洲而去。
  据德国媒体报道,仅德国国内涌入的百万难民,就要在近两年内消耗500亿欧元安置成本,整个欧盟各国需要消耗上千亿欧元,而最终开支累计总数,大的无法想象。也难怪欧盟最近通土耳其的谈判中,简直是向绑匪付赎金一样连连让步。
  虽然战争是只吞金兽,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开支水平可控,并且无需负担最复杂最昂贵的民生和难民成本。俄罗斯再缺钱,也不缺这区区每月几亿美元,怎么可能“缺钱”“认怂”呢?
  据报道,俄罗斯还将继续保持一部分军事力量,继续轰炸IS。只是在其他战线上要顺应联合国停火协议和美俄协定,所以相应地撤回部分力量。
  俄罗斯展现了大国实力
  去年10月时,法国媒体酸溜溜地说,俄罗斯现在的空袭战果证明不了什么,要是能连续3个月保持现在的空袭强度才算厉害。然而俄罗斯已经保持了五个半月的持续空袭。
  大家应该还依稀记得,法国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就在自己的地中海家门口作战,出了多少洋相。特别是空袭了区区三个星期之后,就发生弹药不足,被迫把训练用的水泥炸弹拿来凑数的大笑话。最后英法等国,还是只能紧急召唤美国盟主救场,才撑到卡扎菲被打败。
  即便如此,美国都下场之后,西方联军也并没能把他们想要的“民主”势力扶上台掌握利比亚,利比亚至今仍然在军阀混战和部落混战中。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虽然看起来出动兵力规模不大(约5000人左右),进行高强度密集轰炸的次数不多(大约9000架次),但是效果相当显著:使接近崩盘临界点的叙利亚政府军恢复了元气,转守为攻。在俄罗斯的空袭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夺回了约有叙利亚四分之一人口的地盘。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既没有美国那种一掷千金的滥炸一气,也没有英法那般各种机械故障、弹药短缺的困扰,获得了显著战果。
  除了被土耳其偷袭,被击落一架战轰,救援时损失一架直升机之外,俄罗斯并没有什么损失。
  这显示了俄罗斯在后勤保障、情报研判保障、目标识别和空地支援上的卓越能力,尽管早已不是昔日两极霸主之一的苏联,但仍然无愧于一个大国地位。让全世界肯定了俄罗斯军队的质量和实力。
  俄罗斯这时开始撤军,真可用一句网络热词来形容:“装完X就跑,真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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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台词:“谁说我认怂?”

  有限战争见好就收才是俄罗斯的精明之处
  谈论俄罗斯以及总统普京“认怂”之前,其实应先反问一句,怎样才算“不怂”呢?
  前拒土耳其、后打沙特、左平欧盟、右败美帝,夺取中东主导权?夺取中东主导权这种事情,以昔日苏联之强,尚且惨败。俄罗斯要是打着这主意,那才真是“药丸”倒计时。
  帮助叙利亚政府夺回全国控制权?俄罗斯更没有这种兴趣,因为叙利亚自己做不到啊。
  俄罗斯很乐意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政权,从而间接搅动中东棋局(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境内也有大量库尔德人,土耳其政府军目前正和境内库尔德人又双叒叕开打了)。
  实际上,近期对IS作战最得力的正是库尔德民兵,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远比叙利亚政府军更高。他们与俄军配合作战之所求,无非就是俄罗斯推销的叙利亚邦联计划,将承认库尔德人在大的邦联框架下建立自治政权的权利。强行镇压显然很善战的库尔德人,不管对叙利亚政府还是俄罗斯援军都是自找苦吃。
  政府军在俄军支持下收复失地,从最少时只剩35%,到目前基本上控制了包含全国65%人口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有或多或少的什叶派人口。而对剩下的那些几乎全是逊尼派或库尔德人的地区,攻下来也守不住。这不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要不要踏进新泥潭”。
  俄罗斯的叙利亚作战开支不大,的确可以继续炸下去。但是叙利亚政府军和叙利亚什叶派自身呢,五年来血的流够多了,陷入新的消耗战泥潭,恐怕并非最佳选择。俄罗斯倒是可以继续下去,叙利亚政府军恐怕不知道哪天到了临界点,突然就崩了。这就是为什么巴沙尔总统和叙利亚政府经过痛苦的思考,最后接受了俄罗斯提出的叙利亚邦联计划。
  继续扩大战争,无非就是跟土耳其-沙特联盟正面对抗,这当然能天天造大新闻,很能满足看客的“娱乐”需求,满足各国的战争狂热。但是俄罗斯能有什么好处?俄罗斯既不可能占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也不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俄罗斯揍死了土耳其-沙特联盟,却什么战利品也不会增加,那为什么要做?!
  目前为止以那么小的付出,就取得了现有成果。亲戚之间尚且有“救急不救穷”之说,现在不见好就收,还等着请客埋单,当苏联那样的国际共产主义冤大头吗?
  保住俄罗斯在地中海的桥头堡、保住亲俄的叙利亚政权、保住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在保住这些俄罗斯利益的局面下与美国在中东/叙利亚回合达成妥协,这个有限目标显然是完成了。
  俄罗斯首先将继续保有驻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及一定的驻军,也将继续对IS进行轰炸。这给予了俄罗斯随时可以回来的自由。
  其次,亲俄的叙利亚政权已经从濒临崩溃中恢复过来,从岌岌可危,到目前收复失地。在美俄协议中,美国已经被迫让步,不再坚持推翻巴沙尔,允许和平政府重组后巴沙尔继续留任,新的大选中巴沙尔可以参选,承认各自控制区的自治,也就意味着亲俄的叙利亚政权将名正言顺地保住目前的地盘。
  没保住应有利益或原定目标,就软了,这是“认怂”。而美国不推翻巴沙尔了,显然是美国“认怂”了。俄罗斯的利益保持住了,则是见好就收,说明俄罗斯总统普京才是精明人。
  从《孙子》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来看,俄罗斯成功地在叙利亚“伐兵”,成功地和美国“伐交”, 成功地对土耳其和沙特“伐交”与“伐谋”,而在可能陷入“攻城”的地方,抽身撤兵了。
  前人们早就说过:战争只需要你愿意就能开始,包括懦夫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动战争;但战争并不是你乐意就能结束,要结束战争得胜利者来同意。最高级的战争艺术,是在战争发起时,就谋定了战争将如何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结束。
  从1866年普鲁士军不进占维也纳,而是允许奥地利媾和,到中国在1962年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干净利落地教训了印度军队,无不以满足有限目标,保持战略优势,让战争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结束。
  作为反面例子,最经典的莫过于麦克阿瑟“大”帅,在朝鲜的不断推进,从38线,到窄腰,再到饮马鸭绿江,最终逼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把自己的“荣誉”输了个干干净净。
  苏联和美国陷入阿富汗泥潭,最后灰头土脸地走,也是不知道如何有节制地进行有限战争,如何结束战争。
  俄罗斯和总统普京,精明地见好就收了。接下来的各种难题属于欧盟与土耳其,属于土耳其与库尔德人,属于伊朗与沙特,属于什叶派与逊尼派,更属于“阿拉伯之春”以来,把中东搅成泥潭,坑了自己的美国。
  而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不下场,专心发展的中国,将继续更为精明地站在岸上看他们如何在中东泥潭里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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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海君:龙煤拖欠工资的“乌龙”该好好查查

 据黑龙江省政府网站消息,3月12日下午,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在北京主持召开龙煤集团脱困发展工作专题会议。会议指出,由于多年历史积累问题,万吨采煤用工是全国平均3倍导致的人员富余和分布不合理,龙煤集团严重亏损导致现金流消耗,目前仍拖欠职工工资、税收和企业应上缴的各类保险,不少职工生活遇到困难。
  早在3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针对黑龙江最大的国企龙煤集团改革回应时表示:“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时隔仅仅一周,关于是否拖欠工人工资的事情就来了一个大转弯,堪称两会期间最大的“乌龙”事件。
  对于国有企业龙煤集团的脱困,社会各界深表关心,尤其是涉及的职工。作为一省省长,面对舆论追问和关心本应该给予准确的回应,让关心关注此事的社会各界心中有数。如今却摆出这样的一个“乌龙”,不免让人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也不免对龙煤集团脱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疑虑,譬如拖欠工资、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或许,作为省长并非有意欺骗公众,但龙煤集团却实实在在地坑了一把省长,让省长在公众面前掉了面子。尽管会议指出要吸取重要信息报告不真实的教训,可是,对于是否拖欠工资的事情,岂是报告不真实的问题?作为龙煤集团,是否拖欠工资,拖欠了多久工资,这样的信息怎会毫不清楚?作为监管部门,又怎能任由龙煤集团任性而为?
  之所以报告不真实,实则是相关利益方有意而为。对此,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吸取教训即可,而应该好好查查龙煤拖欠职工工资背后的真问题,为何拖欠如此之久?而据公开资料显示,龙煤集团曾多次发生作业事故,其中包括2009年鹤岗分公司108人死亡的特大矿难,三度冲刺IPO失败,那么,龙煤集团这些年在生产经营上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凡事吊诡之处必有猫腻,两会期间制造的如此大“乌龙”,或许进一步印证了人们对龙煤集团国有资产流失、脱困发展的担忧。因而有必要深入彻查这些年龙煤集团生产经营的状况,查查其中是否存在侵蚀国有资产,是否存在经营和管理上的弊端,以及所谓人员富余究竟富余在哪里等等。只有正面回应这些疑问,才能挽回“乌龙”事件丢失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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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眼说瞎话就是如此地理直气壮!
  这个省长的仕途估计也就到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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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全国最大地下钱庄:注册数十公司转移数千亿
李一男抛物线人生:身家十亿却深陷华中数控内幕交易
广东3位厅官互相举报 两人同天被免

 NRA账户(非居民账户)本是银行系统为了方便境外公司在境内业务结算而设立的,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通过大量虚假注册境外公司,将其作为资金非法跨境转移的“绿色通道”。
  记者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获悉,浙江金华市公安机关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调查,侦破全国首例通过NRA账户(非居民账户)实施资金非法跨境转移的“地下钱庄”案件,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警方查获的涉案人数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截至目前,已查明涉案金额高达4100余亿元,打掉规模以上买卖外汇犯罪团伙8个。
  日前,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公诉机关对该团伙为首者赵某指控三宗罪,分别是非法经营罪、行贿罪以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团伙其余成员均指控非法经营罪。
  义乌商人香港注册几十家公司数千亿人民币转移境外
  犯罪嫌疑人利用数十家境外公司在国内开设的NRA账户跨境转移人民币超千亿元,涉及的境内外账户多达850余个。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多部门的协调配合下,警方最终锁定犯罪团伙情况,并对事前确认的58名涉案嫌疑人实施抓捕。同时,银行部门对3000余个涉案账户实施同步冻结。
  “义乌宇富物流公司”——看到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家开在浙江义乌市的公司。但事实上,这是义乌人赵某在香港先后注册的数十家空壳公司之一。
  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中心发现赵某利用上述数十家境外公司在国内开设的NRA账户跨境转移人民币超千亿元,涉及的境内外账户多达850余个,主要涉及北京、广东、宁夏、安徽、江西等省市。9月16日,公安部经侦局、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将该可疑交易线索交办给浙江省公安机关。
  “NRA账户是新生事物,国内居民并不常用,大多数办案民警对此也不熟悉,因此我们专门邀请外汇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和银行的金融专家,为办案民警解答外汇知识、协助分析资金流向。”时任金华市公安局副局长、专案组组长俞流江介绍。
  “在侦查中我们发现,赵某的反侦查意识极强,例如他在自己办公地点周围设置了9个摄像头,可随时通过手机进行查看;其公司所有电子资料全部在移动硬盘上操作,即插即用;为逃避打击,一笔资金通常会经过数十道拆分、合并的‘工序’才会最终流到境外。这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时任金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张辉说。
  经过半个月的斗智斗勇,警方最终锁定了赵某公司35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并对依附在赵某团伙周围的施某、杨某等其他5个“地下钱庄”团伙进行了查证,逐步查清了这些团伙的基本情况。
  2014年12月15日上午,在公安部、央行的统一部署下,银行部门对全国31个省、91家银行的3000余个涉案账户实施同步冻结,警方对事前确认的58名涉案嫌疑人实施抓捕,并缴获了大批银行卡、U盾、电脑等作案工具。“同时冻结这么多账户,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先例,但如果不能同时冻结,极有可能导致后续冻结的账户内资金被转移至境外,这将严重影响打击效果。”张辉说。
  “小收益”赢取“大利润”130余万次交易汇成“洗钱大潮”
  在银监部门的协助下,警方调取了此次资金非法跨境转移案中所有涉案账户的交易记录,共涉及高达130余万次交易。“从目前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看,沿海地区的一些‘地下钱庄’开始走上公司化运作的道路,具备相当的资金实力,搭建规模很大的资金对冲平台,涉案金额屡创新高。”公安部经侦局反洗钱处副处长束剑平说。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130余万次银行交易记录全部打印出来,要耗费35000张纸,堆起来有3米高。”张辉说。由于案情复杂、工作量大,金华警方专门从兰溪市公安局抽调了80多名民警参与后续案情审讯和调查。通过近一年时间对这130余万次交易的梳理,一个庞大的非法兑换外币网络逐步清晰地显现出来。
  警方调查发现,赵某等人的主要作案手法是利用NRA账户的漏洞以及境外购汇没有限制的特点,将人民币通过NRA账户跨境转移,在香港汇丰等银行结汇后打给买家提供的账户。为了实现通过NRA账户转账的目的,赵某等人还在香港注册了数十家空壳公司,专门雇人伪造虚假的交易合同,利用银行管理审核不严的漏洞,将大笔人民币跨境转移。
  “他们通常会在每周五的下午将数千万的资金刷入指定的POS机账户,再在下个礼拜一的上午将资金刷出,以此进行外汇买卖。”办案民警介绍。
  还有一种方式是借助境内外账户,通过网银操作,完成人民币和美元的分开单独流转,看似境内资金在境内流动,境外资金在境外流动,资金没有发生物理性转移,但通过境内外的“对敲”平账的方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为客户跨境转移资金的目的。
  “因为现在银行对外汇的监管严格,所以有很多人为了兑换方便,就来找我们。我们的生意信用度很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集几个亿的资金。”涉案团伙之一的头目杨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的同行到银行大堂招揽生意,有的甚至还开设了VIP包厢从事兑换业务,生意十分红火。每次为客户兑换外币,收取的费用大概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
  从表面上看,这个费率并不算高,可是由于资金流动量大,这样的“小收益”却为犯罪团伙带来了巨额利润。警方根据从杨某团伙电脑中提取到的电子会计账,对该团伙每天通过交易美金和港元所得的利润进行了计算:2014年1月至10月,该团伙日常收益在5万以上,最多的一天竟达153万元;短短10个月内,就赚了2072万元。而这仅仅是依附在赵某团伙下多个洗钱团伙之一的非法收益。
  “地下钱庄”造成重大损失上下游犯罪更待深挖
  当前我国的“地下钱庄”形势十分严峻,社会危害性加深加重。据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介绍,“地下钱庄”不但成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直接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利益的犯罪活动转移赃款和洗钱的工具,使大量经济损失难以追回,有的还被贪污腐败分子利用,成为向境外转移赃款的“帮凶”。此外,“地下钱庄”为暴力恐怖活动提供资金转移渠道,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一些“地下钱庄”被利用于跨境转移资金,使大量性质不明的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外,极易扰乱国内金融秩序,危及金融安全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2015年4月以来,公安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组织开展了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破获了一大批重大“地下钱庄”、洗钱案件, 涉案金额达数千余亿元。
  “当前‘地下钱庄’违法犯罪形势严峻,作案手段日益复杂,特别是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等,使资金转移非常迅速隐蔽。危害全面加深加重。”公安部经侦局反洗钱处处长李明照介绍。
  在刚刚侦破的“上海操纵期货市场高燕案”,犯罪嫌疑人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将近2亿元的非法获利转移出境。而在福建福清市侦破的特大洗钱案中,警方发现某国字头建设集团一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占某和该公司驻沙特区域副总王某,将在境外贪污的300万美元,以境内外钱庄核数对冲的方式转入国内。
  在福建福清,以林玉兰为首的犯罪团伙,使用收集来的身份证件在本地、外地多家银行开设大量账号或借用、租用、购买账号,操控着数以千计的“人头账户”进行非法外币、人民币兑换业务。“我们很难通过查询账户信息找到犯罪分子的踪迹,”福清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张小勇无奈地表示,“有时候为了追查一笔资金的去向,侦查员要在全国好几个城市飞来飞去,最后还往往是白跑一趟。”
  “除了被犯罪团伙作为转移赃款和洗钱的工具外,‘地下钱庄’的非法外汇交易还被不法分子作为进行各类新型犯罪的手段。”公安部经侦局反洗钱处副处长束剑平介绍,“在侦办金华赵某案件过程中,专案组从资金流入手循线追踪,深挖出多起隐藏在非法买卖外汇背后的下游犯罪。”
  侦查人员在对交易对手身份进行分析时发现,有多笔资金从银川市财政局打入由犯罪嫌疑人潘某控制的公司账户,备注为“出口奖励奖金”,金额高达2000余万元。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警觉,并立即安排力量对潘某等人加强审讯并到银川等地落地查证,现已查明:自2013年以来,以潘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宁夏银川市注册了12家贸易公司,在没有真实贸易的情况下,通过深圳、大连、青岛等地的报关行、货运代理公司购买出口数据,由其名下公司报关出口,并向赵某购买外汇制造收汇假象,骗取宁夏政府出口奖励3860万元。专案组以“诈骗罪”立案并逮捕3人。
  此外,专案组还发现诸暨人俞某频繁向赵某购买美金,且数额巨大。其中,符合“一进一出”特点的交易就有38笔,合计2648万元。调查发现俞某的身份为诸暨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某部门经理。专案组顺着这条线索核查发现,俞某利用其公司身份做掩护,签订虚假购货合同,虚构出口贸易并通过向赵某购买外汇制造收汇假象,自2012年1月以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亿余元,骗取出口退税2000余万元。
  反洗钱专家认为,在互联网金融庞大的资金规模掩护之下,“地下钱庄”隐匿也更加方便,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机制也给“跨境洗钱”提供了方便;网络交易破除了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的优势,也给追踪增添了难度。所以公安机关在打击“地下钱庄”犯罪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新型的金融业态,提前建立起系统的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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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原副市长提前退休不到1年,为何“坠楼”了
广东落马常委李嘉背后的“梅州身影”
珠海市委书记李嘉被查 与万庆良、朱明国有交集


 52岁副省级官员的仕途就此止步。
  明日之星
  李嘉一栽,珠海市委、市府都没了主官。情况迥异的是,书记落马,市长则是高升。原市长江凌已在1月份调任韶关市委书记,目前市府是常务副市长主持工作,而市委又得迎来新长官了。
  广东熟知政情的小伙伴告诉政知局,与李嘉搭过班子的两任市长仕途都较好,江凌转任地市一把手,此前一任珠海市长何宁卡已于去年1月份调往省发改委,任党组书记、主任,这也是担负重要使命的职务。
  李嘉本人则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广东本埠人士视为“明日之星”。其出身中山大学,顶着哲学博士的头衔,仕途一直顺风顺水,工作能力也受到相当程度认可。其2012年2月调任珠海市委书记,3个月后升任广东省委常委,跻身副省级官员行列。此前,珠海市委书记并不是省委常委,正是从李嘉起开了这个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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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曾被视为“明日之星”
  可以看出,珠海的班子是得到省委乃至中央认可的。由此,当地人也认为,李嘉出事,未必是在珠海任上,可能是之前的岗位。
  老虎的同事
  从政数十年,许多官员都是辗转多个岗位。粗略浏览这个落马副省级官员的履历,李嘉的重要标签有两个,一是出自共青团系统,一是曾主政梅州。
  而巧合的是,此前落马的几位老虎,如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广东省工商局原局长朱泽君,均有“梅州”的标签。
  朱泽君与李嘉曾在梅州搭过两年班子。曾任广东省政协主要领导同志秘书的朱泽君,2010年从增城市委书记任上调到梅州任代市长、市长,接棒已转任市委书记的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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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中)、朱泽君(左)率队考察
  2012年1月18日,李嘉与朱泽君还联合给梅州网民发出新春拜年信,鼓励网友多“拍砖问政”。同年,李嘉调任珠海市委书记,朱泽君再次接棒,转任梅州市委书记,直至2014年调任广东省工商局长。而根据媒体报道,李嘉在梅州工作了9年,那几年也正是梅州发展迅猛时期。据省有关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粤东西北地区,梅州综合指数排名第一。
  而万庆良则与李嘉也有过交集。2000年,长期在梅州任职的万庆良担任广东团省委书记,其时,李嘉已从中山大学团委副书记调到团省委任职6年之久。一年后,李嘉以团省委副书记一职兼任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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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庆良(右二)到梅州考察,李嘉(左二)陪同
  两人在团省委共事三年,2003年先后离开。当年3月,万庆良调任揭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嘉则在两个月后调往万庆良的“大本营”梅州,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而后逐步攀升至梅州市委书记。
  主政的客家之乡
  熟知广东政情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广东有广府、潮汕、客家和外地人等多个盛产官员的渠道,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梅州,即是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客家人聚居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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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历史上涌现出众多英才。李嘉时任梅州市委书记就曾说,从梅州先后走出了241名大学校长、473位将军、23名中国两院院士。资料也显示,叶剑英元帅、泰国前总理他信、英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祖籍均是梅州。
  而巧的是,不久前落马的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也是梅州兴宁人。
  在广东本地媒体笔下,李嘉先后任职的梅州和珠海“在各自所属的经济板块中,都属相对后发地区,都曾在发展历程当中被人指责速度太慢,又都在近年逐步创立后发崛起的城市范式”。李嘉接棒珠海市委书记后,广东当地媒体分析,其发展理念不仅适用于梅州,对于珠海的未来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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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回母校
  只是,不管什么理念,在珠海只是践行四年,这个被冠以网络潮人的省委常委仕途戛然而止。至此,一度风传的华南虎先后落马了几只,或许还有,等等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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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聪明人,可惜在那个环境中,很难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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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身家煤老板1年内负债过亿 靠安眠药入睡

从活菩萨到泥菩萨
  煤老板周铁球的20年沉浮
  自去年11月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以来,湖南加紧制定出台相关具体实施方案,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落后产能,针对煤炭行业的核心问题,进行治理整顿、提升供给侧自身质量,挤压泡沫,抛弃无效供给。
  始于2002年的煤炭行业“黄金十年”,将在这轮改革中出现转机。曾经随便挖一个小矿就赚得超出想象的煤老板,也正经历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
  不管他们多么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在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下,他们必须转型。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毕竟他们曾经赚得盆满钵满。本报今日起推出三名煤老板转型的故事,通过他们作出的不同选择、呈现的不同境遇,关注供给端群体的生存与现状,自救与新生。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于煤老板周铁球来说,兴与亡,一切都来得太快。
  从白手起家到坐拥亿元财富,周铁球用了不过十来年。然而,在煤炭工业“供给能力持续过剩”、“去产能”背景下,他的煤矿被陆续关闭,从名车豪宅到负债一个多亿,周铁球只用了一年多时间。
  别墅、豪车,甚至妻子送的结婚纪念玉佩都被拿去抵债,孤身一人的他,在一座土地庙里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
  国家工人
  走在湘潭县石潭镇,认识周铁球的人还会喊他一声“周老板”,这让周铁球回忆起煤炭生意红火时他指挥着500多号人的场景。然而,列家桥煤矿上2米多高的杂草,四脚朝天的缆车,瞬间就将周铁球拉回了现实。“我搞了一辈子煤炭,心有不甘呐!”周铁球说。
  1975年,正在生产队出工的周铁球接到江西高安一家煤矿招工的通知,他被录用为采掘工人,也就是下井挖煤。“我靠着干爹在矿里工作,以矿工子弟的身份进 入高安的这家煤矿,外人想进去难度太大。”周铁球说,那时候能进入煤矿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农民,而是成为“国家工人”。
  周铁球从此与煤炭结缘。
  临走的那天,父亲把周铁球送上火车,拉着他说:“儿子,你要给周家人长脸。”
  周家共有姐弟8人,周铁球排行老五。他的父亲曾是教书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周铁球和4个姐姐都没有机会上高中。1984年父亲被平反,周 铁球的三个弟弟均离开了农村,其中两个子承父业当了老师。周铁球说,如果父亲一直当老师,说不定他也通过念书走出去了。
  顶着“右派”的帽子,周铁球在高安的煤矿里少言寡语。他时刻想着上火车时父亲说的那句话,连年获评先进。因在矿里表现突出,1979年下半年,周铁球被送 到萍乡煤矿学校学习。一年多后学习结束,周铁球成为救护大队的一员,不再下井挖煤。1981年,周铁球又被提拔到宜春地区重工业局救护大队,任一个小分队 的分队长。
  宜春地区13个县有9个县产煤,周铁球在这里真正领教了“从刀口上舔血”——这里有时一个月要发生四五起矿难,矿工生还几率只有20%左右,最多的一次一口矿井里12个人全部死了。
  4年后,周铁球回到湘潭市王家山煤矿劳动服务公司任副经理,负责基建等工作,算是脱离了煤炭一线。他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还会回去挖煤。
  土豪岁月
  1997年的一天,老家湘潭县石潭镇政府企业办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周铁球。石潭镇上有家小煤矿办不下去了,还有一堆遗留问题等待解决。镇政府请周铁球出面,救活这家煤矿。
  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前夕,“下海”正成为一个时髦词。周铁球接手这家煤矿,意味着要放弃“国家工人”的身份。这个决定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在老人家眼里,端“铁饭碗”过安稳日子才是正道。
  周铁球不顾父亲阻止,租下这座煤矿,正式开启20年煤老板生涯。
  2000年下半年前,每吨煤的价格在98元到105元之间浮动,周铁球基本没赚到钱。2001年,煤炭价格似乎一夜起飞,跃至每吨180元。接下来的2002年,煤炭行业开启“黄金十年”。
  此时,周铁球的煤矿产能已由3万吨扩大到6万吨,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到2003年,我口袋里已经有两三千万了。煤价涨得太快,几乎一天一个价。”周铁球说,他请来上海设计院的设计师,在老家盘下一处宅基地,花300余万元修建起一栋红顶欧式风格别墅。
  钱对于此时的周铁球来说,不过是一个个数字。债主赵阳新就亲眼见过,收到煤炭买主付的货款后,周铁球把它们用塑料袋装着,到了下午再存到银行,每天要存 20万元。逢年过节,银行行长们轮流到周铁球家拜访,借机揽储。正是见过了这些场景,后来周铁球扩大再生产,赵阳新等人才敢将五六百万元借给周铁球,这些 借款的月息动辄4分、5分,甚至更高。
  2005年,周铁球又建了一个新矿,2年后投产。此时来煤矿买煤,排一个通宵队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果不是跟周铁球经常来往的生意伙伴,即便加价他也不卖。
  到了2008年,煤价已飙升至每吨1050元,周铁球的财富成倍增长,除了煤矿投入,他手里还有5000万元现金流。不止周铁球,与他有合作关系的洗煤厂老板也赚得盆满钵满。一位老板一口气买了十多辆悍马越野车,给厂里干活的每人发一辆。
  因此,当周铁球看到新闻上说山西煤老板嫁女儿花费上千万元时,他毫不怀疑,“那时的煤炭行情可以支持煤老板挥霍。”
  陷入两难
  忙着数钱的周铁球从来没想过煤炭价格会跌下来。
  从2010年起,周铁球的煤炭生意日渐萎缩,但此时煤价还维持在每吨800元,煤矿依然利润丰厚。
  周铁球并未收手,他收购了国有破产的湘潭列家桥煤矿,煤矿收购、农民赔偿、证照手续、技术改造等,周铁球花了七八千万元,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开始大举借债。
  有人约周铁球去开发房地产,他拒绝了。在他看来,开矿轻车熟路,赚钱指日可待。事后,周铁球为这个决定后悔不已——他的一个朋友在湘潭开发了一栋房产,净赚9500万元,做完立即不干了,转而跟妻子经营一家早餐店卖包子,日子过得很清闲。
  周铁球将列家桥煤矿整合后,黑龙江鸡西市一家煤炭企业看上了,他们出价1.35亿元,希望收购列家桥煤矿。双方刚确定合作意向,一家央企向周铁球抛出了橄榄枝,随后一家湖南本土国企也加入争抢列家桥煤矿的行列。
  煤矿这么抢手,周铁球没卖,他选择继续改造,直至2013年9月改造完成。而此时,煤价每吨已跌至600元,没人愿意买他的煤矿,周铁球再次错失全身而退的机会。
  周铁球说,现在回头来看,2010年煤炭的下跌已经启动,但他没有意识到,反而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最终陷入两难,“已经投入那么多钱改造,亏本卖掉我不甘心。”
  按照国务院文件的说法,近年来,煤炭需求大幅下降,供给能力持续过剩,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启动了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工作,以实现脱困发展。
  但这些意见,周铁球同样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湘潭市有关部门通知周铁球:“你的煤矿要关闭。”
  2015年10月的最后一天,是周铁球一生铭记的日子,他的煤矿被封,周铁球背负着约1.7亿元债务,卷铺盖离开了煤矿。
  “泥菩萨”
  2016年2月29日,周铁球回到列家桥煤矿。原来堆放煤炭的地方,已长满一人多高的杂草,缆车、轨道已经锈蚀了。不知是谁开了一辆挖机进来,在此平整土地用于堆放石材,遭到周铁球的呵斥:“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若干年前,周铁球坐在自己那辆价值100多万元的奔驰GL350后座,抽着名贵香烟来到矿上收钱。如今,别墅、豪车,甚至妻子送给他的结婚纪念物都已被拿去抵债。老婆孩子都出国了,剩下他一个人四处躲债。今年的湘潭县人大会议,已连任三届人大代表的周铁球也首次缺席。
  2015年4月,周铁球一个人在土地庙里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在开矿时,因为给村里修路、给五保户生活费,周铁球一度被村民唤作“活菩萨”:“我现在是泥菩萨,自身难保。”
  看着这一切,周铁球情绪失控,伏在铁柱上失声痛哭。半年前的一个雨夜,周铁球独自一人骑着摩托车来到矿上,在角落里坐了三个小时。3小时里,他只做了两件事:发呆、流泪。
  周铁球并非个案,他发现煤炭老板们的境遇都不相上下:那个一口气送十多辆悍马给员工的洗煤厂老板,企业已被重组,坊间盛传他负债几个亿;江苏来的朱老板,投入七八千万元开矿,还没开工就被关闭了;更多的煤老板电话则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2015年煤炭行业很不乐观。2015年上半年,产煤大省山西煤企库存4739万吨,较年初增长35.24%,亏损40.62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4亿元。
  35家煤炭开采板块上市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有29家预计净利润同比下降,占比达82.6%,其中13家预计将出现首亏,占比近四成。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对煤炭专题调研时曾如此感叹:“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
  周铁球认为,随着煤炭行业去产能的推进,3年后煤炭又会火起来。然而,他的矿已被关闭,他也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周铁球失眠,每天要靠服用安眠药才能睡着。这种日子太痛苦,2016年元月5日,周铁球把农药拿出来,准备服毒自杀。幸亏债权人赵阳新及时赶到,踹开门,将农药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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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防止在巅峰时高台跳水跌入人生谷底,是每个成功人士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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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省长书记,可以“多快好省”?

陕西省长谁接?一天前陕西全省领导干部大会留下的疑问,一天后有了答案。
  3月28日上午,陕西省委副书记胡和平以省政府党组书记身份参加省政府会议。如果不出意外,胡和平将接替已出任省委书记的娄勤俭,成为陕西省省长。
  省长接书记,副书记接省长。上一个周末,河南与陕西两省先后调整一二把手,都是这个路子。略有不同的是,河南新省长人选是黑龙江来的副书记。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粗略一数,2014年以来已有10个省份党政一把手变动,都什么规矩呢?
  书记多半要“三步走”
  省委书记是一地的最高长官,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一把手?
  最常规的路径是“三步走”,即先当上某个省份的专职副书记,经一定时间锻炼,晋升为该省份的省长(直辖市市长或自治区主席),当书记到龄或因其他原因卸任时,作为班子里的二把手,省长当然最有机会接任。
  各位局友肯定知道,在地方最重要的就是省级党委领导班子,排名一般是这样:省委书记、省长、省委专职副书记及其他常委。其中,省委书记、省长都为正部级,专职副书记与其他常委同为副部级。
  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把现有31位书记的履历梳理了一遍,发现:山西的王儒林、内蒙古的王君、辽宁的李希、吉林的巴音朝鲁、黑龙江的王宪魁、上海的韩正、浙江的夏宝龙、湖北的李鸿忠、广东的胡春华、海南的罗保铭、贵州的陈敏尔、云南的李纪恒、西藏的陈全国、甘肃的王三运、青海的骆惠宁等15位书记,在成为一把手之前均经过专职副书记和省级行政主官两个岗位的锻炼。
  当然同是晋升,省长升任书记和副书记升任省长还是不同的。两者同由有关部门考察、动议,经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酝酿并通过,但书记由中央直接任命,省长则是先作为代省长或省长候选人,经省人大有关程序转正。
  副书记也不都能递补为省长
  省级党政一把手都有调整的6个地方,不少都是本地顺接。
  比如安徽。2015年6月,原书记张宝顺因年龄原因卸任,时任省长王学军接任。6天后,时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李锦斌出任省政府党组书记,第二天即被任命为副省长、代理省长,一个月后扶正。
  陕西与安徽类似。原书记赵正永到今年3月满65岁,3月27日,中组部副部长姜信治宣布其不再担任书记,原省长娄勤俭接任。3月28日,专职副书记胡和平被曝已出任省政府党组书记,后续仍将有新任命。
  上述是书记、省长均为顺接,还有的省部分情况类似。如仅调整省长的四川、江苏,四川原省长魏宏违纪被免后,副书记尹力接任;江苏原省长李学勇到龄卸任后,副书记石泰峰接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副书记此前也都是“京官”,前者曾任卫计委副主任、后者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另外如辽宁、吉林、贵州、云南等4地均书记空缺后,都是由时任省长递补。较为特殊的天津,原书记孙春兰赴中央统战部任职后,由市长黄兴国代理书记一职。只是这些地方空缺出来的省长职位不是由本省专职副书记填补。
  就算新省长是外来的,一般也都要先被任命为省级副书记。如陈求发从湖南省政协主席任上履新辽宁,蒋超良从中国农行空降吉林、陈豪从全国总工会空降云南、孙志刚从国家卫计委空降贵州都是如此。因为每个省份配备的两名副书记中,有一个由省长兼任。
  谁能一步到位当上书记
  如果都是常规路径的话,官员很难流动,青年才俊也很难出头。所以打破常规很重要。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就拿最近变动的河南、陕西、甘肃这几个省的情况来举例。
  先说书记。河南、陕西的新书记此前均担任省长,再往前呢?两人都是由中央部门空降。
  谢伏瞻担任河南省长前,曾先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用“国务院智囊”形容他比较合适,在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之前,他长期在官方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娄勤俭在赴陕西任职之前,曾长期在工信部工作,2010年“外放”,六年内在陕完成副省长到省长再到省委书记的仕途晋升,3年一个台阶。
  安徽的王学军与两人类似,任安徽省长前,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
  也有人从中央到地方,一步到位成一把手的。比如孙政才,2012年11月由吉林省委书记转任重庆市委书记,当初是以农业部部长出任吉林省委书记的;
  新疆的张春贤,从交通部长任上空降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后转战新疆,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与之类似的如福建省委书记尤权(此前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国办机关党组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此前任中央编办主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此前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及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此前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当上省长都有哪些路径?
  再说省长。虽然官方的任命还没出,但河南、陕西、甘肃三地的新省长已无悬念。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觉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甘肃,林铎由辽宁省纪委书记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刘伟平不再担任省委副书记,另有任用。刘伟平还有一个身份是省长,这番调整应该不难明白。
  陈润儿、胡和平、林铎这三个人中,陈润儿、胡和平都算是经历专职副书记岗位锻炼后走上省长岗位的。此前的四川新任省长尹力、江苏新任省长石泰峰也都是如此。
  陈润儿曾在黑龙江担任专职副书记三年,胡和平从2015年4月担任陕西省委专职副书记至今,马上也有一年时间。只有林铎,可能从辽宁省纪委书记未经过渡直接被任命为省长(当然要经人大程序)。不过也并非没有先例,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当初就是从南京市委书记任上直接出任江苏省省长的。
  当然,接任省长的,除了专职副书记,还有进入常委班子的副省长。除了前面提到的娄勤俭,有过这种经历的书记也不少。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当初是以江苏省副省长的身份接任贵州省长,后从省长晋升省委书记,并在周本顺落马后救火河北,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接替赵克志出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与赵克志非常相像,从浙江省副省长到贵州省长再到贵州省委书记。
  除此外,还有已经说过的“空降”,可能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也可能来自央企。
  “老干部”的春天
  今年有“中期调整”之说,从2月底到现在就有十余个省份的省级党委领导班子发生变动。比变动更有意思的是人事布局中的新人们,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许多新星都有自己的特点。
  “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龄、不唯GDP”这是十八后提出的好干部标准。继去年履职的干部如贵州省省长孙志刚(61岁)、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61岁)、辽宁省省长陈求发(60岁),更多“老干部”得到重用,比如最近的陈润儿、林铎。
  湖南人陈润儿3年前离开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湖南,北上黑龙江。如今,59岁的他又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河南,担任一省行政长官。
  与陈润儿类似,2010年7月,林铎离开待了三十多年的北京,先后担任黑龙江哈尔滨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8月,58岁的他调任辽宁省纪委书记;2016年,在刚刚满60岁的这个月,他又迎来新的仕途。其他副省级干部到这个年龄,是要准备退休的,如果他继续在纪委书记任上,可以63岁退休。此次若接任省长,退休年龄至少可再后延两年。
  短时间内数地辗转好像是这些新人们的共同之处。最近的四年内,林铎辗转了黑龙江、辽宁、甘肃三地。
  而胡和平2013年11月离开清华校园,不到3年的时间,辗转了北京、浙江、陕西三地,陕西省长将是他在地方的第三个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前清华党委书记此前搭档的校长为陈吉宁,而陈已于2015年出任环保部部长,成为最年轻的内阁成员。一个班子的书记、校长双双晋升正部,有媒体称之为“中国政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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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30 21:52 | 只看该作者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涉嫌受贿一案,已于上个月由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年前的2月17日,中央纪委发布通报,王敏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除涉嫌受贿外,王敏案的一大特点是:放纵妻子、女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敏为核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财的链条,陷入了“物质生活享乐化、精神生活颓废化、家庭生活逐利化”的泥沼。
  “全家腐”背后的败坏家风
  陷入“家庭生活逐利化”泥沼的并非只有王敏一家。
  去年2月16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苏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其“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其妻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经查,苏荣共有十余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
  苏荣腐败案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这种“全家腐”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家风败坏。
  去年10月,中央纪委在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被“双开”的通报中,首次使用了“家风败坏”这个词语。通报指出,周本顺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族式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家风败坏已成为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从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该网站共发布34份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一半以上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双双折戟的敛财“父子兵”
  在这种家族式腐败中,除了常见的“夫唱妇随”外,领导干部子女“不走正道”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利用权力关系谋取私利的“父子兵”搭档屡见不鲜。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之子,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之子,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之子等,利用父亲职权或被父亲作为收受贿赂或非法经营的中间人,轻易聚敛巨额财富。
  清代的官场上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叫做“莫用三爷,废职亡家”。
  “三爷”,指的是这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如果对亲属任意放纵,最终就难免落得个“废职亡家”的结局。
  尤需引起重视的是,与苏荣等人自己也大搞权钱交易不同,一些领导干部台前道貌岸然,极力打造“清廉”形象,背后却将自己手中的职权和积累的“人脉”,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行为更加隐蔽,危害不可低估。刘铁男便是其中的典型。
  刘铁男在儿子刘德成小时候便告诉他,“做人要学会走捷径,要做人上人”,其子“从小就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刘铁男后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自己很少直接收受好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儿子收受他人财物的。
  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刘铁男一手给儿子设计的敛财“捷径”,最终却使自己和儿子双双步入歧途,悔之晚矣。
  家风连着党风民风
  去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
  这种由于家风不正导致腐败的案例绝非高级领导干部的“专利”。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如果在这方面一不留神,都有可能成为反面典型。
  山东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张洪亮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无期徒刑。除了张洪亮本人以身试法外,其妻子、女儿、妻兄、妻弟、妻妹均牵涉其中。
  历数近年来的落马官员,其腐败行为多与家教不严、家风不正有关。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往往也是从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中打开缺口,从而拉其下水的。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其家风与党风、政风密不可分。因为在群众看来,领导干部的家庭与干部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干部家风好坏、其配偶子女在社会上的言行举止等,都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个人甚至整个干部队伍的作风。
  更为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的家风,还会对社风民风以及普通群众的家风直接或间接地产生重要影响。类似“我爸是某某”的新闻和言论,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在网络中掀起轩然大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此。
  2014年到2015年,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与全国妇联宣传部等联合开展了“中国好家风万户城乡家庭大型调查”,结果显示:95.6%的被调查者赞同“好家风汇聚成好民风,对形成好的社会风气会有重要影响”;“不良社会风气侵蚀到家风”已成为家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之一。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便是“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家风建设无疑已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是其清廉为官的一道屏障,也是避免自己与家人被围猎的重要法宝。(王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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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31 21:36 | 只看该作者
温州炒房者13年楼市浮沉:炒房已经到了末日
周永康前秘书冀文林敛财涉多家知名公司
媒体解读:为什么对行贿官员下不了狠手?

原标题:为什么对行贿官员下不了狠手
  学海捞月
  多年来,民众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官员因为受贿接连倒下,而向这些官员行贿的人却得到“豁免”。事实上,受贿和行贿是一对密切关联的关系,互为依存,互为因果。遏制受贿犯罪必须同时遏制行贿犯罪。
  这两天有一条新闻,说到湖南省委原副秘书长、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受贿案中有两名行贿官员仍然在任,并已升迁。于是想到关于行贿和行贿犯罪的一些说法。
  好多年以来,舆论对于打击受贿罪和行贿罪之间的不平衡颇多微词。很多人认为,轻纵行贿犯罪是反腐败斗争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也基本赞成这个观点,以为遏制行贿犯罪是遏制受贿犯罪的重要前提。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问题的根子其实在立法上。
  一般人都以为,受贿和行贿是一对儿。有行贿才有受贿,两者互为因果。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我国法律对受贿和行贿犯罪的规定并不是一致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这里的主要区别就是,受贿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前提,而行贿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于是,行贿者所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成为能否认定行贿犯罪的重要条件。
  因为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对何为“不正当利益”做出规定和解释,所以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把为谋取明显的违法犯罪利益作为认定行贿罪的条件。比如为了逃避对走私、赌博等各种犯罪行为的处罚而贿赂警察、司法人员,为逃避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处罚而贿赂市场管理人员等等。而大量为了各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行贿行为,因为没有认定这些利益的不正当性的确切依据,司法机关往往就“网开一面”了。
  据笔者了解,世界各国的刑法大多规定,只要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即构成犯罪,并没有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限制。而“不正当利益”并非严格的法律用语,司法实践中很难确认利益是否“正当”,严重影响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正如此,多次修改《刑法》过程中,都有删除行贿罪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的建议。遗憾的是,最终都未被采纳。于是就出现了司法机关查处行贿犯罪案件大大少于受贿犯罪案件的不平衡现象。
  再具体说到湖南马勇受贿案。据媒体报道,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指控,马勇通过妻子接受梁成立所送人民币2万元,接受杨光鑫通过他人所送美元1万元,并在两人的职务升迁方面给予关照。公开资料显示,后来两人都得到升迁,目前都还在任,一个是区长,一个是县委书记。以我的见解,为个人升迁向上级领导行贿,显然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不仅严重违反党纪政纪,还触犯了法律。不仅不能继续留任,而且还须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这里就涉及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对行贿犯罪下狠手?多年来,民众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官员因为受贿接连倒下,而向这些官员行贿的人却因为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明确而得到豁免,甚至还能够不断地去贿赂一些意志薄弱的官员。如前文所说,受贿和行贿确实是一对密切关联的关系,互为依存,互为因果。遏制受贿犯罪必须同时遏制行贿犯罪。只有从政治上、法律上、司法实践上让那些行贿者受到教训,吃到苦头,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反腐败才能真正收到成效。
  劳月(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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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6 11:11 | 只看该作者
女博士嫁农村谈十年经历:代际的贫穷开始轮回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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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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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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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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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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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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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延伸阅读:《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微信公号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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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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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她原本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就做了母亲的孩子,爱玩的天性和母亲沉重的责任放在她身上,显得尴尬而又刺眼。我叫她买两本书看看,或者上网时,顺便看看育儿专栏的内容,她青春勃发的脸庞再一次转向我,“我明年就出去了,带伢是奶奶的事情”。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不得不承认,和哥哥一代被逼外出的心态不同,侄子、侄女外出打工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相对贫穷固然是其选择外出的理由,但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孩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她们的思路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对另一个孩子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一般的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对比城市正常家庭孩子获得的关爱和良好教育,不可否认,另一种看不见的差距,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但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贺雪峰团队曾提到湖北农村老人自杀的现象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研究中心调研表明 ,两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自杀率极高的地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率,已经远远高于正常自杀水平。”(《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16期》)。陈柏峰在《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老年人高自杀率、高自杀比重、以及自杀率、自杀比重的高速增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残酷性令人震惊。”(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事实上,因为周边旅游资源欠缺,并未有多少游客带动村庄经济,倒是因为河流的改道,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农田的供水,农田被占,最后到底会导致什么后果,现在根本无法预料,而村民对此也漠不关心。对侄子、侄女一辈的孩子而言,反正种田已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出路,农田被装扮成度假区的模样,反而能给他们一份心理幻觉。
  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势到底要断裂到何种程度。种种真实的痛楚总是让我追问:造成这个家庭天聋地哑的困境,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回馈乡村,又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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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废弃的老宅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摩罗在《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文中,曾经感叹,“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可是,逃出乡村在城市立足的人,同样面临各种实实在在的困境。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认真剖析了80后中逃脱农村在城市打拼一代知识精英的深刻困境,对70后一代而言,尽管情况没有如此惨烈,但实际上也仅仅只是抓住了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及时当上“房奴”的幸运,当中年困境如期来临时,他们所面对的生存、事业压力从来就没有减轻半点。所能给家里的帮助,也无非是从有限的工资中省出一部分开销,如此微薄之力,到底又能在多大程度改变家庭的命运?摩罗11年前提出的问题,“改变农民的命运究竟是靠应急的政策还是更需要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如果农民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平等的政治构架中享受到所谓国民待遇、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之中以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谁能保证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谁有那样的能力和良知成为他们的救世主?”(《我是农民的儿子》,载《天涯》2004年第6期)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答案,而且也看不到答案能够兑现的一天。
  我由此想到这样一个群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城市,得以改变命运,并拥有相应权力,在现实诱惑下,最终走向贪腐之路。我想到,对他们而言,对一个从小物质匮乏到极致的人,必然在拥有机会以后滋长更为膨胀的欲望,因为他深知一种来自身份差异的残酷真相,有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曾表达这种人物的真实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上上层阶层了。”事实就是如此,逃出来的家庭成员,若无法通过个人力量改变家族命运,那么,此生便几乎永无可能。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无力帮助亲人的内疚,越发让我感受到农村家庭难以改变命运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点上,摩罗的感慨让我深深共鸣,“在所谓现代化过程之中,农民已经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我再也不敢指望那些兄弟姐妹能够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明天的命运只会跟昨天的命运一样严酷。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境遇中,成为卑贱的垫脚石是弱势群体的唯一宿命。”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社会的结构性差距已经在这个家庭兑现,对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们的孩子而言,通过念书,社会再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如丈夫一般改变命定人生的机会,逃脱乡村、跻身城市的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终将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从根本上促进一种更为持续的发展,和我们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必将在撕裂的社会较量中,被彻底抛入尘埃中的生存,无从反抗,也毫无声息。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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