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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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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19-10-25 14:04
请看证据：庐山会议前毛主席苦口婆心反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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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对于大跃进，毛泽东主席是支持的，但对于浮夸风是反对的。这就是毛主席的一贯思路与决策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事物；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即高瞻远瞩，也脚踏实地，重视细枝末节。



不像他的许多同志，急功近利、形而上学、目光短浅。大跃进期间，比谁都左，参观试验稻田，被告知亩产一万斤，竟然还问“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搞一搞深翻，还能再多点。”（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等到浮夸风的灾难造成恶果后，又气馁泄气，不琢磨如何纠正执行总路线过程中的浮夸错误，而是推卸责任，怪到总路线上面。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没有错，只不过，这人祸应该谁来背？是不是搞浮夸风的中央与地方领导干部，包括说此话的人，以及会场上热烈鼓掌的大部分人？



如果因为说了这句话，或者听了这句话鼓掌，犯错误的责任就变成别人的了，就说明，七千人大会上的这些领导干部们，大部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执行总路线过程中犯下的冒进错误，也并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把错误怪罪到路线上，自己执行的冒进错误就可以免了，这样的思路，难怪毛主席事后感慨，“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可笑的是，现在的很多人，无视历史，把大跃进与浮夸风挂钩，绑架在一起，然后污蔑毛主席支持搞浮夸，这样才好把饿死人的罪名安在他头上，给其他真正需要负责人的一线领导干部卸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即“庐山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毛主席在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曾给各级干部写过一封公开信，苦口婆心教育这些从小队级到省级的干部们，不要搞浮夸风，甚至鼓励下级干部不要理睬上级的浮夸指令。



毛主席从1953年起就退居二线，以观察国际形势为主。尽管从1958年开始就反对浮夸风，但因为退居二线，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只能用写公开信的方式去纠偏。



看看下面这封信就知道，当时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许多人欠缺管理农业的能力与经验，还好大喜功。



而毛主席则是事前防患于未然，事后勇于替部下承担责任的人。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无论是农业知识、领导才能、脚踏实地作风还是胸怀与人品，他都领先他的同志们一大截。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党内通信》
（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



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



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



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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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0-2-19 15:11
大战当前谈谈我们的民族精神
原创 至道学宫  至道学宫  昨天


图丨志愿军消灭鬼子

文丨白云先生



毛主席论汉奸现象



在抗战时期，有一个现象，让很多人非常迷惑。这个现象是，国内的伪军数量，远比当时的侵华日军数量还要多。这也是当时我们抗战打的那么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做出合理的解答。直到毛主席给出了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大家看毛选看的仔细的话，会看到毛主席谈汉奸的这段话。



概括的来说呢，毛主席认为，中国在新旧社会转折点的历史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真可谓是一语道破真相。伟人就是伟人，一句顶别人一万句。



出现了那么多的汉奸，应该怎么办呢？难道应该都杀掉吗？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呢？对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是这么说的。手上沾有人民的血债的，要杀掉。手上没有血债的，要改造。因为汉奸也是中国人。汉奸人数那么多，都杀掉也不是办法。人是第一资源，改造才是上策。



那怎么改造呢？治病要除根，就得从根本上下文章。



为什么会出现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呢？因为我们的国力弱，列强比我们的国力强大。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的资本家也竞争不过他们，我们一直受人欺负，是现实中的失败，让很多人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不行了，不用再努力了，就是打不过人家，人家什么都比我们强。然后汉奸们再上纲上线，为了跪的理直气壮，还为自己的民族失败主义，寻找民族劣根性这种理论依据。认为我们现在不行，是我们的祖宗不行造成的，是我们的文化不行造成的。



不过他们的这个理论依据，实在是讽刺的很。因为我们的祖宗，一直都是史上最强大的。我们的文化，也一直是史上最优秀的。自己挨打骂祖宗，自己不肖怪祖宗，这就太恬不知耻了。



汉奸现象只是证候，但不是病因。当我们的民族出现了汉奸，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生病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把民族的病治好，就得要强国，要民族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第一。更直接的来说呢，就是要超过美国。等我们什么都超过美国了，国家强大了，我们什么都行，别人什么都不如我们，更打不过我们，我们的这口气争回来了。没有人再欺负我们了。那么自然而然的，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这些现象就消失了。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消失了，汉奸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我们这个民族，也就痊愈了，也就复兴了。



毛主席的民族复兴超级工程



辨证施治，病因找到了，施治的理论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形成可执行的方案，去推进这个超级大工程。这个工程的名称，叫做民族复兴，副标题上写的是，超过美国。因为超过美国，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就标志着我们民族复兴大业完成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那就说明我们尚未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我们作为一个弱国，要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在路线上和实现路径上，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得学习比我们强的国家，这样才能快速消化他们的技术优势，然后再超越他们。



作为新中国民族复兴大业的总设计师，毛主席给这个工程，分成了三步走的分期施工，和三套方案。



基于这个路线，这个超级工程，被主席分为了三期工程。在第一期工程中，是向苏联学习。我们学完了，苏联这个国家也很快就解体了。第二期工程，是向美国学习，也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这第二期工程，目前看也已经学完了。至于我们学完了之后，美国会不会向苏联那样解体，大家不妨再等等看。这第一期工程和第二期工程，都是主席生前就设计好的。



第三期工程，在毛主席看来，超过美国，是理所应当的事，是我们拿回历史上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怎么把地球和人类管理好。就像历史上我们一直做的那样。这个也是主席所期望和设计好的。



目标定好了，路线定好了，任务分解也都定好了。这个超级工程，工期需要多久才能完工呢？主席连工期也计算好了。



主席说：

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个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在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是第一方案，新中国从建国开始算，用五十年就能超过美国。按照这个方案来算的话呢，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超级工程就完工了，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了。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了，怎么工程逾期了呢？因为这第一方案，是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如果进展不顺利，中间有曲折和反复，那上限就是花一百年的时间，超过美国。

第二方案，主席是这么说的：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让我们今天读起来仍感到热血沸腾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是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牛皮来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一百年完工，这个是上限，而实际上，是不需要一百年那么久的。这段话里面毛主席说，很可能75年我们就完工了。50年太少，100年太久，那么折中一下的话，就是75年。75年超过美国，这就是第三套方案了。

75年完工的话，那就是2024年，我们全方面的超过美国。49年建国都到年底了，如果从1950年新财年开始算，则正好是2025年超过美国。我们有个计划叫中国制造2025，大家还有印象吧？

这么巨大、长期、复杂、艰苦的一个历史工程，我们一代代的人前赴后继的去建设它，设计方案完备合理，可操作可执行，目标可控，过程可控，品质可控，结果可控，还能把工期精确到个位数，都不带有误差的。这个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能做到。这难道不骄傲吗？我们中国人太伟大了，太值得骄傲了。

民族自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们之前的文章写，我们这几年肯定能超过美国，很多人半信半疑。抱着了民族怀疑主义的思想来看待这些事。那是他们不知道，这背后的多么伟大的力量在驱动着多么伟大的一个事业。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离这个事业的成功，已经触手可及了。

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每一期的工程都成功了，更细的每项大战略大任务，我们都成功了。一种持续成功的能力，一种目标可控、过程可控和结果可控，这种稳定输出正预期结果的能力，让我们相信，我们未来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全程都能稳定输出，并且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成功，这才是必然的成功，才是必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我们有。而且我们用这种能力，历史上一直都是最成功的民族。

反观其他的民族的崛起，都是偶然成功偶然崛起，我们出了乱子，他们就趁乱崛起了一下。我们的成功是长期的，他们的成功是短期的。我们的失败是短期的，他们的失败是长期的。纵观历史，犬戎，匈奴，突厥，蒙古，贱奴，日本人，最近的西方人，都是如此。

很多民族的失败，充满了历史的必然；他们的成功，则充满了历史的偶然。而我们和他们恰恰相反，我们这个民族的失败，充满了历史的偶然；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成功，则充满了历史的必然。

这个历史规律，非常好总结，规律性特别强。我们因为某种偶然原因，突然出现了一些问题，陷入了短暂的衰落期。其他民族，趁着我们跌跤的时候，趁机偶然崛起了起来。等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带着必然成功的历史定律回来的时候，这些曾经偶然崛起的民族，则又很快的必然的衰落了。

我们人口这么多，人最聪明，能力最强，长得最好看，组织能力最强，能十几亿人组织起来，完成超级伟大的共同事业。为什么我们这么优秀，古人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天地钟爱我们这个民族，所以天地用他们最精华的气，造就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所谓中气生中国之人，偏气生夷狄之人。

这就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最强源泉。


批判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如果没有一些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很多人容易被短期的困难和失败，蒙蔽了眼睛。错把别人的成功，当作长期的成功，甚至是永久的成功。错把我们的困难和挑战，当初是长期的失败。这就形成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以至于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很多人又掉队了。错误的认知，又导致了错误的方法论，进而又造成错误的结果，以至于事业出现偏差。最终重新变成了民族悲观主义者和民族失败主义者。



洋奴哲学，是说外国人说的都是对的，外国人说行才行，外国人说让动才能动。怀有这种思想的人，能超过外国人吗？显然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这种事。奴隶怎么能想象怎么超过主人呢？这是不能联想的事情。



爬行主义，是说我们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时候，亦步亦趋，外国领先一步我们就学一步，外国人停下来，我们就不敢走。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这样能超过美国吗？我们敢把外国人挑翻在地，踩在脚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是说不敢质疑和打破美国人的权威。在学习的过程中，丧失独立和自主性，不敢做开创性的理论和实践，不敢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沦为外国人的附庸。更不能用别人的知识和经验，来结合我们的实践，解决我们的问题，完成我们的事业。这样是好的学习吗？显然不是。这样能超过美国吗？显然不能。



这四个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错误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造成的。我们向那些偶然和短期的成功者学习，是为了超过他们，成为必然和长期的成功者——这才是我们事业的目标，这才是我们的初心。而不是向他们俯首称臣，匍匐在他们的脚下。——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这四个现象，是当前新形势新时期中，造成民族悲观主义，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怀疑主义的主要根源。要杜绝它们，就需要改造历史观，改造世界观，和改造我们的学习。



百年马拉松和山顶上的决战，最后关头，需要民族乐观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



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对中国来说，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是阳谋，而不是什么阴谋。我们的这些事都是公开讲的，美国人对我们的计划和事业，也是心知肚明的。



我们在努力的超过它们，它们则在努力的阻止我们超过它们。为了能够早日超过美国，我们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忙建设。美国为了能阻止我们超过它们，它们殚精竭虑吃奶的劲都用上了，针对我们捣乱搞破坏。我们这两个国家的目标，刚好是相反的。美国那边的战略家，把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形象的称之为百年马拉松。我们有百年复兴计划，它们有百年捣乱计划。



我们是以百年为计在搞建设，美国是以百年为计在搞破坏。对于美国人对我们成百年的搞破坏这个事，毛主席是这么评价美国的行为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为止。



很多人不理解，为啥美国人老是针对我们，总是要搞我们，总是要捣乱。因为这是一场百年马拉松。写好的剧本就是这样的。



前几年，奥巴马还没卸任，那时候美国人已经强烈的预感到了他们会失败。他们当时的口号是，美国要再统治世界一百年。眼瞅着百年马拉松输了嘛，就想着不认账，重新再开一局，重新再比。到了特朗普，又讲什么要重新伟大。危机感又更加的重了。所以，什么规则都破坏了，什么事都提前到来了。最后的决战也提前到来了。



原本我们以为呢，大家都是阳谋，按照双方谈好的规则，先让你们跑十圈，我们比个一百年，然后在倒数第几圈超过美国。大家君子协定，尊重规则，尊重比赛的结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位置上，重新成为历史的主导者，美国也回到美国的位置上，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但是美国抵赖了。山顶上的决战提前爆发了。



最后的冲刺也开始了。——我们冲刺搞建设，美国冲刺搞破坏。



最近的这几年，美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搞破坏，会不择手段的搞破坏。人造瘟疫，人造蝗灾，人造自然灾害……这是一种新型的大国总体战，我们能想象到的，和我们无法想象到的，它们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这些事情会常态化和长期化复杂化。什么时候，它灭亡了，它的百年捣乱计划结束了，这些事才算完。



我们当前的战役，只是山顶上的决战，一系列战争中的一部分。这一百年的困难都没有阻止我们的步伐，更何况是这为期几个月的小战斗呢。大家千万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小困难给吓住了。我们要把视野放到百年变局里面，看待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现在的困难和挑战，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小步。



在这个阶段，大战当前，我们必须得站在山顶上，迎接决战。这最关键的几年，我们在民族精神上，尤其需要民族乐观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那些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怀疑主义者，都会被从山顶上踢下去，成为历史的弃儿。



从1949到现在，我们走过了70年，按照第三方案，很快我们就可以打赢山顶上的决战了。这场决战的周期，上限可能就是5年左右。不会太长，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这个战争，不会打到100年的第二方案那么久。毛主席说过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打到一百年那么久，都对不起毛主席。



在这一路上，我们迎着列强的百年捣乱大计，我们的百年复兴大计，一步一步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下一个成功，下一个胜利，感到信心百倍吗？我们太应该有信心，太应该乐观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成功和胜利。我们应该都怀有这种民族乐观主义精神，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在这山顶上的决战上，新的时代，新的历史，在新旧世界的转折点上，呼唤着英雄辈出的民族脊梁，在这山顶上，打败敌人，把它踢下去。所以，在决胜时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民族英雄主义精神。英雄的民族，她的英雄的人民，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心，走向山顶，走向决战，锐不可当走向最后的胜利，也是最辉煌的胜利。



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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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0-12-26 15:22
毛主席诞辰127周年：这副纪念毛主席的对联，让人拍案叫绝！




毛主席的功绩与日月同光，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
在毛主席离开的四十多年里，我们还是持续不断、风雨无阻地，以不同方式纪念他。
在歌声里，在回忆录里，在视频里，在电影里，毛主席的身影、言行举止，总是那么让人感动。
近年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诗、词、歌、赋等文体里，也都不断涌现纪念毛主席的“绝妙好辞”。
比如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对联文体方面，这一副赞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对联，就是很好的代表！

上联：
一心为民、两个务必、三大战役、四渡赤水、五卷雄文、六亲殉国、七御外敌、八字宪法、九评反修、十论关系，背负青天朝下看，人间正道是沧桑，泽东恩泽华夏。
下联：
工人当家、农民做主、兵士精忠、学子报国、商界清明、土地归公、水利兴邦、木盛业旺、火红年代、金光大道，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润之德润神州。
这一副对联精彩绝妙之处在于：
上联嵌进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
用十项丰功伟绩赞颂毛泽东恩泽华夏。
下联嵌进了“工、农、商、学、兵、金、木、水、火、土”十个名词。
从十个方面成就说明毛泽东德润神州。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
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

202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仍然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今天，让我们一起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走进毛泽东▽

127年前的12月26日，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那个山沟沟里，诞生了乳名叫山伢子的毛润之。
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救星：
他唤醒了东方睡狮，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
砸碎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才有了今日之国富民强。

他的声音，充满力量





他的照片，充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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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革命家，是战士，是诗人，是领袖。
他一生信念坚定，为了革命的胜利，多次遇险仍不改初衷，为党的事业执着奋斗！
他一生文韬武略，虽极少用枪，却指挥千军万马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他一生文采飞扬，留下了一句句至今仍光芒四射的千古名句；
他一生心系人民，一心为公，带领中华儿女走向富强！
他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宝贵遗产：那就是骨气、志气、勇气和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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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他是一位伟人，心系人民，
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他是一种精神，引导人民，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他是一种怀念，来自人民，
历经时代，风雨不变！

2020年12月26日，
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吃水不忘挖井人，
一代伟人不应该被遗忘！
让我们一起缅怀伟大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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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0-12-28 20:23
中美军队唯一的共识——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原创 罗援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7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缅怀这位“人民的大救星”。



我则利用到长沙讲课的机会，来到毛泽东主席青少年时期曾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湘江之畔，面对滔滔的江水遥望历史，展望未来。



水波粼粼中我似乎听到了当年湘江两岸寒风呼啸，我似乎看到伟人跨过历史的硝烟正在向我们走来。



江风拂开我手中的纪实文学，眼睛突然定格在一次震撼人心的对话上。它告诉了我们，毛泽东为什么伟大？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可须臾偏离。


几年前，中国的军事记者曾经到美国的西点军校去访问，无意间邂逅了该校的军事教官。于是，他们展开了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这次思想的碰撞激荡出许多耀眼的火花。



中国记者问：越战与韩战有什么区别？



美军教官答：前者主要败在政治上，后者则完完全全败在军事上。前者败在政治上也是受后者败在军事上的影响，因为美国忌惮于韩战中的教训，畏惧中国的警告，没有敢把战火燃过北纬十七度线。



中国记者问：韩战对于美军来说，是“平局”还是“败局”？



美军教官答：单从地理上讲，中美较量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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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问：美军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指挥问题？还是战斗力问题？



美军教官答：两者都有。首先，从战斗力来看。美军参战部队都是王牌部队，却屡遭失败，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由此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再从指挥上看，麦克阿瑟将军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朝鲜战争。他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



但这也不完全是他一人之过，因为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时的中国军队就是一群被人驱赶宰割的鸭子。但是，没想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



中国记者：对美军的失利你怎么看？



美军教官答：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 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麽丢脸的事。



中国记者问：你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怎么看？



美军教官答：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


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中国记者追问：此话怎讲？



美军教官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此时，对话已经上升到一个哲理的高度。没有人在给这位美军教官“洗脑”，是历史在给他“洗脑”，是严酷的战争现实在给他“洗脑”。



也许美国政客会编造出一千条一万条谎言来进行战略欺骗、战略误导，但唯有这句话肯定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无可奈何的哀叹。



也许中国的公知们会对中国军队有一千条一万条指责和非议，但唯有这句话是他们怎么也颠覆不了的真理。   



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真理也要经过历史的考验，烈火识真金，日久见人心。



经过战火的洗礼，抚平时空的沧桑，我们越发感到“毛泽东化”的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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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化，就是无产阶级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工农而战，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革命理想高于天。



毛泽东化，就是中国化。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不拘泥于洋教条，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机动地量敌用兵。



毛泽东化，就是党性化。以党的意志为最高意志，以党的宗旨为最高宗旨，对党绝对忠诚，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毛泽东化，就是无畏化。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顽强地战斗下去。



毛泽东化，就是廉洁化。官兵平等，以身作则。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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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化就是毛泽东化。只有毛泽东才能创造出毛泽东化。毛泽东以他的理想信念、以他的雄韬伟略、以他的牺牲精神、以他的坚定意志、以他的才华学识、以他的人格魅力、以他的丰富阅历，特别是汲取了全党的智慧，形成了具有毛泽东个性的治国治党治军模式。



实践证明，只要我军实行了“毛泽东化”，我军就可以从无到有，转败为胜，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胜利。



反之，如果背离了“毛泽东化”，我们就会未战先败，即便武器装备再先进，也只能重蹈美军“钢多气少”的覆辙，永远不会步入世界一流军队的行列。



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军队的认知达到了意外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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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1-14 17:48
某件事的相关问题都被删了，用电影“阴阳怪气”一下好了。
《让子弹飞》里，土匪张麻子假扮县长，带着百姓把鹅城恶霸黄四郎家给抄了，黄家几代剥削百姓来的家业一天之内被搬空，大快人心。


在黄四郎落败那天，张麻子和他抽烟聊天。他问黄四郎：“你觉得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黄四郎先回答钱，又回答“我”，张麻子都摇摇头。他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这句话很有意思。张麻子推翻黄四郎，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取代黄四郎本身，成为新的地头蛇。张麻子的革命，是为了鹅城人人平等，不准百姓“跪官老爷”，是为了鹅城“没有黄四郎”。



黄四郎是什么人呢？电影里的一些线索可见一斑：他有一个大碉楼、有自己的武装、有富可敌国的家业、有买来的数张县长委任状……最重要的，他有无视规则的威权。


他可以暗通城内的大家族，搜刮百姓的钱，然后“三七分成”。他手下的武人重伤了小贩，小贩反而在法庭上磕头认错，说是自己“挡了武举老爷的路”。他甚至可以让人利用“法律”，去构陷张麻子的兄弟，去佯装“正义”，又是挖肚子找凉粉，又是让手下假扮麻匪混淆视听。

可以说，法律和规则，在黄四郎看来，是愉悦心情的玩物、是排除异己的工具、是养在自家院里的摇钱树。


假如鹅城有一个古时传下来的美丽宫殿，以黄四郎的狡猾霸道，他一定会说人人都有去参观的资格，就像他总是对百姓说让大家捐款是为了除匪，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然后又一边找空子享受特权，说每月有那么几日，宫殿要例行维护，把百姓拒在门外，自己却带着家丁架着马车去游玩。


黄四郎一直是这么坏的吗？不一定，电影里很多细节，比如黄四郎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收藏有一颗辛亥革命时的地雷，都在指涉着黄四郎曾经在日本留学，追随过孙中山，颠覆了满清封建朝廷。



黄四郎不是生下来就是官僚恶霸，他也曾经是满腔热血的革命党人，只是得到胜利果实后，堕落了，腐化了。


他曾经，也是“张麻子”。可以说，张麻子和黄四郎，隐喻的，就是孙先生的两位弟子。


在胜利的那天，麻子的兄弟们要跟大哥告别，说跟着大哥太累、不轻松，要去上海去浦东，去繁华的地方，张麻子又怅惘地意识到，自己的兄弟们，在鹅城革命胜利后，可能又要变成新的“黄四郎”了。



所以，推翻一个黄四郎，天下就太平了吗？张麻子是悲观的。黄四郎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精神象征、更是人类永恒的梦魇。这种周期循环和无尽轮回，用现在时兴的话讲，就是“屠龙的少年终将变成恶龙”。


张麻子可以自律，做有理想人格的热血赤子，可他能保证自己的兄弟是吗？更不用说他死后，他能保证自己的后代是吗？


大战前夕，张麻子让兄弟在黄四郎家的门上用枪打出一个叹号和问号，叹号终结了这个时代，问号则在拷问下一个时代，甚至拷问到了2020年。



在兄弟们驶向上海的火车上，张麻子看到了黄四郎的背影，他肉身已经自尽，可他的灵魂，却依然萦绕在世间。张麻子拉紧手里的马缰，追随火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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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1-14 17:49
曾经我以为《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兼具思想与艺术的代表，机缘巧合我才发现，至少思想这一点，《让子弹飞》更高一筹，因为它开民智。
1.看不懂的人可以故意看不懂，
2.看不懂的也可以慢慢去看懂，
3.看不懂的也会自以为自己看懂了；
4.看懂的可以假装看不懂，
5.看懂的也可以看得更懂，
6.看懂的也可以帮助别人看懂，
7.看懂的也可以让看不懂的永远看不懂。
我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不知道在电影史上还是否有类似的作品。我原来是第二种人，后来有点第五种人的意思，我希望做第六种人，生活却总是让我们做第四种人。我同情第三种人，这个群体我猜想体量很大，他们有的拒绝学习、懒于了解，有的是无法了解、不去相信。至于第一种人和第七种人，他们不是我这个级别的人能够达到的类别。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是至理；全信书不如无书也是至理，至少历史教科书，我们做的工作未必比日本好到哪里去。    追求真相，于现实，可能费力而无用。但千万英烈为了理想而牺牲，为了“公平”的理想牺牲。这中间也裹挟了很多说真话的人和无辜的人，这样的错误也只有在非阉割的真相面前才不会重演。但有一点，在无知的条件下，如果对历史人物、历史做出了错误的认识，对不起那些英雄。

另，张麻子从未变成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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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1-14 17:53
偶然看到有文章解读《让子弹飞》这电影，让我突然想起要看这部电影。记得当时还是很轰动的，只是没去看。
在网站上看了电影，确实寓意深刻，特找了二篇读后感。
找时间再看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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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1-17 15:10
毛主席最富激情的演讲：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是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时间1954年9月15日，全文630字，题目《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语言精炼、内容丰富、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是一篇伟大的历史宣言书，也是毛主席最富激情的演讲录音。


致辞结束后，毛主席特意走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张治中先生面前，对他说：“你胜利了。”



原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当张治中得知毛主席不准备在开幕式上讲话后，他就找到周恩来和彭真提出，建议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但毛主席拒绝了。



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信中写道：“这次人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过了两天，毛主席找来张治中，说：“就只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即使这样，他仍不愿意发表讲话。但到大会开幕时，毛主席除了主持会议之外，还发表了讲话，而且是如此充满激情与力量，这令张治中喜出望外。



后来，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本来不准备说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也多亏了张治中的此次“胜利”，不然大家就不会聆听到开幕式上毛主席那一句句振奋精神、鼓舞人心的话语了！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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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8-23 21:16
张国焘和王明的十年斗法


以下文章来源于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作者温伯陵


今天，我们以张国焘和王明做主线人物，聊一下党史上的叛徒们。

1


1924年5月，湖北督军肖耀南出动军警，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抓捕了领导“二七大罢工的”杨德甫、许白昊等共产党员。

杨德甫随即叛变，在肖耀南的军法处录口供，说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的名字、住址以及联系方式。

那份名单里，其中一人就是张国焘。

北洋政府交通部收到名单后，命令京师警察厅按名单抓人。

五月下旬，张国焘和杨子烈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被捕，一起被查到的，还有中共三大以来的重要信函：

“赵醒晨由九江来函，报告党部仍需设在南昌。并嗣后通信若有重要话，可用白矾水写字，免被查获。”

“实庵由上海来函，太平洋运输工会会期不出阳历六月，人选望速定。”

..............

类似的信函共有20多件，记录了党组织的工作的秘密，可见意以多么重大。发现张国焘和杨子烈是实锤的共产党员，警察厅便把他们押回去审问。

去警察厅的路上，张国焘害怕极了。

早年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学生里的风云人物，振臂高呼，便能动员起大批天之骄子，每天晚上，同学们都要到他的宿舍里，听他高谈阔论吹牛逼。

后来由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非常欣赏他，尤其是李大钊，基本把他当作亲传弟子来培养，根正苗红到没边了。

1921年建党之后，张国焘又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比如一大的中央局成员、二大的中执委委员，论党内职务，比李大钊都要高一些。

张国焘一路顺风顺水，前程不可限量。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

因为实在太顺利了，张国焘根本没有意识到，革命是要死人的，政治活动是可能被捕的，一不小心，大好前程和性命都没了。

张国焘慌的一笔，于是在被捕后不久，承受不住军警的严刑拷打，把知道的党组织秘密全招了。

这是张国焘第一次做叛徒。

1924年6月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交了一份报告，如实记录了张国焘的叛变行为：

“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

“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等，北方有张昆弟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捕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

也就是说，张国焘把恩师陈独秀、李大钊，都给供出来了。而李大钊正在北京到处奔走，准备营救张国焘。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军阀曹锟，李大钊通过冯玉祥的关系，把张国焘和同时被捕的同志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张国焘，隐瞒了叛变的细节，反而说自己英勇不屈硬抗到底，和北洋直系军阀做了深度斗争，并且在1925年1月举行的四大上，重新当选为中执委，回到党的核心领导岗位。

直到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张国焘都没有离开过，始终是说话最算数的人物之一。

而就在2年后，记录在册的北方领袖李大钊，被占领北京的张作霖抓捕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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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你对得起我？


2


1928年6月，张国焘在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共产国际通过代表团来指导中国革命。

张国焘的身份，相当于钦差大臣，而就在莫斯科，张国焘遇到一生中排名第二的对手——王明。

虽然王明在六大的身份，只是翻译科主任，但王明的背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米夫，这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背书，给了王明极大的支持。

王明和米夫是在中山大学认识的。

1925年10月，入党不足一个月的王明，被湖北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形象好、俄语佳、口才流利，素人王明被时任副校长的米夫赏识，迅速提拔为党支部局小组长，第二年又在米夫的支持下，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不过仅仅是这样，远远不够，王明想继续向上爬，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

历史没有让王明等待太久，机会很快就来。

1927年，王明陪同米夫到中国出差，回到莫斯科之后，正好赶上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

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支持校长拉狄克，形成中山大学的“教务派”，而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人，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可夫，号称“支部派”，这两派相当于党和政的矛盾。

教务派说学校的党务工作很烂，支部派骂学校的教学工作不行，两派争论很多天都没有结果，斗的不可开交。

王明发现机会，便和米夫说：

与其坐山观虎斗，不如由你这个副校长出面，拉拢两派之外的学校师生，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

一旦校长职位空缺，那得到校长职位的人，大概率是副校长米夫。

米夫想想也对，便着手操作，果然赶走校长拉狄克，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做为学生兼功臣，自然得到米夫的支持。

不久后支部书记西德尼科夫被调离，米夫便支持王明，控制中山大学党支部局，至此，以党支部局为中心，形成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成员都是近代史特别有名的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张琴秋、凯丰、李竹声、盛忠亮等等。

其实说白了，这个小团体不是成熟的政治团体，只是米夫控制学校的爪牙。

但是在那个年代，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至关重要，尤其米夫成为校长之后，兼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东方部部长，更是决定中国高层去留的关键人物。

米夫是王明的老师，那么在狐假虎威之下，谁能和王明抗衡？

于是同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张国焘，互相看不顺眼的时候，即便张国焘是政治局委员，但在共产国际大佬的眼里，就是个要饭的。

所以盛忠亮回忆，和王明较量的时候，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彻底的失败。

张国焘只是王明的垫脚石，几年后对国内大批革命家的清洗，才是王明掌握权力的重要步骤。

唯一不同的是，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们，认识到王明是错的，便坚持了正确的实践经验，然后和王明做斗争。

而张国焘在失败以后，丝毫没有节操，向王明跪地求饶献上灵魂。

1930年，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立三路线破产，共产国际东方部严厉批评了李立三，已经回国工作的王明瞅准机会，便公开反对李立三。

这次表态站队，王明和共产国际穿一条裤子，并且反对已经失败的路线，那么反过来说，王明就代表了正确的国际路线。

于是王明在中国革命的层面上，得到共产国际和米夫的欢心，捞到雄厚的政治资本。

1930年12月，位卑人轻的王明，被米夫任命为江南省委代理书记。短短半个月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火箭蹿升，被米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再过一个月进入常委会。

那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此人是傀儡，实权只属于王明。

此前张国焘也回到国内，判明风向，开始向王明邀宠献媚，吹捧王明是“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

敢情忘记是怎么欺负你的了？

这个人啊，能力非常强，却没有原则立场，极其善于见风使舵。

王明也觉得，反正是手下败将，不如收在麾下做个马前卒。于是在1931年王明到处派人夺权的时候，张国焘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

是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要求斗争清算留苏派的张国焘，正是以留苏派马前卒的身份掌握权力的。

王明不是人，张国焘也真的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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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


3


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任职的时候，由于路途遥远，必须有的武装卫队护送前行。

那个一路护送张国焘的人，便是顾顺章。

顾顺章是老资格党员了，以前的工作成绩非常出色。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策划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骨干力量之一是上海工人纠察队。顾顺章就是工人纠察队的副总指挥。

随后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的六大上出任中央委员，并且在同年成立的“特别任务委员会”里，出任第三把手，名次仅排在总书记向忠发、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之后。

由此可见，顾顺章的地位和能力。

而且顾顺章做的是特殊战线工作，几乎知道党组织的全部秘密，从这里来说，他又是极其受到党组织信任的人物。

但这样的人物，还是出事了。

1931年3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之后，准备在武汉放松一下，便勾搭上一个女人。

养女人要花钱，享受生活也要花钱，可顾顺章没钱。

怎么办呢？

顾顺章的公开身份是魔术师，那就找个地方，给武汉的朋友表演魔术呗，只要手艺好，不怕没人给钱。

于是经过化妆，顾顺章把自己改造的妈都不认识，登上舞台表演魔术。事实上，他表演的非常成功，观众被他的技艺折服，一片欢腾。

顾顺章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沉迷，没有注意到，那些观众里有一个党组织的叛徒尤崇新，已经通过一些细节动作和习惯，认出此人就是顾顺章。

魔术表演尚未结束，顾顺章就被中统特务逮捕。

和1924年的张国焘一样，顾顺章基本没做什么反抗，被捕后立刻投降，但要求面见蒋介石，亲自向蒋介石说出掌握的一切秘密。

中统特务知道抓到大鱼，不敢私自处理，便向中统头目徐恩曾报告，请示该如何处理。

如果一切顺利，顾顺章和徐恩曾、蒋介石见面，那么党组织的秘密就全部暴露了，周恩来和王明等留在上海的领导人，将面临一网打尽的后果。

那样的话，损失就太惨重了。

幸好，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党员，得到通知以后，没有立刻通知徐恩曾，而是迅速奔赴上海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震惊了，顾顺章这么重要的人居然做了叛徒，娘的。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抢在中统行动前销毁一切文件、转移相关人员，才能尽力保全党组织的力量。

周恩来和聂荣臻、陈赓等人连续工作两三天，所有人都没时间吃饭睡觉，才在中统特务赶来之前，把人员和文件都销毁转移。以至于陈立夫仰天长叹，离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

即便如此，党组织也只是避免了“斩首行动”，有了顾顺章的告密，上海所有的地下组织机构被摧毁，人员牺牲无数。

其中一个重量级人物是恽代英。

原本恽代英被捕以后用的是化名，国民党特务没认出来，而且周恩来都打点好了，送去路费准备出狱。

结果在出狱不久前，被顾顺章给认出来了，告诉国民党特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

恽代英牺牲。

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是总书记向忠发。

他已经被王明架空，实际没什么权力，但毕竟是地位最高的总书记，抓到这个人影响极大。顾顺章向中统报告了向忠发的住处，周恩来接到消息，决定让向忠发留在自己家。

谁知5月底的一天，向忠发突然说不住了，一定要回家，谁都拦不住。

结果在6月22日上午溜街的时候，当场被抓。周恩来听到消息，马上给杨度送去5万块钱，请他找杜月笙帮忙，营救向忠发。

没过多久，杨度把钱退回来，说问过杜月笙了，这次是南京直接来上海抓人，杜月笙也说不上话，没办法。

这边周恩来在想办法营救，那边向忠发被捕后立刻投降，供出大量重要人员的住址，以及党组织机关的地址，导致很多人跟着遭殃。

不过和顾顺章不同，向忠发的叛变没有换来生机，当天夜里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他以为能卖党求荣，其实呢，谁会真正信任一个叛徒。

从此以后，党组织再也不能在上海立足，1931年底周恩来奔赴中央苏区，亲自领导武装革命，王明则去了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党内的大权留给博古。

这一连串事件犹如蝴蝶翅膀，煽起的风吹到中央苏区，把毛泽东给吹的坐冷板凳了。

而王明和张国焘短暂分手，再见面已是7年后，那时的两人势同水火，最终都奔向叛徒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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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亲自冒雨迎接，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几个欢迎标语：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毛泽东和张国焘先后发表致辞，两支红军进行了热烈的联欢，但很快张国焘就发现问题了，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红四方面军足足有八万人。

既然如此，凭什么他们能代表中央？我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却不行？

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张国焘再也收不住了，想把双方兵力的比例，带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政治局。

可张国焘忽略了一个问题。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能代表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红一方面军，而是他们本身就是中央，代替党组织领导红军，恰巧跟着红一方面军行动罢了。

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是他们指挥革命战争的工具，不是说他们有了红一方面军，才能指挥革命战争。

这是党指挥枪的先后顺序。

而且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一声令下就能掀起大波澜，不是因为张国焘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他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

大家服从的是中央，不是张国焘。

张国焘用党指挥枪的方法掌握权力，现在又要用枪指挥党的手段，要求更大的权力，左右横跳，算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

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连妓女都不如，恐怕张国焘的节操，和向忠发也差不多。

所以张国焘派人给彭德怀和林彪送牛肉、大米、银元的时候，没人理他。

他想用兵力优势挟持中央南下四川的时候，也没人理他，毛泽东于9月9日带着七千人北上陕甘。

最后张国焘直接“另立中央”，连合作多年的徐向前都不理解，说有问题可以谈，总可以谈通的，现在成立另一个中央算怎么回事，你要置党组织于何地？

随着南下四川的战事不顺利，一起去鄂豫皖的陈昌浩也不干了，直接起来了张国焘吵架，要求带部队北上陕甘找中央。

权力和命令从中央而来，这才是党组织内部的合法性来源，左右横跳投机的张国焘，始终没想明白。

而更高的合法性来源，属于共产国际。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久，便遇到回国传达国际会议精神的张浩，他是林彪的哥哥，此时掌握着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本。

也就是说，中央和国际重新取得了联系。

张浩负责处理张国焘的事，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共产国际不承认你，你这个中央是冒牌的，赶紧承认错误回陕北吧。

主张的路线失败，意味着政治信用破产。

至此，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张国焘，连最后一点合法性都没了。

走投无路的张国焘放弃“南下”的路线，同意和部队一起北上，一路上哭哭啼啼，犹如丧家之犬。

再加上不久后的西路军失败，张国焘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延安被人骂的狗血淋头。当然他也反驳了，但怎么看都底气不足。

顺便多说两句。

一直有人说西路军失败是阴谋，其实和延安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张国焘为了保住政治资本，想在河西走廊另立局面，对西路军指手画脚，导致西路军成为一支孤军。

可以说西路军的失败，张国焘要负主要责任。

也就在差不多的时候，常驻莫斯科的王明回来了。

两人在十年前就有矛盾，1931年的合作不过是互相利用，现在王明依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张国焘却不是当年的青年才俊。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这样的人，张国焘当然惹不起。

1937年底，王明刚到延安，就抢走张国焘住的窑洞，他吓得赶紧搬到很远的地方住。第二年初，王明专门上门拜访，说你的亲信黄超和李特，已经做为托派分子处理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张国焘的亲信，王明想杀就杀，那么犯了重大错误的张国焘，王明有九种方法可以弄死他。

张国焘越想越怕，原本可以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下，苟且偷生的活着，现在王明到处针对他，恐怕想好死都难。

一不做二不休，赶紧跑吧。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拜黄帝陵，期间和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说：“我想和你谈谈。”

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主席，和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主席，悄悄的说谈谈，要谈的肯定是不能为人知的话。

那就只能是叛逃。

张国焘跑到西安，被林伯渠追上，再跑。到了汉口被李克农追上，继续跑。张国焘决意跑到地老天荒，死不回头。

半个月后，党组织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从1924年出卖李大钊起，张国焘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革命，到了1938年，他终于不用再伪装了。

说来也奇怪，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也是从张国焘引起的。

果然是好人千篇一律，坏人顺藤摸瓜。

而捧着尚方宝剑的王明，随后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根据共产国际分工负责的意见，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王明领导统战工作。

由于背靠共产国际，王明经常不服从命令，跳出来指点江山，甚至在“整风运动”的时候，他还想用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说这是反对苏联。

如此种种行为，让大家烦不胜烦。

但是俗话说的好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的国际关系便没有丝毫价值，毕竟共产国际和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苏联和中国是国家间的平级关系，在法理上，没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事情。

于是在同年底，《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发出，开始集中火力整顿王明留下的错误问题。

到这个时候，王明也就彻底靠边站了。

图片
图片有点糊，我觉得挺有意思......


5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进行到收尾阶段，张国焘追随国府去了台湾，因为没有住的地方，生活艰难，第二年又离开台湾定居香港。

之所以没人搭理他，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叛徒而已，神气什么。

1979年12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贫病交加，被冻死在多伦多的养老院里。

那年中国正式改革开放，他曾经的部下们，正在重新规划国家的未来。

他本来有一手好牌，被自己打烂了，之所以会打烂一手好牌，根本原因就是张国焘的投机本性。

1956年，已经靠边站十多年的王明去莫斯科治病，再也没有回国。此后20年，他以替苏联骂毛泽东为生。

师哲曾经问毛泽东：“我们和王明的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回答师哲：“他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

1974年，王明在莫斯科去世，苏联给他的评价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

君以此兴，必以此终。

选错了路，终究要付出代价的。

这两个斗争多年的人，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胜利者，历史给过他们机会，但他们把自己活成历史的过客。

他们都看不起的毛泽东，却从井冈山走向天安门，注视着这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

其实说到底，王明和张国焘都有超群的能力，但他们并不知道国家需要什么，革命运动该怎么走。所以他们只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干将，根本不足以做掌控全局的统帅。

人最大的恐惧来自未知的未来。

既然不知道未来向何处走，王明、张国焘、顾顺章和向忠发等叛徒们，自然经受不住考验。一旦面临生命危险，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再说，哪能管得了革命的事。

如果有人提前告诉他们，只要再坚持十几年，必然能在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他们还会做叛徒吗？

恐怕或多或少要思量一番吧，至少不会那么坚决。

而毛泽东恰恰是知道未来的人，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非常确定的和朋友说，只要20多年时间，共产主义一定能够改造中国。

他的确定性，来自渊博的知识、实地的考察、对中国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坚定信仰。

这样的人，才能几十年不动摇，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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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10-12 16:13
迷茫的时候，千万别读毛泽东！


原创 栩先生  栩然说  8月25日

1

很多人曾经给我留言说：觉得自己很迷茫，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



之前，我遇到这样的留言，都会苦口婆心地劝一劝，不要多想要多干，不要期望一夜暴富要脚踏实地，不要眼睛只盯着别人要学会内省，不要得过且过要学会制定目标……



时间长了发现，效果很一般。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懂得很多道理，却还是过不好一生。



然后还有人问我：栩然，我很喜欢看你写的毛泽东，迷茫的时候，我能去看主席的故事吗？



我觉得，千万别去。



不是读不懂，而是，你会深感羞愧！



和年轻时候的主席相比，我们现在的所有条件都要好得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远远没有他们当年那么恶劣。



我们的所谓迷茫，在主席他们那一代人看来，更多只是小布尔乔亚的矫情。



你如果真的读懂了主席，就会明白，人的一切迷茫，都是因为：没有使命感。



近几年来，8个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很热。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深入交流一下关于人生使命的话题。



也算是，在这个号上和大家得一次面对面谈心吧。



说到“使命”二字，我猜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思考过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



人为什么活着？



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要做什么？



尤其当一个人满足了基本温饱、脱离了贫困、解决了生活基本问题之后，如果依然单调重复过去的生活状态，那么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无聊的循环，一种意义的真空。这种状态不致命，但容易让人抓狂，让人陷入对时光流逝的焦虑，对未来莫名的迷茫。



这时，人就会进入一种自我探索的状态，会本能的追求人生的新高度，追寻生命的意义。直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才会找到生命的价值感，对人生不再迷茫。



曾经有一个“临终前你会后悔的事”的帖子国内外网站上被疯狂转载，瞬间点醒了数万人，文中统计了生命走到尽头时人们最后悔的25件事，其中得票率最高的是“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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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生终极想要过的生活，就是使命。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在17岁时读到一则格言：“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就会轻松自在。”



这句话他影响深远，他每天早上都会自问：“如果今天是此生最后一日，我今天要干些什么？”



“你的工作将填满你的一大块人生,唯一获得真正满足的方法就是做你相信是伟大的工作,而唯一做伟大工作的方法是爱你所做的事。如果你还没找到这些事,继续找,别停顿。尽你全力,你知道你一定会找到。而且,事情只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好。所以,在你找到之前,继续找,别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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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使命”二字是非常神圣的，绝不是那种喊一喊口号、追一追热点、发一发朋友圈，但只有三分钟热度，时间一长就腻味的东西。为人生找使命，就等于为自己找到跨越一生的长期目标。



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关于“目标与人生”的著名调查，他们挑选了一群智力、学历、环境、条件都相差无几，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他们中27%的人没有目标，60%的人目标模糊，10%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3%的人有清晰且长期的目标。



25年后，哈佛大学再次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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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查，充分说明了长期目标对人生的重要性。



值得说明的是，为自己制定长期目标之前，你必须问一问自己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否则，我确认这个长期目标只是“假目标”，你做起来不会有持续的激情，也坚持不下去。



只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使命”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有的人只是在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时间一久就淡忘了；有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找不到答案，于是便放弃了追寻。那么，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就以毛主席的人生事迹为范例，寻找一些关键因素，感悟他的人生使命，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





2



关键因素一：关于人生哲学观的问题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找不到人生的使命感，没有长期目标呢？这与思考方式有关，在思考的出发点上，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差别。



绝大多数人制定目标都是从“利益”出发，也就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再做选择；极少数人制定长期目标是从“哲学”出发，思索人与世界的关系，探寻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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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探索过人生的意义，观察过各类人群，并在其散文集中写道：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



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0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过一生。



其中不走运的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而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索。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过一生。



对这样的芸芸众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处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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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深陷其中好像将这场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可站在整个生命的维度上看，又发现追求的不过是即生即灭的存在，又这个怪圈里不停的打转转，可笑至极。



因此，如果以利益为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就会因短期的得失而迷失方向，难以制定长期目标，更难以找到人生使命。接下来，季羡林先生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散文集中写道：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7年时，时年24岁的毛泽东精心研读杨昌济老师推荐的《伦理学原理》。



这是一本极富哲学色彩的书，其他人读起来觉得枯燥无味，毛泽东读起来却废寝忘食，并写下了一万两千余字的批注。



受《伦理学原理》的影响，毛泽东接下来便写下了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文中尽显哲学思想，从宇宙、世界、进化、人类、天下、中华、民族、文化等哲学的高度上探寻真理，寻找人生使命。



这是一篇气吞山河的雄文，湖南一师杨济昌老师看后拍案叫绝，直接给了105分--在满分100分的基础上又加了5分。



只可惜，这篇文章后来佚失了，目前网络所传的版本，未得到官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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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长信，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信中强调“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



在毛主席其他一些史料中，曾记载过大量有关世界、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受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由此看来，他思考和决策的方式的确与绝大多数人有着本质的差异。



很长时间以来，我之所以抵制一些人对毛主席的妄议，是因为这些人只会站在“利害关系”的角度上去评价他的行为。当然，对于将利益作为评判标准的人来说，他又如何说出认知之外的话呢？



我过去曾引据过很多史料，说明他曾放弃过高官厚禄、一夜暴富的机会，选择了那条常人看来最艰难、最高风险的路，这种“利益至上”的价值观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事实上，毛主席做出的很多行为出发点并不是利益，而是人民至上。其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他对于哲学、价值、意义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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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主席并不是一个特例，在几乎所有名人的传记中，我们都能找到他们对于人生哲学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可以说，所有的大成者都是有哲学思维的人。



算计者，算计的是短期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能得到短期的回报；哲学家，探寻的是人生、天下乃至宇宙的真理，因此可以达到长期的效果。时间会说明一切。



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温饱不愁的人来说，少去计较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利益问题，多去深入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吧，这样你才会进入更深一层的人生维度，离自己的人生使命更近一些。





3



关键因素二：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关于人生的使命，无法从书本上直接学得，也无法由他人来直接告知，它只能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书本、贵人皆是加速我们找到人生使命、完成人生使命的催化剂，但无法取代。



最终，你要聆听并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它会告诉你答案。这种“使命感”的声音虽然有时微弱，但永不消失。



就像毛主席比喻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星星之火一开始纵然微弱但永不熄灭，终有一天必成燎原之势。这种“星星之火”最开始并不是出现在外界，而是出现在他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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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使命感”是一种感觉，一种自己很重要的巅峰感觉，一种非常有意义存在的感觉，那种感觉不是含在口中的一点甜，穿在身上的一种暖，握在手心的一种柔嫩，而是远超出物质感受的体验。



相信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这种超出物质感受的体验，只是区别在于：



绝大多数人偶尔有过，而极少数人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中；绝大多数会受世俗的影响而选择符合普世价值观的路，而极少数人会聆听内心的声音，走出常人难以理解的路。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要在宇宙中留下痕迹”，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曾乘坐火箭完成人类首次太空旅游，Space X创始人马斯克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100万人移民至火星......这些言语和行为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甚至认为离经叛道的，但这些人偏偏聆听了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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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大道至简，成大事者其实生命很简单，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追随内心的声音而已，它会带我们找到人生使命。



1936年，43岁的毛泽东曾站在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欣赏雪景，然后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诗词--《沁园春·雪》，里面以极其宏伟的视角描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以极其长远的视角回望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人物。



其中“欲与天公试比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类的词句，仅仅是读一读都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设身体验一下吧，当时他写此诗词时内心究竟有着什么雄浑有力的感觉？仿佛自己与天地、历史浑然一体，若没有那种超出物质感受的体验，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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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浑然一体的体验称之为“心流”，凡是经历过的人一点就懂，凡是没经历过的人怎样思考也感受不到，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书本里学出来的，而是一个现实体验的过程。



一旦人进入这种“心流”的状态，就会日以继夜的思索、魂牵梦绕的专注、废寝忘食的执行，甚至忘记周围的事物，直至达成一个连自己都惊讶不已的绝妙成果。



1938年5月，毛泽东将自己关在了延安一个简陋的窑洞里，连续9天足不出户，废寝忘食的撰写《论持久战》。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记录：



“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



5天以后，密密麻麻的写着毛泽东那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积满书桌。不过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



到了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里的炭火烧了一个洞，而他正在沉思......


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

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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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作品来源于废寝忘食的专注，废寝忘食的专注来源于内心的声音，而内心的声音则是来源于人生的使命。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它会指引你找到自己的使命，从此你的人生也会变得非凡。


4


关键因素三：自我暗示--我是有资格的！

心理学中有个“自我暗示”的术语，每个人都会潜移默化的暗示自己，并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会在无意识中暗示自己有种“无资格感”，然后自我设限。

绝大多数人都觉得“使命”二字很高大上，只有那些大人物才值得拥有，而自己只是普通人，没资格拥有。

比如说前文所举的例子：乔布斯说“要在宇宙中留下痕迹”、贝索斯要在太空中旅行、马斯克要实现火星移民，这些“胆大包天”的计划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更别说经由自己实现。

那么，究竟是“先拥有后成为”，还是“先成为后拥有”呢？

我们也可以结合毛主席的经历进行感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张锦力先生所著的《解读青年毛泽东》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人们总爱寻根溯源，觅其家谱，似乎觉得成大事者背后必有先天因素可循。可若以此思维探究毛泽东，就会发现毛氏家族实在平淡无奇，没啥猛料可挖。

从家谱上看，毛泽东的这一支上推五代，既没朝中之官，更没进士举人，祖祖辈辈都是靠田吃饭的本分农民。”

如今，当我们提起“毛主席”三个字时，总认为他拥有人生使命、改变中国是天经地义的。可仔细研究却发现，他并不出身于什么贵胄之家，韶山冲只是一个普通的山沟沟，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

按世俗价值观来讲，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没有资格”成为那个引领时代的人物。

重要的不是外界怎么认为他，而是他自己怎么认为自己，自我暗示才是最重要的。1919年7月，26岁的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中写道：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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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在毛主席的其他很多文学作品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毛主席这种“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气势。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改造社会是“别人的事”时，他从潜意识里就告诉自己：这是我的事！

心理学中有一个“自证预言”的现象，指人会不自觉的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令预言发生。换句话说，无论你怎么认为自己，你都是对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资格，最终的事实会证明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资格，最终的事实也会证明你是对的。

最终你会发现，唯一束缚制你的，就是你大脑中的限制，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当你拿掉这些限制时，重新定位自己时，你会打开视野，然后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会有你生命真正渴望的东西！


5

所以，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

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是在“正话反说”。

为的是给大家一些刺痛感，你们如果看完标题就来反驳我，那就更好了。

我真正的观点就是：迷茫时，多读一读伟人的传记吧，这些书籍会为你展现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甚至找到你人生的使命。

谁也无法直接给你答案，但这里有一条通往答案的道路，只要矢志不渝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会找打答案。

毛主席年轻时也有过人生迷茫的阶段，遇到困惑时，恩师杨昌济就让他读胡林翼的书，里面有句让他印象极其深刻的话：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矢志不渝地去探索去追寻，只有历经重重磨难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才可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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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程表明，书中所言不虚，他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不要认为这很“虚”，不要认为你没资格，心会告诉你答案。

因为，你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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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1-11-3 18:10
“文革”会再来吗？


原创 马小希  马小希的碎碎念  昨天

转载声明：署名马小希的文章，皆为作者原创。基于作者对著作权底层架构的认知，特此声明，注明出处及作者即可转载作者的文章，该等行为不构成对作者著作权的侵犯，作者的认知与现行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之处，构成作者对转载者的豁免承诺。



文革还会再来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当时我的回答是我认为不可能有第二次。毫不意外地，朋友自然追问了为什么。当时怎么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我对那个回答不是很满意。因为是闲聊临时谈起这个话题，所以讲得很不细，逻辑上也不成个体系。偏偏这个问题，不说细，不成体系，是回答不好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就有想法写一写这个问题。



第一，这不是一个不能说的问题。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若干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就有比较大的篇幅专门说了“文革”。这个文件是公开的，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关于“文革”的话题，过去也有几次想写，都被自己吓到：这个能写吗？和朋友聊起这个想法，朋友也惊诧：这个你也敢写？看完《决议》，心下释然了许多：实事求是、唯物史观、本着一颗同理心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想事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站稳了这几条，没有什么已经公开的、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是国家秘密、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是不能说的。



第二，要弄清楚“文革”会不会再来，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革”。

在《决议》里，“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伤痕文学里，“文革”是时代大潮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这里面有人是真善美的，有人是假恶丑的。

我上学的时候，对于这段教科书上说得不是很细的历史问过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是小学生，很多事情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记得时不时地就不上课了，然后话锋一转，不学习是不对的，你要好好念书。

今天在网络上，我看到的“文革”是可怕的：有人被抓，被搜查，被批斗，被判刑，甚至没有判刑就失去自由、尊严、生命。

……

“文革”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展现出不同外观，这是现象，要了解它，还要去看本质。



第三，为什么会发生“文革”？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上面这段话来自《决议》。简单地说，就是当时党的领袖认为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手中了，所以要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夺回政权。



第四，为什么党的领袖在当时会产生“失去政权”的判断？

当时党的组织还在，各级政权也在，总体来说，整个社会治理的组织架构还在运转，组成这个架构的主要人员还都是共产党员。怎么就“失去政权”了呢？偏偏做出这个判断的还是当时的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

逻辑上要想说得通，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毛泽东本人认为他自己还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而这个党出现了背离人民，脱离群众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严重到了不再来一场革命就不行的程度。请注意，这种“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的革命是完全抛开现有建制的，重建社会治理结构的，毫无妥协空间的，彻底的决裂，一般情况下只有处于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才会执行这样的方略，而当时的党已经取得了政权并且执政十七年了，出现这种变化可以说简直就是一次党的方略的剧变。

在此之前的党的历史当中，只在两次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出现过这种剧变：一是大革命失败，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两次失败的共同原因当中都包括：党的工作方式、作风、原则、路线乃至具体的政策，已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的实际需要，这样的状态下的党的工作已经无法再取得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谋利益的效果，甚至无法保护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和进步的人及其组织的生存。而这两次危机，毛泽东本人都是亲历者和幸存者。

在毛泽东的主观世界里，他一定是再一次看到了他本人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可怕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机，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第五，危机是什么？

作为一个执政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最终集中表现为“官僚主义”。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到解放以后，党对于“官僚主义”始终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的。1949年10月1日以后，第一个在党政机关当中铺开的“三反运动”，其中就明确地包括“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虽然还打着官方的名义和旗号，但已经不再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了。消极的官僚主义是推卸责任不愿做事，积极的官僚主义则是以权谋私迫害异己。两种官僚主义在行事作风上都表现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又必然带来工作上的蛮横、粗暴、专断和生活上的骄奢、特权、缺乏同理心（用更直接的话说，就是对人民群众没有了感情）。

老电影《苗苗》里面，小孩子包瑞整天炫耀自己的爷爷是司令员、家里有小汽车。

小说《亮剑》里面，军区大院儿的孩子们开始热衷于比谁的爸爸官儿大。

电视剧《军歌嘹亮》里面，守备区司令高大山的秘书打着他的旗号安排守备区的人事工作。

……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些不好的社会现象，在今天的某些地方都会时有发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大的考验不是自己遇到不公了怎么办，而是当自己可以运用这些不好的行为和手段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哪怕是合法的），怎么办，还能不能把得住自己心里的那道关。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缺少革别人命的能力，人们缺少的是革自己命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起“文革”，主观上还是有这个勇气的，接下来就是主观是否与客观相一致的问题了。



第六，“官僚主义”的危机存在吗？

理论上，“官僚主义”的危机并不是主观臆想。

“在工厂、国家机关、军队、大学研究所都存在着官僚体制编成的机构，依靠这些机构，经营手段被集中在统治这些机构的人的手中。这一部分是由纯技术性的如机械、大炮等近代运行手段的特性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因为从军队、官厅、工厂及其经营的“规律”中发展出来的更有效的人际合作关系。无论怎样，劳动者从经营手段中的分离，如果只是以为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本身固有的现象，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可以换一个机构的首长，例如把私有制的企业换成国家的总理或者大臣来管理，事情的性质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什么样的场合，从经营手段中分离开来的现象依然存在”。马克思韦伯在《社会主义》当中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官僚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它是伴随着管理日趋专业化而出现的，它可以代表一个专业群体、一种专业行为（活动）、一种思维方式。这个东西更中性的说法就是“科层制”。

官僚和官僚制本身的存在其实不是什么社会问题（矛盾），相反，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就像资本会异化一样，官僚也会异化。它本来是为了组织机构更好的运作而出现的，但它运作的结果却因为某些原因，背离了这个初衷，让组织机构的运作变得低效、完全达不到本来的目的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后果。

异化了的官僚，作为一个群体、一种行为（活动）、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文革”的发动者显然是认为已经出现了这种异化，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客观上和实践上，正如《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决议》已经说得很客气了，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在这场运动中，有这样的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害人整人，给自己谋求权力和特权、甚至欺男霸女，巧取豪夺。这样的人的恶行构成了我们记忆中的“文革”最不堪的一面，构成了我们今天对“文革”的最痛苦和痛恨的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不但未能解决其初衷想要解决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如果确实存在且很严重的话），反而是加剧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这些本身就是它本来应该反对的，而在它反对这些的时候，却是在扩大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是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初衷的运动，但它自身却在运行中走向失控，反而造成和扩大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和矛盾。



第七，“文革”还会回来吗？

目前条件不具备。

有形的，字面意义上的“文革”在1976年就已经结束了，作为一个对全体中国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的词语，从目前的情况看，它是绝无可能回来的。只是，需要要记住的是，我们不喜欢的，并不是这个词语本身，而是在那段时间里，借着革命或进步的旗号，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之上，走后门、徇私情、拉帮结派，攻击他人，给自己谋求特权、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行为。

什么时代都有这种打着高尚的旗帜，做着卑鄙的事情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既不真，也不善，更不可能美，不管在哪个时代，这种行为都是应该受到批评甚至是痛骂的，严重的是要动用法律甚至是法律中最严苛的刑罚加以惩戒的。这是时代经验教训的总结，所以在结束有形的“文革”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当中之所以出现现在看来怎么都无法让人接受的事情，恰恰就是因为在制度层面上，当时缺少法律为人的行为和道德划下底线，而“打着高尚的旗帜，做着卑鄙的事情”的行为，则是所有卑鄙的行为当中最卑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我们正是因为有了法律体系并且正在努力建设和完善法治体系，才有足够的底气去说，“文革”回不来了。



第八，但是，不可以放松警惕。

通过前面的梳理，在我看来，发生“文革”需要三个条件：1、社会背景：在社会治理层面，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行事方法来组织领导社会生活；2、制度缺陷：在制度层面，缺乏刚性的法律制度对人的行为的有效制约（划定行为和道德底线）；（3）思想根源：在人的内心当中，还有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之上的欲望。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法律制度，所以第二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第一个条件也因为法律制度的存在而被大大压缩了生存空间，但因为法律后发制人的特点，仍时有发生；而第三个条件，作为藏匿在法律视野盲区中的人的内心活动，我只能说，每个不希望“文革”再回来的人，都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这种想法在自己心中生根发芽，对于身边这样的事情，更要敢于说“不”。

反对“官僚主义”要靠人民的监督，这是在1945年7月4日，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答当中就已经明确了的。而在一党已经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法律就是人民行使监督权的最好的方式。规则的公开透明和统一，是避免官僚利用信息不对称以权谋私的必要条件之一，《商君书》“定分”篇中就有相关的阐述（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运用法律这个工具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一种技术规范。

但是，“有治法无治人”，再好的法律制度，也是后发制人，任何法律制度都无法保证不发生违法行为更不可能杜绝违法的想法。“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之上，走后门、徇私情、拉帮结派，攻击他人，给自己谋求特权、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行为和想法总是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就沉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随便举个例子：为了博取眼球赚取流量，把自己装成“女权主义者”的样子，表面上喊着男女平等，实际上什么事情都往性别差异上找原因，不调查研究就判断责任都是男性的，对于如何解决矛盾，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是一味地指责、嘲讽、谩骂男性（反过来，“男权主义者”也一样）。这种态度看似进步，实际上，什么原因都归于性别的差异，首先这就不够实事求是，尤其是在本不该归责于性别的事情上，将原因强行归咎于性别差异，最终我们的社会除了它们引起的不同人群之间的互相仇视外，什么收获都没有。历史上的“野心家”们就惯用这种 “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制造社会撕裂，为自己上位制造舆论空气，典型的就是希特勒，他煽动和扩大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极端情绪，制造对立，撕裂社会，给自己拉票，最终通过选举上台（无论是出于对纳粹的支持还是恐惧，抑或是出于对别人进行制度性和系统性掠夺的贪婪欲望——他们不在乎谁提出主张，也不在乎掠夺谁——那些投给希特勒的票是没有差别的），这不得不说是当时魏玛共和国民主选举制度的一个BUG。

除了男人和女人，还有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把一个整体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群体的分类方法：爱狗人士和其他人、环保主义者和其他人、素食主义者和其他人、同性恋其他人、黑人和其他人……这些分类方法本身在逻辑上不是问题，问题是进行完这样的划分之后，在将其中某一群体的立场或观点高高捧起，舆论上赋予其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偏概全地要求全社会都接纳这个立场或观点，对谁不接受就是不道德不进步（不革命），这就有些“文革”的味道了。玉林狗肉节上近距离围观（软暴力围攻）吃狗肉的人高呼爱狗口号的爱狗人士是有的，香港政府开发土地解决住房问题的时候以种种方法阻止的环保人士也是有的，标榜自己是素食主义者号召全社会都不吃肉或者吃人造肉的明星也是有的……

我们时刻要警醒的，是这种不是“文革”的“文革”。任何人，都可以是爱狗人士、环保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些身份并不能让任何人站上不容质疑的道德高地，任何人的观点也不可能更不应该因为这个人具有某种身份就自动地具有了某种正当性。讨论问题最忌讳的就是将观点的正当性与身份挂钩，反对观点就是反对（迫害）这个群体（因为是环保主义者，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反对他的观点就是反人类；因为是作家，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反对他的观点就是搞文字狱；因为是官员，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反对他的观点就是反政府；因为是知识分子，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专制愚昧）……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恰恰和动不动扣人“反革命”帽子的“文革”在逻辑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最后，总结一下：

1、“文革”，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特殊的，今天这个条件是不具备的；

2、如果说产生“文革”是因为社会治理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和漏洞，今天至少在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层面上，这个漏洞已经被补上了；

3、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问题在于为了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却造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官僚主义”的问题，这是谁都不否认的；

4、官僚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权谋私，侵害别人的合法利益。解决这个问题，制度上要依靠“法律”，思想上要摆脱“身份”（无论是客观形成的还是自封的）的优越感，凡事讲究个遵纪守法、实事求是，切不可“马列主义待人，自由主义待己”地精致和双标；

5、事无巨细，咸决于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话是辩证的，再加上前面的实事求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才是不依赖于身份（人身）的站起来的社会当中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要一次自己精神世界当中的反人身（身份）依附的革命；

6、历史已经证明，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地剧烈的社会运动（革命/体制改革），对于解决表面的问题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人们内心中的阴暗面却会以某种方式在这样暴风骤雨的社会运动中潜伏下来，在具备某些条件的时候，甚至会扭曲、扩大造成更大的破坏；

7、我们国家经历过“文革”这样的身份政治时代，经历过社会的大混乱大撕裂之后，我们痛定思痛，用法律制度标定人们的行为和道德底线，经过四十多年的浸润，我们的国民的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大部分人对家庭、社会都有相对较高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国民对疫情管控措施可以理解并愿意服从，对公众人物荒废业务技艺不精涉黄涉毒等劣迹则表现出旗帜鲜明的厌恶（情感上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更是基于历史教训，对国家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给予充分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卖淫合法化、毒品合法化、赌博合法化……这些观点在强调嫖客、吸毒者、赌博者交易的自由选择权的时候，正犯下了“文革”式的逻辑错误，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里，取代“革命”自封为道德之王的，是“自由”；

8、从思维方式上说，那些借着“革命”之名行恶事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并且毫无耻感，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迷失在“革命”这个词语的概念当中或者他们根本不在乎“革命”的真谛。后者自不必说，而前者一遇到这个概念就丧失实事求是的基本判断力，走极端，做事情无原则无底线，制造社会撕裂以凸显自己的“革命性”，直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侵害别人的合法利益。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这种沉迷于概念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其中他批判最猛烈的正是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却站在反社会主义立场上的德意志知识的分子。把“革命”换成任何一个概念，如果这种无脑拜服于概念，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不变，那么“文革”就会以各种面目重新复活，在迷信的大潮中，没有一朵浪花是无辜的。对此，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什么时候人们不再迷信概念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地摆脱“文革”。

无须惧怕，在所有的信仰的逻辑起点当中，只有“剩余价值”是不需要用社会现象去填充的主观概念——这样的概念很多：上帝、法治、人权——剩余价值本身就是一个被证明了的确实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作为一个词语，它描述的是经济上的不等价交换，上升到概念的层面，我们将这个社会问题概括成一个概念“不公平”。









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

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

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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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2-12-26 20:27
“孤勇者”毛泽东


原创 历史有态度君 栩然说 2022-12-26 08:30 发表于广东

《孤勇者》是一首这两年挺火的歌。

所以，今天的文章，让我们从一首歌开始。

我小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很火，名字叫《东游记》。

特别是它的主题曲《逍遥游》，我小时候百听不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再回忆一下。

小时候只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很有天地开阔、逍遥人生的畅快感，大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的歌词，很多都来自于毛主席的诗词。

比如——

歌词里的：走啊走啊走，好汉跟我一起走，走遍了青山人未老，少年壮志不言愁……取自毛主席的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歌词里的：莫呀莫回首，管它黄鹤去何楼……取自毛主席的词《菩萨蛮·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歌词里的：黄梁啊一梦风云再变，洒向人间是怨尤……取自毛主席的词《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歌词里的：划一叶扁舟，喔任我去遨游。逍逍啊遥遥，天地与我竞自由……取自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歌词里的：相思啊难了，豪情再现，乱云飞渡仍闲悠……取自毛主席的诗歌《为李进同志题》“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歌词里的：划一叶扁舟，谁愿与我共逍游，天若有情天亦老……则取自毛主席的诗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蕴藏在诗词中的独特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仅仅只是摘几句凑写的歌词，都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壮阔。

我最早的时候写毛主席，是觉得，那时候有很多人误解了他，以为他就是天生开挂，各种人生碾压。

其实不是的，他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坎坷，甚至于被误解、被排挤、被打压。

只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

为了初心，他的一生都在战斗。

就像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评价的：

“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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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5年，红军还在长征路上，刚穿过生死大草地。

9月10日凌晨，一个比草地和国民党追兵还要凶险的事儿发生了。

天刚蒙蒙亮，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就接到了电话，前方部队报告说：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抛下”刚刚会师不久的红四方面军，独自连夜北上。

而在此之前，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各种矛盾已经开始显现，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张国焘想要夺权。

所以红四方面军在发现中央红军的行动后，立刻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

甚至有人直接打电话请示徐向前：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徐向前怒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央红军正处在最虚弱疲惫的时刻，一旦交火，很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更会给原本就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军送上“大礼”。

自古而来，任何一个政权，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最怕的就是内斗，再坚硬的堡垒也怕内部攻破。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毛泽东压力最大的时候，一方面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方向不明，部队也已经到了的极限，另一方面内部还面临分裂甚至内斗的危险，红军一旦分裂，极有可能被各个击破。

所以，很多年后，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毛泽东都是什么样的心态。

这时候的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独自北上后，很快就开始爬雪山了。

据他自己回忆，过雪山后有一种“豁然开朗”和“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心境。

而我还在一本书里看到有人回忆过雪山那天的情景：天气特别晴朗……

从山顶远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大家很愉快地像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滩宿营地……

这哪里是在艰辛地爬雪山啊，简直像是秋游一般的心境了。

过了雪山后不久，毛泽东一连写下了一首诗和一首词，在诗词里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张国焘搞分裂的“至暗时刻”，也根本不把红军长征途中那些艰难险阻当一回事，而是大气磅礴的写道：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

再往前，1932年到1934年间，是毛泽东另一个人生低谷。

一方面被选下了台，基本脱离了党内核心决策层，免去了军事领导职务，遭受了各种批评、处分；另一方面，看着红军以“鸡蛋碰石头”的错误方式进行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死伤惨重，而自己数次提出的退敌之策却被无视。

在这种压抑情况下的毛泽东，照理应该是非常焦虑郁闷的，但他却居然跑去爬山，并写下了极具生命力的两句词：

东方预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因为要翻译成外文，于是有人专门去请示毛泽东这首词里的“君”指的是谁，毛泽东说，指的就是作者。

想想看，一个人孤独地一大早翻山越岭是何等的清冷？但从毛泽东的词里，却读不出任何的寂寞或者困苦，反而充满进取心和勃勃生机的词。

你能想象出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是如此的“恶劣”，而且刚刚大病初愈？

再往前一点，1928年，毛泽东带着部队在山上打游击。

七八月份的时候，湘赣两省国民党用4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会剿。

而彼时的山上只有不到一个营，因为毛泽东和朱德带主力下山打湘南去了。

战斗打了个把月，最后一天下午，敌人向井冈山的关口黄洋界发起总攻，驻守井冈山的部队奋力反击。

最后，有一发炮弹精准落在攻山的部队中，炸开了花。

那年头，炮弹还是稀罕物，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于是连夜撤走了。

到9月初，毛泽东他们真正回山后，知道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非常欣喜地写了一首词，最后一句是：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西江月·井冈山》）

这首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了，每次一想起，满脑子都是空中无数迫击炮弹拖着长长的尾曳飞向山下敌军的激烈场景。

直到我后来自己去了井冈山，看到了那尊“炮”。

怎么说呢，说它是“炮”有点勉强。

准确地说，那就是一个能发出去炮弹的“管状物”，而且当时的炮弹一共也只有三发，前两发因为受潮哑火了，真正发挥作用的就是最后的一发入魂。

也就是说，当时的井冈山，真的就差一点失守了。

但就是这样，在毛泽东的笔下，还是“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一发勉强炸响的炮弹，在他心里就成了“黄洋界上炮声隆”……

这是何等的乐观！

要知道，写下这首词的毛泽东，其实刚刚在山下经历了著名的“八月失败”，是打了大败仗回到山上的，而井冈山也刚刚从敌军的围剿中“侥幸”存活下来。

一般人得忧愁焦虑成什么样，但毛泽东偏偏像是已经获得了什么大胜利一样。

2

我曾一遍遍地去翻阅过毛泽东早年的很多经历记载，去阅读他当年写下的文字、诗词。

然后发现，虽然年轻时候的毛泽东经历过很多的挫折、低谷，遭受了无端的批评和污蔑。

但从骨子里，他并没有感到沮丧或者焦虑。

他从来也没有丧失过对于革命的信心。

无论形势多么严峻、环境多么残酷，面对生死、重病、误解甚至是被批斗、被排挤，他都是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心态。

《乐记》里曾经说过：情随政转，遇治世，其音则安以乐；遇乱世，其音则怨以怒。

也就是说，遇到不如意的现实，一个人创作的诗歌音乐是很容易带着焦虑、怨愤情绪的。

而你去读毛泽东写的文章和诗词，无论何时何地，总是能感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一股正气充盈的精神。

所以，大家焦虑、消沉的时候，不妨大声念一念毛主席的诗词文章，可以正本清源、诸邪消退。

后来的我们，把这样的心态和精神总结叫做：革命乐观主义。

但是，无论再怎么革命，谁的乐观都不是天生的。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无数革命者都曾经有过怀疑、彷徨甚至是悲观失望、脱逃背叛。

“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在那个年代不只一个人问出来过。但只有毛泽东作了正面且正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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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期间，重庆的《新民报晚刊》刊发了一首毛泽东写于1936年的词。

这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冠绝毛泽东所有诗词的《沁园春·雪》。

这首词在谈判场外，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和谈的“地震”。

因为毛泽东这首词时空交错、气吞山河，又文采斐然、意蕴无穷，很快在重庆的文坛乃至普通百姓间引起轰动。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了这个场景：（毛泽东的词）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蒋介石对此大惊失色，在他的授意下，国民党笔杆子陈布雷组织了一群文化人，也用这个词牌名作词，想要写一篇超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并用蒋介石的名义发表。

在试了多次发现都相差甚远后，就借作词来对毛泽东进行诋毁、谩骂，特别是指责毛词的后两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野心暴露，自我吹嘘。

但事实上，毛泽东的词里往往是没有“自己”的，他的这两句话，是指的人民大众。

1947年12月，毛泽东写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蒋介石看了再次感到被毛泽东压了一头，他命令手下的“大笔杆子”陈布雷赶紧炮制一篇文章来打擂台。

陈布雷那时候和蒋介石之间已经产生了嫌隙，看完《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也深深为毛泽东的思考和见解所震撼。

正好这时候蒋介石数落他们之前集合国民党精英写出的各种形势文章不满意，质问陈布雷：为什么写不出毛泽东的水平来。

陈布雷倔劲儿上来，一甩袖子留下了一句经典的话：因为人家（毛泽东）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陈布雷传）

蒋介石一下子哑口无言。

几个月后，对国民党和形势深感绝望的陈布雷在寓所自尽，留下了11封遗书。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以死明志了。

4

从1923年起到生命结束的前两年，毛泽东的一生一共写下了近百首的诗词。

这些诗词贯穿了他奋斗的一生，虽然他的人生远比任何一首诗词还要精彩，但我们仍能从哪些不同时代的诗词里，读到贯穿始终的两大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斗争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毛泽东在武汉，登上黄鹤楼，面对浩浩荡荡的长江，却没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而是多了几分苍凉。

他纵笔写下《菩萨蛮·黄鹤楼》，“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描的是江景，但背后要说的当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苦闷与黑暗。

但词的结尾，“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却又展示出异常坚定的斗争决心。

紧接着的中央八七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鲜明表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斗争思维，并前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当年秋天，毛泽东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用最直白的话语表达了斗争的意志和精神。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起义也成为第一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旗帜的武装斗争。

这之后，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长征到延安，从西柏坡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诗词都伴随着毛泽东的斗争之路。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1930年《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1931年《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菩萨蛮·大柏地》）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9年《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建国后，面对美国的霸权，毛泽东依然是坚持斗争、敢于斗争。

“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1950年《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乃至于我们和自然界、病害虫斗争，毛泽东也会写下一些诗篇，名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就是出自50年代中后期。

1957年毛泽东在浙江观潮，写了一首《七绝·观潮》，诗中的最后两句还是绕不过斗争“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961年《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的是斗争。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1961年《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在说斗争。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963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说斗争。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更陈王奋起挥黄钺”（1964年《贺新郎·读史》）还是在说斗争。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1965年《念奴娇·鸟儿问答》），仍是说斗争。

当然，最能代表毛泽东对于斗争一词思考的，还是1959年所写的《七律·到韶山》：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王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但也只有斗争和牺牲，才能换来新的明天。

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5

第二个关键词：人民大众

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思考，到底要怎样，才能真正救得了中国？

他终于发现，中国的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是三座大山的压迫，是民心涣散，有家无国。

拯救中国的关键，在于推翻三座大山，推翻三座大山需要暴力革命，而革命的关键，在于发动起亿万万的普通老百姓。

“用铜墙铁壁去打破铜墙铁壁，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毛泽东成了最早发现人民大众中蕴含着无穷力量的共产党人，同时也对人民大众寄予了最深切的情感。

他将这样的认识和情感全部融进了诗词中，成为其诗词中最鲜明的底色。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1931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963年《杂言诗·八连颂》）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8年《七律·到韶山》）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1958年《七律·送瘟神》其二）

这不正是《愚公移山》里说的：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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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73年的冬天。

从1893到1973，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耄耄老人了，刚刚大病一场的他，花了很长时间，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忙把自己一生写下的诗词都重新抄了一遍，而他则仔细地进行了核对，并对其中的一些词句做了再次的修改。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首诗。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开头的几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秦始皇从来背骂名，但后来者都在享受着秦制秦法的益处。

作为封建王朝第一个大一统的君主，车同轨、书同文，废分封、设郡县，统一度量衡……

在毛泽东的心里，秦始皇对于历史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有虚名”“少实践”的孔学。

因为要做事，要改变，往往就会得罪人。

而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不怎么在乎“虚名”的人，所以即使可能背负骂名，他也会毅然决然地去做一些事。

但时间却已经等不了他了。

在云南大观楼上，曾有一副非常有名的长联，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毛泽东非常喜欢，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来。这幅180个字的长联，下联开篇第一句就是：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岁月不饶人，他又何曾饶过岁月。

从青年时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到中年时的金戈铁马、沙场点兵，这个战斗一生的人，也已经走到了暮年。

两年后，他因为白内障要做手术，特意让工作人员播放了岳飞的《满江红》，在壮怀激烈的唱词中，上了手术台。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会经常想起他最喜欢的辛弃疾的几句词，这些词曾被他用粗重的红铅笔反复圈点过。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76年病逝，正好也是四十余年。

毛泽东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

毛泽东的诗词里有写意，有恢弘，有深情，有气节，有赞歌。

有纵横万里的历史豪迈，更有气吞八荒的胸襟与气魄。

既有诗人的瑰丽想象，更有政治家所独有的大气磅礴。

而毛泽东的一生，甚至要比诗词里所能描绘的还要丰富和精彩。

因为，一个崭新的中国，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群众，所写出的最富有气魄和创造力的伟大诗篇。

今天是毛主席的诞辰。

仅以此文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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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毛泽东（1935年《忆秦娥·娄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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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2-3 14:21
毛主席与《满江红》


原创 历史有态度君 栩然说 2023-02-02 08:30 发表于广东

周一的时候，栩然说发了一篇文章《江同志与《满江红》。

本来只是借着最近电影《满江红》争议很大，讲讲江同志与他写的几篇《满江红》的事。

但在文章的最后，没忍住，附了一篇毛主席写的《满江红》。

真的是大气磅礴，慷慨激昂。

结果就有同志说，那你还不如专门写一篇毛主席与《满江红》。

栩然从来都是从善如流的，既然大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今天咱们就来讲讲毛主席的这篇《满江红》。

1

1963年1月，毛主席正在杭州。

他这次到杭州，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在几天时间里，他先后会见了锡兰（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尼的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以及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见挎田里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班达拉奈克夫人，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而且三次荣登总理宝座，也是60年代的国际风云人物。

她在之前召集的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上，花了很大力气调解中印边境冲突。

毛主席对此表示了感谢，但也提出，要解决中印边境问题，需要双方都妥协，坐下来谈判。

而在会见印尼和日本客人的时候，毛主席则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问题。

之所以谈到这一点，和之前苏联对我们的施压有莫大的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从根本上就是因为毛主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愿沦为苏联的附庸。

那几天里，毛主席还多次和周恩来总理谈话，聊了国内国际很多具体的事情和问题。

然后，他看到了郭沫若1月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首《满江红》。

应该说，郭沫若的这首词还是写的很有气势的，大家一起来看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雄鸡一唱天下白。

气势是有气势，但总感觉有点太过于直白简单了，缺少点值得反复品读的韵味。

而毛主席看了郭沫若的词后，心潮澎湃，联想着这段时间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于是乘兴就和了另一首《满江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的主角，《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现在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再来好好感受下这首词的胸襟和气魄：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姜文导演的电影，非常有名。

我一直觉得，这是姜文封神的三部电影第一（另两部是《让子弹飞》和《鬼子来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这部电影里，有个名场面，就是主角马小军把人一板砖打进了医院，对方出来后，两边各自找了一大帮人茬架。

结果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带头大哥”样的大人物（王朔演的“小坏蛋”）。

带头大哥居中调解，于是架也不打了，一群人涌进了北京有名的老莫餐厅把酒言欢，握手言和。

这群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举着满满的大啤酒杯，喊着一句我非常陌生的祝酒词：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干！

我那时候还小，还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词，但已经记忆非常深刻，这么多年了，都一直记得这个情节。

再后来，周星驰拍了电影《西游降魔篇》《美人鱼》，那海报上的话，几乎全部出自主席的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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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些词念起来这么顺口，喊出来这么有劲？

想来想去，想明白了，除开格律、韵律之类的东西，根本上还是在于主席的诗词，气太盛了！

精气神蓬勃地快要溢出来了。

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装是装不出来的，编是编不出来的，抄也是抄不出来的。

他一定是先有了这样的胸襟气魄，有了这样的见识眼界，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决心，再加上无敌的文采，才能写出来的。

能写出这样的诗词杰作，我愿称之为近代以来第一人。

3

而毛主席的词，从来都不是关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出来的，而是结合现实、结合实际的产物。

在写下这首《满江红》的时候。

正是国际局势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

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蠢蠢欲动。

中苏关系恶化，除了撤走苏联专家，苏共还动不动就发文章攻击中共，并且联合其他小国家掀起反华浪潮。

忍无可忍之下，我们从1962年12月中旬起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等一系列社论文章。

苏共在看到社论后自知理亏，被迫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著名社论是由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最开始的标题叫《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毛主席看后觉得标题不够响亮提气，亲自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而与此同时，我们和苏联关系破裂后，“勒紧裤腰带还债”，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发展。

毛主席的这首《满江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

词一开始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用了极致的想象和对比手法，把国际上那些反动势力自吹自擂、狂妄自大的丑陋嘴脸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接下来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则是分别化用两首诗，一首是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的“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和三国时期韦昭《汉之季》的“飞鸣镝，接白刃”。

用这种宽宏的意境和战场的快节奏，以形容正义力量、革命力量的势不可挡，势如奔雷。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这几句，既说了国外也说了国内。

天地运转、岁月如梭，国际风云激荡，国内百废待兴，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去从事无限的革命事业，革命的急迫性呼之欲出。

最后的这三句，就全是金句了。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真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念出来，都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气吞山河，豪情万丈，壮志凌云，气场无敌啊。

我脑子里似乎响起了《一拳超人》里最后琦玉打出认真一拳时的场景，想起了《流浪地球2》里太空电梯呼啸而上时的BGM，响起了《大圣归来》里最后齐天大圣孙悟空挥舞起经天纬地一棒的瞬间……

这是人间最富有生机、最富有力量、最充满激情、最大无畏的精神气！

4

与岳飞《满江红》的悲壮相比，毛主席的这首词充满了雄浑。

岳飞所处的时代，内外交困，但他是有力使不出，被秦桧“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

满腔热血也只能变成了“空悲切”。

这是封建王朝的一出悲剧。

而毛主席的时代，所面临的国际局势一样的动荡不安，但在站起来的人民面前，毛主席却有着十足的底气和豪气写道：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一声有力呐喊。

就在一个多月前，毛主席刚写了另一首诗。

1962年12月26日，他生日这天作的《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真正的英雄豪杰是不会惧怕那些豺狼虎豹的。

梅花这样的花中豪杰更会凌寒盛开。

那些被驱逐的，被冻死的，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害虫罢了。

而这里的苍蝇，又和一个月后写下的《满江红》里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完美衔接上。

说明，这首诗和《满江红》其实写的都是一个意思。

诗词虽不同，但思考的问题、表达的心境却都是一样的。

那就像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雨之时，大声呐喊着：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狂风骤雨，惊涛骇浪，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5

毛主席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思考，到底要怎样，才能真正救得了中国？

他终于发现，中国的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是三座大山的压迫，是民心涣散，有家无国。

拯救中国的关键，在于推翻三座大山，推翻三座大山需要暴力革命，而革命的关键，在于发动起亿万万的普通老百姓。

“用铜墙铁壁去打破铜墙铁壁，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主席成了最早发现人民大众中蕴含着无穷力量的共产党人，同时也对人民大众寄予了最深切的情感。

他将这样的认识和情感全部融进了诗词中，成为其诗词中最鲜明的底色。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1931年《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963年《杂言诗·八连颂》）

在毛主席的诗词里，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8年《七律·到韶山》）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1958年《七律·送瘟神》其二）

这不正是主席《愚公移山》里说的：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当贝特兰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时，毛主席说：“（悲观主义）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

正因为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所以毛主席才能始终保持乐观的革命情怀。

正因为相信人民的力量，毛主席的诗词才能这样的充满力量，充满激情，充满豪言壮志。

因为：

你们记住，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攻不破的，我们的事业要达到，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达到！让那些内外反动派颤抖去吧！中国人民不懈的努力一定会稳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人民万岁！——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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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2-21 00:04
​中学生砸教授的场子，一个推翻历史逆流的觉醒壮举
[color=rgba(0, 0, 0, 0.3)]原创 欧洲金靴 发表于上海
文 / 欧洲金靴1

1966年，毛主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次年6月，主席更有精辟揭露：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学生与教授是两个绝对隔阂的阶级，不论庐江中学的这个孩子有没有意识到，他都已经完成了一件伟事：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地扒下了一个封建、愚昧且带有一定文化买办性质的反动阶级的皇帝新衣。

一个离开了PPT就不会演讲、讲座生涯纯靠坑蒙混骗捞取出场费（据说两万/场）、满腹下流龌龊的媚洋“教授”的场子，砸得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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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像是一个经典的比喻：“老虎屁股摸不得”。

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主席曾公开发难：

我们有些同志，不允许群众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四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主席又说：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

合肥庐江中学的这个学生抢过话筒的动作，已经通过舆论传播给全国所有站在讲台上的人以警告：90/00后乃至05后已经悄然崛起了，不论你们这帮价值观塑成于80年代的「HS派」——陈宏友正是1985年前后上的大学，人生观铸于其时——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就摆在你们面前。这部分老派文化买办、反动学术权威们，要么自己自我进阶、完成提升，要么就坐等被拍死在“孩子们”的洪流中。

不要小看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照射出的光芒可荡涤一切陈腐黑暗、刮尽高台之上败落的既得利益团体，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1957年3月，面对全国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新形势，主席对许多从旧社会走来的“教师爷”发出了苦口婆心的阶级动员：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八年后那个火红的盛夏，《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的目标。

就在那半年前，主席曾感慨：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平均每十二天接见一次，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着保卫新中国政权、保卫亿万工农阶级利益的红卫兵。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八次接见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千余万人有幸与毛主席一同捍卫着共和国的青春。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

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

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这段回荡在历史中的重音，仿佛辉映着今天这位未及弱冠的孩子，“如果有人胆敢搞修正主义，孩子们‘造反有理’！”

至于某些跪地不起的反动殖子想用一些老生常谈的陈旧说辞批判这位勇敢的学生（比如通过“采访”进行洗地的澎湃新闻），我这里摘取一段列宁1919年的演讲甩给你们吧：

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

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更是一个学习“知识应当如何使用、为谁使用、为谁掌握”的政治大讲堂。

如果仅仅以学习知识为最高目标，那么不但难以摆脱“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周期率，更无法践行毛主席“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现实判断。

正像《人民日报》1966年8月2日著名社论《全面贯彻毛主席伟大教育思想的典范》中的教导号召：

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从去年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毒教材”揭发清算大潮，到如今破天荒的中学生大砸教授场子，教育领域过去二三十年在“去革命化”、“与国际接鬼”的历史巨浪裹挟下所沉积的种种时代弊病，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

教育系统的深府高台、讲坛之上的滔滔师者、教材教具的政治方向，这三个核心要素内藏的一众污秽沉垢，多年来已孵化培育了两代不止的数量庞大的逆向民族主义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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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累月以来，他们深入、把控、拥持着国家各行业部门的权重宦位，其根子都是在于教育紊乱。

早在1955年5月，毛主席就曾觉察到：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两年后情况愈发复杂，主席再发警告：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就在那两个月前，主席还郑重致信过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21905年，美国颁布《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地爆发了抵制美货、焚烧美货、杀死美国传教士的行动。这次的事件给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罗斯福写信，主张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刚，有长远打算。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给老罗斯福写信，称：

每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约有六千人，而赴美的才几百人。哪国能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就能在商业和精神上获取最大回报。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1906年，美国国会像往年对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进行核对，此时的美国正在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也正处于“相对缓和”的阶段。

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在众多民间人士的建议下决定将这笔钱用作专项的教育资金，培养日后亲美的中国留学生和政府官员，并创办以美国大学为模板的中国大学。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决议，“庚子兴学”一事由此拉开了帷幕。在当时并非没有明人看穿，如章太炎就指出“美国此举实际上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但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再庙堂之上。按照规定，清政府需每年派出一百名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其中的80％学习农业、机械工程、工业、商业等实用科目，剩余的学生则学习法政史哲等学科。为了让留学生能够更加有准备的赴美留学，中美双方决定成立游美学务处以对留学生进行必备的培养，而这所机构也成为日后清华大学的前身。无独有偶的清华美院“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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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科技不见清华北大1910年的第二次招考中，在四百余人中选拔出七十人进入游美学务处，这一批留学生中更是涌现出众多日后的著名学者，比如那个鼎鼎有名的“祖师爷”、民国亲美学阀代表，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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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和中美关系，这位买办文化精英的胡适先生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来比喻，即美国和中国之间应当是父子关系，儿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听老子指挥……还是本文开篇所语，单纯的批判一个胡适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问题是赴美留学，是那个诞生了胡适的晚清/民国时代。随着游美学务处逐渐改造为留美预备学校“国立清华大学”，截止1924年，中国已派赴美留学生一千余人。1924年，那正是中国时局混乱之际，为使庚子退款能够不被执政者用作战争军费，美国又在中国设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用作对其剩余千万美元退款的专项管理，而这些资金也被用作清华大学的建设资金与培养留美学生，使得中国的留美运动没有因为时局的动荡而停止下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后，庚子留美运动继续展开，1933年新一轮的学生赴美留学继续………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有被殖民记忆的国家，直接点明过：这也是今天人们戏称清华北大为“留美预备学校”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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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3

留美预备高潮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两波，其一兴于20世纪初，止于1949年；其二兴于20世纪末，止于2012年。200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曾启动过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员合作培训尝试项目”。当时的计划中，该项目分五年，每年由中美双方共同培训六十名中国高级官员。美国方面要求，受训官员必须以中青年干部为主，要求参加者的基本情况是地市级或局级以上干部，本岗位至少两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省级可适当放宽），本科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四级的英语水平。每期近三个月培训时间，入选官员先在清华大学培训一个半月，再到哈佛。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及及时掌握管理方法，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我们的课程将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应用、公关技巧、评估能力、领导艺术等方面，采取案例教学为主的方式。

事实上，早在80年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里就出现了中国学员，有组织有规模是在1996年之后，其中有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甚至，还有来自中国解放军系统的学员：2001年8月，二十五位中国大校及上校军官曾前往肯尼迪政府学院开始为期两周的进修课程。另外，还有个别省市也与哈佛大学建立了直属培训联系，如北京市，在2002年3月时就至少有七位由北京市委组织部选拔考核的官员在哈佛大学学习。自1998年至2001年入世起，短短三年间，北京市类似的国际交流项目就已有超过三百位官员参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其前身是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研究生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更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政府学院从2000年初起设立了专门的亚洲部，管理以中国官员为主体的亚洲学生。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甚至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攀比风潮，“谁赴美人数多，谁的执政姿态就更现代化”。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恰巧，当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Ｓ·奈，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当时，赛奇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2年大规模、成建制的赴美留学项目启动后，他主讲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课程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官员学生们最爱听的课之一。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这是海外媒体对该项目的评价。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赛奇教授是福特基金会——美国中情局的核心触手——的驻华首席代表。关于福特基金会，我后文会说。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超过六百 名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有不少日后晋升省部级干部——这里面，也出过省部级的老虎，我就不提名了。

从1874年到1914年，注册的国际NGO的数量从三十二个增至千余个，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二战以后，国际NGO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下数量猛增，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显著的作用。今天，国际NGO的数量已经超过13000个，其中有1/4是在1990年以后涌现出来的。在1949~1978年间，中国与国际组织和NGO的合作非常少，意识形态高地也难以为帝国主义侵犯。而改革开放以后，局面开始转变，中国逐渐广泛欢迎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支持。197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之类的贷款机构和紧随其后的国际NGO开始在中国运作。1988年，福特基金会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在中国特殊运营许可的国际NGO，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彼得·盖特纳与国务院谈判，当时表示希望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管辖之下。仿效福特基金会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渐形成了与外国机构进行项目合作的做法。根据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估计，在中国的国际NGO（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大概在1000~2000个。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而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则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从那一时期开始，从鼓吹“放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茅于轼，到鼓吹“去工业化”的雾霾纪录片《XX之下》导演柴静，再到去年的某部武汉封城纪录片，都能看到福特基金会的影子。早在1955年，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了对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资助，后来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学研究。其目的就是吸纳中国社会中遍布在媒体（舆论系统）、高校（教育系统）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识分子，策动颜色革命和政治颠覆。2002年，福特基金会正式将触手伸进中国教育体制内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项目启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三十九所高校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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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后，2011年，来自六个国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国的西部重镇成都，召开“探讨提高贫困生发展能力”的会议，会议由福特基金会直接策划和组织。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过很多次了。

推荐阅读：为什么成都这么重要2003年，福特基金会又宣布设立一项面向非洲、中东、亚洲、拉美和俄罗斯籍研究生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十年出资三亿美元，执行该基金会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全球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其中两亿八千万美元用于资助3500名学生完成三年的硕士或博士阶段学习。这3500名资助对象不论在哪国留学，都必须是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被认为在美国高校学生中人数比率偏低。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在中国工作九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曾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

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

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二十年花费了大概 四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四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参与下，美国组织了一起动静磅礴的反华反共活动，此处不多赘述。

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福特基金会的策划下，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樊姓人、贺姓人、张姓人、萧姓人等齐聚一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也是在2018年，或者说，“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合召开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的教育部才对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座谈，此后我们才陆续出台了《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规定》……除了福特基金会，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冷战时期壮大、担负起白宫和中情局对外作战任务的NGO组织，不处不在中国的领土兴风作浪。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创立的国际事务学院，专门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政府策反活动。1947年，卡内基资助了美国的六所大学发展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到1952年，这两个基金会已经为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1953年，福特基金会向一百零四名年轻的美国人提供奖学金，资助这些人在国内或者国外从事有关亚洲和近东研究。其中，二十五人从事近东研究，五十一人从事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二十八人从事近东和中东问题研究。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训和研究，目的是要强化美国对外国地区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渗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策动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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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了，不仅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NGO，还有一大帮与美国财阀深度勾连的NGO，如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等等……在许多反华事件中，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某些医药财阀控制的NGO，这两年的疫情中我们已格外熟悉。推荐阅读：辉瑞Paxlovid背后，一条隐秘的暗线根据刘佑平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到2012年之前），美国NGO组织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两百亿元，其中17%注入中国民间组织，82%都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分别为31%、30%和21%。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鼓吹“给中国学生减负”（实质是吃肉又砸锅、转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务系统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会的马前卒。所以，回头望去，诸位还会为今天充斥在娱乐圈、演艺界、文化口、教育部、舆论场、新闻业的那些殖壬现象感到惊奇吗？

一切乱象的背后，都是历史深处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灭。

跋

我为什么会对这位陈宏友“教授”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和皈依者狂热心态的“交配论”这么敏感，这是有历史缘由的，我深刻怀疑这位“教授”已经被策反。

我以一百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为例。

早在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时，日本人就在大连建立了“满洲军政管理委员会”，并从日本国内派遣教育工作、政治文书工作的相关人员封为“入华军政委员”，其目的就是“抚慰满洲民心”。

1905年4月时，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神尾光臣就指出：

第一着眼点应是教育，聘用的教师必须是日本人。与此同时，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也配合主张：对占领地的民众，总的原则是实行人身征服即战争征服和精神征服并重的方式。

1905年秋天，大连日军军政署正式颁布《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明确华人学堂的目的是：

一方面为布施日本文化，一方面是把我国（指日本）之政治，公明正大示诸土著人（指中国人、大连人），培养一批懂日本语的土著人，以便我国公私事务。

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颁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并开办了第一所招收日本儿童的大连学校——大连寻常小学，开始了让日本后代渗入大连的步伐。

1914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关东都督府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课本中有关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中国古代民族英雄抗御外侮内容的课文全部删掉，尤其是戚继光的名字成为绝对禁词。

至1937年前后，日本人对大连的奴化教育达到顶峰，「关东局官房」这个专门为大连奴化教育而设立、类似于教育局性质的文化殖民机构就由于事务繁多而建立。

1942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书房教育促进会”，进一步加强日本语的推进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强调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伪满洲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日本的仆从国，并伪造历史声称满洲、朝鲜半岛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44年，大连的公学校全部使用日本在华教务部教科书编辑部制作的教材，以便在东北、在大连推行战时体制，动员大连市民“随时为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慷慨赴死”。

…………………

明白了这些，才会更加钦佩、欣慰、感动于庐江中学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学生其勇毅。

或许这个孩子自己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举动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也许只是一瞬间的怒火中烧、情绪上头——但这已足矣，已足够彰显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胆识。

至于剩下的工作，应当在这一代孩子们完全走上政治舞台之前，由我们这些成年人来完成。

我们必须去宣传、去播散、去赞美、去剖析、去论战，我们责无旁贷。

列宁曾说：

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在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造反有理，砸场无罪。

继续前进吧，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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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5-16 16:08
毛主席寻觅革命伙伴的经历：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人


原创 历史有态度君 栩然说 2023-05-16 08:30 发表于湖南

1

人生中总会遇见一些伙伴，有的可以长期与我们走下去，有的却只能陪我们走一段。

1921年7月的一天晚上，时年28岁的毛泽东和27岁的萧子升在一个船舱内彻夜长谈。这次谈话的氛围并不和谐，二人经常进行激烈的争吵，最后谁也无法说服谁。

待天亮之时，毛泽东早早的下了船，离别时抛给了萧子升一句话：“你做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很难过，他非常舍不得这个曾经无话不说的好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人未来的人生道路要越行越远了......

事实上，这确实是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一直记得与萧子升初次见面的情景，当年自己给父亲留书一封便离开了韶山冲，独自一人来到“东山学堂”求学。初来之时，他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这时有一个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此人便是萧子升。

萧子升性格善良、才华横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为此，毛泽东还结合萧子升的性格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萧菩萨。

后来，二人又在湖南一师有过两年半的相处时光。他俩与蔡和森合称“湘江三友”，三人情同手足、形影不离，经常到橘子洲头散步，一连讨论好几个小时都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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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湘江三友”组织十几名成员成立了新民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在五四大潮的洗礼下，新民学会的宗旨更加宏大——“改造中国与世界！”

恰同学少年之时，与一群意气风发的伙伴共同创造宏伟的未来，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美好呢？

可谁也没想到，在“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上，二人的意见出现了冲突，以至于在人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事实上，蔡和森与萧子升的意见冲突出现得更早，他们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产生了难以兼容的观点分歧。

蔡和森认为必须要进行暴力革命，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改造社会，代表这一观点的学说叫做“马列主义”，代表人物名叫马克思。

萧子升主张进行“温良革命”，要通过教育手段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代表这一观点的学说叫做“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名叫克鲁泡特金。

在法国的蒙达尼会议上，蔡、萧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谁也无法说服对方。那么，远在中国的毛泽东到底支持哪一方呢？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当然支持蔡和森了，因为“马列主义”、“马克思”在党史里经常出现，而“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之类的实在太生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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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是，一开始毛泽东虽未下结论，但他更偏向于“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派人的意义更广、更深远。

毕竟，社会有啥矛盾了，大家和和气气解决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的？

可后来的“驱张运动”给毛泽东狠狠的上了一课，他想通过民众请愿的方式来唤醒统治者的良知，可北洋政府的官场腐败不堪，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早不把民意放在眼里。

在多次尝试均告无效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要让这群人为民做主，就像是让和珅高调反腐！

民愿他们听到了吗？听到了！

道理他们都懂吗？都懂！

那他们为民做主吗？不做主！

为啥呢？因为利益不符啊！你见过谁拿刀去割自己脑袋？和珅会带兵把自己家抄了吗？

毛泽东深刻领悟了，所谓的“温良革命”说得好听，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怎么办呢？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可走，这实属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无奈之举！

在经过现实磨砺之后，毛泽东坚定的站在了蔡和森一边，却依然没有说服萧子升。

1921年3月萧子升回国后，毛泽东曾多次试图说服好友，却不断引发二人的激烈争吵，毛泽东甚至大动肝火的指着萧子升说：“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哪一次斗争不是残酷的？

更何况，是要干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

这种残酷性，怎么可能只是穿个长袍马褂，手捧圣贤书就能深刻感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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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此时毛泽东乘船是要去参加一个开天辟地的会议——中共一大，他想尽最后一次努力，劝说挚友认清现状，走符合现实的道路，但依然遭到拒绝！

曾经的美好时光还历历在目，如今却到了离别时刻。

人生总会有这样的遗憾，曾经从小玩到大的伙伴，一个经历了现实社会的反复磨砺，另一个仍天真的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几年之后见面就难以沟通。

你以为自己苦口婆心的将所思所感讲给伙伴听，人家就能理解？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理念不同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2


人生中，我们总想与能力强的人一起共事，有的可以与我们志同道合，有的却心术不正、利令智昏，注定无法长期走下去。

与萧子升诀别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一大现场见到了一个未来与他命运彼此纠葛的人——张国焘。

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张国焘。初次相见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对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颇感兴趣，得到的却是无声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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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领导人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正值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彼时心高气傲的他自然不会去关注一个毫不起眼的图书馆助理员。

与之相反的是，彼时的毛泽东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印象：能力极强、权欲极重、好大喜功。

后来，二人曾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一起共事，那时张国焘很擅长搞工人运动，主张在城市里进行工人暴动。

毛泽东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确实是同盟者，但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够，仅大约二百万人的力量远远不足啊！于是，他主张搞农民运动，这类人群的基数是很大的！

为此，张国焘显得恼羞成怒，曾用粗暴的方式反对毛泽东的主张。

不过，这还没涉及到原则性问题，大家都还是革命伙伴，只是工作意见不同，沟通方式有待改进而已。

只是，后来发生的事，就涉及到原则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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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毛泽东率领刚刚爬过雪山的红一方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尽管已经非常疲惫，但毛泽东依然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

等着等着，就有一人出现，只见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的簇拥下飞驰两河口。

仔细一看，此人不是张国焘，又是何人？

看这阵仗，此时的张国焘是何等的气派？又是以何等傲慢凌厉的眼神看着毛泽东？

多年未见，张国焘依然是盛气凌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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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后，两支部队先是度过了热烈的“蜜月期”，接下来却成了毛泽东“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事实上，就在会师的那一刻，张国焘就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攫取党政大权，以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野心。

在“行军路线”方面，张国焘执意主张南下，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中被迫同意北上方案，却又心存不甘，从中作梗。随后，他居然私开“卓木碉会议”，在这里另起炉灶、另立中央，甚至单方面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

这种行为显然已经突破了原则底线，从事实上分裂了党和红军。

毛泽东虽竭力劝说，无奈张国焘一意孤行，将红军一分为二。最终，毛泽东只得带队北上，而张国焘带了另一支队伍南下。

毛泽东曾断言：南下是绝路！

结果确实如此，十万兵马的张国焘在南下时被川军打得七零八落，被迫取消“第二中央”，灰溜溜地沿着毛泽东之前走过的路线去了陕北。

本以为该消停了吧？谁知张国焘又干出了更不可饶恕的事！

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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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为什么张国焘会做出这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呢？

理由能找一大堆，但如果究其根本原因的话，那就是张国焘的心智模式在作祟——利欲熏心，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组织之上！

人的性格一旦成型就很难改变，更不是他人能说服的。要想说服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回头是岸，无异于劝说恶狼不要杀生，改成吃草。

人生总会遇到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顾他人、集体乃至社会的利益，即便这只是一点蝇头小利。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利欲熏心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3


人生中总会遇见一些共事的伙伴，有的因为思想同频而共同促进，有的却总因为认知不同、知识结构不同而产生分歧。

如果问“1减2等于几”，高中生会回答“负一”，而小学生一定会马上驳斥高中生说：“你算错了，不够减，这道题本身就出错了！”

其实高中生是能理解小学生的，毕竟自己也是从小学走过来的。但是，小学生压根理解不了高中生，人家的知识世界他根本不懂！

小学生要想真正理解高中生，就必须走上一条认知提升的路，而且这条路必须自己走。

就在张国焘突然挟兵向中央发难时，博古坚决拥护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正确主张。此时的博古已经走过了一段艰辛心路，他深深的理解了毛泽东，认可毛泽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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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博古可不是这样的。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经常跟毛泽东“抬杠”，就像小学生驳斥高中生“算错了”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十分弱小，进攻城市是死路，必须在农村扎根。”

博古则辩论说：“这不符合苏联的成功经验，伟大的十月革命就是在俄国中心城市圣彼得堡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打游击战，不要和敌人死打硬拼。”

博古马上辩论说：“你这是普列哈诺夫同志在1905年反对俄国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

你看看，这还怎么沟通？毛泽东一开口讲实际情况，博古就开始上纲上线，把原汁原味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搬过来硬套。

看博古的个人经历，他在入党前一直从事写作与编辑工作，没有基层锻炼的经历，缺乏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的充分了解，看问题只能从“本本”出发。

其实毛泽东是理解博古的，毕竟自己也做过书生。后来，他做过大量社会调查，在井冈山经过了几年残酷的斗争，这才发现现实情况与圣贤书上写的往往不是一回事。

他曾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年轻时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还在学校苦读七年，人到中年参加革命了，却发现学校的知识根本用不到。只知道革命二字，到底革什么，如何去革，完全不懂。”

只是，那个时期的博古确确实实不能理解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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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小打小闹的事，那就没必要非去较真。可若在性命相关的事上让“小学生”去掌舵，那就不是儿戏。

可事实上，历史上还真有让博古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时期。

博古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还没经历过基层实战磨炼呢，就在24岁时被共产国际“钦点”为中央苏区的当家人。

然而，博古并不懂军事，就把红军指挥权交给“洋顾问”李德全权负责。当然，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只学习过军事理论，并没有亲临战场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更不懂中国的实际国情。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如你正坐在一辆大巴上，此时大巴正行驶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稍有不慎就要跌入万丈深渊......可此时，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连驾照都没有的书呆子，而驾驶员也好不到哪去，正在依葫芦画瓢的按照书上的“滑板技术”开车。

这时候，就问你心里慌不慌？在这种事关生死的事情面前，你能不较真吗？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的话：

“要不得！要不得！......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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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博古开始改变对毛泽东态度的呢？就是遭遇切肤之痛的时候。

先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自己深信不疑的“苏联经验”害得红军节节败退，后是“湘江战役”中自己一直力挺的“苏联打法”害得红军损失过半，这下子博古蒙了，彻彻底底的蒙了！

自己把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讲得头头是道又如何？残酷的现实告诉你一点鸟用都没有！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被撤销军事指挥权，他眼睁睁的看着毛泽东如何指挥“四渡赤水”，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让红军跳出包围圈，这下子真是服了！

博古知道，当初红军的“死棋”是自己下出来的，正自感罪孽深重呢，毛泽东又神奇的将“死棋”下成了“活棋”，一系列“驾驶技术”自己光看都看迷糊了，何况是做？不服不行啊！

人生总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由于认知短浅，常常对认知高于自己的人嗤之以鼻。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让他去历练：

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没经历过磨炼的人，毛主席都做不到。


4


人生中，我们总会遇到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这种人不需要说服而是天然的思想同频，一旦相遇就会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事实上，遵义会议后博古的思想转变，也与和周恩来的一次长谈有关：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可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建党之前。

周恩来是江苏淮安人，13岁时曾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并在那里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壮口号，这在当时便传为了一桩美谈。

学生时期的周恩来并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还有一个与他志向一致的人。

学生时期的毛泽东也是志存高远，他曾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此时二人都动了“天下之心”，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志向确实惊人的一致。

二人彼此知道对方存在的时候，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也是建党之前。

当时周恩来身处天津，他看过来自湖南的《湘江评论》，里面有句话直戳他的内心深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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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口气之大、立意之高，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身处湖南长沙，他也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文章名叫《革心！革新！》的社论，里面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

“改造社会、改造思想！”

文章指出，“革新”是改造社会，“革心”是改造我们的思想，“革心”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心”的目的，改造自身思想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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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读到这样的文章时，毛泽东总是忍不住拍案叫绝、连连叫好，称作者乃“大才”也，里面表达的思想竟与自己出奇的一致？

于是，他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周恩来。

那时，二人都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

1926年3月20日晚，时年33岁的毛泽东受“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的家里，无意间看见这里还坐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当他得知此人名叫“周恩来”时，就情不自禁的将手握了过去。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二人神交已久。

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二人的组合可以说是“黄金绝配”：毛泽东拥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善于把控全局；周恩来性格温和，行事周密稳健，善于稳抓执行和落实。

二人志向一致，工作上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1929年6月，毛泽东曾在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撤销前委书记职位，后来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签发了“九月来信”，使毛泽东回归；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危急关头坚决支持毛泽东重回中央领导层。会议后，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把红军“生的希望”交到了毛泽东手上，使其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1950年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内部意见不一、争议不断的情况下，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重大战略主张；

......

可以说，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很熟悉，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这样的革命伙伴是极其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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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新民学会之时，青年毛泽东立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吗？

那时毛泽东身边聚集着蔡和森、萧子升等伙伴，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蔡和森等人因过早牺牲而未能一路相随，其他人也因各种原因未能走到最后——

萧子升的晚年在南美乌拉圭度过，他一生都信守心中的“无政府主义”，即便这种理想真如毛泽东说的“1000年都不可能实现”；

张国焘的晚年众叛亲离，身处加拿大的他依然本性难移，甚至为了美元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透露中共的细节；

博古虽犯过严重错误，但思想上是对党忠诚的。只可惜，他在1946年的“黑茶山空难”中牺牲，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

一路寻觅，一路寻觅......直至后来，毛泽东遇见了正确的人。

周恩来与毛泽东完美匹配，二人彼此成为了漫长革命道路上最忠实的伙伴，一路携手半个世纪，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成为了中国人民共同爱戴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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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与你心灵相通、思想同频，只要一见面、一开口，你就知道这是你要长期珍惜的伙伴。

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一个人，对于思想不同频的人，你根本说不服；

对于思想同频的人，你根本不需要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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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5-27 15:34
百年基辛格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主义 2023-05-27 12:46 发表于上海

两年前的7月9日，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彼时中美两国官方都进行了一些发声，算是那一阶段（彼此关闭使领馆、撤回大使）尽可能程度的外交试探。

相比于半个世纪前美国对于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极尽诚恳和谦卑的姿态，今天的美国已是傲慢太多。

1971年7月9日，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六人，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时就遭遇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的“欢迎”。

基辛格当时看到标语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还一度感到很愤怒。

这些，他必然是在回国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的。

但是一年后，尼克松仍旧愿意顶着我们中国对他美帝的“另类欢迎”，毅然决然地来到北京向毛主席取取经、讨讨课。

而今日美国的傲慢，自然是出于四十年来的了解。

2020年11月25日，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几位“知名度较高的成员”，一齐被特朗普撤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亨利·基辛格，以及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

美国那边当时的说法是，这是特朗普在最后阶段对长期从事外交政策工作的专家和国家安全机构人士的又一次“清洗”。

其实这个政策委员会就是白宫深处的一个老干部俱乐部，其能量自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掣肘特朗普方面。

比如2021年初大选，这帮老家伙齐刷刷站在特朗普对立面——正如他们之前过去四年所站立的立场。

所以彼时特朗普怒了，哪怕拜登有可能在正式上任后重新恢复这帮老干部的深宫爵位和退休津贴，但至少那个阶段，权力仍未过期，川皇依旧任性。

今天是基辛格这个世纪老人的百岁生日，中国人对他实在是太熟悉的了，特别是在2012年之前，这个老头儿在中国舆论场的形象简直如圣人白莲花。

他是中美关系教父、是太平洋上空永不消失的暗掌……

可以说，基辛格是一个“美丽的美利坚”在中国的化身，其化身维度贯穿了整整四十年，成为了彼岸一座看不见的神秘码头，以致此岸的无数中国重磅人士，这三四十年来对之拜了又拜、敬而再敬。

然而事实上，基辛格，真的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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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底，特朗普在面对美媒话筒时直言不讳：

美国高层存在“深层政府”。

语气和神态，我反正读来是阴森森的，似乎是一种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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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美国新冠疫情越来越失控、但作为总统的他可调动的资源（包括向中国求援）却越来越匮乏的当口，川皇几乎就要对着公众喊出“我真的拿他们没办法”、“我可能会像肯尼迪等人那样，随时被他们干掉！”、“我是一心一意为美国的，不要信那些媒体的fake news，那些黑我的媒体都是他们的人！”

…………………

我挺“喜欢”特朗普的，正如喜欢王思聪。

这两个人最讨喜的地方就在于，在公众面前不按精英利益阶层传统的虚伪套路（光鲜优雅、热衷慈善、倾心环保、关切底层）出牌，而偏爱把他们那个圈层实质的丑陋面貌毫无遮拦地喷发出来：“我找女朋友就一个条件：大胸”、“9102年还有傻逼没出过国？”、以及直播游戏中肆意辱骂林更新，以及今年的舔狗闹剧。

王思聪这种不加掩饰得展露资本集体盛气凌人、歧视中下游的做派，很得吃瓜群众的心，但很遭“自己人”的憎恶。

最典型的就是在刘强东出事后发微博嘲讽章泽天“抹茶妹妹”。

结果他虽不懂事，但他爹是懂江湖规矩的，被老王揪着脑袋逼着删了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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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特朗普一张大嘴“让美国重新伟大”（意思是美国正在衰落）、削减欧洲防务预算、美墨边境建墙、满世界退群……

华尔街建制派好不容易用了近百年时间才洗脑了全球又粉饰了脸面，结果被他一夜之间全部撕扯掉……美国背后的“深层政府”对其态度毋庸讳言。

事实也确实如此，除却美国本土的资本财阀和媒体集团看他不爽，连世界各国早先被美国传统派人士收买的美狗带路党（包括中国的）也都相当敌视特朗普——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扯掉美国各领域的遮羞布，致使各国的美奴公知的活是越来越难干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舆情转折，就是很好的例子）。

甚至基于现实利益也是如此，特朗普2016年末上任初始确有削减各国“扶持计划”（就是培养各国亲美派）预算——狗粮被裁，公知们能不恨他吗？

中国互联网那帮美奴，一提到美国都是两眼放光、“噗通”一声跪下，但对于特朗普他们向来谩骂，原因无需多言。

川皇打碎了全世界七十年来、尤其是中国四十年来对美国的崇拜，对“美国梦”这个靠欺骗所塑造的伪梦。

这本身已经说明美国这个“壳”的运转出现了系统性问题。

理论上，中国和美国都不像个绝对的国家，中国的本质是一个包罗着、传承着区域性文明的国壳，而美国则是被深层资本集团联姻控制下的国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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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的对抗，从来就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文明、两种人类生存方式的对抗，这种对抗是绝对不具备妥协可能的。

每一次我看崔娃黑特朗普的视频，我是笑不出来，仿佛都是一种阴谋即将被实施的铺垫。

一个被资本控制的傀儡国家，这种现实的存在不仅是美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为什么也是美国人的灾难？你犹太财团这一百来年自导自演、殖民吸血全球，必然会遭到一定程度的反噬：珍珠港、911、金融危机、新冠疫情……

每一次全人类危机的结果，都是犹太资本的大割草。

至于背锅受苦的，从来只是包括美国军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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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保罗·内斯爵士的家中，曼哈顿银行总裁大卫·洛克菲勒、乔治·索罗斯（1997亚洲金融危机导演）、比尔盖茨（微软老大，生物战与种族灭绝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泰德·特纳，齐聚一厅，共同商讨“全球人口削减计划”。

还是马尔萨斯那一套。

洛克菲勒在1915年第三次前往中国，当年的6月达成协议：用20万美元购买早前由英国伦敦会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

就此，新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PUMC（Peking UnionMedical College），成为了犹太财团在中国的第一个医学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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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洛克菲勒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并在波多黎各进行了节育实践。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讲演，认为：

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

到上世纪70年代，洛克菲勒集团和曼哈顿银行集团联手，掌控了全美半数以上制药业，服务于生物入侵战略，包括：ICI、施贵宝、百时美、怀特霍尔实验室、保洁公司、罗氏、赫斯特、拜耳集团。
至于比尔盖茨，那场秘会一年后的2010年2月18日，他发表在《创新到零》的演讲中提到：

目前的世界人口有68亿，并且正在增加到90亿。如果我们能在新型疫苗、卫生保健、生殖健康服方面做一些真正出色的工作的话，我们也许能降低10%-15%的人口。

1976年，美国在猪流感疫情中就制定过疫苗实验计划，在给4000万人注射猪流感疫苗后，发生500例不良反应，其中25人呼吸衰竭死亡，仅1人死于猪流感。
2009年那晚的秘会，比尔盖茨提出要在非洲推行疫苗，致使妇女不孕不育——全然不顾1991年巴西卫生组织早已经做过调查，44%的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被美资背景的医疗机构做了永久绝育手术。

而这路手术的总后台是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明目张胆的背后，是比尔盖茨等人对霸权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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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盖茨基金会还是孟山都——在非洲推行所谓“绿色革命计划”的生物殖民公司的大股东。

同样是在2009年，微软从默克医药公司购买了一项关键技术。

默克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商，该技术可被用以开发针对特定种族不孕不育的优生学疫苗。这与比尔盖茨公开承认使用疫苗减少世界人口的目标是一致的。

2010年4月，奥巴马也在澳大利亚接受访问时公然声称：

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人同样的优渥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比尔盖茨，奥巴马，这是两个典型，一个是美国的幕后，一个是美国的台前，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憎恶屡屡揭下他们华丽面具的唐纳德·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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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都是铺垫，接下来开始唠唠本文的主角：亨利·基辛格。

196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洛克菲勒，当时他的外交政策顾问，正是基辛格。

这是犹太人基辛格正式步入深宫的标志。

1974年，基辛格被授权起草《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NSS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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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1月，福特总统正式签署12356号行政令（https://en.wikisource.org/wiki/Executive_Order_12356），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

其中心思想：

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英文版链接：http://t.cn/A6ZNzJAv

基辛格报告的秘密级别属于confidential （confidential之上还有两个级别，secret 和 top secret），该级别的秘密文件应在文件产生后的次年算起，于第六年的年底才能被解密（https://www.law.cornell.edu/cfr/text/18/3a.22）。

报告要点大致如下：

（1） 美国需要对欠发达国家的矿物资源有广泛的获取。
（2） 资源向美国流入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行动、劳工冲突、人为破坏和国内失序的威胁。这些威胁会因人口压力而变得更有可能。
（3） 年轻人口更有可能挑战帝国主义和世界权力结构，所以他们的人数要尽量地保持在低水平
（4） 所以，美国必须确保关键性的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会绕过他们的人民的意愿而控制本国人口。
（5） 在整个实施过程中，美国必须隐藏它的意图，并将这项计划伪装成利他主义的行为，否则会遭到激烈反对。美国必须让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确信，减少人口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隐藏美国需要廉价获得他们的自然资源这一事实。美国还必须掩盖或者分散人们对这一真相的关注：对发展和健康项目的资金一直在缩减，而人口控制计划的资金一直在增长。
（6）“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应当站在最前线，获得成功计划带来的荣誉。



计划实施的关键部分大致包括：
① 确认主要目标：代表了世界近半人口增长的13个关键国家。
② 征召尽可能多的多边人口控制组织在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项目上。
③ 认识到没有国家能够不诉诸合法的堕胎就控制住人口。
④ 为各国设计带有金钱刺激的项目，以增加它们的堕胎率、绝育率和避孕率。
⑤ 对欠发达国家的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和更小的孩子，集中灌输“小家庭”的好处。
⑥ 设计和鼓励宣传节目和性教育课程，用来说服人们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而少生孩子。
⑦ 调研强制性人口控制计划的可行性。
⑧ 考虑其它强制性措施，比如为欠发达国家提供灾害和食品援助，必须以该国家实行人口控制计划为前提。

基辛格是传闻中的苏格兰礼Freemasonry 33度大师，三边委员会和波西米亚俱乐部重要成员——这或许存在争议，但没有争议的：他是著名的彼德伯格俱乐部重要成员。
彼德伯格在冷战后到21世纪初之间的近十年，吸纳了大批鲸吞苏联国有资产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主要操盘手同样是基辛格以及索罗斯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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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父亲伯恩哈德亲王于1954年一手创立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开始，直至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等垄断财阀共同组成的“全球卡特尔联盟”——这个跨国资本集团通过对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农业部、国务院等的控制，借着“美国”这个壳，逐步完成对世界吸血体系的打造。

在20世纪后期，这个体系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经济全球化。

卡特尔联盟的理念来源于昔日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这个集团的眼里，资本高于一切，打造各类无政府组织是控制世界的利器。

因而在各国实行民族分裂、推行国家概念淡漠化的运动，就成了颜色革命的最重要目标——因为连他们自己本人都是事实上无国家意识的，资本是他们唯一效忠的上帝。

上世纪中叶，如果不是苏共和中共的拔地而起，地球在20世纪早就成为了人肉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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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辛格、福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976年毛主席与他的一次隔空较量，可领略其作为美国深层操盘手的形象，以及毛主席捭阖国际政治的风采。

先说三年后的1979年春节，小平同志访美，卡特总统在文艺汇演上给他演出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一首歌颂毛主席的儿歌。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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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8月，访华两年后的尼克松被弄下台，在“斩断中美友好关系”（毛主席领导下的“友好”，与今天某些人提倡的“友好”是两个概念）这件事情上，美国“深宫”赢下一仗。

这些在当时都被毛主席看在眼里，自水门事件爆发以来，他就格外关注中美和美苏的关系。

尼克松不止一次说过：

别看毛的年岁甚高，他的思维要远远敏捷于世人。

7月份时，即将接替尼克松的福特，就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前往芬兰游说，这已经引起了中国方面对福特的不满。
所以在8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给尼克松带去了毛主席的邀请：

如果尼克松先生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主席希望在北京尽早见到他。

这引起了基辛格的不悦，他直接对尼克松表示：
福特这个新总统还没去北京，你这个旧总统又去，不合适。

之后1975年12月1日，基辛格就策划了福特访华，并希望达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轰动效应：让世界遗忘1972，记住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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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毛主席的部署下，福特访华遭到了中方绝对的冷遇，整体的迎接规格是降级又降级。

由于福特践行“艾森豪威尔路线”，与苏修联袂大国沙文、并在不久前刚刚同勃列日涅夫亲密拥抱，这都让毛主席对他很不在意，还幽默地言语：

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骂娘的话，我们倒有点本钱。

福特表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需待1976年美国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动，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而毛主席则虽已口齿不清、说话困难，但依然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

大选，你选不选得上还不一定呢～～

结果老人家是一语成谶！1976年美国大选，福特完败。
所有的局面都在毛主席的掌握中，就在1975年12月初，福特返回美国后不到30天，中方立刻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大卫访华，给尼克松打前哨。

而朱莉夫妇在华期间受到的待遇是之前的福特总统无法比拟也想象不到的，用当时一家美国报纸的话来说就是：

破格的待遇……这对于不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毛主席甚至为这两个年轻人举行了新年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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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三年前会见尼克松的小书房里，朱莉坐在父亲坐过的沙发上，毛主席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

女婿大卫插话：“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主席扭过头：

我乐意这么叫他。

朱莉和大卫夫妇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后，1976年2月6日，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新华社当着全世界的面、尤其是当着福特与美国政府背后影子政团的面，播发了一则轰动全球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

要知道，三天后就是福特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预选中争取候选人资格的日子！整个美国政界登时乱成了一锅粥。
福特当时给尼克松使了不少绊子，比如不给他乘坐军用飞机（尼克松给前任约翰逊曾给予空乘优待）。

而毛主席获悉后，派出了中国的专机迎接尼克松。

不用猜也能想象到，尼克松这次重返北京，中方给予了何等高规格的待遇。

机场上迎接他的是挥动着塑料花束的300名群众代表，新任命的代总理华、外交部长乔冠华、黄镇等几十名高级官员共同迎接他。

这不仅让尼克松感动，更让太平洋对岸的福特和基辛格如坐针毡。

尤其是尼克松在北京发表的讲话：

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指上海公报），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

这番话矛头直指福特团队，瞬间将破坏中美关系、浪费尼克松外交遗产的大锅，扣到了福特的头上。
7个月后，毛主席留下未尽的革命事业，溘然长逝。

再两个月后，福特败给卡特，“中美友好路线”被保留了下来，这是毛主席在生命最后一刻，用国际眼光和政治智慧为国家做的最后一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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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春节，小平同志乘着毛主席给中美外交留下的春风，高调访美。而卡特在给XP同志的文艺汇演中专门安排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儿歌节目。

美国娃娃们字正腔圆的歌喉，一看便是严格训练良久。这也是卡特对毛主席这位伟人一种心照不宣的回馈。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节目事先是没有向中方的访美团队通报的。

毛主席用政治智慧在生命灯尽油枯之时，最后一次左右了国际局势。稳住中美关系的红利是无法估量的，它避免了美苏苟合，为此后里根诱骗苏联升级军备竞赛的“星球大战计划”埋下了伏笔。

只是，这份伟大的红利，70年代末我们是如何利用和消化的，那就由后人们自得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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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穿越时空，向中国的毛主席表达了敬意，但是作为“联中抗苏”、“腐化中国”、“构筑中美关系新局面”的总设计师的基辛格，不会轻易言败。

仅仅两年后，里根取代卡特。

里根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物，他的名言就是：

朝自由民主迈进，会将马列主义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里根在自己两次竞选和多次演讲中都喜欢讲这句话，根据所谓里根主义的原则，他大力支持了中美洲、亚洲及非洲的反共活动。
里根在外交政策上是“完美而典型的冷战斗士”，只要是反共的事业，均不惜出钱出兵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共游击队就得到过里根各方面的资助。

而这背后，都有基辛格的影子。

基辛格后来曾公开将苏联的解体归为里根的功劳，认为他比他的顾问们“对冷战有更深的领悟”。

在西方世界，里根是第一个把苏联污蔑为所谓“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的领导人。

布什后来把一些美国看着不顺眼的国家称之“邪恶轴心”、“邪恶国家”，只不过学舌而已。

里根任内调动了美国乃至西方阵营所有资源与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冷战”。

在他下台后十个月，柏林墙倒了；之后不久，苏联解体。

著名的《沙发上的基辛格》一书中就认为：

基辛格并不理解和认同“典型的美国价值观”，他效忠的是一种“超国家”秩序，而不是美国政府。

这就是基辛格所代表的深宫财阀利益，也是晚近四十年来美国建制派与中国某些势力勾连串谋、联姻温存的历史转向根基。
四十年来，基辛格访华次数位列西方巨头级政治人物之首。在中国官场，外交层面向基辛格“拜码头”，一度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太平洋规矩”。

这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主动融入进基辛格们主导设计的“美式新罗马帝国”的必然。

2013年10月，《xxx讲话实录》英文版首发于美国纽约，基辛格盛装出席，并高度评价该书作者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由基辛格博士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分别作序，规格之高令人称叹。

该书作者本人还专门为那次活动录制了英文视频，他在讲话中感谢所有为书籍出版付出劳动的朋友们，并特别感谢他的“老朋友”基辛格。

在视频的最后，他特别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美好祝愿：

今天你们能来，说明你们还记得我和我国人民。

基辛格则在盛会的演讲发言中高度评价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通过该书，读者可以领略到肩负着践行改革开放思想的一整代中国人“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而他本人与该书作者在数十年的工作和交往中建立的友谊，更令他感到弥足珍贵……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四年前，2010年的10月，基辛格曾经来过中国，并诞生了著名的“撑伞”一景。

撑伞之后，基辛格回到美国向奥巴马政府递交了中美关系战略报告，内容中大致勾画了在2012年中国进入新时期后，两国可能面临的战略冲突。

再半年之后，重庆大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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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坐标节点，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川皇上台、欧洲大陆被难民和恐袭困扰、俄罗斯休养二十年通过叙利亚战争和收回克里米亚重回一线舞台、中国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深入正式重划世界格局……

卡特尔联盟正处在怒火反弹的边缘，而当时摆在他们眼前最近距离的，就是咋咋呼呼、目中无人的唐纳德·特朗普……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报告，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开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

也就是“基辛格主义”、“对华和平演变”的失败。

这份报告结合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和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对欧对日发动的贸易战，概括性地描绘了特朗普在外交路线上对基辛格四十年工作的颠覆。

对外全球退群，对内粉碎身份政治，治理少数族裔大搞种族歧视和保守收缩，治理新冠疫情大搞反智主义，对盟友和中国皆“一视同仁”得发动贸易战……

凡此种种，川皇在被基辛格及其背后的金融财阀、军工集团敌视的同时，却得到了美国底层白人工农的拥戴。

这部分人，就是纪录片《美国工厂》里那些被美国利益集团几十年的全球化、去工业化弄的失业贫穷的下层红脖子们。

他们爱死了保守主义、退群成魔的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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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特朗普在2016和2020年的两次选举大战，都让局面呈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峙、撕裂、抗衡——他背后的基本盘太强大了、太浩大了。

即便是邮件玩的顺溜溜的希拉里，或是掌握了几乎全部主流媒体（均是建制派麾下）的拜登，也根本无法对川皇形成碾压。

这是美国底层人民的疾呼，也是基辛格的悲怆。

据美国《世界日报》：从2003年到2011年，德国实质薪资收入没有超过1995年；而日本在1996年后十年里，薪资也仅增加1%。

据《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事实上已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他们看到的，则是大洋彼岸一个叫中国的、死守着工业化与公有制底线的国家，渐成庞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永远不能放纵金融管控和寡头管控）。

所以2016年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正是他们这帮人：底层白人、蓝领工人、小企业主、学生青年、中老年人——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剥削感最强的群体。

而希拉里的拥趸呢？华尔街精英、女人、黑人、少数族裔、同性恋………一群“政治正确保护者”，一群“身份政治”的既得利益坐拥者。

川皇和川皇的粉丝们，反对美国向全球输入大规模的颜色革命、反对喂养狗粮、反对TPP、反对联合国、反对世卫组织、反对对外驻军、反对美国的去工业化、反对美国的极端金融化………

因而2020年末推出随时可能呜呼的拜登，这也是基辛格们最后的路数。
跋
基辛格这个老头儿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想中国人民自有发言权。

从1981年扶正里根，到90年代用克林顿干掉与自己不合拍的老布什，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国在美国的操纵部署下都经历了什么，我不需要重复太多。

亨利·基辛格，他或许是中国某些势力的座上宾，但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对待这位政治老狐狸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参考毛主席1973年11月对待由他一手策划（见约翰·埃里奇曼对沃尔特·安德森的爆料）的尼克松水门事件时的态度，两个字：“放屁！”：

芝麻大小的事，美国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不就放个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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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6-27 16:10
用毛主席的治军思想，剖析“瓦格纳叛乱”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图片文 | 赵清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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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天时间，“瓦格纳叛乱”事件就连续出现反转。
从当地时间6月24日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俄罗斯——当“俄乌战争”激战正酣之时，以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为首领的瓦格纳集团突然发生了武装叛乱，在罗斯托夫市实行戒严，并包围了俄南部军区大楼和市政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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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俄联邦国家反恐委员会紧急宣布，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以及周边的沃罗涅日州、图拉州均进入反恐行动状态。
24日下午普京发表讲话，虽没有直接说出普里戈任的名字，但已将他称之为“叛徒”，表示“过高的野心和个人利益导致了叛国罪”。
普京明确表示，将采取坚决手段恢复秩序，俄罗斯武装力量已经收到必要的命令，以消灭那些组织武装暴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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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叛乱，舆论界着重强调了两点：
一是瓦格纳集团全名为“瓦格纳私人军事服务公司”，属于一家为政府、企业、私人提供军事服务的企业；
二是瓦格纳的武装叛乱就是俄版的“清君侧”，普里戈任就是现代版的“安禄山”。
这两点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意思，大家也能由此透视出爆发这次内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让咱们仔细扒一扒。
先说说第一点，由于我国全面禁枪，只有军人、警察及其他一些特殊职业，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合法使用枪支，所以国内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军事服务企业。
但是，在国外的很多国家，雇佣兵就显得比较常见了，这是一群指以金钱为目的而参战的职业军人。就拿瓦格纳集团来说，这些人通常来自贫困地区，从军队退伍后缺乏其他赚钱的机会。
这意味着让他们行动的触发点就是利益，只要钱给到位，他们就能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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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方面，据普里戈任声称，自己的瓦格纳队员们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连阵亡队员的抚恤金都被克扣，无法兑现，甚至还刻意隐藏了瓦格纳2000具战士的尸体等。
再说说第二点“清君侧”，顾名思义，就是清除君王身侧那些亲信，奸臣。在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开启了长达7年的“安史之乱”。
1000多年后，相似的剧本又在俄罗斯上演——6月24号时，普里戈任公开称普京所说“叛国行为”的言论是错误的，他们的目的是把俄罗斯从腐败等现象中解救出来。
对于俄罗斯来说，“俄版杨国忠”就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都，普里戈任认为他们是坏人，欺骗了普京，欺骗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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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戈任反复强调，他并非打算推翻俄罗斯现有政权，而是为了发泄长期以来对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不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诸多积怨。
就在局势紧张之时，事件又出现了反转。当地时间24日晚，正当瓦格纳向莫斯科逼近的紧急当口，普里戈任停止了组织在俄罗斯领土上的行动，调转方向按计划返回营地。随后，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人员又从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和沃罗涅日州撤离。
一系列的反转，使事件显得愈发扑朔迷离，那么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探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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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啥呢？就是中央和地方在利益诉求上不一致。
相信看过《水浒传》的伙伴，都记得一个片段：宋江集团在被朝廷诏安之后，就被派去攻打南方的方腊集团，双方进行了惨烈的火拼，都死伤惨重。
宋江集团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到了乌龙岭。此时方腊集团已经奄奄一息，宋江集团一旦打过去就可以直捣敌方巢穴，彻底消灭敌军，生擒方腊。
就在胜利在望之时，朝廷宰相蔡京和太尉高俅却进行了秘密商议，绝不能让宋江领走征讨方腊之功。于是，他们派遣枢密使童贯到达前方，名为督战，实为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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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集团生擒方腊之后，因休整军队而延迟了回京时间。待回京之时，前来迎接的宿太尉却来查问谁才是擒方腊之人？宋江等人愕然，武松单臂擒方腊，这已是众人皆知，怎么还有这样的问题？
原来，是童贯押解方腊回京，要冒功邀赏。
梁山军内众人不禁悲从中来，对朝廷心灰意冷。朝廷的官员们一个个锦衣玉食、坐享其成，而在前线冲锋陷阵的人以鲜血为代价打了胜仗，却反被这些官员抢了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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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便是军队的性质不同。
在朝廷看来，宋江集团无非是盘踞梁山泊的倭寇，怎能与正儿八经的朝廷军队相提并论？让宋江和方腊两大倭寇集团火拼，不管谁赢都会损失惨重，到时候朝廷再出兵收拾残局，坐享渔翁之利。
这一系列的不公平，都是因为朝廷里的贪官、佞臣在从中作梗，所以宋江的想法一直是“只反贪官、不反朝廷”，这倒与俄罗斯目前的情况相似，颇有些“清君侧”的意思。
在普里戈任看来，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在战场出力流血流汗，打得非常的卖力，而且也是远远的超出了正规军的战绩，但在他们拿下巴赫穆特之后，俄罗斯官方并没有兑现之前给予的承诺奖励。
普里戈任认为是国防部的高层坏人在从中作梗，凭啥我做苦力你吃肉？说白了，虽然雇佣军和正规军都在打乌克兰，可双方的利益诉求根本不一致。
其实，相似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
自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进行了“东北易帜”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请注意这里面的言辞细节，史册上强调的是“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为啥呢？因为国民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众多派系形成的联合体。除国民中央军之外，很多地区还是由当地的军阀掌握着实际军权。这些地方军阀在利益诉求方面，与国民政府有太多的内在矛盾，因此出现了“各打各算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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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民党貌似纸面力量强大，实则内部派系矛盾重重、离心离德、一盘散沙，更是难以形成合力，这就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正是利用各路军阀的间隙，在多个“互不管地带”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在长征的“四渡赤水”中，毛主席正是利用川军刘湘、滇军龙云“各怀鬼胎”的心理，才指挥红军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历史早有前车之鉴，如果不协调好军队内部各方的利益关系，那军队整体实力就会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内部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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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啥诉求不一致呢？往根子里讲，是雇佣兵集团和国防军的动机就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多次强调，瓦格纳军团是一支靠商业利益起家的私人雇佣军。那他们打仗的性质是什么呢？并非凭着一份忠诚和爱国的天职，而是更偏向于商业交易。
既然是商业交易，那就讲究个等价交换。可他们在前线如此卖命，而俄罗斯并未兑现承诺奖励，这放谁心里舒服？
一旦军队内部是“雇佣”关系，那么整支军队从上到下，都会想着尽一切手段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层级高的官员能远离战火、坐享其成，层级低的士兵在战场上卖命，却拿不到好处。
如此一来，战斗意志能激发出来吗？
在近代史上，国民党同样采用过雇佣兵制度。
1932年，蒋介石重组了国民党军队。按照新的制度，一个普通的底层士兵名义上每月有十元军饷，但这笔钱会被上级以各种名义克扣或拖欠，各方官员相互勾结，从源头上中饱私囊。
与高层官员的名贵出身不同，国民党的底层官兵和天底下的苦难百姓一样，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不少人一开始看不清形势，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是被“抓壮丁”才来到国民党军队的。
可他们既要面临最危险的战场，又没有什么实际收入，有时候到手一分钱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生活用品所需都没有。
同时，国民党军队里等级森严，普遍存在着打骂士兵、喝兵血，甚至残害士兵的行为，这使得广大底层官兵心生怨气、敢怒不敢言，战斗意愿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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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情况使国民党逐渐变成了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这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1949年，蒋介石曾派遣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支援”，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每次资助之后，你那些蒋家、宋家、孔家亲戚开设的私人账户里，就会凭空多出巨额资产？”
这一问，使得宋美龄哑口无言！一旦打仗变成了高层的一门生意，军费经过层层克扣，连基层官兵连基本生活保证不了，那么无论资金多少填不满这个“无底洞”啊！
1949年8月5日，就在国民党败局已定之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指出造成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美元不充分”，而是腐败。
比如，国民党军队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而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他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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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民党基层士兵的家庭也是贫农，他们之所以给国民党当雇佣兵，愿意忍受各种克扣，也只是为了生存。
在解放战争后期，当一些国民党基层士兵的家乡被共产党解放后，人民政府照样给他们分了田地，这些人打听了消息后，立马带枪投奔解放军，连军服都来不及换，便掉转枪口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能发现一个鲜活的事实，如果一支军队不是为了祖国、信仰而战，而是为了金钱而战，那么这支军队是没有忠诚度的，迟早会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内部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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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无数次听说过毛主席的治军思想，但如果只看到书本上的字面意思，那么很容易把它当做“大道理”。一旦我们结合热点事件，从人性深层次的动机来看制度，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为什么共产党军队的内部氛围，与国民党军有着天壤之别呢？就因为士兵的内心驱动力不同。自从共产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武装队伍不久，毛主席就废除了“雇佣兵制度”。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主席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对秋收起义的残余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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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改编”的其中一项，就是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并有监督批评军官之权，上下级之间以“同志”相称。
后来，红军又制定了“三项纪律八项注意”，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
当然，三湾改编更是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形成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的领导机关。
在各级设立党组织，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党内的思想统一问题。通过各级党机关的思想教育，每个战士都能明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为了解放广大穷苦人民，让更多人有田分、有饭吃。
这个共同的崇高理想，充分激发了士兵内心的核心需求，大家的战斗意愿就非同一般，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退缩。毛主席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
“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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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来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其他队伍的加入，党内思想也一度出现过混乱。比如，在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之后，朱毛二人还曾在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出现过很大的意见分歧。
毛主席依然秉持“三湾改编”时的原则，军队里的战士们思想要与党保持一致，党要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当时以朱德为代表的军事将领，还未意识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眼下战事频频，随时都可能打仗，军事运动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还搞什么思想工作？太虚了！
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不但被否定了建军思想，还被撤掉了前敌委书记的职务。
直到后来红军连连吃败仗，以及中央的“九月来信”之后，朱德等人才意识到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立刻派人将他请了回来，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主席回来后，立刻召开了“古田会议”，不但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确定了共产党军队的纲领——
“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在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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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建军思想，那么军队内部就会出现思想混乱，战斗力急剧下降。而这个所谓的“共同纲领”并不是以金钱为导向，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需求。
正因为共产党没有采纳雇佣兵制度，而是重视思想工作，形成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才打造出了一支具有超强凝聚力、战斗力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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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纲领确立了，接下来就是干部与基层官兵的关系问题了，毛主席曾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基层士兵看来，干部到底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还是亲临一线贴近士兵生活的指挥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起战争环境的残酷性，战士们更在乎是否团队里是否真的“上下同欲”，领导者是否真正了解他们的疾苦？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高层就遭到了普里戈任的公开发难。早在5月下旬时，他就曾在对外的讲话里说：
“当俄罗斯权贵精英的孩子们往身上涂着护肤霜，然后把自己美美的照片放到Ins、YouTube等社交平台上炫耀的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只能躺在锌质棺材里面，肉体被撕成了碎块，他们的母亲在为孩子战死而哭泣。”
“这个父亲的儿子已经被乌克兰纳粹分子撕成碎片了，变成了土夹肉——然而，那个在阿联酋迪拜的少爷（指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女婿），此刻却正在快乐地摇臀！”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的建议是，俄罗斯联邦的精英们，请把你们XX（脏话）的小猫咪们（指孩子们）集合起来，把他们送去乌克兰。当你们去参加葬礼、开始埋葬你们孩子们的尸体时，俄罗斯百姓才会说：现在终于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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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戈任呼吁，应该让全俄罗斯一起作战，包括一切特权阶级、寡头和他们的儿子，都应该被送上前线。否则，怎么体现“官民一致”？
反观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军队，已经形成了干部身先士卒的传统。毛主席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写道：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当然，毛主席自己就做出过表率——1950年，当他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时，就派遣了长子毛岸英奔赴战场，与普通士兵们同吃同睡，体验战场生活。
领导人始终都与人民站在一起，这为人民志愿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同仇敌忾，对抗强大美军的重要原因！
综上，“瓦格纳叛乱”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俄罗斯内部深层次矛盾在激化后的产物。从现有的新闻报道来看，目前的反恐制度状态已解除，但俗话说“治病需治本”，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还需反思。
我们知道，普京一直视毛主席为偶像，那么未来俄罗斯是否能领略毛主席治军思想的精髓，从制度、思想等深层次原因方面来进行军队整顿？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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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9-11 11:27
六亿神州尽舜尧：教员的伟大理想


原创 温伯陵 温伯陵 2023-09-10 20:42 发表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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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历史进程是不断下沉的。

周朝的时候用“封邦建国”制度，把周天子的宗亲和功臣封到各地建国，一方面用武装殖民的方式开拓周朝疆土，另一方面占据山河形胜之地拱卫周天子。

这些分封出去的宗亲和功臣，便是后来的诸侯。

按照周朝“封邦建国”的理论，诸侯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君的，土地产出的经济作物也是国君的，所以诸侯国君的都城，就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既然诸侯国君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那么很自然的便垄断了教育权力。

他们把有知识的人收拢到宫里，委任官职并且子孙世袭罔替，于是有知识的人世代有知识，有政经权力的人世代接受教育。

这就是周朝时期的“官师不分”制度。

官即师，师即官，官职和知识永远在小圈子里流通，和底层庶民没有任何关系，周朝就这样过了几百年。

但事物总是要变化的。

以“周平王东迁”为起点，中国进入绵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乱世。

各诸侯国相互攻伐兼并，无数诸侯国消散在历史长河，那些垄断官职和知识的贵族们也失去依附的对象，逐渐流落民间，要么隐居山林教授弟子，要么凭借专业知识到处投简历找工作。

至此“官师不分”的制度解体，中国历史上，教育第一次向底层庶民敞开大门，底层庶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力，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随着教育的不断下沉，知识在民间传播的越来越广，最终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折，中国大地上不断出现各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诸子百家。

据冯友兰的考证，儒家出自教授礼乐的人、侠客出自军队高手、方士出自医卜算命的人、法家出自诸侯国的政治家，那些集大成者便是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等。

诸子百家们成名之后，又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授给众多弟子们。

因为孔子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再加上儒家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于是孔子便被称为至圣先师。

可以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群星闪耀时代，是教育向底层庶民下沉直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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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后，教育再次向底层人民下沉，是教员一手推动的。

早在1942年4月，教员就在纪念儿童节的活动上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9年后的国庆节前夕，教员接见参加国庆节的安徽代表团。

安徽代表团的成员有个孩子叫马毛姐，她在渡江战役时参加了突击队，不惧枪林弹雨六次横渡长江，帮助突击队运送了三批解放军战士过江，是全国闻名的渡江英雄。

这次参加代表团进京，教员亲自见了马毛姐，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是教员亲笔写的八个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两次题词，都在不久后闻名全国，代表了教员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期望。

不过这两次题词仍然是人文关怀的色彩，1957年在苏联的演讲，则是教员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政治期盼。

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和赫鲁晓夫一起努力，消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问题。

那次大会开的不错，教员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会议期间，他到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然后做了那段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但后面的一些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教员说：

“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们在像你们这么大时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只知道个拿破仑。你们现在的知识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你们已经知道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赫鲁晓夫等等。”

“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负担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

最后教员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

做这次演讲的时候，教员对未来充满乐观，对新中国的新青年们寄予了政治上的厚望——我们老了，事业需要你们来继承。

他是说给留苏学生的，也是说给全国青少年的。

而要培养新中国的青少年，必须让教育下沉，尽可能的让中国青少年都接受教育，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读书，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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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办教育的原则是公平、普及、政治。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华北局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上学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来说，是相当重的，而且中学的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没有助学金。

尤其关键的一点是，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待遇不一致，要么是学校之间的伙食费和津贴费标准不一样，要么是学校之内有大灶和小灶的区别。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根本原因是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待遇不一样、干部之间的级别和待遇又不一样。

这份报告到了教员的案头，他马上给周总理做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随后周总理就视察了北京101中学，号召那些干部子弟和劳动人民子弟一起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并且告诫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变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

经过这次整顿，全国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逐渐平民化，不管在里面学生来自什么家庭，起码待遇方面落差不大了。

而且有了教员的教育公平政策，很多针对中小学生的物资，价格也控制在劳动人民子弟能承受的范围内。

有当事人回忆起六十年代读书的时候，说学校食堂门口的牛奶价格是鲜奶每瓶一毛五，酸奶每瓶两毛，白糖四分一包，豆浆三分一碗，糖浆五分一碗，不要票不要证，每个学生都能买。

当时城市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40块，如果愿意给孩子喝牛奶和豆浆，还是负担得起的。

这是教员的公平教育。

普及则是在村镇办教育。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53年的小学毕业生是293万，初中招生数是82万，初中毕业生是40万，高中招生数是16万，这份数据的背后是中小学的数量不够，大量学生毕业后没有学校招收。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师资力量不够，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资金不够。

为了普及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上学，教员在1957年做出决定，要打破中小学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鼓励街道、厂矿、公社自主办学，如果华侨想办学，也允许私人办学。

仅仅过了五年时间，教员就推翻自己的“接管私立中小学”的决定，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基层。

这一切都是为了普及教育。

他不觉得推翻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丢脸，也不认为国家一定要包办一切，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有利于人民的，他随时可以调整。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基本和大跃进是同步的，于是他借助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在村镇上普及教育。

有了教员的号召动员，街道和公社从微薄的财政中挤出资金，一座座中小学校拔地而起，让中国的青少年们有了读书求学的地方。

至于师资力量，教员也做了指示：“农村的老师不够，就从城市调人，城乡的师资要均衡一些。”

后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下乡，农村便有了充沛的文化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知青填补了农村师资力量的缺失，把城市的文化转移到农村。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小学的入学人数达到3300万，初中的入学人数是300万，高中的入学人数超过百万，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整整翻了5到10倍。

再过十年教员去世，中国已经培养出6285万高中毕业生、1.85亿初中毕业生、720万中专毕业生、各类专门人才411万，共计超过2.6亿人。

而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青少年，成年以后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做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才是中国后四十年腾飞的基石。

此外，那些成年的中国人不适合整日读书，教员便推动了扫盲运动。

城市办起扫盲夜校、工厂有车间学校、妇女有炕头学习小组、农村有冬学和地头学习小组，甚至军队战士都要在训练之余学生字，在全国热烈的学习氛围中，截至1953年城市扫盲100万人，农村扫盲308万人。

到了1958年，全国2200万人脱离文盲，其中160万人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全国四分之一的县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这就是教员的教育普及。

而要达到教员在苏联演讲的期望，教育还需要讲一些政治。

同样是1958年，教员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否则的话，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无产阶级价值观，还是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红色江山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具体做法有两点。

其一是在课堂上增加政治课，让学生们有基本的政治观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将来要为谁服务。

其二是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即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因为劳动人民不学习知识，就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就容易脱离实际，说些“把空闲房子租出去”之类不着四六的话。

于是教员起草文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一律办工厂或农场，在学习之余进行生产，让学生们见一见庄稼是怎么长的、工厂是怎样运作的、商品交换是怎么完成的。

没有条件办工厂和农场的学校，可以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是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后，师生到附近的工厂和农场去，和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既能让师生们接受工农的实际锻炼，也能通过交流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

如果学校实在办不了工厂农场，附近也没有相关单位，教员建议师生们“劳动一段、学习一段”，即初高中学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商店、连队工作一段时间，有了工作经验再回去读书。

这种学习—工作—学习的模式，其实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观。

以上就是讲政治的教育方法。

经过多年的工作教育，学生们便有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真正的工农工作经验，身体上和思想上，都有了无产阶级的属性。

等他们走上社会，就是中国最稳固的根基。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能抵制颜色革命，并且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来，教员培养的青年学生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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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每次进步，都来自教育下沉。

最底层的庶民百姓只有接受教育，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了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基数，才有群星脱颖而出闪耀世间的概率。

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现代中国各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符合这个规律。

不同的是，诸子百家是天下动荡的客观结果，新中国大力推广教育下沉，是教员主观努力的结果。

1970年12月18日，教员接见斯诺时谈起：

“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教员最伟大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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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10-30 13:54
为什么毛主席会对张闻天发火？


跟陶叔学编程 陶然纪 2023-10-24 12:06 发表于湖北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作为全网最早开始集中学习宣传毛主席的自媒体，也是大家比较认可最擅长写主席的公众号平台，我们决定组织“栩然说”全部创作者，来一场大献礼。

从2023.9.12开始，我们按照10个专题，集中创作关于毛主席的相关深度原创文章，每周预计一般发布2~3篇，一直到2023.12.26。

这些都是我们专为纪念主席诞辰130周年精心原创的深度好文。

下面，是我们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系列主题文章的第10篇。

开头先说一件我党历史上争议非常大的事。

1940年3月，周恩来刚从莫斯科治伤回来，难掩兴奋地向中央领导传达了共产国际二把手曼努伊尔斯基说的一段话。

他说，你们中国党内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理论家，那就是张闻天同志。

曼努伊尔斯基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的话显然能代表苏联对我党的肯定态度。所以，在场的中央领导都很高兴，纷纷看向张闻天，表示对他的祝贺。

就在此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快活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因为说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教员。

突然遭到批评，张闻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对教员的这句话，他一直想不通，认为“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

不仅当事人想不通，不少人也对这件事有非议，有人把它当成教员的“黑历史”，甚至有人认为教员是因为嫉妒，很没有风度地出言打压。

实际上，只有对教员的革命经历有深入的了解，知道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才能理解那番话所包含的深意。

这一点，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1

1929年4月，红四军军部来了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的年轻人。

他叫刘安恭，那年才30岁，刚从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毕业回国，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到四军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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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缺少军事人才，特别是急需经过正规训练的干部，而像刘安恭那样受过苏联先进军事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对刘安恭的到来，教员、朱德等领导人都非常欢迎。教员更是提出建议，恢复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

可当刘安恭开始工作后，很快就让教员后悔得直拍大腿：坏了！

在一次会上，刘安恭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教员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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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教员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同时他是个实干派，并不浪费时间辩论，而是下到部队四处搞串连，要把碍事的教员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特别是他身上带着的苏联光环，异常耀眼。

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刘安恭的观点。

双方的对决，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爆发。

大会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只有林彪等少数干部坚定支持教员，由中央指定担任书记的教员竟然落选了，陈毅成为接替者。

甚至在此次大会的《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教员的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教员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此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遭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打击，教员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实际上教员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教员走后，红四军也像丢了魂一样，不仅连打败仗，内部还争吵不休，本来迅猛发展的势头急转直下。

看到部队情况迅速恶化，新的前委书记陈毅焦急万分，不顾个人安危冲破敌人严密封锁，在8月底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教员的决定。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极端民主化，只有民主没有集中，议而不决导致贻误战机。

大会重新选举教员担任前委书记，并确立了他所主张的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正是古田会议，让“党指挥枪”成为我军的铁律，因而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第二种错误倾向，即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

刘安恭是5月来的，6月下旬教员就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便让红军的创建者败下阵来。

并不是因为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么逆天，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太过强大。

教员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挑战苏联经验的权威。

之前教员因为坚持自己观点，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为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些批评都只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刘安恭则完全不同，他所针对的是教员的根本思想方法，要将其彻底否定。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刘安恭在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教员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教员显然已经感受到了第二种错误倾向造成的严重影响，但如果在古田会议上一并解决，必定使矛盾更复杂，并不合适。

所以，他换了一种方式，试图减小这种错误的影响。

1930年5月，教员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做法，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矛头就是对准盲目崇拜苏联经验的风气。

这是一场全新的斗争，教员已经清楚，面前的对手名叫“教条主义”。同时，他也找到了战胜对手的办法，那就是：

用调查说话，用实践检验。

但是他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的其实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闯关比赛。

“教条主义”只是第一关，就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好在他最终闯了过去，正抖擞精神继续前进之时，却迎面遭遇一场风暴的突袭。

发动这场风暴的，就是即将登场的更强大的对手。


2

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党史上颇为神秘的人物——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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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1928年六大之后接替瞿秋白，担任总书记，却在1931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不久即叛变。

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竟然变节，确实比较尴尬，所以与向忠发相关的那段历史长期都被淡化处理。

实际上，在那批工运领袖中，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年纪大资格老，在工人队伍里威信很高。

他在当上总书记之后，一方面信任年轻人，放手让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管事，而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但凡对中国情况有过全盘思考的革命者，都会发现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根本行不通，因此必定会出现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一致。

向忠发同样如此，在很多问题上不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观点，并且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比前任的陈独秀、瞿秋白要直接得多，经常跟他们干仗。

可每次干仗都是他吃亏，因为远东局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动不动就发电报请来“上谕”直接压制。

三番五次地被远东局碾压，向忠发实在受不了，最后憋出个大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告御状”，把跟远东局的矛盾摊开说个清清楚楚，要一把扳回来。

没想到周恩来1930年3月一走，很快就出了大事！

接替周恩来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此人的特点是革命激情十足，当初发动南昌起义，就是由他最早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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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李立三同样想扳倒远东局，但他认为不远万里去打软绵绵的嘴仗根本不够，管用的还得是硬梆梆的成绩，也就是拿下重大的革命胜利，才能挺直腰杆跟共产国际说话。

所以，李立三掌权之后，下令各根据地的红军全面出击，主动发起一系列攻势去夺取大城市，并定下宏伟的目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但是他搞出来的那些军事冒险，不仅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更让共产国际大受震撼。

本来对于我党和远东局的矛盾，共产国际是想当回老胡和一和稀泥，两家以后还是你好我好。但是李立三放了一通大招，性质就完全变了，他表现出摆脱控制的意愿太过明显，引起共产国际警觉，随即重拳出击。

李立三被当成典型严厉处理，强令去莫斯科接受教育，后来一直被留在那里带罪立功工作了15年。

之后，更是对我党的高层搞了一次大换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1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留过学的年轻人保送进入了中央，掌握了实权。

留苏派上台之后搞了两个大动作。

第一个是严格强调对共产国际指示不打一点折扣的执行，也就是他们所宣扬的“国际路线”。

这种完全生搬硬套的做法，应该会在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吧？

那就错了！

看历史时一定要切记，不要代入后人的思维。像生搬硬套不好，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调整等观点，都是吃过很多很大的亏后才形成的共识，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教训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全党上下对“国际路线”热烈欢迎，为进一步贴近共产国际而深受鼓舞，希望能在其指导下早日革命成功。
这里，可以用一位我党著名的早期领导人的态度来做佐证，他就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者方志敏。

方志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突围失败被俘，在狱中写下了很多文章，如大家熟知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还有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则是完整回顾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在文中仍然表现出对国际路线的无比推崇。

他说：

“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的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从此我们是在国际路线下作斗争了。”


国际路线的本质就是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但是优秀如方志敏，也没能意识到它的危害，可以推断当时全党上下已经到了何种盲目的状态。

第二个大动作是排斥异己。

各级关键岗位都迅速被替换成有留苏经历的干部，他们上台之后最看重的不再是工作实绩，而是跟随国际路线是否坚定。

在那样的情绪下，任何对苏联教条的质疑，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独立思考，都会被当成异端。

一场威力惊人的风暴终于形成，自上而下席卷每个根据地的所有角落。

在那场风暴中，一直坚持与教条主义做斗争的教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他被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还被讥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对留苏派的胡乱作为，教员曾坚决地反对，但得到的却是加倍的打压，他只能转而保持沉默。

教员在第二关遭遇的对手实力已经全面升级，并且不再是刘安恭那样单枪匹马的挑战，而是已经联合了起来，通过我党的组织体系发起对他的攻击。

这个对手有个新名字，叫：宗派主义。

以个人对抗组织，教员根本没有赢的可能，让出舞台靠边站才是最优的选择。

而当信心爆棚的留苏派大展拳脚之后，中国革命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复制苏联的成功，反而掉头向下，军队大量伤亡，地盘大幅缩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攻破，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只要是愿意睁开眼睛看看事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国际路线走不通，必须跟着毛泽东！

这才有1935年的遵义会议，大家都服气了，认同了教员的意见，推举他领导党和红军。

坐了几年的冷板凳，教员有了全新的领悟：反对“教条主义”还是属于“破”的层面，今天反对迷信这条经验，明天他又会去迷信另一条经验，根本反对不完。

更重要是要“立”，即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要能够全面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那样才能不再依赖别人。他将之称为：

独立自主。

教员曾经非常感慨地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但是，还请注意，他说的是“懂得”，还加了一个“开始”，而不是“做到”。

为什么呢？

要做到独立自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大的难关要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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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革命还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苏联依然对我党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

遵义会议是特殊的，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先例——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变更了党的领导人。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考虑到以后让共产国际更容易接受，教员拒绝了由他担任总书记的提议，而是力推留苏派的张闻天来担任。

即便如此，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新班子，还是很快遇到了挑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兵力竟然不如自己，就已经产生了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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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而在得知遵义会议的具体细节后，他更是动了心思：不经过共产国际同意就换人，那我也有机会啊！

于是，他开始不断跟中央唱反调，中央决定北上，他就要南下，直到发展成拉走部队，另立中央，任凭中央怎么做工作，就是不回头。

张国焘闹出的这场分裂，成了我党的“至暗时刻”，本来就已经遭受严重损失的革命力量，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
在这万分凶险的时候，共产国际伸出了援手。

共产国际派出的联络员张浩（原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穿越蒙古戈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已经转战到陕北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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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林育英）

正是依靠张浩的努力，我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它对新中央班子的认可。

张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按照教员的要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劝说张国焘撤销伪中央，北上与中央再次会师。

此时，张国焘拉走的队伍连战连败，士气跌到谷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共产国际承认教员领导人地位的消息，则成了压垮他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再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得不停止胡闹，遵令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会师，胜利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更是终结了一次极其凶险的分裂。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共产国际人还怪好的，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可他们干完件好事，往往要搭着点坏事。

很快，他们就把王明给送了回来。

在1931年1月，王明被推上了党的领导人的位子，但是当时上海的环境日益危险，中央不得不转移到瑞金去。

王明不愿意去落后的农村，就通过他在中山大学留学时的老恩师米夫做工作，安排他去莫斯科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进入莫斯科的政治圈子后，王明如鱼得水，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达到了中国人在该组织的最高峰。

如果不出意外，王明将作为国际共运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在莫斯科的宦海浮沉。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就一定要出意外。

因为斯大林非常担忧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国共两党齐心协力拖住日本，同时他也不放心我党真能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合作，左思右想下决定派个人来监督。

王明就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钦差”。

1937年11月，已经离开6年的王明，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随着王明一起到来的，就是第三关的挑战。

回国之后，王明完全不顾中央和教员的意见，执意跑到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去展现国共合作的诚意，结果被蒋介石一顿骑脸输出，弄得非常被动。

为了避免继续丢人，中央要求他回延安，但是他仍然不死心，继续赖在武汉，代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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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任性妄为，使我党再次出现分裂的风险，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

得知王明的所作所为，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王明有缺点，毛同志要帮助他改正。

听到季米特洛夫的话，王明知道没戏唱了，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回到延安。

（这段历史，请看陶叔之前的文章《深受苏联重视的王明，为什么会败于毛泽东？》）

即使是待在延安，王明仍然对我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有这样一位“钦差”存在，不少干部心里有顾虑，对中央的各项政策是否与共产国际一致产生怀疑，总是习惯性观察王明的态度。

教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全党还没有完成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他十分清楚这并非王明个人的能量大小问题，而是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党内很多人已经习惯听命于共产国际，根本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实际上，自从季米特洛夫成为一把手后，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共产党干预过多的做法，鼓励各国党发挥自主性。王明是个聪明人，在延安期间他也并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行为。

但是，我党已经发展了快20年之后，却依旧对共产国际有很强的依赖，在思想上没有完成“断奶”，仍然称不上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党。

这种情况必须做出改变，必须走出关键的那一步，为此教员已经思考了很长的时间。


4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故事，你是否能理解教员愤怒的原因？

我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还在为收到一顶共产国际颁发的“帽子”就喜不自胜，这不就是严重缺乏自信的表现吗？

好也罢，差也罢，理论家也罢、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非要共产国际盖章认证才有含金量吗？

所有的评价，不应该是基于中国革命者的具体实绩，由我党的组织体系来给出吗？

如果连自己行动的对错，连革命者的贡献评定都要自我怀疑，没有自信，习惯于或者总希望有个“婆婆”管着，自己只当个乖巧听话的小媳妇，害怕行差踏错，就是典型的不成熟不独立，缺乏使命担当的表现。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确实提供过重大帮助，但是它给我党发出的指令，很多时候并不符合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一旦出了错就会甩锅给我党领导层，陈独秀、瞿秋白不同程度上都当了其错误政策的背锅侠，出了错换个人，把责任打包甩掉，远在莫斯科的那帮人总能以“永远正确”的姿态继续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最后一次推上位的王明，以及接替他的博古，更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照搬苏联经验，以原原本本地执行国际指示为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即使王、博不再掌握最高权力，他们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党内依然根基深厚，只抬头等待莫斯科的指令，却对从脚下的土地里得出的经验怀疑，甚至轻视。

即便是像张闻天那样优秀的核心成员，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却始终摆脱不了对苏联的心理依赖。

如果我党的领导成员，不能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不能坚定对走自己路的信念，不能把看向苏联的眼光从仰视变成平视，保不齐哪天又从莫斯科传来“二指宽的条子”就把我党领导人给换了，那将对中国革命进程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经过近2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浪淘沙形成了以教员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之后，我党早已在身体上成熟，但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许多幼年时期的习惯与记忆，为了完全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我党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向独立自主。

要采取行动，闯过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

不同于遵义会议时与中央成员个别做工作的方式，教员发动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一场触及全体党员灵魂的根本性变革，那就是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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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是教员开创的一种全新工作方法，同时也饱含了他对同志们的关爱。对于思想转不过弯的同志，他的要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生涯的关键转变。

而被很多人崇拜的苏联，对于党内的不同派别，则是高举肃反的大棒，甚至极端地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那种严酷的做法，在留苏派掌权时期也被照搬过来，一度在根据地盛行，很多忠诚的革命者，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审查关押，甚至错杀，教训极其深刻。

在教员的主导下，整风运动则是以最和缓的方式开展，既触及了灵魂，同时解放了束缚，成功地推动着我党跨越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关口。

正当整风运动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1943年5月，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宣布该组织计划解散，并征询意见。

对于其解散的决定，教员表达了坚决的支持。他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说道：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共产国际解散了，我党失去了伟大的母亲，但也因此顺利完成了少年向青年蜕变的最后一步。这种蜕变必定要经历，最后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

有了整风运动打下的扎实基础，到1945年党的七大，从中国实际中产生的马列主义本土化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从那时开始，我党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党，一个充分自信的党，由这份自信激发无比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又以极大的勇气宣布不承认一切跟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碎了帝国主义压在全体中国人身上的枷锁。

更是在建国不久，就派出志愿兵与美国为首的15国联军死磕，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宝贵空间。


5

抚今追昔，在感慨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功之时，切不可忘记教员为我们定下的原则：独立自主。

这一原则饱含智慧，在任何时期都适用，是判断各种思潮成色的试金石。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效仿的对象从苏联转成了美国，同样出现了照搬美国经验的风气，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知识界、经济界的不少人唯美国马首是瞻，把有过西方经历当成到处炫耀的资本，因为得到西方的这个奖那个奖而骨头轻，本质上都是放弃了独立自主，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俘虏。

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喜滋滋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鼻孔向上对国内的一切横竖看不上眼，动不动摇头晃脑地背诵从西方取来的经。

更可笑的是，那些货色居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少人愿意捧着他们的臭脚赞不绝口。这样的滑稽戏在舆论场上每天都在上演，随处可见！

不管是以前迷信苏联，还是现在迷信美国，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教条主义，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背叛。

那些早已走过的弯路，吃过的亏，有人在狂热地鼓动我们再经历一次，在所谓的西方文明世界光环的吸引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上当。

只有经过教员思想熏陶的人，才能一眼看穿他们的表演，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养成这份自觉。

擦亮眼睛吧，树立起对中国道路的强大信心吧，独立自主来之不易，决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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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11-25 17:08
遵义会议，毛泽东如何逆天改命？


原创 跟陶叔学编程 跟陶叔一起学 2022-02-10 13:28

一 蒋介石

　　1935年，蒋介石感觉自己深受命运眷顾，达到了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自从1924年被孙中山重点培养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逐渐拿到了军权。仗着军队的支持，他PK掉了被视作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但在党内势力群起攻之下，他被迫下野，开始蛰伏。

　　很快，他在1928年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他的“卧龙”：杨永泰。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

　　杨永泰的政治经历非常丰富。怎么样个丰富呢？就是当时有头有脸的势力，他基本上都去混过。孙中山崛起了，他投靠孙中山；感觉孙中山没有实力，他投靠西南军阀；西南军阀局面没控制住，他北上去投北洋军阀。在北洋军阀那不得志，他向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李、白收到信一看，文章写得自是极好的，但这个人嘛……妥妥的“三姓家奴”。当我们没看过三国吗？直接给拒了。

　　杨永泰也不气馁，又找上了蒋介石。老蒋一见，大喜过望。早知道李宗仁、白崇禧不是干大事的料。不就是个反骨仔嘛，玩背叛也不看看谁是祖宗？漂泊半生的杨永泰这才高山流水遇知音，开始在老蒋手下发光发热。

　　杨永泰献出的第一策是“削藩”。

　　历史上的卧龙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而杨永泰熟知天下事，是因为他哪都干过。他清楚每一派军阀的弱点：冯玉祥缺钱，阎锡山缺权，张学良缺名，李宗仁缺兵。对症下药，他提出收买冯玉祥的部将，划给阎锡山更多地盘，给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的名号，军事打击李宗仁（李宗仁：怎么感觉特意针对我的意思？）。

　　蒋介石依计而行，不到三年“三藩”臣服，东北易帜。

　　而在蒋介石忙完削藩后，井冈山的红军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了。

　　于是，在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当时的红军不过2万多人，这点兵力老蒋怎么可能放在眼里，必须优势在我啊。他划给何应钦10万人，就准备听好消息。

　　但是何应钦败了，回来报告：不知委座知不知道秦国老将王翦灭楚的故事？老蒋说我也不想听你那些废话，不就是嫌兵少吗，这次给你20万。

　　1931年4月，何应钦带着20万人对战红军3万，第二次“围剿”，又败了。

　　废物！蒋介石降了何应钦的职，亲自带着30万人在同年7月第三次“围剿”，也败了。

　　何应钦正准备说话，蒋介石眼一瞪：闭嘴！把杨永泰叫来！

　　杨永泰来了，带着他的主意走来了。他指出红军与那些军阀武装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将政治理念用于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红军最大的优势是政治！

　　杨永泰献出第二策：对付红军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七分政治主要是加大力度宣传，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并对苏区全面经济封锁。目的是在恶化苏区生存环境的同时，切断红军与苏区人民的联系。

　　1932年7月，他的这套先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牛刀小试。张国焘招架不住，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

　　管用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马上掉转枪口，于1933年1月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并未得手。蒋介石认为只是准备不足，在该年9月带着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

　　终于如愿以偿，中央苏区被攻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向西突围，长征自此开始。

　　红军突围时，蒋介石正带着宋美龄在西安逛碑林。得到消息后，老蒋波澜不惊——要的就是红军突围。

　　因为杨永泰早已献出第三策：一石二鸟、驱虎吞狼！

　　虽然之前削藩把最大的四个军阀给收拾了，但是去了大的还有小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统治地盘只有豫、鄂、赣、皖、苏、浙、闽、沪共七省一市，其它都在各地军阀之手。而且麻烦的是，这些地方军阀名义上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老蒋要收拾他们得找个叫得响的理由。否则，他们必将抱团反抗，那就天下大乱了。

　　杨永泰的计划是驱赶红军进入各个军阀的地盘，中央军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尾随追击。前头让军阀与红军火拼，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再放马过去一刀砍倒俩，既灭了红军又收了军阀。

　　为了把各路军阀们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杨永泰还为红军规划好了一条路线：过湖南，进云贵，穿金沙江，入川西，最后在大渡河边Game Over。蒋介石一看，忍不住吐槽，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路！他们走这条死路干什么？

　　但是前方传来的军情不断验证了杨永泰的判断，红军恰恰按照这条路线前进。掌握先机的国军不断消耗着红军的实力，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减员近4万人。后来除了在湘西提前布置的口袋阵红军没有跳进来，基本上可以说是算无遗策。

　　得到的最新战报表明，红军进入了贵州，正在遵义停留，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四川，奔赴最终的宿命。

　　蒋介石胸有成竹。



二 博古

　　1935年，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感受到一场危机正向自己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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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此时不到28岁，但是他作为党中央总负责已经快4年了。他是如何坐上这个位子？又是怎样陷入危机的？这一切取决于他遇到的三个人。

　　博古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上积极进步。1925年，刚考上大学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他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他遇上了第一个人，也是他的“贵人”——王明。

　　王明比博古高一届，更是学霸一枚。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成绩突出深受副校长米夫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学生中搞起了小团体。王明看得上的人，都自认最懂原汁原味马列主义，而且互相欣赏。王明把博古拉了进来，其他还有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一共是29人，最终成团出道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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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和他的“老”恩师米夫

　　这个团队的核心是王明，后台就是米夫。米夫认定自己的政治出路是吃中国这碗饭，发力写了不少专著，立志成为苏共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中国学生们则是宝贵资源，因此他刻意把学生往中共的重要岗位上拱。在他看重的学生中，王明尤其是心头宝。随着米夫在共产国际内的地位上升，他给了王明很多露脸的机会，直到把王明推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为什么米夫有这么大的能量成为中共的“造王者”呢？这就需要讲一讲我党与共产国际相爱相杀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按照加入要求，我党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

　　正是依靠共产国际的全方位支持，中共才能从当时国内林林总总几百个党派中快速崛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策高度，中共在基因上就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共合作，更成了中共突飞猛进的独门法宝。

　　但是，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国情不了解。老爷们搞出来的研究一直是半桶水，却总是高高在上，认为苏联经验神圣不可改易一字。你说城门楼子，他说胯胯轴子，你问地来他答天，中共领导人苦不堪言，双方的架吵了无数回。

　　同样，共产国际看中共的领导人，那也是Vodka硬往墙上挂——根本就不像画（话）。从陈独秀、瞿秋白到李立三，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唱起反调来调门越来越高。得下定决心来个彻底的，给中共整出一套严格执行国际指示的好班子。

　　谁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必须是中国问题专家米夫啊！

　　1930年12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口含天宪来到上海。做了一番准备后，于1931年1月组织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上，留苏派大批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前已经回国折腾了快两年，事没干成还挨了不少处分的王明，被直接保送进了政治局。而回国仅仅半年的小学弟博古，虽然没进党中央，也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很快又当上团中央书记。

　　几天之后，米夫找来会上没给王明投票的二、三十人亲切交流。米夫说，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必定要处分！而在中共党内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只有王明兴奋得偷偷搓手：这就赐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属于是！

　　这样一来，虽然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王明已经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可惜，好景不长。王明的兴奋劲还没过去，4月，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很快叛变了。随后，6月，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

　　由于这两人卖得是相当彻底，上海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央在上海日渐无法立足，决定分批转移去中央苏区。

　　作为实际掌权人，王明当然该去苏区，但他不愿过苏区的艰苦生活。王明可从来都是小机灵鬼，他给已经回国的米夫打了报告，居然要润到莫斯科去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自己要走，可是中央的权力不能丢，必须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

　　环视党内，谁最可靠呢？王明看中了博古。

　　在王明给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他离开中国期间，成立中共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任“总负责”：学弟啊，哥去去就回，替我好生盯着吧。

　　时年24岁，之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一跃而成当家人。

　　这个过程现在看来过于魔幻。如果换作我们在博古那个年纪，天降如此大任砸在自己头上，肯定只能来一句：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博古会怎么想呢？

　　可别忘了，王明仅仅比博古大3岁，不过27。而他们这一派的国际总后台米夫，也就30而已。那个时代就是年轻人的天下！

　　做个总负责肿摸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博古最多有些紧张，更应该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

　　博古是相当有把握。有在苏联4年的学习工作打底，他自信已经把苏联经验学好吃透，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把求来的真经用好用足。

　　王明走后，博古负责的中央正式开张。

　　共产国际已经定下了大政方针，临时中央拼的就是干劲足、胆子大。

　　为了掀起“新的革命的浪潮”，下了大力气组织工人暴动，搞宣传办刊物，还创造出了“飞行集会”——挑大街上热闹的地方，花三五分钟做个演讲宣传，讲完以后撒把传单就跑。现在的“快闪”，就是当年他们玩剩下的，还要刺激得多。刺激是真刺激，就是比较费同志，被抓了不少人。

　　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充满了激情与热血，革命豪情冲云霄。在他们看来，党内那些对执行国际指示拖拖拉拉的，是革命工作中的保守分子，必须毫不留情地斗争，为此发起多次运动进行打击。

　　但是，临时中央期盼的革命浪潮没有按时到来，他们在大城市彻底呆不下去，不得已在1933年1月迁到了中央苏区。

　　到这之后，博古暴露出自己的短板：他不懂军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红军应该主动发起进攻，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取得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皖等省份的首先胜利，把分离的苏区连成一片，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域，争取尽早向反动派发起总攻。但是根据地掌握红军的领导人显然不这么想，总是强调各种困难。

　　甚至连从上海过来的同志也在向他们妥协。作为临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周恩来，他与朱德共同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依然是大开国门放敌人长驱直入，这明明是被中央多次批判的战法——你们不能让苏区的土地和人民被敌人蹂躏，得打出去占领南昌、包围武汉！

　　更气人的是，留过苏进过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居然都开始研究游击战，说是要写几本教材。他还是中央寄予厚望要带领红军正规化的人吗？

　　你们这都是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啊！

　　可是，每当博古与他们争论时，这些人总是笑嘻嘻：博古同志，请你具体说说这仗该怎么打？

　　博古心里直抓狂：这道题我不会啊！太难了！

　　不过，即便如此，博古也没破防。因为这种情况他早有准备，只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那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二个人：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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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他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至于派来具体做什么，说法比较多。有说他是来做情报工作的，还有说他就是专门来送一笔经费。但不管来做什么，到了上海后他与博古经常见面交流。

　　博古对李德是相见恨晚。得知此人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还在苏俄内战和德国巴伐利亚起义中担任过指挥员，更是觉得挖到了宝：这位妥妥的军事专家，而且是正红旗的！

　　从上海出发之前，博古就请求李德一起过来。而李德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来到中央苏区，则到了1933年9月中旬。

　　真是望眼欲穿。

　　当着苏区高级干部的面，博古宣布了李德的身份：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这里他搞了个文字游戏，确实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但做军事顾问却是他安排的。把两句话搁一块说，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心眼也是相当活泛了。

　　从此以后，李德就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指导了。

　　一个坚决执行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个保证纯正的苏联战法，简直是就着红菜汤吃大列巴，没有比这味更正的了。

　　李德就位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蒋介石按照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苏区进行了严密封锁，苏区处境日益艰难。

　　另外，蒋介石也有位德国顾问，名叫汉斯·冯·塞克特（名字中间带个“冯”，一看就是老容克贵族）。在他的指导下，国军广泛采用碉堡战术。这对装备很差，攻坚能力几乎没有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实话实说，李德并非军事上的外行。针对敌人的铁桶阵，他提出用短促突击的方式，先将国军引出碉堡，再包围歼灭。但这种战术让敌人吃了几次亏以后，人家就不上当了，不能根本改变红军的劣势。

　　敌人引不出来，李德没别的招，只能命令红军硬上。他还执迷于图上作业，在误差很大的地图上排兵布阵，经常把前线部队给带到沟里去。

　　他的指挥导致红军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虽然明显感受到周围中国军人眼神的异样，但李德认为是那些零敲碎打的堡垒战限制了自己的发挥。他迫切需要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正规战专家的能力。

　　很快，机会就来了。

　　1934年4月，国军11个师加上1个炮兵旅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扑来。李德不顾红军只能调动9个师而且装备差得多的现实，执意以阵地战来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

　　广昌战役打了18天，红军战士伤亡5093人，损失了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而毙伤俘敌只有2626人，是一场毫无疑问的败仗。

　　广昌战败，瑞金门户洞开，敌人打过来只是迟早的事。

　　已经熟悉李德作风的人们，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地梭哈。他反倒很清醒，做出判断：在苏区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唯有突围一条路。

　　在获得共产国际批准后，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而除了那一次高光的判断，长征途中李德的指挥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红军艰难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在湘江之役遭到惨败，主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3万。

　　目睹湘江上漂浮着的大批红军战士尸体，一直信心爆棚元气满满的博古，心态崩了。

　　有人看到博古拿着佩枪，对着自己比划，赶忙阻止他做这种傻事。

　　博古心理崩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寄予厚望甚至崇拜的李德，看出来是真不行。但是谁把红军交给这个水货指挥的？还不就是他博古吗？这个历史责任他逃不掉。

　　另一个则是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因为他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

　　当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联系，需要通过中共上海局进行中转。但是在共产国际回复批准大转移的决定以后，从9月开始就再也接收不到上海方面的信号。这个原因多年以后才弄清，上海局连同电台被国民党给一锅端了。上海那边的几个秘密警察根本没想到，一次为完成KPI搞的行动，就这么轻易地改变了历史。

　　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党中央做出的决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的意志。

　　既然不是国际的意志，那就得大家商量着来了。

　　已经有人站出来，要求改变既定的行军路线。他的意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博古打量着那个人的支持者们。朱德、周恩来支持他，博古不感到意外。军队对于不断的失败早已不满。但是张闻天、王稼祥也支持他，这可是留苏同学，二十八个半成员，他们什么时候站过去的？

　　面对群情汹汹，也出于不再坚信李德判断的正确，博古同意了对方的意见。

　　现在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被否定。部队到达了贵州遵义，即将召开一场新的会议。

　　这个会博古根本不愿意开，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面前的危机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条件：议题只集中在总结湘江战役的教训，切口小范围窄，这样好控制。

　　他预感这场会议将决定红军的命运，更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实在是害怕去面对那个人。

　　那个一直发表不同意见，逼得博古不得不低头的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三个人，名字叫做：毛泽东。



三 毛泽东

　　1935年，42岁的毛泽东刚好走到生命的中点。

　　这个时间点往往是人生的转折。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人物，前半生辉煌壮丽，但是在接近中点时却不断遭遇打击。其中大多数人会被完全摧毁，从此颓丧不堪。似乎存在着一种宿命的妖怪，就埋伏在人生的中途，张开大口要将每一个心怀大志的人通通吞噬。

　　毛泽东在此时同样被命运重点照顾，一个比一个更凶险的劫难向他袭来。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渡过天劫，最终成就伟大不凡的人生。

　　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劫难？又是如何渡过的？这一切需要从头说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大肆屠杀。但共产党不是地里的庄稼，不会待在原地等着他来砍瓜切菜。换了当家人以后，中共迅速决定拿起武器跟他拼了！

　　这时问题来了，搞军事斗争一直都不是共产党的强项。以前他们把国民党的毛病看得很明白，是只搞军事不发动群众，现在猛然发现自己走入另一个极端：只发动群众，没人搞军事。

　　没有搞过也得搞了，而且为了提高成功率，先后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应该是党内经历最完整的人。他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唯一没做过的就是军事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恰恰是军事工作为他开辟了新的天地：

　　打长沙失利，放弃原定的占领中心城市计划，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闯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带领红军展开游击战、运动战，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避免红军成为流寇，越战越强越打越大……

　　很难想象一个从没打过仗的人，不光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打仗，还建立如此之多的开创之功。这时的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投身革命以来最佳的状态，进入了前半生最高光的时期。

　　但是，劫难随之开始。总共有三劫。

　　第一劫，刘安恭的挑战。

　　1929年，留学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的刘安恭结业回国，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到了苏区。

　　对这样一位急需的军事人才，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都非常欢迎。在毛泽东建议下，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同时毛泽东将自己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让给了他。

　　可是刘安恭一开始工作，立马让毛泽东明白：来者不善！

　　刘安恭在会上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毛泽东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而且他是个实干派，既然看不上就要动手推翻。他不浪费时间斗嘴，开始不断地在军内串连，要把碍事的毛泽东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身上带着苏联光环，而且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他的观点。

　　而毛泽东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有的军队领导原来就认为他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心里憋着气，但大家都还保持着水面的平静。而当放进来一条鲶鱼到处乱钻以后，积累的矛盾被挨个引爆，这个池子就开始热闹了。

　　爆发的顶点就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书记，陈毅成为接替者。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毛泽东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这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一时之间，毛泽东在精神与身体上遭受双重打击，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而实际上毛泽东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在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确立了毛泽东主张的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一劫，因为有陈毅与周恩来关键性的支持，毛泽东还是比较轻松地渡过了。但是，稍加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凶险。

　　刘安恭是5月来的，6月下旬毛泽东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就让作为红军创建者的毛泽东败下阵来。这并不是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强大。毛泽东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面对苏联经验的挑战。

　　之前毛泽东因为坚持自己观点，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时的批评主要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刘安恭带来的挑战，则是对他的思想方法的彻底否定。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

　　刘安恭在10月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毛泽东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渡过这次危机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进入一段快速发展期，根据地不断扩大，并接连打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似乎，刘安恭的影响已经消失。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劫，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

　　1931年年初，米夫开了一次大会和一次小会就将王明送上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中央由留苏派完全主导，开始在各项工作中推行其“左”倾路线。

　　而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中央苏区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毛泽东一直顶着不执行中央指示。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中央分批派出许多核心干部进入苏区。分别是：

　　1月，项英到达，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

　　4月，任弼时、王稼祥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12月，周恩来到达，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些中央来的同志有一个相同点：当他们在上海时，都认为前面派去苏区的同志意志不坚定，没有按中央要求把老毛搞定。而等到自己来了苏区，与毛泽东一碰面，却都是频频点头：有道理，索得斯内，不，很哈拉少，看来真的只能这么办。

　　说到底，这些中央来的领导，不管各自的经历与背景如何，都是务实做事的人。真正到了苏区，无论是打仗还是搞土改，毛泽东的办法就是管用！

　　但是，当博古在9月成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以后，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很快啊，就给苏区中央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切实转变为国际路线，责成“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告讨论经过”。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就不是苏区中央局能够Hold住的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苏区一大（即赣南会议）在11月1日召开。这次大会把毛泽东在思想、土改、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全面进行否定，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的传统"。

　　会议通过的决议最后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其实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而在组织上，会议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转而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

　　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的火力还不算太猛，留有余地，但是定了调开了头，撕开了口子中午就得补上，否则早晚要越扯越大。

　　会后，虽然毛泽东转做政府工作，但是很快又不得不把他召回参与军事行动。

　　这是因为，临时中央要求占领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为红一方面军定下的目标是打赣州，并且要把赣州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计划太美好了，让大家普遍心动，只有毛泽东表示了反对。但是，有临时中央的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被抛到了一边。

　　果然，打赣州失利。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由他带领一路分兵（称为东路军）转头就去打下了漳州。

　　像之前的无数次事实证明的一样，苏区的同志们觉得：还是毛泽东正确。

　　但是，临时中央不要你们觉得，而要我觉得。

　　1932年4月，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汇报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热烈招待。

　　指责排山倒海而来。他们对赣南会议的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远远不够，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高度。他们发文严厉斥责苏区中央局，强令进行改正。项英顶着满头包返回了中央苏区。

　　之后，虽然毛泽东带回了攻打漳州的重大战果，周恩来也努力进行维护，但是苏区中央局依然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同时与他在讨论红军指挥权以及下一步作战目标上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上，中央局领导突然亮出了一封临时中央的指示信。

　　这封信是中央在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全文约一万三千多字，针对性很强，火药味非常浓。

　　会议主题由此急转，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会。

　　面对中央的直接批评，毛泽东彻底失去反击可能。虽然周恩来试图找出妥协的办法，甚至留苏派的王稼祥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并被批准脱离军队前往后方养病。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军队，竟然会有整整两年之久！

　　其实，毛泽东这次的失败，在上一次斗争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上一次是因为有陈毅挺身相助，而在中央也有周恩来做公正的裁判。而这一次，他真正的对手，实际就是临时中央。

　　临时中央的思路与刘安恭一脉相承，他们要的是原原本本的苏联模式，对毛泽东在山沟里手搓的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当对手是这种观点时，即使只有一个刘安恭就已经让毛泽东非常被动，而这次换成代表中央的博古等人，当他们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时，毛泽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他认输了。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

　　第三劫，罗明路线剑锋所指

　　无论是赣南会议还是宁都会议，毛泽东始终认为对自己的批判是错误的。为此，他不仅在会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会后也向中央写信申诉。但是得到的只有对他更严厉的批评。

　　医院休养期间，在与病友进行交流时，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表达了对教条主义的反感。

　　其中的一位病友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罗明即将出院之前，毛泽东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对其今后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非常认同毛泽东的意见，回到工作岗位后就积极进行部署，并亲自前往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恰恰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无理之人，引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那个人就是中央总负责博古。因为环境过于恶劣，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博古一行路过上杭。罗明得知以后立即前往迎接。

　　博古见到罗明很奇怪：“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没有再说什么，只在心里记下了名字。

　　而等博古到了瑞金，一场反“罗明路线”的狂风平地而起。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被这场风暴席卷，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曾在赣南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同志被打倒批判。萧劲光被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典型，一度要判处死刑，最后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坐了牢。毛泽东的亲属贺子珍、贺敏学、贺怡一个不落都受到打压。

　　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里诉苦。毛泽东无能为力：“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明白了。毛泽东从此闭上了嘴，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那时候他的家“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是，人不上门，疟疾又上了门。最严重的时候，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毛泽东实在扛不住，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而身边日夜守护的贺子珍只能淌着眼泪安慰、鼓励他。

　　毛泽东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与历史上的许多突遭厄运的人物一样，毛泽东此时完全被孤立，他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早在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归纳，他称之为：孤愤！

　　“孤愤”就是那头紧跟人生劫难之后出现的妖怪。它的可怕在于：被孤立的感觉会让人否定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或是完全自我怀疑，从此迷失前进的方向；或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别人，丧失支持反而更加孤立。

　　而愤怒则让人失去理智，迫切寻找情绪的出口。有人依赖酒精，借此麻醉自己。而许多有文才的人则将满腔愤懑诉诸笔端，翻翻中国文学名篇，随处可见作者在倾倒失意与不满。其中还有不少文豪是既好酒又好文，双管齐下双倍发泄。在这个时候，文学才华反而成了他们人生的诅咒，不断宣泄情绪的同时也在丧失心气，在失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再也走不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已落入孤愤之中，虽然他不嗜酒却极有文才，如果他与前人一样沉浸于创造失意文字，他的人生辉煌也就到此为止。孤愤的妖怪将满意地合拢巨口，将他完全吞噬。

　　但毛泽东的伟大首要就在于精神的强大！他即使遭受了身心的双重煎熬，却迅速消除负面的情绪，恢复了头脑的清醒。他猛然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败！

　　回顾三次劫难，其实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为什么是“罗明路线”？罗明不正是执行的毛泽东的意见吗？为什么不直接叫“毛泽东路线”？既然希望他靠边站，甚至要将他的影响力完全抹去，为什么不撤掉他的苏维埃主席职务？博古到了苏区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什么仍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一连串的问题后面的答案呼之欲出，因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来电，严禁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就让国际眼前一亮。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被国际反复提及。国际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而在1929年传出毛泽东的死讯后，深感痛惜的国际发出了一千多字的讣告，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对中国同志评价如此之高，让临时中央很感动，却不敢动。

　　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背后如此多的信息，但他肯定能感觉到其中的不寻常。

　　其次，支持他的人结构在发生变化。毛泽东一路走来，所取得的胜利依靠的是他超越时代的眼光与思考能力。别人的思考在第一层，他已经在第五层，距离拉得太远说服别人不易。但是他的想法对不对，很快就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依靠事实说服人，是毛泽东赢得越来越多同志拥护的根本。

　　根据地起步时期，支持毛泽东的往往是身边的红军战友，他在上面没人，因此老挨中央批。但是随着苏区越搞越大，中央派一批批干部进入苏区。这些干部中，只要想务实干事的，都不可能对毛泽东意见的正确性视而不见。许多中央领导，包括留苏派也逐渐接受了他的主张。这其中尤以王稼祥、张闻天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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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左）张闻天（右）

　　张闻天1933年才来到苏区，此前他站在上海的干岸上，和博古一样看不起毛泽东在苏区搞的土狗刨水。但是一旦进了苏区，亲自下去扑腾了几下，他就明白了：还是老毛厉害！尤其广昌战役的失败，更让他顿悟：此路走不通，要找毛泽东！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大家认事实，毛泽东就能逆袭。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收拾好心情，身体初步恢复之后，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认真做好政府的每一项工作。正是由于这段时间的积累，不管是后来延安的边区政府还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他对政务的处理已经驾轻就熟。

　　另一件事是读书。他在打下漳州后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其中就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他一直被攻击不懂理论，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补了课。留苏派此时还不知道，他们成功地逼出了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

　　两年的实践，两年的沉潜，毛泽东想通了许多东西。这些成就将在长征途中逐渐显露出威力。

　　红军长征开始之后，毛泽东争取与王稼祥、张闻天编在一个队伍。他们走了一路，谈了一路。王张二人惊讶于毛泽东理论知识的渊博与认识的深刻，与他们原来印象中只会土办法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由此刮目相看。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出路也达成高度一致。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一项成就：团结盟友。

　　之后，毛泽东开始主动出击。在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他打破了公开场合的长期沉默，两次提出要求停止继续往西，改为向北。按照他的想法此时向北，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去往井冈山，甚至进一步可以返回中央苏区。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走向，但肯定可以挽回无数牺牲在湘江边的红军将士生命。

　　中央无视了他的意见，紧接着就是湘江惨败。

　　这场惨败使得博古、李德再也无法独断专行。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给了他有力支持。这次会议改变了原定的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贵州进军。

　　到达贵州黎平，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

　　轮到毛泽东发言了，他说：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

　　什么？老毛刚才说的什么？他说斯大林很英明！

　　这还是那个一贯冷着脸对待苏联经验的毛泽东吗？历经三劫站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已经变了，政治上变得成熟。过去的他偏重于琢磨事，而现在他同时注意琢磨人，会以更灵活的方法团结更多的同志。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二项成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毛泽东的发言大获成功，不仅王稼祥、张闻天继续支持，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也热烈响应。大受震撼的博古竟哑口无言。

　　会议做出决议：进军遵义。

　　会后，深受鼓舞的张闻天与王稼祥提出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目的就是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他们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成为中央的领路人，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毛泽东并不是政治野心家，他一直没有愿望去占据中央的位子。

　　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被选为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同时是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但是他的兴趣转向了下去搞农民运动。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找他谈话，希望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他在地方在军队，从实践中得出了真理，而中央的领导能给予的正确指导反而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严重错误。只有他站出来，成为新的领路人，才能给这个党这支军队找到出路。

　　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逆转党和军队即将覆亡的命运。

　　毛泽东已经准备好。

　　而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将使用达成的第三项成就，一击命中，完成对党和军队的终极拯救。



四 遵义会议

　　1935年，成立快14年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而在同年，一位18岁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天才科学家，应邀到中国的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讲学。在这里，他开始将自己长期的思考成果往创建一门新理论进行努力，最终在1948年这门新理论问世。这位科学家就是诺伯特·维纳，他创建的理论叫做“控制论”（Cybernetics，又叫赛博学，赛博朋克Cyberpunk与此有关）。

　　如果你对这门理论没有概念，陶叔请几位科学家出来做一下现身说法。

　　首先请出的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笛卡尔。他有一句名言：“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之间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但是我们另一位老熟人达尔文出现了，他过去冲着笛卡尔的左脸狠狠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来。我这套理论叫进化论。

　　笛卡尔的左脸肿了起来。

　　维纳过意不去，觉得不对称不好看，就冲着他的右脸也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机器也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用的是一样的反馈机制。我这套理论叫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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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左）达尔文（中）维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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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贴错了，应该是这张

　　通过这个小节目，就可以大致了解控制论的伟大意义了。如果还是不行，只要记住这个理论相当牛逼格拉斯就够了。

　　控制论揭示了普遍的科学规律，是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科学方法之一（其他两种是系统论与信息论）。将它运用在任何领域，都能得到科学的指引。

　　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控制论告诉我们，需要有一套反馈机制来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稳定发展。

　　为什么要花这些篇幅介绍维纳的控制论呢？因为控制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科学角度。

　　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里，中共右倾左倾老是在犯错，左倾右倾错误又重播，像是在被命运有意捉弄。追根溯源是存在结构性缺陷，党的组织系统缺少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方针。共产国际只把中共当成自己的执行部门，对中共领导层的多次调整只是为了更加僵化地执行其指令，完全忽视对执行时出现问题的反馈。

　　正是因为这个缺陷造成的错误积累，共产党与红军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必须把这个Bug补上。

　　但是，此时离维纳的控制论出现还差13年，不能拿来作为理论依据。而且，党内高层普遍迷信苏联经验，毛泽东如果硬要调整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往大了说是捅马蜂窝，往小里说是捅小马蜂窝，反正很危险。

　　他该怎么办？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一座公馆召开。

　　首先讨论的是会议的议题。博古希望将范围锁定在湘江战役得失上的期望落空，最终的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博古无奈之下，首先自我检讨，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有责任。但他强调主要原因是敌人力量太强大。

　　周恩来接着作报告，认为军事领导存在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虽然周恩来是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但是他与博古明显不同调。通过翻译，李德也明白，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之后，张闻天发言，开口就表明立场：“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如此直接的质问让博古脸色相当难看。但是这位留苏同学，完全没有给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留情面。张闻天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语录，逻辑严密地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结论”。

　　一顿输出猛如虎，博古只能原地杵，会场的情绪到达了一个高点。博古、李德承担失败责任，已经不可避免。

　　但是，接下来该如何走？

　　毛泽东在众人的注目中开始了发言。

　　毛泽东非常清楚红军的重大失败，虽然扛责得是博古与李德，但根子出在莫斯科。虽然失利在军事，但错误源自政治。

　　要是在以前，他会毫不犹豫地直指要害。就像在面对刘安恭时，他直接否定照搬苏联经验；而在赣南会议之后，他也有一句名言“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痛快是挺痛快，就是亏吃得有点大，回想一下都觉得脑阔疼。

　　这次，他不再这么做。

　　毛泽东回避了政治路线，而是花近两个小时给参会人员讲了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详细地分析了面对强敌时红军该采取的军事策略及其背后的原理。

　　因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在过草地时丢失，毛泽东这篇讲话没有原始资料。但根据参加会议的陈云的说法，他讲的内容大致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相同。

　　然后，毛泽东将话锋转向当前的军事失利。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指挥上“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而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这个定性让博古与李德无法辩驳——难道失败的军事路线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错了还是你错了？

　　斗争的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了。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的共鸣，他们还在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开怀大笑起来。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策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未到，霸王硬上弓只会吵成一团。先拿到调整军事路线的机会，以军事的胜利让党内同志产生足够的自信，这样才能为日后纠正政治路线创造出可能。

　　会开到这个时候，已经把最核心的问题解决了。长久时间郁积在大家头脑中的浓雾逐渐消散，脚下的路开始清晰起来。

　　但在此时，有人突然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凯丰，也是“二十八个半”成员之一。他感受到博古、李德的危机，抢着发言：“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的指挥不见得有多高明，他就是照着两本书去打仗，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了，反将一军：“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眨着眼睛却答不上来，好尴尬呀。

　　毛泽东毫不客气：“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一位军团指挥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李德坐着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毛泽东没有主动挑起政治路线辩论，凯丰想给博古、李德帮帮场子，也只能从军事方面入手。但是在明显的军事失败面前，再响亮的苏联军校名头，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而他攻击毛泽东不会打仗，简直在说孙红雷不会跳霹雳舞，刘国梁不会打乒乓球，谁信呢？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凯丰在发言之前，真是应该先翻一下《孙子兵法》。

　　博古有点感动，毕竟还是有同学挺他，虽然这不能改变什么。

　　一场完胜！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周恩来作报告，内容还是做检讨。他诚恳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能够以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的话开启了更换中央领导人的程序，除李德、博古等人外，其他的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投下关键一票。

　　经过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1. 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 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按照决议，周恩来有军事指挥的最终拍板权，但这个权力他并未使用过。毛泽东实际从此时接手红军的指挥，不久就创造出四渡赤水这样的军事奇迹，彻底让党与红军摆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在经历人生的三劫之后，长时间经受了孤愤的磨炼，最终他挺过这段痛苦的时期，并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遭遇厄运。厄运来临以后，就需要尊重事实，承认自己的行为对于厄运的到来负有责任，并主动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厄运的纠缠。

　　所谓逆天改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控制论所揭示的，人的行为需要根据环境的反馈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提升认知层次，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毛泽东首先完成了自我认识的提升，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获得机会，完成对党和军队的拯救。

　　在遵义会议上还有一位参与者。他在苏区时因为“罗明路线”被打倒，但此时被重新起用为中央秘书长并负责现场记录。他就是邓小平。当时他只是列席人员，并没有发言。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伟大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他说：“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就是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一代开始的。”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终于安装了反馈机制，能够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革命路线与政策，最终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我党的党魂：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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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尾声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前进路线开始变幻莫测，围追堵截的国军被远远甩开。最终，红军飞夺泸定桥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跨越这道天险之后，红军的前进已不可能被国民党军队所阻挡。杨永泰的“驱虎吞狼”计策最终成了放虎归山。

　　但是这并不影响杨永泰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的他开始与其他党国大佬一样热衷于权力游戏，带领自家的“政学系”与其他派系争抢位子。

　　而因为他太受蒋介石重用，感到严重威胁的其他人不得不考虑用国民党的传统艺能来应对。

　　1935年底，老蒋安排杨永泰做湖北省主席，有意历练他。到任不满一年，杨永泰被刺杀于江汉关轮渡码头。

　　从组织系统角度来看，国民党始终极为僵化，没有任何人能对其进行根本改造。蒋介石、杨永泰的个人能力不可说不强，但是组织系统上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有效应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失败的命运也已经注定。



　　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段时间想不通，拒绝将中央的印信和文件移交给张闻天。凯丰也一直给他鼓劲，强调他是共产国际认定的总负责，不能就这么下台。

　　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长谈：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周恩来的话打动了博古。虽然博古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本质上是一个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共同的理想，是革命者团结的基础。

　　此后十年，博古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在决定博古一生的三个人中，王明让他直上青云，李德让他跌落尘埃，毛泽东则是让他回到应有的位置。

　　而博古和凯丰最终都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真理，心悦诚服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1946年博古与叶挺同机遭遇空难，很遗憾没有看到国民党最终覆灭的结局。



　　李德在失去军事指挥权以后，有一段时间跑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林彪指挥作战时，他喜欢插嘴发表意见，但是没人理他。他自觉没趣，只好回到中央纵队。

　　后来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从那以后同志们重新接纳了他。

　　到达陕北之后，李德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课教员，直到1939年被共产国际召回述职。此后他没有再回中国。

　　毛泽东似乎对此人有些念念不忘。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后，他在带领党中央转战陕北时起的化名就叫“李德胜”。



　　遵义会议召开时，除了是毛泽东生命的中间点，也恰好处于建党与建国历程的中间点，中国革命在这里走出了“V”字反转。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得到机会将自己的思想推广为全党的意志，开始是军事路线，之后是政治路线。但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风气并不容易清除，想要知道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那是另外的价钱，不，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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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1-25 16:18
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01-24 21:45 发表于湖北

提解放战争必提辽沈战役，而提辽沈战役则必提廖耀湘。
辽沈战役的胜利直接奠定了全国解放的根基，而廖耀湘兵团的覆灭则让辽沈战役再无悬念。
1948年9月12，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1948年10月7日，解放军开始攻击锦州。
为了锦州之战，我军将东北野战军大部分主力都聚集于此，全力一击。
历史上解放军的每一次大规模聚集，都代表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要倒霉了，被包围全歼是唯一的命运。
林彪以5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主攻锦州城守军，另外5个纵队负责阻击国民党的援兵。
其中2个纵队负责阻击“东进兵团”，3个纵队负责阻击“西进兵团”。
为了救锦州，蒋介石也调动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几乎全部主力。
仅仅狙击任务林彪就派出了一半的野战军主力，完全可以看出锦州之战的凶险。
如果国民党能死死的守住锦州城，拖上一段时间，那整个东北野战军甚至有被合围包饺子的风险。
但是锦州守敌范汉杰部依托坚固工事，只守了区区一个星期。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和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被解放军夺取，对东北国民党军彻底形成关门打狗的绝杀局面。
占领锦州后，解放军5个纵队的兵力被释放出来。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扫战场，修整部队，继续通过不断机动来寻找下一次战机。
这时候林彪突然发现，正在和我军3个纵队纠缠的西进兵团，离自己好近啊，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不肯走，原地停留了好几天。
此时东进兵团又已经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消磨了战斗意志，在锦州失守后停止攻击，甚至主动略微后撤，让2个负责阻击的纵队压力大减。
天赐良机。
西进兵团又称廖耀湘兵团，总兵力十几万人，是国军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团，下辖6个军，拥有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中的两个，廖耀湘本人更是“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地位和实权仅次于总司令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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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歼灭廖兵团，会造成东北国民党军的极大震动，大幅减少收复东北全境的难度。
为了吃掉这口肥肉，林彪聚集了自己能聚集的所有兵力，手里总共就10个纵队，结果集中了足足9个纵队，全速扑向廖耀湘。
林彪最初定下的作战方针是：“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
但廖耀湘发现林彪主力动向后，立马知道了我军的意图，开始迅速逃跑。
廖兵团是机械化部队，在东北平原上行军速度极快，如果一心想逃跑，想彻底围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不让廖耀湘溜了，各纵队全速前进，只为了及早发现廖兵团行踪，与敌接战。
结果穿插速度太快，各部的位置急剧变动，以至于超过了指挥系统的负荷能力，解放军各纵队的建制全都乱了，和廖兵团彻底搅在了一起，失去了统一指挥的能力。
一营一营请回答，你们目前在哪？
报告，我营目前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附近只有一个小土包，在地图上找不到对应地点，不过我听到周围有人在开枪。
如果要恢复建制也容易，通过电台指定一个集结地点，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能重建指挥链。
但这样的话，廖兵团也会跟着恢复指挥体系，甚至有可能就跑了。
兵法常识，以整击乱，自乱阵脚是大凶之兆。
当参谋长刘亚楼向林彪汇报说各部队都已经失去联系，无法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时，林彪思考之后淡定通过电台对部队发出了命令：
“各纵队不必找师，师不必找团，团不必找营，大家都找廖耀湘就行！”

总结一下就是：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各团，各营，甚至是各连，全体解散，自由活动，想往哪穿插就往哪穿插，想打谁就打谁。
聚集了9个纵队近40万人的惊人兵力包围了廖兵团之后，林彪又把这9个纵队给原地解散了。
解放军能聚能散的特点，被这一仗给体现的淋漓尽致。
整个廖耀湘兵团被无数把尖刀给捅的支离破碎，到处都是解放军，又到处都是自己人，炮兵营都不知道该对哪轰。
违反兵法常识，以乱治乱，让这一战成为了中国军史中的经典案例。
接战后仅仅二个昼夜多一点，廖兵团就全军覆灭，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这个战绩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军中的最差战绩，让李仙洲欣喜不已。
1947年，解放军曾经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将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五万人全歼，把司令王耀武差点给气死，从此留下了经典的名言：
就是五万头猪，共军三天也抓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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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战败之将都统一关押在功德林，而战犯之间也是存在鄙视链的，战绩最差的那个最受鄙视，李仙洲备受压力。
但廖耀湘同样是副司令，统帅十几万人的庞大兵团，区区两天多时间就被全歼，这个战绩比李仙洲还要差，共军成功的在2天多时间里抓到了十几万头猪。
这不叫围攻，叫围猎，抓猪都没那么容易。
凭此战绩，廖耀湘成功进入功德林战犯鄙视链的最底层，解救了李仙洲。
被生擒活捉后，廖耀湘对这个战果非常恼火，对刘亚楼说：
“你们共军打得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刘亚楼话中有话的说：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
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恼羞成怒的廖耀湘满脸通红：
“像你这样的土八路莫非是用了什么巫术来打仗？“

这段对话传到我党高层耳朵里后，被传为笑谈。
无知的廖耀湘，不仅自身能力严重不足，还认为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别人肯定也办不到，战场上被生擒活捉了还死鸭子嘴硬。
居然还说解放军是在靠巫术打仗！
从此，廖耀湘成了我军元帅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国民党军逃的逃，降的降，仅2个星期我军就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结束。
整个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伤亡6.9万人，国民党军伤亡5.68万人，但合计被歼灭47.2万人，其他的，全部是俘虏。
总共50多万人的东北国民军除少量乘船逃走外，基本全军覆没。
而那几十万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大部分又被转化成了解放军。
战绩差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没脸见人，廖耀湘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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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超过10万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我军第一次使用是在孟良崮之战，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朝鲜战场的第五次战役。
而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穿插速度最快，战果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辽西战役，也就是廖兵团覆灭之战。
解放军在朝鲜战争打赢美军后，廖耀湘终于服软了，在战俘营里蹲了13年后，于1961年被释放，然后被派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负责整理归纳一些史料。
也算物尽其用。

以正合，以奇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很多人一谈军事，就开始迷信什么奇谋险招。
精彩的战役，精彩的计谋，玩弄敌人于鼓掌之间，这才是战争的感觉。
但兵法告诉我们，以奇胜的前提条件，是以正合。
没有堂堂正正之师做基础，一切花招和手段都只是个笑话。
只会用计谋取胜的军队，哪怕短期获益，最终也必败无疑，因为自身根基虚浮，实力不硬。
一支能聚能散的解放军队伍和掌握到炉火纯熟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看起来好像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包括林彪覆灭廖耀湘这一仗，看起来也好像是因为林彪精妙的指挥，廖耀湘才败的那么惨。
但实际上我党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和能聚能散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那到底什么才是关键？
毛主席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说：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这三个法宝到底有什么力量？
毛主席的这段话，太精炼太深奥了，普通人想理解极为困难，恐怕要在党校里学习个几十个小时的党史，才能略知一二。
我也没办法用简短的文字解释清楚，只能用一些小案例来证明，让大家有个模糊的大致印象。  

统一战线


什么叫统一战线？
就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哪怕是代表了其他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只要是赞同中国应该反帝反封建，应该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战斗，发自心底的为中国好，为中华民族好，那这样的力量，就可以团结。
无数的民主派人士，无数的中间派，以及无数的爱国人士，因此倒向了共产党。
对于常规武装力量，这一招是降维打击，威力远远大于战术穿插。
就说辽沈之战吧，其总司令卫立煌，是一个比廖耀湘还铁杆的资本主义大将。
卫立煌，自1917年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后跟随蒋介石，一路打拼，战功无数，立下汗马功劳，也曾在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中全力出手。
1939年1月，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辖区6个省，统帅兵员114万人，这个地位和拥兵实力可以说堪称是蒋介石旗下的头号司令官。
卫立煌的夫人和宋美龄关系也极好，本人也是嫡系中的嫡系，心腹中的心腹，是蒋介石的股肱之臣，铁杆支持者。
卫立煌进攻日军时悍不畏死，多次取得胜利，更曾于1941年10月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战士。
无论是跟随孙中山，还是跟随蒋介石，卫立煌戎马一生的目的其实都是挽救中国于水火，让中国人能真正的站起来。
对日本人，卫立煌不共戴天，死战到底。
在抗日的过程中，共产党坚定的抗日意念和实际的抗日行动，对卫立煌的触动非常大。
在蒋介石挑起国共摩擦时，卫立煌不顾部下劝阻，依然坚持按照规定发给八路军饷械，并拒绝蒋介石让他派兵北上太行山，向八路军攻击的军令。
卫立煌还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
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一起打日本人，这才是为中国好。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卫立煌达成了共识。
但蒋介石视日本人的威胁于无物，宁可不抗日也要搞摩擦的行为，让卫立煌非常反感。
屡次拒绝蒋介石搞摩擦的军令后，卫立煌被解除了军权，并赋闲数年。
1943年，卫立煌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负责远征缅甸。
不愿意打八路军，只愿意打日本人，那你就去缅甸打好了。
1945年内战爆发后，卫立煌再次赋闲，随后前往欧美各国参观考察，打发时间。
但卫立煌毕竟是蒋介石手下的头号司令，指挥能力极为强大，几十年来立下那么多汗马功劳，也从未对不起党国，如果能做通思想工作，还是可以用的。
1947年秋季，蒋介石给在巴黎的卫立煌发急电催他回国，并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1948年初，卫立煌到东北就职，随后立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卫立煌都按兵不动，把兵力集中在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放弃了整个东北的大片领土。
这让我东北野战军获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权，想打哪就打哪，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锦州被围后，卫立煌也拒不发兵，认为救锦州太危险，还用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说服了手下大小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包括廖耀湘自己都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逼得蒋介石亲自飞沈阳面见廖耀湘，命其立刻组建西进兵团救援锦州，并电令侯镜如立刻组建东进兵团自葫芦岛出发。
蒋介石飞沈阳期间，卫立煌飞到了葫芦岛，对侯镜如再三嘱咐的说：
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
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
这种关怀和爱护，让侯镜如非常感动，但这实际上就是让候部消极作战。
10月30日，廖耀湘兵团覆灭后，在沈阳解放之前，蒋介石派专机将卫立煌接离沈阳至北平。
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12月10日，卫立煌携家眷离开北京至广州，被国民党特务阻拦，被迫返回南京。
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立煌高居第13位。
1949年南京被解放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数年之后，终于找了个机会来到了香港。
1955年3月14日晚，卫立煌夫妇在有关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由香港九龙乘专轮到澳门，再由陆路经石歧，于3月15日16时安全到达广州。
3月17日上午，毛主席给卫立煌发去了欢迎电报：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开国元勋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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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卫立煌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甚至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叫战争罪犯？你见过这样待遇的战争罪犯？
虽然我党从来没公开承认过卫立煌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但我觉得，肯定不少。
辽沈战役中东北国民党军有这么一位剿匪总司令做总指挥，再好的牌也得输，败亡是早晚的事。
靠战术穿插灭了廖耀湘兵团只是小道，让敌方总司令暗中帮你这才是王道。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威力，在军事领域是绝对的降维打击。
至于第二大法宝武装斗争，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很重要。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必须认可共产党的军队，不允许带有自己的独立武装。
对于坚持不肯放下自己手中武装的人，哪怕说的天花乱坠，也绝不接纳和认可，这就叫坚持武装斗争。
这一切，都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大屠杀给共产党的教训。
和国民党合作搞革命是没有用的，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坚持武装斗争虽然看似没有在战场发挥出什么实际的战斗力，但它保证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思想动摇。
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武装斗争必须坚持。
至于第三大法宝党的建设就比较复杂了，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什么叫党的建设？搞党的建设到底有啥用？为什么搞党建就能增加我军的战斗力。
我平时也接触过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啊，没看出有什么特殊啊。
但实际上，党的建设是我军能成为世界强军最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削弱敌军。
武装斗争是确定路线。
而党的建设，则是增强自己。
没有党建，我军不可能做到能聚能散，也不可能用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这一招。
因为只有中国有党建，所以战术穿插这一招目前是中国军队的独门秘籍，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放弃了。
里面的理论极其复杂深奥，讲清楚几十万字都不够，我还是用小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二吧。  

党的建设


1927年，毛泽东率5000人秋收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遭遇少量伤亡后，部队士气崩溃，出现了大量逃散现象，不得不向井冈山撤退。
但是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怎么都无法稳定部队，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甚至出现了整个排在执勤时带枪逃跑的现象。
撤退至文家市时，部队只剩下1500人，撤退至三湾村时，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连第一师的师长余洒度都偷偷跑了。
再撤下去，人就跑光了。
整个秋收起义总共都没战死几个人，结果跑了几千人。
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很眼熟?
这不就是国民党军队嘛，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好多部队都是这样的，被打残一部后就崩溃了，官兵不断跑路，撤着撤着整个军队就自己凭空蒸发了。
原因也很简单啊，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来你这卖命就是为了拿点工资的。
你要是一直打胜仗，那我觉得跟着你有前途，能升职加薪。
你要是打败仗，我死亡的风险就大增，那你这点工资可不够啊。
“性价比”不足，只为了拿工资的士兵自然会直接溃散，去投奔那些能打胜仗，死亡风险低，“性价比”更高的军队。
所以解放战争时很多国民党军队在战败后，几个战士一冲，对方就整连整营的投降了，然后还愿意迅速加入解放军。
都是当兵吃饷嘛，来解放军这里吃也一样，解放军天天打胜仗，活命更有保证。
但是等他们真的加入解放军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时光拨回到1927年9月，红军撤退至三湾村时，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很明白这种不断溃散的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意味着什么。
中国革命即将失败，招募再多军队都没用，根本不是国民党反对派的对手。
其他人都没什么好办法，但毛泽东想出了办法。
1927年9月29日，红军在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把一个师缩编成了一个团。
但这不重要，因为本来也就1000人不到了。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改编中，把党的支部建设在了连上，在每个连都成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提倡官兵平等。
红军的战斗力，瞬间暴增。
秋收起义就撤退了半个多月，5000人的部队差点给撤退的人间蒸发。
而后来长征时，红军撤退了2万5千里，历时13个月，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甚至很多掉队的战士，拼了命都要追上大部队。
蒋介石认为长征路是绝路，那是因为如果他的部队去走，真的会凭空蒸发。
但红军却安然无恙的穿过了这条路，铸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见过撤退的，但没见过撤退起来这么厉害的。
因为办到这件事太难，所以我们把这件事称之为长征，而不是撤退。
为什么红军突然拥有了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就是因为党的建设。
通过建立在连队的党支部，党中央可以不断对每一个红军战士宣传党的思想。
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究竟是干嘛的。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穷人为什么会被欺压还不知不觉？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压迫我们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你的妻儿老小，为什么过的那么惨？全是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错。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把他们从剥削阶级的手里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都会被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同志们，我们是英雄！拯救全国劳苦大众的英雄！
我们干革命，不为权，不为利，我们是为了崇高的远大理想而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战。
共产党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是这么干的。
最高领袖自己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下面的干部的吃穿总不能比最高领袖还要高吧，最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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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以身作则，让士兵们深受震撼，尤其是那些刚加入解放军的旧军阀士兵。
红军不是为了工资而战，是为了保护自己妻儿老小而战，是为了保护同胞而战，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战。
这下子动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发工资，死亡概率极大，我也要追上大部队，因为我要完成我的革命事业。
只有追上大部队，找到组织，我才有可能完成这么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
中国的军队，从三湾改编开始，拥有了灵魂。
有了支部连队之后，党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党中，党即群众，群众即党。
既然我是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战，而不是为了工资战斗，那还有啥可说的。
怎么干能消灭敌人，那就怎么干。
当林彪部队和廖耀湘兵团的人混在一起后，国共两军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军纷纷固守原地等候命令。
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现在情况不明，到处枪声一片，乱走动死亡概率极高，上头也没说给赏金，我干嘛要牺牲自己小命帮他们加官进爵，让他们享荣华富贵？一切行动，都等我先联系到上级再说。
这已经算精锐了，不精锐的部队直接就开溜了，连上级都懒得联络，直接跑路才是生存概率最大的办法。
而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一样了，我来这的目的不是拿赏金，而是要活捉廖耀湘。
不投降的反动派士兵，打死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前进一步，中国人的生活就能好上一点。
我的目标就是要打垮这些反动派，打死一个少一个，能立功最好，不能立功也无所谓，至于钱不钱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为了革命事业我连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嘛？
好多解放军战士就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夸张。
你不信？
那我问你，五四运动知道么？那么多学生流血牺牲，更是冒着军警抓捕的风险和反动派死斗到底，死了那么多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国党史把五四运动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因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中国不再是一个麻木不仁，任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是已经具备了反抗的思想，全国都已经化为了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的土壤之中，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转化成不惧牺牲，不图富贵的革命战士。
在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之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师直属炮兵营、十九团，二十一团，全部乱成了一锅粥，官兵失散严重。
但是半途遇见之后，就临时组建成了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营，在一片乱军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编制，大杀四方，直接彻底捣毁了廖耀湘指挥部。
这只军队从上到下都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才是林彪敢于以乱治乱的底气。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庞国兴和大部队失散后，无意间碰到了另外2个也失散的中国士兵。
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部队的，互不统属，但他们依然迅速组建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因为庞国兴是班长，所以选庞国兴做指挥官。
就这样，他们摧毁了一个炮兵营，攻占了2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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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国兴他们在敌后失散时，完全可以原地待援，或者回头寻找大部队，这已经是忠诚的精锐战士了。
但庞国兴他们是革命战士，所以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了敌后，不干掉几个敌人再回去就太可惜了。
至于主动攻击牺牲了怎么办，没人能看到他们的英勇怎么办？
只要能干掉敌人，死了都值，我来这是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的，有没有人能看到我们的英勇，能不能立功授勋这都是次一等考虑的事情了。
如果庞国兴不是这种想法，那他绝对不敢在敌后发动这样的攻击。
从“性价比”来说，根本不划算，但他们依然这么干了。
正是因为我军大量士兵拥有这样的思想，印度军队才如此之迅速的溃败。
那有人又问了，为什么我上党建课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我自己那么俗呢，总觉得工资最重要，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了，当年真的有那么多战士有这么高的觉悟么？
答案很简单，中国已经解放了。
今天没有帝国主义在压迫中国了，没有那么多穷苦人被剥削了，中国没有受到外敌入侵，也没有被人殖民。
和平和富足的日子过时间长了，五四运动的那种革命土壤，自然也就消散了。
没有敌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同胞需要我去拯救和保护，也没有伟大的革命事业等着我去完成。
那我只能变成俗人了，回家抱着老婆孩子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你也不用惭愧，当年那么多烈士奋不顾身的牺牲，就是为了你今天能过上这种庸俗的小日子。
革命是要死人的！
先辈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不再革命。
你今天越俗，他们在天堂就越安心。
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传承，已经深深的印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只要中华民族出现危险，这种基因就会立刻被激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解放军第一时间冲入灾区救人。
到处都是余震，到处都是危险，不少战士都牺牲了，但他们依然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
出发之前，党支部已经开过会了，告诉每一个战士，我们这次去灾区是干嘛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多同胞惨死在面前，如果你当时在军队服役，只要稍有良知都会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命令，而且主观能动性极强。
上级不会提前下令让部队做这种事的，不涨工资，也不会立功，但这群战士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做，这和他们党支部上的决议主旨是相符的，于是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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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灾区救人，死亡的风险急剧上升，但工资不变，但没有出现过一个因为怕死就不敢去的人。
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九江城上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政府开始紧急撤离民众。
而解放军的任务，则是向洪水冲锋，作战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封堵大堤的决口。
为九江大堤封堵决口而设计的图纸看起来非常简单，凿沉8条大船，然后在船的缝隙里打钢管，最后用沙袋填充进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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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决口缩小到最后一段时，洪水的流速非常快，沙袋扔下去就瞬间被冲的没影了。
为了能封上决口，战士们毅然跳到决口这里，用身体组成人墙，不断的有战士被巨浪冲走，岸上不断的有战士跳下去补位，就这样坚持了足足4天，终于封上了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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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事？没啥好处，甚至连热饭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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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个洋工不就行了么，反正过几年就退役了。
如果你亲眼看到无数的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如果你亲眼看到有同胞因洪水而家破人亡。
这时候，只要你跳下去，你就是拯救他们的大英雄。
很多人都会跳下去的，隐藏在你血脉里的基因会被彻底激发。
那个时候的你，会从体内油然而生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完全不受你的控制。
九江洪水退去后，当地群众欢送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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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图中这些百姓的欢送，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觉得图中这些冒死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的解放军，是否值得被群众送上敬意？
这就是军民鱼水情。
如果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场面，会更感人，带来的凝聚力也会更大。  

危难之时见真章


没有碰到绝境，没有遇到危机，太平日子里的我们自然感觉不到什么使命感。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但只要遇到危机，中华民族就会觉醒，全民奋战，对抗外敌，无数英烈前赴后继牺牲的那一幕就会重现。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中国出现大灾，我们就要号召全民捐款么？你觉得国家真的没有储备金来应急么？
中国有很多储备金，国家也不图捐款那点钱。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号召这种行为，就是要增加全民的凝聚力，看一看当中华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具备牺牲精神。
哪怕你只捐了一块钱，那也代表你是一个愿意为了中国具备牺牲精神的人，而不是凡事都只考虑自己钱包的人。
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危机时，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时，这些人就完全有可能蜕变为新一代的英勇战士，不为工资，不惧危险，为中华民族而战斗。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当中国将来陷入危险时，还有没有人愿意保卫中国。
从抗洪抢险和抗震救灾的案例看，从全国群众踊跃捐款的事实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愿意保卫中国的人，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只要大危机爆发，他们内心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就会立刻激活，这是隐藏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
和平时期的党建，你确实可能没太大感觉。
但危机之时，你就知道党建到底有什么用了。
某一天，外敌入侵。
在连队党支部会议上，二班长首先把数千同胞被敌机轰炸而惨死的图片发到了你们的聊天群里，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只要血性还在，你就会异常愤怒。
我们为什么会遭到入侵，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外国反对派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
在连队党支部的会议上，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一清二楚。
然后连长说，这次主力兵团负责包围歼灭这股敌军，我们师负责阻击任务，地点是XX岭，我们连负责的是2号高地。
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大概是我们的5倍，但只要我们能顶住3天，敌军主力就会被包饺子，我们就能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在这个阵地死战到底？
如果中华民族遇到的危机已经大到波及了所有人，全中国所有人的利益都因此受损，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有亲人死于这场危机。
那我可以告诉你，此时的解放军战士，会极其的不怕死。
危机越大，死亡的同胞越多，不怕死的解放军战士就越多。
所以敢于进犯中国的侵略者，下场必然会和廖耀湘兵团一样。
全军覆没，是他们唯一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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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3-20 12:27
1924到1926，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做了什么重要工作？


文 | 孔鲤

1

今天聊《问苍茫》。之前聊过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这次聊之后的国共合作，聊这部剧里的一些魔鬼细节。

很多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那国共合作是不是不应该？答案显然是：否。但如何回答问题这个，却需要深究细节。

首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政党，它们都是由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经历而组成的政党。两个人合作有分有合，不会缺胳膊少腿；而两个组织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会积蓄更大的能量的。

所以实际上越到1927年，随着北伐的即将胜利，随着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愈发激烈，很多人是越迷茫的，而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他反而越来越坚定。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差临门一脚。

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的是，毛泽东的很多准备都是在国民党内做的，是的，他在国民党内的职权很高。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们说，很多人会下意识忽略21年到27年，而在这段历史中，更容易被忽略的是24年毛泽东在上海的大半年。

但这段日子是承前启后的，没有这段时光，毛泽东不可能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

尽管在三大上，他也提出了不能忽略农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和农民有所接触，正如他不久前给恽代英的回信说，城市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做农民工作。

但他在三大上进入了中央局，靠的不是农民，恰恰是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他所做的工人运动。

因为在安源、岳州太过成功，他被陈独秀提拔进了中央局，成为陈独秀的秘书，第一次进入到领导层。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是在广州召开的。

但国民党一大开完以后，中共总部迁回了上海，原因也很简单，国共合作的首要目的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而广东距离北方太远，再加上我党有一大块版图在北方，由李大钊专职负责，在通信不够方便的时代，把总部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这里插一句，其实不只是一大，李大钊在二大上也没有与会。那是因为他作为北大教授，更适合做一些和上层交往的工作，以及幕后的工作。

而北方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更多是由张国焘负责的。

所以张国焘在二大时，已经是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了，而他随之膨胀的野心也使得他搞起了小团体，只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开会，排挤非工运成员，最后引起了不少早期党员被逼退党的连锁反应。

所以当面对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时，张国焘显然是第一个反对的，他反对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在二七惨案后，张国焘引以为豪的工人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个时候要国共合作，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地位。

《问苍茫》里开会时，看似强调的是是否要国共合作，但话题却转向了张国焘强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高潮不能否认。

换言之，是否国共合作，对于张国焘来说，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会给他带来影响的真切命题。

而结果也很明显，张国焘在三大上地位一落千丈，直接落选。虽然后来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并被要求去武汉担任国民党分部工作时，他就直接拒绝了，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他也几乎不参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上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对比发现，张国焘作为一个精英，他遇到挫折的第一反应是按照既有路径往下走，不顾局势变化，不顾条件制约，类似的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无数次，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他时刻关注时局的波动，哪怕是一点小变化都能快速捕捉，从而无数次为自己积攒了力量。

而在张国焘无法再承担起北方工作时，李大钊不得不出面来亲自主持北方工作了，这也是李大钊在剧中频繁登场是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原因。

2

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放到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之前的总部其实也在上海，在孙中山靠着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广东籍同盟会元老与广东军阀合作之前，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在上海，比如接下来会登场的谢持和叶楚伧，都是长期深耕上海的国民党元老。

所以当国民党一大在广东召开后，国民党以广东为大本营，那么上海的国民党员地位必然会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安抚好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就不得不派他的左膀右臂去镇场子了。



胡汉民和汪精卫就是带着这样的命令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



我们来看看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



秘书处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因邵元冲未到任，由毛泽东担任）。



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妇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祯；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



当我们把玩了这个配置后就会发现，胡汉民和汪精卫是广东人，叶楚伧和茅祖权是江苏人，于右任是陕西人，所以这是一个分锅吃饭的格局，于右任最弱所以选不上常务委员，最后去搞了上海大学。



所以焦点其实是胡汉民和汪精卫。



事实上，《问苍茫》剧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先是胡汉民对毛泽东表示欣赏，要求毛泽东担任自己的秘书，而此时叶楚伧在窗外偷听，不敢多说什么。



然后是广东局势发生变化，胡汉民被孙中山要求回广东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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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戏看似与主线无关，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只是想刻画毛泽东被叶楚伧刁难，那么大可不必花戏份在胡汉民身上，但这两场戏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



有胡汉民在，大家翻不了天。但胡汉民走了以后，叶楚伧这些人的不满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被叶楚伧处处针对，邵力子被人殴打，而恽代英和向警予却没有遇到太多的刁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邵力子很好理解，当时他是共产党员，再加上他只是于右任的秘书，国民党大本营在南方，陕西派当时说不上话，所以拿邵力子开刀是最能小题大做的。但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对准毛泽东？



答案是，胡汉民和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负责的是组织工作。



只有抓住了这一条，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





3



毛泽东在上海遇到的两件事，很多影视作品都有表现，本剧也不例外，这两件事分别是谢持登记党员表和流氓冲撞第四区党部。



先说第一件。胡汉民和毛泽东负责国民党所有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而这个工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登记自己的履历，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资格老、地位高，对毛泽东这个毛头小子看不顺眼，所以不愿登记，大闹党部。



这是传统叙事。我们会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个老资格在倚老卖老，但实际上国民党的老资格很多，为什么单单是谢持呢？而如果我们又只把它归结为谢持的个人性格问题，又未免不唯物了。



再看第二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看似就这几个人，其实他们下面有着更基层的支部，国民党是学习苏共模式而改组的，所以上海执行部其实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成立了九个区的支部，这些支部大大扩充了国民党员。



所以在第四区的选举大会上，叶楚伧暗中默许一群流氓去干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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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叶楚伧是在担心我党坐大，但实际上当时的局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是很容易就互相分化的，很多后来背叛革命的这时也加入过我党，甚至叶楚伧自己在国民党一大上也极力支持了国共合作。



更何况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通有无非常多，毛泽东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濒临解散时还是其成员。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忌惮共产党坐大，并不一定是根本

动机。



根本动机是，他们担心国民党二大上丢权，害怕自己选不上。



这从他们后来要去成立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也能看出来，这群人的核心诉求是别管外面天翻地覆、我辈不能丢失权柄和地位。



而我们从剧中给出的信息也能看到，国民党一大时，因为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涣散，很多国民党员就是靠钱混进来的，鱼龙混杂，所以一大代表各省六个名额，其中三个是各省自己选举，剩下三个直接是孙中山指派。



蒋介石自己长期在广东不在浙江，所以浙江省党部显然不会选他。而孙中山自己也没有选他的时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一大上失去了话语权。



剧中特地展现了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信息：早期国民党，是完全以孙中山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而构成的前现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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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思考国民党改组以及二大的选举方式。



很明显，国民党改组，看起来党员登记针对的是谢持，实际上呢？



实际上针对的是谢持能否再次当选国民党二大代表这个核心问题。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是不再具有指派名额的了，一切代表都要由地方党部来选。而之前的国民党基层涣散，完全靠花钱，这时就是可以用钱来赎买选票的，反正具体多少党员别人也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谢持自己是不是登记不重要，他登记了，那他下面那些人要不要登记，要是所有党员都登记了，那他们还能不能舞弊，还能不能选上？



这才是谢持要闹事的根本原因。



而剧中其实也暗示了这一点，毛泽东特地登门拜访，表示自己很尊敬谢持，还背诵了谢持革命家史，强调谢持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时的壮举，这是在给谢持递话：



西南地区的党务工作，我们还是会支持您的，到时您以西南地区的身份参选，是肯定能选上的，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们得做下去。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谢持是监察委员，不负责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他在上海负责监察，与此同时他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再加上国民党成都执行部也被要求成立，却最终没能成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谢持是迂回许诺了一番。



这个故事原本出自罗章龙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毛泽东登门拜访时说的这番话，剧中强调这段话，正如同上文所说张国焘的言辞，都是暗藏机锋，不动声色间传递了信息、改变了利益格局。



所以谢持勉强接受了填写表格，不是因为毛泽东过于尊敬，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了希望。



但对于叶楚伧在执行部第四区选举大会上的破坏行动，毛泽东就不能让步了。因为谢持填写表格，只是谢持的事情，只是西南地区的事情，但第四区是上海的事，是很多人的事。



而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看到，谢持和叶楚伧，分别是孙中山指派的在四川和上海的一大代表。



所以当二大的选举全部变成无记名投票时，那叶楚伧还怎么能选上代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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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一个全局性的思路再来看这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干组织工作的毛泽东，远比干宣传、青妇、工农工作的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眼中钉，于是毛泽东被枪打出头鸟了。



所以毛泽东生病离开了上海（当然这里面还有维经斯基和马林的博弈），从此以后他再没直接干过工人运动。



而如果说是为了养病，他在上海治疗是最合适的，而在长沙也能勉勉强强，可他选择的是去韶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卫生医疗条件的地方。



所以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主动回的韶山。



虽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时期，毛泽东发展了大量的国民党员，但他也并没能牢牢抓住这支力量，他依旧在小洋楼里，他依旧在环龙路44号的小洋楼里。所以当叶楚伧对他刁难时，他会发现只要国民党上层失去了支持，他就会迅速败北。



所以他必须去抓住新的力量。



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搞了农协，建立了韶山党支部。



但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在韶山还搞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和国民党第四区分部。



是的，我党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核心力量，而国民党是他可以动员的重要力量。



那么，当时的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这么做？



答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



而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和毛泽东见了一面。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他们见面时讨论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孙中山此次北上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在试图弥合南北矛盾，在为哪怕只有一点希望的南北和平统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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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在见完孙中山后不久就离开了上海。



但结果其实我们知道，孙中山北上和谈失败，最终南北再次势同水火，局面一触即发。



恰好在这个时候，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崛起，这是国民党的革命军，由一群中层教官与基层新兵组成。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在孙中山和谈失败并且病逝的背景下，北伐就成为了这样一群人的最大诉求，他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那么我们看看地图，从广东向北征伐，什么地方最重要？答案是湖南和江西。



所以我们会看到，回到韶山的毛泽东，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搞农民运动，而是先和开明绅士友好交流，办起了农校。



而在3月，当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才开始搞秘密农协。



因为他知道，湖南作为最重要的前线，农民一定会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于时代局势变化的最精妙判断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上海被排挤回家乡的人，却又一次抓住了有利时机，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东山再起，然后被广东国民党叫过去，专门负责代理宣传部长和农讲所工作。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上海的工作过于出色，被胡汉民和汪精卫注意到了，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个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他在湖南搞农运这几个月的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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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想知道他此时对湖南有多大影响，我们来看《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知道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是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部队，内部派系林立。



军长是谭延闿，在1922年春与赵恒惕发生战争后，湘军分裂，谭延闿率领这支队伍南下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斗争。



而新湘军的组成必然主要是湖南农民，由此可知，他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为湖南农民、在为第二军所写。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毛泽东尽管在上海被排挤得不行，可是到了广州，他反而成为了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其余四人分别是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和林森。



是的，更高层面的组织工作又由他负责了。这一切都来自他这大半年在湖南农民中的威望。



而蒋介石这次也不再是一个无法当选代表的人了，他这时同时当选了黄埔军代表和浙江省党部代表，是的浙江这次求着蒋介石了。而背后折射的，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黄埔军的崛起。



此外，本剧除了这些细节外，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会在每一集都给所有角色以字幕卡，尤其是这些字幕卡是带职务信息的。比如周恩来，刚登场时他是广东区委委员长，远没有进入领导层，但我们能从他每次登场的职权信息里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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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了，现在我要总结了。



北伐前夕，很多人摩拳擦掌统一祖国，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有的很充足，有的以为自己很充足。但没有做准备的那些人，比如谢持，比如叶楚伧，很快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舞台是属于做准备的人。



而回到本文开头，我说毛泽东在1927年只差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是什么？



是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谁都会说，但陈独秀、汪精卫等很多人说这话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迅速拿出枪杆子。做不到的话，也没什么说的必要。



但毛泽东不一样的是，这六年时间，给了他充足的准备，工人、农民、党务、组织、宣传，现在就只剩下军事了 而必要的人才储备、社会关系都已经到位了。



只等他离开高楼大厦。只等他离开小洋楼。



所以我们会发现，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每句话看似批评的是别人，其实都是他自己这六年来的自我反省。



只是他是能调整改变自己的。



就好比陈独秀能不能赞扬农民呢？也能。但这六年他一直在小洋楼里，没有和任何一个农民接触的机会，所以面对1927生死转折惊涛骇浪时，他只能退居二线。



这份名单可以数很长，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我们熟悉的人。



只是：这个世界是唯物的，是不等人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你永远也做不好准备。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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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5-2 12:32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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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一 引言

我想谈谈我对从1966年开始的那十年的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失败了？后人的道路和他启动的那十年的路线是何种关系？今日的成功与他的探索是何种关系？他是对是错？还是说有对有错？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重大历史选择的难点在哪里？

我将融合两种视角：当时人的视角和2024今日之人的视角。

二  大背景：他想要避免的几件事

要分析他启动那十年的动机，最佳入手点是分析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希望避免的事情。我认为最主要的有六件。

1 变修，

2 走资，

3 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完全失序或者是大内战），

4 向美苏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屈服（接受不平等的地位），

5 与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爆发三战级别的大战，

6 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

我先快速分析一下后面三件事。众所周知，在六十年代，他采取了同时坚决对抗美苏的外交路线。

事后看来，他的规划应该是通过对美苏施加压力以及利用美苏之间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至少其中一方对华政策大转向，明显缓和对华关系，承认中国的应有地位，接受中国在政治上大体平等的前提下获取广阔发展空间。由此则可有效避免后面三件事。我不清楚他更偏向于哪一方转向（或许是美国），反正最终美国转向了。

好，现在我们来分析前三件他希望避免的事情。

首先是变修的问题。这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首先是中国的旧社会传统要短期内根除不容易。而他在前十七年中也看到了不少可以证明有严重封建作风残余的例子，具体就不展开了。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存在着权力代代传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变修的一个基本标志。

另一个变修的压力来自于苏联的示范。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亲近原因，以及苏联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战争和建设成就，效仿苏联的动机是强大的。与亲苏势力合作斗争是他一生工作的主线之一，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同时要注意，五十年代前期在苏联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五十年代后期甩开苏联进行探索，遭遇过惨重的失败。

为什么他不接受在模式上偏向苏联呢？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么做了容易导致第四条恐惧变为现实，即在苏联帝国主义面前屈服。除此之外，他对苏联模式有深刻思考，认为中国偏向苏联模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很大的问题。

苏联有严重的内部政治问题，这一点我想党内持异议的应该不多。别的不说，光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件事情冲击力就已经足够了。

在政治方面，变修完全可能是中国封建糟粕同苏联政治弊端的合体。上级对下级的严重压制，官僚体制对群众的严重压制，官僚体系对整个社会活力的扼杀，代际之间上升渠道的消失，这些都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而这是完全违背了革命者的初心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回头看，苏联经济有重大弊端是明显的。但我不敢确定在六十年代中期他是不是坚信这一点。不过就算苏联的经济模式表现还不错，苏联的建设经验也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

即使五十年代干得比较好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而是依然有自己的很多主见。所以，即使要学苏联或者学其他什么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必然要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意识。

下面说走资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看，要彻底防走资是极为困难的。别忘了本来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之后又在短短几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在这个阶段之前以及建立这个阶段之后，长期都存在着需要容忍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想法，甚至有“剥削有功”之类的论调。在民间，至少小资本主义或者小生产者小经营者的模式在很多民众眼中是自然合理的。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重大经济挫折也使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模式回潮变得颇有吸引力。

国际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是超过社会主义的。且不说美国在二战后积累的巨大优势，就算是美国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显示出了不健康状况，也不要忘记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强势崛起。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远未穷尽。

因此，无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看（要经历资本主义才到社会主义），还是从中国的国情以及国际局势看，一定程度的走资属于顺势而为，要挡住并不容易。

注意，走资和变修是可以同时发生的，比如资本主义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复辟。此外，走资和变修显然也可能导致对帝国主义屈服以换取帝国主义对走特定路线的支持。

至于防止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前两条危险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防范变修走资风险时措施过猛也可能导致矛盾过度激化（比如把军队完全搞乱）乃至倾覆政权。这其实也是他在执行那十年路线时常有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他看来，中国存在着不小的变修的压力，不小的走资的压力，以及可能相对低一些但依然存在的向帝国主义屈服的压力。与此同时，正顶着可能同帝国主义爆发战争的巨大外部压力，还面临被帝国主义联手压制的风险。必须坚决应对上述威胁，当然应对措施不能激烈到令政权垮台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决定采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国内防修防走资。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展开与美苏同时坚决斗争逼迫某一方转向的路线。所以那十年实际上是有内外两个大操作的。外部操作众所周知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没有完全锁定胜利，锁定胜利还有待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及中越战争试出苏联底线），内部操作就是大家感兴趣的那十年的路线，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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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5-2 14:24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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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心目中的噩梦：既变修又走资还向帝国主义者屈服

上面的大背景讨论分析了他最希望避免的六件事。这里小标题说的就是其中的三件。另外三件是爆发（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和政权垮台。

在他看来，爆发世界大战，由于外部安全压力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以及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这三个风险可以通过他的外交路线有效控制：同美苏激烈对抗并逼得某一方大转向从而最终降低大战风险（虽然短期内会升高风险），解除被联手压制的风险，同时在政治上不屈服于人。事后看，他的这个高风险高上限的外交政策也的确最终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对他的对外路线有信心（他自己应该是有的），那么他真正恐惧的噩梦前景就是中国既变修又走资和由此导致的屈服于帝国主义。

在他看来，出现这种前景无非两个结局：一是政权垮台，二是政权存续但已经是江山变色。总之，革命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损失掉。

四 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

变修，走资，又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条道路真的是不可能走通的吗？世故之人会指出曲线成功的智慧。

比如上面分析过走资很大程度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和国际形势下的顺势之举。你可以走一定程度的资，但总体上还保持社会主义的优势地位嘛。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优点都能利用到嘛。

而所谓的变修，其中有些成分很大程度上也是难以抗拒的人性。再说了，要组织好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大生产，官僚层级机构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官僚的地位高了，那难免会被人觉得有点变修了。但这未必意味着政治的僵化乃至腐朽，好吗？哪个工业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这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坐稳政权的代价，那该付还得付嘛。

再有，向强者屈服可以是策略性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屈服换来大战风险和被联手压制风险的降低，或许是完全值得的。用政治让步换取外部经济资源也完全可能得大于失。哪怕是他，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也有像抗战时国共合作之类的妥协或者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阶段性安排嘛。最终证明他没有被国民党降服也没有被苏联降服。后人难道不能学习这种曲线成功经验吗？

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变修，一定程度上走资，一定程度上屈服，但最终可以胜利”的想法，我认为他的判断是：很难行得通。“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评论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判断有没有道理？以当时的情势看确有其道理。

第一，这条路本身就是非常难的。

帝国主义又不傻，你向他们屈服了他们就不会给你套上各种枷锁？不会设置天花板？他们就不会渗透你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持有者也不傻。你走资了，他们就不会腐蚀你？或者裹胁群众对抗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在一国之内并存吗？如果你只搞一点点资本主义，那从资本主义得到的好处也就很小了。而如果你把走资的渠道搞大了，那到底是资本主义占优还是社会主义占优？哪一方会甘心自己居于二等地位呢？斗争是不是可能变得很激烈呢？就算和谐相处了，难道不会是官僚和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吗？你走了资，你是不是要倒向美国？如果你又同时向美国屈服，那有了美帝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及代言人会不会试图夺权呢？

还有那个变修的问题。你以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上级对下级具有极高权威的强势官僚系统之后人民群众就甘心接受吗？就算接受了，那这个官僚系统内部就不会因此自高自大吗？就不会私心过重搞权力代代传吗？

所以你看，绕来绕去怎么好像三座大山又要回来了呢？

还有，如果你倒向了某一个帝国主义而那个帝国主义自己混不下去甚至内爆了，你会不会被他拖下水？如果其中一个帝国主义和另外一个开战了，你有没有可能被绑上战车？

第二，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走通了一条几乎走不通的道路（我之前有长文“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详细分析），但走通一次不代表能走通第二次。

前一次能走通，和他的带队作用有巨大的关系，而他对他的同事的能力是有认识的。比方说他的若干同事或者前同事在革命期间若干次把事情办砸甚至濒临大失败。又比如说建国以后，主管经济的同事们搞经济工作出现了大灾难（当然他作为最高领导也不得不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信任自己的同事在他身后去走那条难以走通的曲线成功道路？

第三，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时间之长远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终究是一代人时间内完成了。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走通上述的曲线成功之路至少要好几代人。这就存在着一个事业传承的问题。你能几代人都出现英明领导吗？假如你搞权力代代传又会怎样？只要有一段出问题，整个路线就可能崩塌。西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早就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了。

五  后来人的确选择了他判定走不通并想要避免的道路，但后来人硬是把那条路走通了

他的后来人选择的道路，按照六十年代中期他的认知，可以说是大大地走资了，明显地变修了。他的防修防走资的十年努力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各种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走资的案子被翻案了，他认为群众该有的造反式的“大民主”权力被取缔，上级对下级建立了很高权威，阶级斗争的提法靠边站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巨幅增长，资本主义地区的很多经济模式成为了学习模仿对象。

至于说向帝国主义屈服这个方面，其实一开始并非如此或者就算有一点也不厉害。 但由于苏联衰落乃至意外崩溃，最后以韬光养晦为标志也不得不对美帝国主义屈服了。屈服的程度恐怕超出了预期。

但是这条“乍看起来变修，一定范围内走资，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屈服”的道路，最后竟然真的曲线成功了。在2024年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终究是社会主义，所以本质上没有走资（可以说新时代对这个问题具有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我们终究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封建式的修正主义者或者苏联式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前者你只要想想中国当今干部团的成分就知道；后者过于明显已经无需论述。而我们在长期屈服于帝国主义之后终于崛起为超越或者快要超越帝国主义的世界最强国家。

很多人都会问，我也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假如他不是去世而是休眠四十余年，那在他醒过来并了解情况之后，会如何评价这四十多年的道路呢？我想，只要他作为一个伟大唯物主义者的底色没有改变，他终究会承认后人选择的道路是成就辉煌的，只不过这条路是当初他不相信能够走通的。

他的确是误判了，但这并非一个低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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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5-2 14:49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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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后来人选择的道路，他误判了什么？

上文说到，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当时的情势做出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他想避免的那条道路难以走通。但2024年回首，他的的确确是误判了：那条路就是走通了。那究竟误判了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低估。

1  他低估了自己的某些同事不断成长的能力。

我之前分析在他看来那条难以走通之路难以走通的原因时，提及他的同事们的能力从履历上看是很不令人放心的。然而历史证明，他的同事就是可以在政治上屡次挫折后，总结之前的很多失败教训（包括他本人的），在生命走向尽头之际不断成长，既展现了很强的设计大局能力又有关键时候的惊人抓机遇能力，最终出色完成领航，护航，交棒三大历史任务。

2  他低估了社会主义事业传承的可靠性。

在之前分析这条道路难以走通的原因之时，我还提到这条路需要以弱势地位走好几代人从而有很大的传承问题。这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希望之所在。但现实就是：中间虽有一些波折，但每次接棒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硬是搞出了连续五代优秀领航者。我在“垮掉的一代人”一文中提到过，有好几个历史关口都是可靠的半代人战胜了垮掉的半代人。

在交棒这件事情上，他的同事以及同事选择的后人们的水平是大大超过美国人苏联人的，也超过他。

3 他低估了帝国主义者的自残自毁倾向。

中国面临着被和平演变而变弱变糟的风险，帝国主义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在他身后两大帝国主义都有惊人的自残自毁倾向。大家可以想一想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

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他们对中国施加了足够大的压力，但他们的愚蠢和自残自毁又使得他们施加的压力不过分大。中国既不被压垮又能被压出潜力。

当然他在世的时候也会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的话，但他的一生中，帝国主义总体表现是相当凶残的。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失误，但其自残程度远远赶不上帝国主义后来人。平心而论，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他很难去假设未来的帝国主义行事竟能如此荒腔走板。

4 他低估了复杂机制对阶层固化的有力遏制。

我以前的文章分析过，哪怕到建国百年之际，共和国的阶层固化也极有可能不管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处在一个相当低的阶段。虽然再往后会怎么样我不敢断言，但百年历程已经足够共和国走曲折登顶之路。

是什么机制导致了阶层固化被遏制？主要有这么几条：他启动的那十年的冲击，计划生育，开放环境下外国的吸引力，干部团的高度内卷，他的同事的操守，以及外部压力造成的干部团自身不敢懈怠。

有人认为，他启动那十年对于避免阶层固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使得建国勋贵集团未能代代传。我同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的。历史上常有的情况是：如果你的路线被彻底否定，人事布局被彻底清洗，那就会迎来反攻倒算，可能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在他的晚年国内政治路线在被完全否定后，阶层固化完全可以被更猛烈地以更加难以抵御的方式建立起来。但这一切没有发生。这是他的同事们在特定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选择。再和计划生育等机制合力，未能阶层固化的路才走得下去。

5 他低估了中国人民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在他看来，如果变修走资向帝国主义屈服，人民群众不会答应。因为人民群众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因为人民群众不接受违背革命初心的行为，因为人民群众会觉得造反有理。因此，走那条他认为走不通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可能会自己翻车。另一方面，有一个他似乎没有明说但我想是自然的推论：如果走了这条路而人民群众竟也逆来顺受了，那可能意味着变修的统治阶层对人民群众的压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同样是黑暗的前景。

现实中发生什么了呢？后人的探索的确造成过各种混乱，也犯过错误。他本人的路线被否定这件事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走了弯路。但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在挫折之后人民群众总是原谅总是向前看。

有人会说这是组织的压制力量强。有这个因素，但你必须承认人民群众确实没有真心想造反想报复，甚至没有想要非暴力不合作。如果他们想做这些事情，就算组织奋力压制并取得成功，付出的代价也会比现实中的代价高很多很多。

人民群众顾全大局，组织也就不会陷入过度恐慌而滑向愚民分民以自保。这样一来组织和人民的良性互动就能不断循环。

人民群众中既蕴含着造反和革命的伟力，也蕴含着忍耐进化的伟力。如果非常看重前一种力量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前一种力量上，那难免会低估后一种力量。他一辈子都是干革命的，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倾向都相当敏感，但低估了人民群众“不造反”而是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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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5-2 15:19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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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上）

前面已经提及，他担心后人选择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的应对就是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启动的那十年。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

为什么这条路没有走通呢？这是可以长篇大论的，这里我只列举我认为最重要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锋队组织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怎样的地位。问得更尖锐一点：保证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是不是最重要的？

在他启动的十年里，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力量被反复冲击（往往调动先锋队之外的群众力量进行），大量的骨干组织力量被冲垮了。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必要代价，要由大乱过渡到大治。如果效果好，还可以七八年来一次。他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先锋队组织保持不变色，也不断让群众受到教育。在教育好的群众中还可以不断获得新鲜血液。

这次社会实践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先锋队的组织，特别是其中的骨干核心，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锻造出来的。中国革命史证明了他们的含金量，而那十年的折腾证明了他们整体上是难以替代的（虽然局部的损失可以承受）。新鲜血液怎么办？得让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自己传帮带。是的，变修的风险是有的，但是冲击组织核心试图“由大乱到大治”的方法副作用更大。

先锋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政治系统，你把它搞乱了甚至很大程度冲散了，不管大家动机再好再努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得到混乱而且是其残余动员力加持下的高烈度乱局。折腾来折腾去人就迷茫了，损失会很大，信心慢慢就不足了。时间长了，阴谋家会一波一波长出来。你再去打阴谋家，人心就更乱了。外面还有帝国主义的压力并且面临着对外路线的大调整。更不用说还有预期寿命的问题：自己的时间不够了。放手锻炼人民的余地越来越小。

如果让我总结十年留下的最大的一条政治经验教训，那就是：先锋队的组织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比先锋队的路线重要，比先锋队的意识形态重要，比一时的人心向背重要。而先锋队的地位首先要体现在骨干核心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上。领袖要通过建设好和领导好先锋队组织尤其是中央来实现历史任务，不能幻想通过明显削弱先锋队现有组织而成事。

如果不能明确先锋队领导地位的头等重要性，别的政治正确的事物就可能试图来填补这个“地位真空”，比如人民民主，比如不断革命，比如阶级斗争……

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后来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得到了强调。当然此时还谦逊地把这一条作为四项原则之一，而不是单独压倒其他项的内容。但我从小就认为，四项基本原则里最核心的就是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其他几条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要低于这一条。为何？其他三条（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有很大的诠释空间，但先锋队的领导地位是非常实在的妥协余地很小的：听谁的？跟谁走？这可没有太大模糊空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终于正大光明地把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的最高重要性明确说出来了，这是这一时段的一大政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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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5-2 15:52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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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中）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文化水平提升的难度。

那十年是以文化冠名的。他看得很准，人是最根本的因素，比制度重要。政治上的持续可靠性归根到底是基于教育人并提升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觉悟，最好实现“遍地尽舜尧”。这将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这种想法，我认为和之前的长期政治教育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农民原本是多么缺乏见识，但是在接受教育之后觉悟可以有大提高，从而使民众中的革命伟力被激发出来。建设年代移风易俗乍看起来是多么难，但十七年间在改造思想从而改造社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再往下，难道就不能再更进一步培养政治认知水平很高很可靠的一整代人吗？

我认为这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件事就是难到了无法实现的地步，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政治文化水平的提升，有一条先易后难的学习曲线。他搞成功的那些经验（革命和十七年间的“前半段”政治教育），虽然在世界上被压迫地区看来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远远没有他想做成的“后半段”提升那么难。

在此我要做一个类比：理科文化学习的难度曲线。以往几千年，人类的理科知识都很匮乏（按如今标准）。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普及理科的初中等教育之后，人们发现最起码小学和一部分中学的理科知识是可以大面积普及的。这件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没那么难。说难，是因为它需要社会的整体进步需要搭建起普遍教育的体系。说不难，是因为搭起了靠谱的体系后还真就能基本普及。但是，（以微积分等数理知识为代表的）大学理科知识，被各国的实践证明是没有办法普及的。

我认为，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类似的。从他早年到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全民政治教育的伟大成就，就好比普及理科中小学知识。 但他那十年内想干的就好比试图普及大学理科知识。前面再成功也不意味着后面能做到。人类似乎就是只有这个水平。

政治文化普遍提升的天花板，理科知识普遍提升的天花板，这两个东西是人类文明发展之路上的两个巨大路障，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有移除的可能，而他一头撞上了其中一个。他的尝试非常勇敢，做不成也正常，而且或许以悲壮方式探测出了这个教育天花板式的“文明过滤器”。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力量的对比问题。

他无疑是组织中能力最强的人，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领导。但大家需注意，他取得的成就是在一批能力非常强的人配合他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同事认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他是最有希望为革命找到出路的，所以支持他。当他选择了那十年的路线，当他把冲击的对象指向先锋队的组织和骨干核心力量的时候， 那些除他之外最有力量的人大部分就不支持他了，虽然有的在明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甚至表现得好像是支持。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最伟大的个人对抗不过次伟大个人组成的群体。他很强大，但先锋队骨干核心群体更强大。他能动员群众，对方也能。他的个人寿限也熬不过一个群体。

至于说他为什么得不到能力最强的同事的多数支持，下文还会分析，简单讲就是他们也是完全有道理这么做的。

这里的力量对比本应该是很明显的，任何厌恶高风险的领导人都几乎不会选择他的路线。奈何他一辈子以弱胜强的事太多，一直没有找到以弱胜强的上限在哪里，直到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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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5-21 21:04
毛主席一眼看出马克思的不足，读不懂毛主席国家无未来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05-04 07:50 江苏
文/周伯通

在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尤其是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会出现一些学术流派，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所以任何一部学术思想都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立场。如果我用中国的社会角度来看，马克思是错误百出的，但他真的是错误的么，也没有错。连马克思自己都说了，“我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都只是属于这个时代。”他本人没把他的著作弄成宗教。

马克思学说观察的样本是欧洲，主要是英国，但即便如此，他的《资本论》，若从经济学角度看，逻辑漏洞还是太多了，但是从社会政治学来看，是具有时代积极意义的，他更倾向于这是一本哲学著作，哲学无所谓对错，但哲学有他的不足之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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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要针对资本和资本家呢？因为欧洲经过战争，把权力打没了，即使还有，都是保留皇室的那种虚位，没有什么实权的，现有的政客，或者说明面上的权力拥有者已经沦为资本的打工者，也可以这样讲，权力就是资本，资本就是权力，马克思要写的批评著作，当然就只需要枪头对准资本家就可以了！

为何马克思学说外传之后曾经给很多国家留下后遗症呢，比如老挝，朝鲜，越南等等，搞的一团糟，原因何在？你全国都是大农村，你哪有资本家，你要革命，恰恰是要反权力，而不是反资本，你无资本可反。

早期留洋派的“马八股”回来指导革命，毛主席若是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们就跳出来呵斥，“你读过马克思的书么，你懂什么叫无产级阶革命？”结果在革命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差点火种子都被这些“马八股”们搞熄灭了。

毛主席接触马克思著作，要比同时期的留洋派战友晚一些，20年代开始，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农村调研，等他看到马克思的学说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是英国的观察样本，不是中国的。当时的英国的生产力是非常发达的，甚至到了生产过剩的地步了，但是工人的生活是极度的差，工人属于生产要素中的生产资料，按照资本逻辑，生产资料当然要榨出它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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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马克思学说不是经济学，你可以叫它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可以叫哲学什么的都行，他提供的是思路，而不是执行方案。

他的思路让工人运动有了理论依据，资本家要把工人利益压到最低才能利润最大化，而资本增值是离不开工人劳动的，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斗争，让资本家让利，才能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如果照搬马克思主义，几千个工人闹革命，岂不是笑话，没有一次成功的！毛主席说，看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要找到压迫主体，在欧洲是资本，在中国是权力，在农村就是地主阶级，在城市就是官僚阶级，但中国的情况远远比英国复杂，不是两个矛盾体的事情，是几十个矛盾体，有混战的军阀，有反动的所谓的蒋氏合法政权，有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还有欧美代理人在活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给无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但是怎么使用，他并没有说，即使点到了两句，也只适合英国的工人运动，理论武器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的问题很简单，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很多人对马克思学说也是看不懂的，理解的不透，就容易发生大错误，比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有的人理解成具体的有名有姓的资本家在压迫人，其实不是的，说不定你具体到某一个资本家，他还是个大好人呢，他把赚到的钱99%都分给了工人呢，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已经脱离资产阶级了。要消灭的是一个阶级，做到大家贫富差距缩小，并不是去消灭人。

当然了矛盾不可调和了，在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进行武力镇压，那工人就要起来消灭人了，而个别资本家站在了工人一边闹革命，那属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属于进步的力量一方。

毛主席在纷繁复杂的中国十几对矛盾体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站在绝大多数的农民一边，然后团结地主阶级、资本家中的进步力量，去打击地主阶级、资本家中的反动力量，并不是和现在有些人说的那样，煽动仇富，无差别仇恨！不管你是什么阶级，都可以分为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作为资本家来说，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进步力量；你取之于中用之于美就是反动派。

毛主席在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毛主席思想，但是毛主席经常反对毛主席，他说，一个方法，现在用错了，过一段时间用又对了，一个方法，现在用是对的，以后再用可能又是错的！这就是社会实践的作用。 毛主席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为何这样说呢，就是找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主席写下这样的批语：“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

“了解马列主义，应当学习它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方法。”这就是毛主席学习所得，但有些人是怎么学的呢，列宁说要去工厂罢工，那我也去罢工，人家罢工，是全国响应，一呼百应。你罢工，全国没几个厂，有啥影响力啊！是让你学习立场方法，不是亦步亦趋的，人家做什么你也做什么！

一个社会，当它逐渐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时，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时候就会诞生很多哲学流派，马克思同时期的还有，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经济学等等，资本主义为了缓和矛盾，都是做了折中处理，就是混合制，不存在绝对自由主义，也不存在绝对的国家干预，而是两者都有使用。

如今都发展到2024年了，居然还有人拿出哈耶克来解决中国问题，哈耶克这种自由派在西方资本家眼里狗屎不如，他们资本家集体抵制这种个人主义，资本家很清楚，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没有竞争力的，欧美吊打全世界其他国家，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靠的是资本联合体的垄断完成的。

毛主席也不希望未来哪一天，把他的学说拿出来解决中国问题，很多人犯照抄照搬的毛病，如果按这种思路就会坏大事，甚至会被人嘲笑成极左。

毛主席说，“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也就是说，毛主席思想是哲学著作，他提供的是理论武器，你要怎么使用这个武器，要看时间、地点以及当前的社会环境。

如果一个人要读懂毛主席，要以开放的心态阅读所有书籍，包括西方的经济学。毛主席说了，敌人的书，我们也要看，他们在想怎么为自己捞钱，如果我们用他们的方法为人民谋利益，那么这个方法就算是弃暗投明了，为人民所用了。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主席完成了，那么“使毛主席思想当代化”，就是后来人要做的事情，马克思讲的是和资本的斗争，而毛主席讲的是和资本、权力的斗争。

和资本的斗争就是研究如何分配的问题，不解决分配问题，就无法解决一切的社会危机；和权力的斗争就是研究如何还政于民的问题，如果还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无法杜绝官僚主义造成的官民对立。

毛主席思想学说不是用来背诵的，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矛盾，去寻找方法论的，只有看到了主要矛盾在哪里，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一切还要放在国际大局势下去看，否则容易被霸权帝国主义带进坑里，然后夺走人民的财富，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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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思想，有位朋友说的好，“我们已经不关心政治，也不再提阶级斗争，但是恶人们却一直不忘创新、持续努力、与时俱进，所以天道是无所谓善恶的，天道只是酬勤。坏人胜出，只是他比好人更勤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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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6-3 16:09
俄罗斯在乌克兰分田地免房贷、用东方智慧让美国痛不欲生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06-03 08:56 江苏
文/周伯通

美国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还强迫欧洲继续支持武器，美犹财阀说了，“乌克兰的工业、农业、金融均已经被贝莱德和先锋领航接手，等战争结束，凡是支援乌克兰的，都能分到一杯羹，绝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俄罗斯在那一想，这场战打完了，俄罗斯人民没得到一点好处，乌克兰人民也没有得到一点好处，我即使认输，退回去，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和乌克兰也没多大关系了啊。这场仗，打了一个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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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越想越气，咨询一下智囊团，有人说，按照东方智慧，要分清楚主次矛盾，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一定会让美犹财团赔了夫人又折兵，啥也得不到，光屁股回家。

这一下子点醒了俄罗斯，现在军队往乌克兰推进，只要占了一块土地，他们就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说：“你们的地现在被私下里卖给了美国了，就是战争结束了，你们只不过是替美犹财阀打工的佃农，还有你们现在从金融公司贷的款，利息也很高，背后的资金也是来源于美国，他们在放高利贷，一套房子就困住了你们一生。”

俄罗斯说，“今天这土地落到了我们手上，我就替你们做一回主，土地按人头分给你们，以后绝对不能给美国人，还有你们的房贷也不要还了，没人敢上门找你们要钱，谁敢找你们麻烦，我们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乌克兰人有点蒙，说，“你这讲的好有道理，但我们难过自己的心理这一关，这岂不是有点不爱国呀！”

俄罗斯说：“泽连斯基的国，让泽连斯基爱去吧，你们只有推翻盘踞在乌克兰的反动势力，才叫真正的爱国。”

俄罗斯似乎学会美国搞舆论的那一招，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也不等于爱泽连斯基，谁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那才叫真正的爱国。如果你们老百姓帮助国内的反动势力，那才叫真正的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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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这句话是鬼扯的，尤其是和平时间，绝大多数国家的执政者，都认为人民群众都是没有用的，也从来不在乎底层老百姓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与精英共治天下”特别的省事，美国对外殖民推行的策略就是这样，比如他把控了韩国之后，城市让资本家管，农村让乡贤管，他啥都不用干的，每年拿利息分红就可以了，你看，也没见到韩国老百姓造反的。

但是一到战争时间，事情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你看了都恶心的泥腿子，却变成了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乌克兰现在为何要抓壮丁上战场了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得告诉我为谁而打仗，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为了美国贝莱德集团牺牲全家人，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即使现在发展到无人机战斗的年代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仍然还是人，而不是武器。有人就问了，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入巷战阶段，伊拉克就输了，那不还是美国的电子战厉害么？

完全错了，打败伊拉克的不是美国的武器，是美国花了六年的时间去策反了伊拉克的军队，萨达姆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都被美元收买了，等美国军队来了，几乎没人抵抗，一些人放了两下空枪就投降了。

还有一个疑惑，那伊拉克的人民为何不抵抗美军？那是萨达姆在的时候，人家选择了不抵抗。萨达姆没了，你美军现在过去侵略看看，伊拉克人民一定会抵抗到底！ 这是为啥呢，至少说明萨达姆不走群众路线，老百姓和他没有深厚的感情，他治理国家的时候，肯定是精英治国路线，既然跟老百姓没关系，那我得等你精英打完了，我再来爱国不迟！结果精英没有选择打，全部跑到美国养老去了。

美国打阿富汗，花了20年都打不下来，因为阿富汗穷人多，你走精英路线就走不通，穷人是没有办法，即使变成了难民，周边的国家也是不愿意收留他们的，穷人除了爱国，他没有第二条路走，穷人的爱国的表现，就是和外来的侵略者以及国内的反动派斗争到底，等美军熬不住走了，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国的反动派，也卷走了阿富汗的财富去美国享福去了。

俄罗斯人由于直肠子，脑袋简单，打仗打了三四年了，才明白这样的道理，你若是从第一年开始，就打土豪、分田地，免房贷、免车贷，战争早就结束了，又不是要你拿钱，最后亏出去的都是美国财团的投资。由于没有早一点想透问题的本质，导致第一年乌克兰人爱国热情高涨，纷纷以为自己是保家卫国而战。俄罗斯又把这些人当成完全的敌人，结果越打越仇恨，越打越难打。

所以说军队里的政委，往往比拿枪的将军还重要，枪支未动，舆论先行，只要对方的精神意志垮了，什么先进武器拿过来都没有用。周武王打商纣王的时候，商纣王的人多，武器也多，60万对80万，优势在纣王，但没到2个小时，纣王就输了，只好跳到火堆里自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周武王的政委和商纣王的士兵说，“你们这些人，绝大部分人的身份是奴隶，纣王吃香喝辣的时候，你们是奴隶，从来不把你当人看，现在要打战了，他却让你们挡在前面，受尽虐待和剥削的奴隶，居然要保护奴隶主，这简直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

此话一出，奴隶的思想就动摇了，觉得这话讲的没毛病啊，周武王答应打完了纣王之后，你们都恢复成自由人，不再是奴隶了。于是在牧野战场上，当周军勇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大批奴隶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八十万商军，一下子就土崩瓦解。

什么高科技，什么财富都是虚的，你要看为谁发展的高科技，为谁创造的财富，如果用高科技来剥削人，只是让少数人占有财富，你什么高科技都保不了反动政权的命。

俄罗斯就吃亏在文化宣传上，刚开始打的时候，说威胁到我俄罗斯了，我所以打你，这个师出无名，至少理由不够高大上。你得说乌克兰人民被北约侵略者和乌克兰国内反动势力欺负了，他们把工业、农业、金融全部卖给美国了，还煽动不明真相的乌克兰人去攻击俄罗斯，因此俄罗斯要替天行道，解放乌克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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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宣布，凡是俄罗斯军队所到之处，一律分田到户，所有居民欠的房贷、车贷、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贷款一笔勾销，并号召乌克兰人保护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决不能把到手的利益再交到什么贝莱德手里。

俄罗斯应该大量地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人民，让乌克兰的进步力量拿起武器来，打跑乌克兰的反动力量，做一回堂堂正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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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6-17 11:04
为什么新中国的建立路径，几乎和盛唐的开创过程一模一样？


原创 罗马主义 灼识新维度 2024-04-03 11:50 四川

我小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晚期，满街都挂着“批林批孔”的标语，到处都在“评法批儒”，当时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等到我上了大学，吭哧吭哧地读了几百本书之后，突然发现这事充满了诡异，为什么呢？

因为这事太不合乎逻辑了，在我年轻时候学的政治学教材里，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即便有内部斗争，也是马克思思想原教旨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怎么能和法家儒家扯到一起去？

为什么会出现了“批林批孔”这套奇怪的理论？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毛泽东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但是我越想搞明白，结果我却越糊涂，为什么呢？

比如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怎么能把自己比作秦始皇呢？

又比如按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9年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里的记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分别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如果说这篇还能让人理解的话，下首则直接让人震撼：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为什么在毛泽东的眼里，很多共产党人居然是孔子的信徒呢？

这两首诗，其实都是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而作，那这本书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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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时候，郭沫若对先秦的诸子百家，进行了一番评头论足，《十批判书》就是他思想的代表。

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孔子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学说顺应了历史的变化，为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对中华文明传统思想，试图彻底否定的纠偏努力。

建国后，这本书在1954年再版，1956年以后又多次刊印，本来也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是到了1973年，为什么忽然会被毛泽东认为是“大毒草”呢？

因为此时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路线斗争，他代表商鞅和李斯那一派法家，而林彪则代表孔子和孟子那一派儒家，周恩来和邓小平明显倾向于孔子的主张，而郭沫若则是给他们提供了理论炮弹。

因此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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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4日，江青组织驻京部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82岁的郭沫若被点名批评，随后又从批孔子发展成了批周公，开始影射周恩来，成为了“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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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毛泽东的思路普通人很难跟得上，按理来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毛泽东把自己比作法家，把他的对手都归成了孔子的信徒，这套说法不论怎么解释，其实都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因为道理很明显，商鞅李斯学说，同孔子孟子之间的理论争论，那都是儒家内部不同流派的斗争，可是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八竿子都和他们搭不上关系，怎么能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呢？

这个脑洞实在是开得太大了，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长期难解的谜题。

很多年以后，随着我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才渐渐地明白，毛泽东说得一点都没有错，中国的近代史，根本就不是什么外来思想对中国的改造过程，而是中国人利用了外来学说，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又一次升级而已，它的根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为什么呢？

研究政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还有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口号给弄糊涂，无法拨开迷雾，去看清事物的本质。

其实研究政治，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要搞清楚，当时的那些人，到底想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看看当时的局势，我们就会发现，这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导致了儒家政治的第一次大崩盘，何其相似？

只不过当年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冲击，变成了此时此刻，西欧列强还有后来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

所以此时的中国人，也和当年南北朝时期一样，一度对中华文明的传统智慧，失去了信心，都想着从“胡学”中，去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是想用“西方”传来的佛教代替儒教，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话，那此时的中国人，满脑子也是邯郸学步。

一部分人想让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而另一部分人，则想在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找出路。

但其实这两种想法，最后都彻底失败了。

国民党政府，外表虽然套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壳，但想要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家里，通过选票来结束军阀割据，对抗日本的侵略，纯属痴人说梦。

所以蒋介石表面上学美国，实际上却是在搞独裁，搞特务统治，不然的话，他就连一个虚假的统一都维持不住。

而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前，对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唯命是从，想依葫芦画瓢，完美地复刻苏联的成功之路，同样也是一败涂地。

因为两国之间国情的不同，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很多年之后，我们再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彻底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功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你会惊讶地发现，他所有的手法，几乎和隋唐的建立过程，完全一模一样。

两者都是以“胡化”为名，以“中学”为本，最后完成了对儒学的进化，引领着整个中华民族，重新走向辉煌。

我在《中国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大一统？》一文里面，已经详细地介绍了，从宇文泰创立的西魏开始，以及从西魏演化出来的隋唐，为什么最后能成功？

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宇文泰表面上打着“胡化”的旗号，强迫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北方民族，一律取鲜卑名，搞府兵制，看起来像是倒行逆施，但在实用层面上，却彻底解决了整个北方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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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他实际推行的所有的政治制度，却是标标准准的儒家政治，靠着这样的政治手法，他最终完成了中央集权，重回了中华文明的正轨，为他的后继者们，彻底统一中国，最终创立了大唐盛世，打牢了根基。

同样，毛泽东在执掌了中国革命的这条航船之后，他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也用“胡人”的理论，完成了对中国所有进步力量的整合。

但在实际的执政层面，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中国“特色”，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延续，而且还实现了又一次突破。

我在《毛泽东到底为中国做了什么？》一文中，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其实有三次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性地创造了郡县制，让中华文明第一次有能力，调动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可以对周边的威胁，形成大人打小孩的局面。

这让中国从此在所有国家级别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次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普世价值，形成了独特的内在凝聚力，超强的外在同化力。

这让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的农业文明时期，变成了全世界仰望的灯塔。

第三次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彻底革命，让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扎扎实实地落实在了，每一个最小的基层组织之上。

他用最短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时代之前，就让全体中国人，做好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准备，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这个能力放眼当今整个世界，依然无人能及，这将是中国未来，能赢的关键。

所以毛泽东在晚年说，他自己就是法家的代言人，那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所有政治思想，其实就是法家政治逻辑的自然延续。

我在《儒学新说》的前面部分，已经详细地论证了，我们传统所说的“法家”和“儒家”，其实就是儒学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法家”解决了政治制度的效率问题，但它的副作用太大，因此不能持久，需要用“儒家”来调和。

所以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而汉朝却能鼎盛40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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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汉朝实行了“外儒内法”，把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而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向这条路走去。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绝不放弃党的领导，绝不盲目地西化，这在本质上，其实同汉承秦制，但却又废除了秦政之苛，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为什么中国一搞改革开放，马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苏联一搞改革开放，却立刻就彻底崩盘了呢？

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我应该用更多详细的事例，来论证我说法的正确，我本来已经这么做了，但反复斟酌之后，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篇文章的更新，延迟了这么久的真实原因，因为我已经反复重写了十来次了。

毕竟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非要深究的话，一定会发现，“中国特色”才是实，“社会主义”只是名。

这就像当年宇文泰搞“胡化”政策一样，虽然“胡化”是名，回归“儒家”是真，但那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思想转变过程，直到隋文帝杨坚登基之时，才废除了这项政策。

等到大唐开创之后，儒家才能再次堂堂正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重新变成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普世价值，引领着中华文明，彻底摆脱了南北朝和隋末的乱局，再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放在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毕竟“胡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它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包袱，越早丢下这个包袱，我们就越早能轻装向前，彻底解决当下最大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信仰缺失。

一套“名实”不符的理论，是不可能带来真正的信仰的，而没有真正的信仰，也就不会有人会真正相信，这个国家会有美好的未来。

大唐就是在实现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一致的前提下，才创造了辉煌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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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华文明的每一次成功和登顶，都只能来源于对传统的创新和发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根。

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儒家学说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个成功而完美家庭的道德模式，它的价值观，它的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让它成为所有人类这个大家庭里，共同兴旺发达的根基。

它是目前所有的政治学说中，唯一基于科学观察的成果，毕竟在人类所有已经发明出的组织模式中，没有什么比一个完美的家庭，更让人感到安全，感到温暖的地方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对完美的家庭有不同的定义，有些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落后、狭隘，甚至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只要我们及时的调整，与时俱进，吐旧纳新，儒学就永远没有过时的那一天。

它就可以与日月同辉。

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政治学说可以与之匹敌，因为它们要么受科技、地理或时代的限制，只能在少数地区实施的，要么在根本上，就是基于谎言的。

关于这个论证过程，第一次读我文章的朋友，建议去看看我之前的著述：《为什么他们会上当？》

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人类世界里，只有中华民族穿越了时空的限制，是所有的古代民族中，唯一一个，能延续到今天的文明，其中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际，浴火重生的新儒家，它应该怎样地汲取过去的失败教训，不再重蹈旧日的覆辙呢？

它又应该提出一个，什么样全新的世界观，让它能横扫西方那些荒诞的政治学说，再次成为全世界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人，都会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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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6-19 10:29
别把毛泽东的事当“抗日神剧”看


以下文章来源于书林斋 ，作者孔鲤

嘴上说着不要抗日神剧，但遇到要分析问题时就不自觉开始个人英雄主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种唯心主义错误到处能看到，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在日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热中出现的这种唯心主义。

大概是跟大量屠龙文与教员文同步出现的，很多人对毛泽东的认知停留在「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上，仿佛遵义会议以前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一个个都不中用，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得对，而唯一需要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工作方式。

朱德第一个就会表示不同意，紧接着还有周恩来、王稼祥……

日前有一篇文章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诚然，《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是一篇好文章，文字诙谐幽默，而且对党史与军史的了解比较细致，描写了毛泽东从「八月失败」到四渡赤水这七年间的变化，其中涉及到了「八月失败」、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通道会议、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这六个事件。

文末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式讨论以及对毛泽东诗词的立意看法，我是比较赞同的。

但由于该篇文章对其它一些细节的忽略，造成了部分读者对那段历史的唯心主义错误理解。

因此我将以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为例，就文中提到的六个事件进一步说明。在描述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第一手的文献，以免在传达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在叙述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

将惨烈而又悲壮的革命史简化成简简单单的个人英雄史，这本身是犯了唯心主义错误的。

1

1928年6月，当时朱毛红军刚刚会师一个多月，湖南省委就派杜修经来下达命令，要求朱毛会师后成立的红四军向湘南进军。但湘南有向成杰、许克祥吴尚等许多实力强劲的敌军，贸然进军失败的可能性极大。

虽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最终红军还是大队冒进湘南，从而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最终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往赣南闽西开展新的根据地。

粗糙地看，这可以笼统地将错误原因归结为「左」倾思想，但如果深究细节，我们依然能看出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来。

我们先看那篇文章里是怎么描述的：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

这段话是用来展现毛泽东个性的，相比于其他的对实际情况的情况，这是对毛泽东这个人的描写，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之一，但遗憾的是，从历史来看，这段话是错误的。

首先，省委来的杜修经并没有不同意毛泽东。

虽然省委下达了这样的通知，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毛泽东本人，整个边界特委和新四军军委都不理解，也因此在1928年6月30日永新县的商会楼中，召开了一场有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的会议，总共二十多人。在会议上杜修经先转达了省委的6月26日下达的指示信，并且解释了省委决定要向湘南发展的理由。

显然湖南省委认为湖南局势发展就能迅猛向全国发展的想法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和自己的力量。

在杜修经表达了意思后，第一个表达异议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

在朱德提出了反对意见后，陈毅、王尔琢等人也纷纷表态，表示红四军主力如果去了湘南，那么留在这里的几百条枪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边界，根据地将会受到灭顶之灾，所以四军主力不能去湘南，而是要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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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没有？

面对这样的形势，能看清楚的从来都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大家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毛泽东也没有真的像文中说的那样：「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如果说作者是为了艺术效果那可以理解，但如果确实这样认为，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

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发言后，毛泽东开始了。

毛泽东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可以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意思，还能进一步拔高自身行为的意义。

于是就在毛泽东洋洋洒洒的表达中，杜修经和袁德生同意了会议的最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深入各县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7月4日，毛泽东写下了《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这是党内第一次下级公然抵制上级省委决定的报告。

作为一个深受古典哲学影响的人，毛泽东在文中先表达了按照流程研究了省委来信，并且表达了杜修经同志同意了看法，与此同时，还提出省委好几次的态度变化让工作不好做。

这些都聊完后，毛泽东含蓄地表达了不能去湘南以及要开展根据地的原因，同时担心省委批评自己保守，又抢先辩解了一通，最后落笔在全国高潮上，表达了依旧是支持全国高潮的。

可以说，毛泽东在书写报告时，非常讲究策略的，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牛气冲冲，丝毫不顾及他人看法。在阅读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个下级的小心翼翼。——他并没有认为其他人都是那啥。

无论从《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毛泽东传》《朱德传》，还是从《龙开富同志的回忆》《贺敏学同志的回忆》看，杜修经都是同意毛泽东的看法的。

此外，杜修经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他的《八月失败》回忆中看，在开会之前他就已经认为省委的决定不合时宜了，并非文章说的「杜修经觉得此人（毛泽东）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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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细节在行文中被忽视了，而忽视就意味着历史的主要矛盾与叙述对象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类教员文的重点往往是毛泽东一个人坚持己见，但大家都不同意，然后大家都失败了。从整体上看确实如此，但从我们上面列举的史料看，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大家都清楚这样做可能会失败，并且会议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决定。

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八月失败」的结局呢？

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个人英雄主义史往往会将历史的目光放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而忽略掉对历史本质的探讨。

历史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说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

「八月失败」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恰恰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接着往下谈。

就在毛泽东写报告的当天，7月4日，吴尚带着两个师冲入了宁冈，紧接着宁冈告急。于是毛泽东立刻让已经安心在乡下巡视工作的杜修经跟随朱德和陈毅，火速去解围。

7月13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敌人立刻撤退回茶陵。

宁冈之围解决了。

但变故已经发生了。

7月12日晚上，就在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红二十九团来到湖南酃县时，这些从1928年初就离家的农民，突然思乡情切，再加上得知了当时省委的指示信，于是一个个表现出了狂热的样子，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在攻克酃县后的13日当天晚上，便私下决定回湘南。

7月14日，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看到这样的情况，都想把队伍拉回宁冈，但红二十九团听到要回宁冈，士气立马低落了起来，军心涣散。眼见就要酿成大问题，朱德和陈毅开会，商议是否就此去往湘南，他们要求部队等一天时间，由杜修经立刻赶回宁冈，让毛泽东来做定夺。

但毛泽东当时不在宁冈，人在永新。虽然毛泽东让江华把信送了出去，但事出紧急，最终红二十九团还是忍不住开拔。朱德和陈毅眼见形势危急，为了避免大队分裂，决定让红二十八团也一同前往。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八月失败」就此发生。

在这样一段对历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那时，很多人都是可以被说服的，包括充当了「反派」的杜修经，但问题的根本不是出现在这些人身上，而是出现在省委不调查研究就教条地下指令上，出现在基层官兵小生产意识浓厚而缺乏组织性上。

这是根本原因。至于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那并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本末倒置，那必然会变成简简单单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毛泽东具有领袖气质，不在于他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看法，甚至在其它问题比如军队要不要上山，徐向前、聂洪钧、吴光浩也都提出过，又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也表达过更切实际的打法。但为什么其他人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成功了呢？

因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是要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坚定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第一个站起来，带着所有沮丧和觉得失败的人站起来，顶着巨大的压力，审时度势，走向胜利。

这样的精神，是其他人所不能具备的。因此陈毅才会在知道去湘南可能要出事时，在信里给毛泽东说：「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下，我们才会看到，等红军最终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往赣南闽西时，党内出现了一次大争议，并且随之产生了古田决议。


2


文章中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

而且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

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

上映的电影《古田军号》也表现的是这一点。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根本矛盾后，这里自然就会意识到，这场争论压根不是朱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根本上是党组织和红军军队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质上是由农民和游民这样的小生产者组成的旧式军队改造成现代组织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的矛盾。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三湾改编也好，朱毛会师后的「八月失败」也好，本质上都是这个问题在「作祟」，无论人换了几茬，地方换了几拨，本质没有变化。

萧克在总结「八月失败」时就说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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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阅读一下《毛选》，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毛泽东这些话背后，其实都是烈士们的壮烈牺牲。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

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矛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转化之前，它一定会爆发。这是唯物主义交给我们的。所以当很多人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对朱德等人的斗争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必然爆发的，没有毛泽东和朱德，也会有其他人，那个时候没有爆发的话他们失败了，那以后也会爆发的。事物的发展是一步步的，不能一蹴而就的。

可以说，朱德在古田会议前后的认识上的确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但这种问题绝不是像文中说的「朱德等军人不同意……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那样。

这样的表达不仅是不顾历史，也和在古田会议之前的刘安恭、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刘、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这只是一场朱毛的夺权之争，并没有深入思考。

那朱德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

朱德在1929年5月23日，也就是在让毛泽东离开前委的红军七大整一个月前，写下了这有一篇文章：《加强红军对于政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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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朱德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排斥对红军进行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党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上，朱毛实际上是没有大的分歧的。

那么大分歧在什么地方？

大分歧其实出现在基层。

《朱德传》里是这么写的：

「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

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基层士兵基本上是小生产者，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远见，有自私自利的毛病。

就好比「八月失败」一样，朱德虽然知道不能打湘南，可是面对那样的情况，朱德最终还是妥协。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

朱德实际上认为：

党指挥枪是争取的，但是要慢慢引导，现在急不得。这个说辞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但朱德没有考虑到，这是战争时期，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是不会给我们试错的机会，每一次试错都会带来大量同志的牺牲，所以我们没法温水煮青蛙。正如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里说的那样：

「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

至于说朱德想不建立根据地，那更是无稽之谈。古田会议之前，在打下龙岩后，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就联名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事实上这类教员文，往往将中央来人、省委来人乃至于身边人都潜意识设定成毛泽东的「敌人」，似乎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伟大思想，但正如上文所说，很多想法并不独毛泽东一个人有，大家都会想到，但是在决策时，毛泽东会毅然决然地走下去。这才是重点。

就好比解决古田会议争端的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在信中周恩来极其赞同了毛泽东的想法，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清了党内思想上的障碍。

限于篇幅，这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我就不展开了，但我们会看到，中央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一门心思跟毛泽东作对，而是依然会表现出清醒的头脑。

那么到了宁都会议后呢？

是否还是像文中说的那样：

「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

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

我想作者确实是读过《毛泽东传》的，在贺子珍的回忆中，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属于不能团结的人，也不意味着他是做着没有实权的工作，更不意味着他在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中都是在做调研和怼其他人。

在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从这份电报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央对毛泽东的确是有意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彻底放弃了毛泽东，中央仍旧在积极寻求自身合法性前提下对毛泽东的归属。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宁都会议后的毛泽东，确实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现在留下来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乡苏怎样工作？》都是那段时期的产物，但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毛泽东对他人工作的指责，事实上《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在中共中央的刊物上刊登了，《长岗乡调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为文件下发了。可见中央事实上是认可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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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毛泽东还做了大量的军事后勤工作，在工作中他积极与中央配合，没有甩脸子的情况发生。

比如由他签署发布的《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汀州不能轻易放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吉安的占领》《地方部队的编制、训练与勤务》《扩大红军》《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等长征以前的文件与文章，就鲜明表现了这一点。

但作者确实在主干上是表达正确的，毛泽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然是逐渐学会了工作方法。只不过让工作更好进行的，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作方法，而是客观实际。

长征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实际。


3

相比于上面提及的「八月失败」、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长征在党史中算得上很热门的了。但作者或者说很多人依旧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就拿通道会议来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么说的：「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

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

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

确实，在党史上这场会议很重要，它意味着与会绝大多数人同意了西进贵州的看法，而反对了李德的看法。这也确实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想法一致的时候，但问题也同样在这里，西进贵州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吗？

或者说这个案例能否用来说明毛泽东学会团结大多数人了呢？

事实上，很多人在研读长征史时，会不自觉地将目光放在红一方面军上，而忽略掉对敌军以及红二、六军团的了解。当李德说要去找贺龙时，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贺龙在哪？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距离通道三百里。

这个客观事实不假，但我们看问题要运动着看。红二、六军团是怎么到那的？

答案是西进贵州去的。

就在通道会议召开的三个月前，红六军团同样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没有北上找贺龙会师，而是同样选择了西进贵州，也同样路过了通道，然后再在贵州与贺龙的红三军（后改名红二军团）会师。这时我们发现，红六军团的路线和中央红军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一点是被通道会议与会者所知晓的。

这时我们再来看看红军长征在这段时间里的来往电报——

1934年12月14日通道会议才开，而朱德和中革军委当时已经做好了要西进贵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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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道会议的这个说法，金冲及在《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里有更详细的解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里不再展开。

换言之，所谓的通道转兵其实是客观条件下的必然。而这个客观条件，才是让大多数人最终认同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不能再死人了。

而真正在遵义会议以前被大家熟知的会议是什么呢？

是黎平会议。

无论是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还是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都更鲜明地表达出在黎平会议上，大家采取了毛泽东的看法，建立新的战略根据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那么广为人知的一渡赤水呢？

就像上文说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了解红二、六军团的走向，我们还要知道国民党军在那个时期的动静。事实上一渡赤水在最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四渡赤水的计划，我们抛开中央发布的那些电报，看一看国民党中央发的电报和报告就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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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时时刻刻根据国民党军的新情况变化的，换言之，不教条，不死板，不硬拼，随时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变化，在每时每刻的高度集中的精神下，完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决胜。

这不是简简单单在开局时就想好，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

站在很多年后的视角看，四渡赤水出奇兵。

站在那时的视角看，四渡赤水是1935年01月19日到1935年03月22日的六十二天，别小看这两个月，没有几个人能在连续两个月不休息的折腾中不消极，更何况对那时的那些红军来说，这是无意义的来回瞎折腾。

所以情绪当然就来了，等不及的士兵开始再一次质疑毛泽东是不是能够成为负责人。——这是会理会议的文件记录。

我们为什么要读原件？为什么要重走一遍这些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因果的，才能明白任何情绪都不是没来由的。只有理解了情绪，才能理解情绪推动下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情绪。

下级官兵有的是小情绪，小情绪是要尽可能克服的；但作为一个领袖，毛泽东有的只能是大情绪，毛泽东必须只能拥有大情绪。

不要指望毛泽东是万能的，毛泽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否则遵义会议上就知道要去陕甘宁了，甚至于和四方面军会师也是要等到泸定会议才能确定下来。

但毛泽东能尽量让自己没有小情绪，所以很快，所谓的战略转移，所谓的西征，统统名字都没了。在刘伯承彝海结盟时，陆定一写了一句话，后来出现在朱德发布的布告中。那是1935年05月，距离从于都出发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在这漫长的八个月里，死了很多人，逃了不少人，留下来的人见证了这个词的诞生：红军万里长征。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结果性的。毛泽东带着这支队伍，也带着这个词，继续走了一年多，最后才来到陕北。

然后毛泽东点了一把火，在熊熊火焰中，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于是这把火烧得更加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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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6-25 19:26
江南士绅与阶级固化


原创 龙牙 龙牙的一座山 2024-06-25 11:04 陕西

这里，是龙牙正在爬的一座山。

最近炒得火热的“姜萍事件”是一件你仔细品味，背后份量极其严重的事情。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与阶级固化。
它是一次盘踞在中国身上长达数百上千年的江南士绅集团的诈尸。小把戏很简单，有点像《植物大战僵尸》里那种巨人僵尸，先扔一个小僵尸到你后方去，搞点小乱子。   

这事儿让我想起两年前也是这几天的一个饭局：   
一个朋友的儿子高考，报志愿报“呲”了。
第一志愿估计有点儿悬，第二志愿又是瞎报的，爹妈都忙于生意没工夫盯着他，小伙儿自己在家跟爷爷奶奶一块儿鼓捣的，出了纰漏，第二志愿不想去，赶紧给正在饭局上的爹妈打电话。我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两口子刚才还神采奕奕的，立马跳起来跟炸了锅一样到处打电话，找关系的找关系，想办法的想办法。平心而论，娃挺不错的一个孩子，知识面很广，性格也很谦和，但是不属于那种特别学霸的类型。好端端谈笑风生一个饭局，气氛一下就冷了，所有人心不在焉陪着两口子挣扎了快一个小时，最终也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重点来了，当时省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就在饭桌上。   

这事儿我以前提过，评论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种是心知肚明的，这种一般参加过高考、上过大学，清楚高考的门道，对于这种事情当然知道真假；
一种是打死不信的，这种一般就没上过大学，开口就是谩骂，从评论文字看也是各种错别字同音字满天飞，这种人整死都不信高考制度的公平和死板。
其实阿里搞的姜萍这事儿打的就是这个“认知差”，利用一部分人认知上的缺陷煽动、挑拨情绪，以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明面上的做法是利用只能上中专的这部分人，缺乏对知识、对学习的尊重，缺乏对数学学习难度最起码的了解，缺乏对我国学籍管理制度严格程度的认知，撩拨煽动他们支持一个很明显并没有经过严格数学训练的中专生“自学成才”进入浙大这样的名校；
包藏的私货是给高考制度掺沙子，在现有高考制度中打进去一个“楔子”，增加一条操纵在阿里系的人手里的途径，方便“自己人”；
最终的目的是形成阶级固化，巩固自己已经掌握的财富，形成对知识、对财富、对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全面系统性垄断，寒门再难出贵子，王谢堂前燕，不进百姓家。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是搞清楚自己的屁股在哪儿，屁股在哪儿就说哪儿的话，不要屁股坐在穷人这一边，却生怕富人赚钱赚少了。阿里系搞这种幺蛾子不是第一次了，从阿里系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在暗戳戳的鼓捣“民营资本掌握政治权力”，手段也是一样的手段，他当然会假装一屁股坐在你的立场上“替你说话”，那是伪装的而已。等他真的利用你达到了目的，他真的会履行他的承诺吗？你有什么手段让他不得不履行承诺？
所以人一定要多读书，不要学姜萍，不要藐视知识的力量。不读书、不懂道理、没有眼界，你就会总是干这种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破事儿。这辈子高考没考好，没有问题，我国制度能够保证你饿不死，还能保证你下一代有翻身的机会；要是因此就怨恨、不满，跟着别人起哄要推翻这个唯一相对公平的、穷人家翻身的机会，那就是世世代代受苦的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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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士绅”这种东西在我国存在了已经不止几十年了，而是一个盘踞在我国所有人身上的毒瘤，至少搞垮了三个朝代：明朝、清朝、民国。
从明朝开始他们就把持了整个江南的土地税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还把持着织造、漕运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厘金”，卷积了大量的财富。
他们之间还勾结起来，朝里有人做官、乡下还有“乡贤”，利用朝廷给予士人的优待政策大肆兼并土地，对上隐瞒土地产出，不缴纳田赋、不承担徭役；对下该收多少税收多少税，一毛钱别想少。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了自己的腰包，农民该怎么苦还是一样怎么苦，朝廷却很奇怪的发现自己收不上来税。   
但是朝廷没钱是不行的，国防开支、各种支出是必须的，于是只好加重赋税。
这些加重的赋税会是江南士绅们承担吗？怎么可能！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农民的头上，结果就是朝廷越来越没钱、农民却过得越来越苦，只有“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农民与朝廷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大祸。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土地兼并”问题，高中政治、历史好好学就可以搞懂的问题。   

如果实在是没有好好学高中政治、历史，这里有一部电视剧叫《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通俗易懂的讲了这些旧事，这片子也有不少硬伤，最终结局过于温情脉脉，不过至少屁股没有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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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事情终于发展到了极致，利用文官制度形成的阶级固化与财富垄断，终于最后掏空了整个明朝，农民与朝廷的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从而爆发了李自成起义，彻底颠覆了明朝，最终满清入关，在江南杀了一个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以为杀的都是谁呢？
既有不知死活贪得无厌的士绅；
也有架秧子起哄帮别人数钱的平民。
历史证明，贪婪和愚蠢都是死罪。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朝最终走上的也是这一条死路。清朝末年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压制不住，随着广东“十三洋行”与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外国资本、本土民族资本已经遍地开花，但是这部分税收是封建王朝大清的制度绝对收不上来的。这么天量的财富最终落进了谁的手里？
我们熟悉的江南士绅。
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官商复合体”集团利用农民起义和外国入侵对清朝造成的强大压力，顺利攫取了大量的权力，明朝的故事再一次上演，他们最终掏空了清朝。进步意义当然在于结束了封建王朝制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阴暗的一面却是底层彻底陷入了绝望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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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解放前的上海滩。
民国阶段“江南士绅”登上了顶峰，真正掌握了国家权力，“四大家族”的代言人堂而皇之成为国家领导。随着蒋介石与江南财团的媾和以及随后的“4.12”反革命政变，江南士绅们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掌握了国家政权，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你想都想不到的咄咄怪事：
1、民国所谓“黄金十年”里，除了江南士绅们赚了个脑满肠肥，中国连大清时期留下的工业遗产都丢了个精光，到抗战的时候连个大口径火炮都没法自产；
2、抗战中民间、海外华侨捐款购买战斗机，居然能被“民国第一夫人”拿去美国存银行，“反正飞机放着也要生锈，不如存银行还有利息”；   
3、抗战中，中国的钢铁企业居然在破产！
4、全世界国家军队在二战里都是越战越强，只有蒋记民国军队越打越弱；
5、江南士绅“两头下注”，一边捧着汪精卫一边还拖着蒋介石；
6、抗战结束后大肆搜刮民间资本，日本人统治时期没有破产的企业，“光复”后却关门大吉；
7、贵为“战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短短4年就被赶去了小岛过日子；
历史已经证明了，“江南士绅”作为盘踞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一个毒瘤，掏朝廷、掏外族、掏自己，都是一把好手。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把控金融与税收，掌握文化发言权，攫取财富，他们是不分对象的，像一条“贪吃蛇”，连自己的尾巴都吃。   

这个集团消失了吗？
消失过，但是死灰复燃了。   
这个集团现在对政权、对法律、对教育、对金融的渗透其实已经很明显可以察觉到了，尽管他们的手段确实还是挺高明的，会煽动民意、会愚弄群众、会假装老实、会伪装“善良”，但是毒蛇就是毒蛇，话术再高明也改不掉他们身上那股子神神的铜臭味：贪婪。
贪得无厌，在如今这个教育普及化、舆论自由化的时代是无论如何都藏不住的，再高明的话术也骗不过所有人，总有人会站出来揭露他们的那点小心思。“蚂蚁金融”上市圈钱的把戏被揭露后，这群人的存在其实已经为很多人所熟知，仅仅用30亿的本金就妄图撬动上万亿的杠杆，风险全是银行的、获利全是自己的，太贪了，实在是太贪了。
如今搞个“姜圣人”一类的舆论炒作小把戏其实已经说明了至少“阿里系”这一次江南士绅发动的进攻的彻底失败。胆子大的时候他们敢直接把持国家金融根本，到如今也只敢暗戳戳在教育领域搞点小偷小摸。春风得意的时候敢在国家级媒体上找几个无良文人大肆鼓吹“要政权”，意气消沉的时候也只能整点儿烂活儿好给自己不争气的子女们谋点体制外的福利待遇。
这个事情起哄架秧子的人不少，受限于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搞不清楚自己屁股在哪儿的人多得是。但是所谓“明白人”也不要高高在上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把话说明白比什么都重要，毛主席当年就主张把话说明白，不要搞旧文人自视清高那一套。
阿里搞这一波舆论背后的历史渊薮、思维脉络，还是要讲明白，不过就是“江南士绅”这一中国历史上劣迹斑斑的经济、文化、政治集团的一次死灰复燃，一切不过旧故事。   
一次不成功的诈尸而已。   
图片   
我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出没一些奇奇怪怪的饭局很正常。写文章的人自有一种“疏离感”，又有“文化人”的身份做引荐和伪装，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相关，有些人又特别喜欢拖上一个文化人装点门楣，我也正好落一个观察人情世故与世间百态的机会。
当然了，笔在我手里，我事先可没有承诺过不会如实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
因此我算不得“背叛”。
最后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天那个“饭局”，是为了什么目的召集的？
是筹划开一家民营中专，收学生赚钱。
如果浙大“破格”录取姜萍这事儿最终成了真的，一个民营企业操弄的所谓“数学竞赛”捧出来的“天才”真的跨越了高考制度与现有学籍制度，轻松进入了浙江大学，我想请你略微思考一下这么一个问题：
是读中专的人更容易享受这条捷径；
还是开中专的人更容易一步登天？
不要当社会主义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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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8-21 14:38
那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目的是什么？（人的改造）


原创 教员的追随者 鲲鹏击浪 2024年08月21日 07:10 广东


《毛选》是一个伟大的宝藏。

嗨，大家好，我是鲲鹏，坚持解读《毛选》，提炼成人成事之道，坚持和传承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

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中国不讲阶级斗争就丢了魂、断了根，没了未来（阶级斗争大合集）

在革命早期，党的成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党的建设工作主要地是对大多数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化教育改造。

但是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日，党员数量不但增加，而且党员的知识化更加普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成为了党的主体。

这样，党的成分就更加复杂，党的建设工作也更加复杂艰巨，一面是对老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提升，一面是对知识分子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改造。本质上，都是人的改造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就很难，时间会很长，尤其对知识分子改造就更加复杂艰巨。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社会大潮中先知先觉，比如五四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一方面，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个阶级而存在，为其服务。这就使得其表现出动摇性，没有工农的彻底革命性。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吸收知识分子应当注意）

无产阶级的文化 D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争权夺利。

有人说，是整知识分子。

以上这两点都是缺乏历史意识，或者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来讲的，或者就是故意诋毁毛主席而讲的。

有人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不是目的，这是主要任务，不能把任务当成目的。这样就会变质，就会将革命引入歧途，就会出现革命策略方法的错误，比如将“文斗”为主变为“武斗”为主。

这场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问题。

世界观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就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有斗争。

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而突出。

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的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放松了对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文化教育界是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的，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

当前，文化教育界，“毒教材”泛滥、“反动公知横行”、“审美低俗化”、“娱乐至死化”、部分“媒体汉奸化”党媒要有党媒的样子（敢发声、敢斗争）等等，不一而举。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只要我们还有良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教育界的渗透之深，流毒之广，相比几十年前不是更浅更窄了，而是更深更广更猛了，猛到已经利益共同体固化了。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岔路、邪路、歪路上去了。

人的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改造并不是要消灭其肉体，消灭个体。而是对个体和群体的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改造，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与人民群众，让其知识为劳动者服务，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点必须清楚。

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对于知识分子改造也是如此。

改造思想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强加是不行的。

真的坏人并不多。这个认识一定要有，头脑要清醒。不然就要犯错。

人的改造问题，本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只要是阶级斗争。首要问题就是区分敌我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么？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阶级观点。

只要是阶级斗争，就会有坏人钻空子，有两面人阳奉阴违，扛着红旗反红旗。

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关键时期，要防止坏人钻空子。

宁左勿右，形左实右，表面看起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但永远不是我们要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了。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是人的改造革命。永远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群众。



要真正的实现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就要实现大联合，而要实现大联合就要有两个前提：



一是，破私立公。



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可能奏效的。



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要促进，要经过斗争，不要捏。



所以，还要“唤醒民众”吗？（百年革命经验教训）“唤醒民众”实现人的改造的目的依旧是十分迫切重要的工作，是人的改造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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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8-22 15:32
那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目的是什么？（人的改造）


原创 教员的追随者 鲲鹏击浪 2024年08月21日 07:10 广东

《毛选》是一个伟大的宝藏。

嗨，大家好，我是鲲鹏，坚持解读《毛选》，提炼成人成事之道，坚持和传承毛泽东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

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中国不讲阶级斗争就丢了魂、断了根，没了未来（阶级斗争大合集）

在革命早期，党的成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党的建设工作主要地是对大多数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化教育改造。

但是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日，党员数量不但增加，而且党员的知识化更加普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成为了党的主体。

这样，党的成分就更加复杂，党的建设工作也更加复杂艰巨，一面是对老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提升，一面是对知识分子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改造。本质上，都是人的改造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就很难，时间会很长，尤其对知识分子改造就更加复杂艰巨。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社会大潮中先知先觉，比如五四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一方面，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个阶级而存在，为其服务。这就使得其表现出动摇性，没有工农的彻底革命性。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吸收知识分子应当注意）

无产阶级的文化 D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说，是争权夺利。

有人说，是整知识分子。

以上这两点都是缺乏历史意识，或者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来讲的，或者就是故意诋毁毛主席而讲的。

有人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不是目的，这是主要任务，不能把任务当成目的。这样就会变质，就会将革命引入歧途，就会出现革命策略方法的错误，比如将“文斗”为主变为“武斗”为主。

这场革命的真正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是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问题。

世界观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截然不同，截然不同就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有斗争。

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而突出。

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的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放松了对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文化教育界是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的，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

当前，文化教育界，“毒教材”泛滥、“反动公知横行”、“审美低俗化”、“娱乐至死化”、部分“媒体汉奸化”党媒要有党媒的样子（敢发声、敢斗争）等等，不一而举。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只要我们还有良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化教育界的渗透之深，流毒之广，相比几十年前不是更浅更窄了，而是更深更广更猛了，猛到已经利益共同体固化了。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岔路、邪路、歪路上去了。



人的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改造并不是要消灭其肉体，消灭个体。而是对个体和群体的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改造，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与人民群众，让其知识为劳动者服务，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点必须清楚。



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对于知识分子改造也是如此。



改造思想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强加是不行的。



真的坏人并不多。这个认识一定要有，头脑要清醒。不然就要犯错。



人的改造问题，本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只要是阶级斗争。首要问题就是区分敌我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我们不至于领了群众到失败的路上去么？我们一定可以成功么？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阶级观点。



只要是阶级斗争，就会有坏人钻空子，有两面人阳奉阴违，扛着红旗反红旗。



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关键时期，要防止坏人钻空子。



宁左勿右，形左实右，表面看起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但永远不是我们要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东西。千万不要上当了。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是人的改造革命。永远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群众。



要真正的实现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就要实现大联合，而要实现大联合就要有两个前提：



一是，破私立公。



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可能奏效的。



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要促进，要经过斗争，不要捏。



所以，还要“唤醒民众”吗？（百年革命经验教训）“唤醒民众”实现人的改造的目的依旧是十分迫切重要的工作，是人的改造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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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9-9 10:08
毛泽东同志四十八周年忌辰


原创 欧洲金靴 金靴炮打鼕宫 2024年09月08日 22:58 日本
文 / 欧洲金靴

3月17日下午，会见老挝总理凯山。

4月30日下午，会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等五位客人。

5月12下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5月27日晚间，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6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6月下旬，同国锋同志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

“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说明。

由于病情恶化，中央在不久后令北京医院、埠外医院和解放军301、305医院选派专家和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进行特别治疗，昼夜监护。

7月28日夜，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

中央通过紧急开会，由长江同志、国锋同志、洪文同志贴身互送，转移至202号平房。

整个搬运过程中，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处于半昏迷中，鼻子上还插着一根鼻饲管，随着缓慢的呼吸一动一动……战士们心酸含泪，不忍多看一眼。

为避免移动时发生碰撞，长江同志和战士们用布单做了一个软软的担架，在医生的协助下小心翼翼抬上，在国锋同志、洪文同志等人陪护下，安全抬入202号平房。



随后，中央政治局在202房里开会。



根据北京军区、空军、国家地震局和唐山地震报信者李玉林提供的情况，会议研究了唐山抗震救灾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



随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国锋同志写了一份报告：



主席:



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7.5级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据初步了解，唐山市区遭受毁灭性破坏，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倒塌，40余万居民大部分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天津市亡1.2万余人，其中宁河县亡一万余人，伤几万人，市区倒塌房屋1万余间。北京市亡100余人，伤 4000余人，全市倒塌房屋3万多间……



清醒后，艰难地圈阅了这份文件。



随后，河北各地送来了地震情况汇报，他不顾病重，全部都要亲自过目。



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惨重损失、伤亡人数达24万时，他的脸上流下了眼泪，止不住哭泣。



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后来回忆：“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主席嚎啕大哭…”



随后，中央起草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8月18日，他亲自圈阅——这也是生命中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一生爱民至深，唐山大地震的惨况使他受到更大的精神创伤，加重病情，从此便进入难以自我控制的昏迷状态。



从那天起，再也没有坐起来过。



8月26日，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生前索要阅读的最后一本书。



8月28日上午，中央警卫局派车接来李敏。



李敏进入卧室时，仍处半昏迷状态。看到李敏时，使劲地睁开了眼，嘴唇张了几下，但听不清说什么。



对着李敏，艰难地打起了手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李敏听不清，询问站在旁边的张玉凤，张玉凤摇了摇头，表示也不清楚。



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便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了眼睛，拉着李敏的手也松弛下来。



李敏知道他累了，满含泪水地上车走了，前后也就待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李敏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她一直猜不出也想不透那最后的一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9月2日，再度病危，中央决定进行值班制，洪文同志和东兴同志一班，春桥同志和国锋同志一班，轮流守护。



9月5日晚9点50分，突然丧失神智。



9月7日，病情进一步恶化。下午，除常来的几位常委，剑英同志、先念同志、锡联同志、吴德同志、桂贤同志等人也赶到。



傍晚，永贵同志也赶了过来，进房间时已经哭的说不清话：“主席呢，主席怎么样了…”



长江同志俯身床前，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点心什么的？”



摇了摇头，两只手指动了动，意思是想抽烟。



晚上9点，中央主要负责人在202南大厅开会，讨论后事。



9月8日早上，突然一觉醒来，吓了护士一跳。福明同志等人立刻赶来，问他要说啥，但他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声。



福明同志赶紧找来纸笔给他，他吃力地写了几笔，划了三道。



众人思索许久，百思不得其解。



“三木！”福明同志叫道。



“你是不是要看三木的消息？”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三木武夫，时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内阁大臣总理。当时的日本，正在进行大选。



众人失语。



都这时候了，他竟然还在关心日本的局势…



医疗组的护理记录记载下了那段悲怆的画面：



8日这一天，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最后一次看文件是8日下午4点37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



8日傍晚，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着……



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已完全无法说话。



当晚，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



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



8日晚，护士照常给喂服了安眠药。



十几分钟后，监视器显示心脑严重异常，医护人员立即采取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



9日凌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与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群众、被统治民族、被剥削阶级的斗争统帅、理论教员、革命导师、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心脏完全停止跳动，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始终放却不下的人民。享年，八十三岁。



同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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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4-9-9 10:11
毛主席一生致力于消除民众“亲官、崇官、怕官”的心理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4年09月09日 06:38 江苏
文/周伯通

今天9月9号，提醒下不忘初心者，特以记之。

看到一篇文章，说毛主席最后十年是为了权力斗争，这完全是信口雌黄，若是为了权力斗争，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你好我好大家好，那么他就是稳稳妥妥地最高权力，他还需要斗争么？

有人说，他把儿子送到战场是为了镀金，将来好接班，这又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镀金需要上战场么？用“蒋经国”的方式镀金岂不是更安全，一生从未上战场，却获得了上将军衔。

如果说后十年是为了权力斗争，争来了给谁呢？他的儿子在1950年就牺牲了，整个家族牺牲太多人了，纵观毛主席一辈子，他什么时候为个人的权力斗争过？倒是被开除、警告、排挤过好几次，每次踢他出局的时候，他都默默承受，自己去农村调研，从不脱党，继续为组织工作。

图片

他的地位是每在全军快要覆没的时候，他都能扭转时局，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上，所有人一致同意请他出来主持大局的，并不是他靠什么手段争来的权力。

毛主席熟读中国所有的历史典籍，他知道中国民众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亲官、崇官、怕官”，自古以来一直是，即使一个很正直的官员，老百姓看到他，都主动上去前呼后拥，说一堆漂亮话给他戴高帽子，弄的正直的官员都飘飘然，最后就觉得他比群众高人一等，最后脱离群众，成为反动派。

这个心理问题，不仅仅是毛主席发现了，几乎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但别的人采取的是讽刺，说这片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奴才，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的苦难，大陆的鲁迅，台湾的柏杨，都说这片土地上带有“种族的劣根性”，柏杨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

读遍毛主席所有的书籍，没有一个字去说老百姓的不是的，即使他在农村里见到了一些“流氓地痞”，他并没有心生厌恶之情，而是写到，“这些人稍加改造，便是革命力量。” 整个社会作的孽，不能单单地推到老百姓身上，反而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让老百姓对于权力的恐惧而造成的，看到问题的源头，他就要想办法解决。

早在30年代的时候，他在文章中写道：“工人和农民是智慧的，而我们这些干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说到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这样讲的，“有些知识分子骄傲的很，说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们翘起尾巴来，是看不起人的。但是知识分子不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他们是做不出来什么成绩的，都只能做些空口说白话的事，误人误己。”

我看到一个92岁的老人和自媒体博主聊天，这老人当年也是个小干部，说“我那个年代谁敢贪污啊，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老百姓又不怕你，我们自己也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 我认为这就毛主席希望看到的效果，所有人都是劳动分子，见面称同志就可以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必须给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图片

老百姓为什么亲官、崇官、怕官？怕官，我们好理解，自古以来，有皇权在手，他们就喜欢压迫人嘛！但是官员既然是这样不好的形象，那为何老百姓要亲官、崇官呢，让自己的子女发奋读书去当官，因为当官就成了人上人这种心理长期存在，老百姓一面咒骂不好的官员，轮到自己当上了，他却变的更加的不好，若是这种民族心理，中国还有救么？

因此毛主席必须要打破这种荼毒中华民族的怪思想，有一段时间确实做到了，大家都喜欢当工人，不喜欢当官，当官一点好处都没有，收入赶不上工人，责任还重。你看到了1980年，我们搞市场经济，体制内的人大量辞职，就是干个体户，也不要当官了，你像史玉柱，不就是安徽的公务员嘛，直接跑海南做生意去了，对公务员毫不留恋。

那十年不就是要破除民众的“亲官、崇官、怕官”嘛，现在回头看，确实过激了，矫枉过正，虽然并没有耽误生产，照样大国重器年年都出，但是对于国家机关、以及教育系统的冲击太厉害，再加上有些坏人捣乱，导致运动失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的作者叫胡福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群众实在太愚昧了”，这段历史，官方已经给了明确的定性，我不再赘述了。

毛主席说“官僚主义是人民最大的敌人”，还给官僚主义画了一个像，说：“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老百姓一听到毛主席讽刺官员，心里就很爽，一听到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还不如农民聪明，那是更加的爽，但是轮到他当官了，他就官僚主义了，轮到他做知识分子了，就瞧不起泥腿子了，无论是大学教授也好，还是知名作家也好，还是一些落马的官员也好，大家几乎都是从普通家庭出身的，上了位置以后，却是对民众的挖苦。有些落马的官员还是农民的儿子呢，你上了以后，却干压迫农民的事。

然后老百姓就缄默不语，说话的渠道多的是，他自己却先给自己打一针，说“小老百姓斗不过的，只能忍。”我曾经写过，老百姓对不起毛主席。老人家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他知道自己那样做，后世抹黑的文章将汗牛充栋，但是为了祛除老百姓内心的心魔，他放手一搏，毁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完美形象。

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一定要意识到人无完人，做任何工作有对有错，对了，作为经验记录在案，错了，那么就改！不能说抓住一个人的细枝末节的错，非要给他彻底斗倒，那怎么行，以后谁敢做工作，那做错了只能隐瞒，舆论环境只能容忍零错误，工作就无法开展。

“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是毛主席多次反复的提到的，他觉得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群众的监督，但是群众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但是我认为群众并没有准备好，他自己考上公务员，或者他儿女考上公务员，角色一换，你们还愿意听毛主席的教导吗？

我不太喜欢把人分成“左中右”的说法，因为人是动态的，他是根据角色变换而变换的，无论左中右，里面都有进步力量和落后力量，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就是进步力量，有些人，比如创业老板，或刚上任的公职人员，或知识分子，曾经是进步力量，后来得到了很多利益了，就变成了落后力量，就像互联网行业，这个行业是进步力量，但这个行业的老板全是落后力量，剥削的令人发指。

1956年，毛主席开会的时候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那么官僚主义群体是哪些人，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就是公务员，完全错误！是我们每一个人，失业者、工薪族、个体户、企业家、官员，你们都有服务的对象，你上班做服务员，不给消费者好脸色看，甚至骂顾客，你这就是官僚主义，你做了企业老板，喜欢克扣工资，动不动就要求人996，你这也是官僚主义。

所以每个人都要把《毛选》悟透，你拿个镜子，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那我们的文化氛围中的“亲官、崇官、怕官”的心理永远调整不好！

那么群众是那些人，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就是无权无势的吊丝，完全错误！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角色转换的时候，你始终把自己当人民群众，那么整个社会就和谐很多。如果角色换了，你当老板了，你当处长了，你就觉得自己不是人民群众了，那么你的日子不好过，下面的员工或老百姓也不好过。

毛主席对苏联回来的儿子说，“你只不过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因此所有人都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我们只不过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

不管我们的角色如何转换，我们都要“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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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q6553156    时间: 2024-12-23 12:21
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年12月21日 23:00 湖北

遇到困难，主动迎难而上，解决一切拦路虎，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但遇到冤屈怎么办？

你明明是正确的，明明立了大功，结果却对你大罚特罚，甚至一撸到底，然后你应该怎么办？

这样的重大冤屈，8年内连续遇到3次又怎么办？

很多人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其实你最熟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在党史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你以前没仔细看过而已。

毛泽东曾自己说过：

“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这个“受压”，究竟指的是哪种程度的压力呢？
第一次蒙冤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按共产国际要求的“城市中心论”攻打长沙。
但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很快失败了。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
“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件事好像没做错对吧？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应该是大功对吧？
毛泽东率兵退到井冈山之后，中央和共产国际震怒。
1927年1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领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的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对此，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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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转兵前往井冈山，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行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定义为“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这个定义，可以说是很严重了。
当时没有电台，信息传达不通畅，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度严重破坏。
因此这个命令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了，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20岁的周鲁上井冈山传达。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带文件，只能凭记忆传达。
年轻的周鲁传达上级指示时，只记得“开除”，但“开除”什么记不清了，就想当然地说成是“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井冈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毛泽东自己当然更是无法理解，大口大口的吸自己用纸卷的大炮筒烟。
毛泽东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硬生生的从不足1000人，不满一个团的兵力发展成了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把革命根据地搞的风生水起，蓬勃发展。
这个时候，自己突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惩罚。
但是毛泽东没有怨言，面对如此重大的冤屈依然面不改色。
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不能过党组织生活，那他应该干什么？
面对这个询问，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
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于是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对于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但一个20岁的周鲁传达的指示，还是错误记忆的指示，毛泽东立刻就无条件遵从，在一个完全由自己创立的地盘上。
1928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期间，在湘南特委机关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的正式文件，上面明文写着毛泽东是被中央“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湖南省委委员”，但根本就没有“开除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党员，只是被开除了几个重要职位而已。
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井冈山，随后合二为一，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
随后毛泽东当选为第四军军委书记，率领第四军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进剿”，三次“会剿”，并在1929年初打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始终没有撤掉，仅保留了党员身份，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在战场上又打了回来。
第二次蒙冤
1929年5月，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
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而且是绝对领导，不容置疑，这一原则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
在会议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
根据陈毅的回忆录，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由四点组成：
第一，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
第二，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两大之间难为小；
第四，批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与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了权。
7月中旬，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离开了军队一线。
和毛泽东随行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离开龙岩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疟疾，浑身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只得化装成“教书先生”，在永定的深山中隐蔽起来，在此治病和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毛泽东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参加。
红四军党委认为毛泽东在闹情绪，托词不来，于是立即再次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要他马上来开会。
于是毛泽东强撑病体，坐担架赶来，大家见毛泽东“面无人色”，确实病重，就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
所有人都没想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毛泽东被夺了权，并被赶出军队，居然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来开会的原因真的是在生病，而且是重病。
1929年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送交党中央。
1929年8月10日，中央收到了这份文件。
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队建设基本原则。
1929年11月，红四军吃了大败仗，损失了接近1/3的兵力，中央做出指示，恢复毛泽东的工作。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恢复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决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建军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了日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古田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拥有对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
第三次蒙冤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纵横驰骋，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
1930年6月，红四军被改编为红一军团，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最终被发展成了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活捉张辉瓒，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指挥，采用稳扎稳打，铁壁合围的方针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将3万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一个点，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歼灭敌人3万余，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机会后在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
很显然，毛泽东立下了大功。
是不是应该重奖毛泽东呢？
因为中央苏区的辉煌成绩，巨大的地盘和最强的兵力，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决定把中央苏区当成核心红区，但极其反感毛泽东的游击思想。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的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
在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体面的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
随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根据地进行推广。
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太大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人称之为毛主席。
但毛主席的称呼，没有持续太久。
一山不容二虎，中央苏区到底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王明的？
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1932年1月，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让中国革命大踏步的走向胜利。
但毛泽东强烈反对，认为赣州铜墙铁壁，根本不可能打的下来。
于是中央免除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红一军团兵进赣州。
围了赣州很久，实在是打不动，马上中央红军就要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
1932年3~4月，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毛泽东重掌局面，带领红军撤围赣州，跳出包围圈，并出其不意的发动了漳州战役，攻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取得了巨大胜利。
是不是应该给毛泽东颁奖？
当然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撤围了江西核心城市赣州，而且继续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打漳州有用吗，那是大城市吗？都这么慢腾腾的搞，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1932年10月，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集火批评毛泽东。
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直接粉碎敌人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作战目标，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了后方去“养病”，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支持毛泽东路线的高级领导人也被撤职、批判。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被雪藏整整三年多。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的说：
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陈毅曾经这么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真金不怕火炼
毛泽东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勋，结果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被几个到苏联留过学的，20多岁的小娃娃给直接一撸到底。
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你会因此愤怒，因此对党失望，因此怀恨在心么？
普通人也许什么想法都会有，但毛泽东选择了无条件接受党的一切命令。
被一撸到底，我就看书、学习，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消极沉沦。

周恩来回忆说：
在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没有多久，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当时许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参加他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
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后，王明博古等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的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按苏联红军的形态去改造中央红军了。
然后中央红军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领导下，寸土不让，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大搞“短促突击”，和国民党军正面对轰。
结果一败再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余86000余人，关键战略位置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占据，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3日，红军渡过湘江，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极为惨重，仅剩余3万人，濒临全军覆灭。
毛泽东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屡战屡胜，越打越强，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后，就吃了如此之大的败仗。
谁对谁错已经很明显了，要不要立刻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大局？
当然没人去请。
机会，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
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场合，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又教育又说服。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
后来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和博古、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
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的走向胜利。
反复多次后，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和支持。
而这样的聊天，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对自己思想的不懈宣传，这样的事毛泽东已经做了三年多，一直没有任何效果。
但这一次，毛泽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由于条件极端困难，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远在苏联的王明无法对中央遥控指挥。
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参加了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向西，进入贵州，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黎平会议，改变了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按毛泽东的意见，改向黔北进军，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否定了李德个人包办军事指挥权的情况，重申“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三个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用三天时间，集体大辩论，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和指挥没关系。
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批评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张闻天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支持。
刘伯承说：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朱德说：
“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
在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组成中央“三人团”的周恩来，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越过转折点，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
你是不是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遵义会议拿到指挥权后，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服从毛泽东的指令,毛泽东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蒋介石做斗争了？
当然不是。
1935年3月10日，遵义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之后，军委开会，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讨论，召开了苟坝会议。
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能攻占，那么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而且看起来守军也不多。
在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进攻打鼓新场，代价不大，好处多多。
但毛泽东却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重要，周围有蒋介石多股部队，红军进攻此处有被包围的可能性，几份被破译的电报也表明黔军、滇军有向打鼓新场附近移动的征兆，红军不应该冒险。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证据也都展示了，但大家都表示毛泽东多虑了。
最后举手表决，包括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20多个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投票结果是完全的碾压局。
毛泽东急了，他认为此事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自己绝不能退。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凯丰当场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
最后会议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同时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经过一晚上的商量，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
3月11日，苟坝会议继续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议上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讲形势，力陈利弊，最后其他人也从善如流，接受了这一观点。
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并决定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就在这份指令发出去的同时，仅仅几个小时后，我军就侦察到滇军孙渡部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而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围绕打鼓新场进行运动，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战略姿态。
这份情报传回红军总部后，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稍有不慎，红军就会重演湘江战役的惨烈。
蒋介石布下的这个陷阱，参会的20多个领导人都没看出来，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强烈反对。
毛泽东手上的那一盏昏黄的马灯，在暮色中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索，军事决议民主制是为了防止博古李德对军事的专制错误指挥而设定的，但目前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并得到了一致通过，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实际由毛泽东进行指挥。
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统帅地位得以确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团结能力有多强？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近乎于把毛泽东一撸到底。
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是不是应该搬掉博古这个绊脚石？
并不是，毛泽东和博古、李德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遵义会议时，有人劝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不行，那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就会弄僵的。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末期，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李德、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毛泽东下令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张国焘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追过来，用枪指向毛泽东时，李德从后面抱住李特，保护毛泽东。
这是一张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三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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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王明回国，坐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又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否认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红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动把红军置于国民党军的指挥之下，放弃党的领导权。
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把长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一段时间内甚至导致毛泽东“指示出不了延安窑洞”。
但毛泽东依然持忍耐态度，和王明斗争力求做到斗而不破，不撕破脸皮，给予了王明足够的尊重，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从来就不是谁授予的，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这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
1942年4月9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点，多从大局思考，在不妨碍大的原则下，多原谅别人，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提高自己。
这样的人，才能成大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够强，够聪明，就一定可以成事。
但实际上哪怕强如毛主席，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被自己视为战友的人对自己各种反对和不理解，长期的被打压被闲置，这样的事毛主席当年遭遇了八年以上。
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人的选择是怨天尤人，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从此一蹶不振，个别人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有人的选择是对同志们说：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不同的选择，最终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最终带领我们走到了国庆节这一天的，是毛主席这样的人。
你或许很强，但肯定强不过毛主席。
如果你自认能力不如毛主席，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就更要虚怀若谷，更要在忍耐中磨练自己。
否则，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
看党史，不能只看辉煌和成功的那一面，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
因为只有在逆境中，我们才能见到一个人真正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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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q6553156    时间: 2024-12-26 21:25
为什么我们发自内心地崇敬毛主席？


原创 明叔杂谈 明叔杂谈 2024年12月26日 18:04 北京


1）202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31年周年。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网民——不仅仅是上了年纪的网民，还有很多年轻的网民，发自内心地对毛主席表达怀念和崇敬之情。

2）对于毛主席的官方权威评价，大家可以参见《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这样的表述：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应该说，这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表述、每一个论断，都是非常科学、非常精准的。

3）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初的人来说，对于毛主席的认识，往往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毛主席是一个伟人。但是，当时中国的偏远山区农村发展还很落后，农民生活还很不容易，我们当时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解，是缺乏切身体会的。到了上大学时期，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外媒的内容，尤其是美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往往是非常肤浅的，评价也往往是不够客观的。他们抓住建国后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和建设过程中所走过的一些弯路，对毛主席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我们难免受到一些影响，内心会产生困惑。

4）我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对毛主席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我因为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曾先后去过四五十个国家采访。我既看到了很多发达国家的面貌，也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带着对世界的理解，我再来看中国的发展，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如果我们没有出过国，没有比较，在看待中国时，往往看到的更多的是问题、是不足，但是，当我们把中国的发展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决定算得上“稳定且了不起”。我不知道听到有多少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说，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惊叹，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羡慕。而今天中国发展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他们那一代人为我们打下的基础。

5）在工作中，我又读了大量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越发理解到，在中国近代那种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极端危险的条件下，毛主席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几年，有网民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这完全称得上是“最牛的创业团队”。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能为中国的革命做些什么贡献，就能知道，毛主席他们那一代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6）据我所知，今天，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人在认真阅读毛主席的传记和选集，大家都在从毛主席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过去几年，我关注中美关系，也从毛主席思想中获益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借鉴毛主席对抗日战争的论断，认识到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再比如，我们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毛主席思想真的是一个智慧的宝库，我们只要认真学习，结合自己的工作，总是能有很大的收获。

7）今天，很多网民纪念毛主席，也是因为毛主席是一个彻底的、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领导人。他投身革命，真的是想改变近代中国以来危险、落后、困难的面貌，真的是想为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创造更公平、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

8）毛主席一家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统计，从1929年毛主席小妹毛泽建牺牲开始，到1950年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属。除了毛泽建、毛岸英外，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杨开慧烈士，大弟毛泽民，幼弟毛泽覃，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用“满门英烈”来形容毛主席一家，绝对是恰如其分的。

9）1950年11月25日，彭德怀发给中央军委的绝密电报，里面记载了毛岸英牺牲的细节。毛主席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主席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几十年后，为人父母的我们，看到毛主席在经历丧子之痛后说出的这些话，又怎么能够不为毛主席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而动容呢？又怎么能够不为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无私精神和宽广的胸襟而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呢？

10）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要感谢毛主席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时，永不放弃，奋发有为，我们还要学习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那种深沉的爱，为14亿多中国人能过上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而继续奋斗，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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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5-5-20 12:20
教员思想的内核是速胜论


前言：

以下是原文中30句具备创见的原话摘录，并标注所属章节（一至七）：
【第一部分】
1. "《论持久战》的持久性本质是加速度发展"
2. "发展是活下去的基础，快速发展是发展的基础"
3. "资源集中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资源结构，结构到临界点催生新生产力"
4. "意识形态之争，本质是发展观之争；发展观之争，本质是发展速度之争"
【第二部分】
5. "马斯克成为巨大资源黑洞的本质，与全国政权目标同构"
6. "肃反的深层逻辑是与山头主义保持斗争"
7. "胖东来95%利润分配是'辟邪剑谱'级商业密码"
8. "资源在外部不在内部，活下去是内部导向，发展是外部导向"
【第三部分】
9. "全国政权者与地方政权者的分野在于目标结构性差异"
10. "宋美龄'他们还没尝到权力味道'反向印证目标维度决定组织生命力"
11. "自律是中产阶级的最大价值观，也是其认知天花板"
12. "取得全国政权比地方政权更容易，因前者通过人心向背实现"
【第四部分】
13. "《湘江评论》月产40篇雄文的创作强度预演自媒体时代共识法则"
14. "政治影响力短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致命短板"
15. "长征三要素（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本质都是政治影响力工程"
16. "影响力服务政治性，网红塌房本质是政治性缺失"
【第五部分】
17. "1920-1927年毛泽东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七级跳"
18. "思想速胜方法论：主动做事为结果负责，快速总结转化结构性认知"
19. "职场'00后整顿'现象本质是被动实践对思想进化的阻滞"
20. "一个月可完成较小思想胜利，三个月实现较大思想胜利"
【第六部分】
21. "理论而去理论的终极答案是进化"
22. "实践论构建'理论-实践-再理论'动态闭环"
23. "速胜论本质是新旧理论迭代能力"
24. "经典派的谬误在于否定新鲜事的理论需求"
【第七部分】
25. "长期主义不恰当理解如同蜡烛烧水"
26. "胜利内核是自动性激活，慢胜等同不胜利"
27. "争夺于旷野（红利期）与争夺于口袋（存量期）存在级差难度"
28. "战略是较大胜利的想象，战术是较快胜利的事实"
29. "'要屁股尿流的速去胜利'——速度决定资源流动自动性"
30. "速胜论是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必需，因资源流动已呈指数级加速"
（注：第七部分内容与第四部分存在观点复现，此处按原文结构划分）

一，发展观之争：速胜论的本质
《论持久战》应该是教员最广为人知的文章。从名字上带给人一种隐隐的判断，那就是从长计议。改开之初，小平同志给出了十六字真言，“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更有甚者总结出了“时间的朋友”类似价值判断。似乎成绩是勤劳与忍辱出来的。要区分清楚，勤劳与忍辱是价值观还是发展速度。扫视教员一生，是疾风与暴雨的，不是阿弥陀佛的。1938年发表“论持久战”我党军队4万多，到了1945年已经到了137万人。发展速度上一点也不“论持久战”。改开40年GDP与科技是肉眼可见的方式增长，一点也不“韬光养晦”。一个信仰生产力与人民的组织，它的发展速度是快速的加速的，绝不是平衡的时间的。
前不久在朋友圈里写了一句话，“禅修是最大的内耗”。获得100多个点赞与留言，其中大部分是问为什么。早在2019年就有人在喊这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特别是疫情之后，经济下行与竞争内卷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如今，很多人已经不去想发展的问题。“活下来”成了最“清醒”的判断。几个头部的知识付费的年终知识秀我也看了，几乎都是要论一个问题，“你要有信心”。当一个人在说“我要有信心”的时候，没信心的事实与心魔已经具在了。信心的由来，绝不是在活下去，而是在发展，尤其是快速发展。试想当年，教员带领着秋收起义的残部进入到井冈山，挂出来的旗帜是“活下去”，这个队伍还带得下去了，跨越阶级的觉悟能够产生吗，牺牲精神能够产生吗。当时上海党中央很长时间不看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个重大怀疑，就是占据山林容易成为山大王。在马列主义的论述中，这个怀疑是很合理的。包括政权的取得，是先获得一地的政权，还是多地政权同时取得。只取得一地政权容易陷入“山头主义”的意识中。很多人为教员当年井冈山时期遭遇不公正对待抱不平，要知道，在当时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教员确实是“错误的”。今天看起来本来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而翻阅人类历史，真正走通了又有几个。一进农村，就形成地方割据。一地方割据，就形成了山头的意识形态。在山头主义的心头中，最高目的就是活下去。当把活下去认定为目标，那发展速度势必缓慢，甚至倒退。
有些人就疑惑了，“活下去是发展基础。以活下去在前提去发展呀。”这里面深藏着一个认知分歧，其一，活下去是发展的基础。其二，发展是活下去的基础。在过往多篇文章中，我将教员思想认定为“实践哲学”。比实践更究竟的概念应该就是发展。教员与小平都是发展的拥护者与践行者。小平的“用发展解决发展的问题”。教员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颇具非议的大动作，其中非议角度就是“折腾”。那什么是不折腾。不折腾就是活下去。教员与赫鲁晓夫闹掰，什么联合舰队长波台只是利益分歧，而政治分歧在于赫鲁晓夫要与美西方社会和解。在教员看来，他那个是活下去路线，是山头主义是修正主义。列宁与斯大林也与美西方和解过，但那个和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用快速发展夺取全国政权。用慢速发展只能夺取地方政权。地方政权反过来制约发展速度。最终只能是活下去。意识形态之争，本质是发展观之争。发展观之争，本质上是发展速度之争。教员为什么要催动大跃进与文革，就是要实证他的发展观。历史定性暂且论不了。但要相信教员从来不是一个随风倒的人物，他所有的行为，有顺应历史形态的出发，更有他自身坚定的事物规律。事物规律就是发展观。我认为，教员的发展观可以阐述为两点，其一，发展是活下去的基础。其二，快速发展是发展的基础。
简述：文章认为教员并非传统理解的“持久战”保守派，而是追求快速发展的“速胜论者”。通过对比《论持久战》与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指出“持久”只是策略表象，本质是追求资源集中与加速发展。井冈山时期教员选择“全国政权”而非“地方割据”，正是以快速发展对抗生存危机。作者批判“活下去”的保守思维，认为发展速度决定生存质量，快速扩张才能突破周期律。教员的大跃进与文革虽争议巨大，但本质是其发展观的实践验证。
二，资源集中：发展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是“发展决定生存”，而不是生存决定发展。这就起去定义发展的本质了。发展的本质是资源集中。物理学说是熵减的秩序。我认同一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压缩即智能”。资源集中是资源规模与压缩，如此资源就会自发的形成结构，产生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资源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产生资源结构。资源结构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那就问一个问题，资源在哪里？可以武断的说，资源在外部，而不是内部。活下去的是一种内部导向，而发展是外部导向。什么样立场与姿态，可以让外部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入？只能是全国政权与牺牲精神。所谓全国政权，就是真的要谋求一个极大结构。所谓牺牲精神，就是真的要付出一个极大代价。在“教员思想与创业实践”的议题中，我将“马斯克”作为相关议题纳入，认为马斯克也是实践哲学的极大思考者与极大践行者。马斯克的全国政权就是100万人移民火星。他的牺牲精神就是长期让自己处于破产边缘以及住在公司。导致的结果就是马斯克成为巨大资源黑洞。当巨大资源向他移动的时候，相应的事业就是极速发展。只有全国政权可以激发极大牺牲精神，只有牺牲可以激发极大资源流动。只有资源的极大流动可以激发极速发展。这三句论断很重要，可以对照那些快速发展与不发现的主体。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星星之火”就是井冈山的这个山头，而“可以燎原”就是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政权。为什么教员例外的没有成为地方割据的山大王，因为他的目标从来都是全国政权。苏区的肃反损失巨大，异常惨烈，是被确认的党史中极大错误。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就是要与可能的山头主义与地方割据保持警惕与斗争。出发时候，带着红花唱着歌，喊着“全国政权”的口号。现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不自觉的萌发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以及喃喃自语的活下去。又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取得了一些成果，就不自觉发出“沙发真软”的感叹，以及历史周期律的自证。有人传讯给宋美龄共产党入城了并且纪律严明，宋说道，“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味道”。多少奋斗者都是倒下阶段性的成果上。教员确定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国政权级的目标。如此巨大的目标，用一般性实践是实现不了的，只能是牺牲级的实践才可能。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首领陈嘉庚回到国内帮助抗日，先去的重庆，每天山珍海味霓虹舞会的接待着。后来又转到了延安，灰暗的窑洞，粗粝的食物，朴素的村民，纯真的战士。最后他把一大部分海外募集的物资给了我党。“这才是抗日的一样”。胖东来火得不行了，很多人想去学，翻开第一页却是辟邪剑谱，“把95%的利润分给员工”。骂骂咧咧合上了，我还有必要当这个老板吗。东方甄选为什么挨骂，是因为理直气壮的说要为股东负责。与辉同行为什么备受好评，是因为始终站在商家与用户的之间，并努力平衡着。看着老俞的勤勉，不自愿想到老蒋，愿意把自己碗里的饭让给他人，而不愿意把天下让给天下人。他们都属于看不明白“全国政权”的人。终其一生，只能做一个地方政权。
简述：发展本质是资源集中与熵减过程。作者以马斯克为例，说明“全国政权级目标”（如移民火星）能激发牺牲精神，吸引外部资源形成结构性优势。井冈山时期教员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肃反压制山头主义，确保资源向全国政权目标流动。对比重庆与延安的抗战资源分配，强调正义性目标（如“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资源规模集中，而利益导向的地方政权终将陷入内卷。
三，全国政权：目标决定论实践
可以把人简单的分为全国政权者与地方政权者。对应着两个不同目标。不同目标导致了不同路径。不同的路径又逐渐生产了不同的意识与思维。目标决定论与路径决定论就是这两种意识与思维。“得到”在年终秀上说“愿力>业力>能力”。佛门也在说愿力无边。每一种现世智慧都是目标决定论。一般智慧是路径决定目标，量入为出。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究竟智慧是目标决定路径，量出为入。揽瓷了器活自然会出现金刚钻。佛门有个门槛的概念，入为究竟，出为方便。形成槛内人与槛外人的说辞。门槛内外，就是目标决定路径以及路径决定目标。个人之所以批判中产阶级与自律，就是它们都只是路径，不是目标。它们的主动性是被约束着的，偶有反人性的操作，也是没有相应的框架承载。自律应该是中产阶级的最大价值观。跟朋友开玩笑，有这三个特征的人几乎是人生呜呼了，“人到中年，资产关系上是中产阶级，认知是以自律为核心一系列变成更好的自己”。有时我会激烈的抨击市面上的内容付费，小钱事小，主张阿弥陀佛耽误了生命窗口期就大恶了。准备写一篇文章，《中年变法的抓手，“意识，心力，办法》，意图实现低成本快速的取得较大成果。被无力感认知缠绕着，是知识丰盈时代的月之背面。
目标又分为全国政权与地方政权两类。全国政权就是终局目标，而地方政权就是阶段目标。两个目标有两个不同，一个是结构性不同，另一个是激发的心力不同。首先要排除一种认知惯性，认为取得地方政权是全国政权的必经之路。以及，认为取得地方政权比全国政权容易。反而要形成相反的认知与肯定，全国政权是地方政权的必经之路，没有全国政权的取得地方政权就只是一时花季。以及，全国政权的取得要比地方政权更容易。全国政权是通过人心向背取得的，而地方政权是通过利益联盟与垄断取得的。按照上一段的目标决定路径与路径决定目标，又形成了另一个分歧，全国政权决定地方政权还是地方政权决定全国政权。
就“结构性”与“心力”两方面来对比下两个政权。全国政权的结构性是正义，而地方政权的结构性是利益。结构性的本质是承载资源的规模。资源不向你集中，是你根本接不住。放眼几十年看，任何一个取得的悲欢离合，都是他配得上的。就是他的结构性如此。正义与利益是资源集中的规模与深度的区别。更规模更深度的资源集中就是正义。弱一点就是利益。正义与利益是两个方向感，不是具体数据点。更具体一点说，结构性是外部性资源。心力内部性资源。所以，对资源的界定有两个纬度，其一内部性与外部性。其二，实体资源与意识资源。按照两两组合就形成四种资源形态。结构性是以外部性与实体性为主。而心力是以内部性与意识性为主。主之外还有次，就不展开了。
全国政权的心力是牺牲。地方政权的心力是自律。牺牲是实践的极致，自律是实践的基础。创业型公司派发期权，疯狂工作，冲刺地平线。管理型公司设置KPI体系，加班要算加班费，摸鱼的底线是不要被开除。创业型公司就是全国政权。管理型公司就是地方政权。是哪几种公司，关键不在利益分配，比如胖东来在我看来都难以归属到全国政权与创业公司，关键是在增量空间大与增长速度快。
很多公司都会讲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心力。总在牺牲与自律中杂糅。大部分企业是不能讲也讲不通牺牲的，只能讲自律。而企业经营中参考的样本，又多是具备牺牲之企业文化的。一个管理型公司，硬着头皮去讲牺牲精神，多少会被人当成PUA而群嘲。当年马云说996是福报。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哲学合理性，以及马云的早期创业实践，但放入内卷的社会形势，以及管理型的企业现状中，就显得恶意与幼稚。务实一点的企业文化就是把样本企业的文化中关于“自律”的截取一点出来，把事务流程大部分复刻下来，然后就成了一般企业的文化。一个不敢不能大庭广众下理直气壮去宣导牺牲精神的企业，是失魂落魄的。
简述：目标决定路径，全国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分野在于结构性正义与利益导向。全国政权需以牺牲精神驱动外部资源集中，地方政权则依赖自律维持存量。作者批判中产阶级“自律至上”的价值观，认为其本质是路径依赖而非目标导向。通过对比创业型公司（牺牲文化）与管理型公司（KPI文化），指出增量空间与增速才是区分“全国政权实践”的关键，胖东来分利模式虽好但缺乏结构性突破。
四，政治影响力：速胜的实践密码
下面来盘整下教员符合速胜论的一些事务。
很多人知道教员方面当年创办了《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对五四呼应与弘扬而成立的。这个期刊名声很大，但只存在了一个月时间就被查封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发布了80多篇文章，教员一个人就写了40篇。是被当时的湖南督军以“过激主义”的原因查封。虽然《湘江评论》只存在了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却在长沙，乃至湖南，甚至远在全国新青年同仁们，都形成不了影响。
这一年多，我不断的在宣扬一个观点，“其一，未来事业靠的是规模化共识。其二，自媒体是共识的抓手”。教员的诸多事业都是相关共识的。如果没有自媒体能力的发挥，他哪能团结到那么多同志。教员自媒体能力的凶猛，只看“湘江评论”的创建就可以知道了。自己写，自己印，还自己发行。怒吼一个月就被查封，可见把一些人吓到了。如果不是影响力到了一定程度，也不可能被他们盯上。有些人问，“自媒体还有机会吗”。事业靠共识，共识靠自媒体，100年前如此，100年后的今天如此，那么接下来呢。所以，自媒体还有没有机会，不在有多少腿在里面，而在你有没有系统性的革命性的观点，以及有没有相应的革命性事务接应。自媒体带货只是一般应用。而自媒体发展同志才是关键应用。
速胜论需要的是极强实践能力。配得上速胜论的实践能力到底是什么，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八个字，“想法凶猛，群众动员”。关于这八个字的“实践的逻辑”，晚点开个专门的文章。这里简单说下“群众动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自媒体宣传，同志组织，群众发动。教员对长征有个论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三个论断都是关于政治影响力扩大方面。很多人干成一点事，千难万难，总结起来也没那么复杂而深刻，只“政治影响力扩大”上就有明显短板。这个还不是围成一圈的那种短板，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种短板。政治影响力不起来，诸多想法与动作都无法展开。
政治影响力分拆开是两个概念，政治性与影响力。政治性对应的是具体事务，影响力对应的是具体资源。可以看到，做事有两种打法，政治性影响力与具体事务具体资源。前者是高举高打，后者是低举低打。政治性就是根本性与高度。影响力就是流量与共识。缺乏影响力是很多人觉察得到也认同的。而缺乏政治性则是不觉察不认同的。相对而言，影响力是要服务于政治性的。经常看到网红塌房，不是影响力不够，而是政治性不够。政治性到位的话，影响力是多多益善。
一些人论事业的驱动，喜欢用“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这个方面。不是所有的好文章都可以称呼在笔杆子。粗略做个划分，好文章分为两类，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文娱性的。政治性好文章可以称呼为雄文，而文娱性好文章可以称呼为美文。如前说，“政治性就是根本性与高度”，也就是直击事物本质，创建事业高度。政治性的根本作用是支撑住极大规模极强共识的团结。在古田会议形成的“党指挥枪”。党到底是什么？就是政治性。任何了不起的事业，都需要形成极大规模极强共识的团结。践行这个团结的就是党。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事业概念。政治的党只是众多事业之一。
简述：速胜依赖“想法凶猛+群众动员”的实践能力。教员创办《湘江评论》一个月即被封杀，却通过高强度输出（40篇文章）快速凝聚共识，证明自媒体是规模化革命的抓手。长征被定义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凸显政治影响力对资源流动的撬动作用。作者强调政治性（根本性高度）与影响力（流量共识）的结合，批判网红塌房现象源于政治性缺失，主张事业需以“党”的逻辑实现极大规模团结。
五，思想速胜：认知迭代方法论
教员的政治分水岭应该是那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于1927年。要知道，他1918年见到李大钊才算正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到了1920再次见到李大钊才逐渐确认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新的信仰。我阅读过教员1920年之前的文字，更多还是社会改良的思想，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很少共产主义的痕迹。可见，教员确实是1920年之后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小白。到了七年后，他已经可以写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结合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发布到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刊物上。也让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记住了中国有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教员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与上海党中央有分歧，报告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多有维护。在博古李德去到瑞金苏区，教员虽然被排除到权力中心之外，但个人的生命安全还有保证了，这其中就有共产国际对教员的看重。所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确立了教员的政治身份。
四一二之后，我党决定走武装暴动路线。秋收起义失败后，教员随之就把队伍往山里带，通过三湾改编与打土豪分田地，在井冈山确立了一块根据地。试想将1927年的任务交付给1920年的教员，是绝无可能接得住的。教员在这七年时间完成了一系列的思想速胜论。
可见，速胜论是分两个方面的。事务的速胜论与思想的速胜论。所谓思想速胜论就是思想的快速进步。很多人行动力很强的人，事情接一件的做，但是办法却只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思想状态是换汤不换药？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已经是成功经验了，何必要换。”刘慈欣怎么说的，“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其二，认为思想胜利是很难的事情，不磕上九百九十九个头，不相信能捧上真经。前者是思想傲慢，后者是思想自卑。都会妨碍思想确定确实的进步。如何可以实现思想的速胜，用八个字来表述，“主动做事，快速总结”。教员有句话，“我是吃总结饭的”。总结就是把碎片经验转化成结构性思考。教员还有另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前有调查，后有总结，中间就是主动做事。
做事与主动做事是不同的。做事是为过程负责，而主动做事是为结果负责。两个人按照相同流程去做相同的事情，但结果可能差异巨大。真正分析关键点，可能只有10%的不同。这10%的成因就是主动性。主动性强的人，遇到具体问题会有调整意识的。有些人夸赞自己在某个领域有二十年经验，就有人回怼，“你只是一年的经验加19年的重复。”不带主动性去做事，不仅无助于思想进步，还会造成思想退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主动性，遇到问题是否可以想去三条新路径出来，并且“先斩后奏”去测试。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教员在国民党内部身兼多职，每天忙得都没时间完成本党内部的事务。被一些自己的同志嘲讽是抱国民党的大腿。国民党右派也排挤教员。又劳累，又委屈，直接就病倒了。回到韶山冲养病期间，对周边做了调研，之后形成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间是1925年。什么叫主动性？任何条件下都是去完成沿着终极目标而进发的阶段性目标。缺乏主动性的人，总是把条件与具体事务往死里绑定。条件变了，具体事务就歇菜了。要沿着条件去做事，而不是摁住事务去找条件的麻烦。
因为做事能力突出，又被汪精卫请到广州来负责一方面事务。又是任劳任怨的扑了上去。现在经常听到00后整顿职场，只要是老板就都是资本家。只要是资本家就就都要斗争。一些老板的嘴脸确实可恶。同时年轻人在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不是应该更主动点做事吗。搞不懂，这就起敌意且肤浅的职场。狠狠的做几年牛马把自己的能力快速提升很有必要。
关于思想胜利我有个非常乐观的判断，在如今这个快速实践与快速阅读的条件下，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场较小的思想胜利，三个月可以完成一场较大的思想胜利。
简述：思想速胜需“主动做事+快速总结”。教员从1920年马克思主义小白到1927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七年完成认知跃迁，核心在于实践中不断重构理论。作者批判“经验重复”与“思想自卑”，强调主动调整路径（如教员养病期间调研写阶级分析）才能突破认知惯性。提出当代人可借助快速实践与阅读，一个月实现“较小思想胜利”，三个月完成“较大思想胜利”。
六，理论进化：实践论的新范式
胜利来自于正确决策。而速胜则来自既正确又具备创新性的决策。正确来自理论，而创新性来自去理论。这就把速胜论的难处勾勒出来了，没有理论站不稳正确，囿于理论出不了创新。理论而去理论，才能实现速胜。教员曾经亲自说过，他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实践论》。在我看来。“实践论”说的就是理论而去理论。这篇文章托名为“速胜论”，说的本质是实践论。
“理论而去理论”，这个解在哪里，我的答案是，“进化”。进化是可以持续产生新理论。新理论的产生，不是否定旧理论，而是对理论的发展。正如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员发展了马列主义，小平发展了教员思想。对于很多人而言，形成一套理论已经是难得了。还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所谓新理论就在形势下对新事物做出的结构性判断。为什么要形成新理论，就是对新事物相关问题做出低成本的以及确实有效的解决。所以，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旧问题用旧理论。新问题就需要用新理论。有一种“经典派”，认为天下没有新鲜事，都在“圣人”的论述中。我是严重反对经典派的。其一，新鲜事不断涌现。为什么断言它是新鲜的，技术不同，货币不同，主义不同。其二，就算有所谓的经典在，也是银行保险柜存在，凭你的呼唤百遍它就会现身。如此，无论这个经典理论是不存在还是真存在，切身问题，还是需要形成自己的理论，新的理论。
在一般的话语体系中，就实践与理论对立起来看。并且因为现实中有大量理论家做成不了事，甚至成为做事的阻碍，比如教员反复批判的“教条主义”，导致在实践过程中，理论与理论家成为一个颇具负面含义。理论是具有一定确定性，自圆其说。如果实践是理论的反面，那么实践就是不确定的。既然实践是不确定的，那还研究啥，干了完了。如此论述，议题的能量等级一下来就降下来了。教员文章实践后面加一个“论”是要论述一些确定性出来。一般理论有确定性但是有效性匮乏。一般实践具备有效性但确定性匮乏。它们之间要形成一个转换点与结合点，我的判断是，“再理论”。形成了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完整过程。现实场景是。我们带着一些理论，开始实践，解决问题，发现部分理论是不管用的。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反馈，总结出新理论出来。可以说，实践是新理论的启发。以及，实践是旧理论的应用。敢于实践不难，难在敢于新理论。产生不了新理论，就脱离不了周期律。
如果有一种理论是速胜的，那它的根本点一定不是任务清单。而是带来你一种视野与逻辑，让你认定世界是新的，是持续增长的。如此，你就只需要用一个新理论去接住这个新世界。速胜的过程不是我在追逐新世界，而是新世界在追逐我。
简述：速胜依赖“正确且创新”的决策，需通过实践迭代理论。教员《实践论》揭示“理论-实践-再理论”循环：旧理论解决旧问题，新实践催生新理论。作者反对“经典派”教条主义，主张理论必须进化以适应新事物（如技术、货币变革）。速胜论本质是“理论而去理论”，以进化视角持续生成新范式，使实践者被新世界追逐而非被动适应。
七，历史必然：速胜论的唯一性
把教员与“速胜论主义者”挂靠在一起，一些“虔诚者”可能会觉得缺乏敬意。在我的脑海中冒出这个关联的时候，是觉得有些轻佻。一个运筹帷幄之中的统帅，套上“速胜论”好像成了成功学大师了。毋庸置疑，要完成胜利并且是快速胜利是如今很多人的生存必要，别说后天的事，顶多可以支撑到明天。“明天就要胜利”是一个基本前提。同时再看看，明天就要胜利有没合理性与路径。是有的。去年一年写了300多篇文章，我总结它们的总目的是“命运大模型”。命运也是一件事情，相对其他的是极大且极复杂的。只要是事情，就有转动的可能性。转动决定于流动性。一者是思想的流动，二者是资源的流动。在目前的形势在，存在这一种局部的发展，在这里，思想在快速流动，资源也在快速的流动。快速流动导致了命运可能发生快速转动。在命运可以快速转动这个大前提下，“明天就要胜利”是可以充分实现的。所以，速胜论既是很多人的主观要求，又是得到客观形势与事务逻辑的支持的。
在往前大胆的推导下，“速胜论”可能是唯一的胜利办法。我把教员思想分为三部分，意识形态，心力，以及办法。具体到一句话上分别是，“为人民服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及“从胜利到胜利”。胜利的最根本性办法就是从胜利到胜利。胜利就是把事情做成，把事情做成就是让资源流动起来并且集中。试想相反的场景，“不胜利”。不胜利，内部士气低落。为了争夺内部越来越小的话语权与利益，一切微小的不根本的矛盾，都会逐渐的扩大以及成为根本性矛盾。不胜利，外部交易成本会抬高，并且受困在一个较小的规模，导致价值竞争力相应的被卡死。功夫有言，“一口真气不散”。再厉害的队伍也只是一口真气而已。真气就是呼吸不绝。呼吸不绝就是从胜利到胜利。对胜利的评估，关键不在大小，而在快慢。较慢的胜利相当于不胜利。较慢的胜利意味着内部要承受较长时间的士气不振，外部要承受较长时间的交易成本过高。用一支蜡烛是烧不开一壶水的。“长期主义”的不恰当理解，如同是蜡烛烧水。要警惕长期主义成为一种安慰剂。越快越容易胜利，越慢越不容易胜利。胜利的内核是某种自动性的激活。自动性没有激活，事务就是处于推着石头往山上滚的状态。做事为什么难，创业为什么难，就是自动性没有激活。自动性为什么没有激活，就是因为胜利没有快速抵达。
为什么胜利没有快速抵达？这里存在两个误解，其一，对胜利的迫切性不够。认为胜利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清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胜利的基础条件，不是决定性条件。决定性条件是“争夺”。一者争夺可见的资源，二者争夺不可见的气运。资源与气运在哪里？一者在荒芜的旷野中。二者在实名者的口袋中。请问，争夺于旷野与争夺于口袋哪个更容易一些，无疑是前者。这也就是今人常说的红利期。在红利期，要的就是出手快，胜利快。红利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连接片，或者星星点点。善于胜利者，都是将胜利建立在红利上。红利之胜利，快则受赏，慢则受罚。通过争夺于旷野的胜利，快速实力升阶。之后就可以去争夺于口袋。清楚了快慢之于胜利的巨大区别，就会不自觉的星夜兼程，而不是“我有我的分寸”之优雅。我经常阐述一个观点，“要屁股尿流的速去胜利”。胜利一旦快起来，鼻涕都没心思擦。
再说第二个误判，被“较大的胜利”卡主了喉咙。较大的胜利是关于胜利的想法，不是胜利的事实。聪明人经常倒毙在这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心比天高就是较大胜利的想法。命比纸薄就是无法激活资源流动的自动性。胜利的反面是失败。当谋求的是较大胜利不得的时候，就是在谋求较大失败。看红军在不同阶段的战术特征，最早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再后来是阵地战。1927年到1936的土地革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发生的是政治上的阵地战，后一个阶段发生的是军事上的阵地战。不是阵地战不对，而是将较大的胜利确定于具体执行路径是不对。具体执行路径只能是确定的快速的吃得下胜利。顺便说下战略与战术的区别，战略就是较大的胜利，而战术就是较快的胜利。
稍微总结下，速胜论是我们主观上的迫切，也是客观形势与事务逻辑支持的，以及最为根本的，是唯一的胜利办法。
简述：速胜论是主观需求（生存紧迫）与客观逻辑（资源流动性）的共同选择。作者以“命运大模型”比喻，强调思想与资源快速流动可扭转命运。胜利本质是资源集中激活“自动性”，缓慢胜利如同蜡烛烧水，终将因士气溃散与交易成本过高失败。批判“长期主义”安慰剂，指出争夺红利期需“屁股尿流的速胜”，阵地战须让位于游击战的灵活速胜，唯此才能突破周期律。
最后总结：
教员的革命思想体系蕴含着独特的"速胜论"逻辑，这一特质在六个维度形成闭环论证。发展观层面，《论持久战》的持久性本质是加速度发展，1938-1945年中共军队40倍增长印证速度即生存法则。资源逻辑揭示发展源于外部资源虹吸效应，马斯克火星计划与"全国政权"目标同构，均通过宏大愿景构建资源黑洞。目标维度上，"为人民服务"超越地方割据的利益框架，形成超大规模资源承载体系，宋美龄"未尝权力滋味"的嘲讽反向印证目标维度决定组织生命力。
实践密码在于政治影响力的快速构建，《湘江评论》月产40篇雄文的创作强度，预演了自媒体时代的共识塑造法则。认知层面，毛泽东1920-1927年从理论小白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蜕变，实证"主动实践+快速总结"的思想速胜路径。理论进化维度，《实践论》打破教条桎梏，构建"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动态闭环，华为芯片突围等现代案例延续着"从胜利到胜利"的实践智慧。这种速胜哲学在数字化时代更具现实意义，资源流动与共识传播的指数级加速，使快速胜利从战略选择升维为生存必需。


以上
灰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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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5-7-8 13:25
俄乌战争落幕前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俄乌战争接近落幕了，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做的是鲁迅说的“严于解剖自己”，总结一下我们自己在其中曾经的所思所想。事实上，俄乌战争期间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认识中对这场战争的过程及其结局，同步有过心理预演。

看看泽连斯基这几年的表演及有些跟帖说他“英雄”的高赞，再看中国政府的高度且正确的外交选择和定力，我更理解毛主席当年的深谋远虑。

俄乌战争期间中国网络领域其实也以“口水战”的形式将其在中国同步预演的一遍，现在回看这一二年的“网络战略家”的长于技术性缺少战略性以至最后打脸、打脸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再继续的表演，真让人为一二十年后的中国担忧。

当时不少教授级的“战略分析家”建议“弃俄”并借此加入西方“文明”阵营，或借机从北方得点“荆州”小利，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了他们的“战略”，那今天在美国迅速转向拥抱俄罗斯的时刻，中国就会随拜登下台就瞬间成了最大的“乌克兰笑柄”。

那些喋喋不休“弃俄入美”的专家们——如果是真诚而不是成心害中国的话——的结局，还不如现在被人嘲笑的泽连斯基。

最具戏剧性的反转是，特朗普上台后，这些人瞬间失忆，迅速加入嘲笑泽连斯基的行列。

这些人不愿意想他昨天的“建议”对今天中国意味着什么？太远的北宋、不太远的苏联就不说了，近的看看目下的乌克兰、再看敘利亚和二十年前的伊拉克、阿富汗，他们难道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失败的政治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刚进入小康的国家又会“一夜回到解放前”。

明明发生在眼前，他们宁说这样的分析是“阴谋论”，不信西方文明人会搞“阴谋”。当年布哈林等也是这样，列宁说他们这是政治幼稚病，毛主席就曾要求一位真诚的高级干部读读列宁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来今天我们，尤其那些真诚的“网络战略家”们，就更要读读列宁这本书。

乌克兰战争接近落幕，中国由于有了成熟的国家战略能力才使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但问题是再过一二十年，那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且有较成熟的马列主义修养的这五十年代人已垂垂老矣，而后继者中又会有大批带有司马迁高赞的李陵式“国士之风”，而不是毛主席要求的“少文厚重”的人参与中国政治，其政治幼稚病若不改遑论病入骨髓的话，昨天北宋的靖康之耻，苏联的自残国脉，以及今天乌克兰——北宋如斯！——戏子亡国的悲剧，就有可能落在明天的中国。

毛主席晚年曾担忧过这事，有幸经过上山下乡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的这代人，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嘱托，将中国带入接近世界中心的地方。

这几天网络又开始了汹汹而来的对欧洲尤其对英国、法国集体支持乌克兰抗美的分析，这些分析不谈或不知道近现代史中的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冷战体系以及克林顿、小布什开始放弃雅尔塔体系试图建立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的努力，我们的“网略战略家”们怎么说得清目下特朗普的“反常”外交的底层逻辑呢？

我说过：知道五千年历史的人说得清五十年的事；知道五十年历史的人就能说清五年的事；如果只知道五年事的人，那五天的事也说不清。

目前我们的许多“网络战略家”的问题就在于对历史不甚了解、不甚通透或基本无知。关于战略事今天说说也就罢了，可明天这些人若像泽连斯基一样被一群群粉丝推上领导岗位，尤其是高级领导岗位，那今天乌克兰的悲剧离中国还会远吗？

我真担心一二十年后中国也会步当年苏联布哈林、戈尔巴乔夫等和今天乌克兰泽连斯基及当年口若悬河的王明等的后尘。这些人不是坏，而是得了“政治幼稚病”。避免政治幼稚病的关键还是深入工农兵，深入实践并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学习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要学好和掌握列宁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敌人——类似今天的“自由主义”——不同，列宁主义的敌人是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此列宁写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他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源头在英国，后来经德国伯恩斯坦在欧洲推进。其方式就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再正面死磕，而是钻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或借力打力，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及用对手的语言和偏好麻痹和捧杀对手。

比如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回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手法，只是抽象地说中国人有很强的合作精神，说“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民主社会主义曾横扫北半球：打倒了巴黎公社、打倒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后，又打倒苏联的社会主义，它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毛主席晚年强调要警惕的主要对象，就是列宁与之终生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党反复强调我们今后“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3页。]

现在再重温这些思想，是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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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q6553156    时间: 2026-1-16 11:03
从正师级干部的“变质”看先锋队的“失魂”：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我们聊了聊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的问题，虽然话题沉重，但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今天，我想顺着这个话题，把手术刀往深处再扎一扎。我们不谈娱乐，我们谈谈政治；我们不谈表象，我们谈谈灵魂。

引起我深思的，还是那位在直播间里哭穷、炫富的闫学晶同志。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提醒我：“子珩墨老师，你知不知道，她不仅仅是个演员，她还是海政文工团的特招入伍人员，她是正师级待遇的干部啊！”

正师级。

同志们，这个级别意味着什么？在战争年代，这是统领万千军马、镇守一方的指挥员；在和平年代，这是享受国家高规格待遇、肩负重任的高级干部。按照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到了这个级别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就引出了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窒息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作为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她的言行举止，和我们所信仰的那个主义，和我们所敬仰的那些先烈，差距会有十万八千里？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堕落，这是先锋队的“失魂”。

这让我想起了列宁关于先锋队的理论，想起了保尔·柯察金那段震撼灵魂的独白，更想起了毛主席当年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以及那个曾经强大无比的苏联，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

今天，我们就来严肃地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怀念毛主席时代的党员？



一、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重读保尔与“生命的意义”
什么是共产党员？

现在有些人，把入党看作是“进步”的阶梯，看作是仕途的敲门砖，甚至看作是一张获取特权的“长期饭票”。在他们眼里，党票是金色的，是可以兑换成豪宅、名表和子女特权的支票。

但是，让我们回到原点，回到那个信仰燃烧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党票是红色的，是用鲜血染红的。

我脑海里始终回荡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这段话，曾经是几代中国青年的座右铭，现在却被很多人遗忘在了角落里，甚至被某些所谓的“精英”嘲笑为傻气。

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

是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像闫学晶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要拼命地享受，要住大房子，要赚几百万几千万，要让子女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但保尔紧接着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图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什么叫虚度年华？在直播间里为了那点流量装疯卖傻，为了带货斤斤计较，这叫不叫虚度年华？拿着国家的高薪，享受着正师级的待遇，却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里，没有为国家、为人民输出一点点正向的精神力量，反而像个怨妇一样传播焦虑和拜金主义，这叫不叫碌碌无为？

如果闫学晶们还有一点点党性，当她们夜深人静回首往事的时候，她们应该感到羞耻！羞耻于自己占据了那么多的资源，却活成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保尔最后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誓言：“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上最壮丽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同志们，听听这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胸怀！这才是共产主义者的最高使命。

我们的先辈，那些在雪山上吃草根的红军，那些在渣滓洞里受酷刑的地下党，那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用胸膛堵枪眼的战士，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视死如归？因为他们心中装着的不是个人的小算盘，而是“人类的解放”。

而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身居高位的“党员干部”，满脑子想的不是如何解放受苦受难的大众，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儿子在演艺圈多赚几十万，如何维持自家“百八十万”的年开销时，我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深沉的悲哀。

钢铁没有炼成，却炼成了一堆腐朽的废铜烂铁。

这是信仰的迷失，这是初心的背叛。当先锋队不再追求“人类的解放”，而开始追求“个人的财务自由”时，危机就已经悄然降临了。



二、毛主席的“神预言”：从《纪念白求恩》看私有制的侵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干部，没有了当年那股子“精气神”？

这就要说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存在决定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非常透彻：“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但是，现在的社会现实是，私有制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没有被抑制，反而被前所未有地放大了。

很多人沉浸在享乐主义的泥潭里，把“发家致富”当成了唯一的人生目标。当一个共产党员的脑子里装满了私有财产的增值，装满了对物质享受的贪婪时，他离叛变其实只剩下一层窗户纸的距离。

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那篇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

毛主席为什么要纪念白求恩？白求恩是个外国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钱吗？是为了当官吗？

毛主席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请注意这八个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党员的标准画像。那时候的干部，像焦裕禄，像雷锋，像王进喜，他们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们自己。他们是“大公无私”的化身。

毛主席批评过当时的一些人，他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同志们，拿着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对照一下现在的某些人，对照一下那位“正师级”的闫学晶同志。

她在直播间里哭穷，是不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她拿着高薪却抱怨生活不易，是不是“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她对农民工、对底层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反而高高在上地炫耀，是不是“对人民漠不关心，麻木不仁”？

毛主席早就给他们定性了：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

虽然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拿着党证，交着党费，甚至当着书记、师长，但在思想上，他们早就退党了！他们早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变成了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那么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晚年要发动那样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

因为他老人家早就看透了：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彻底铲除私有制的根源，如果不能让党员干部保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那么，这支队伍迟早会变质，这个国家迟早会变色。

只要私有制的土壤还在，只要发财致富的诱惑还在，“闫学晶”们就会层出不穷。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比如正师级的名头、文工团的资源）去为个人和小家庭谋取私利，去构建一个个脱离人民的“安乐窝”。

这是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背叛！



三、前车之鉴：苏共垮台的逻辑与“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警示
我们今天讨论闫学晶，不是为了盯着一个戏子不放，而是通过她这个标本，看到了某种可怕的趋势。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结局就是——苏联解体。

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什么是基础？

理想信念就是基础，就是钙。

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个得了软骨病的巨人，哪怕肌肉再发达（经济再好），哪怕手里拿着核武器，也经不起风吹草动。

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现在的主流舆论很少去深度剖析这些话背后的阶级逻辑，但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听懂其中的微言大义。

一定要重温那段振聋发聩的讲话：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

同志们，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学题！

20万的时候，那是真正的铁军，是列宁的先锋队，所以能开天辟地；200万的时候，那是钢铁洪流，是斯大林的近卫军，所以能粉碎纳粹；到了2000万的时候，看起来队伍庞大无比，实际上呢？

领导人说：“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

为什么2000万党员里，没有一个是男儿？

因为那时候的苏共党员，已经像今天的某些干部一样，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入党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特权，为了分配房子，为了去特供商店买东西，为了把子女送到西方去留学。

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的时候，这些党员心里可能还在暗爽。为什么？因为党解散了，国家分裂了，他们手里的公权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转化为私有财产了！他们就可以从“红色的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为“黑色的寡头”了！

他们为什么要抗争？抗争了，他们就只能继续当人民的公仆；不抗争，他们就能成为人民的主人！

这就是理想信念丧失后的必然结果。

当一个先锋队，不再相信“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而只相信“为人民币服务”时，当他们像闫学晶一样，只关心自己儿子能不能赚一百万，而不关心国家命运时，这个党其实就已经被掏空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领导人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

这段话简直就是在这个寒冬里的一声惊雷！

看看我们现在的舆论场，看看那些公知，看看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是不是也在干同样的事情？

他们污蔑毛主席，污蔑烈士，解构英雄。他们像闫学晶调侃农民一样，调侃我们的革命史。他们把土改说成是暴行，把抗美援朝说成是炮灰，把前三十年的伟大成就抹黑得一无是处。

这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不肯定毛泽东时代，如果不肯定前三十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的执政合法性从哪里来？我们的信仰根基从哪里来？

如果年轻一代都觉得毛主席时代是“贫穷”、“专制”的，都觉得只有向钱看才是“进步”的，那么当危难来临时，谁还会像保尔·柯察金一样去牺牲？谁还会像白求恩一样去奉献？

大家都会变成闫学晶，都会抱着自己的金元宝瑟瑟发抖，或者连夜绣好星条旗准备投降！

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这是前车之鉴啊！



四、唯物史观的回归：重塑先锋队的灵魂
闫学晶事件，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暴露出我们在长期的经济建设中，忽视了政治建设，忽视了灵魂的铸造。

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

他们被西方的普世价值洗脑了，被消费主义洗脑了。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是遥不可及的。他们觉得：“讲那些大道理有什么用？不如搞点钱实在。”

这叫什么？这叫唯心主义，这叫庸俗实用主义。

作为毛主席的学生，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就存在于我们对私有制的每一次反击中，存在于我们对特权的每一次批判中，存在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每一次实践中。

毛主席时代为什么能创造奇迹？为什么能在通过原子弹、氢弹？为什么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因为那时候的人，有信仰。

那时候的工人，不计报酬地加班，因为他们知道工厂是自己的；那时候的农民，战天斗地修水库，因为他们知道土地是集体的；那时候的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先锋队。

这种精神原子弹，是任何物质刺激都买不来的。

而现在，我们恰恰丢失了这个最宝贵的武器。我们试图用钱去收买人心，用高薪去养廉，结果呢？养出了贪官，养出了闫学晶，养出了一群不知感恩的白眼狼。



尾声：不仅要组织入党，更要思想入党
同志们，写到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闫学晶只是一个缩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在我们的先锋队里，还有多少个闫学晶？还有多少个“身在汉营心在曹”的所谓党员？

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整风时就说过：“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今天，这个判断依然振聋发聩。

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更来自内部的变质。

如果任由这种“闫学晶式”的价值观泛滥，如果任由我们的干部变成高高在上的老爷，如果任由先锋队变成利益集团，那么，苏联的悲剧，真的离我们很远吗？

我们不能等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那一天才去后悔。

作为新时期的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做的，就是拿起思想的武器，去批判，去斗争，去唤醒。

我们要告诉那些迷茫的青年：不要去羡慕那些豪宅名表，那不代表尊严。真正的尊严，属于保尔·柯察金，属于雷锋，属于千千万万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劳动者。

我们要告诉那些变质的干部：回头是岸。如果不从灵魂深处割除私有制的毒瘤，如果不真正回到人民中间来，历史的审判终将到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现在无论是舆论环境还是社会风气都充满了铜臭味，但只要我们心中的信仰不灭，只要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还在，我们就还有希望。

让我们重温入党誓词，不是为了走过场，而是为了寻找那个丢失的灵魂。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是我们在这个动荡世界里，唯一的立身之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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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2-15 11:55
读《毛选》，全天下的骗子只有一个伎俩，编造辉煌的历史，许诺你精彩的未来，要你牺牲你的现在



读《毛选》越久越懂，骗子的伎俩之所以能得逞，本质是利用了人脱离实际、贪念捷径、忽视当下的人性弱点，而毛选的核心智慧，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调查研究、立足实际、把握当下。

骗子从不会和你谈真实的现在，因为现在是看得见、摸得着、无法凭空忽悠的，他们只能用虚假的过往制造信任，用虚无的未来勾起欲望，最终让你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当下，这是所有骗局的底层逻辑。

而毛选的思维，就是让我们戳破这层虚假的面纱，回归实际，守住自己的现在。

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个话题聊透。

老规矩，本文收费阅读，请记得在文末打赏（年费，200元。

单篇，1元）。

接下来，直接上干货。

01

编造辉煌的历史，是虚假的“认知锚定”，违背毛选的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毛选的核心智慧是实事求是，而毛选始终强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骗子编造辉煌的历史，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彻底违背，其目的是为你建立一个虚假的认知锚点，让你在错误的认知基础上做出判断。

骗子口中的辉煌历史，往往是无凭无据、无法追溯、不可验证的，他们会用模糊的表述、夸大的词汇，为自己或自己的骗局披上一层 “靠谱” 的外衣，让你觉得对方实力雄厚、值得信任，从而放弃对事实的调查和验证。

而实事求是的核心，就是不盲从、不迷信，对任何所谓的 “辉煌历史”，都要刨根问底、查证核实，用客观事实代替主观臆断。

毛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要基于真实的调查和实际的情况，而非凭空的表述，这是识破骗子第一步伎俩的关键：不被虚假的历史迷惑，只看实实在在的证据。

02

许诺精彩的未来，是虚无的“画饼充饥”，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毛选始终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毛选里的量变质变规律更是明确告诉我们，任何美好的结果，都离不开当下持续的、有效的量变积累，未来的精彩，永远建立在现在的努力之上。

骗子许诺的精彩未来，恰恰是违背这一客观规律的，其目的是利用人急于求成、想走捷径、贪求不劳而获的人性弱点，为你画一个触不可及的大饼。

骗子口中的未来，从来都是 “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就能收获丰厚回报”“只要牺牲当下，就能一步登天”，他们刻意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循序渐进，抹去了从现在到未来的必经过程，把未来的精彩变成了可以凭空获得的东西。

而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也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未来的每一份精彩，都是现在的每一次努力、每一份积累换来的。

骗子的这一步伎俩，就是用虚无的幻想勾起你的欲望，让你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未来，放弃真实的现在，这是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公然践踏。

03

要你牺牲你的现在，是骗局的终极目的，现在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唯一根基

毛选强调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而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而言，所有问题的主要矛盾，永远是立足现在、做好当下的事。

因为现在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唯一桥梁，是所有价值的生发点，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在，再辉煌的历史都是虚假的，再精彩的未来都是虚无的。

骗子所有的铺垫，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让你牺牲自己的现在 —— 牺牲时间，去参与一个毫无价值的项目；牺牲精力，去追随一个虚假的目标；牺牲钱财，去投入一个不靠谱的骗局；牺牲选择，去绑定一个没有未来的关系。

这些当下的东西，是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是你创造属于自己未来的根本，而骗子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根本拿走，变成他们的利益。

毛选告诉我们，想要实现美好的未来，就要从当下的小事做起，从实际的行动出发，而不是牺牲当下去换取虚无的承诺，牺牲现在，就等于失去了创造一切可能的基础。

04

识破所有骗局的底层逻辑，是践行毛选智慧，立足当下、守住现在

毛选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识破骗子伎俩、远离骗局的核心，就是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践行毛选的核心智慧，始终立足当下、守住现在，不被虚假的历史迷惑，不被虚无的未来诱惑。

这份主观能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动调查，对任何编造的辉煌历史，都主动去查证、去验证，用事实代替轻信，不被虚假的认知锚定；二是理性判断，对任何许诺的精彩未来，都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衡量，认清 “没有现在的积累，就没有未来的精彩”，不被虚无的大饼诱惑；三是坚守底线，始终守住自己的现在，凡是让你牺牲当下的时间、精力、钱财去换取虚无未来的，凡是让你放弃实际的选择去追随虚假目标的，无论包装得多精美，都坚决拒绝。

这就是毛选思维教给我们的防骗核心：守住现在，就是守住自己的人生。

写在最后

读《毛选》越久越明白，世间所有的骗局，都是纸老虎，因为它们的根基是虚假的、是脱离实际的。

而唯一能戳破这层纸的，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现在，就是毛选教给我们的实事求是、立足当下的智慧。

人生最靠谱的活法，从来不是牺牲现在去换取虚无的未来，而是立足当下、做好现在，用每一个真实的现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真正精彩的未来。

这是毛选教给我们的道理，也是对所有骗子最有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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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2-15 21:06
没有救世主，那毛主席是什么？


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上一篇文章发布后，反响很热烈。我们谈论了什么是真正的“伟大”，谈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那些真正为了大多数人谋幸福、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鞠躬尽瘁的人，才配得上“伟大”二字。

而在评论区里，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极具代表性的问题。他说：“子珩墨，你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里也是这么唱的。但是，我们又唱《东方红》，说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两者之间难道不矛盾吗？会不会相抵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就好在它触及了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特别是如何看待毛主席这样一个由于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人民深切怀念的领袖的核心逻辑。

今天，我就想专门花点篇幅，不仅仅是回答这位朋友的疑问，更是要和大家一起，把这个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我想写一篇文章，以此来回应大家的关切，也以此来纪念那位心中只有人民的老人。

这篇文章，我们就要以此为题：为什么说“救世主”是虚妄的，而“大救星”却是真实的？为什么毛主席自己不承认是神，却被人民奉为星辰？

一、何谓“救世主”？——剥开精英主义的傲慢画皮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救世主”这个词，在西方的语境里，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或者说，带有一种极度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

所谓的“救世主”，其核心逻辑是：我高高在上，你们卑贱在下；我全知全能，你们愚昧无知；我赐予你们生存的权利，你们必须对我顶礼膜拜。

在“救世主”的叙事里，人民群众是什么？是迷途的羔羊，是待宰的牲口，是如果没有“神”的指引就会坠入深渊的群氓。在那些自命不凡的统治阶级眼中，历史是由他们创造的，秩序是由他们建立的，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那是老爷们“赏”的。

大家想一想，封建社会的皇帝自称“天子”，说自己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万民的。这就是典型的“救世主”心态。他认为江山是他的家产，百姓是他的子民（实际上是奴仆）。如果你饿死了，那是你命不好；如果你活下来了，你要谢主隆恩。

再看看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那些大财阀、那些所谓的“民主灯塔”的政客们，他们是不是也有一种“救世主”情结？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文明”，代表了“真理”，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拯救”那些他们眼中的“落后国家”。结果呢？他们带去的不是和平，而是战火；不是富裕，而是掠夺。他们嘴上说着“拯救”，心里想的是“奴役”。

所以，《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话振聋发聩！它是在告诉全世界的无产者：不要指望那些高高在上的剥削阶级会发善心来救你们，不要指望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来改变你们的命运。

这一句歌词，是否定了“英雄史观”，否定了“君权神授”，否定了少数精英对历史进程的垄断。它是在唤醒奴隶们的自主意识——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那么，回到那位朋友的问题：既然没有救世主，为什么我们还要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里就要说到一个本质的区别：“救世主”是自封的，是用来麻痹人民的鸦片；而“大救星”是人民在绝望中看到的希望，是人民自发给予的、最质朴的感恩与爱戴。

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二、何谓“大救星”？——绝望中的引路人，黑夜里的火把
“大救星”这个词，不是毛主席自己封的，也不是共产党中央文件里规定的，它最早其实是陕北的老百姓唱出来的。

大家要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去理解。

那是怎样的一个中国？

那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的中国。

那是“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中国。

那是“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中国。

三座大山压在头顶，军阀混战，列强瓜分，土豪劣绅横行乡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卖儿卖女，易子而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那样一个黑暗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的时候，中国人民就像是在茫茫黑夜的大海中挣扎的溺水者，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死亡的威胁，每一次抬头都看不到岸边。

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来了。共产党来了。红军来了。

他们不一样。

他们不抢老百姓的粮食，反而打土豪分田地；

他们不欺负老百姓的女儿，反而帮老百姓挑水扫地；

他们不把老百姓当牛马，反而告诉老百姓：“同志，站起来，我们是一样的人。”

当陕北的农民李有源，看到红军来了以后，天亮了，地分了，恶霸被打倒了，日子有盼头了。他看着东边升起的太阳，心里激动啊！他没什么文化，不懂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他只知道，如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他早就饿死了，或者被地主打死了。

在他心里，毛主席就是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的人，就是把他从苦海里救上岸的人。

这种恩情，叫什么？这就叫“救命之恩”。

对于一个溺水的人来说，那个把他拉上来的人，是不是他的“救星”？当然是！

对于一个在黑夜里迷路、快要冻死的人来说，那个举着火把走在前面带路的人，是不是他的“大救星”？当然是！

所以，《东方红》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的“救星”，不是宗教意义上那个高高在上、让你跪下膜拜的神，而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把你当人看、带你走出生天、为你谋幸福的亲人、恩人、领路人。

“救世主”说：“你们要听我的，因为我比你们高贵。”

毛主席说：“我要听你们的，因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就是根本的区别！

毛主席这个“大救星”，他救人的方式，不是施舍，不是恩赐，而是唤醒。

他不是像神仙一样变出一堆粮食分给大家然后走人，他是告诉大家：“土地本来就是你们的，地主老财凭什么剥削你们？我们要团结起来，把它夺回来！”

他不仅救了人民的命，更救了人民的魂。他让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不是奴隶，原来我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把毛主席称为“大救星”，与《国际歌》的精神不但不矛盾，反而是高度统一的。因为毛主席这个“大救星”，正是通过教导人民“全靠我们自己”，才实现了对旧世界的颠覆。他是带领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导师，而不是代替人民去行动的保姆或神祇。


三、毛主席的自我认知：唯物主义者的彻底与坦荡
刚才我们说了人民怎么看他，现在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怎么看自己。

这才是最让人动容的地方。

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伟大，生怕别人不把自己当神。他们给自己封各种尊号，修生祠，炼丹求长生，恨不得万世不朽。

但是毛主席呢？

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比谁都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比谁都清楚个人的局限性。

大家还记得吗？建国初期，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军衔，要把这个头衔授给毛主席。大元帅啊，那是多少武将梦寐以求的荣耀。可是毛主席怎么说的？他摆摆手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当，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都不方便。”

他拒绝了。他一生中最喜欢的称呼，不是“主席”，不是“统帅”，而是“教员”。

斯诺采访他的时候，谈到个人崇拜的问题。毛主席当时的态度非常辩证。他承认，在特定的革命时期，为了团结队伍，为了对抗敌人的威权，某种程度的集中和声望是需要的。但他内心深处，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是一丝嘲讽的。

他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句话被西方人误读了很多年，其实他的意思是：我就是一个行走在风雨中的苦行僧，我不受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我要打破旧世界的规矩。

到了晚年，毛主席对生死的看法，更是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1961年，毛主席在会见蒙哥马利时，谈到了自己的死。他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撒到海里喂鱼。”“我们要准备好，人总是要死的。”

后来他又多次提到，人死了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因为这叫“物质不灭”，叫“新陈代谢”。

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庆祝什么？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如果人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那地球上早就站不下了。”

同志们，大家细细品味一下这句话。

一个被亿万人高呼“万岁”的领袖，一个被视为“红太阳”的伟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恐惧，没有丝毫的留恋权位，更没有幻想自己能成仙成佛。

他用最朴素、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构了自己的生命。

他认为自己只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一部分。他的生命来自于人民，最终也要回归于物质，回归于自然。

这种胸襟，这种气度，哪里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能比的？

那些自封的“救世主”，活着的时候要人跪拜，死了以后要人建陵寝，恨不得把世界都带进棺材里。

而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说“为人民服务”，死了以后说“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看作是历史规律的执行者。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

他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这句话，他不是说着好听的，他是真信，并且践行了一辈子。

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百万群众的欢呼，面对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他脱帽致意，喊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口号：

“人民万岁！”

这四个字，就是对“救世主”理论的最强有力的回击。

历史上，只有喊皇上万岁的，哪有皇上喊百姓万岁的？

只有要百姓为君主尽忠的，哪有领袖说自己是人民勤务员的？

毛主席这一喊，把颠倒了千年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回来。他把被踩在泥土里的老百姓，捧到了天上；他把高高在上的神坛，砸得粉碎。

所以，当人民唱《东方红》说他是大救星的时候，那是人民的一片丹心，是百姓发自肺腑的感激。

而当毛主席喊“人民万岁”的时候，那是领袖的清醒，是革命者对历史动力的深刻洞察。

这一唱一喊之间，不是矛盾，而是共鸣。

是人民对领袖的信任，与领袖对人民的依赖，形成的一种绝无仅有的血肉联系。



四、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历史的终极审判
为什么毛主席能成为“大救星”？为什么他能超越那些所谓的“救世主”？

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字：公。

评论区的朋友提到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八个字，极好！

什么叫“救世主”？往往是极端的“私”。

他们救世是为了统治，是为了荣耀，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们的出发点是“我”，落脚点还是“我”。

而毛主席的一生，是彻底的“公”。

他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六位亲人。

哪怕是到了晚年，身体那样不好，眼睛看不清了，腿脚不灵便了，他依然在读书，依然在思考中国的前途，依然在担心老百姓会不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的遗产。

他没有为自己的子女谋求任何特权。

甚至连他的稿费，最后都交给了党和国家。

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地、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

正是因为这种“无我”的境界，他才能够容纳亿万人民的心声。

正是因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人民的心里才装得下他。

那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那些试图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精英，他们或许能喧嚣一时，或许能靠着权力和金钱风光一阵子。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他们的权力消散，当他们的金钱成土，他们留下的只会是骂名，或者是被遗忘的尘埃。这就是“私者一时”。

而毛主席，他把自己融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只要人民还活着，毛泽东思想就活着；只要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还在，毛主席的精神就还在。

这就是“公者千古”。

我们今天怀念毛主席，尊称他为“大救星”，不是因为我们要搞封建迷信，也不是因为我们想找个神来拜。

而是因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太需要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了。

我们看到太多的“聪明人”，都在算计着怎么捞钱，怎么出名，怎么把别人的财富装进自己的口袋。

我们看到太多的“精英”，指点江山，却根本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甚至看不起老百姓。

在这样的对比下，毛主席那个穿着打补丁衣服、吃着红烧肉（还要算计着是不是超支）、心里装着五洲四海的身影，就显得越发高大，越发让人热泪盈眶。

他是大救星，因为他不仅救了过去的中国，他留下的思想，依然在救今天的我们。

当我们迷茫的时候，读读他的书，就有了方向；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想想他走过的路，就有了力量；

当我们被不公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举起他的旗帜，就有了勇气。


五、辩证法的胜利：死而不亡者寿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关于“辩证法胜利”的话题。

毛主席说，他死了是辩证法的胜利。这意味着他坦然接受自然规律。

但是，老子也说过：“死而不亡者寿。”

肉体的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毛主席作为唯物主义者，对此看得比谁都透。他知道自己也是碳水化合物组成的，也会氧化，也会衰老。

但是，精神的死亡，却不是必然的。

有些人，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因为他们的灵魂早就腐烂了，他们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是资本的奴隶，是权力的傀儡。

而有些人，死了却还活着，而且活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力。

毛主席就是后者。

大家看看现在的网络，看看现在的年轻人。

以前，公知们忽悠大家，试图解构毛主席，试图往他身上泼脏水。他们以为，只要把那个“神像”推倒，人民就会忘记他。

可是，结果呢？

结果是“教员”这个词在年轻人中火了。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开始主动去读《毛选》。

结果是每年的9月9日和12月26日，韶山广场上人山人海，那是人民自发的海洋，没有谁组织，没有谁强迫。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现实中碰了壁，在社会的毒打中看清了真相。

大家发现，原来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在应验。

大家发现，原来真正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真正为我们打工族、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说话的，还是只有他。

这就是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

历史转了一个圈，人民的认识螺旋式上升了。

当初，我们可能只是朴素地觉得他是大救星，因为他让我们吃饱了饭。

后来，在某些思潮的冲击下，有些人动摇了，怀疑了。

现在，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他不仅仅是吃饱饭意义上的救星，更是精神上、思想上、政治道路上的大救星。

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本死的教条，而是一把屠龙的宝刀。

只要这把刀在手，人民就有能力斩断一切试图重新套在身上的锁链。

所以，朋友们，不要纠结于字眼。

不要觉得《国际歌》和《东方红》矛盾。

《国际歌》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靠神仙皇帝，我们靠自己。

《东方红》是我们的情感：我们在靠自己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位最好的领袖，他带领我们把“靠自己”变成了现实。

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很久很久。这就是“大救星”的现实意义。

但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救星，恰恰是因为他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坚信“人民万岁”。

这是一个伟大的悖论，也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尾声：继承遗志，才是最好的纪念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我已经把道理讲得比较清楚了。

对于那个评论区的朋友，我想对你说：你的思考很深刻，这说明你没有盲从，这正是毛主席希望看到的。他不喜欢盲从的人，他喜欢善于思考、敢于质疑的人。

毛主席从来不希望我们把他当成神像供在庙里吃冷猪肉。

他希望我们把他当成老师，当成战友。

他不需要我们给他磕头，他需要我们接过他手中的火炬。

今天，我们说“公者千古，死者一时”，我们说“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不仅仅是口号，这是誓言。

我们要学习他的唯物主义精神，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强权。

我们要学习他的辩证法思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看清方向，在困难面前看到光明。

我们要学习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那个自命不凡的“救世主”时代，已经被他终结了。

但是，要把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国变成现实，还需要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世世代代去努力。

他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剩下的路，要靠我们自己走了。

当我们走得累了，走得迷茫了，抬头看看，那颗星依然在天上。

那颗星，叫启明星，叫北斗星。

它是大救星，指引着我们，永远向着东方，永远向着光明，永远向着人民！

同志们，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历史。

公者千古！

私者一时！

人民万岁！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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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3-15 22:42
我们总是被资本思想所侵蚀压迫着，总是不自觉地脱离无产阶级立场！


有些东西总是悄悄的，等你发现也许已经晚了。而最隐蔽的奴役，恰恰是思想上的自我投降

在今天，很多人能看清加班的疲惫、生活的压力、分配的不公，却看不清真正支配我们的，是无孔不入的资本思想。

我们明明依靠劳动谋生，却在为资本逻辑辩护；明明身处普通劳动者群体，却在鄙视底层、崇拜特权；明明被异化、被裹挟、被消耗，却把这一切当作“天经地义”。

这不是个人道德问题，而是阶级立场的不自觉偏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当我们长期浸泡在资本塑造的价值观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掉最根本的立足点——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

立场一歪，看世界就会颠倒；

思想一乱，人生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与迷茫。

资本思想的本质不是财富，是对人的精神统治。很多人把“资本”等同于“钱”，这是最大的误解。

按照《资本论》的科学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对失去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一方，进行剩余价值索取的关系。

资本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经济上的剥削，而是思想上的统治。

它不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文化、舆论、消费、成功学、价值观，把一套“有利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悄悄装进每个人的脑子里。

它通常在舆论层面把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人努力差异”，掩盖分配制度的根源。又会把劳动者的牺牲美化成“奋斗”，把剥削者的获利歌颂成“能力”。

甚至是把消费等同于幸福，把地位等同于尊严，把金钱等同于价值。

最为致命的是把阶级团结拆解成个体竞争，让劳动者互相鄙视、互相内耗。

这套逻辑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让被压迫者认同压迫，让被剥削者接受剥削。

当你开始觉得“老板很难，打工人要体谅”；当你觉得“底层穷是因为不努力”；当你鄙视体力劳动、崇拜不劳而获；你已经不是身体被支配，而是精神被殖民。

我们为什么会不自觉脱离无产阶级立场？这个问题还是要结合毛泽东思想的智慧才能看透。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反复强调：立场问题，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原则问题。

普通人之所以容易动摇，不是因为不善良，而是资本思想的渗透，精准击中了由社会关系总和所塑造的人性与现实的弱点。

资本从不正面攻击，它只是顺着人的欲望、焦虑、虚荣与侥幸，悄悄替换掉我们原本的阶级自觉。具体根源，在于以下三点：

1. 阶级身份被刻意模糊，我们认不清“自己是谁”

现代社会不再用标签划分阶级，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永远清晰：

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

只要你不掌握土地、厂房、设备、核心生产资料，必须用时间、体力、脑力换取收入，无论你是白领、技术岗、管理者、自由职业者，本质上都属于劳动者阶层。

资本却用“中产”“精英”“高端打工人”等概念制造幻觉，让我们误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从而脱离本阶级、鄙视本阶级、背叛本阶级。

这是最隐蔽、最成功的思想操控。

2. 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既想反抗，又想“爬上去”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一针见血：他们具有革命热情与妥协动摇的两面性。

很多人明明身受压迫，却总抱有幻想：“再努力一点，我也能成为规则制定者。”

正是这种幻想，让我们在关键问题上骑墙、犹豫、站队资本。

我们不是站在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上思考，而是站在“个人投机”的角度思考，最终成为资本思想的俘虏。

3. 理论的缺失：我们没有武器，只能被动接受洗脑

绝大多数人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剩余价值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真正读懂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没有理论，就没有判断力；

没有判断力，就只能被舆论带着走。

资本思想趁虚而入，把它的价值观，变成我们的“常识”。

所以我认为立场失守是普通人一切痛苦的总根源！

立场错了，越努力越痛苦；方向偏了，越清醒越绝望。

第一，价值扭曲，把人异化为工具

资本逻辑的核心是“物支配人”，无产阶级立场的核心是“人支配物”。

丢掉立场，我们就会用金钱衡量一切：人的尊严、家庭、健康、良知，都可以标价。我们不再是生活的主人，而是资本增殖的耗材。

第二，敌我不分，站在伤害自己的一边

看到劳动者维权，说是“矫情”；

看到底层艰难，说是“活该”；

看到资本无序扩张，说是“市场规律”。

这不是客观，这是被驯化后的麻木。

第三，出路迷失，在别人设计的迷宫里耗尽一生

没有立场，就没有方向。你跟着资本的指挥棒内卷、焦虑、透支，以为爬上某一级台阶就能解脱。



但马克思早已揭示：在资本主导的逻辑里，劳动者永远无法通过个体奋斗实现真正解放。

你追求的不是幸福，是资本给你画的虚假幻象。

那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


很多人对“立场”有误解，觉得是空洞的政治术语。

我尝试用最朴素、最实事求是、最贴近生活的话来讲，其实无产阶级立场，简单总结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始终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

第二句，尊重劳动、崇尚实干，反对不劳而获、反对剥削压榨、反对特权思想；

第三句，坚持公平正义，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崇拜资本、不跪舔强者、不鄙视弱者。

这不是激进，不是复古，而是做人的良知，做事的底线，看世界的清醒。

站稳这个立场，你会瞬间看清：谁在创造财富，谁在占有财富；谁在默默支撑社会，谁在坐享其成。

那么我们如何来抵御思想侵蚀，站稳立场呢？我尝试给出一套最落地的清醒法则，供大家借鉴。

我不空谈理论，只给能立刻用、能守住本心的方法：

1. 遇事三问，立刻刺破资本洗脑

遇到任何观点、任何热点、任何鸡汤，先问自己：


它在维护劳动者利益，还是维护少数人利益？

它在讲公平正义，还是在合理化剥削？

这个想法是我独立思考的，还是被灌输的？

一问定真假，二问定是非，三问定立场。

2. 拒绝“精神资本家”，不替强者说话，不踩弱者一脚

永远记住：你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资格替资本辩护。

同情剥削者，不会让你变成剥削者；只会让你在被压迫时，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3. 回归群众，回归现实，拒绝云端幻觉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群众路线。

少看炫富短视频、少信成功学、少沉浸在精英叙事里，多看看身边的劳动者、基层群众、普通家庭。

你的根在哪里，你的立场就必须在哪里。

4. 用理论武装自己，做思想上的明白人

读《资本论》节选、读毛选、读唯物史观，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拥有看透本质的武器。

当你懂了剩余价值、阶级分析、历史规律，资本的一切伪装，都会在你面前无所遁形。

5. 守住独立人格，不被消费主义绑架

资本控制人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制造欲望。

你不需要用奢侈品证明价值，不需要用地位证明尊严，不需要用内卷证明努力。

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高贵——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底气。

贤语：可以被生活磨砺，但绝不被思想奴役

我们可以平凡，可以普通，可以为生活奔波，但立场不能歪，良知不能丢，根不能断。

资本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思想；可以支配我们的劳动，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灵魂。

在这个思想纷杂的时代，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记得自己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站在人民一边。

不要被资本思想悄悄侵蚀，不要在不知不觉中，背叛生你养你的劳动阶级。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守住你自己——

守住清醒，守住尊严，守住作为一个劳动者，最本真、最光明、最不可战胜的力量。

最后再给一句忠告:没有立场，谈什么是非都是从利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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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3-15 22:47
《毛选》里最扎心一问：为什么你读了那么多道理，还是站不到巨人肩膀上？


我是老杨。

前天见了个创业的年轻人，抱着一摞书，眼睛放光：

“杨哥，我把《毛选》划了八百条重点，能背三十段，这回总该成事了吧？”

我问他：“你最近赔的那个项目，是啥原因？”

他愣了三秒：“市场……市场不好吧？”

我没说话，指了指他书里夹的那页便签——

上面工工整整抄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脸红了。

今天不灌鸡汤，就聊一个扎心的事：

为什么有人把圣贤书读成了行动指南，有人读成了心灵鸡汤？

一、你读不懂，是因为你不是“目标读者”
（先把你划得五颜六色的书合上）

《大明王朝1566》里有句话，我记了十年。

胡宗宪对高翰文说：

“你的才情只适合诗文风雅，不适合谈国事。圣人的书是用来读的，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

当时我不服：圣人的书怎么会百无一用？

后来生意赔了三回，离了一次婚，进了两次ICU，我才明白——

不是书没用，是我没资格用。

《资治通鉴》是写给谁看的？是给皇帝和宰相看的。

你一个刚入职场的愣头青，翻开第一页就想学帝王术？

人家省略的，是你压根没经历过的——人心的算计、利益的博弈、底线的拉扯。

我最早读《矛盾论》，觉得懂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多简单！

直到我那个餐饮店要倒闭时才发现：

我连“主要矛盾是口味还是地段”都分不清，懂个屁。

教员写这本书时，身后站着的是十年武装斗争的血，我身后站着什么？站着一本崭新的笔记本。

记住：圣贤书只给骨架，你要用自己踩过的坑去填血肉。

二、道理都对，但你的“前提条件”不对
（先别急着站队）

我问你个问题：

有人说“准备好了再出发”

有人说“摸着石头过河”

哪个对？

我告诉你，都对，也都错。

关键看你站在哪儿。

项羽背水一战赢了，马谡背水一战死了。

巴菲特长期主义赢了，你跟投长期主义亏了。

同样的道理，换个屁股，结果完全不一样。

我以前特别困惑：为什么同一本书，教员能读出“农村包围城市”，王明能读出“城市暴动”？

后来想明白了——

王明拿着苏联的地图，想走中国的路。

教员呢？他先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闻了十年的土腥味。

所以我现在见创业者，第一句话是：

“别跟我讲你的商业模式，先告诉我，你在这个行业里趴了多久？”

三、怎么才算“真读懂了”？两句话的事
第一句：读懂了，就是能补齐作者没说的话

鲁迅写阿Q，你以为是在骂阿Q？

他骂的是那个时代，但留了半句没说：换了时代，精神胜利法能救命。

我现在压力大睡不着时，就对自己说：

“老子就是阿Q，咋了？儿子打老子，老子睡个好觉明天再战。”

这叫活学活用。

第二句：会用了，就是知道“这句话在什么场景下成立”

“细节决定成败”对不对？对。

但你天天盯细节，就没时间看方向。

“不拘小节”对不对？也对。

但你大大咧咧惯了，就会死在细节上。

方法没有高下，只有合不合适。

合适的方法，就是你把“前提条件”搞清楚了。

四、普通人怎么练“活学活用”？
（三招，能记住一招就不亏）

第一招：每读一段，问自己“这和我有啥关系”

不是“这道理好牛”，是“我上个月遇到的那件破事，能不能用这个解释”。

建立不了联系，你就没真懂。

第二招：每学一招，问自己“这招在什么条件下失效”

知道什么情况下不能用，比知道怎么用更重要。

边界感，才是真本事。

第三招：把书放下，先去办事

《实践论》说透了：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

你连梨都没咬过，光看《梨子栽培指南》，能看懂个屁。

写在最后
如果你现在：

读了很多书，遇到事还是懵

收藏了一堆方法论，不知道用哪个

觉得自己懂了，一做就废

明天开始，给自己三鞭子：

找一句你背得最熟的道理，用你上周遇到的破事检验一遍（能对上，说明你真懂了）

遇到两个相反的道理，别急着选边站，先问“我的场景适合哪个”（这叫独立思考）

每周少读一本书，多处理一件烂事（烂事里藏着的，才是真经）

点赞、转发给你那个“书读太多、事办太少”的朋友。

关注老杨，咱们一起，当个“活明白”的人。（深入交流可加微：87990809，备注：毛选根据地）

这篇是在工地门口写的——等朋友看材料，蹲马路牙子上敲字。

旁边工棚里，几个工友在打牌，笑声比挖掘机还响。

我突然想起那句话：

“圣人的书是用来读的，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

但你要是真读懂了，这百无一用的书，能让你在这百般无奈的世道里，活出个人样。

如果你从这堆字里找到一点能用的——

扫1块钱，当给这老家伙买包烟。

明天抽着它，继续跟生活过招。

不打赏也行，点个“在看”，留句“老杨你工地活儿干完了没”也可。

这世界——

死读书的还在背教条，活读书的已经盖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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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3-16 15:29
《毛选》：如何区分生活中的左派和右派？


你知道《毛选》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主席是为了什么而写的吗？他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

第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第二种是左倾机会主义，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

第一种简单来说，就是右派。他们感觉自己力量不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力量，也不知道去哪里争取同盟军，代表的是一种妥协和退让的态度。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右派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人做事总是缩手缩脚的，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他们看见别人去做新项目，也想去干一番事业，可是却害怕失败，害怕失去当前的铁饭碗，于是就会找各种借口安慰自己。

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只会一味地妥协。他们以为退让就能换来和平，结果只会被别人欺负得更惨。

这就像当年右派对付反动派一样，越妥协敌人就越嚣张。可见右派的本质是不敢面对现实的矛盾，没有斗争的勇气，他们还高估了眼前的困难，低估了自己的能力。

我就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一辈子庸庸碌碌，错过了很多好机会，平时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还幻想别人能发善心救他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种就叫左派。这里的左派指的是犯了「左」倾错误的人。这些人不顾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工作，他们只想大干，整天有各种幻想。

我们身边的左派一样有很多人，他们是急性病患者，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比如他们今天刚开始做自媒体，就想明天有一百万粉丝，做事根本也不看实际情况，只凭着一腔热血做事。

他们当中有的人还借钱去炒股，卖掉房子去创业，他们觉得只要自己拼命干，就一定能成功，这种就是典型的盲动主义。

这些人不去做市场调查，也不研究客观规律，遇到了不同意见的人，他们就马上给别人扣帽子，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他们在人际关系上也是这样，对人的态度比较激进，不懂得团结大多数人，结果把朋友都得罪光了。

既然右派和左派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毛主席就建议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做好调查，不凭主观想象，也不凭一时的热情去做。

比如你想要开一个小店，就去街上数一数人流量，看看同行是怎么赚钱的，再算一算自己的本钱等。当你把这些情况都搞清楚了，再决定干不干——这就是实事求是。

因为你了解了实际情况，才不会盲目乐观，也才不会盲目悲观。这时你就能稳扎稳打地去做，一般都不会出现大的失误，你开什么店都不会太差。

这样一来，你就避免了犯下左右倾的错误，也就不会成为左派或者右派了。

这样还不够，你还要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你以为自己经历过几件事，就什么都懂了，实际上时代一直在变，你不学习新东西就会落后。

《毛选》里有一句话就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理论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实践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图片
我们读书也是一样。你读了很多书却不去用，就等于白读了。当你在生活里摔了跟头，不去读书找原因，以后还会再摔跟头。

你只有把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再去生活中试一试。你试出了好结果，就继续用，试出了坏结果就赶快调整。这样做的话，你就避免了做事冲动的左派做法，也不会像右派那样怕这怕那，困在经验里出不来。

另外，你还要学会客观地看待问题，不能像左派那样暴躁，也不能像右派那样懦弱。即使遇到了困境，你也不要抱怨环境，而是在逆境中寻找破局的方法，你才能变得越来越强。

其实生活中的左派和右派，代表了我们人性里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胆小怕事，另一个极端是冲动冒进。这不是说你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都有，只是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果你想要克服这些弱点，就要像《毛选》里说的那样，除了识别出生活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之外，还有留意身边的左派和右派，不要被他们影响，而且自己也不要做这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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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3-25 14:20
教员晚年的孤独


教员晚年的孤独已经达到极致的程度, 过去在革命时期, 虽然在过程中受到无数次的打击和挫折, 虽然身边没有真 正意 义上能够完全理解他的路线的人, 虽然受到很多次的 质疑,但是好在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 只要教员的路线方针被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大家就能拥护他和他的路线和思想。

但是到 了 晚年阶段,他的思想比革命时期更加的超前, 能够真正意义上理解的人可以说更少 了。 那些因为他 "往往都是对的" 而拥护他的人,也只是机械式的拥护。他和他的思想.更不用说, 有很多人连目的都不一样了

人们往往简 单的把教员晚年的孤独理解为反对他的人多了, 事实是连拥护他的人都没有 彻 底的理解他 。 像那时候,他肯定回想起当年在遵义会议之前差点被 "开除党籍" 的经历了, 甚至于说 "重上井冈山‘’这样的话。 可是, 事物违背不了客观规律, 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向世人证明他的路线了。

他需要靠拥护他的人来执行他的思想,而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彻底跟上他的思想。教员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 要从思想上跟他们斗争, 而那些人政治水平过于低下,在政治斗争中一通乱持,抹黒了他。四十八年, 望中犹记, 喂血工农路。教员几时伤害过他的同志,几时不是从思想上折服他的同志和敌人。

教员看的好远, 这种远使得理解的人越来越少,使得支持的力量越来越少,使得执行的质量越来越差。使得后来的人错误的认识晚年的他。

晚年的教员, 他超越了常人和常理, 清醒敏锐地知道:资产阶级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 而是化生。也就是说, 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 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 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 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这就注定了, 资产阶级将幽灵附体, 也将会以某种方法实现复辟。

晚年的他是非常痛苦的, 他无法跨越历史, 一步踏入共产主义。 因为他发现他穷其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 他发现生生死死水里来火里去一起消灭恶龙的同志又开始长出了鳞片。他发现千千万万死去的殉道者还是不能让一切逃出历史周期

他开始哭开始绝望, 于是在绝望中他开始做出人生中最后一次斗争。"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 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 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过粉碎罢了。

为了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 为了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进行义无反顾的最后打击, 才有了无数人无法理解的、最悲壮的、孤寂而苍凉"自下而上"的远征。这是远远超越万里长征的长征。只是巨大的历史惯性, 往往会将事情推向反面,走入另一个极端.

每思至此多垂泪, 可怜池边落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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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3-26 20:39
读《毛选》：急事慢做，是定力；难事稳做，是能力；大事提前做，是远见——人和人的差距，不在天分，在策略


很多人做事，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事情一急，就乱；事情一难，就慌；事情一大，就拖。

读《毛选》之后发现一个道理：
一切问题，首先是认识问题，其次才是行动问题。

我是「深夜书房」。
今天我想和你继续聊一聊——

为什么真正的高手，都在“慢、稳、提前”里赢。

01

急事慢做：不是慢，而是先把“认识做对”
在《毛选》中，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于这句熟悉的话，你可能觉得不以为然，但其实他告诉我们另一个道理：

在没有搞清问题之前，一切行动都是盲动。

为什么我们只要一着急就容易做错？

因为我们在情绪上头时，就会本能的：

放大问题的紧迫性。

忽视问题的复杂性。

马上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

但是往往我们进入“解决问题”的模式后，反而会将事情搞砸，因为我们经常在解决问题之前，连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都没搞清楚。

《毛选》中强调的“调查”，本质上就是让我们“慢”：

不着急开始，要看清问题结构

不着急下结论,要反复验证。

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越是很紧急的事情，越不能急着做。

先要对事情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再将问题进行拆分。

否则，你所有的努力不是解决错误，都只是将错误放大。

02

难事稳做：抓住难事的关键点
我们遇到很难的事情，就很容易陷入混乱：

被局部的难点困住出不来。

同时需要处理多个问题，精力无法集中在主要难点上。

情绪很容易被难点影响。

我们普通人为什么对于难事会容易混乱？

因为我们面对难事会本能的错误的：试图同时解决所有问题。

结果就事：

精力被分散。

节奏被其他事情干扰、打乱。

而《矛盾论》中提到一个关键的方法：

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

也就事说：

问题再多，也会有一个关键点，只要解决了关键点，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要知道：
很多事情之所以难，不在于问题多，而在于我们找不到关键点，分不清主次关系。

而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很多的“难”，就会自动消失。

03

大事提前做：要走在变化前面
很多人做一些大事，总是做不好，或者慢半拍。

因为他们的做事节奏是：

事情来了 → 再处理 → 再补救

而高手的节奏是：

在大事确定了，但还没开始之际就已经着手准备了。

在《毛选》在关于战争的战略问题上有这样一句话：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

也就是说：

真正厉害的人，关注的事情从来不是眼前，而是全局，对于大事，要懂得提前布局。

这就是“提前”的本质：

要在问题出现之前做好预案

要在事态变化之前做好预判

要先于别人行动，做自己的先驱者

“提前”的本质，就是对于趋势的提前判断。



04

写在最后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懂得：什么时候该慢、什么时候该稳、什么时候该提前。

总结一下就是：

1、急事慢做，先把“认识做对”。

2、大事稳坐，先抓住“主要矛盾”。

3、大事提前做，要走在事态变化之前。

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是：

该慢的时候急、该稳的时候乱、该提前的时候拖拉。

那意味着你急需做出改变，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态，请记住：

急事慢做，是定力；难事稳做，是能力；大事提前做，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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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浅贝    时间: 2026-4-1 17:52
为什么总有人非要把革命者想成是在捞好处？


说真的，这个问题我想聊很久了。

不是因为这种论调有多难反驳，恰恰相反，它其实很容易反驳，难的是很多人根本不想听。

他们不是在认真讨论历史，他们是在找一个能让自己感觉看穿了一切的叙事框架。一旦嵌进去，什么都能往里套，你给他讲再多史料也没用。他们特别喜欢搞一些所谓的阴谋论。尤其是每当提到我们第一代革命者，提到那些建国初期的历史事件时，这帮人总喜欢戴着一副看透一切的有色眼镜，用那种极其庸俗的小市民思维，去揣测革命者们的努力和付出。

在他们的逻辑里，好像只要是个人，做任何事就必然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所谓的革命，所谓的理想，不过是包裹在政治斗争外衣下的夺权游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私人获取更大的利益。

说实话，我之前在文章里也断断续续聊过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再往深了讲一讲，看看这些人的思维到底有多荒谬。

那些总是嚷嚷着初代革命者是为了一己私利的人，可能根本没搞清楚那代人是从什么阶层走出来的。

咱们客观地讲，初代革命者里头，家境出身优渥的不差钱的比比皆是。在那个大字不识几个，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能读书识字，甚至能出国留学的，你以为是普通人家？很多都是地主家的少爷，名门望族的后代。

如果说他们真的只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了给自己捞点真金白银，那他们完全有太多的捷径可以走。他们大可以去投靠当时的国民党，或者在旧社会里继续当他们的少爷，他们本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享尽了荣华富贵。

干嘛非要去干革命呢？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干革命，可不是现在坐办公室里敲敲键盘，那是真要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做这种随时会掉脑袋的买卖。你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内心有一种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如果不是为了某种超越个人的宏大理想，有谁会放着安稳富贵的日子不过，天天去深山老林里吃草根啃树皮，去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碎银几两去玩命，这账怎么算都算不过来吧？

那些喜欢搞阴谋论的人，仿佛觉得人生来就是喜欢跟人内耗，喜欢跟人斗争的。这种对人性极端险恶的揣测，其实暴露出的是他们自己内心的狭隘，可能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就觉得这世界就是什么样吧。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跳出来反驳了：你说得这么高尚，那建国前，建国后，党内难道就没有政治斗争吗？

有，当然有。但是，咱们必须得搞清楚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所谓的政治斗争，绝非像很多小人想象的那样，是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大多属于一种更深层面的冲突——路线之争。

什么叫路线之争？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都有一颗救亡图存的心，都想着怎么把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拉出泥潭，但是，大家认为应该采用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方法不一样，所以必须去争论去斗争，去验证到底谁的方法更正确，谁的路线更能为国家，为老百姓谋福利。

这就像是一个企业快破产了，董事会里大家都在拼命想辙，所有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企业变得更好，而不是像很多人阴暗地想着是为了攫取更多的私人利益。

咱们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早期长征时期的那几次反围剿。那几次极其惨烈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最典型的路线之争。当时的局面，几乎就是毛主席以一己之力，在对抗王明博古李德这些留苏派的路线。

你能说王明博古这几人是携带私心，或者说他们是不想革命，想搞垮红军吗？显然不是。

如果他们真不想革命，以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完全可以投靠国民党去换取荣华富贵。这几个人也是有着革命理想的，但问题出在哪？出在他们过于教条主义，全盘照搬了苏联的那套理论，完全忽略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殊性。他们不懂中国的山沟沟，不懂中国的农民。这种脱离实际的路线，导致了几次反围剿的损失惨重，直到用无数鲜血的代价，才最终彻底确立了毛主席为中心的领导层。

这叫争权吗？这叫为了革命能活下去而寻找正确的出路。

同样的道理，建国后的一些历史事件，也被很多人拿来当做高层内斗的谈资。很多人一提到当年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几起几落，被批斗被打倒，就喜欢用政治阴谋去套。

但这玩意儿是单纯的政治斗争吗？你往深了看，这是建国后最明显，也最深刻的路线之争。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一穷二白，怎么搞工业化？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生死难题。

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两位，当时主张的是全盘学习苏联模式，也就是以苏联那种工人领导农民的格局，集中力量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在当时是一条见效快的路子。

但是，毛主席不这么认为。毛主席的视角更宏观，他看到了中国极其特殊的国情，当时的中国，90%的人都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大字不识。如果照搬苏联模式，以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优先发展城市工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90%大字不识的农民，是极容易被直接排除在工业化的红利之外的。

长此以往，城市里的工人享受了工业化的成果，而农村的农民依然在泥地里刨食，这很容易在社会内部形成一种全新的工人贵族阶层。而这，绝对不是我们最初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完整构想。

要知道，社会主义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反对剥削、反对阶级、反对压迫。

毛主席的愿景，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90%的农民，都能够参与到这场工业化的革命路程之中，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先让一部分人变成新的特权阶层。

正是因为这两条国家发展路线的根本性不同，中间才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歧，乃至出现了后来的那些事件。

可这哪里是那些阴谋论者想的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获得权力和财富？这背后是对几亿老百姓命运的不同考量。

这时候可能还有人要抬杠：哎呀，你说的这些，中国古代历史上不都有吗？你看那些历史名臣，哪个最后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历史不总是惊人的相似吗？

这能一样吗？拿古代封建王朝来套新中国，这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

中国古代是封建王朝，他们建立政权的初衷，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稳定的财富，稳定的权力，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享受特权。

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中国，按照现在的说法，玩的是一个单机游戏。在东亚这片土地上，他们没有太强的外敌环伺，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所以，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内部，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疯狂地内卷，全心全意去搞自己的小金库，维护大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

但是新中国能跟封建王朝一样吗？

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们的立国之本就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对阶级，要消灭血统论。我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和政府，这是我们坚不可摧的法统，没有人敢去推翻这个，也没有人敢去质疑这个。

我们的根基和方向，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而且，我们现在玩的不是单机游戏了。

内部，我们一切围绕着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外部，那是真正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你看看周边的国际局势，小日子在旁边左右横跳，这段时间出了多少幺蛾子，甚至自卫队成员居然入侵中国大使馆，这种恐怖行径明显就是在不断地作妖，搞小动作。

在这么一种内有建设重任，外有强敌环伺的局面下，哪个领导人敢为了一己私利，去赚那点可能被遗臭万年的小钱？国家一旦倾覆，个人的那点利益算个屁啊。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被西方的那套叙事给带偏了。中国跟西方，在文明的底层逻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美国、英国、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历史相对短暂，而且文明属性偏向于海盗文明。他们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原生本土文明，而是吸收了其他原生文明的东西延伸发展来的。

海盗文明的特点是什么？是重商主义，是掠夺，他们只重眼前的利益，很少去看长远的，历史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那么深厚的古人和历史典籍去教他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中国不一样啊！中国是标准的原创型文明，我们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走到国家领导层的人来说，对名留青史的执着，是远远超过西方人的。

封狼居胥、流芳百世，这是多少中国古代和现代领导人梦寐以求的最高追求！

人生短短一辈子，如果能有让后人几千年都铭记的丰功伟绩摆在前面，那点碎银几两，那点物质享受，哪还能吸引得了人家的注意？

大家应该都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吧？从底层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到中层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再到最顶层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于那些革命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是最顶层的精神需求，是自我价值在历史长河中的终极实现。这种纯粹的精神状态，岂是那些只知道算计柴米油盐的小门小户思维能明白和理解的？

所以啊，那些喜欢搞阴谋论的小人们，其实什么东西都在学西方。他们脑子里装的，是西方那种短生种文明的功利逻辑。

他们没有经历过铁与火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历练，没有源远流长的史书作为精神承载。他们怎么会知道，现今世界上发生的绝大部分博弈和事件，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都能找到清晰的记载和应对之策？

我们是有老师的，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历朝历代的祖先。因为有传承，所以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有东西都可以按照我们的传承，一步一步去重铸我们的辉煌。

这种基于千年文明所带来的底气和格局，是那些精神上早就跪倒在西方人脚下的殖人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最后说一句。

能把所有人的动机都往最低处想，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清醒。这种所谓的清醒，本质上是一种很深的局限。

因为你只能理解你自己，所以你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你心里装的是什么，你就觉得别人心里也是那些东西。

历史不管这些。几代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几十年里把几亿人拉出了贫困，这件事就摆在那里，不需要任何人来替它辩解。这种事，靠私心算计是堆不出来的，靠内耗争斗更堆不出来。

几千年的文明传承，教出来的人，眼界不是那样的。

那些精神上早就跪倒在西方逻辑脚下的人，大概确实很难理解这件事。也不怪他们，夏虫不语冰，不是它坏，是它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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