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文化2019-12-19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
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论持久战》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实践论》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悲观主义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毛选》，怎么是我的东西呢？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连一个文章都要请你们苏联同志来看一眼？不是的！请你们来中国看看，是要你们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啊……
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
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呢，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我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但《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他蒋介石！
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
我们很多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小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注意右派的进攻！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老人家为什么会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长征？为什么会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风？为什么会在十年后想起了苏共二十大？“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叫人寝食难安。一路走来，他太了解身边的这些老战友、老同志们了。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我将无后吗？嗯，毕竟我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另一个疯了…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就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他是盲动主义者，他竟然不要党的领导……他主张到处点火…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必须通过革命手段解决的矛盾。
学者特里尔认为，中共拿枪杆子的日子结束之时，摆在新生的中国面前的就是新的东西：各种预算，各地区之间的争吵，下级军官中间的争斗，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以及革命成功后产生的政治道德问题与权力保鲜保质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而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嘛……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志向大者，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也；反之，志向小者，则所学小、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故有志之士，必先确立伟志，发其动力，才能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
跋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盲从立志，就如无源之水，无根浮萍，又焉能长久乎？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们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四十六年，桑榆非晚，柠月如风。史书一代又一代，皆是庙堂之「官」尔。只有主席是亲人。
次年6月，主席更有精辟揭露：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学生与教授是两个绝对隔阂的阶级，不论庐江中学的这个孩子有没有意识到，他都已经完成了一件伟事：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地扒下了一个封建、愚昧且带有一定文化买办性质的反动阶级的皇帝新衣。
四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主席又说：我们有些同志，不允许群众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合肥庐江中学的这个学生抢过话筒的动作，已经通过舆论传播给全国所有站在讲台上的人以警告：90/00后乃至05后已经悄然崛起了，不论你们这帮价值观塑成于80年代的「HS派」——陈宏友正是1985年前后上的大学，人生观铸于其时——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就摆在你们面前。这部分老派文化买办、反动学术权威们，要么自己自我进阶、完成提升，要么就坐等被拍死在“孩子们”的洪流中。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
八年后那个火红的盛夏，《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的目标。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平均每十二天接见一次，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般，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着保卫新中国政权、保卫亿万工农阶级利益的红卫兵。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八次接见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千余万人有幸与毛主席一同捍卫着共和国的青春。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这段回荡在历史中的重音，仿佛辉映着今天这位未及弱冠的孩子，“如果有人胆敢搞修正主义，孩子们‘造反有理’！”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
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更是一个学习“知识应当如何使用、为谁使用、为谁掌握”的政治大讲堂。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多么虚伪。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竭力把学校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他们从来不想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格的工具！
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从去年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毒教材”揭发清算大潮，到如今破天荒的中学生大砸教授场子，教育领域过去二三十年在“去革命化”、“与国际接鬼”的历史巨浪裹挟下所沉积的种种时代弊病，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地步。教育系统的深府高台、讲坛之上的滔滔师者、教材教具的政治方向，这三个核心要素内藏的一众污秽沉垢，多年来已孵化培育了两代不止的数量庞大的逆向民族主义精英。
两年后情况愈发复杂，主席再发警告：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
就在那两个月前，主席还郑重致信过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21905年，美国颁布《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地爆发了抵制美货、焚烧美货、杀死美国传教士的行动。这次的事件给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罗斯福写信，主张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刚，有长远打算。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给老罗斯福写信，称：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每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约有六千人，而赴美的才几百人。哪国能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就能在商业和精神上获取最大回报。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我们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及及时掌握管理方法，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我们的课程将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应用、公关技巧、评估能力、领导艺术等方面，采取案例教学为主的方式。
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切乱象的背后，都是历史深处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灭。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二十年花费了大概 四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四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参与下，美国组织了一起动静磅礴的反华反共活动，此处不多赘述。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福特基金会的策划下，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樊姓人、贺姓人、张姓人、萧姓人等齐聚一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也是在2018年，或者说，“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合召开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的教育部才对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座谈，此后我们才陆续出台了《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规定》……除了福特基金会，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冷战时期壮大、担负起白宫和中情局对外作战任务的NGO组织，不处不在中国的领土兴风作浪。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创立的国际事务学院，专门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政府策反活动。1947年，卡内基资助了美国的六所大学发展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到1952年，这两个基金会已经为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1953年，福特基金会向一百零四名年轻的美国人提供奖学金，资助这些人在国内或者国外从事有关亚洲和近东研究。其中，二十五人从事近东研究，五十一人从事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二十八人从事近东和中东问题研究。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训和研究，目的是要强化美国对外国地区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渗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策动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维”。不要忘了，不仅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NGO，还有一大帮与美国财阀深度勾连的NGO，如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等等……在许多反华事件中，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某些医药财阀控制的NGO，这两年的疫情中我们已格外熟悉。推荐阅读：辉瑞Paxlovid背后，一条隐秘的暗线根据刘佑平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到2012年之前），美国NGO组织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两百亿元，其中17%注入中国民间组织，82%都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分别为31%、30%和21%。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鼓吹“给中国学生减负”（实质是吃肉又砸锅、转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务系统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会的马前卒。所以，回头望去，诸位还会为今天充斥在娱乐圈、演艺界、文化口、教育部、舆论场、新闻业的那些殖壬现象感到惊奇吗？
1905年秋天，大连日军军政署正式颁布《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明确华人学堂的目的是：第一着眼点应是教育，聘用的教师必须是日本人。与此同时，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也配合主张：对占领地的民众，总的原则是实行人身征服即战争征服和精神征服并重的方式。
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颁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并开办了第一所招收日本儿童的大连学校——大连寻常小学，开始了让日本后代渗入大连的步伐。一方面为布施日本文化，一方面是把我国（指日本）之政治，公明正大示诸土著人（指中国人、大连人），培养一批懂日本语的土著人，以便我国公私事务。
造反有理，砸场无罪。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在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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