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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生的意义 [打印本页]

作者: 浅贝 时间: 2019-10-28 16:11
萧功秦：为什么我们追求的都是庸俗的成功

萧功秦（1946—），湖南衡阳人。1946年9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出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中国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应邀在德国、瑞士、法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大学与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

庸俗的“成功”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对于“超越性”追求的漠视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
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传统文化的制约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
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

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8-24 20:01
退休后的特首林郑月娥，沦落到在香港租房住？

黄梅文哲 2023-08-02 20:23 发表于广东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她是香港回归以来的首位女特首。

林郑月娥出生于香港底层，父亲只是个船员，她从小就读天主教办的学校，后来考上了香港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政府工作。

在当选为香港特首之前，她已经做到了政务司司长。

可以说，从底层家庭，逆袭到香港特首，还是一个女性，林郑月娥真的不简单。

从1980年进入香港政府工作算起，到卸任时，她在香港政府工作了42年。

2022年6月30日，65岁的林郑月娥正式卸任香港特首。

担任特首的5年，她和家人住在政府官邸礼宾府里。

卸任时，有热心的记者问她：请问您退休后，住在哪里？

林郑月娥从容地回答：退休后将在香港租房住。

做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居然一直没有在香港买房？

2020年，香港政府官员申报房产，资料显示，林郑月娥在香港没有置业，她的丈夫在中山有一套房子，加一个车库，且是用来自住。

在2017年，林郑月娥就表示，自己在香港置业有困难。

此时，她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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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的香港特首，居然在香港买房子有困难？

照说香港政府官员的工资不低，林郑月娥为何一直没有在香港买房？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特首的年薪。

在香港，特首的薪资待遇是很透明的：2020年，香港特首的年薪是521万港币，2021年，香港特首的年薪是508万港币。平均下来，每个月薪水约42万港币。

担任特首期间，她住在政府提供的官邸，所以无需在房屋方面有任何支出，主要是其他的日常开支。

本来，一年500万港币的薪资不低，凑个首付，向银行贷款买房，置业不难。

但是，林郑月娥在担任特首的第三年，也就是2020年8月，她受到了美国制裁。

这个制裁有什么后果呢？

香港的汇丰、渣打、星展这些银行都响应制裁，冻结了香港许多高级官员的相关账户。

林郑月娥的账号被冻结后，她就没法再使用银行账户，只能用现金，就连政府给她发工资也是以现金的形式。

如此一来，她也没法向银行申请贷款。

这是林郑月娥一直没买房的客观原因。

那么，在被制裁之前，她一直在政府工作，薪资也不低，为何也一直没有买房呢？

这个问题，也许要从林郑月娥的成长背景说起。

林郑月娥1957年5月出生于香港一个底层家庭，她本来叫郑月娥，她结婚后冠以夫姓，所以成为：林郑月娥。

她的父亲是浙江舟山人，母亲是宁波人。父亲是船员，母亲没读什么书，一共育有5个子女。郑月娥排行第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

郑月娥童年时，一大家子人（一共8口人）住在香港湾仔一栋唐楼的板间房里。

所谓的“唐楼”，就是没有电梯，没有冲水厕所的房子。

所谓的“板间房”，就是用木板隔出来的房中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群租房。因为家里人口众多，房间里只能摆高低床。

而郑月娥放学回家后，只能将床当桌子写作业，因为住得实在是狭窄，连张书桌都放不下。

虽然母亲没读什么书，但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到了郑月娥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积极努力地为女儿寻找学校。

幸运的是，湾仔当时有一所天主教办的学校，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这是香港著名的女校，当时乐于招收中下阶层子女。

6岁的郑月娥很幸运地进入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从小学读到了高中。

读书期间，郑月娥几乎每年都考第一名，有一次考了个第4名，她回家还痛哭了许久。

凭着优异的成绩，郑月娥顺利地考上了香港大学。

郑月娥从出生到21岁，家里一直租房住，而且因为家里孩子多，又有老人，所以住得很狭窄。

直到21岁那年，她的父亲才终于攒够钱买房，而且还向银行贷了款。

房子买在南丰新邨，是三房的格局，建筑面积为627平方尺，换算成我们熟悉的平方米，就是69平方米。

这在内地人看来，面积不大，但是在香港算是比较宽敞的了。

考上香港大学，成为郑月娥命运的转折点。

港大毕业后，1980年，她顺利进入香港政府工作，此时她23岁。

工作的第二年，她被派到去英国的剑桥大学进修，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她内心十分紧张。在剑桥大学进修时，郑月娥骑自行车遭遇车祸住院。

当时，在剑桥读书的香港籍学生们，得知消息后，都来看望她。这其中有一个正在剑桥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的男生，叫林兆波。

两人由此相识，并且互生好感，后来谈起了恋爱。

林兆波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本来留在英国也有很好的机会，但是为了郑月娥，他放弃国外的大好机会，回到了香港发展，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

1984年，两人正式结婚。此时，郑月娥27岁，结婚后，她就冠以夫姓，从此叫：林郑月娥。

郑月娥在1991年生下了长子，三年后，又生下次子。

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林郑月娥每天准时下班吃饭，陪伴孩子，推掉了很多应酬，为的就是与孩子一起吃晚饭。

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在养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没有请过佣人。

林郑月娥任社会福利署长时，因为工作原因，有很多慈善晚会、筹款活动邀请她参加，但是她一概推掉了，原因在与她希望多点时间与孩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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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其实遇到过不少难题：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林郑月娥此时担任掌管财经事务的库务局副局长。

2003年爆发非典疫情，当时林郑月娥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负责社会保障。

当上特首后，新冠疫情绵延不断。

可以说，都是硬骨头，都被她碰上了。

而且，她在成为特首前，三个特首都很赏识她：在董建华当特首时期，她被赏识，担任社会福利署署长。

在曾荫权任期内，她由公务员转为问责官员，担任发展局局长。

梁振英当特首后，同样很看好她，2012年，林郑月娥在时任特首梁振英的提名下，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

能让三个不同的特首都赏识自己，真的不简单。这倒不是说林郑月娥非常擅长搞好与上级的关系，而是她的工作态度、做事风格，深得上司的喜爱。

2003年，非典事件过后的第二年，林郑月娥升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这是首长级职位，从此她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顶峰时期。

但到了2004年9月，林郑月娥主动申请调任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这个职位与之前的职位相比，下降了两个级别。

此时，林郑月娥47岁。这相当是自愿降级、降薪，让很多港人觉得匪夷所思。

原来，这一年，她的儿子13岁，正是敏感期，她是为了儿子的教育和心理调试，才做出这个决定。

长子林节思后来在接受采访说：“我上中学时，母亲在政府已经担任高职，作为公众人物，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同学们经常以此取笑和攻击我。

我那时年少气盛，常常与这帮同学吵架，影响到了学习，还把坏脾气带回家。

母亲很担忧我的情绪，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主动向政府提出降职调至伦敦，带全家到英国生活。

林郑月娥和两个儿子而后来林郑月娥是这样解释自己宁愿降级去伦敦的原因：

“大儿子当时13岁，从小学升到中学，可能有一些适应的问题，另外，那个时候我作为官员，处理一些很有争议性的事，当时新闻报道有一些不好的新闻，孩子受了一些打击。”

从这点可以看出，林郑月娥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以及身心健康。她很敏感地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并且积极寻求解决方法，在权衡自己的仕途前景与孩子的前途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到了伦敦后，远离了香港的是是非非，长子林节思的心理问题和心态都得到了很多的调节，开始专心学习，后来还考上了剑桥大学。

在伦敦呆了差不多2年半，2006年3月，林郑月娥才返回香港，出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晋升为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

2007年7月，随着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她接受任命，出任发展局局长。当时的特首是曾阴权。

2007年，林郑月娥担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时，她住在东芦的一栋别墅里。

东芦位于山顶，一共有14栋别墅，它属于香港政府的产业，当然能入住这里的，都是级别非常高的政府官员。

房子位于山顶，所以视野极其开阔。从外观看，比较简朴，但房子实用面积有300多平米，还带一个200多平米的花园。

在香港，能有这样宽敞的居住条件，算是很好的了。

2007年7月，林郑月娥升任发展局局长，升职后，她就从东芦搬到了阳明山庄，阳明山庄一共有18座住宅楼，一共1180个住宅单位，房子面积从60多-400多平米不等。

林郑月娥当时租住在阳明山庄一个使用面积100多平方米的一套房子。

当然，这里租金也不便宜，目前100来平方米，租金水平为五万多港币。

2012年，林郑月娥升任香港政务司司长，当时她就住在港府提供的官邸----政务司司长公馆里。

政务司司长公馆位于太平山顶白加道15号，这个公馆年代比较久，在1951年建成，面积约有1450多平米，环境非常幽雅。

太平山顶白加道2017年郑月娥当选为特首后，因为工作需要，她就搬到了更为宽敞的礼宾府里住。

林郑月娥曾经说：自己希望退休后，在英国找个小镇生活。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两个儿子都在英国上学，而且当时她因为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新闻报道比较负面，所以也有些心力交瘁，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

不过，她从伦敦回到香港任职后，她也一直没有在香港置业。

2017年的时候，林郑月娥曾公开说，自己在香港置业有困难，也就是说，她感觉凭自己的收入，在香港买房子有压力。

在当选为特首之前，林郑月娥的职位是政务司司长。政务司在“三司里”级别最高，也是地位仅次于特首的港府官员，薪资待遇也不低。

现在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是张建宗，2021年薪约445万，也就是月薪37万。

按照林郑月娥的薪资，她要是想在香港置业，也是负担得起的。

两个儿子中学阶段就到了英国念书，后来又在剑桥大学念书。

而丈夫当年也是在剑桥大学一直读到博士，在英国呆的时间也比较长。后来回到香港任职，基本上政府都有专门提供的住房，所以她觉得在香港置业不置业，不影响生活品质。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她的年薪不低，但是她可能觉得花在别的地方更有价值，比如两个儿子的教育、兴趣爱好方面。

有记者曾问她为何不在香港置业，她说两个儿子都不在香港，买房干吗？

林郑月娥很喜欢中国的旗袍。每年她都会做八九套旗袍。

有时，她在外面穿着正式的西装，细看，发现里面是一件旗袍。对中国的国粹服装---旗袍，如此情有独钟，也足见她对中国历史的热爱。

林郑月娥自己是香港大学毕业，丈夫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但她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却非常宽松。

她对记者说，她从来不会要求孩子学什么或修读什么科目。

而且，两个儿子从来没有上过补习班，也没有被要求学小提琴，也没有上过奥数班，结果两个儿子都考上世界知名学府剑桥大学，而且都读的是数学系。

林郑月娥本身就出身于底层，所以她对底层群众的生存状况一直很关心，尤其很关心弱势群体。

即使后来当上特首，她依然不忘从小生活艰苦，说自己从来没有羡慕他人，也不太计较物质条件，还笑着说，现在晚上回家，能洗个热手澡，就感觉比较幸福。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有些孩子的家长去世了，成为了单亲儿童，甚至有些孩子失去了双亲。

林郑月娥非常关心这些孩子将来的生活，她提议设立“护幼教育基金”。

她计划筹资1000万港币，用于资助这些儿童将来的成长，后来，在3个月内筹资额竟然达8300万港币！

当她卸任特首后，有记者问她：你退休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卸任香港特首职位之后，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想看很多书，更想回内地旅游，黄山、泰山、华山都没去过，还想看电视剧。”

读书+旅游+看电视剧，这便是她退休后的规划，非常的接地气。

按照香港的做法，特首卸任后，可一次性获得约625万港元的约满酬金。

图片
特首退休后，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为8万港币。虽然卸任了，但按照香港政府规定，她依然享受一系列福利与礼遇，比如政府专车接送、保镖服务等，还可以使用前行政长官办公室。

另外，她还可终身享用几项福利：1、终身的医疗及牙医福利。2、终身享用香港国际机场的永久贵宾服务。

大家知道，香港的医疗费用特别贵，看牙医也非常贵。香港政府是从2005年开始，为所有前任特首提供支援及终身福利。

所以，林郑月娥退休后的物质保障，相对于普通民众，也是非常不错的。

据说，林郑月娥从礼宾府搬出后，她在香港的九龙租了个面积200多平米的房子，这在香港算得上豪宅了。

按照香港这个区域的租金水平，应该月租金10万港币左右。

林郑月娥今年65岁了，两个儿子一个31岁，一个28岁。

当年，她参选特首前，征求过丈夫的意见，丈夫非常理解她，在背后积极支持她。

如今，大儿子林节思在内地的小米公司工作，而且是总经理级别，想必待遇也不低。

小儿子林约希还在英国攻读数学系，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大赛多次获奖。

一家人的文化素质都很高，都在各自领域里做到了佼佼者。

最让人钦佩的是，她从一个底层家庭逆袭成香港特首，这背后完全是自己的努力。

而且在担任高级官职后，她依然非常低调、朴实，不改本色。

她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香港没有买房的特首了，现在对她的称呼应该是前特首了。

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女人，内心十分强大，不为物质、房子所捆绑，不为世俗所限定，事业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家庭也非常幸福。

敬佩这个在香港不买房的前特首！

作者: 浅贝 时间: 2023-10-19 12:03
我们与鲁迅的距离：社会的黑暗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

王晓明观世相 2023-10-19 09:11 发表于北京

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离世。此时，鲁迅才刚过完五十五岁的生日不足一个月。

在离世前几个月，因长久的肺结核与肋膜炎，鲁迅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体重降到38公斤……这一年 6 月，坚持记录自己工作与生活二十余年的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

鲁迅老得太快了。这种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它更影响心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开始更加依赖许广平的照料：“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鲁迅生命的最后在做什么？他写下了什么文字？翻阅鲁迅书信，除了18日写给内山完造的绝笔信，告知他无法赴会，便是前几日关于翻译和校对的琐碎通信。而去世一个月前，他在所作的《死》中，留下了自己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那句“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同样出自此文。最后的鲁迅，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铁骨铮铮、冷静本真的灵魂。

下文内容摘自《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一书。

01
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
它更影响心理
鲁迅老得很快。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1928年5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1934年秋末，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做矫正。
到1936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峻地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
图片1936年3月大病初愈后的鲁迅
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关乎生理，它更影响心理。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
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太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之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
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偏颇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渐大，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是趋于软化。每当在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
再往后，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论》中的那段话：“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穷不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他在这方面竟曾是如此偏执，一直要到健康很差了，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
当然，唯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不安。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相夫教子，安排起居，她会觉得多么憋气。
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02
“年纪大了，
生活越来越紧张”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1930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
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致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要继续像这样扶老携幼，四面招呼，在心理上也开始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
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活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令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劳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图片 1930年9月25日所摄鲁迅全家福
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话：“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到1935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并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1935年和1936年，无论是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还是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相当厉害。
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就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
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坏了。请看他1935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
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
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连自己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他对人世的态度自然更趋激烈。也就从1935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再论“文人相轻”》)，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半夏小集·七》)！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
就连品评古今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主要不在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诟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女吊》)简直是咬牙切齿了。
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当然是逐渐加重的。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甚至不妨说，他的几乎大部分的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
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之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势必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1936年9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死》)宁愿背负大堆的“怨恨”离开人世，也不肯稍作宽让之态：他以如此极端的自描来抒发对其“怨敌”的厌恶，显然是一点也不想掩饰对卑劣人世的决绝之情了。
图片1927年，鲁迅赴上海光华大学演讲途中摄
03
对自己的衰老，
鲁迅是非常敏感的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这几乎成为他一个忌讳的话题。1928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
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1936年春末，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地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的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我的种痘》)，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反观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习性，一旦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1920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
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账的心愿。1933年盛夏，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我的种痘》），仿佛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1936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
我想，单从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组散文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的。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和《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日本留学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几乎所有在语词上是指向“自己”的剖析，其实也都是因“它们”而起。鲁迅已经年过半百，却似乎还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认真地打量过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
他有这样的轻重取舍，是不奇怪的，几乎从成年开始，他的心胸，就很快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的了，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天下，就在自以为退居于个人天地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身外的意义之网笼罩住，不自觉地视这个退居为“不得已”。从这个角度看，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
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以这感悟照亮的生活并不狭隘，它一直扩展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但和先前的自荐于“轩辕”不同，这生活的起点是在他的“屋子里”，是从“熟识的墙壁”一步一步延伸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的，而不是像他以前常常理解的那样相反，以“轩辕”为自己寻获人生意义的起点，因此，他这感悟其实是重排了“生活”的内部结构，是要按一种新的先后顺序，重新体会人生，或者也可以说，是要给自己与“远方”的“有关”，垫进一块真正坚稳的“我”的基石。
就此而言，他终于领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可能由此体会他此前意识到确实存在的人世的大悲欢，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太多的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看到人生的这一层可能。但是，他直到现在才领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大欢乐。更何况现在还来了一个“衰老”，它以人心难以抗拒的力量，从另一面劫持鲁迅的领悟，要将它导入对以往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和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鲁迅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吧。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努力以新的方式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的里面，正埋着通向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的地道。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一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连带着也就能看破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坦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做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管自己对自己说话了。
一般来说，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容易引起恐怖的事，因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
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
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产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一位恶客。
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
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
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04
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图片1927年，鲁迅坐在厦门的坟中间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联想到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他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就说明他的心境大体还是从容的，社会的黑暗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对卑琐和黑暗的居高临下的姿态。
可是，从1930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1934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要说的话写完、封掉、寄走，而无意继续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
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出关〉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字，会使当时的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不安。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人一种涩的感觉。
他的杂感越作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
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是因为生病，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图片鲁迅逝世当日的书桌
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挨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要握住自己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6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他先已布告过的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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